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熊丙奇

近日，一则落款为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邮件在网上流传。该邮件指责知网近“千万级别”的续订费用和“苛刻”的续订条件，并表示因谈判无法达成一致，目前中国知网已暂停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对CNKI数据库的使用权限。随后，中科院图书馆处某位负责落实此事的老师向记者证实，网传的近“千万级别”续订费用和停用知网访问一事属实，中科院各大所正积极应对因停订知网带来的影响。有意思的是，知网方面表示，停用的消息不属实。（4月18日中新社）

不管停用消息是否属实，知网使用费用过高、频繁涨价，则是不少高校的共同反映。近年来，知网就多次因频繁涨价遭到不少高校抵制，从2012年至2021年的10年间，至少有6所高校发布公告，表示暂停使用知网，原因均为知网涨幅过高。

有舆论分析，这是知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漫天要价”，监管部门应该严肃查处；也有人认为，这是知网市场竞争地位决定的，因为“知网数据库资源内容的独有性以及其资源整合的一站式搜索在其他数据库很难实现”，要用知网就得付这个价。

在笔者看来，根本的问题，或不在知网，而在于国家对这种学术数据库经营的定位。学术是社会公器，学术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我国应该在国家层面，由国家图书馆等公益机构，开发面向全社会的公益性质学术数据库，同时，明确要求所有提供学术数据库的社会机构，都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不能以营利目的，以此防止学术数据库经营过度逐利，增加学术研究的成本。

从历史角度看，由于国家财力问题，学术数据库这类本该由国家委托专业机构开发、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平台，一直是由社会商业机构在做。这有优势，也有弊端。优势在于，可以利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建立文献资料齐全、功能强大的学术数据库，便于学术研究者查询、检索文献；弊端在于，“在商言商”，在逐利的驱使下，学术数据库会“店大欺客”。除了提高使用费之外，知网还经常陷入版权费用纠纷，如202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经济史学家赵德馨起诉知网，认为其擅自转载其160多篇文章，而未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事件发酵后，中国知网的做法被网友们嘲讽是“借鸡生蛋”。

值得注意的是，知网目前属于A股上市公司同方股份的子公司，这也决定了其营利性质，如果这一性质无法改变，围绕它的争议恐怕就难以停息。

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对研发的投入大幅增加。据统计，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人民币，研发投入强度（即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44%。在此背景下，国家应该开发或者收购商业机构的学术数据库，将其作为公共学术资源平台，避免其成为谋利的工具，阻碍学术研究。

另外，对于社会机构开发、运营的学术数据库，则应该明确定位为非营利性。这就好比对义务教育民办学校与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一样。过去，我国有多家以学科类培训为主营业务的上市教育公司，有的产值甚至超过千亿，但是，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过度逐利，不但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还制造社会焦虑。去年，国家推出“双减”措施，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机构，禁止上市融资，进行资本化运作。这同样适合对经营学术数据库的机构的治理，要遏制这些平台的过度逐利，就应该明确其非营利性属性，要求从上市公司业务中剥离。（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王石川

近日，广东广播电视台脸书账号Daily Bae的《Jerry中国说》专栏，推出3集中英双语融媒体深度评论，英国资深媒体评论员Jerry Grey在专栏里，分享了他亲身体验中国抗疫的见闻。据报道，截至4月18日，系列融媒体短视频在脸书平台总浏览量155万+，互动量6.4万，视频观看量13.5万。从《动态清零”是中国当前抗疫最佳选择》，到《西方媒体鼓动中国“躺平” 代价是生命》，再到《广东保供链畅通抗疫“中国策”值得世界借鉴》，每篇评论都观点明确，有理有据，都让人看到Jerry Grey的价值立场，还能感受到他尊重事实的专业态度。

Jerry Grey为何认为西方媒体鼓动中国“躺平”是对生命的无情漠视，又为何认为中国的“动态清零”举措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是中国当前抗疫最佳选择，答案不言而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Jerry Grey身为英籍人士，在英国、中国都有生活经历，他对中外疫情防控有观察，更有调查，有所见所闻，更有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观点是成立的，他的逻辑是严密的，他呈现的事实和得到的结论是可信的。

疫情防控以来，我国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有力保障了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堪称以最小成本取得了最大成效。当前，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我们必须坚持“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加强对疫情重点地区的防控指导，快速控制局部聚集性疫情。“动态清零”尊重科学，注重实际，方向是对的，效果是明显的。疫情防控两年多来，我国成功应对多轮大大小小的疫情侵袭，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共扑灭了数十起疫情。事实证明，只要更早发现疫情，更快处置疫情，更严落实防控措施，更细服务群众，就能最大程度诠释“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

再以广东疫情防控为例。疫情防控以来，广东也扑灭了多起疫情，成效显著。在出现新一轮本土疫情后，全省各地各部门快速应对，连续开展多次全员核酸检测，市场以数倍供应全力保障市民消费稳定，生产生活井然有序。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也确保了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如果我们放弃“动态清零”，随地“躺平”，后果不堪设想。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7亿，占全国人口的18.9%，尚有为数不少的老年人，并未完成疫苗接种。如果与病毒共存，结局只有一个，将有无数人遭遇生命威胁，特别是那些高龄患者、合并严重基础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可能被疫情裹挟，付出生命代价。

从疫情防控的种种实践看，“动态清零”确实是中国当前抗疫最佳选择，我们绝不能“躺平”，不能走一些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还深切意识到，一些西方媒体鼓动中国“躺平”，确实不怀好意，他们无视中国人口基数大的基本事实，他们无视中国医疗资源不够充足的现实。一旦听信他们的各种鼓吹，有百害而无一利。进而言之，疫情防控两年多来，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找到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打法，能够最大程度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无论确保供链畅通，还是压实口岸地区防控责任；无论做好群众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还是保障好群众就医需求……广东的一些做法受到多方认同，更让老百姓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事实证明，只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就能不断取得抗疫实效。从科学划定“三区”，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到突出抓好服务保障，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特别是高度关注老人、孕妇、特殊疾病患者等的生活医疗需求，做好相关物资及就医保障，再到加大利企援企安企工作力度，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等……每一个成功经验都是抗疫“中国策”的组成部分，都值得借鉴。坚持就是胜利。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立足于“防”、发力于“早”，落脚于“实”，就能决胜于“快”。尽锐出战，决战决胜，面对疫情的“反扑”，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全胜！（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阅尽

眼下的广州，每天更新着疫情通报数据。管控区内，喧闹的街道平静了许多，有专班“跑楼族”一遍遍地给居民送着菜蔬米面。尽管疫情袭扰，但千百万市民淡定地过着日子。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问，为何广州人没有抱怨，没有责骂？好像一切风轻云淡。

生活并非没受干扰，一轮轮的核酸检测，市民顶着烈日排队；有人出门上班小区就被封了，公司男女同仁索性在办公室打地铺；至于学校停课，孩子待家上网课，返工在外的父母也不无焦虑，但市民都默然承受着，自觉配合防疫。

抗疫的宏大叙事中，我们无数次致敬“白衣天使”，赞美奋斗于抗疫一线的党员、志愿者、警察、社区工作者等。他们是迎生死风险而上的“逆行者”，是抗疫主力，也堪称勇士，理应大书特书。其实，对疫情中的每个普通市民，我们同样应当抱以敬意。

想想看，全市连夜核酸检测，24小时内采集1300多万样本，这般高效紧凑的大规模排查，若无市民配合，如何做到？人员密集的老城区，街巷交错，要封控某个社区，虽有临时隔离带，但市民若不配合，又如何封控得住？面对大疫，羊城市民的表现无疑可评“优等”。

或许，这正是羊城人的理性、从容和识大体。这儿若有人违反防疫规定，定遭全城谴责。许多网友点赞广州人的抗疫配合度，表示对广州抗疫有信心，因为对“广州人”有信心。

确实，疫情考验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更考验居民的文明水平。

（作者是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贺全胜

责编 | 傅铭途 姜雪媛

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梓青 李妹妍

习惯到广州荔湾区桥中中路得兴充电站给汽车充电的司机发现，从本月起，充电站南边的一排充电桩已经不能充电。每到中午和晚上充电高峰时段，充电站南边仅停放着数辆汽车，和其他区域忙碌充电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边的配电房被拆了，导致这里16座充电桩断电。”广州得兴汽车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兴公司）负责人曾坚向羊城晚报记者报料称，自2017年建设运营以来，得兴公司按工信部门批准的建设内容升级改造的充电站，却屡次被城管部门质疑为违法建设，仅充电站上的雨棚是否属违建一事，城管部门就曾在三度出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后又两次撤销。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在上述雨棚被拆除后，得兴充电站依然面临着被清退的困境，“这些充电桩都是实实在在的投资，一下子说要搬走，我又能搬到哪里？”曾坚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高速增长，充电站亦成为电动汽车用户离不开的基础设施。广州市工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底，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6.59万个，但“荔湾、天河部分充电设施建设薄弱地区，在高峰时段使用率较高，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困惑 为何城管部门三下处理决定书却又两次撤销？

“充电桩属于高压电，雨天充电没有遮盖非常危险，雨棚是充电设施的必要配套安全设备。”曾坚告诉记者，得兴公司根据政策要求，在运营之初就向工信部门递交了建设充电站的相关材料，并于2018年3月正式取得相关登记。

他向记者出示的《广州市充换电设施建设项目登记表》复印件显示，项目除了建设充电桩、充电车位、变压器之外，还包括停车库、修车库、雨棚等基础设施，总建设面积为6500平方米，项目的签收单位为“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并盖有公章。

但令他感到不解的是，自己按工信局批准的建设内容，建设的大雨棚，却被城管部门质疑为“违法建设”。

2017年的11月10日，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次出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认定得兴充电站内的雨棚等建筑为违建，建筑面积合计4985.28平方米，并在11月17日出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但次年3月14日，该局以“需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为由，撤销了此份决定书。

仅仅几个月后，2018年7月9日，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二次出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以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同年11月，该局再次以“需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为由，撤销了决定书。

曾坚告诉记者，在此期间，因担心建设充电桩及配套设备会涉及违建问题，自己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如发改委、工信局等询问核实，又向荔湾区规划委咨询充电站及配套建设是否需要报建，“得到的答复均是无需报建，因此得兴公司又继续经营”。

2018年底，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三次出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和《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曾坚表示，基于此前两次城管部门最后都撤销了行政处理决定书，得兴充电站对此并没有在意，并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了正常的经营活动，直至2021年3月26日，充电站的雨棚和棚架被强制拆除。

“三次的告知书和处理决定书，撤销了两次，来来回回。关于违建的表述都是一模一样的，建筑物面积合计都是4985.28平方米。”曾坚指着三份文件向记者表示着自己的困惑，如果属于违建，第三次出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后，从2018年底到2021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执法部门为何既没有拆除充电站内的违法建设，也没有通知我补办任何手续？”

争议 充电站搭建的雨棚究竟属不属于“违建”？

对此，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回应羊城晚报记者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房屋已构成违法建设。且规划部门《关于咨询违法建设认定意见的复函》（荔国规〔2018〕509号）认定，上述违法建设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违法建设，责令曾某自行拆除涉案10幢建筑。因在法定期限内曾某未拆除该违建，故实施强制拆除。

在得兴公司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后，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荔综违建处字【2018】89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已确定被拆除的涉案建筑4958.28平方米属于违法建设”，桥中街道办“强制拆除行为亦具有相应的执行依据”。

对于得兴充电站的违建问题，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羊城晚报记者作出以下回应：“我局对涉案违法建设进行立案处理后，当事人才进行充电桩项目。在涉案违法建设被拆除后，若充电桩项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妨碍其继续经营。但涉及建筑物的搭建，建议当事人到规划部门办理相关报建手续。”

但曾坚心中的疑问依然没能打消。就在充电站雨棚被拆除的次月，他委托律师到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就此问题进行咨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荔湾分局回应称：“你司咨询事项为设置充电桩设施，根据《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符合该条款的建筑工程及设置设施、设备等，无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是应当根据市容环卫标准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建设。”曾坚据此认定，自己在充电站内配套设施无需报建。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李伟强律师告诉记者，根据《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选址规划、建设、运营维护技术规范指引》，公用和专用充电设施项目在开工建设前，“投资建设主体应到项目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但并没有要求到规划部门报建。得兴公司已经在工信部门完成登记备案，其取得的《广州市充换电设施建设项目登记表》中明确写有建设停车库、修车库、雨棚等。

“雨棚不是用来做厂房，只是遮蔽汽车和充电桩，和小区里的单车棚无异。”李伟强表示，广州许多充电站都建有雨棚，如果把这些雨棚视为违建，不少充电站将陷入拆除雨棚的混乱，“我们之前咨询发改委，对方也口头承认，充电站内雨棚等建筑是合法的、经过批准的”。

纠结 充电站面临征拆，周边充电需求如何满足？

得兴充电站“违建”风波尚未平息，又面临着新的搬迁难题：根据大坦沙全岛“一心、一轴、一环、两核、十景”的规划布局，大坦沙中轴线河涌景观示范段位于桥中中路，得兴充电站恰好有部分位于示范段范围内。得兴充电站的地块还涉及一处高压线下地工程。

“这些充电桩都是实实在在的投资，一下子说让搬走，我又能搬到哪里呢？”曾坚表示，得兴充电站的场地是得兴公司向广州市鸣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鸣记公司”）租赁的，承租期限为8年，从2016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止，“场地的合同期还有2年多，现在就要清退”。

记者注意到，得兴公司和鸣记公司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规定，租赁期内，如遇国家征收、征用该土地的，甲方（鸣记公司）应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得兴公司），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征收、征用土地补偿费归甲方所有；该土地上一切农作物、用于农业生产设施，以及合同期内乙方在该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装修等的补偿费归乙方所有。

记者致电咨询时，鸣记公司表示，此前已经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征收的土地大约是得兴充电站的一半，对于征拆部分地面建筑的损失，征拆方将对得兴公司予以补偿。曾坚承认确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赔偿方案还没有谈妥，现在就要对自己的充电站进行拆除。

对此，荔湾区桥中街道办事处表示：“该地块目前处于推进高压线下地的重点建设工程区域，征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关于得兴公司与出租方的合同纠纷问题，建议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更让曾坚感到无奈的是，作为大坦沙周边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得兴充电站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给1000多台车充电，如果被清退，或将对部分车主造成不便。

他向记者提供的《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显示，得兴充电站备案建设41台双枪直流桩和2台双枪交流桩，充电站项目总投资2200万元，其中设备及技术投资就达1400万元。就在记者走访当天，得兴充电站的后台实时数据显示，当天0时至17时，已有447多辆车进场充电。

那么，得兴充电站拆除后，周边的充电站能否满足车主的充电需求？

“在这里充电方便，如果拆了（对我们）肯定有影响。”时常在得兴充电站充电的出租车司机毛师傅告诉记者，这是大坦沙岛内规模最大的充电站，虽然周边也有充电站，但大多只有几个充电桩，而一辆出租车充满电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

“如果真的需要征拆，我愿意配合。”曾坚表示，希望能够确定征拆方案和赔偿的相关事宜，自己愿意请第三方公司对得兴充电站的资产进行评估。他同时表示，自己将继续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相关链接

荔湾充电设施人均功率密度低于全市水平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广州市工信局今年4月公开的《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底，广州市公用充电设施约4.11万个，全市超额完成了“十三五”公用充电设施建设目标桩数。但具体到各个区，荔湾区“十三五”公用充电设施建设目标为2942个，现状充电设施桩数为1856个，仍缺口1086个。此外，数据显示，荔湾区车桩比为14.08：1，公共充电设施人均功率密度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该文件指出，“十三五”期间，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充电设施各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其中“荔湾、天河部分充电设施建设薄弱地区在高峰时段使用率较高，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加强”。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姚华松

近日，一则广州某理发师与房东的10元约定备受关注，光明网、新华社等媒体都有报道，说的是来自广东北部山区清远连山的韦大姐20多年前来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开理发店，收费从最初的3元到现在的10元，价格实惠，服务好，不少街坊都乐于捧场。6年前，她租下了梁大爷的房子，该店铺地处市中心，别的等面积店铺房租每月至少4000-5000元，但梁大爷只收3000元；2020年疫情爆发后，见到生意难做，他果断下调租金至2500元，同时要求韦大姐每次理发的收费保持10元不变，此即双方的“10元之约”。

疫情影响是全方位的，经济与就业形势受创，不少行业萎靡不振，很多人收入锐减，尤其低收入群体，疫情于他们而言更是雪上加霜。除了经济收入受到影响外，很多人由于受疫情管控不能自由流动、不能出差、不能洽谈、不能见面、不能聚会，有焦虑、烦闷、狂躁、孤独与无力感的人不在少数。如何有效缓解或消弭上述负面情绪，除了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提供的相对正式的救助与抚恤外，更贴心、更温暖和治疗效果更好的方式，恐怕来自于广大百姓身边与附近的各种在场的关心与关切。

回到“10元约定”这件事，韦大姐做街坊生意，一做就是25年，这说明什么？其一，她的主要顾客是附近社区的街坊，这些街坊与她之间的关系不止于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更是好姐妹、好老友，韦大姐早已“街坊”的一份子。其二，韦大姐与梁大爷一方面是租客与房东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相互信任、理解与帮助的好邻居。每天早上7时30分，韦大姐都会在梁大爷窗前问候一句：“梁爷爷，您起床没”；韦大姐自己买菜的时候，也顺便帮梁大爷买菜；有空的时候，韦大姐帮忙打扫院子；梁大爷几次在家中晕倒，都是韦大姐及时发现并送去医院治疗。大爷的子女都在美国，这几年受疫情影响，子女们回国探亲不便，很多时候其实都是韦大姐在操持。这说明什么，韦大姐与梁大爷的关系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在同一个地方呆了25年，与街坊邻里朝夕相处了25年，往往会凝结出珍贵的情感。面对新冠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危机，我们能够战而胜之的除了科技武器、政府的科学决策与英明指挥，还有在危急时刻选择患难与共、唇齿相依的邻里互助情。

在危机面前，街坊们相互理解，团结互助，彼此宽容，共度难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力量之体现。其实，广袤的南粤大地上，还有很多像韦大姐和梁大爷一样的人。2月24日，在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位戴着口罩的理发师给近30位抗疫医护人员理发；4月上旬以来，数以万计的热心人士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站着，且一站就是连续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很多身着防护服的“小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脱下衣服，发现衣服早已被汗渍浸泡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兑现着“我爱广州”“广州加油”的承诺。

有这么多温暖的人，有这么多温暖的举动，我坚信，疫情终将仓惶而去。（作者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林开蕾 刘秦民

本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海南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毛纳村时指出，乡村振兴工作要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做，首先要巩固脱贫成果，巩固住再往前走，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

作为实现共同富裕以及解决“三农”这一根本性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乡村振兴关联着我国广大农村区域的未来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景观是继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摆在我国战略层面的紧迫性任务。

自2005年习近平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论”）以来，“两山理论”便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完善。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两山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的双向互动与融合创新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动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以“绿水青山”为基底，以“金山银山”为远景，在统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二者辩证关系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绿色发展的新战略，也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尤其是海南省的成功实践，更让我们看到“两山理论”，对于引领乡村振兴的重大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以“两山理论”引领乡村振兴，通过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做到“过去身在宝山空手而归，现在身在宝山硕果累累”。

一 在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中激发乡村的生态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这与“两山理论”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其中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从经济维度上对“两山理论”的阐释。它强调将环境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机结合统一起来，既重视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动能，解放生产力，用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同时又强调用金山银山来更好地保护绿水青山，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振兴乡村首先就要振兴产业，发展生产力。然而，发展生产力，并非意味着一味强调经济效益的增长。“两山理论”强调“环境就是生产力”，将“美丽乡村”的怡情风景转变为生动的“生产场景”，共筑更为美好的生活图景。乡村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生态产业化就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不断提高生态优势的资产化能力和增值能力，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乡村进行生态产业化应因地制宜探索绿色发展模式，积极发展乡村生态产业，例如发展生态农业，“做大做强有机农产品生产”；发展生态工业，不断推出具有当地特色的精美工艺品；发展生态服务业，特别是生态与旅游业的结合，充分发挥当地的生态优势，培育一批乡村旅游景区，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乡村振兴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金山银山”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绿水青山”是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绿水青山”不仅关乎着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产业生态化就是强调在创造“金山银山”的同时，更要“绿水青山”，要尊重自然规律，减少产业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特定空间区域的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耦合优化。乡村进行产业生态化，就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环境保护的优先性，形成绿色、循环的生产方式，坚持以经济发展的成果，反哺于自然生态的保护，在利用生态环境打造绿色产业的同时，要加大力度投入保护生态环境中，实现发展和环保的有机统一，互促互进。

二 在完善保护制度和责任机制中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

以“两山理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将“两山”理念，融入于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之中。一方面，乡村治理要以“两山理论”作为指导，在治理过程中，严格突出“绿水青山”的优先地位，同时完善向“金山银山”转变的成果转化机制。另一方面，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要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将“两山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使其常态化、制度化。

首先，要完善保护制度，强化“两山理论”的顶层设计，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制度化。绿水青山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乡土文明复兴的沃土，只有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代化、绿色化”。一方面，要构建生态监督制度，搭建好生态监督网络，对乡村生态保护区进行有效监督和严格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的红线，严格控制好污染源的排放强度和资源开发力度；另一方面，要完善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加大投入乡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重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其次，要完善责任机制，促进“两山理论”的有效落实，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常态化。坚持不断完善责任机制，强化乡村治理工作主体的责任意识和制度意识，激起乡村治理主体自治能力和创新活力，自觉将“两山理论”贯彻于乡村的治理之中，并形成长效的内生动力机制，使乡村生态治理工作，落实到具体个人层面，实现从理论认识到具体落实，从软约束到硬要求的转变。

为此，一是构建明确清晰的乡村生态治理责任清单体系。从主体人员、内容性质等方面，制定乡村生态治理工作的责任清单，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将乡村治理主体的具体行为明确化、清晰化，以制度化的方式将乡村工作主体责任的实践衡量指标确定化、公开化，从而明确每一个工作主体的具体职责及任务指标，避免责任的窄化、泛化。二是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乡村治理工作队伍。乡村治理工作并非单打独斗，需要多方协调、通力合作才能胜任。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为此在打造高质量队伍的基础上，要科学划分每一个工作主体的责任边界，明确每一个工作主体的责任分工，加强工作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从而减少责任分工的交叉地带，构建立体化的分工格局，避免工作的虚化、模糊化。

三 在转变思维方式和发展乡村文化中促进乡村思想观念现代化

乡村思想观念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两山理论”不仅作为一种战略思维，勾勒着乡村振兴发展的未来图式，更是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价值观念，是重构乡村振兴的思想体系之基。以“两山理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施，不仅仅表现为产业转型、创造财富的物质层面，更表现为对村民思想观念的转化，以及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精神层面，不断激发村民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实现生活“如画”的过程中，积极投身于对“入画”的探索，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方面，要转化思维方式，实现从“经济人”到“生态人”的转变。“经济人”作为一种市场主体的人格特质，主张追求个人利益的逐利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深深影响着乡村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人”的逐利本性下，个人、企业乃至政府等乡村治理主体，会出现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出现资源开发过度、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两山理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互促互进，主张以“生态人”的思维方式，看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要求要坚守生态正义，保护自然与爱护自然，强调一种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此，乡村主体要及时转化思维方式，树立绿色的发展理念、认知理念和消费理念，实现从“经济人”到“生态人”的身份转变。

另一方面，要发展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两山理论”与乡村文化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乡村的“绿水青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乡村文化的鲜活存储器，具有乡土风情的独特基因，能够勾起人们心中那份乡土情感、乡愁情绪。“美丽乡村”不仅是自然美景和生活图景，更是乡民精神故乡的回归地，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乡村文化及其相关产业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宝贵资源，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不仅激发了文化发展的“生态能量系统”，更极大释放了乡村的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因而，“两山理论”本身就是文化创意视域下乡村振兴的思想主线。发展乡村文化，首先，是要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充分汲取传统乡村文化有益成分的同时，需要从现代文明和文化转型的视域，积极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语境中凝练文化价值，提炼乡村精神，推动乡村文化的焕发与发展。其次，要大力扶持相关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作为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不仅意味着乡村文化的精神价值到物质财富的转化，更凸显出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是贯彻“两山理论”的实践要求。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产品形式，打造自身的文化品牌，将文化产业做大、做好、做强。

作者简介：林开蕾，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秦民，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重大研究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广东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GD22ZDZ01-1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共建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课题编号：2019GZGJ4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冯海宁

一段视频、一段语音未必是真人拍摄或者录制。在你不知道的手机App后台、支付界面、门禁闸机，或许有人正在盗刷你的脸……去年以来，多地发生“变脸”诈骗案。“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深度合成技术迅猛发展、落地场景激增，一些不法分子趁机牟利。音频、视频等合成技术滥用，对人脸、声纹、指纹等个人敏感信息保护形成挑战。（4月14日《经济参考报》）

人脸识别如今已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生物识别技术。在个人完成人脸识别的过程中，系统无论是提醒“眨眨眼”还是“摇摇头”“张张嘴”等，看上去这些动作只能自己完成，能证明“你是你”，别人无法替代。然而很多人大概没有想到，有人可以利用深度合成技术，截取面部视频进行“换脸”，模拟动态人物做出一系列极为逼真的表情，进而实施诈骗。

报道显示，浙江温州、安徽合肥以及江苏、河南等地，均发生了“变脸”诈骗案件，受害者遭受了经济损失，而嫌疑人储存了大量的人脸、声音等信息用于合成、诈骗。而且，网上还有商家叫卖合成软件的教程，这为那些低端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学成才”掌握“变脸”操作、实施诈骗的机会。如果对“变脸”诈骗现象不采取更为有效的打击，恐怕会变成“诈骗常态”。

虽然相关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在打击这种诈骗现象，也有地方法院对这种诈骗分子追究刑责，这对类犯罪行为会产生一定震慑效应，也对公众是一种提醒，不过作用有限。要想防止更多人利用深度合成技术“变脸”诈骗，一方面要进一步严防公民个人相关信息泄露，如面部、声音等信息。另一方面，涉及人脸识别技术的相关平台和机构，须对“变脸”诈骗进行技术设防。

诈骗分子实施“变脸”的一个前提是要有相关“素材”或“物料”。在短视频时代，不少人通过录制短视频来展示自己争取粉丝，这就给某些人获取人脸、声音等信息提供了机会。所以，如何防范这些个人信息泄露，既是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平台等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能否给个人短视频打上特殊印记或者设置截取门槛，以防止个人相关信息被用于犯罪。

更重要的是，涉及人脸识别的相关平台或机构，要意识到人脸识别目前还并不是完美、安全的技术，而是存在技术漏洞，犯罪分子可以利用技术漏洞进行“变脸”实施诈骗。因此，人脸识别设计机构应当针对“变脸”诈骗案频发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譬如，能否增加人脸识别复杂性，以增加“变脸”难度，或者在人脸识别之外增加辅助性识别手段进行印证，值得思考。

作为人脸识别具体实施机构，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技术系统，或者说不要太相信这种识别技术，在技术识别之后还应该加强人工审核。也就是说，只有人脸识别设计机构和实施机构，采取相应技术性设防手段，才有望防止“变脸”诈骗分子钻漏洞。专家也建议，应以技术规制技术，利用技术创新、技术对抗等方式，提升和迭代检测技术的能力。

比较欣慰的是，我国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治理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近日印发，凸显了国家对技术伦理治理的高度重视。在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包括人脸安全在内的个人信息安全等多次被提及。

只有形成多方共治局面，我们才能战胜“变脸”防范诈骗。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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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姜雪媛

文/李英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4月14日在北京表示，针对实践中学校体育课时被占用的问题，体育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强调，学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4月14日中国新闻网）

多年以来，体育课在中小学等教育体系中都被解读为“副科”，处于较弱势的地位。体育课被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不少学校，体育课在某些教学阶段更是被直接或变相地系统性挤占。也因此，常有体育老师在网上吐槽，表达委屈、无奈的心情。

近几年，各级政府、教育部门一直在力挺体育教育，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体育教育的措施，要求保障体育课的课时和质量，保障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两小时，并推动中考体育分值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校园体育教育的“上位”，也提升了社会对校园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但相关要求多为政策要求、行政管理要求，其效力来源多为教育政策、规划、方案、红头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或制度措施的层级效力较低，权威性、制约性、稳定性、长效性不足，甚至在某些环节或不同地域之间还存在不统一、不协调、不同步等问题。

明确规定学校“开齐开足体育课，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的法律责任，就把有关体育课的政策要求、行政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划出了保障体育课课时和质量的法律红线。体育课的法律刚性传导到学校的教学管理环节和老师的授课环节，就具备了强约束性，一旦学校或老师出现未开齐开足体育课或挤占体育课等行为，就会受到法律惩戒，法律惩戒会倒逼学校管理者和老师增强自律意识、底线意识，对体育课入脑入心，保障体育课的课时和质量。

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体育课入法只是第一步，要让法律要求焕发生命力、产生实质效果，关键在于落实。政府、教育部门及学校应不断强化体育师资、教学设施的配备，做好从中小学到大学的体育教育衔接，设计好各阶段的体育教学规划、课程内容和目标任务，合理确定学校和家庭的体育教育责任，为体育课入法铺垫好落实条件。

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肥胖发生率居高不下，增强青少年体质面临着严峻挑战。体育课入法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既顺应了校园体育教育的需求，也顺应了法治建设的需求。期待着法律的明确责任和惩戒、震慑、教育、拒止等功能可以给体育课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体育课得到更强的保障，让体育老师少一分无奈，多一分底气，向青少年体质输送更多的“教育营养”。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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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姜雪媛

文/陈广江

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但一些职校仍向企业或劳务中介机构输出学生工。原本意在提高职业学校学生技能，让职校专业和产业密切接轨的职校实习，在少数地方演变为向流水线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卖人头”交易。（4月14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近日发生的云南一职校17岁学生实习“劳累病死”一案，再次揭开了职校实习乱象的冰山一角，引发各界关注和担忧。一段时期以来，一些职业院校打着“校企合作”“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旗号，以各种强制手段把学生“卖”给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严重侵害学生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也亵渎了职业教育的形象和尊严。

换言之，在一些职校、劳务中介眼里，一茬茬廉价学生工就是“摇钱树”“唐僧肉”。对此，早在201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去年年底，教育部等八部门又修订了该规定，以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划出红线，剑指强制实习、赚“人头费”等乱象。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实习乱象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歪风屡禁不止，究其根源，无非一个“利”字。一名劳动中介负责人向媒体算了一笔账：工厂缺人，给劳务公司报价25元每人1小时的费用，劳务找到学校相关人士，给学校22元每人1小时的费用，学校给学生15元的工价，差价7元就是提成。假如学校组织300人，一个人工作1个月，每天10小时，那么学校就能提成63万元。

不难发现，职校“卖人头”交易实际上就是某些学校、劳务中介、用工企业等各方一场各取所需的“利益合谋”，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利益链。在这条利益链上，某些学校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倡导“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今天，必须出重拳、下猛药，铲除这条吃相难看的利益链。

“打蛇打七寸”。职校实习乱象归根到底还是职校管理出了问题。因此，加强对职校实习全程监管的同时，整治重点要放在提高校方人员违法成本上来，以严肃精准的问责压实学校管理责任，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形成“不敢”“不能”“不想”的强大震慑效应。同时，探索设立职校黑名单制度，对“劣迹职校”实施联合惩戒，直至吊销其办学资格。

事实上，学校、劳务公司、用工单位相互串通、逃避监管的伎俩并不高明，但由于实习生处于弱势地位、议价能力低、维权意识弱、顾虑较多，学校、中介等有关人员才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以致不少实习生失去了说“不”的勇气，形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

对此，一方面要大力畅通学生投诉举报渠道，另一方面要压实监管部门的责任，对不作为、慢作为等相关部门及人员也要严肃追责。现实中，有的投诉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及时回应，学生们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举报，甚至会因遭到恐吓、报复而放弃举报。

说到底，遏制职校“卖人头”这股歪风，监管部门要动真碰硬，拿出应有的作为，绝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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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姜雪媛

文/罗志华

就医时不少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一些疾病需要找多个专科的不同医生，患者楼上楼下跑一趟又一趟。记者11日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获悉，该院改变传统诊疗模式推出联合门诊，患者只需挂一个号，多位专家给予更全面、更高效、更完善的诊治，一站式诊疗平台解决患者就医难题。（4月14日《长沙晚报》）

这次门诊制度改革，涉及到看病“以谁为中心”这个话题，而看病“以谁为中心”，决定着看病流程的繁琐程度，也关系到看病的时间长短。看病有多难和多烦，也与“以谁为中心”直接相关。

比如过去因为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医疗检查设备也比较金贵，就出现了“以基础设施为中心”和以“设备器械为中心”等现象，不仅门诊大楼、检验检查中心、药房、住院部等相隔甚远，而且有些昂贵医疗设备还安放在单门独院里、养在“深闺”中，患者看门诊、做检查、看结果、取药、治疗等，需要在不同的楼层之间多次穿梭，很多时间浪费在路上，走错路、进错门等现象也十分常见。

此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看病也一直“以科室为中心”。科室越分越细，并且通常只分不合，或者分多合少。这是因为分得细，可让医术往专精的方向发展，从而有机会成为“最强科室”。在过去，患者只需跨越大内科和大外科之间的隔离即可，到现在，就出现了“一病多次”等现象，比如同样在消化内科，治胃病的医生不治肠病，治肝病的医生不治胆病，让患者看病更加折腾。

“以医生为中心”，对患者的影响更大。比如不同科室的医生各看各的病，在针对同一名患者的诊断和用药缺乏沟通和协调，甚至在同一个科室内，医生之间的交流也不顺畅，医生各开各的药，导致多疾病患者同时要吃很多种药，有些药还相互影响，有的医院不得不通过药师门诊来协调用药。看一个专家就得挂一次号，隔天看同一位专家还得再挂一次号、以及医生只求自己方便等“以医生为中心”的做法，同样困扰着患者。

近年来，看病“以患者为中心”被提上议事日程。医院布局更加合理、增设老年疾病科等综合科室、通过诊间付费来减少排队缴费、成立一体化的诊疗服务中心等，均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具体表现。挂一个专家号，可以连续看三天病；同一天挂一个号，可以看多位专家，正是看病“以医生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在这方面医院的探索越来越多。

看病“以谁为中心”，已形成了多年的习惯，要想在短期内改变传统做法，也面临诸多困难。比如挂号费是医生的收入来源之一，“挂一个号看多位专家”这个创新做法，难免会牵涉到个人利益，如何分配利益，怎么调动积极性等难题若得不到化解，这些好做法就很难推广普及。推进“以患者为中心”虽不轻松，但相比给患者带来的巨大红利，医疗机构在这方面多作努力，既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作者是医疗界人士）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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