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品读医药风云

2020年7月22日，距离首批25家企业科创板敲钟，刚好满一周年。开市一年迎来29家生物医药企业奔赴上市，总市值已逼近7000亿人民币！君实、康希诺“A+H”的落点，辽宁成大、长春高新分拆的首选，接纳研发/营收比1500倍的神州细胞，科创板一年来成绩如何？

一年前，以南微医学和心脉医疗为代表的两家生物医药企业，作为首批25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之一，成功叩响了资本市场的大门。而一年后的今天，专注抗体药物研发的创新型生物药企三生国健顺利登陆科创板，成为2020年第29家过会的科创板企业，同时也是自科创板开板以来，第29家上市的生物医药类公司。三生国健开盘44元/股，总市值超300亿元人民币。

一年前，25家首批登陆科创板的企业中仅有两家生物医药企业——南微医学和心脉医疗，这两家企业市值共计261.3亿元人民币，当时25家企业的总市值为5387.6亿元人民币，生物医药企业的市值仅占其中的4.8%。

一年过去了，截至7月22日下午收盘，登陆科创板的企业已经扩充到了133家，总市值达到2.79万亿元人民币。生物医药企业也增加到了29家，总市值达到了6668.75亿元人民币。生物医药企业们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不到5%的市值占比，提升到了23.9%，此时，生物医药企业占据科创板百家公司的21%，市值占比23.9%。

细数29家生物医药企业，截至21日下午收盘，市值前三甲分别为君实生物884亿元人民币、华熙生物688亿元人民币以及天智航458亿元人民币。其中近期才刚刚上市的君实生物，上市首日即突破千亿市值，达到1129亿元人民币，尽管开盘后持续下跌21.75%，但君实生物市值仍称霸科创板生物医药板块。

当然，从前三甲的最新收盘市值也可以看出，科创板中也缺乏更大体量的生物医药企业。横向来看，计算机行业中的金山办公市值已达到1699亿元，“国货之光”中芯国际达到2843亿元，芯片巨头中微公司达到1160亿元，市值突破千亿的科创板企业已达6家。

如果拿上市首日市值与最新市值相比较，科创板中没有哪个行业可以比得上生物医药行业。市值涨幅前三甲分别为硕世生物612%、佰仁医疗215%以及南微医学111%。29家生物医药企业的平均变动幅度为64%，而其他行业平均变动幅度都不超过50%。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历史上，科创板的出现显然是具备里程碑意义的。对于正迅速发展的生物医药行业来说，尤其如此。

一年时间过去，29家生物医药企业的表现如何？科创板设立的初衷达到了吗？科创板上的1000亿市值、2000亿市值乃至更高表现的生物医药企业，将会何时出现？请您周一接着收听。

医药行业至今已发生两次公认的“惨案”：2015年的“7·22”和2018年的“12·6”。前者拉开了国家药监局推进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序幕，大部分的临床试验未能通过核查，直接导致大量研发费用打水漂，但整个行业一片点赞。后者实施“4+7”城市药品带量采购，以独家最低价为中标原则，中标产品平均降幅52%，整个行业一片哀嚎。

当前，医药行业最大的危机似乎是“4+7”后的连锁效应，资本市场认为中国大量的仿制药无钱可赚，对医药产业发展一片悲观。

行业内部实际上是认可仿制药不能当创新药来卖的，必须降低利润，回到本位。这里最大的冲突是首先针对的目标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第一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从历史的角度看，是进步学生，是质量的积极分子。这里的矛盾点是：一方面我们期待解决仿制药价值规律与全球接轨，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快速提升产业质量，最后的结果是质量好的最先去接轨国际价值规律，似乎又造成了产业内部不公平。特别是如何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鼓励方面，大家一度比较悲观。

中国医药产业历史欠账太多，在尊重历史和规范现实之间怎么办？一个巨大的事实是，行业领先性企业集体性的自觉自律，主动联合起来做前瞻性行业规范的举措几乎没有。

中国医药企业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的主角，因为在创新和仿制药质量根基上的势单力薄而在全球舞台失语，迈着艰难步伐转型升级，从仿制药质量提升开始，从全球创新药的第三梯队开始，肩负14亿人口健康使命源头的药物开发，一个原本应该是群星璀璨的群体，不但没有丝毫主角光环，反而是群体性的在被动应对一个又一个方向正确但简单粗暴，如鲠在喉的事件。这样一个应该优秀的群体，没有主动给决策者提供解决方案，集体自律，而是处处走在规则的后面，躺在舒适区里走不出来。特别是缺乏率先垂范的英雄，这才是中国医药产业深层的危机。

中国医药人要残酷的拷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产业危机感？我们的恐惧是赚钱的恐惧还是产业健康发展的恐惧？现在真的比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创业初期更加艰难吗？还是我们自认为走过了创业期，现在就不需要像创业期那样拼命了。如果仅仅是走捷径的心遭遇了挫败感，那是行业的悲哀，是历史的残渣剩余。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产业是一个没有发展的产业。在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产业发展历程总结中，我们需要对产业再认识；中国医药产业自我成长与融入全球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再认识；中国特色下政策制定者与产业群体的互动，阶段性、客观性与包容性发展的规律，我们需要再认识，藉此寻求“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有力保障。

在2017年7月日本召开的第二次OTC药品转换评价检讨会议上，围绕着紧急避孕药的OTC药品转换的问题，与会各方产生了巨大分歧。

对于制药企业提出的审议案，药剂师、医师、医院等方代表纷纷在会上表态：“紧急避孕药并不适合OTC化。”

评价检讨会委员、日本医师协会理事铃木邦彦更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紧急避孕药现阶段根本不能OTC化。他认为相关从业者只为自己赚钱。

尽管紧急避孕药OTC转换的提案在日本政府向社会征求意见时获得了压倒性支持，但最终仍在“评价检讨会议”上被否决，OTC化失败。之后，质子泵抑制剂（PPI）的OTC转换也遭遇相同的结局。

推进自我健康管理的国策下，日本政府对OTC药品转换的新体制充满期待，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评价检讨会议在新体制中负责对OTC药品转换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在会议中获得通过的药品才有可能接受厚生省的进一步审查。

此外，评价检讨会议的16名委员中近三分之二为医师、药剂师代表，相同背景常常在会议讨论中形成意见同盟，而在实际操作中阻碍了议程。2014年新体制建立后，成功通过认定的OTC转换药品品目相较之前不升反降，其中具有新功效和作用的新药品目过审数量更是为零。PPI、紧急避孕药等在许多国家早已完成OTC药品转换的药品至今仍无法在日本得到承认。

由于PPI、偏头疼药、紧急避孕药OTC转换滞后，以日本医药协会、制药企业为代表要求加速OTC药品转换改革的呼声逐渐变大。日本OTC药品协会在2020年2月的日本政府听证会上指责由评价检讨会议来判断OTC药品转换可否完全是一种越权行为，造成制药企业的重复审查，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新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直接向厚生省申请的制度。

据预测，到2040年，日本国民医疗费用支出将达到70万亿。日本社会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费用激增，如何减少公共医疗开支成为日本政府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推进自我健康管理制度的建设，成为安倍政权的国策之一。2017年日本政府正式开始对OTC药品实施“自主健康管理税制”减免政策，并计划提高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

OTC药品转换一方面被认为在推进自我健康管理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加速OTC药品转换也是来自市场的呼声。在日本“旅游立国”的口号下，OTC药品市场在提振日本经济中的潜力备受期待。2016年后，随着访日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加，日本OTC药品市场规模也一反之前的低迷态势持续扩大。2018年日本OTC市场规模约1.15万亿日元，逼近1.28万亿日元的历史峰值。

在7月2日向安倍晋三的提案中，规制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将评价讨论会议定义为“对于OTC药品转换提案进行课题讨论和意见整理的机构”，而非OTC药品转换可否的“决策者”，并对评价讨论会议的构成和一般性原则进行更改。

日本医保协会在其网站上曾评价称，以国民的便利性为借口扩大OTC药品转换，只会增加更多重症和副作用的陷阱，医保协会对此表示强烈的担忧。规制改革推进会议则认为，迄今为止的OTC药品转换偏向对安全性的讨论，而对于企业、消费者等市场方的需求视而不见，要求厚生省建构起多部门协同的全局性OTC药品转换体制，从市场观点重新审视OTC药品转换改革，并设立官方与民间共同的改革目标，在今年内启动相应的措施。

日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OTC药品转换改革。自安倍政权将“促进国民自我健康管理制度”定为日本国策后，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OTC药品转换制度更是备受关注。如今，日本OTC药品转换改革或将再次加速。

之前，除了严格的安全性审查，日本还对OTC转换药品的上市流通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1997年7月，经过长达几年的审查H2受体拮抗剂被日本厚生省认定为OTC转换药品。但在9月上市前，厚生省要求制药企业在说明书中增加“连续服用3天症状无改善时停药”和“与其他药品混合有风险”等内容，并在药品包装之外另附加注意事项的小册子。药品广告中还被要求必须出现“无必要避免使用”的文章说明。诸多限制下，1998年上市1年后的H2受体拮抗剂OTC市场规模不足其处方药市场的2%。而在美国，该产品市场规模接近20%。

日本政府谨慎的姿态保证了OTC药品转换工作的安全性，制度推行30多年间，日本几乎没有因此发生过重大的医药事故。但“安全性优先”的原则也同时带来了许多问题：复杂的审查制度和流程打击了制药产业对OTC药品转换的欲望；固化的认定标准抹杀了药品有效性的差异，企业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在广告流通上；一味重视药品的安全性使得消费者质疑OTC转换药品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日本期待OTC药品转换去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1998年日本OTC药品市场规模约8000亿日元，占医药市场的比重一直停留在15%上下。日本医药企业通过OTC药品转换开拓市场的计划远没有达到预期。同时日本社会依旧保持全民医保下以处方药为主的医疗体系。到2013年时，日本政府在公医疗领域的财政支出超过40万亿日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对OTC药品转换放宽限制，推进改革。2014年，日本提到要将“促进处方药向非处方药转换”作为推进日本国民自我健康管理的具体施政策略，并将为OTC药品转换构筑可以反映业界和消费者等多方意见的体制及能够迅速响应的审查。

2014年设立的OTC药品转换评价检讨会议作为“新体制”的开端，会议增加制药企业、消费代表听取各方意见并参考海外数据和实例简化了企业申请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加速审议进程。与此同时，日本再次修订药事法，对药品的网络销售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日本OTC药品的网络销售开始解禁。

修改药事法后，日本的OTC药品均可以在网络上销售。2017年，将OTC转换药品的82种成分1492品目纳入“自我健康管理税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的减免。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日本通过审查制度和流通标售环节的改革逐渐建立起OTC药品转换的新体制。

不过，在2017年7月日本召开第二次OTC药品转换评价检讨会议上，围绕着紧急避孕药的OTC药品转换的问题，与会各方还是产生了巨大分歧。想了解日本OTC药品转换改革如何加速，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7月2日，日本内阁规制改革推进会议上，议长小林喜光就医疗领域规制改革方案向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多项建议和举措。此次规制改革方案主要涉及促进日本处方药向非处方药转换工作的策略和方针，以进一步扩大一般OTC药品转换的选择。方案要求日本厚生省在2020年內启动措施，建构起多部门协同的全局性OTC药品转换体制，设定OTC药品开发目标，并稳步推进制度改革。

日本内阁规制改革推进会议于2016年设立，2019年成为常设化机构，旨在推进日本经济社会的结构性改革。安倍晋三将制度改革视为日本成长战略的支柱。规制改革推进会议主要负责调查和审议改革中的相关规章制度，内容涉及农林水产、医疗健康、劳动雇佣等诸多方面。其中，推进OTC药品转换改革一直是该会议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重要课题。

这次会议提出，日本现在围绕OTC药品转换工作的讨论过于偏向风险和安全层面，并没有从促进国民自我健康管理的角度对OTC药品转换的必要性和便利性等优势给予充分的关注。因此认为日本的OTC药品转换改革迄今为止实际成效低下。会议从政策、药品开发、组织等几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要求政府“在2020年内启动相应措施。”

日本自1961年开始实行全民医保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民基本实现了“凭一张保险到哪都能看病”。但日本的医疗财政负担也以每年近1万亿日元的速度不断增长。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下，OTC药品转换作为减轻公共医疗负担的可选项之一开始进入日本政府的视野。日本的制药企业也对开拓OTC药品市场的可能性充满期待。与此同时，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日本消费者希望能够买到“更加有效的OTC药品”。

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之下，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正式开始推行OTC药品转换的制度。1983年，植物固醇和匹可硫酸钠首先作为OTC转换药品被日本政府承认。截止2020年上半年，共有86种成分的近2000个品目被日本厚生省承认并收入《OTC药品转换有效成分表》。

在OTC药品转换制度建立之初，日本大量参考了欧美等国的先例和经验。但在如何平衡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问题上，日本则比欧美表现出更加谨慎的姿态，制定了“优先重视安全性”的审查方针。日本厚生省以已有的OTC药品作为“参照”制定了OTC药品的“认定基准”。认定基准作为一种“定式”从OTC药品的成分、配合规则、用量、规制、药效范围到包装方式、审查所需资料都有详细的规定。

日本为OTC药品转换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制度：包括要求那些已经在处方药阶段安全性、有效性得到确认的药品，在申请前必须重新进行药品的再审查、再评价；对于其中出现副作用的情况还需要通过专门的审议会议对OTC药品转换的可行性进行审查。还要把OTC转换药品的售卖方式，广告宣传纳入审查的内容。得到OTC药品转换认定后，日本还要求进行为期三年的药品临床试验，并接受专门审议会议的监督。

想了解日本OTC药品转换改革如何加速，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带量采购的节奏会怎么走？医保目录动态调整的规则怎么定？刚刚兴起的本土创新药公司如何跟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相处并持续长大？每一位资历深浅不一的中国医药人都会自觉做出模糊而确定的判断：洗牌来了，有些企业真的会死掉，有些企业真的会崛起，有的工作没了，旧有的经验未必适合新的工作机会。此时密集的法规政策出台成为一种常态。

依靠钻政策空子的商业机会已经不被资本市场和实业家看好，也不会有人去践行了。但企业市场营销资源配置，前置到准入的政府事务团队正在越来越大，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各类新政做出研判并给决策者提供客观依据，同时获得与决策者沟通交流的公平机会，进而清晰理解新规则。

密集的新政规则，需要医药企业高度参与。参与的前提是对情况的把握。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从18年前我进入医药传媒业开始，我接受到的见教就是：医药经济是政策经济。后来的时间确实见证了大量企业家耗费了大量精力在依靠政策动态调整带来的商业机会上。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营销领域各种“神药”对医保资金的吞噬。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因为无法触及到核心问题而成为一个个昂贵的、破碎的鸡肋一样的解决方案，其给投资人留下的隐痛至今尚在。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支付：谁来支付，如何支付，支付后得到什么服务。2018年医保局的成立和国家带量采购打破了市场长时间的利益平衡，或者说把问题引回到了埋单人。

当一件产品的需求量大且具有实际价值时，如果产品免费或几近于免费，那么产品的需求曲线总是会上升。付费改革就是要在各个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问责制，唯有如此才能释放自由市场的整改压力，而这条道路在全世界都走得极其艰难，中国也刚刚开始。

开放的世界向内看，中国医药人的基本焦虑是转型升级，这区别于医药行业之外，人为操作的以激发群体恐慌感吸收流量的信息噪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如果以静态的眼光判断医药行业模式洗牌而得出悲观结论，是赤裸裸的短视。E药经理人与杰出的产业人一样选择我们内心透明的大势，那就是刚刚被释放的健康行业的创新活力，还有不可遏制的医药人的创造伟力。

2020年7月11日，《E药经理人》主办了2020中国抗病毒药物创新大会。大会汇聚了药物创新学术界、企业界和投资界的三方精英。面对病毒大流行，产学研资应如何打破藩篱，才能实现有效的共享与合作呢？

疫情期间，山东大学药学院研究团队正在进行推进抗病毒药物老药新用的研发工作。山东大学药学院院长刘新泳发出感慨，药物的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产、学、研、资相结合方面，目前仍然做得不是非常紧密。

可以看出，基础研究与企业的需求，目前是在两条线上。从高校的角度讲，基础研究追求的结果是发文章。我国SCI文章数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但是，发表文章之后往往束之高阁，无法产生行之有效的治疗药物。

在前沿生物董事长谢东看来，这一问题上的区别更多可能在于科学发现的角度不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目标是做产品出来。因此第一个要关注的是质量控制，第二是有没有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等。而对于科研的合作伙伴来说，很多可能是发表一篇文章，或者是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

当然，也有企业尝到了产学研结合的甜头。金斯瑞生物战略研发副总裁邵翠英介绍，此次疫情期间，金斯瑞的新冠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盒就是跟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林发教授合作研制成功的。据了解，这是全球第一款快速检测新冠病毒中和抗体的试剂盒，将病毒中和实验检测速度缩短到一小时之内，且无需用真病毒进行高危险实验，无需在严格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环境中进行检测。可以说，王教授有IP，但是没有生产能力，而通过与金瑞斯合作，将研究成果成功生产出来，与合作公司布局渠道，并成功推向市场。现在这个试剂盒已经在新加坡、欧盟得到认证。

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洪坦坦陈，最怕学术界、企业界和投资人讲三套语言。作为做VC的投资人，他们的焦虑是当一个时代快速来的时候，你miss掉这个时代。洪坦表示，近年来，新治疗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国内外的科技不断迭代投资人必须有国际的眼光。要从全球的眼光知道未来2年、3年、5年发生的事儿。

一场新冠疫情的爆发，更使得所有人明白，当危机到来之时，唯有多方合作，用一种语言才能共克时艰，没有哪方角色能够真的凭一己之力来解决新药研发这一关键问题。

7月10日，江苏省再次发布关于药品价格调整的公告。此次涉及降价的品种总共有86个，虽然绝大部分产品降价幅度不超过20%，但有三款分别来自GSK、恒瑞、科伦的产品降幅超过了50%。

GSK的多替拉韦钠片（商品名：特威凯）由1980元/瓶降至980元/瓶，降幅超过50%。特威凯最早于2013年8月被美国FDA批准用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治疗，不到3年时间就进入了中国市场。2015年12月30日，特威凯在中国通过新药审批，可联合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用于治疗艾滋病毒感染的成人和年满12岁的儿童患者。2019年，又获得儿童适应证的批准。

特威凯在中国的快速上市，曾拉开了我国艾滋病新药上市的序幕。2018年，GSK申报艾滋病治疗领域的首个完整治疗方案的单片复方制剂绥美凯上市，同年吉利德的单一片剂治疗药物捷扶康上市。2019年，吉利德另一单片复方制剂必妥维获批上市，必妥维也是目前全球销售额最高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艾滋病药物市场有一个特点：双重准入。从2003年实行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开始，我国确诊艾滋病的患者能够获得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根据国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手册及2019年医保目录，在国家医保范围内的艾滋病治疗药物达20种，共有8款药物被纳入国家免费用药。此次特威凯大幅降价，无异于一颗炸弹投入了国内艾滋病市场。

目前国内抗艾滋病病毒市场中，特威凯的销售额最大。2019年达到2440万元，其次为前沿生物2018年获批的艾可宁，GSK的绥美凯与吉利德的捷扶康。但占据国内市场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较老的进口产品和国产仿制药，例如艾伯维的克力芝、成都倍特的倍信等。此次GSK特威凯在全球销售额负增长的情况下，在国内市场选择降价求生，对于近年主打抗艾滋病病毒药物的本土企业来说，价格压力将陡然上升。

与此同时，恒瑞500ml容量的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由280元降至98元，降幅达65%；而四川科伦的同品规产品由238元降至64元，降幅更是高达73%。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为复方电解质注射液，用于围手术期的细胞外液的补充调节剂，可纠正代谢性酸中毒。其原研厂家为日本大冢制药。恒瑞与科伦分别于2019年4月和6月获批。在获批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科伦率先在今年3月在陕西主动降价。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500ml/袋从238元降至64元，1000ml/袋从498.1元降至108.8元。紧接着，4月24日，恒瑞也在陕西宣布降价，500ml/袋挂网限价由295元调整至98元，降幅66.78%。随后，两家企业在黑龙江、北京、广西、河南、江苏等省市同步降价。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的市场空间在10亿元以上。如今恒瑞与科伦纷纷打出3折左右的价格，这一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将随之缩水。

由于同一品种还有原研厂家大冢制药以及美大康佳乐药业、湖北多瑞药业和西安万隆制药正在申报生产，另有武汉药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获批临床。此时恒瑞和科伦选择先下手为强，价格大幅跳水，不但更有利于二者率先抢占市场，更会对后来的竞争者带来较大的价格压力。

7月8日，罗氏、基因泰克和AI新药研发公司达成多靶点合作协议，将利用该公司独特的技术平台对多个激酶抑制剂发现项目进行虚拟筛选，推进药物发现。3个月前，勃林格殷格翰与另一家AI新药研发公司展开合作，以加速公司的新药研发速度。

再往前3个月，另一家AI新药研发公司宣布与拜耳达成心脏病药物发现协议。此前，他们与新基达成肿瘤和自体免疫系统研发协议，与罗氏达成肿瘤学研发协议，与赛诺菲代谢疾病协议等，与GSK达成多个治疗领域的多达十个靶标的广泛协议。年初，该公司早期合作伙伴住友制药宣布，使用AI设计的治疗强迫症的精准工程药物已经推进到了临床I期。更值得欣喜的是，从靶点推进到确定为候选药物研究阶段，用时不到12个月，而传统方式平均需要4.5年。

其实，在新药研发费用逐年攀升的今天，利用AI来进行靶点的筛选，已经成为跨国药企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必经之路。

相对跨国药企来说，本土药企可能显得从容一些，国内的创新升级还处于过渡阶段，大多药企还是围绕现有靶点做一些创新。

而“AI+新药研发”现有业务主要应用于靶点发现、化合物合成、化合物筛选等场景，其中利用AI进行药物设计的公司最多，其次是数据收集和分析。这样的定位与近年大热的CRO行业有直接竞争关系。

国内目前医药企业新药研发多与CRO公司合作模式，很少选择与AI药物研发企业合作。一方面是药企自身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AI新药研发企业稀缺。不过，也有一些企业意识超前，行动迅速。

6月底，宝德与先声药业创新中心合作，为其提供HPC高性能计算与AI平台，全面支持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子图编码和基于深度学习的药物开发。无独有偶，去年9月，豪森与一家AI新药研发公司联合宣布，未来两家公司将在多个领域展开战略合作，针对11个尚未公开的蛋白靶点进行药物设计和潜在候选药物筛选。

相对豪森，天士力是更早一批的入局者。2017年5月，天士力就曾公告称投资2000万欧元，与一家公司成立新药研发公司，运用人工智能分析替代传统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即所谓的“旧药新疗”。

因为与CRO公司产生直接竞争，未来AI新药研发很有可能去抢夺CRO业务。而对此，国内CRO龙头药明康德选择的是直接投资入局。该公司在今年5月底参与对美国一家AI公司的1.43亿美元的B轮投资。此前，药明康德还参与大橡科技的天使轮投资，该公司致力于为创新药物研发提供兼顾仿生性和高通量的生物芯片，加速药物研发进程。

互联网巨头们也纷纷进场。腾讯宣布近期推出了人工智能药物发现平台“云深智药”，向科研人员全面开放。“我们希望借助机器学习，缩短新药研发的时间。目前，大家正在努力筛出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药物。”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说道。

以AI为第二基点的百度更是不会错过。虽然没有自建平台，但百度以风投的形式参与了对某AI药物研发公司的B轮投资，总额3700万美元，同时参与者还有启明创投、富达亚洲、创新工场、礼来亚洲基金等。

值得关注的是，AI+医疗健康也是以科技见长或起家的投资机构的切入点。譬如科技领域的TOP投资机构红杉资本，截至5月底在AI+医疗健康领域就有11项投资，其中有2项都是“AI+新药研发”。包括对晶泰科技和深度智耀两家公司的B轮投资，金额都是1500万美元。这两家公司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AI+新药研发公司。

目前，AI+新药研发还只能进行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需要一些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的复合人才，去设计打磨。从国际到国内，医药企业的布局者都属于比较前瞻，但更多的公司还是保持谨慎态度，不论是合作还是投资。

7月9日，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一是科技巨头腾讯官宣进军AI+新药研发；一是跨国药企巨头阿斯利康首次参会并发布未来将深度参与的十大“AI+医疗”应用场景，AI+新药研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其实，“AI+新药研发”并非新鲜事儿。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开始起，AI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已有60多年的历史，现已渗入医药研发各个阶段，但还主要集中在新药发现和验证阶段。

    2015年之后，全球掀起一阵AI热潮，尤其是在中国，AI连续几年占据全网十大热词。正是在此期间，全球TOP10的跨国药企进行了第一波密集布局，包括阿斯利康、GSK、赛诺菲、武田、基因泰克等都在2017年完成了相关合作交易。之后两年，随着AI热度降温，“AI+新药研发”亦有所沉寂。直至2019年下半年，此项交易似乎又开始“流行”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罗氏、阿斯利康、BMS、拜耳、吉利德、诺和诺德等多家知名跨国药企再度密集布局该领域，国内红杉资本、启明创投、礼来亚洲基金等多家知名创投亦有动作，还有BAT这类科技巨头或采取孵化或采取投资参与布局，本土药企像豪森药业、天士力、先声药业等企业都有试水。即使是业务与其有竞争的药明康德，都有相关领域的布局。

近日，《Nature》杂志也做了一期《永远不会累的AI化学家》的封面报道，描述的是来自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成功地开发了一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化学家。这款身高1.75米的机器人化学家可以在8天内连续工作192个小时，独立完成668个实验，进行6500次仪器操作，并研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化学催化剂。

据介绍，阿斯利康目前100多项的1期（含）之后的临床试验，与“AI”的幕后推动不无关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表示，将低水平的分子筛选交给AI机器人去完成，要比人工完成有效率得多。

其实早在2017年，AI热潮之下，阿斯利康曾与一家英国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寻找帕金森症等神经疾病的生物靶标和药物。2019年，阿斯利康又进一步宣布与其开展长期合作，利用后者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学习技术，加快发现治疗慢性肾病和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新药。据悉，阿斯利康上海AI创新中心有望于明年启用，将聚焦新药研发、AI医疗、大数据整合服务等领域。

此外，其他跨国药企也开始了进一步布局。5月26日，英国一家AI药物发现公司宣布在C轮融资中募得6000万美元，其中就有BMS以及诺和诺德跟投。

与此同时，美国一家AI药物发现公司宣布获得1.43亿美元的B轮超额认购。此次融资由硅谷风投巨头牵头，新投资者包括黑石等多家知名美国风投机构。值得关注的是， CRO头部企业药明康德也参与了本次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