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4月11日、12日，粤产舞剧《人在花间住》焕新升级版在广东艺术剧院开演，并拉开2025年全国巡演序幕。

演出现场，不少观众前来“二刷”“三刷”，被满台的爱所深深感动。

舞剧《人在花间住》是一部以“花”为背景和叙述线条，聚焦阿尔茨海默病群体的作品，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东歌舞剧院创排，于2024年4月首演。

以爱抵抗遗忘，关注现实主义题材

舞剧《人在花间住》是第一部真正将目光投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舞剧作品，关注真实人群、讲述平凡故事、抒写朴素情感是该剧的底色。

该剧总导演费波表示：“我们讲述的是关于病痛、关于记忆的主题，侧重于人们共通的情感。它既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故事情景，也可以是一种感受和共鸣。”

不依托经典文本，不仰赖宏大叙事，舞剧《人在花间住》以“人-花-城”三者间的情感互动、生命互融为主题，讲述了骑楼花店里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和儿子之间的牵扯羁绊。

主创充分调动身体、舞美、灯光、造型、音乐及影像，共同打造虚实结合的花镜天地。随着母亲精神世界的变化铺陈，白民与鲛人、花间与海底、邻里或疍女……无尽幻象在光影摇曳间交织生长。

“我们这个舞剧是国内当代舞剧中鲜少触及的现实主义题材，以母子情为载体，以爱抵抗遗忘，以花承载大爱。”费波谈道：“有人问我，用舞蹈对抗遗忘是否太过理想主义？我想，艺术从不提供答案，但它能让问题发光。舞剧《人在花间住》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它有着特别深、特别温暖的人性主题，有着我们对身处当下的每一个人的理解和观照。”

“爱、浪漫和轻盈——这是我对舞剧《人在花间住》的三个印象。”观众“花花满天蔽月光”分享道：“《人在花间住》让我最惊喜的，是它以‘我’视角去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症这个题材。它让我们看到了患者的世界，一个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浪漫呈现。”

剧中处处有“花”，呈现生命绽放之美

舞剧《人在花间住》以花命名，以花入题，以花喻人，剧中也处处有“花”的印迹。

该剧在妆造上，也几乎都是以花为灵感的设计。无论是百花仙子出现时，舞者模拟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形态，花瓣缠绕飘逸的裙裾，还是“白民国”幻境中，群舞头顶马蹄莲形状的装饰，兼具造型感和危险感，都是用花来展现母亲的心境和状态。

备受观众喜爱的“疍家女”舞段中，疍家渔女们一仰头，便可以看到抵挡日晒风吹的斗笠下藏着一圈鲜花，含蓄、内敛，坚韧的外表下，暗藏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盼。

“你能感受到，和母亲年轻时一般大的疍家姑娘们，完全在她们的青春里，被花紧紧包裹，就有一种人与花共生的感受。”舞蹈编导王雪松说道。

已“三刷”舞剧《人在花间住》的观众“榴莲鸡”留言道：“疍家女那段舞蹈真的很美好。是啊，母亲曾经也年轻过。母亲挑着两个竹篮，一篮卖花，一篮养儿。也许，鲜花是母亲最熟悉的东西。儿子是在鲜花滋养中长大成人。”

观众“Lemon多多”对剧中的“百花仙子”印象深刻，认为“百花仙子是母亲的精神内核。其实，‘人在花间住’，于母亲而言就是‘花在心间住’。”

细腻处再打磨，丰富画面弥漫温情

本次焕新升级，舞剧《人在花间住》进行了多处细节内容的优化，人物塑造、人与城的链接、人与花的关系……本就以真情入题，婉转叙事的作品，在细腻之处再打磨。

“这一版本的修改，一是在整体节奏上有更快的推进，更重要的是，整个表达叙事的逻辑概念也更加清晰。”总导演费波说，焕新版丰富了很多画面，整个舞台置景并不是变得复杂，而是变得更加巧妙，成为具有很多想象力的空间。

其中开篇的“序”舞段，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从音乐、动作编排等方面都与去年的版本有明显的区别，让观众更能感受到母亲在镜花幻境中，对儿子满怀爱意的脉脉温情。“鲛人国”舞段中的投影设计，将实拍录制的“鲛人”与影像特效相结合，营造更加震撼、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舞美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新增的一个小道具——老人信息卡，是儿子为防止母亲走失而准备的，上面记录了母亲的姓名、疾病、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是儿子对母亲爱的具象化，也进一步体现了主创在道具运用上的小巧思。

据悉，舞剧《人在花间住》除首站广州外，已有8个巡演城市官宣定档，如北京、江苏南京和苏州、浙江宁波、山西晋城、山东日照、河南南阳、广东深圳。

各地观众可走进剧场，去真切感受该剧呈现的情感流动。

文|记者 黄宙辉 梁善茵 通讯员 陈芊芊

图、视频|广东歌舞剧院提供

近日，东莞理工学院通识教育大讲堂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交流活动。

青年作家、《虚荣广场》作者蒲荔子以“写出时代的掌纹”为主题，讲述了创作小说的四种准备，并与在场师生展开深度对话。

蒲荔子23岁时以笔名李傻傻出版的长篇小说《红X》，是一代年轻人的青春记忆。

他被视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受到了贾平凹、苏童等诸多文学界前辈的高度赞誉。

暌违多年之后，在新书《虚荣广场》中，蒲荔子以21世纪初的广州为背景，描述那些终究不会通情达理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探讨成长的虚荣与真相。

女性角色塑造：立体刻画与真实力量

《虚荣广场》中个性鲜明、逆袭的“大女主”角色周夏雨成为讨论焦点。

蒲荔子表示，这一角色突破传统女性形象的桎梏：周夏雨既神秘又复杂，但她的复仇与觉醒并非单纯的“爽文式”宣泄，而是对真实人性的探索。

他强调，当下许多短剧的叙事常陷入非黑即白的标签化陷阱，而优秀作品应扎根生活，展现角色的复杂性与成长性。

针对“城市与女性命运的关系”之问，蒲荔子则强调创作需回归具体个体，因为城市精神由无数普通人共同塑造，这些精神不断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变成这个城市的土壤，又会影响后面来到这座城市的人。

女性的命运既受城市环境影响，也反作用于城市文化的变迁。若将故事背景由广州置换为其他城市，角色的生存逻辑必然不同——这正是文学对地域特质的忠实表达。

外乡人视角：重新定义城市的审美价值

著名作家阿来曾评价《虚荣广场》，谈及小说一开篇的细节与氛围唤醒了他20世纪80年代初到广州的记忆，“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到了那样一个环境里去，我觉得确确实实是非常有活力的一本小说”。

《虚荣广场》以“外乡人”视角观察广州，这一设定引发学生好奇。蒲荔子以大家切身能体会的例子来比拟，比如我们看父母，与我们爷爷奶奶看我们的父母，因为视角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又以《红楼梦》中的西洋钟为例，说明视角转换如何赋予日常事物新的意义，解释道，视角差异是文学审美的重要来源，本地人眼中的平常景象，在外来者眼中可能充满陌生化的诗意。

比如小说中描写到城中村，广州的城中村对本地人而言或许是混乱的象征，然而对外乡人而言，却可能是梦想的起点。

虚荣是模仿别人的欲望，也是成长必经之路

针对学生从小说的核心命题“虚荣”，联想到拉康所说的“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蒲荔子谈到，现代人常陷入“他者欲望”的困境，导致我们追求的生活可能是其他人想要我们过的生活，而非出自我们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

而人的成长，便是一步步认清自己到底要什么的过程，虚荣是其中的必经阶段，只有通过模仿与反思，个体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他指出，书中主角周杨便是通过情感与事业的双线成长，逐步剥离社会赋予的符号化外壳，最终实现自我认知的升华。

活动尾声，面对学生“如何迈出写作第一步”的困惑，蒲荔子以幽默鼓励化解焦虑：写作如电商直播，敢开账号就战胜了大多数人。“完美主义是创作的天敌，先完成，再完美。”

文｜记者 孙磊 通讯员 林菁

图｜受访者供图

4月1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在广州购书中心举办“用AI思维跑赢AI时代，快速成为DeepSeek应用高手”主题图书分享会，深度解读新书《DeepSeek应用能手：7天从入门到精通》与《AI提问大师：解锁公文写作的高效密码》。

活动吸引了逾200名读者、行业专家、媒体代表及企业用户参与，现场通过案例演示、读者互动、AI工具实操等环节，生动展现了AI技术如何赋能工作与生活，掀起了一场关于“AI思维”的头脑风暴。

新书亮点：从“焦虑”到“掌控”，AI工具重塑个人竞争力

在AI技术席卷各行各业的今天，DeepSeek作为国产人工智能工具的代表，正成为职场、教育、自媒体等领域的“超级助手”。

然而，许多用户仍面临“指令模糊”“结果不精准”“场景应用单一”等痛点。广东科技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正是直击这些难题的“解题手册”。

《DeepSeek应用能手：7天从入门到精通》以“场景化学习”为核心，覆盖职场、教育、生活、创意、金融等领域，不仅详解DeepSeek的基础操作，更通过24类高频场景和180+个真实案例，拆解AI工具的应用逻辑。

例如，家长如何用DeepSeek辅导孩子作业、帮助孩子制订学习计划；职场新人如何用“会议纪要自动生成”指令，1小时完成全天事务整理；创业者如何通过AI工具分析行业数据，生成竞品报告，大幅提升决策效率；日常生活中，如何让AI自动输出周末亲子游行程、预算及安全贴士……

职场人士常困于公文写作的繁琐流程，而《AI提问大师：解锁公文写作的高效密码》一书总结的5款“万能提问公式”和24种追问指令，将AI转化为上班族身边的“公文智囊”。

书中涵盖请示批复、会议纪要、年终总结等15类公文场景，并提供“避坑指南”，教读者避免AI生成内容的格式错误或表述冗余。

“这套书从策划到印刷仅用12天，这不仅是速度的突破，更是出版模式的革命。”广东科技出版社社长严奉强在致辞时表示，这2本书无论是内容创作、编校流程，还是封面设计、营销推广，全流程都使用了AI赋能，因此才打造出了出版的“加速度”。

“AI+人工”的协作模式，不仅缩短了出版周期，更将成本大幅降低，为行业树立了“技术驱动出版”的标杆。

读者反馈显示，随书赠送的视频课程与指令库是最大卖点，许多用户表示“案例实操性强”“指令可直接拿来即用”。

现场分享：AI思维如何“炼成”？

“AI工具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类，而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分享会上，图书作者高军和骆仁童通过案例演示，展示了如何用DeepSeek安排日常生活、帮助孩子解决学习难题、生成自媒体文案、优化公文结构等。

骆仁童以AI工具“豆包”为例，现场展示通过具体指令，将AI训练成工作场景中的“智能助手”“智能同事”。“熟练运用AI，人们能提高至少50%的工作效率，减少至少80%的重复劳动。相信每一位掌握AI思维的职场人都能借助AI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职场中脱颖而出。”

在互动环节，读者围绕“青少年AI应用安全”“AI训练数据滞后性”“AI营销战略”等在使用AI工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作者展开讨论。

针对读者关心的“AI是否会威胁到人类的工作”问题，高军指出：“未来的竞争，是会用AI的人与不会用AI的人的竞争。掌握AI思维——即通过结构化提问、迭代优化和跨场景迁移能力最大化工具价值——才是关键。”

文｜记者 孙磊

图｜主办方供图

非遗没有边界，00后记者社牛属性大爆发！带上广东非遗文创，在贵州来一场“真心换真心”！

非遗最好的样子，或许就是你愿意多看它一眼，携起手，带着生活的烟火气，走向未来。

#非遗#文创#社牛#00后#广州#贵州#文旅#旅游

4月13日，由广东省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和正佳极地海洋世界联合发起的“点亮‘星’光海底音乐会”在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启动。

本次音乐会邀请了20组孤独症儿童及家庭，为来自“星星”的他们献上一场暖心疗愈的海底音乐盛宴。

海底音乐会邀请到2位视障歌手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和家庭送上弹唱治愈曲目，40多名现场观众拿起手机，打开摄像灯光，随着音乐节奏缓缓摇动，形成一片闪亮“星海”，现场观众都被带入一场极致的视听疗愈之旅。

由40人组成的“花都炭步二小合唱团”则代表花都文旅倾情献唱，一首动听的粤语原创歌曲《风铃花开》在传承粤语文化的同时，也推广了“广州潮北，花样花都”的美景。

欣赏完音乐会后，演艺人员和孤独症儿童及家庭盘坐在海底展缸前，欣赏起以“鲛人”为主题的美人鱼大秀《鲛人魅影》，还和广州唯一南极企鹅种群企鹅家族、海狮海象们近距离互动，交海洋萌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

记者了解到，本月初，广州正佳集团启动“正佳公益月”特别行动，宣布自2025年4月1日至30日，广州正佳极地海洋世界、正佳雨林生态植物园、正佳自然科学探索中心向全国16周岁以下孤独症儿童及一位家长免费开放。

此次活动是正佳集团连续第6年发起孤独症关爱行动。

据悉，正佳极地海洋世界、正佳雨林生态植物园、正佳企鹅冰雪世界“神奇动物在正佳”超级萌宠节正在举办。

在正佳极地海洋世界，孩子们除了可以见到海狮、海象、企鹅、水獭等一万多只极地海洋动物、参加明星动物见面会，还有机会和动物亲密接触，在《海洋精灵派对》和美人鱼、水母、海马一起跳舞，加入巡游。

在正佳雨林生态植物园，孩子们可以与水豚、树懒等 800 多种珍奇动植物近距离贴贴，打卡《萌兽趣游》活动，和雨林仙子一起在“吞吞小剧场”跳舞，邂逅雨林最美精灵。

此外，还能每天参加《梅花鹿亲密互动》《树懒漫游小学堂》等数十场动物见面会，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加入到探索自然和科学的队伍中，在周末参加“遇见企鹅”和“遇见卡皮巴拉”萌宠人偶大巡游。

文、图、视频|记者 刘星彤 通讯员 魏双双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办的西藏考古工作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公布了2021年至2024年间西藏考古多项重点成果，以及一系列考古发现与研究。

专家介绍，尚嘎岗遗址和梅龙达普洞穴发现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通过光释光测年等技术，显示文化层年代不晚于距今10万年，揭示了距今10万年前人类便踏上了青藏高原。

而后者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这里保存了完整的石器原地制作、陶器使用等方面的证据，对于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高原腹地最早的人类生存活动和定居过程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项目玛不错遗址、拉颇遗址的考古发现，展现了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区域史前人群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其中，玛不错遗址年代跨度距今4800年至2000年，这是目前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吐蕃时期温江多遗址沿用千年，出土大量带釉砖瓦建筑材料，以及陶器、石器、骨器、泥塑、石柱础、铁器等遗物。

考古成果表明吐蕃时期青藏高原腹地与中原唐王朝及周边区域物质文化交流密切，为研究公元7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次公布的西藏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打破了之前普遍认为西藏封闭地理空间的观念，表明西藏的考古学文化始终保持着与青藏高原以外古代人群之间的联系。

尤其是王侯织锦、围棋子、龟趺碑座等遗物，直接证明了西藏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文化交流和物品互通的关系。

据介绍，2021至今，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12所科研机构开展32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涵盖17处古遗址、古墓地，发掘总面积达7060平方米，覆盖西藏7个地市，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吐蕃时期。

这些新发现和研究构建起西藏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脉络与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4月12日，瑰丽的彩色月球下传来灵动的古典琴音，太古汇里的游人闻声而来，从M层中庭到一楼、二楼中庭的人群像层层推开的涟漪，在“明月”下见证“灵光璀璨”科技与艺术特别项目的启幕。

该项目以中国艺术家王郁洋和法国艺术组合劳伦斯·格拉芬斯塔的艺术作品为核心，再结合“科技与艺术”主题开展艺术名家对话、AI钢琴演奏会、科技涂料手绘工作坊、先锋现代舞快闪、星际主题市集等一系列兼具实验性和商业度的跨界展演。

中法艺术家共创

打破科技和艺术的边界

此次“灵光璀璨”科技与艺术特别项目以中国艺术家王郁洋和法国艺术组合劳伦斯·格拉芬斯塔的经典作品为核心，展开一场跨越物质与数字的对话。

商场各个入口乃至M层中庭上空出现的巨大月球图像，是王郁洋的艺术作品《月》。

王郁洋以宏大的宇宙视角探索宇宙的诗意，并追问人类的命运。通过佩戴装有摄像头的视频眼镜，实时描绘月球，摄像头传输的动态黑白影像让艺术家在完全无色的环境中“盲目”地选择颜色进行创作。只有摘下眼镜后，他才看到这些随机选择而产生的彩色月亮。

“月亮在人类眼里是黑白灰色的，但在其他维度里，它或许是有颜色的。”王郁洋表示，作品背后潜藏着艺术家的文化逻辑，他希望观众像剥洋葱一样，逐层理解关系，从而引发更多思考。

“看见”看不见的世界，探索艺术的“不可预见性”，这是作为艺术家的王郁洋一直在创作的主题。而法国艺术组合劳伦斯·格拉芬斯塔，对于跨越边界的创作同样感兴趣。

他们将心脏科医生的专业科学背景融入艺术创作中，摒弃人类后天形成的视觉信息，直接面对神秘莫测的DNA宇宙。宏观的月球表象与微观的细胞世界并置、对话，呈现不同文化和领域对生命的理解，展现科技与艺术共生的璀璨灵光。

于L3层南玻璃盒展出的《梅莱斯新世界》，正是王郁洋和劳伦斯·格拉芬斯塔登的中法共创作品。作品中的蓝色图像，是劳伦斯-格拉芬斯塔登的细胞；而红色的图像来源于王郁洋的细胞。

蓝色和红色的细胞，在作品中组合成为不同的图案，展现出一个多样化的文化共生和融合，也象征着中法之间的友谊。

中国法国工商会常务副会长柏纪言表示，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为了使中法关系更为密切，艺术方面的交流必不可少。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以科技和艺术为纽带，连通着世界和未来。

观众是艺术的参与者

以数字化艺术赋能商业空间

本次“灵光璀璨”项目，除了展出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外，还有他们根据广州太古汇商场空间特色创作的新作品。位于M层的红盒子“融合”厅，同样是由王郁洋和劳伦斯·格拉芬斯塔登同创的作品。

这是一个需要观众共同参与的艺术作品。观众进入展厅，会看到一个奇异的蓝色雕塑。雕塑的形态和特征由王郁洋运用计算机算法，基于法国艺术家创作的细胞视频作品生成。而环绕雕塑四周发着白光的屏幕，同样被进行了改造。观众只有在佩戴上偏光镜后，才能看到屏幕上展现的细胞作品。观众的参与，完成了艺术作品展现的最后闭环。

“艺术不能是孤岛，观众更不应该站在艺术对面。”策展人沈天舒表示，在数字化时代的趋势下，商业空间、艺术作品以及观众体验等维度都在不断突破。在这一创新表达中，观众不再只是被动的观赏者，而是艺术作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灵光璀璨”项目期间，广州太古汇还将呈现一系列不同维度的跨界艺术衍生活动，实现商业与科技艺术的创新融合。开幕当天，艺术家王郁洋便和国际知名钢琴家宋思衡在“灵光璀璨”现场进行了一场跨界对话。

作为多媒体音乐会的创始人，宋思衡多年来致力于钢琴与其他艺术的跨界创新。他推出了一系列多媒体音乐剧，如结合了日剧元素的《交响情人梦》，融合了舞台剧的《肖邦·爱》以及取材于文学作品的《寻找村上春树》等。

在“灵光璀璨”项目中，他演奏的《新声》被施坦威高解析度自动弹奏钢琴所记录。L3层南玻璃盒展区摆放的钢琴，将精准模拟钢琴家流畅而准确地控制、释放键盘的过程，再现宋思衡当天的演奏过程。

“艺术家应该将作品融入城市生活，尽可能地向城市居民展现时代气息、精神面貌。我们要将多元的艺术活动放在公共空间和平台上，创造开放性的场域与多维度的现场体验。”宋思衡说。

文｜记者 梁善茵

图｜主办方提供

——【“4·23世界读书日”开卷有约】系列策划

“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花地·上书房”专栏今日开启，羊城晚报记者将走进各领域名家、达人的书房，探访他们的读书生活与研究路径。读者可借此一窥名家书斋，遇见更辽阔世界。

“我的书房‘澹斋’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七楼，约二三十平方米，藏书很杂，以实用为主，没有统计过数量，架上地上都堆满书。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是父辈留下来的书及师友的赠书。读前辈与师友的书，就像和他们相晤，听他们聊人生，谈治学。摩挲品赏，见书如面。”

——吴承学

吴承学，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1994年晋升教授，2006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曾获“思勉原创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阅读史】

人生获利最大的一次“投资”

文/吴承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际遇。用一句话概括，我的人生就是因阅读而改变。

我出生在潮州，祖辈、父辈和哥哥、姐姐，有不少人当教师，家族一直有读书传统和氛围。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尽管上小学不久就遇到“文革”，但我从未放弃过阅读。家里书很多，我就囫囵吞枣地读，甚至一边抄写一边读，不仅把“文革”前的高中语文课本抄写一通，还抄录了不少古书。

我至今保存着1973年抄写的《古唐诗合解》。那是一种特殊的仿古抄写法，先找一些质地较好的白纸，用铁笔、蜡纸在蜡板上刻出线装书的竖行框，再加红色油墨，之后印出一张张带有竖行框的纸。然后，摹仿原书的格式，一字一字地抄。古诗、唐诗用大字黑墨水抄，释文与评点用小字蓝墨水抄，然后钻孔缝线。

1977年恢复高考，我凭借较好的阅读基础，虽然没有参加复习，仍顺利地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是我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经历。

上了大学以后，我的一大爱好就是用节俭下来的钱购书。前些天，有几位年轻朋友来到我的书房，我拿出一套1965年版、1983年重印的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厚厚两大册，请他们猜价格。他们努力往便宜猜，最后猜到一两百元。实际上，这套书当时的定价是19元！

1981年，我买了钱钟书先生的经典之作《旧文四篇》，定价是0.31元。这本书收录钱先生三十年间所写的四篇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我首次阅读就被其学问的广博和精深以及学术的智慧和思想所震撼。《旧文四篇》可以说是我论文写作的启蒙导师，我反复阅读、揣摩。我最早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江山之助》《生命之喻》等文章之选题、立意与行文，颇受其影响。

我的学术研究得益于许多前辈老师的教诲，也读过无数书籍，但是《四库全书总目》和《旧文四篇》给我的印象最深。《四库全书总目》为我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文献学、目录学的治学途径，《旧文四篇》成为我写作论文的范本。这两本合起来不到20元的书，堪称是我人生获利最大的一次“投资”！

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与数字社会、智能社会的快速转型。社会转型之迅疾，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阅读方式。人们从读手抄本到读纸质书，再到电子书，现在的短视频更是大行其道。环顾四周，人们在手机上“阅读”的时间，已大大超过对纸质书本的阅读。

我对电子阅读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从保守抵制到好奇参与，再到渐渐沉溺其中。有时不知不觉之间，一天的手机阅读，居然会用上几小时！

信息技术带来了阅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确实给阅读带来极大便捷。读者在云端上可以储存海量书籍，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查到想读的电子书，可以下载各种知识和数据。而音频、视频等形式的多媒体融合以及阅读过程中的即时评论，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单向阅读模式。读者可以即时看到古今中外各种文献，也可即时与世界各地读者进行讨论。人类阅读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可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很大程度上获得了阅读自由。但这是一把双刃剑，电子阅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阅读的碎片化，信息爆炸也导致阅读的注意力分散，阅读质量下降。

今天的读书人，面临着如何既传承老传统又拥抱新科技的难题。这是一道“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难题。我本人力图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快速浏览、广泛收集、下载各类信息时，会通过电子阅读；在阅读经典作品与常用典籍时，还是喜欢自己拥有这些经典的纸本书籍，也会尽可能地使用纸本书籍。我更喜欢在阅读纸本过程中所伴随的触摸感、仪式感乃至高雅之感，那是读电子屏幕无法感觉到的。

【书径】

“我有两种读书法。一种像陶渊明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闲览读书法。凭着兴趣泛读，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另一种是专业读书法，好学深思，疑义相析，推求斟酌，永无止境。”

【书语】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近读】

曹旭：《梦雨轩随笔》，凤凰出版社2021年

王水照、侯体健：《王水照访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胡晓明：《中国文论九辨》，安徽人民出版社2023年

陶文鹏：《唐诗与绘画》，华文出版社2024年

施爱东：《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

【自荐】

《冰壶秋月》，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这本散文集内容是我对家庭与家乡、老师与前辈的回忆，以及读书心得和治学感言。”

4月11日，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世界读书日活动——“今天我们该如何读关汉卿”主题报告暨《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新书发布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办。

《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由中山大学教授吴国钦历时多年修订完成，是对1988年版《关汉卿全集》校注本的全面升级。

全书收录关汉卿现存18部杂剧与散曲，增补3部杂剧残曲、1部散曲残篇，附录关汉卿生平及评论资料摘编，内容详实、考据严谨，是关汉卿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此外，吴国钦先生为新书撰写长序，系统梳理关剧研究脉络，融合了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读关汉卿不仅是读历史，更是读人性。”吴国钦表示，关汉卿以杂剧创作作为表达自我与反映社会的窗口，其笔下的底层女性形象与市民意识，既是元代社会的缩影，亦是对人性尊严的永恒追问。

在今天，我们应如何读关汉卿？为何至今未形成专门的“关学”？从事戏曲研究应当具备哪些素养、方法和态度？吴国钦教授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重新审视关汉卿的每一部戏

羊城晚报：您在1988年出版了《关汉卿全集》校注本，时隔三十余年出版新编全集，有何机缘？

吴国钦：这要从1980年开始说起，当年王起老师带领苏寰中、黄天骥和我三位年轻教师出版了《元杂剧选注》，1985年又出版了《中国戏曲选》。在这两部著作中，我都负责编写关汉卿剧作的部分，这为我之后撰写《关汉卿全集》校注本打下了基础。

从198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再翻看《关汉卿全集》校注本会发现有一些不足。最突出的例子是《玉镜台》，过去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个美化“老夫少妻”的故事，实际上不可取。

剧中的男主人公温峤是东晋名将，多次平定叛乱，42岁就去世了，他与刘倩英的婚姻并非那种“八十老翁十八妻”的婚配。如果把故事放到今天，你会发现关汉卿描述的是一种反对“夫为妻纲”的新型夫妻关系，是市民意识的体现。

时代正发生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变化，应该让读者看到符合当下思想的关汉卿剧作，重新审视他的每一部戏。

2023年初，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考虑到30多年来学界未有新的、便于读者使用的校注本问世，决定重新编排，由我写作关汉卿每部作品的导读，重新审订注文与校勘记，成为今天这本《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

羊城晚报：此番新编校注关汉卿全集，有何甘苦？

吴国钦：校注古籍是叫人喜忧参半的事情，有时为了一个词语或某个故实，要先从《词源》开始查阅，然后查《中文大辞典》，查不到再去图书馆翻《大汉和辞典》。

如此努力努力再努力，却不一定有收获。如《裴度还带》剧中，“贾氏为父屠龙孝”一句就查不到出处，后来看到王学奇诸先生的注本也未注出，心中稍微有些安慰，似乎感到“英雄所见略同”。当然，有时找到某一难僻字的解释后，豁然开朗。所以说校注过程甘苦参半。

羊城晚报：相较1988年版本，《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增补了三部杂剧残曲以及一部套数残曲，这些增补是否为学界新发现？进行了哪些考虑？

吴国钦：两版关汉卿全集都附上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关汉卿”条目，其中列举了63种关剧存目及版本，包括本次新增的数部残曲。此前只罗列了名目，因为部分残曲只有几句，没有太多看头和故事，便未作收录。

当古籍流传下来的版本不全、记载不同时，应该收录哪些作品、如何收录，这是学界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致意见是宁可收错不要收漏，先把关汉卿写的作品、针对关汉卿的史料记载收录进来，供后人甄辨研究。

羊城晚报：关汉卿最为人熟知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在两个版本的全集中均以臧晋叔的《元曲选》为底本，在底本选取上有何依据？

吴国钦：该剧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代陈与郊编、万历十六年龙峰徐氏刊刻《古名家杂剧》本，明代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和明代臧晋叔编《元曲选》本。臧晋叔曾参照多种藏本进行加工校订，故关汉卿剧作的诸版本中，以臧本为最佳。

“红学”像海洋，关剧像瀑布

羊城晚报：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关汉卿及其剧作？

吴国钦：关汉卿自嘲为“江湖浪子”，这是他跟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前代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在。他不是一名封建士大夫，不向文人情调靠拢，而向市民趣味倾斜。

元代前期约40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关汉卿失去了科举的“上天梯”，只好沦落到勾栏瓦舍为倡优写唱本、写杂剧。他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但元杂剧里司空见惯的神仙道化剧、山林隐逸剧是他从未触及的，因为他对虚无缥缈的世界没有兴趣。

不管是《窦娥冤》还是《蝴蝶梦》，他的公案戏都是通过人物遭际揭示悲剧根源，表达市民阶层“法平等”的意识，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在仅存的18部关剧中，旦本就占了12本，《窦娥冤》的窦娥、《救风尘》的赵盼儿、《蝴蝶梦》的王婆、《五侯宴》的王嫂等，她们都是社会底层女性。

关汉卿对底层百姓有着特别的关注，为弱者战胜强者、公理战胜强权鼓与呼，写出了多部眼睛向下、反映现实的杰出作品，实际上开创了元明清市民文学的先河。

羊城晚报：夏衍在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关学”，与西方莎士比亚的“莎学”对举。如今60多年过去了，这一学问似乎仍未形成？

吴国钦：1958年，当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关汉卿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中国掀起了纪念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周年的热潮。不少学者指出外国有“莎学”，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关学”，但“关学”至今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汉卿本人的生平史料很少，《录鬼簿》仅有11字记载——“大都人，号已斋叟，太医院尹”，最后四字究竟是“太医院尹”还是“太医院户”，至今仍未有定论。

其次是关汉卿的作品表述直白而强烈，不像《红楼梦》那样博大精深，充满“迷宫式”的内容与人物，可以令人去探究深挖，甚至钻牛角尖，因此形成一门专门的“红学”学问。

我曾作过一个比喻，“红学”像海洋，浩瀚深邃，不易捉摸；关剧则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壮观、震撼、奔泻直下，不存在谜一般的内容与人物。

羊城晚报：从《中国戏曲史漫话》到《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您都注重作品的形式创新、通俗易懂，这是否和您多年坚守三尺讲台有关？

吴国钦：我在中大中文系任教几十年，发现很多学生刚开始读剧本时会产生畏难情绪，读不进去。

关汉卿的杂剧广泛展示了宋元时代的婚嫁礼仪、岁时节令、衣食住行等诸多习俗，但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挑战。比如元杂剧里的角色行当和传统的生旦净丑不同，将“生”称为“末”，还有“孛老”“卜儿”等杂当。

因此在重新编排之初，我就把《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的阅读对象定为高校师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希望达到一定阅读门槛的读者，能够更深入和直接地了解关汉卿及其剧作，投身到经典文化的研习之中。

不要满足于浅层次的快餐文化

羊城晚报：您最初是如何走上戏曲研究道路的呢？

吴国钦：我是汕头人，家住在福平路尾，离大观园戏院只要五分钟的路程。大观园戏院建于1929年，是汕头开埠后建的第一家戏院，可容纳观众座位约1400个。我曾在大观园门口铺一张报纸，用竹篾盛着花生卖给来看戏的人。

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尽管父母都是戏迷，但没有多少闲钱可以看戏。好在家离中山公园也很近，那里的大同游艺场也经常有演出，每天下午在每一场戏的最后半小时便允许人们随意进出，小孩子们都会在那时一拥而入。那是难得的不用花钱又可以看戏的机会。

得益于此，我看了相当多的戏，主要是潮剧，也有不少外地的剧种，比如广东汉剧、福建梨园戏、福建芗剧、海陆丰正字戏、白字戏等。

后来走上戏曲研究之路，主要是个人兴趣和导师王起先生的引导。读高中时，我在报纸上知道中山大学有一位王起老师，还有一位王季思老师，名气都很大，来到中大以后才搞清楚他们原来是同一人。知道学校里有这么知名的戏曲专家，特别高兴，也愈加崇拜王老师。

羊城晚报：能否谈谈您与王起老师的故事？

吴国钦：我从1961年开始跟随王起先生攻读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王起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不但指导我、引领我走上了戏曲研究的道路，而且他的生活态度、工作态度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有一次我去看王老师，发现他在大热天里戴着口罩。我问老师是不是感冒了，他说不是。原来他当时正在审校《全元戏曲》书稿，因为口涎失禁，经常不自觉地流下来，怕弄湿了书稿，又不肯停下工作，只能戴着口罩坚持校对书稿，每隔一个小时就换一只口罩。他当时已经80多岁了，还这样坚持工作、辛劳付出，这个场面直至今天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在目。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在病榻上仍坚持写诗。他先在脑海中构思，然后让儿子用耳朵凑近他的嘴巴，听清每个字后记下来，一首七言绝句28字，花费一个多小时才完成。这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

羊城晚报：您退休后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2015年与林淳钧老师编著了《潮剧史》，2018年出版了《古代戏曲与潮剧论集》，如今又有新作面世。这样满怀热情、执着追求的动力从何而来？

吴国钦：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对戏曲研究有兴趣，要满腔热情，在此基础上要多看戏、多读书、多摘录。

在几十年的戏曲研究中，我的体会是研究一定要“出新”，对一些研究型的学生，我也一直鼓励“出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做学术研究常常能开风气之先，而对一般人来说，学术研究就是填空补缺，这也是我一直的学术理念。

我很欣赏莫泊桑关于“大狗小狗”的说法，他曾说：“自从契科夫把小说写得如此精妙之后，要超过他实在不容易。不过，世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应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自惭形秽。无论大狗小狗都应该叫，就用上帝赐给它们的嗓子叫好了。”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小狗”也可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羊城晚报：未来您还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吴国钦：我现在是“80后”了，因为身体和精神状况不佳，目前没有大的写作计划。平日里喝喝茶、看看书，偶尔写点随笔，前段时间写了一篇《为什么王国维说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发表在《羊城晚报》上。

羊城晚报：感谢吴老师，我留意到您桌边的篮子上还放有一份《羊城晚报》。

吴国钦：我读本科时家境贫困，尽管拿到了伙食费、生活费的甲等助学金，只够用在理发、买牙膏牙刷等基本生活用品上。后来我就尝试写文章投稿给《羊城晚报》，没想到被选用了，一下子得到了6元稿费。当时一个月生活费补贴才3元，于是我很“阔绰”地买了人生中第一支钢笔，一支比较像样的永生牌金笔。

羊城晚报：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将至，对于正在读书、做学问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阅读建议？

吴国钦：不要满足于浅层次的快餐文化，多阅读经典，阅读古今中外众多不朽的经典，乃是人生一大乐事。经典烛照人生，让人更加成熟；读书升华人生，让人忘记宠辱；读书开阔视野，不再庸庸碌碌；读书让人富足，岂羡金屋颜玉。

文、视频｜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胡思婷

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提供

近日，著名学者张求会推出“陈寅恪四书”，引起关注。

书中披露的新史料与学术争议，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了新路径。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中，谈及陈寅恪研究现状及相关热点话题——

“一字不苟”才对得起陈先生

羊城晚报：您新出的这套《陈寅恪四书》，新、旧作各占多少比例？

张求会：2012年，我出版了一本《陈寅恪丛考》，是我个人的“陈寅恪研究”的阶段性小结。这次推出的“陈寅恪四书”，不少篇章是《陈寅恪丛考》所收文章的增订版，另有十多年来新发表的若干文章，还有新近完成、尚未发表的一些作品。两者相较，超过一半是新发的，旧作几乎每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很简单，既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读者。

羊城晚报：书中的注释很多，您的这种写作可不可以称为一种“锱铢必较”的研究？

张求会：是的。换个说法，“一字不苟”才对得起陈先生。因为他本人也是这样一种认真细致的研究风格。我个人理解，陈先生的一字不苟既是爱惜羽毛的体现，也是努力提升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我的追求没有那么高，这四本小书的注释之所以非常多，一是为了尽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二是便于有需要的同行可以对材料进行“覆按”。我希望能够让普通读者信服，让学界同行放心引用。当然，这样做有时难免显得拖沓、啰唆，可以说有利有弊吧。

羊城晚报：您当年是怎么走上陈寅恪研究道路的？

张求会：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想要写他的年谱，由此也开启了对义宁陈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关注。

1996年、1997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陈三立与谭嗣同》和《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随后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做些小文章，即便不是直接研究陈寅恪，也和他密切相关。

羊城晚报：开始研究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确定一个大致的研究路径？

张求会：没有明确的设定。我是从陈寅恪的家族史开始学术研究的，一直比较多地关注陈先生的生平行迹、家族背景等。这么多年获得的所谓“成果”，包括新出的这四本书，平心而论，更多的还是外围研究，还没有进入核心地带。

原因之一是我对史实考证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所谓“治史如探案”，特别对胃口。另一个原因和我所学的专业有关。我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中国近代文学专业，近代史接触相对较多，但对于陈先生擅长的中古史就十分陌生，对于陈先生在其他众多领域的杰出成就更是望洋兴叹，不知从何入手。

“陈寅恪四书”里收录的《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虽然也在触碰敦煌学研究，但毕竟还只是触碰，做起来也很吃力。今后要将外围研究与内核研究同步进行，也就是说，不放弃对于陈先生生平、交游的关注，也要加大对于陈先生最核心的学术成果的学习、研究。

关于陈寅恪的“疑点”还有很多

羊城晚报：陈寅恪的“恪”字到底应该读哪个音？

张求会：这是个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上百篇文章在争论这个问题，都可以编一本书了。简单来说，坚持念“què”的和坚持念“kè”的，一直各有人在。以前学术界流行一个说法：念“què”才有文化，念“kè”就没文化。这种说法难免武断。

我在深圳做新书分享会时，我的老师高福生教授谈了他的看法：念“què”和念“kè”的分化，不仅是语言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文化学现象，“一个‘恪’字该如何读，在语言学上是‘细节’，在文化学上却是‘大端’”。我认为很有道理，不能只从语言学、音韵学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念“què”还是念“kè”，陈寅恪先生在世时的态度是不争论，我们后人也不妨各是其是，没有必要争个谁对谁错。

羊城晚报：现在学术研究中关于陈寅恪的“疑点”还多吗？

张求会：仍然还有很多。“大端”我没有发言权，还是就我感兴趣的“细节”来说一说。我在江西南昌和读者进行新书分享时，当地就有一位记者问我：“陈寅恪在南昌生活了一年多，那么他在哪里读书呢？”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想过。陈家在戊戌政变后回到南昌，陈寅恪当时九到十岁的年龄，正是发蒙念书的时候。陈家其时生计艰难，能不能解决六七个孩子的读书问题，确实值得怀疑。

此外，央视一个摄制组正在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陈寅恪》，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执行导演突然问我陈寅恪两次去日本留学的具体情况，也把我问得一愣一愣的。回到家查了查资料，还是无法回答，只好说仍然找不到原始文献。

我们经常说知人论世，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都了解不清，相关的判断、结论能否立得住脚就是个问题了。就此而言，我才会说对陈寅恪的研究可能才刚刚开始。

羊城晚报：您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研究这么一个人，难道一辈子就“钉”住陈寅恪一个人吗？

张求会：研究陈寅恪，两辈子都不够用。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谜。所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陈先生就是“谜一样的大神”。再说了，陈先生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通过他的朋友圈，可以辐射到漫长历史、众多领域的万千世界。

卞僧慧先生说：“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顺着卞先生这话，毫不夸张地说，“陈寅恪研究”做不好，中国近现代很多学科、很多领域的研究必然大受影响。

羊城晚报：总体上您是怎么评价陈寅恪先生的？

张求会：陈寅恪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有思想的学问家。简而言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是精神，其次是思想，最后才是学问。

羊城晚报：做陈寅恪研究的人有不少，其中也有您的朋友，你们之间的相互评价能否做到客观公正？

张求会：我们常说一句话：“对事不对人。”但是谁都知道，事是人做的，而且是具体某个人做的，评价某件事其实是在评价某个人，至少在当事人那里就会这么看。不过，肯定别人也好，批评别人也好，关键还是两个字——事实。只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对方就算当时不开心甚至很反感，但是冷静之后，也还是会接受，因为被批评者才是受益最大的人。

我认识的同行，绝大多数都能友好相处、互通有无，没有这种雅量，可能也不适合做学术研究吧。

对研究对象必须保持抽离感

羊城晚报：AI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对于学术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求会：3月30日我去福州参加“陈寅恪四书”的新书分享会，主题恰巧就与AI有关——“当陈寅恪遇上AI”。AI时代，资料的获取变得如此快捷，这是陈寅恪生前难以想象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双目失明的艰难条件下，尽管有助手帮忙，仍然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获取材料、阅读、写作。穷其一生，他连录音机都没能用上。学者陆键东认为，目盲无情阻碍了《柳如是别传》“这部已具非凡品格的著作有可能达到它原就有深厚积累支撑它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当然，人类在AI面前并非完全处于下风，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类的想象力和同理心还是最大的优势。在这两点上，陈寅恪先生堪称翘楚，稳稳地居于超出平均水平甚高的段位。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学者或学术研究，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放大、抬高，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张求会：我觉得既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进不去，没有办法和研究对象共情，所得结论未必靠得住；出不来，又有可能完全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所得结论同样靠不住。不可否认的是，陈寅恪在相当广阔的领域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他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他又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很多时候连普通人的健康、健全都无法拥有。

二者如此矛盾，越发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卞僧慧称颂他的话——“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绝非私阿之言，而是天下公论。

大神一样存在的一个人，也有世俗生活的一面。陈寅恪是人，不是神。我在“陈寅恪四书”里也写了好几件陈寅恪很世俗化的事情，根本不会矮化他，反而会更好地丰富他的人生面相。对研究对象带有感情，可以理解，但要适可而止，必须保持必要的抽离感。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时候都要警醒。

文、图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熊安娜

● 点睛 ●

陈寅恪的后世相知

文/李怀宇

1933年12月17日，陈寅恪致信陈垣：“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这不过是二陈之间的知己闲话，却余韵无尽。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陈寅恪身后的“义宁之学”，蔚然成林，而以岭南为盛，近日出版的张求会“陈寅恪四书”更是别开生面。

张求会以研究《陈寅恪家史》起家，三十年沉潜而成四书。《馀生流转》着力记载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古调犹弹》发掘六位学人日记中的陈寅恪；《世外文章》是陈寅恪集外文钩沉；《尔尔区区》则是“陈寅恪研究”之再研究。蒋天枢曾用“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来概括老师陈寅恪的一生。张求会书成自述：“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安慰、安抚陈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是在替许多人努力完成早该完成的救赎——毕竟陈先生一辈子最屈辱、最痛苦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发生在康乐园。”

陈寅恪的诤友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张求会的“陈寅恪四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尽可能地获取和解读关于陈寅恪的史实。

书中关于陈寅恪的身后事，让我最感温暖的是《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人性的纯良在这里又一次发出光芒。而画家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宝箴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这一点是我前所未知的。我曾多次采访黄永玉，也去过两次“万荷堂”，所谈皆是书画文章。如果早知黄永玉这一“侠义”之举，当可问出更多妙语。黄永玉在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之地书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古调犹弹》中，六位学人的日记富含史料。夏鼐日记中尤多猛料。1937年4月1日记：“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颇得《世说新语》之妙。1947年10月23日记：胡适对陈寅恪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

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再与胡适日记互证，可见那一时代气象。而刘节1966年9月26日记：“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可知刘节确是“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

陈寅恪说：“依照今日训诂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世外文章》可作此说的旁证。而《尔尔区区》亦可作一部“陈寅恪研究”文化史观之。张求会认为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又谓：“对于好书，求全责备是应该的，因为只有好书才当得起这样的重视。”后世对陈寅恪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学术史上，有人和陈寅恪同调，有人向陈寅恪立异，但绝没有人能够完全不理会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诗云：“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先生的背影渐渐远去，而后世文化托命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从陈先生而见世界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