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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花地夜读想跟大家分享读者来信。在广州上班的Crayon分享了张清华写的《暮雨乡愁》。她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是在高中做语文阅读理解的时候。毕业后，Crayon远离家乡务工，文章中的句子时不时跳出来，激荡她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怀念。

如同张清华在文中所说，一个人在外面待得久了，方知古人在诗歌里所写的那些思乡的愁绪，并非尽是“强说”的装点之辞。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中国年轻一代大多背井离乡，从乡村、小镇走向北上广深，原打算一展拳脚的我们，在一个人回到出租屋吃着外卖的时候，总不免怀念家乡的亲人和小伙伴们。那些儿时的记忆会突然变得鲜活、细腻，然而，我们却回不去了。

这种回不去不仅仅是谋生的无奈，很多时候就是物理空间的阻隔。就像鸭鸭，早早计划好要回家参加朋友的婚礼，一场大风就被迫取消了航班。从广州到山西，全程约两千公里，坐火车得33个小时。鸭鸭感叹：“真的好想回家，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

在大城市里，有时候一个人挤在地铁里，一脸平静，但是当TA看到某篇关于家乡的文章，或者是地铁里分享的文案广告，内心忽然就跟今天的大风天一样，迎来一场海啸。但是下车回到出租屋后，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洗漱、抠手机、睡觉。第二天又一脸平静地去上班。

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可是有时候，在异乡务工的人眼里，它那么大，没有尽头，很难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或许今晚的这封读者来信，会让你们感到一丝慰藉，在这座城市，在大风天里，我们都是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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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暮雨乡愁》

一个人在外面待得久了，方知古人在诗歌里所写的那些思乡的愁绪，并非尽是“强说”的装点之辞。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日暮时分，烟波江上的愁思不知不觉地就弥漫开来。

海德堡冬日的白昼格外短促，刚刚还是中午，一转眼就到了黄昏，薄暮乍起，惨淡的云如烟如雾地浮起来，涅卡河边的那些形体巨大的柳树在冷风中瑟缩着它们的枝条，几天前还挂满了深黄的枯叶，而今已如此寥落寒碜，还有那些枝条如乱箭般高插云霄的杨树，在冬日的天空下也显得格外苍凉凄楚。

这些特别带着东方色彩的草木，似乎特别能够勾起人思乡的情怀。还有河边的那群大雁，它们散乱在草地上，整理着羽毛，在风中发着呱呱的悲鸣，看样子这个冬天它们是不准备离开这里了。眼前的这一切明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在那么多古典诗词里被反复吟咏描画过的意境，而今却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迢迢万里的西洋夷域，怎不让人生出人面桃花、物是人非的莫名愁绪。

人们总是把乡愁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依恋或对故地的追忆，其实这样的理解未免太褊狭具体了。事实上乡愁是一种真正的绝望，一种生命里同来俱在的愁思。愁不是空间的，而是时间的，它的方向是遥远的过去；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它所牵挂的不是那片事实上常常显得很抽象的祖居之地，而是悲悼自己的生命与韶光。古往今来那么多思乡的诗篇，细细想来，原来都是歌者在哀叹岁月的逝水对自己无情的抛掷。

海德格尔说，“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看起来这是一个空间的理念，但细想这故乡仍不过是指人“长大的地方”，因为那里印下了稚儿的足迹，他的生命中最初和最美的部分抛洒在了那里。

生命的家宅，记忆的归宿，稚儿离开了那里，是因为童年那美好的时光已挥手远去，他已踏上被命运抛离的注定远游他乡的不归途！这真真正正是永世的分离，便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景，一旦你回来追寻，也早已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伤心之地。

我便想象那位初唐的诗人，在登上幽州古台时的悲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原曾觉得他的悲号未免有些夸张，但今想来，那命运对每个生为凡胎的肉身不过就是这样设定，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任凭你把酒问青天、悲呼浩叹，天道总不会屈就人道，肯给你些许丝毫的通融怜悯。因了这个宿命，中国的诗人骚客们，自汉以后便都变成了唯美的感伤主义者，他们是文人，但同时又是诗哲，我想中国的文学中之所以有一个很特殊很强烈的乡愁的传统，恐与这种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他们悲剧论的人生观念不无关系。

一个人在冷雨中独立前行。便是把你想象成那行列中的来者，你终究也是你自己。来者和去者，在那永恒的天道中相差多少？想到此，剩下的便只是释然。感伤主义并不见得就是只懂得颓伤，如果是导向对生命的深在和洞悉的认识的话，感伤当然也包含了真正的彻悟和坚强。

因为一切并未缘此而中辍，因了那永远的乡愁，他们去作那不断的远游。因为真正的家乡是没有人能够返回去的，你看见了苍茫的来路，但循着那布满荆棘的路途回去时，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愁字，就像鲁迅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一样，你看到的是变了的一切，而别人看到的则是变了的你，月光下的故事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童年时的伙伴促膝而坐也如不曾相识，这就是故乡——鲁迅小说中的诗。

没有人像他那样明白，即便是置身于故地和亲人中间，也仍有一种命定的深深的孤独。更不要说在那脉脉温情之外，还布满着温柔的陷阱，在那缱绻的话语中间，也还响着令人心寒的弦外之音。亲情和爱在那里相迎，仇恨和刻毒也定然已经久候。

然而这也终究改不了那份执着又强烈的向往与追怀。你知道，那些忧愤与不平，实际上早已经与那份情感的执拗断了关系，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者，纵然那故地已是泥泞的陷阱和煎熬的火坑，你也跳定了。

永世的来路，无悔的方向。暮雨中思乡的旅人，她正离你越来越远，也离你越来越近。

推荐理由：

《暮雨乡愁》是张清华《海德堡笔记》散文集中的一篇。曾经，我也一度认为乡愁就是对那个生养我的故乡的难以割舍的情愫，在读了《暮雨乡愁》后，对当中的“乡愁不是恋物，而是自恋”产生了由衷的共鸣。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成长，而成长的代价便是对儿童的自己的不断追忆，我们并非是恋着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而是极度不愿与那个天真简单、受父母呵护的自己割离。而这一切都飘散在风中，随暮雨失落在土里，那回不去的故乡，那永远失去的童年，才是乡愁的所在。——

本期主播：

孙磊，羊城晚报记者

刘颖颖，羊城晚报记者

本期剪辑：

刘颖颖，羊城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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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舞蹈家协会在广州举办省舞协系统文化新质生产力研修班。

本次研修活动先后邀请了省内4位专家授课，近50名省舞协理事、各地市舞协负责人及“文艺两新”代表参加。课程围绕“理论筑基、科技赋能、法律护航、实践破圈”四大关键词展开，既紧扣政策高度，又扎根产业实践。

本次培训班旨在通过创新驱动，系统培训舞蹈行业骨干特别是“文艺两新”群体，深化舞蹈艺术与科技、产业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数字技术、跨界合作和产业升级驱动下的舞蹈行业新生态中应用，以高质量文艺供给满足群众需求，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广东舞蹈事业高质量发展。

专家呼吁舞蹈界主动拥抱技术变革

省内4位专家为参会人员带来了干货满满的课程。

暨南大学副教授郑焕钊通过《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实践》课程，阐释了文化数字化、网络传播及创意转化的三种实践路径，并结合“游戏出海”案例，强调了文化属性的重要性。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专业带头人周婕在《AI大模型在文化产业中的创新应用》课程中，现场演示了AI技术在文字、数字人及音乐生成中的应用，呼吁舞蹈界主动拥抱技术变革，探索“舞蹈+科技”跨界融合的多元可能性。

面对技术革新带来的版权争议，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生导师郭鹏教授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文艺创作生产领域的运用及版权保护》课程中，从作品的概念与构成要件着手，针对当下AI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应用现状，结合丰富的案例深度解析了AI创作在数据训练与内容生成阶段的版权问题，从权利保护与侵权预防两个方面为AI创作锚定了版权保护的“法律红线”。

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导演委员会导演蒋亚以《舞动指尖光影：短视频时代舞蹈艺术家的镜头美学与IP破圈方法》为题，重点讲解了专业电影摄影范式与影视后期剪辑，揭开短视频时代的“流量密码”与“美学算法”，鼓励舞蹈艺术家深耕小众领域，传递情感。

推动舞蹈艺术与科技等领域深度融合

研修班期间，省舞协“文艺两新”杰出代表林俐和郑峰分别以《短视频时代的线上舞蹈美育》与《浅谈中国街舞产业的发展》为主题进行经验分享。

此外，主办方还举行了广东舞蹈“文艺两新”座谈交流会，参会人员就舞蹈创作、教学培训、市场运营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

主办方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积极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舞蹈艺术与科技、传播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助力打造立足湾区的舞蹈创新高地，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舞蹈力量。

文|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林灵

图|主办方提供

当张三丰的太极推手遇上全息投影，武当金顶在机械齿轮中重生——这场颠覆性的文化实验于近日斩获设计界“奥斯卡”。

近日，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美国缪斯设计奖揭晓2025年度榜单，中国文旅演艺作品《武当一梦》从全球4万件作品中突围，成为中国首个摘得铂金奖的文旅演艺项目，开创传统文化数字化转译新范式。

中国又一作品荣获缪斯设计铂金奖

此前，深圳湾区书城和深圳市坪山体育聚落获得2024年缪斯设计铂金奖。

其中，深圳湾区书城以“双玉盘”为设计理念，又被称为“湾区之眼”，以“文化+公园”思路打造一座漫步式全生态文化公园，是深圳“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和市重大文体惠民工程。

坪山体育聚落则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布局，将各场馆散落在跑道四周，与周围公园街区形成互动，用彩虹跑道将散落的场馆交通节点与广场串联起来，形成运动聚落，建筑之间交叠出丰富互动的公园式街区。

《武当一梦》是继深圳湾区书城、坪山体育聚落等项目后，中国设计力量在国际顶尖赛事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区别于传统实景演出，《武当一梦》以“未来考古”为概念，将武当山600年古建筑群解构为可编程艺术装置，运用AI生成式设计重塑七星古柏形态，使紫霄宫琉璃瓦在数控机械臂驱动下演绎“呼吸”律动。

文化遗产现代表达的革命性突破

评审团特别指出：“作品创造性地将《道德经》道法自然哲思转化为沉浸式数字场域，这是文化遗产现代表达的革命性突破。”

作为《武当一梦》首席设计师，韩海滨先生将道家哲学与当代艺术完美交融。其设计灵感源于武当山的自然意境与人文底蕴：以流动的曲线模拟山峦云海，通过光影变幻展现“天人合一”的哲思，实现形与意的共生；运用环保新材料与3D打印技术，重构古典建筑元素，如榫卯结构的现代演绎，巧妙完成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该作品打破空间界限，融合声、光、影多维感官体验，让观众“步入一场千年梦境”，创新性构建文旅场景。

值得关注的是，该团队构建的“文化基因库”系统实现突破：通过采集2000余组武当武术动作数据，结合神经网络算法生成“数字武者”，使真武大帝传说在XR技术中重生。这种“科技考古”式创作，让全球评委看到东方美学的前沿表达。

此次获奖标志着中国文旅设计从场景复刻迈向价值输出新阶段。策展人透露，团队正开发“武当元宇宙”模块，未来观众可通过脑机接口体验“御剑飞行”。当丹墙翠瓦遇见赛博空间，这场持续五百年的文化觉醒正开启新篇章。

9日至11日，“强基焕新 共筑未来”旅游景区新供给新需求对接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通过现场展示、专场对接交流，这场活动“犹如一场及时雨”，在这个春天，滋润着广东文旅产业发展的土壤。 文本 | 记者 黎存根 刘星彤 出镜 | 许静 拍摄 | 记者 黎存根 剪辑 | 许静

这几年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刘文锁多了很多回到家乡新疆的机会。

在吐鲁番火焰山南麓的一个小山岗上，他带领团队多次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开展科学发掘。

上一次对这个遗址的发掘，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当年进入吐鲁番的德国人，在考察报告中，记载了吐鲁番一个名叫西旁的景教遗址，并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景教文献。

后来，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批出土文献时，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流传到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景教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其历史与遗存见证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之一，是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国宝级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称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

自2021年以来，由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发掘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以及新疆及中亚地区一系列的景教遗存考古发现，正在不断更新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近旁还保存有一些佛教寺院遗址，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存着。而在出土文献中，有些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这个现象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情形，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刘文锁说。

关注西域地区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山大学重要的学术传统。去年是中山大学百年校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成果不断在各类校庆报道中被提及。

2025年1月，该考古项目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而在2023年，发掘获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中山大学马丁堂，与刘文锁展开了一场关于考古学人的对话。

1、中国最早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地

羊城晚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景教？

刘文锁：景教是唐代对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的称呼。过去认为它是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现在有些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的景教属于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或东方叙利亚教会。不过我觉得还是用景教这个称呼比较合适。

景教在唐代初年传入中国，在唐代晚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比较低沉，到元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一些上层社会人士都接受了景教。从考古发现上看，景教在唐至元代的西域新疆地区一直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羊城晚报：在此次发掘前，我们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有什么了解？

刘文锁：从文献记录来看，这个遗址在清末的时候已经被当地人发现了，而且可能盗掘出了文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1905年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探察时，从当地人那里获知了发现文书的信息，他们就按照这个线索找到了遗址。

据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记录，他们这次发掘出土了1000余件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主要是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其中也有一些世俗文献。由于东方基督教的文献比较少见，所以这一批出土物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该遗址中掘获有七件叙利亚语哲学残篇，因过于残破，长时间未能比定具体内容。中国学者林丽娟博士近来重新缀合了这些残篇，将它们正式比定为叙利亚语版亚里士多德所著《范畴篇》第十章的部分内容，这个成果已经发表。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流传到中国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更新了中亚和中国亚里士多德著作流传历史的认知。目前，这些残篇保存于柏林。由于还没有系统整理，我们还不知道新获得的文书中是否也有他的著作残篇。

这个遗址在1905年被德国人发掘之后，长时间没有被关注，只是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作了记录。截至2021年我们第一次发掘前，一个多世纪没有做过科学的发掘。

羊城晚报：您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时间，主持这个项目的契机是什么？

刘文锁：2018年中山大学与新疆大学共同建设“新疆历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按照科研计划，要深入发掘一些有显示度的古遗址，服务新疆旅游业发展，助推“旅游兴疆”战略。

中山大学向来有西域研究的传统，几代前辈学者对西域地区非常关注，投注了很多热情，所以当时我们想延续这个学术传统，最后选择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发掘。

也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在正式发掘之前，我们就计划把寺院遗址完整地揭露出来，呈现寺院的全貌，然后想办法进行保护和展示利用。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发掘而发掘，而是要考虑将来这个遗址怎样保护、展示。

羊城晚报：经过几年的持续发掘，我们对这个遗址有怎样的基本认识？

刘文锁：西旁景教寺遗址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北边，在火焰山南麓的一个小山岗上，遗址面积超过了25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从山坡一直建到山岗顶上。像这种山丘型基督教寺院，在地中海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明确了寺院的形制布局，以及当时上下山出入寺院的路径、葡萄种植地、墓地等，寺院的面貌越来越全面。总的来讲，它是一所比较典型的中亚、西亚地区那种建在山岗上的修道院，保存得比较完整。

2、不同民族和平共存的可贵启示

羊城晚报：有哪些代表性发掘成果？

刘文锁：我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寺院遗址本身，它的建筑保存得比较好，结构完整，这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罕见的。

二是遗址出土了大批文物和自然物。这些文物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文献了。过去德国人挖掘出了有 1000件左右的文献，经过三年的发掘，我们发掘出的文献数量已经超过了1280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单论叙利亚语的景教文献，这是国内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

从文物角度看，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的情况，以及壁画残块在颜料、绘画技法等方面与本地佛教等壁画相似的现象，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鉴的情形。

除了文献之外，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包括壁画在内的各种遗物以及动植物等样本，其中有像瓷器、钱币、漆器等来自中原的一些器物。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自然物的样本，植物样本是最丰富的，像各种蔬菜、瓜果，干化以后都保存了下来，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吐鲁番这个“天然博物馆”的优越条件。有机质遗物和样本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保存下来的。

此外，遗址出土的产自中原的北宋漆碗和“熙宁元宝”钱币，以及玉雕十字架、木斗拱等，则是当时景教中国化的鲜活证物。

羊城晚报：通过这些发现可以还原古代修士怎样的生活场景？

刘文锁：从我们测定的年代来看，这个寺院的存续时间为唐代到元早期，延续了几百年时间，最后遗留下来的废墟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遗址可以还原出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上一个景教寺院是如何存在的，也就是景教在东传过程当中，它在古代西域地区如何生存，尤其是如何跟吐鲁番本地其他的宗教共存。

从出土的景教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在这里和平共存。比方说景教的经典都是用叙利亚文书写的，但是也有大批用回鹘文书写的景教文献，这显然是面向当时生活在吐鲁番的回鹘族信众。不同的民族信仰景教，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和平共存，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可贵的启示。

羊城晚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蔬菜，可以由此推断当时的食谱吗？

刘文锁：这是可以的。三次发掘中都很少见到动物骨骼，这个情况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就是当年修士的生活是很清贫的，他们追求清修。他们应该是素食者，或者以素食为主。可是在前两次的发掘中没有发现蔬菜，出土的都是一些粮食作物和瓜果。

碰巧的是，在2024年发掘寺院北坡的居住生活区时，我们在山崖上发现一座洞窟。它最早可能是居住或者有别的用处，后来这座洞窟可能有些塌陷，修士们就把它当成了垃圾坑。我们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厨余垃圾，主要是大量的蔬菜。这样一来，就可以还原那些僧人当年吃的都是什么蔬菜。

另外，我们在垃圾坑旁边一间寝室的门口还发现一座非常精细的烤炉，就像维吾尔族烤馕的馕坑一样，很袖珍。我们也因此推测，当年的修士们很有可能是把烤饼当作主食。

羊城晚报：您前面提到，在遗址周围也发现了葡萄种植地。能够反映怎样的历史情况？

刘文锁：其实2021年我们已经发现了葡萄酒窖，在山顶区西侧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大陶器，经取样检测发现了葡萄籽的残留物，所以可以肯定那是一座葡萄酒窖。

基督教的弥撒等仪式中离不开葡萄酒，它在基督教中有特别的含义。在做弥撒的过程中，基督徒要领圣饼、饮葡萄酒。我们发现了酒窖、酒杯，甚至还发现了几块面饼，那么酿酒的葡萄是怎么获得的呢？它是修士自己种的，还是通过交换得来的？我们非常好奇。

结果在去年，我们在山岗东坡清理垃圾堆的时候，发现了种植葡萄的梯田，这可以证明，在寺院的早期山岗东坡曾经被开辟成梯田，用来种植葡萄。今年我们想扩大清理这个区域，弄清楚葡萄地的范围。另外，还想找一找它的水源是怎么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答寺院葡萄供应的问题。

3、系列考古成果形成国际学术新热点

羊城晚报：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从唐代一直存续到元代，这个寺院最后没落或者被弃用的原因是什么？

刘文锁：现在还找不到明显的证据。元朝历史上发生过一个很重要事件，元史上把它叫作“西北宗王之乱”，忽必烈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平定藩王叛乱。当时吐鲁番这个地方受到了波及，有人认为高昌故城就是叛乱期间被毁坏掉的。

我个人看来，像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很可能也是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战乱会导致人口的逃亡，很多城市因此消失，我想西旁景教寺院的衰落很可能跟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

羊城晚报：新疆考古成果丰硕，受关注度高。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在众多成果中占据什么位置？

刘文锁：景教有关的遗址，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也不多见。因此从考古学来讲，它可以填补很多景教考古的空白。

过去做景教史的研究，首先会利用明代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来就是靠一些文献来做研究。现在这个遗址发现以后，可以提供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新发现的大批景教文献和壁画。我想这个遗址的发掘首先是推动了景教考古，再进一步推动了景教史的研究。

那么我们再放大一点，景教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它与古代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共存、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世界基督教史等的研究都是相关的，所以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就新疆本地而言，除佛教外，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遗存保存下来的也不多。像摩尼教寺院遗址到现在都没有科学发掘过。

羊城晚报：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发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刘文锁：自2021年发掘以来，项目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我们在《西域研究》发表过本项目的阶段情况报告，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作了介绍，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这鞭策着我们要努力把项目工作做好，及时把考古成果公布出来，与学术界同仁分享。

在《考古学报》《考古》期刊的有力支持下，2024年8月，我们的前两次发掘报告和简报发表了。2024年10月，我们在吐鲁番召集了“景教研究新进展：考古，历史，文献，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又组织了数十位与会的中外学者，实地考察了这个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一些著名专家对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近年来，有多处景教遗址被发现、发掘。比如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奇台县唐朝墩古城发现并发掘的一座景教寺院遗址，寺院建筑结构保存良好，还出土了大量的精细壁画，其发现的惊喜度和重要性，与我们的西旁遗址隔着天山一南一北相呼应。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也不断有景教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一系列的考古成果推动着国际景教研究，甚至形成了景教研究的热点。

羊城晚报：当前，考古学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它研究的很多问题又被认为是“冷门绝学”，比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文献解读。在您看来，考古是“冷”还是“热”？

刘文锁：这个学科研究的很多问题，确实有点“冷”，包括这个学科本身。大部分人一联想到考古学，就觉得很辛苦，好像一说我是干考古的，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其实辛苦不辛苦完全是个人的体验。

毫无疑问，考古学这些年正在走向大众，考古学不是象牙塔，而且考古学尤其不应该是象牙塔。因为考古学的对象是文化遗产，这个遗产是全人类的，考古学应该有一种开放性。

包括像我们的考古工地，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觉得应该越来越开放，甚至采用志愿者制度来发掘，让公众随时可以了解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只有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考古工作，才能获得他们更多的支持。所以考古学应该是越来越开放，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现在正在这样。

羊城晚报：这其实也能消除误解，比如很多人提到考古就联想到小说《盗墓笔记》。

刘文锁：是的。《盗墓笔记》是文学作品，真实的考古学并不是这样的。在考古遗址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觉得最好能向媒体开放，向公众开放，这样大家就可以了解考古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考古发掘过程本身还是蛮枯燥的，确实很累。很多文学作品关于考古工作的想象都是浪漫的。当然，考古学需要浪漫化，否则这个学科可能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但是考古学的浪漫化不仅仅体现在发现宝藏，它本身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在里面。

4、田野学科永远不会枯竭

羊城晚报：您在新疆出生长大，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广东？

刘文锁：我就是冲着中大历史系来的。我是中大历史系第一批博士后，合作导师是历史系林悟殊先生。我还记得当时在永芳堂的宗教文化研究所办公室，林悟殊先生和时任人文学院院长的陈春声教授对我的面试。

当时有一位同届同学，知道我要到中大，送了我一本《追忆陈寅恪》，让我多了解中大学术的传统和精神。后来跟着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林悟殊先生这些前辈学习，不断在他们身上感悟到从读书治学到待人接物上的返璞归真。

无论是治学传统还是地域精神，广东的精神就是务实。在广东生活的这些年，使我越来越认同自己也是广东人。

羊城晚报：考古也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对您而言，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文锁：专业上的事情再难都不是难事，我倒是觉得当考古领队是非常难的，什么都要负责。每次下田野我的压力都好大，有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人际关系是我的弱项。

羊城晚报：您今年刚好60岁，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似乎没有退休的说法，您之后有什么计划？

刘文锁：学校批准我65岁退休，我到了那个年龄该退就退，这没有什么。退不退休都各有生活法度，等退休了我还有好多事情想做。我觉得只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就很好，没有说著书立说就是更好的，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羊城晚报：您觉得以后会怀念田野考古的经历和时光吗？

刘文锁：在我的一些前辈里，80岁还在下田野。

像今年2月份刚刚去世的王炳华先生，他是新疆考古学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2014年时他80岁，我们还一起去了尼雅遗址，沙漠里面晚上零下20多摄氏度，他照样跟我们一起扛过来了。

总之考古学界的老先生还是挺活跃的。将来退休以后，如果有年轻人愿意邀请我去工地看看，我也很乐意去的。

羊城晚报：考古经历真的塑造人的一生，比如性格和体魄的锻炼。

刘文锁：是的，考古学说的田野有它的魅力，就是从实际中获取知识。它总是突破那些有限的东西，能够获得的好像永远不会枯竭。

过去有人说，考古学是探险英雄的学科。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里就把考古学家塑造为一个探险家，这是艺术化的表达。而考古学者就要有探险精神、探险技能。探险不是冒险，而是意味着探索未知的世界。保持求知欲是学考古的基本素养，缺乏求知欲，学不来这个学科，也做不出成就。

我也期待学生能够有考古学家范儿，学识渊博、专业熟练，也能在野外处理很多实际问题，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文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文艺 梁善茵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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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由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指导的“茶香迎宾客 福聚大武夷”2025年大武夷文旅茶旅交旅融合推介会在广州举行。

四月是大红袍春季采茶、制茶、品茶的热点时刻。

此次推介会以2025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将于4月17日-19日在南平举办为契机，着眼春季旅游消费旺季，结合向大湾区重要客源地推介大武夷文旅茶旅交旅融合业态及产品，进一步提升南平“大武夷”文旅品牌形象与大红袍产品市场影响力，增强南平文旅与大湾区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拓宽游客输送通道。

推介会上，“百万老广游大武夷活动”启动。

活动以“大武夷号”主题航班为创意主线，融合宣传片展播、创意推介、文艺表演、趣味互动、图片展、美陈打卡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生动展现了大武夷的丹霞奇观、千年茶韵与人文底蕴，带领现场嘉宾共同“飞越”大武夷的山水画卷，开启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南平春日之旅。

南平和广州两地交通及文旅部门，两地旅行社、景区代表，航空公司、商会、文旅茶企业代表等参加了活动。

广东与南平旅行商同业开展了深入交流洽谈，来自广州的旅行商表示：“武夷山至广州航班恢复后，‘茶旅+世遗’线路备受青睐，叠加航空奖励政策，未来将吸引更多湾区游客体验‘人在画中游，茶香心中留’的独特魅力。”

从“高铁飞驰”到“空中走廊”，大武夷正以航空为翼加速联通全球。广深至南平直达航班的复航与优化，极大便利大湾区市民乘机前往武夷赏春色。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2025年广州-武夷山航线的恢复和深圳-武夷山航班时刻的优化调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5年南平市航空市场旅游营销奖补政策措施，针对旅行社推出“航班组团引客奖励”与“航班组团出行奖励”两大政策，号召参会大湾区旅行商发挥各自拓客能力与资源优势，组织湾区游客乘飞机游南平。

文 | 记者 黎存根

图 | 南平市交通运输局、南平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4月10日，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强基焕新 共筑未来”旅游景区新供给新需求对接交流活动开幕式上，2024年度广东省智慧旅游优质及培育项目名单正式发布。

其中，10个项目获评优质项目，30个项目入选培育项目。这些项目涵盖虚拟现实、大数据平台、低碳设施、非遗数字化等领域，集中展现了广东在智慧旅游中的创新探索。

【附】项目名单：

文、图 | 记者 黎存根 通讯员 粤文旅宣

本期花地夜读想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美食的文章。这份美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硬菜，只是一份很普通的小吃——豆花 。迟子建老师专门写了篇文章《山水豆花》，2007年发表在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

这篇文章不长，但是非常能体现迟子建老师的写作特色，她钟情于自然，哪怕去香港这样繁华的大都市，她迷恋的依旧是山水之间的一份豆花。就像她曾经所言，“我爱飞雪，爱细雨，爱红霞漫卷的黄昏，爱冰封的河流，爱漫漫长冬的温存炉火。直到如今，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泉涌。”

迟子建著名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与自然息息相关。故事以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为舞台，讲述了鄂温克游牧民族的百年史诗。董宇辉曾透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还给这本书写了一段推荐语：驯鹿逐苔藓而栖，月光下萨满起舞，繁星低垂于夜空，篝火旁人们载歌载舞，饮酒欢畅，直至天亮……

迟子建的文字很美，跟她笔下的山水豆花一样，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迟子建《山水豆花》

食物与人一样，是有禀性的。都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那是就人而言的；食物呢，它们有着“入乡随俗”的禀性，随着环境的变化，会微妙地改变风味。从这个道理来说，人是硬的，食物是柔软的。

我对香港美食的记忆，不是尖沙咀酒楼中的生猛海鲜，亦不是铜锣湾烧味店里被熏制得流蜜似的肉食，而是寻常的山水豆花。

原以为香港是个缺乏野趣的地方，其实不然。

从九龙的钻石山出发，乘坐一个小时的大巴车，便摆脱了都市的喧嚣，到了清幽的西贡渔港。从这里再乘半小时的计程车，便到了山脚下。

这个地方叫大浪湾，是个有山有海的地方。

当一座座山横在你面前，且看不见人烟的时候，这些山就是一本被风掀开了书页的大书，撩起了人阅读的欲望。

虽然我曾登过华山和黄山，又生长在山区，但由于十几年没有登山了，所以一开始很担心自己会掉队。香港的朋友吓唬我，说是山中潜藏着一些偷渡客，他们看见独行者，往往会从树丛中窜出打劫。所以从迈向第一级石阶开始，我就紧紧地跟随着队伍。同行的两位美国作家是登山爱好者，他们登过很多世界名山，海拔不足千米的山在他们眼里就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他们健步如飞，走在最前。两位来自非洲的作家体力充沛，他们身体的柔韧性好，登山如同舞蹈，轻松而优雅。而我和浸会大学的钟铃教授，走了半小时便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好在台湾作家刘克襄有谦谦君子风度，陪伴我们走在最后。

十月底了，香港的太阳仍然火辣辣的。蜿蜒起伏的石阶宛如大海抛出的一条长长的浪花，在山中明亮地闪烁着。逢到林木茂盛的地方，就有难得的荫凉，能缓释行山时的疲劳；而石阶暴露在草木稀疏的向阳山坡上时，脊背就有被灼伤的感觉，好像背着火炉在走。

一个半小时后，第一座山终于被甩在身后，我们看到了人烟，一座依山傍海的客栈。远远地，就听见了主人殷勤的召唤声。我们散坐在凉棚下歇脚，点了客栈的招牌吃食，山水豆花。

它们被装在方方正正的硬塑盒中，储藏在冰箱里。店主人把它们拿到桌子上时，其身上的冷气与热气在刹那间融合，产生了一层细密的水珠，覆盖在山水豆花的薄膜上。揭开薄膜，随着水珠滑落，你看到的就是雨过天晴的情景：一块又白又嫩的豆花，像一朵初绽的白玉兰，鲜润明媚地看着你！

豆花的原料是黄豆，它是由盐卤点化豆浆而成的半固体，细腻、柔软。用一次性的塑料调羹轻轻一挖，一块豆花就荡进调羹，看上去莹白如玉。豆花凉爽滑腻，入口即化。细细品来，它的清香不完全是豆子被研磨后迸出的香气，它还沾染了山中草木的气息，因而那清香是别致的。一份豆花落肚，疲劳感一扫而空，说不出的惬意和滋润。我实在爱极了这吃食，又叫了一份，这次不是原汁原味地吃，而是像别人一样，佐以含糖的姜汁。这份豆花虽然好吃，但是淋了姜汁的豆花，味道还是俗了些。

两份豆花，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气。再次上路时，脚步就轻松了。我不再落伍，而是走在前面了。开始时是尾随着行进在最前面的人，后来与他们渐渐拉开了段距离，为的是独行的那份快乐。好像人一有了力气，胆量也大了，我不再惧怕山中会跳出什么劫匪。我在溪畔驻足，观赏水中的游鱼；我在半山腰那白色的茶花和红色的扶桑前放慢脚步，看大团大团的花朵如何含着阳光绽放。突然，树丛传来“哗哗———”的声响，枝叶摇曳，我心下一惊，抬眼一望，原来是一只毛头小猴，正在树间戏耍呢！

两份山水豆花，使我在余下的两个半小时的行山中精神饱满，兴致盎然。直到下得山来，到了海边，也没有疲惫的感觉。

十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乘船去了大屿山的一个小海岛。

这个小岛居住的都是打鱼人，他们是香港原住民的后代。他们住的房屋很有特点，一座座灰色的棚屋就建在水上，支撑棚屋的水泥石柱裹着海草，很多棚屋上落着鹭鸶。住在棚屋的人，出门乘船，归家也乘船。晚上，他们是枕着海涛入梦的。香港特区政府为渔民盖了新房子，可他们还是喜欢老式的棚屋，不肯迁出。我站在石拱桥上，看归来的渔船。有的渔船是大丰收，鱼儿满舱；有的则收获平平，不过几斤小杂鱼。打鱼人站在船头，都黑瘦黑瘦的。不管收获大小，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平和的。

我们在小岛的石街上闲逛，看形形色色晒干了的海产品。不知谁说，这里的山水豆花很好吃，于是一行人踅进一家小店。女主人很热情地推荐她店里的其他小吃，可我对山水豆花情有独钟，只点了它。它上来了，仍然是那么的凉爽滑腻。不同的是它有着微微的咸腥气，好像它是一艘白轮船，刚刚出海归来。

直到此时，我才恍然明白山水豆花中“山水”的含义。这是一种与大自然最有亲和力的食物，在西贡的山中，我品尝的豆花有山的气息；而在大屿山的小岛上，它则裹挟着海水的气息。这样浸润着山水精华的食物，无疑是有魂灵的。谁又能忘怀有魂灵的食物呢！

【名家简介】

迟子建，山东海阳人，生于黑龙江漠河。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协。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600余万字，出版有90余部单行本。

著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二、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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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下午，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世界读书日活动——“今天我们该如何读关汉卿”主题报告暨《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新书发布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办。

该场主题报告由中文系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国钦主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建平、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鸿滨、中山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王琤等嘉宾出席。

该场讲座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致敬荣休讲堂”，体现了中文系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

关汉卿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凭借丰富的题材、深刻的思想、鲜明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琤在发布会上致辞表示，《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深入挖掘关汉卿作品背后的时代风貌、人文精神，呈现了一个更为立体、丰富的戏曲世界；也为相关领域的探索注入了新的活力，激励更多学子投身于经典文化的研习之中。

王建平表示，《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不仅丰富了出版领域的学术资源，也必将成为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关汉卿及其作品的宝贵指南，推动经典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随后，吴国钦、王建平、王琤共同为《新编关汉卿全集校注》揭幕。

该部由吴国钦历时多年修订完成的学术著作，是对1988年版《关汉卿全集》校注本的全面升级。该书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关汉卿现存18部杂剧与散曲，增补3部杂剧残曲、1部散曲残篇，附录关汉卿生平及评论资料摘编，内容详实、考据严谨，是关汉卿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吴国钦为该书撰写长序，系统梳理关剧研究脉络，阐述其当代价值，融合了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读关汉卿不仅是读历史，更是读人性

发布会结束后，吴国钦以“今天我们该如何读关汉卿”为题，作专题学术报告。作为我国元曲研究领域的专家，吴国钦深耕古代戏曲60余载，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7名，著有《中国戏曲史漫话》《潮剧史》等权威著作。

讲座现场，吴国钦以关汉卿“江湖浪子”的独特身份为切入点，缓缓揭开了元代文学创作背后的社会画卷。在元代前期，科举考试停摆长达四十多年，众多“高才博识”的文人失去了传统的晋升通道，被迫从封建士大夫阶层走向市井，关汉卿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这一身份的转变，让他们将目光投向底层社会，以杂剧创作作为表达自我与反映社会的窗口，由此诞生了充满市井烟火气与底层关怀的作品。

吴国钦深入解读了《窦娥冤》经典剧作，阐述了窦娥所遭受的三重压迫，分析这部剧作“顺境—逆境—顺境”的中国式大悲剧结构。剧中窦娥在面对不公命运时，坚定不屈的意志展现出人性的光辉，而“三桩誓愿”更是对封建社会制度性压迫的有力控诉，是对现实不公的终极审判。

随后 ，吴国钦又以《蝴蝶梦》《五侯宴》《救风尘》《调风月》等作品为例，他指出：“关汉卿的创作始终直面社会不公，其笔下的底层女性形象与市民意识，既是元代社会的缩影，亦是对人性尊严的永恒追问。”

关汉卿剧中的底层女性形象涵盖婢女、妓女、小户人家寡妇、农妇等，她们在关汉卿的笔下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展现出坚韧、善良、智慧等美好品质。同时，作品中的市民意识也有所体现，例如封官等情节，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价值追求。

吴国钦在讲解过程中，既有对文献资料的严谨考据，还原关汉卿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学创作背景，又紧密联系现实，引导师生思考经典作品对当下社会的启示，沉浸在关汉卿的戏曲世界里。报告深入浅出，特别是“读关汉卿不仅是读历史，更是读人性”的深刻洞见，引发在场师生的广泛共鸣。

该活动不仅深入探讨关汉卿剧作的当代价值、为关汉卿研究注入了新活力，亦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文｜记者 梁善茵 通讯员 丁天祺

图｜主办方提供

4月11日，广州文旅休闲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广州长隆度假区召开。会议以“共建世界级旅游消费新标杆”为主题，省、市、区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全国知名文旅学术专家、旅游业行业大咖等参会。

当天，长隆集团还举办了广州长隆度假区焕新启动仪式，向广大游客发布了世界三大巅峰水上游乐设备首次引进中国，并将于月底正式在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亮相。

对标世界级旅游城市专家献策为广州文旅助力

现场会上，与会嘉宾围绕国家与地方最新政策和文旅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对话，借鉴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度假区和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成功经验，就广州如何打造旅游休闲产业、把广州建设成世界级旅游城市提出宝贵建议，并高度肯定了以长隆为代表的文旅企业所发挥的标杆带头示范作用。

“长隆始终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新时期的旅游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旅游是新时代的生活方式，而人民的美好生活是新时代旅游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散客化、个性化的旅游趋势发展倒逼旅游业的资源供给、业态创新和产品的迭代升级。

他指出，长隆的新项目必将促进当下广东文旅产业的新发展。

世界旅游联盟研究院副院长周茂林在会上发表题为《从跨境旅游消费趋势谈入境旅游发展》的讲话指出，当前旅游消费两极分化逐渐明显，高端旅游消费市场发展快，旅游从走马观光变为身临其境。跨境旅游消费趋势年龄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年轻化趋势明显。同时银发旅游市场持续扩大，银发经济展现出巨大潜力。

他建议，旅游产品要定位准确、深耕细分市场，深入了解重要客群的旅游需求。

据了解，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通过共建文旅产业核心项目，带动片区主题乐园、商业配套、交通枢纽的联动发展，并通过管委会的机制创新，实现区域高效协同、深度推进、资源效益最大化，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发挥出强劲的带动力。上述经验对广州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有着积极的参考借鉴意义。

广州长隆成为推动广州成为世界级旅游城市的重要引擎

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是中国目前拥有主题公园数量最多和规格最高的超大型主题景区。

会议当天，长隆集团还举办了广州长隆度假区焕新启动仪式，不仅向广大游客发布了世界三大巅峰水上游乐设备首次引进中国，并将于月底正式在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亮相。与此同时，还展示了广州长隆欢乐世界、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以及超级乐园的全新规划。

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在会上表示，“长隆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中国文旅民族品牌，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浪潮中成长起来。作为广州的本土企业，做强做优企业、建设美丽家乡是长隆的责任与担当。长隆将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对标国际一流项目，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助力广州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

“长隆是广州的城市新名片，是广州在新机遇新挑战下提升城市功能和品牌形象的重要抓手。”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创院院长、教授保继刚认为，长隆对番禺区的城市发展带动以及对广州城市品牌形象的构建贡献了坚实力量。

文、图 | 记者 黎存根 通讯员 邓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