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领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入局。苏州英百瑞生物创始人苗振伟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大约是12、13年前后，知道他在国外是做ADC的，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找他。苗振伟在ADC领域有着丰富的履历，在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担任化学部资深技术总监时，他首先提出了抗体药物偶联的方案推进其ADC项目，之后多次创业经历也都聚焦ADC技术。2010年前后，他在美国创办公司提供ADC药物开发合作，当时涌进ADC赛道的中国内企业多数都与他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

据他观察，那段时间ADC 非常热，好像大家都想进来，对ADC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或许正是因为理解上的不同，国内ADC企业选择的策略也多样起来。2014年左右，正在转型研发创新的科伦药业拿到了第一个ADC项目。2010 年成功上市后，以大输液和抗生素等业务起家的科伦对研发创新尤为重视，将其作为“三发驱动”发展战略的“第三发”。在外界“起步晚、底子薄”的质疑声中，2012年底科伦聘请“药研一哥”王晶翼领衔研发，布局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颠覆性、突破性靶点的创新药物，ADC药物是其在生物药上的“前瞻性”布局之一。合作成了实现弯道超车的推手，2018年科伦药业的A166分别在中国和美国获批临床，成为国内首个中美双报的ADC药物。

东曜药业选择的是一种更“稳”的策略。东曜药业的TAA013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已经进入Ⅲ期临床的ADC药物。由于很早就意识到ADC的技术门槛和前景，现在临床Ⅲ期的ADC项目东曜业早在2013年就立项了。不仅仅是项目早，而且是整个ADC平台的建设都是同步跟进的。东曜药业还“独揽”了一款ADC产品所有环节，从最初的药物分析、工艺开发放大、临床试验注册报批到商业化生产全部自己一手搭建。东曜药业还建设了集ADC原液、制剂和单抗于一体的GMP 标准生产车间。东曜药业的策略是稳扎稳打，依照自己的能力逐步提升，坚持自己在新药开发上的发展和步伐。

有人求稳，有人则选择更加“激进”。2018年2月，百奥泰宣布其HER2 ADC产品BAT8001将开展Ⅲ期临床研究。BAT8001在2015年申报IND，2016年10月获批，2017年3月才刚刚在国内开展Ⅰ期临床。百奥泰选择直接跳过Ⅱ期临床。此举也让BAT8001的开发进度反超了获批临床早一整年的荣昌生物，赢下国内首个进入Ⅲ期临床ADC 药物的名号。

顶着“国内研发进展最快ADC公司”的光环，百奥泰于2020年2 月成功登陆A股，同年8月又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A+H”似乎触手可及。

但2021年2月，百奥泰公告终止BAT8001的临床三期试验，一个月后又宣布放弃另一款ADC药物。失败让3亿多元的投入付诸东流，也几乎断送了百奥泰在ADC领域的优势。在此后更新的港股招股书中，百奥泰还将ADC从原本的五大核心技术中剔除。

3个月后，荣昌生物的ADC维迪西妥单抗（RC48）成功获批，成为首个获批上市的国产ADC药物。2021年里的一场失败和一个成功像是为国产ADC十多年的研发之路添加了注解。但ADC的故事远还没有结束。未来，中国ADC公司的竞争力该如何打造？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自然》杂志预测，2020年以前在全球上市的10款ADC药物，到2026年预计将会获得超过164亿美元年销售额。其中卖的最好的药物将有望超过60亿美元，未来可期。

在这片蓝海里，中国创新药企业的步子迈得也不慢。

2010年前后开始，就有国内企业布局，到2021年国产第一款ADC 药物已经获批上市。另据相关机构统计，目前全球约有超过300个已披露立项的ADC药物，中国占去了其中三分之一的席位。不过，在被看好和火热追捧的同时，还有一个预言：ADC会成为下一个PD-1。其中的意味一方面自然是期待，另一方面则来自产业界的担忧：同质化拥挤会让ADC重蹈“白菜价”的覆辙，最终使创新无法持续。

到底是谁最先在中国着手研发ADC 药物的，如今已经没人说得清楚了。药物研发更像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每家企业都有比披露出来更早的时间线索，或早或晚的时间节点交织在一起。有据可查的是真正记录在案的临床获批时间。

2015年8月，荣昌生物拿到了国家食药监总局下发的临床批件，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新药RC48成为国内首个进入人体临床试验的ADC药物。而荣昌生物CEO房健民在采访中对E药经理人表示，荣昌ADC药物的研发已经超过十年时间了。

2008年，房健民与荣昌制药共同创办了荣昌生物， ADC药物在一开始便成了荣昌生物选择的研发方向之一。当时已上市的ADC药物正处在新旧交替中，2010年辉瑞主动选择将全球第一款ADC药物退市，而西雅图基因则在2011年推出第二代ADC药物。一进一退间，ADC被荣昌生物看做是值得“探索”的领域。

房健民认为第一代ADC药物受制于早期技术的局限性，但存在的问题理论上完全可以通过迭代的技术改进不断完善和优化。彼时肿瘤免疫的研发热潮已经兴起，荣昌生物的布局颇有几分逆势而为的意味。

入局较早的还有药明康德。有熟悉公司业务的消息人士透露，同一时期药明康德内部已经提出做ADC，并启动了一些药物设计的项目。2000年创立后，药明康德的业务逐步从单一的化学合成转向提供全方位新药研发服务。按客户要求提供药物发现之外，主动“为合适的企业提供合适药物标的”也是其模式之一，仍在探索期的ADC药物也便顺理成章地纳入到药明康德布局中。药明康德2018年递交的招股书中与ADC有关最早的一份文件开始于2011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也要承担找虫的痛苦。房健民回忆刚开始时，不仅研发技术难题需要突破，国内对ADC的关注度也不高，从原材料到政策法规“什么也没有”。

ADC涉及小分子和大分子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组合在一起还要有连贯的质量控制。在与外部各方合作时如何沟通都没有现成的标准，在这段类似开荒的时期里，无论是医生还是监管部门对ADC的态度都还在观望，完善的评价体系更是个奢望，只能研发人员慢慢摸索。

在房健民看来，ADC在研发上离不开新政策环境带来的助力，而每次改革给创新药项目带来的推进都是显著的。2014年纳入“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十二五”计划进一步加速了ADC的发展。同年8 月，荣昌生物完成了RC48临床试验的申请，一年后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科技部评价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ADC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当然，研发上市高歌猛进的另一面，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对于ADC赛道“扎堆”的担忧也一直都在。14款上市药物和无数的研发烘托的繁华下，ADC的接下来创新会在哪？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今年举办的医药行业会议上，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几乎成了一个必备的话题。如果留意这些会议会发现，关于ADC的讨论越发异彩纷呈，背后不仅是对观点的碰撞，更是每一家企业对发展方向做出的不同选择。

10月召开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大会上，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表示，随着ADC领域的研发越来越多，过去复杂的技术门槛已经被业界慢慢掌握，如今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将创新更进一步。

专注ADC药物研发生产的美雅珂生物董事长胡朝红则表示，大的企业或许有底气可以全部去布局尝试，但像比较小的企业而言，生存和活下去是第一步。美雅珂生物对于合作的态度非常开放，不在乎说抗体不是自己做的。很多公司有抗体平台可以做成ADC，但缺少know-how、CMC，通过合作可以节省研发的时间。

ADC药物仍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即便是目前临床数据很惊艳的ADC药物，也并非对同一个靶点的所有癌种都有效，在耐受性和安全性上还都有改良的空间。跑在前面的药物也可能更早的暴露出问题，后来者有做出Best-in-Class的潜力，ADC研发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

其实，将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药物的研发历程画在纸上，你会发现几乎完美地契合成一条技术成熟度曲线。这条曲线反映出一个技术由初生到成熟每个阶段的边界和特征：有初现端倪时乐观的高峰，刺破泡沫后的低谷，技术革新再现的光明以及漫长的爬坡……换到三维的视角里，这条曲线看起来更像一个不规律上升的螺旋，遵循着一项技术发展成熟的一般规律。

在1913年ADC的研发构想就被提出来了，但整整等待了87年才真正照进现实。2000年 ，世界上第一款ADC药物诞生，用于治疗首次复发、60岁以上、不适合细胞毒化疗的急性髓性白血病患者。但上市不久就因疗效不佳和安全风险而饱受诟病。

虽然首款药物上市满打满算不到10年便黯然退场，但ADC仍是一直被看好的一种思路。第二款迭代药物诞生又用去了11年的时间。2011年西雅图基因研发ADC药物获批上市，靶向CD30用于治疗复发性的霍杰金淋巴瘤和系统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2013年，罗氏该款药物也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HER2+乳腺癌。但迟迟难以攻克的技术难关并没让ADC真正走出低谷期。

情况直到2017年前后才有所改观。随着关键技术被一个个攻破，ADC药物开始回暖。越来越多针对不同靶点、不同适应证的ADC出现，2019年到现在，全球有9款药物获批上市，是ADC诞生后100年里的4倍。ADC药物正迎来自己的时代。

ADC

已经迎来了一个时代。14款上市药物和无数的研发烘托的繁华下，ADC的接下来创新会在哪？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前九个月，位列“2020年A股十大牛股（涨幅最高）”的两家“疫情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跌”。

206家下跌企业中，康泰医学跌幅最高，1月4日开盘价118.69元/股，10月15日收盘34.77元/股，跌幅70.68%。

事实上，从今年开年以来，康泰医学一直在持续下跌，几乎不见“起色”。这背后的原因，无疑是疫情缓和，产品需求“断崖式”下滑。根据其中报，康泰医学是一家主营业务为医疗诊断、监护设的备公司，产品主要为血氧、心电、超声类，上半年营收5.15亿元，同比下滑31.45%，归母净利润2.02亿元，同比下滑44.34%。

该公司对业绩下滑的原因解释为“疫情稳定需求减少，同时2021年公司不再享受社保减免优惠政策，人力成本同比增加，加之全球物流成本持续上涨，导致企业营业成本增加，整体毛利率有所下降。”

此外，康泰医学的市值也下跌数倍，其创始人胡坤曾在2020年10月上榜胡润百富榜，而康泰医学的持续下跌也让胡坤损失百亿身家。

另一家“跌落神坛”的则是被称为“手套茅”的英科医疗，跌幅45.43%。值得注意的是，英科医疗在1月25日股价曾涨到了历史高峰196.07元/股，而10月15日下午收盘股价仅有59.97元/股，市值仅有329.57亿元，是其最高峰的三分之一。

英科医疗是疫情需求红利过后下滑的典型案例。6月1日，该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董秘、CFO拟集体减持，其中仅实控人、董事长刘方毅套现超过31亿元。6月2日，该公司开盘接近跌停。7月29日，英科医疗H股IPO进程显示为失效。

类似原因股价暴跌的还有圣湘生物、振德医疗等。事实上，疫情所带来的需求红利是一定会过去的，短期股价暴跌也必将发生，企业真正要做的是稳住发展步伐，将需求增长所带来的资金、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谋求更长远的发展。

2021年至今，尽管生物药和中成药的集采已经被业内讨论多时，但胰岛素国采规则的征求意见仍旧是重大突发事件之一。本土胰岛素企业甘李药业位列年初至今跌幅超过40%的企业之中。其年初至今，截至10月15日下午收盘，股价下跌41.52%。

根据甘李药业官网信息，其作为国内首家获得胰岛素类似物（三代）生产批文并获得产业化生产的中药企业，是国内市场中本土企业占比最大的企业。其“长秀霖”在国内长效胰岛素市场中约占40%份额。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是甘李药业的一大单品，2019年该产品营收25.45亿元，营收占比为87.91%。2020年，甘李药业实现营业收入33.62亿元，其中胰岛素类似物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就达到98.07%

而同时，甘李药业也在拓展国际业务以应对集采。其海外业务在2020年增长已经达到50%，目前其产品已经在全球18个国家完成药品注册工作。在新兴市场，主打产品甘精胰岛素注射液在2020年先后中标白俄罗斯市场，并顺利出口至土耳其、黎巴嫩、尼日尔等新兴国家，还获准在哈萨克斯坦上市销售。

并没有直接关系证明甘李药业股价的涨跌与胰岛素集采规则的公开征求意见有直接关系，看来本土龙头企业能否保持既有地位，抑或通过集采实现国产替代，从而改变国内竞争格局，仍然充满变数。

三季度已经结束，回溯过去九个月，两次集采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医保目录落地，四款新冠疫苗陆续上市并全国范围推广接种，《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杀疯”医药股……

事件频发，二级市场股市也随之“波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15日下午收盘，A股生物医药板块上市企业共计395家，其中2021年前上市的企业有357家。与开年（1月4日开盘）相比，有206家企业股价下跌，跌幅最高达到70.68%，151家企业股价上涨，最高达到332.13%。

波动原因各有千秋。譬如英科医疗、圣湘生物等因为2020年疫情，其产品市场需求大涨，疫情缓和后股价回归；还有遭遇突发事件，譬如康弘药业的海外临床试验暂停，国际化“遇坎”；再如恒瑞医药，受到集采、业绩下滑、突发政策等一系列事件影响，市值跌数千亿；当然也有仍然享受创新药“红利”的CRO公司，美迪西、昭衍新药等仍在“大涨”。

回看过去九个月，疫情趋缓后，二级市场表现如何？突发事件都为A股上市药企带来了哪些影响？

151家上涨企业中，涨幅最高的就是美迪西，1月4日开盘价156.29元/股，10月15日收盘价678.42元/股，涨幅332.13%。

有行业分析指出：规模和市值小的CXO公司因为基数低，如果叠加上一个高的增长速度，对于基金经理来讲能搏得一个更高的收益率，这是二级市场的公私募基金更青睐小市值公司的原因。美迪西就是这类公司的典型代表。

美迪西是一家专业的生物医药临床前综合研发服务CRO，主要服务包括药物发现、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以及综合项目等。其上半年营收4.85亿元，同比增长86%，归母净利润1.13亿元，同比增长142%。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报中，美迪西还公布其上半年新签订单情况，受益于国内外药物研发景气度，美迪西2021年1～6月新签订单10.26亿元，增长率达93.64%，上半年新签订单接近2020年全年的80%。

美迪西更是在股权激励公告中提出了“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70%；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89%；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91%”的业绩考核目标。

也就是说，在业内焦虑“创新泡沫何时破碎”的时候，美迪西的临床前研究订单半年增长了近一倍，更是给二级市场的投资者们一个“铲子”卖得仍然火热的信号。

另一个就是昭衍新药，相较于1月4日开盘时73.46元/股，10月15日收盘160元/股，涨幅达117.57%。昭衍新药上半年的主要动作是圈地跑马，更深入地拓展业务。

8月31日，昭衍新药发布了其中报，同时还公布了4份投资、增资计划，包括拟5000万美元参与参股公司生物药CDMO昭衍生物B+轮融资；以4000万美元增资境外全资子公司昭衍加州；以合计9.3亿元增资境内4家全资子公司；以及计划投资2571.43万元以取得江苏先通分子影像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昭衍新药在公告中表示，所投领域将成为公司未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从这两家公司的增长来看，纵然因为《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公开征求意见，使得众多创新药企的股价涨幅区域放缓，但卖铲子的CXO，尤其是仍处在快速增长期的CXO领域需求仍然火热，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创新药研发热度未减。

想了解前2021年前9个月A股市场，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刘勇军清晰、坦诚且雄心勃勃地讲述了他在信达的使命：未来10年里，至少做出两个能治病救人的重磅新药，而实现使命的根据地就是2017年成立的信达研究院。

    2020年，信达研究院升级命名为“信达国清院”，“研究发现First-in-Class和Best-in-Class药物”是信达国清院的定位，而成为中国第一、全球领先的融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为一体的新药研发机构是国清院的目标。

免疫、蛋白抗体与BD，正是刘勇军实现目标的途径。

信达国清院下设五个研发部门。其中免疫研究、蛋白抗体工程两个部门是核心。免疫研究部门由刘勇军直接带队，蛋白抗体工程部门由信达新任首席技术官高长寿负责。

高长寿是刘勇军入职信达后第一个邀请的人。高长寿擅长蛋白抗体类药物研发，此前就职于阿斯利康，而阿斯利康在抗体偶联药物领域领先。

基于对免疫领域的深刻理解，寻找到新的治疗机理，探索新的靶点，为信达First-in-Class药物的诞生提供土壤，是免疫研究部门的主要任务。加上在美国的研究所，信达可同步推进全球创新。

2021年7月，信达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实验室顺利建成。该实验室计划招募一批行业领先的科学家和实验室技术人员，主要专注于疾病机理研究及技术平台开发，为信达产品管线提供下一代候选药物。

免疫研究、蛋白抗体工程两个部门的有机配合是让国清院得以高效运转的基础。

蛋白抗体工程部门的两大基石是抗体发现和蛋白抗体工程研发，传统的单抗已经无法满足对疾病治疗的需求，而通过蛋白抗体工程，可以做出双抗、抗体偶联药物、多肽偶联药物、CAR-T等新类型的药物。而搭建蛋白抗体工程平台，结合新的生物技术，突破传统单抗无法做到的事，是信达接下来的目标。

而BD在刘勇军眼中同样重要。据悉，除了中国业务外，信达还在欧洲、美国建立了BD团队。2021年至今，信达接连公布了数个BD业务。

6月，信达与葆元医药在大中华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利达成合作。7月，信达又与亚盛医药达成合作，金额高达2.45亿美元。合作内容不仅涉及两款药物在中国市场的开发及推广，信达还花费5000万美元入股了亚盛。9月，信达与劲方医药达成授权协议。

而信达的BD并不限于产品，还包括了技术平台。

同样是今年6月，信达与专注于抗体偶联技术平台开发及商业化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签订了一项非排他性的、针对特定靶点的许可协议。信达希望借助其技术平台能够快速取得具有Best-in-class潜力的抗体偶联药物候选分子。今年8月，信达又与另一家平台达成协议，利用抗体-免疫刺激偶联技术联合研发三款抗肿瘤药物。

十年来信达披荆斩棘，一点一滴地筑成了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的护城河。十年让信达从一家Biotech公司成长为如今的Big Pharma。在信达人眼，信达快速成长的关键因素正是在于其“战略眼光”与“执行力”的高度结合，并将助力信达在下一个十年乘风破浪。

待创新“引擎”充分发挥源头创新能力，全球化路线逐步清晰，“以终为始”的信达正奔向他的目的地。正如俞德超所说：“2030年的信达会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很确信，如果达不到定下的战略目标，信达就成不了我们所说的国际一流的制药公司。”

当年有资格参与PD-1谈判企业只有信达和君实两家本土药企，另两家为跨国药企默沙东和BMS。那时信迪利单抗的适应证与其余三家均不一样，定价有相对充裕的空间。

第一次医保谈判是刘敏去的，俞德超在苏州。

公司唯一一款产品，有很多争议和不确定性，谈判前的晚上12点，俞德超还在跟刘敏通话。他们明确的商业化策略就是，在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一定要进医保。

信迪利单抗顺利成为首个医保报销的PD-1，信达也在环环相扣的竞争中持续追赶终于得偿所愿，赢得了市场先机。

2019年，信迪利单抗上市首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进医保目录第一年销售更是实现了翻倍增长。2020年销售额达到22亿元。借助医保的渗透力，信达仅2020年上半年就新增了1500家医院。截至今年6月30日，信达已覆盖了全国300多个城市的超4700家医院。

随着PD-1竞争越来越激烈，生产成为PD-1后时代竞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015年礼来两次与信达达成六个化合物分子的开发战略合作，其中有五个系信达自主研发。两次合作所涉及的首付款以及里程碑款共计超15亿美元，这一合作也将中国自主创新生物药向全球制药授权的金额刷到了新的高度。

同礼来的战略合作，可以说是信达成立前五年最巅峰的时刻，只是光鲜背后往往是不为人知的艰苦奋斗。

2012年2月，礼来与信达第一次见面便初定合作意向，但直到2015年3月才第一次顺利签约，中间信达经历了“最难熬的三年”。

2014年圣诞节，俞德超带着公司所有高管，满怀欣喜地飞往礼来总部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但意外的消息总是来得让人猝不及防。就在俞德超团队准备迎接胜利的战果时，礼来方面突然告知，信达的产业化平台在技术方面尚不能达到礼来的所有要求，因此“暂时无法签约”。

根据礼来方面判断，以信达当时的水平，要完成整改至少需要3~5年时间。而且礼来要求的并非仅是文件数据或者形式上的改进，而是实实在在地生产线设备重造。

其实早在2012年，信达获得第一笔融资时便开始布局生产基地的建设。一般情况下刚成立的初创公司建也是建一个实验室，推几个产品上临床，没有必要去建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信达的策略是要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高质量生产工厂，这在当时算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

时间和资金投入都让信达纠结过，尤其当时信达的利妥昔单抗生物类似药已经拿到临床批件。面临着是与礼来合作，还是推第一个产品上临床的抉择。

“开发出高质量的生物药”这一使命是信达始终贯彻的信条，最终公司决定：牺牲第一个产品上市的先机，并在两年内改善好生产线以达到礼来的要求。

为达成目标，信达先是请了美国医药行业最大的一家咨询公司PSC为信达服务，一做就是18个月，仅这一项就投入了几千万美金。而新厂房设备的验证，从质量体系重建到人员的培训，信达都邀请礼来的技术人员常驻在信达，甚至专门挑了一个办公区给礼来的工作人员。信达内部包括QA、QC在内的所有质量人员多达100余人全面配合其工作。

信达最终如约完成了生产线改造。2015年11月，信达产业化基地DS生产线通过礼来GMP审计，2016年10月，信达产业化基地DP生产线和质量体系再次通过礼来的GMP审计。信达的执行力再一次被证实。直到现在，每批达伯舒产品的“放行”都受到礼来的监管，以达到全球质量标准。

截至目前，信达在使用的产能共有24000升，以满足在研产品中商业化产品及临床阶段候选药物的生产需求，包括设有六套1000升一次性反应器的第一生产设施，及设有六套3000升不锈钢生物反应器的第二生产设施）。新的生产设施已完成建设，配备了十二套3000升的不锈钢生物反应器，2021年底投入使用。竣工后，信达的总产能将扩增至60000升。

因为信达的产能规划提前布局，并做到了无缝衔接。而礼来的全程审计，也帮助信达搭建了具有国际标准的生产和质量体系，这也是信达在美国申报信迪利单抗上市，进入到国际市场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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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国家药审中心正式承办受理信迪单抗注射液的上市申请，信迪利单抗由此成为首个递交上市申请的国产PD-1。

从开展临床到申请上市仅用一年零三个月，从第二批获准上临床到第一个递交上市申请，信达过快的进展也引来了外界对其临床质量的争议。

为解决行业争议，2018年1月，国家药审中心针对抗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研发最为活跃的品种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在北京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就研发中的问题和申报资料的准备，企业、临床专家和审评团队进行了充分讨论，并重新形成了该类产品的申报资料基本要求。

面对市场的质疑，信达选择主动撤回申请，补充材料后重新申报来化解危机。对于撤回，当时信达内部也有诸多不同的声音，甚至一些人因不能接受“为没有犯过的错承担责任”而选择了离开。不过后面有更多的人选择站了出来，为追回信迪利单抗的进度而不懈努力。

为了尽快收集数据，公司所有副总裁和部门负责人级别的高管都去到医院盯数据，总共96例，每一家医院都要盯要盖章，一个高管负责几家医院，两周就盖完了。一般来说，这一环节需要几个月。而信达用40多天就能重新递交上市申请。

 2018年12月24日，信迪利单抗终于“转危为安”，成为仅比第一个PD-1晚一周获批的国产PD-1。获批时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信达“踩点”拿到了2019年医保谈判的通行证。

在信达的战略布局中，获批上市远非终点，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才是。

2018年中，信达商业化团队的中层干部基本到位，年底时已经组建了一个六七百人的商业化团队，销售架构搭建完成。

信达用三年半的时间打造了一支超过2000人的商业化团队，规模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一年时间里信达商业化团队人数就几乎扩增了一倍。上市第一年，信达便兑现了早前的承诺，以9.7万元的年治疗费用价格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让更多老百姓能够负担得起。同年8月，信达和中国癌症基金会联合发起“达伯舒扶贫计划”，为有需要的低保癌症患者免费提供达伯舒。

人生的路很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企业也是一样。

在公司发展的几个关键战略性时刻，信达都踏准了节拍，也正是这些关键节点的正确决定，在日后助力信达跃到更高处。

生物技术公司商业化节节推进的同时，创新药的政策环境也日趋良好。最先抓住政策春风的非信达莫属。

2018年国家医保局作为国务院部门正式挂牌成立，其日后实施的集采常态化、医保动态调整，通过“腾笼换鸟”给创新药带去了新的空间。

一年后的医保谈判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信达对政策的理解、前瞻的战略眼光，同时也是信达多年蓄积实力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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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半年，信达再次交出一份斐然的成绩单，产品销售收入18.55亿元，同比增长101.4%。信迪利单抗作为信达首款商业化产品，上半年仍保持了高速增长，销售额超过14亿元。

信迪利单抗是第二款获批上市的国产PD-1单抗，于2018年12月24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今年8月底投资者交流会上，信达表示，信迪利单抗已经成为全球首个在五项高发肿瘤适应证一线治疗中证实临床有效性的PD-1抑制剂。

2021年上半年，信迪利单抗新增三个适应证，分别是一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一线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和一线肝细胞癌，并将参加今年的医保谈判。

国内PD-1的竞争也正愈演愈烈。

至今已有10款PD-1/L1产品在国内获批，其中包括K药和O药两款进口PD-1产品，以及6款国产PD-1产品。

在群狼环伺的PD-1战场，依靠信达强大执行力推动，达伯舒自2019年上市以来，取得了多个里程碑：首个进医保的PD-1产品，上市首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这也让信达在众多拥有PD-1产品的生物制药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进入商业化阶段中最亮眼的新星之一。

但鲜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为信达带来巨大声誉的产品在立项之初，曾差点“流产”。

2012年信达刚创立一年，只有20人的团队，没有单独实验室，小到“平江路的小茶馆就可以容得下”。第一年的战略会议就在平江路的一间小茶馆开的。

平江路的那场战略会议确立的使命—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奠定了信达走到现在的基础，亦成为公司十年发展中每遇到分歧时能做出正确选择的“定海神针”。

2012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纳武利尤单抗药物临床试验的最新进展：18%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28%的黑色素瘤患者和27%的肾癌患者得到了缓解，起效的患者中有66%的疗效持续超过一年。

纳武利尤单抗一系列的爆炸性数据震动了整个行业，医药巨头们纷纷跟进，围绕PD-1单抗展开角逐，国内关于PD-1的研究立项也纷纷开始启动。

2012年，俞德超同样提出信达要立项PD-1，但遭到了董事会的反对。最大的顾虑是公司刚成立不久，在技术和知识层面可能不具备创新药开发的能力。

但俞德超依旧坚信PD-1未来的“星辰大海”。在他的带领下，信达团队不断坚持，并最终说服了董事会。2013年，信迪利单抗正式被立项，研发代号IBI308。同一时期，百济、恒瑞、康方、君实、嘉和等一众药企也先后立项了PD-1研发项目。

那时一家中国的初创型公司要走向世界最顶级产品的开发，得到董事会支持极为不易，不仅要有眼光有决心，还要有说服投资人的能力。

信达上市后其股权结构中，每家投资机构的持股比例均不超过10%。这种股权结构下，管理层可以有能力去按照行业发展规律推动公司发展，在重大决策上更有话语权。

2014年，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和百时美施贵宝纳武利尤单抗相继在美国获批。同年7月，百时美施贵宝的纳武利尤单抗在国内获批临床，刺激了尚处于临床前阶段的国产PD-1们。

为了“后来追上”，信达毅然决然在2015年底做出了两个抉择。一是调整了PD-1产品的优先级，当时信达管线中有四个产品准备上临床，临床团队在现任信达高级副总裁周辉带领下，找到了信迪利单抗在复发难治经典非霍奇金淋巴瘤领域的突破，这一适应证被信达内部看成是一条“血路”。之后信达作出快速决策信迪利单抗前移至最优先，其他三个产品排在后面。

也正是此时，信达决定组建自己的临床团队，这一选择对信达而言同样不容易。当时行业中跟信达一样的生物制药公司们大多数会选择将临床外包给CRO公司，以实现轻量化运作。

2016年，第一批投入PD-1研发的本土药企开始陆续启动临床。“立项较晚”的信达排在了第二梯队，在9月获批临床。但在第一批临床竞赛中，信达的信迪利单抗从首次获批临床到首次伦理审查只花了5天，其他大部分企业间隔时间在1~2个月内；此外，从批准临床到首例患者入组，信达只花了50天。

这当然靠的是执行力。

对此有临床专家分析表示：“临床方案的定稿以及整个伦理资料的准备时间体现企业医学团队和运营团队的实力，而从获得临床批件到首例受试者入组，更多的体现企业供应研究药品的能力。”

不过，快速的执行力也给信达带来了“麻烦”。

想了解十年来披荆斩棘的信达，如何一点一滴地筑成了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的护城河，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在美国工作时，刘勇军最大的爱好是去太平洋边钓鱼，“放上鱼漂，水面被夕阳照地一闪一闪，周围都是森林，世界静悄悄”，他享受的就是鱼咬钩，水面涟漪，钓起大鱼那一刻的成就感。

这与医药科研人员心境何其相似。十年磨剑，从万千种可能性里“钓”出那个最有希望的大分子或者小分子，最终成药，治病救人。

刘勇军加入信达时便定下了一个目标：接下来10年，为信达“钓”到两个“重磅新药”。他说，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他职场的最后一站一定要在一家中国企业，而信达则是他的选择。

2020年10月信达官宣刘勇军加入，担任集团总裁，负责集团全球研发、管线战略、商务合作及国际业务。消息一出，业界沸腾。这位在研发领域做到全球跨国药企最高职位的华人科学家，为什么会选择信达，勾起了整个产业界的好奇心。

刘勇军回答这一问题用了三个印象深刻：信达、俞德超、过去10年取得的产品成绩，都让刘勇军印象深刻。

刘勇军与俞德超结识于2014年。彼时作为吉林大学客座教授，刘勇军协助吉林大学转化医学院研究院组织了一场转化医学与新药研发研讨会，邀请了三位出色的生物制药领军人物，其中之一便是俞德超。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两年后的2016年，中国医药创新的大火已经燃烧起来，赛诺菲亚太与中国区研发负责人转换赛道去创业，刘勇军除担任赛诺菲全球研究负责人外，还兼管了亚太研发中心。

那时候，刘勇军的一项工作是为赛诺菲全球研究院在中国的落地选址。苏州是绕不开的城市。在苏州，刘勇军与赛诺菲其他研发高管一同访问了信达。

2017年3月，赛诺菲与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在苏州联合举办了“创新医药”学术研讨会。作为参会嘉宾的俞德超第一次向刘勇军递出了橄榄枝。

三年后，当信达已有4款产品上市，且PD-1位列第一阵营，在研产品稳步发展，开始为接下来布局更前沿的创新时，俞德超再次找到刘勇军，希望其能加入信达。

这一次，刘勇军给了肯定的答案，这项决定集结了天时地利人和。

一方面是基于对俞德超和信达的了解，一方面刘勇军也有了回国创业的想法，而且想把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站留给一家中国公司。而信达是中国新生代生物制药公司中的领军企业之一，很好地完成了从研发阶段公司向商业化阶段公司的转型。信达的生产和质量能力在全球可以排到很靠前的位置。

加入信达的11个月里，刘勇军做了三件大事：定方向、梳理管线、招人。

过去10年，信达亦步亦趋地构建起自己的研发管线，实现了5个产品的商业化：信迪利单抗、贝伐珠单抗类似物、阿达木单抗类似物、利妥昔单抗类似物、FGFR抑制剂，还有20多个在研产品。

随着刘勇军的加入，信达未来的研发方向更加清晰。

一个免疫，一个蛋白抗体。蛋白抗体类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是信达的看家本领，而免疫则是刘勇军的专长领域。

刘勇军是一位在免疫学、肿瘤学以及转化医学领域有深厚造诣的科学家，深耕生物医药行业30多年。除了担任过赛诺菲全球研究负责人外，他还曾在全美癌症专科排名第一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医院担任免疫学系主任和癌症免疫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目前，信达已拥有26条产品线，分别覆盖单抗、双抗、细胞治疗、小分子的肿瘤产品线和自身免疫、眼科、新陈代谢等疾病领域的非肿瘤产品线。

对比信达2020年和2021上半年公布的管线，旧貌已有新颜。IBI-326、IBI-302、IBI-323三款产品被提前，新增了IBI-321产品管线。

IBI-326是信达与驯鹿医疗合作开发的靶向BCMA的CAR-T细胞疗法，目前正在进行针对复发或难治多发性骨髓瘤的Ⅱ期临床研究，这也是信达5款进入注册/关键性临床试验产品中的一款。

IBI-302是一款具有First-inClass潜力的抗VEGF/补体融合蛋白，针对黄斑病变和其他眼科疾病的治疗。其I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出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不只是调整管线优先级，下一代高潜力免疫治疗的靶点，都是信达重点布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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