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伟大的文学传统里，“想家”都不止是一种生活心理，还是一种灵性象喻。不止有空间上的异乡才让人想家，对于很敏锐的心灵而言，精神上的异乡，更让人痛苦。人的可怜之处和奇妙之处都在于，他是且只能是一种两栖动物。他不可能仅仅侍奉、满足任何一种单一生活。他渴望土地和牛羊，也渴望神；他需要享乐，也同样需要受苦；他恋慕妻子，也想念妈妈；他追求富足，却也忍受不了精神的贫瘠。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里有一篇“安兆俊”，那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关于记住的故事。安兆俊是历史学家，也是高尔泰在夹边沟农场的前辈难友。1958年，高尔泰才22岁，人到中年的安兆俊鼓励他，不光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依照当时流行的新闻腔调，静安先生通常被刻画成木讷守旧的老学究，没人敢对他的学问说三道四，但人人都觉得有资格嘲笑他的胆怯，惋惜他的愚忠。陈寅恪根本不理会这些自作聪明的下流评论。他直接指出了静安之死的精神意义。当时的汉语知识界已经贫瘠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没有能力理解党派斗争、阶级革命、美元卢布、舰艇坦克之外的任何事情；人们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任何精神事务、精神痛苦。陈寅恪说，静安先生的死，恰恰是一桩超出流俗心智理解范围的精神事件。

李白是杜甫诗情、诗意的重要源泉。他写李白，不只为了纪念友谊，他还从李白身上领会生活和命运。“天子呼来不上船”，是杜甫渴望成为却永难成为的样子。“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既是命运湍流中的李白，也是命运湍流中的杜甫……

从死亡那里获得生活教育的人，需要经历两次醒来。第一次，他得从不知死亡为何物的童稚状态中醒来。第二次，他得从对死亡和虚无的恐惧中醒来。那时，他不再无忧无虑，也不再灰心绝望。他知道虚无威胁着生活，但也知道生活还是生活。正因被虚无威胁着，生活才值得眷恋，值得捍卫。

陶渊明在逆旅里的遭遇，是“逢运之贫”。这个贫不是贫穷，而是所有的路都走不通。早上又得要饭了，出门之后犹豫不决，不知朝哪边走。他得想一想，今天该去哪一家要，不能重复。生活对他而言，真的是很苦。“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代价真的很沉重。可是该受的苦受过了之后他要干嘛呢，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这是一个既潇洒又庄严的象。他的及时行乐里，有一种英雄气概。

热呼呼的生活，属于那些看得见死亡也看得见生活的人。看得见死亡，让他们免于“不死”“成神”的虚妄；看得见生活，让他们免于向“虚无”缴械的虚无。于是，他们带着一点儿必死者的忧伤，建功立业侍亲爱子饮酒行乐。只要带着热呼呼的渴欲，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值得认真去做。只要去生活，就是捍卫生活。

走进都市的人，身上都带着家乡的泥土。他们都想在都市里洗净泥土，又想在都市里开花结果。于是生出种种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救赎。《东城高且长》，是一个没什么细节的爱情故事，却是一个具体而神秘的救赎的故事。

建功立业，修德树名，在宗教家、哲学家眼里，这算不得什么终结解决之道。但对生活而言，这就够了。很多时候，这样的老道理，比深刻的哲学更有疗效。人需要的不是躺在荒草里看穿一切，而是带着看见一切的忧伤，振作精神，走出荒草。

所以最后那个晚上，安娜只能举着蜡烛望着华伦斯基。所以最后那个白天，凯茨对祖说“好好看看我们”。她们的渴欲很美，也很绝望，绝望到必须诉诸毁灭。这种美、绝望和毁灭，是很多伟大诗人想要把握的东西。《迢迢牵牛星》的确只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忍耐。牵牛、织女面前的，就是一条盈盈浅浅的，毫不狂暴、毫无侵略性的清溪。世上果真有些距离，看起来一步之遥，其实隔着永生永世。这远比那些暴烈、残酷的阻挡更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