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北京天坛公园将分区域降噪，已开始禁止大音箱入园，核心文保区不得开展任何与游览观光无关的娱乐活动。

天坛是世界文化遗产，而大音箱、高噪音的广场舞影响参观、阻碍通行，确有采取限制措施的必要，分区域进行区别限制的做法也有其合理性。只是继此前景山公园、北海公园等场所纷纷推出降噪措施之后，天坛公园也采取降噪措施，引起了大妈们“以后更没地方跳舞”的担忧，再一次把广场舞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

广场舞既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又有助于消弭城市的“陌生化”，让人们通过跳舞增进感情。广场舞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噪音。要说噪音，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交通、商业、施工等制造的社会生活噪音并不比广场舞少，广场舞只是城市噪音的一个显性切面。广场舞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的兴起与公共空间的逼仄产生了冲突，实质上是一个公共空间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按照《“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规定，到2015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1.5平方米以上。只是，这“1.5平方米”的标准不足美国的1/10、日本的1/12。而且，这极其有限的公共空间还缺乏疏堵结合、定纷止争的有效管理制度。

城镇化在推进，人口老龄化在加剧，公共文化需求在增大，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空间的管理却没有跟上，矛盾就出现了。现实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缓解，就会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爆发。广场舞背负了这样一种沉重的情绪，于是被标签化，被当成一个问题存在，甚至被视为“公害”。不论是“高音炮”还击、放藏獒驱赶抵制，都逾越了理性解决问题的尺度，走向了言行暴力的极端。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也是在恶化矛盾、制造对抗吗？

解决公共问题，要对话不要对抗。大妈们需要自觉遵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和制度，减少对他人的干扰。公众也应有理性的态度、宽容的雅量，对广场舞这种民生需求保持一定的包容心。城市管理者应该充分考虑广场舞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背后的深层问题，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和社区公共空间的科学布局，让民众有更多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给广场舞这类文化活动留下空间。（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