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12月20日，“‘开卷广州’——解读花市里的广州文化密码”活动在广州数字纪实视听产业园举行。

活动现场同时举办了豆园作为广东省“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创新基地的揭牌仪式，标志着豆园作为文化园区，在集聚人才、创作优质内容方面迈入崭新阶段。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社科联主办，广州市非虚构影像创新发展中心、广州图书馆影像和音乐主题分馆、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承办，以“从文字和影像中的花市感受广州的城市魅力”为主题，深度挖掘具有百年丰厚底蕴的广州花市文化，如何集中体现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独特的年俗风情与人文魅力。

《行花街》聚焦西湖迎春花市

春节已经不只是专属于中国人的传统佳节，它越来越像一个世界性节日。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标志着华人庆祝春节所蕴含的节日仪典和文化内涵，得到全球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接受。

广州花市，几乎可以称为全国最大型的春节庆祝活动，每年都有近千万人把行花街作为庆祝春节的重要方式。

其中，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湖路春节花市，已经有超百年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首部岭南“迎春花市”纪录电影《行花街》应运而生。

纪录电影《行花街》由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花市办指导，广东普星达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出品，广州市非虚构影像创新发展中心与四川朗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联合出品单位。

该片以“西湖迎春花市”为聚焦，通过多点田野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围绕2024年西湖迎春花市举办的“花路历程”，充分展示以岭南文化和广府文化为灌注的粤港澳大湾区人民“爱花成性”“赏花成风”“用花为俗”和“种花为业”的传统习俗，及其将此习俗在年节中以“行花街”形式得到最大的释放。

出品方介绍，目前，纪录电影《行花街》已拍摄制作完毕，计划在2025年春节以多种播出方式与观众见面。该片不仅是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传承与发扬。

花市已演变为多功能文化符号

活动的专题研讨环节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广州花市的丰富意蕴。

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冰教授从岭南文化视角出发，详述了花市作为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深深植根于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地域身份与社群凝聚力的象征。

“低调、务实、包容，这是广东人最为鲜明的三大个性。由于这种低调，广东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和重视。”江冰表示，“行花街”是一个很好的原点，可以连接更多元的文化形态，串联起千年以来的商业文明故事，使之成为传播岭南文化精髓的有效媒介。

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行花街》总导演刘广宇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

从2017年的“自贡灯会”，至2022年的《列车上的春节》，直至近期的《行花街》，每一部作品皆是他对春节民俗影像志的深刻探索。他强调，透过镜头捕捉节日庆典的瞬间，不仅能记录传统习俗的丰富多彩，更能触及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与民众的情感纽带。

豆园创始人、《行花街》制片人张鹂着重解读了片中的文化情感与时代印记。作为首部岭南春节民俗影像志，该片以全景式的方式呈现一个立体的广州花市。

“行花街”不是活在记忆里或文献里的非遗，而是当代广府人过春节鲜活的形态，是生机勃勃的非遗，是海内外广府人的集体记忆和乡愁。

《大美广州》作者黄勇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分析了花市在广州城市发展史中的角色转变。

他指出，花市文化伴随广州的现代化进程，从古代交易场所演变为今日的多功能文化符号，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承载着浓厚的地方色彩与历史记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花市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对话与和谐共生。

四位嘉宾的见解相得益彰，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繁华景象与人文情怀，凸显了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精神，也让听众深切感受到了广州花市所蕴含的商业与文化的双重价值，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 | 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马雯婷

图 | 主办方提供

12月21日，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广东省“百县千碗”暨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鲜品”过大年活动在广州举办。

活动中，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刘棕会致辞阐述“百县千碗”的内涵；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周建平博士主题演讲岭南年菜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肇庆、珠海等地市推介特色年菜，多家年菜代表企业现场推介、品鉴展示。

富有特殊意义的年夜饭

在各项年事活动中，食是春节的头等大事。

对中国人来说，年夜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和亲情，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承。

周建平博士从学术和实践层面、策略层面，在年菜文化的历史、“年菜经济”的现状、“年菜高质量发展路径探讨”三个话题展开讲述，并提出四点对策思考。

何为年菜？从文献记载的“年夜饭”习俗，到普通人各个时代的年夜饭记忆，周建平阐述了春节美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不同地区的年夜饭习俗各异，从追求“好彩头”到各大菜系独具特色，体现了中国人饮食活动的观念史、实践史。

年夜饭，是极具意义的一顿团圆饭。以广东年菜为例，鸡、鱼、蚝豉、生菜、腐竹、蒜等食物被赋予意义。

菜名煞费苦心，如“发财好市大利”“鱼跃龙门”“一帆风顺”“年年有余”“鸿运年年”“多财多宝”等，充满喜庆色彩，令人胃口大开。

推动年菜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中国春节已正式成为联合国假日。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年菜经济”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大亮点。

周建平认为，商机和文化融合是重要因素。“年菜经济”开发系列年菜产品，有利于地方菜系走出本土，迈向更大的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是农业大省、消费大省，预制菜企业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势头强劲。“要博采众长，学习借鉴先进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周建平提到，日本的预制菜产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以其高度便利化和种类多样性而闻名。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中国预制菜企业应注重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采用新鲜、优质的食材，并加强生产过程中的卫生和质量控制。

针对当前预制年菜面临一些问题，如质量良莠不齐，行业标准缺失、标识不明等，周建平认为要加快完善“预制年菜”质量安全机制，推出权威性年菜产业标准体系；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合作，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此外，举办高水平高质量的“预制年菜”专题研讨会、推动建设“预制年菜”全产业链合作平台、创新预制菜交易会特别是2025“年菜”风云榜暨“金牌年菜”评选等活动，有助于赋能“年菜”高质量发展。

文 | 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何金德

图 | 主办方提供

日前，“西行漫记——岭南画派西南西北作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展。

西行，是众多中国艺术家在20世纪的一条写生之路，他们通过西南、西北写生获得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创新，岭南画派名家也不例外。

展览展出岭南画派三位杰出画家——关山月、黎雄才与赵少昂在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间各自踏上西行之旅所创作的52件馆藏作品。展期至2025年3月16日。

岭南墨香绘出西行印记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背景下，艺术家们走出书斋，掀起了到西部边疆地区写生、创作的热潮。

1940年，关山月去到西南抗战文艺重镇——桂林，开启了长达六年的万里西行。他辗转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旅行写生，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稿，并临摹敦煌壁画，创作出大批作品，在各地举办画展。

1943年，黎雄才从韶关取道桂林，开启了他长达五年多的西部漫游，先后赴广西、四川、陕西、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写生。继关山月之后，他于1947年造访敦煌，饱览山川之胜，汲取传统艺术营养。

抗战时期，赵少昂曾在桂林、重庆、成都等地写生、办展、教学，西南游历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阶段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部依旧是他们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关山月甚至到了古稀之年还远赴西部各地进行写生创作，除实地写生外，他平时也常以积累的速写稿为基础创作西部题材作品，很多大画即来源于此。

黎雄才曾于1988年远赴云贵高原探访珠江之源，沿途写生创作。及年事已高，则以一种“卧游”的方式，以笔墨描摹既往壮游景象。

赵少昂虽移居香港，却对西南的秀丽河山念念不忘，过往积累的写生稿成为其山水画创作的重要图式来源，他以速写为基础创作，重溯“旧游印象”。

艺术回望重现西行故事

西部的壮丽河山、民风民俗为关山月、黎雄才与赵少昂提供了开阔视野和新鲜体验，激发其创作新面貌的形成，也是他们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走向艺术高峰期的起点。

本次展览以旧照片、旧报纸为媒，系统梳理了三位岭南画派巨擘于20世纪40年代西行创作的丰富历程。观众将有机会从中了解他们的艺术积累以及与其他地区艺术家、评论家的互动交流。

展览期间，艺博院还将举办各类导赏和讲座，邀请岭南画派相关研究学者主讲分享，向观众讲述名家们在西行路上的艺术实践和成就，感受岭南画派立足“写生”、践行“笔墨当随时代”、用艺术彰显时代精神的创作特点。

文 |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 | 广州艺术博物院提供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

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始终铭记着他的导师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教导。

在中国戏曲史研究领域，黄仕忠教授数十年孜孜以求，成果卓著。最近，他出版了散文集《进学记》，记录他从一个爱读书的乡村孩子成长为高校教师的漫长旅程，亦描摹了诸多师友的风采，透过书中人事，隐约可见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背影。

黄仕忠的夫人、学而优书店创始人陈定方在序言中称他是“新锐随笔作者”，也有朋友打趣他是“被学术耽误了的作家”。

近日，黄仕忠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就读书、治学、写作、阅读等，与读者分享他的宝贵经验和感悟——

用精气神串起记忆碎片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日常生活大致是怎样的？

黄仕忠：我每天早上都从中山大学北门沿着滨江路快走到广州大桥下，然后返回。在行走中，思绪涌动，有许多句子从脑海中流淌而过。

回到家，洗个澡，用过早餐，泡杯清茶，然后就开始写作；写累了，就又起身活动一下。我想送给年轻人一句话：注意锻炼，不要熬夜。

羊城晚报：《进学记》这本书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吗？

黄仕忠：是的。大部分文章是在近四年里，在这样的状态下陆续写成的。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充满了细节描写，让人仿佛亲历现场，是如何做到的？

黄仕忠：其实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我们会清晰地记得具体的场景，那一刻人物的音容笑貌，甚至说话的语气、声调。我只是把脑海中的画面用文字还原出来而已。

当然，记忆的碎片通常是散乱的、不连贯的，因此写一个人时，不能光去讲述他的故事，而是要捕捉他的精气神——找到一个人最鲜明的特质，以此为主线，把那些零散的碎片串联起来。

比如在《徐门问学记》中，我记述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徐朔方先生的母亲摔伤住院，我和几位同学作为帮手应约来到医院，一眼便看见徐朔方先生站在病房外的长廊上，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读着。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带着歉意地说医生可能迟到几分钟，接着便问：“你们带书了没有？”

这样简单的一句询问，却在之后数十年里时常在我耳边回响。我不需要说徐先生求知若渴、视学术为生命，等等，这一个场景便足矣，无须言他。

羊城晚报：《进学记》开篇第一辑便回忆起在徐、王两位导师门下问学的日子，这两位恩师对您来说有何特殊意义？

黄仕忠：在我读书的时候，所有人都怕徐朔方先生，坦白说，我也有些怕他。但徐先生告诉我：学术里不该有“神”的存在。我觉得他这句话不仅在阐述学术的本质，更在解构我的那份畏惧——对他也应该作如是观。

徐先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寻求真知，而非迎合世俗的要求；他不需要所有人都理解他，也就不用刻意讨好谁。这实际上就是以“精神贵族”自勉的态度，是学者应有的内在自觉。

王季思先生则让我感受到学术和人生的关系。我在王老师门下时，他已经80岁了，但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依然不断在写作。他觉得他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还能写文章，还能指导学生、传授经验，学术是他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羊城晚报：您未来在文学方向上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黄仕忠：徐朔方先生说，做文学研究的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可读性：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我近年在整理古籍、做文献研究之余，还写了一批回忆故乡的文字，结集为《钱家山下——乡土社会风俗随笔》，近期会出版。

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随笔的形式来书写我对于戏曲史、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让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实证性学术文章要求材料翔实严谨，在随笔写作里，则允许更多大胆的想象与推测。我也许可以重构想象中的历史，把故事讲得更有趣一些。

做学问要守得住静气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学者要坐得住冷板凳”的说法？

黄仕忠：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做学问并不存在“冷”的问题，同时也从来不会太热闹。真正投身学术的人，热情似火，乐在其中。因为读书求知，本是乐事，但这种快乐需要在静静地阅读中，细细地咀嚼、品味。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您也没动心过吗？

黄仕忠：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就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做学问，做一名合格的学者。走出小山村，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在省城有一份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人生就圆满了。

但我认为只读了本科、硕士，积累不够厚，视野不够宽，长期停留在一所大学，会限制自己的发展，于是放弃在杭州大学的教职，南下广州读博士。

1993年，我已经是中山大学副教授了，但我觉得自己的求学经历主要在江南与岭南，而学术的中心在北京，我必须去了解。当时刚设立文科博士后流动站，我因条件受限而申请未果，却依然选择北上北京大学访学一年。

我从没想过去赚大钱，也没想过去做行政。既然我已经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学术，而这也是通过努力就可以自己做主的领域，为什么还要去寻找那飘忽不定的、由他人做主的东西呢？所谓守得住静气，其实是源于吾心已定。

羊城晚报：您近二十年在东瀛访曲、影书的感受如何？

黄仕忠：首先，在一家一家图书馆、一册一册地看书并做记录，构建了我的文献版本目录基础；同时在中日学者学术方式的比较中，在对日本近代学术形成过程的了解中，我拓展了国际学术视野。

其次，我能感受到日本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和担当，看到学术共同体的传承作用，让我坚信学者应当走在学术的大道上，而不能为世俗的观念以及考核指标等等所左右。

我到50岁后，老师辈学者们纷纷退居二线，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有学术的担当。所以后来我创办学术刊物《戏曲与俗文学研究》，为年轻一代学者组织学术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为中山大学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留下一份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

我始终相信，学者应当做对学术有意义的研究，而有意义的学术一定能经受住任何形式的考验，如果为了迎合考核指标而舍弃学术本心，那无异于舍本逐末。

羊城晚报：您的学术思路有何特别之处？

黄仕忠：真正的学术，大道至简，殊途同归。如果要具体地说我和其他研究者有哪些不同，那么，相比于人们常说的通过历史来了解现实，我习惯通过观察现实来理解历史，然后再以历史为镜来反思现实，如此循环往复。

因为古代的记录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少，只有粗线条的轮廓，而现实所看到的都是鲜活的、丰富的，这些具体的感触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作想象。

羊城晚报：古代戏曲怎么和现实联系起来？

黄仕忠：很多年前，我带读小学的儿子去新疆，他背了一整套玄幻小说，7本全背在身上。在四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随手拿了一本看，意外发现还真不错。之后我也就关注了网络文学这一块。

网络为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虽然很多作品都难称佳作，但若在数千万种作品中择取最优秀的百种，便不会逊于任何“严肃文学”。正如在古代戏曲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为正统文人所不屑。

网络小说不正是古代的戏曲小说吗？汤显祖写《南柯记》，不就是当下的“穿越剧”吗？

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

羊城晚报：《进学记》中忆述了80、90年代的高校教学与生活，您感觉现在的高校氛围和以往有何不同？

黄仕忠：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艰苦的生活经历，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有自觉的意识，喜欢读书。

大家都是从基础文献阅读开始，带着怀疑精神去探究，待读书有所得，就写成文章。但是现在的学生，一入学就考虑如何发论文，“主题先行”，只检索资料，而不是先读基础文献，所以我常感慨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来“做论文”的，而不是来“做学术”的。

做人文学术研究，其实如同农民种地，做一个项目，研究一个专题，犹如耕种一块土地。需要先划定范围，平整地块，引水筑坝，继而深耕播种。

果树五年才能结果，苗木十年方能成材，这中间的过程最是难熬，需要耐心养着，也需要学会安排，因为地块上还可以种些粮食的嘛。现在许多人一块地还没认真去种，就在想要怎么才有产出，便只会助长焦虑而于事无补。所以我经常请学生细想“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含义。

羊城晚报：您大学时期读书的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诀窍吗？

黄仕忠：进大学时中文系有“必读书目”，大多是我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也读不懂，但是老师说这是名著，你得读，那就只好硬读。

一本一本慢慢啃，等读了十来本以后，忽然就有点感觉了，慢慢能够欣赏到外国小说描写的妙处，读过几十上百本之后，就开窍了，能比较中外小说的长短了。

在研究生时，我开始系统地读古代戏曲原著，也是味同嚼蜡，云里雾里。但我给自己定了要求：读完之后，没有感觉、没有搞懂，也得调动所有知识与理论，写出一份札记，我称之为“胡思硬写”。

我现在也拿来教育学生。因为通过“硬写”，你得把所拥有的知识都充分调动起来。再读戏本时，慢慢就会有“抓手”了。

所以说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有时候得硬着头皮读，读到足够多了以后，从量变到质变，慢慢便会找到感觉。这也是做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

羊城晚报：现在电子阅读很普遍，以您的阅读经验来看，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哪个更重要？

黄仕忠：我不太喜欢说哪个“更重要”，因为这样会把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对立起来。

首先，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在适应它的过程中加以正向引导。

第二，亲眼所见的也不一定是事实，为什么这样讲？没有互联网，不读书的人就会去读书吗？如今，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意味着所有人都是阅读者，总的阅读人群和阅读频次其实是升高的。

虽然对于一部分传统纸质书的读者而言，碎片化的阅读可能占比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原来的非读者群体、边缘读者群体，也以电子阅读的方式加入到阅读大军中。

我们应当观察在电子阅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会构成怎样的阅读习惯，然后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而不是一味指责或叹息。

文|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实习生 熊安娜

图|记者 吴小攀

日前，“所合在方寸——广善堂藏中外外销名片盒”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中西展厅举行，将持续至2025年3月6日。

18至19世纪，材质丰富、工艺精湛的广州产外销名片盒风靡西方，成为绅士淑女标榜身份与品位的艺术奢侈品。

本次展览从广善堂主人林世杰的收藏中精选，聚焦广州外销工艺品中的“名片盒”，并专门与同时期的印度、日本等地所制外销名片盒进行对比，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展示广州产外销名片盒的绚丽风华。

展览通过“掌上往来”“盒中世界”“各地异趣”三个维度揭秘广州产外销名片盒的精工巧艺与文化内涵。

展品涵盖银、象牙、玳瑁、砗磲、珐琅、木等多样材质，荟萃錾刻、累丝、镶嵌、刻画、镂雕、漆艺、刺绣等丰富工艺，呈现出工匠卓绝的深浅雕刻技艺。

名片盒的精美纹饰中，既有龙竹、庭院、戏曲、诗文等“中国风”题材，也有古战场、蛇花缠绕、拿破仑家宅等西方艺术元素，展现出中西文化的殊异特质。

展览现场，一件18世纪的檀香木雕名片盒，是林世杰最钟爱的一件藏品。

“当我见到名片盒上‘岳云打虎图’时，心中生起一种别样的情感”，林世杰向记者描述名片盒让自己产生的共鸣：“在远离故土的大洋彼岸，只有我们‘心有灵犀’。”不论是具有中国故事内涵的打虎图样，还是构画水墨写意空间的庭院远山，这些蕴意丰富的文化符号，非中国人不能领略体会。

林世杰认为：“这些名片盒的方寸之间，蕴藏着一个个东方精工巧艺的奇妙世界，是18、19世纪中国文化输出的艺术例证。”

导赏现场，观众与林世杰交流热烈。观众胡先生也是一名收藏家，在他看来，此次展览以名片盒为切口深入挖掘，全面展示中国外销名片盒材质与工艺、历史文化，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精彩细节，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前所未见。

“我认为展厅中这件玳瑁雕‘喇慕’字庭院人物纹名片盒十分珍贵。”胡先生介绍：“这件展品材质珍贵、形制特别，不仅雕刻成‘书’的式样，中间还有‘喇慕’的款识。‘喇慕’是法语‘L ’ amour’的汉字音译，以西文音译的汉语字样外销西方，具有中西文化交流意义，它的独特性与研究价值都很突出。”

文、图｜记者 周欣怡 实习生 熊安娜 通讯员 袁文婷

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

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 有感于思 ·

文/阎晶明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催生更多时代经典

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出作品。没有作品，其他的活动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都没有用。现在，文艺创作的环境更加优良，创作条件、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变革，全社会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为共识，与这些土壤和条件相匹配的、可称时代经典的作品，仍然在期待当中。可以说呼之欲出，又可以说还远远不够。

孕育催生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一要形成崇尚经典、学习经典的风尚。中华文明绵延传承数千年，经典的文艺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崇尚经典，真正能够读懂经典作家和作品，认识这些作品对于所处时代的真实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创作者而言具有全方位的启示意义。

现在，大家普遍对如何适应新传播方式感到急迫，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感到焦虑，但对经典的回望，并从中认识创作规律、获得创作自信的自觉意识普遍缺乏，内在要求的动力不够。

二是需要作家艺术家真正能够潜心创作，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现在文艺界的活动特别多，奖项特别多。各种排行榜、点击率、收视率、票房数据，随时都能看到。这些发布出来的结果，已经盖过了文艺批评的影响力。潜心创作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表达，而应落实到创作行动中。十年磨一剑不为所动地专注于创作是写作者的操守，出好作品出大作品是根本。

· 夕花朝拾 ·

文/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夜市中的广东精神

夜市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兴起，源于彼时的待业青年问题。198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改变了过去“统包统配”的就业体制，鼓励待业青年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由此大量待业青年开始成为“个体劳动者”。据广州市荔湾区调查，在1979年广州市个体劳动者人数中，待业青年只占10％，而1980年8月这个数字便上升至47.4％。

个体劳动的兴起，让广州街头巷尾出现了一个个档口，又逐渐聚集为一个个夜市。1983年2月2日，《人民日报》专文报道了广州夜市的盛况：在市区中山路、北京路、上下九路等十多条大街上，入夜，霓虹灯闪烁，大小摊位生意兴旺，煎饺子、卤猪杂、炖牛腩、炒田螺，香气扑鼻，卖“艇仔粥”的驾一叶小舟往返于珠江两岸，眼镜蛇、“过树龙”等生猛野味盘踞在笼中——此时野生动物保护法尚未出台。这一年广州市除国营和集体的夜宵点外，还有数百档个体网点，大多数营业到深夜一两点钟，有的通宵达旦。

除吃食之外，服饰也是夜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个竹竿棚架在街边搭好，大大小小的灯泡散发着刺眼的光，牛仔裤、喇叭裤、墨镜、皮鞋等从各种途径而来的新潮物品琳琅满目，脖子上挂着皮尺的青年摊主和顾客们大声叫嚷着。在公务员和大学教授还拿百元月薪的时代，在这里揾食的“街边仔”一个月收入已破千。

来夜市的人大多不是为了某种“生活必需品”，这里的消费是快乐的，纯粹的，“无用”的。一位广州艺术家在谈到80年代广州文艺时，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广东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去追问终极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一天到晚想些生死问题、精神痛苦问题、孤独问题，得闲无事，不如去大排档，吃炒牛河、狗肉煲，岂不更好？”

若是这样看，夜市其实是广东文化、广东人精神的一个缩影。

· 拒绝流行 ·

文/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小店、书架与世界

“1平米”可以做什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平方米是房子的基本度量单位，标志着高房价的刻度，价值10多万元！但在很多小地方，1平方米是没有存在感的，可能是储物的空间，扔玩具的地方，积满灰尘的不起眼角落。但如果放一个书架，上面放几本书，打开柔和的灯光，这“1平米”就发出了光芒，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1平米书架”这几个字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在小县城，因为有了书，这1平方米有了比大城市的1平方米更大的价值！

“1平米书架”公益行动由新华书店总店和网商银行公益小店联盟共同发起，通过为小店提供免费公益书架和图书的形式，支持小店打造县域公共阅读空间，目前已经在全国20家小店落地。很有意思的组合，一个是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的大书店，一个是专门服务小微经营者的科技银行，大书店+小微经营者，那如毛细血管般伸向经济社会每个角落的小微经营者，通过“1平米书架”这个小微的存在，努力去推进全民阅读。现在虽然只有20家小店，随着更多小店的加入，无数的小店，能汇聚成真正意义的“全民阅读”。

人其实很矮小，是被书垫高的；再小的店，也能因书架而成为一个世界。“一平米书架”虽然很小，但这个图书馆可能是很多人看见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一个起点。

有人说，读书、健身、早睡，是性价比最高的三种投资。免费的书架和图书，通过小店这种“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将知识和思想输送到县域末梢，让宝贵的书籍资源下沉，让最需要的人无障碍地获得。小微的场地，小微的投入，吸引无数小微参与，“公益性价比”尤其高！

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手携带的避难所。“一平米”可以容纳什么？关键看装什么，它可以容纳梦想，也可以容纳一个世界。我想起一个曾刷遍全网的动人照片，案板下读书的女孩。2020年，女孩叫柯恩雅，当时7岁，是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一年级的学生。父母在集贸市场卖卤菜，她就一直在卤菜店的案板下上网课、读书学习，坚持了一个多月。一向挑剔的网民，在这组照片前变得无比温柔。有的说，孩子，你努力的样子真美；有的说，她眼里的光感染了我，案板上是生活，案板下是希望。

· 有稽之谈 ·

文/谭天[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一封紧急求助的电子邮件

2005年，我收到一封标有紧急救助字样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一位江苏省南通市姓邹的小学女教师，她是教政治课的。她在筹备全市网络教学公开课的时候，在网络上发现了我制作的一部纪录片《越过大洋去握手》，该片讲述我海军舰艇编队出访五大洲四大洋，扬我国威军威的军事外交活动。她觉得这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特别适合用在网络教学公开课上。由于当时网速极慢无法下载，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找到我的电子邮箱，于是给我发了一份邮件，请求我刻录光盘寄给她，我满足了她的要求。

结果，她的公开课大获成功，她问要付我多少钱。我玩笑道，如果有人“埋单”的话一万块钱吧，如果是个人就免了。她高兴道：好人！给我寄了一些南通特产以表谢意。此后我们虽时有联系却一直未曾谋面，后来得知她当了副校长。

不过，这段网络奇缘却延续了一段线下故事。兰州大学在南通有一校区，我的朋友韩亮教授要去那里上课，这是他第一次去南通，人生地不熟，我告诉他我在南通有朋友可以接待他。于是，我联系了邹校长，她很乐意且十分热情地接待了韩教授。就这样，从线上到线下，我们三个不同城市的人在虚实两个空间里建立了友谊。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神奇社交，它让友情连接更好，让美好传递更快。

· 昙花的话 ·

文/尤今 [新加坡作家]

喂孩子“吃”文字

到尼日利亚和不丹旅行，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国民都嗜辣如狂。

深究之下，源头出在父母。

根据尼日利亚的习俗，婴儿出生不久，父母亲就会让他尝一点当地辣得让人头顶冒烟的鳄鱼辣椒，作为欢庆新生仪式的一部分。我感叹：“可怜啊，婴孩稚嫩的舌头，怎能承受得了这种类似酷刑的折磨！”他们却以一种“子非鱼”的目光瞅我，说道：“鳄鱼辣椒里面的辣椒籽，一旦碾碎了，除了辛辣的味道之外，还会释放出多种香气，那是一种糅合着茉莉花、小豆蔻和丁香的迷人味儿，吃了会上瘾哪！”

瞧瞧瞧，家长从襁褓时期便对孩子强加训练了，成长之后，他们当然也就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了！

至于不丹呢，在孩子三四岁时，母亲便会把强度最高的辣椒粉拌进粥里喂他吃，老一辈的人相信，吃辣可以刺激胃口，促进食欲，使孩子快高长大。孩子在这种“培训”里长大，遂养成了无辣不欢的性格，任何食品没有加入辣椒，便觉得淡然无味，食不下咽。

家庭，往往就是孩子生活习惯形成的温床。

我不喂孩子吃辣椒，我喂他们“吃”文字。我把童话、寓言、成语故事做成五彩缤纷的“精神糖果”，日日喂他们吃，让他们从味蕾一直甜到心坎里，让他们一生一世都铭记且喜欢这味道。

成年后的他们，日日品尝文字而百吃不厌。

· 不知不觉 ·

文/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被看见”

曾经因为一次文学活动，我站在一个四川的村落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说，2005年之前，这里是一个农场。2005年之后，农场撤走了，这里变成三不管地区，瞬间荒凉下去。不知何时，旧房子住进了人，各种材质搭建的棚子，也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一朵一朵冒出。十年过去，竟然也有了一千多人，二百多户，都是对面大凉山搬来的彝族人。

我们到访的时候，那里已经被正式接管，村落有了美丽的名字。杂乱的旧窝棚拆了，浓密繁茂的原生态植物，带着一份清雅幽静的韵致，宛如古人所云：日出有清荫，月照有清影，风吹有清声，雨来有清韵。树林掩映里，一幢幢小楼规格不同，看出资多少确定可入住哪种楼，据说这是浙江绍兴的东西部合作项目，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价格……“上光伏下天麻”，如今村民以种植中草药为主，彝族老店里放着朴素美丽的绣品，还见到唯一一个汉族媳妇，她成了解说员。

站在宽敞漂亮但寂静无边的书店和文旅设施里，看见了许多“看得见风景”的窗户，看见许多分类数据，但会被真切“看见”的又是怎样的人生呢？

幼儿园、小学、中学，校园明亮规整、建制齐全。也许，稚气或青春的面庞上，对智慧的仰望，是内敛于心的尊贵吧。

· 随手拍 ·

“广马”起跑 图/文 柴斌

大都市广州，既有激情澎湃的一面，也有温婉柔美的一面。农历十六的傍晚，散步来到天河岗顶，天清气朗，皓月当空；道路两旁车水马龙，灯光点点，犹如繁星点点。

随手拍专用邮箱:[email protected]

文｜克莉斯汀

近日，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发布《人工智能前沿研究与产业发展报告 2024》，分析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应用态势，强调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仍在不断壮大，产业渗透率持续提升。

而另一份来自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报告，则公布了一份未来30年里最可能被AI取代的职业名单，并称在2030年至2060年间将会有50%的现有职业被AI取代，STEM、医疗保健等高技能职业需求上升，而办公室和生产工人需求下降。自动化将使大多数人30%的工作时间实现自动化，需职业转型人数至少达1200万。

AI的发展进程绝不会停止或等待你我的认同，曾经的科幻世界正逐渐走进现实。

新一轮科技革命中，AI成为最重要技术

“过去一年里，语言模型不断创新，生成式AI基座进一步发展。”这份“AI发展报告”提到，由于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差距正在缩小，小语言模型以其体积更小、训练用数据少、内存消耗低的优势快速兴起，更进一步推动了生成式AI技术的落地化应用。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产业渗透率也在持续提升。人工智能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创作、智慧教育和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快速应用落地，加速了产业优化升级，为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广泛的创新机遇。

报告显示，在智能机器人方面，工业制造、极端环境作业、商业服务、家庭服务等领域成为人形机器人重要的应用场景；在智能创作领域，大语言模型能自动生成故事、模仿写作风格、进行内容总结和改写，近两年来得到广泛应用；AI技术赋能智慧教育，在备课、教学、练习、考试、评价、管理等教育核心环节发挥作用，也构建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化教育环境；医疗领域迎来智能新时代，国内各大企业都在加速布局AI医疗，孕育了一大批医疗人工智能产品，应用于医疗领域中的绝大多数场景。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AI已经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具有突出的头雁效应。AI正深刻改变着科研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将重塑科研组织模式，带来科研管理各环节深层次变革。

推动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发展

AI的发展将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变。因为AI作为当代最为前沿的关键共性技术，可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高精尖技术基础。

所以，无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还是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新型储能、未来显示等未来产业，几乎所有产业的技术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AI技术。

实现AI技术的场景化、产业化、规模化，也将带动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比如国内虚拟数字人市场的迅猛发展，便推动了元宇宙产业的快速发展。根据市场调研机构IDC的最新报告，我国虚拟数字人市场正在以年复合增长率30%的速度迅猛发展，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102.4亿元，2027年更是有望达到300亿元。而虚拟数字人应用场景广泛，正在数字娱乐、影视动漫、教育教学、数字营销、文化旅游、通信等不同行业发挥重要作用。

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的崛起正在重塑娱乐行业；虚拟教师正在为教育机构打造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学习环境并提供个性化辅导的可能；企业虚拟代言人的品牌宣传，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吸引了年轻消费者；还有虚拟导游、虚拟主持人……这些角色的出现，必然会对现实职业打工人形成威胁。

现有职业被AI取代的速度在加快

来自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最新报告宣称：在2030年至2060年间将会有50%的现有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一过程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目前来看，已加速了大约10年。

预计到2030年，STEM、医疗保健等高技能职业需求上升，而办公室和生产工人需求下降。到2045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工作被AI取代。自动化将使大多数人30%的工作时间实现自动化，需职业转型人数至少达1200万。

报告中尤其强调，未来企业更需要进行员工技能升级再培训。

基本上来说，易被取代的职业都是属于重复性高、可标准化的工作，而一些不易被取代的职业，其特点则是具备动态情感反馈的工种。

受AI影响最大的十大职业：

1、客户服务和销售人士

2、秘书与行政助理

3、软件工程和研发人员

4、网页与数字界面设计师

5、文字或图片等内容创作者

6、会计与审计员

7、口译与笔译员

8、法律专业人士

9、新闻工作者

10、财务分析师

最不易被取代的职业：

1、医疗专业人员

2、表演艺术从业者

3、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4、社工服务者

5、依赖熟练手工技术的行业工作者

麦肯锡的报告指出，目前部分高端制造智能工厂已经完成全流程自动化改造，机械臂、机器人的在线自动操作已不新鲜。尤其欧美国家会特别关注人力资本的提升和高新技术的采用等，他们会更着急要发挥AI等技术优势。因此，AI进程势不可挡。

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可能受影响的职业，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但不管如何，有备无患总是没错的，这份报告无非也是在提醒我们，想在未来拥有更多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学习更多新技能，尽量避免一直从事机械重复性高的职业，同时注重培养人类才擅长的人际交往，比如沟通能力、创造力等，以便自己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文｜贺得胜

在城市的喧嚣中，我听过霓虹灯下的盛装音乐会，乐手们于华美舞台上，拨弄着昂贵乐器，音符在恢宏场馆里回荡。而在我到过的一个遥远小山村里，也有一支乐队，他们的舞台是广袤天地，乐器质朴简陋，演奏的却是直击灵魂的乐章。

初次邂逅这支乐队，是在一个蝉鸣燥热的夏日午后。我沿着蜿蜒山路进村，本想寻一清凉处歇脚，却被一阵错落有致的乐声吸引。循声而去，只见村头老槐树下，几个村民围坐一团，手中摆弄着各式“家伙事儿”，一场随性的演奏正热烈开场。

乐队的核心人物，是头发花白的李大爷。他手中那把二胡，琴身满是岁月摩挲的痕迹，像是被生活反复打磨的珍宝。李大爷微闭双眼，身子随着旋律轻晃，干枯的手指在琴弦上灵动游走，《二泉映月》的曲调从弦间倾泻而出。

没有舞台上的正襟危坐，每一个揉弦、颤音，都裹挟着他几十年的风雨人生，有田间劳作的疲惫，有阖家欢聚的喜悦，琴声呜咽，诉尽山村往昔的艰难与当下的安适。

一旁的张婶不甘示弱，她怀里抱着个竹制快板，红绸布条随风轻晃。张婶嘴皮子利索，快板开合间，节奏明快得如同夏日暴雨敲打窗棂。唱词是她自编的，讲的都是村里的家长里短：哪家的小子考上大学啦，谁和谁闹了小别扭又和好如初啦……质朴直白的词句，配上清脆快板声，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小山村便在这声声韵律里沸腾起来。

还有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约莫十岁，身前架着个铁皮水桶当作鼓，两根木棍充当鼓槌，敲得小脸通红，又似乎浑身是劲。那股子认真劲儿，仿佛此刻他正置身于世界上最宏大的舞台。水桶发出的“咚咚”声，虽不如专业爵士鼓那般音色丰富，却为整个演奏注入了鲜活生命力，让节奏愈发滚烫、热烈。

这支山村乐队，显然没受过专业训练，乐器也登不上大雅之堂，却有着独一无二的感染力。他们从泥土里生长出来，带着大地的温度、谷物的芬芳，奏响的是生活最本真的旋律。这里面有对丰收的祈愿、对团圆的渴望，还有代代相传的质朴民风。

闲谈之下，我得知这支乐队是“村中一宝”。

农闲时节，一到傍晚，炊烟袅袅升起，当村民们陆续会聚到打谷场，乐队已在打谷场中央摆开架势。

随着演奏渐起，姑娘们开始跟着节奏摇摆起身姿，手中绣帕翻飞；小伙子们则扯着嗓子跟着哼唱，偶尔也站到场中间来一段即兴山歌，粗犷的嗓音惊飞了枝头归巢的鸟；老人们坐在小马扎上，闭眼沉醉着，手指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着节拍，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逢年过节，大家也能见到这支乐队。哪家要办喜事了，乐队会早早到场，从迎亲路上到婚宴现场，欢快的乐曲就没停过，把新人的幸福渲染得淋漓尽致，把宾客们听得喜笑颜开，红包也发得愈发慷慨。春节时，乐队走街串巷，挨家挨户送去祝福，喜庆的《金蛇狂舞》，经他们用二胡、快板与自制“小鼓”一番演绎，年味愈发浓烈……

那天回城之后，山村乐队的演奏仍在我耳边回响。我盘算着，哪个节日里，能再去小山村听一听他们的演奏。这支乐队让我知晓，音乐无关华丽包装，只要怀揣热爱与赤诚，哪怕简陋的乐器，也能演绎出震撼灵魂的交响，奏响平凡日子里的诗与远方。

文｜涂燕娜

珠江八道门，五道过斗门。五大出海口，形成了斗门的海湾河口，冲刷出广袤肥沃的三角洲。白藤地处斗门区的南大门、西江出海处，因河网纵横、淤泥堆积、泥质肥沃、有机养料含量高，非常适合种植水生植物。

20平方公里的白藤湖，生长着莲藕、菱角等丰富的水生植物，浓缩了斗门水生植物的精华。其中莲藕又以白藤湖出产的为最佳。

莲藕是秋冬季节餐桌上的当季美食。每年冬季，长江流域中下游各大湖区，成片的莲藕翻卷泥塘，凭借天然、质优、味美的特点，迅速占领食客的餐桌与味蕾。当洞庭湖、鄱阳湖与长江、汉江地区的上乘莲藕大规模南下之时，作为岭南本土莲藕中的扛把子，白藤湖莲藕独树一帜，担起了与北方“劲敌”抗争的重任。

饱满、粉糯、松化无渣、满口留香，在岭南地区，白藤粉藕以其鲜明的水乡特色与独特口感征服广大食客的胃。浓密的拉丝是莲藕的特征，一般用“藕断丝连”来形容两个人之间难以隔断的情感，然而，白藤粉藕却是断后不牵丝，因此又被称为“无情藕”。莲藕无丝，吃的人却有情，每逢斗门地区设宴招待宾客，宴席上必少不了一道出自白藤湖的“佳藕天成”。

当地人总结白藤粉藕的做法，生吃似马蹄爽甜，拌以荤食风味更佳，制成糖藕清甜如蜜。珠海人最喜欢煲、焖、炒、拌莲藕。

炸藕夹是湖北的特色吃法，主要原料为五花肉和莲藕。五花肉剁成肉泥后加入调料，莲藕切片浸泡捞出擦干，把肉馅填入藕片中，在外面挂上一层糊后，入油锅炸熟。

斗门人也会用白藤莲藕制作藕夹，不过却把猪肉换成本地盛产的海鲜，墨鱼、沙虾等。选用3至6个月的莲藕，此时的莲藕，没有太多藕粉沉淀，水分含量高，爽口清甜。将沙虾、墨鱼处理好，加入青芥末、酱油等调料搅拌成胶状。莲藕切片焯水，捞出沥干拍上生粉，然后将制作好的鱼虾胶酿入藕片之间，放入平底锅中煎至金黄透亮。

淡淡的芥末香味混着莲藕、海鲜的鲜味，弥漫口腔，层次丰富，具有浓厚的珠海风味。

斗门人还喜欢用青芥制作藕夹。白藤街道的名湖酒楼制作的青芥斗门莲藕夹，以墨鱼肉胶填充包裹藕片成藕夹，辅以蟹籽，曾登上斗门区“十大名菜”行列。“河鲜和海味相互碰撞缠绕，形成裹挟激荡的味之极鲜”，青芥莲藕夹成为斗门美食的一张名片。

火腩焖莲藕是粤菜最传统的做法之一。火腩即烧五花肉，一般到烧腊店买现成的，切厚片待用，莲藕去皮洗净，也是切大块。大火烧油，将蒜头等香料下锅爆香，放入火腩稍微煸炒出油，加入莲藕炒匀，放入适量的水、生抽、蚝油、盐等调料，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焖。

莲藕吸收了烧肉的油香味，火腩则带出了莲藕的鲜味，两种味道相得益彰。至于“新采嫩藕胜太医”的食养功能，则为白藤莲藕锦上添花。

白藤湖周边有着数量众多的酒楼与农庄。四面八方食客结伴而来，挑一临窗位置，便可坐拥河湖美景。荷塘上有徐徐清风拂过，水鸭自在徜徉。待到日落月升，三两知己，对一湖清风，品荷塘美食，小酌畅饮，涛声佐酒，更不失为人间美事。

江海鲜集散地，荤素食交汇处。山海之间，河岸湖畔，美食与美景，永远令人欣喜而又向往。

日前，全面、系统地反映岭南文化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岭南文化辞典》正式发布。

《辞典》的编纂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广东省社科联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负责学术相关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负责出版。2019年启动编纂工作，黄天骥担任主编，叶金宝、左鹏军担任执行主编，李庆新、杨权、张国雄等担任各分卷主编，省内1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历时近5年完成。

《辞典》全书分为地理、历史、民族·民系、宗教、民俗、学术·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科技、建筑、饮食、中医药、武术、对外贸易、华侨·侨乡、海洋文化、人物等19卷，共计13379个词条、510万字。

岭南文化是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宜航表示，《辞典》旨在为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其研究提供知识性支撑。“《辞典》阐释了岭南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现状，介绍了富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深化岭南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方向。”

岭南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岭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文化界定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辞典》主编黄天骥尤其注重“岭南之南又南到何处”问题。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历史上中国对南海的发现、命名、经营、开发、管辖来看，岭南理应包括海洋部分，由此，本次辞典特别把海洋部分划入“岭南之南”。

岭南又是一个文化概念。明清以来，岭南文化高度融入中华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种要素齐全、结构完整、层次丰富、特色鲜明、高度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态。随着岭南经济、文化等方面实力的提升，岭南区域文化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也进一步提升。“《辞典》所言的岭南文化也是代指广东历史文化。”《辞典》执行主编叶金宝认为，岭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广东文化的代名词。

近年来，岭南文化研究和文献整理出版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既有《辞典》这种集大成的综合性著作，也有《杜凤治日记》这种细致的文献整理类著作。李宜航表示，接下来要继续发挥广大社科界的力量，提升岭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以《辞典》为依托和契机，进一步做好岭南历史文化的数字化开发利用，充分展现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气象。

左鹏军：

展示一种动态健康的文化生态

在前人基础上往前一步

羊城晚报：请您从执行主编的角度介绍一下《岭南文化辞典》。

左鹏军：从2019年4月到2024年6月，《岭南文化辞典》的编纂历时5年。我们编纂团队以严谨的态度、刻苦的坚守，精益求精地编写这510万字的浩瀚长卷。作为广东文化强省工程重大成果，《岭南文化辞典》集结了500多位学者5年来的心血，黄天骥教授更是以九秩高龄亲自出现在辞典编纂的第一线上。

我拿到《辞典》的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感动。12月16日的新书发布会，是我从事《辞典》编纂工作以来参加的第107次会议，这107份会议记录已经积累了厚厚一沓。

从编纂者的意图来讲，我们希望把从古至今岭南文化各个方面的成果汇集到一本辞典中。《辞典》的19卷大体涵盖了岭南文化的所有方面，包括地理、历史、文学、民俗、语言、学术乃至经贸、华侨、海洋文化等等。

从知识建构的角度看，屈大均《广东新语》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完成对岭南文化知识的建构，《辞典》则是新时代关于岭南知识建构综合性、集成性的成果。它的基础性、工具性意义，它对岭南文化知识建构的意义，我想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读者从不同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羊城晚报：对比《广东新语》《广东百科全书》等之前的岭南文化建构性著作，《辞典》对岭南文化的梳理与阐释有哪些扩充、深入与创新？

左鹏军：《辞典》编纂之初，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步，如何进行提升与深化。从内容上看，我们不仅特别设置岭南经贸、华侨、海洋文化等新卷目，也在文学、历史、语言、教育与学术等传统卷目中着重介绍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学术发展成果；从整体架构上看，我们既继承古代史志传统，又结合新时代岭南文化新成果，对岭南文化精神进行提炼与展示。

与此同时，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始终思考、探讨着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乃至世界文化格局中处在怎样的位置。通过一本《辞典》、19卷的鸿篇巨制，我们努力尝试着回答“广东之广东”“中国之广东”与“世界之广东”不同层次的问题和思考。

从他者视角到自我文化认同

羊城晚报：岭南文化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不停地被丰富和扩展，在《岭南文化辞典》中如何体现？

左鹏军：“岭南”指五岭以南，最早其实是中原地区对岭南一带的称呼。这种他者视角，后来逐渐转化为我们岭南人自己的一种文化认同。从建置区划上看，岭南的地域范围在不同时期是不停变动的，并不能以今天的省市来简单划分，在历史行政区划上边界线比较模糊，也时常有相互交叉、变化的情况。

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将历史上归属过广东省并属于粤方言区的广西梧州、贺州、北海、防城等地，也归入岭南的地域范围。同时，我们还纳入海南、澳门、香港和南海诸岛。岭南文化区域的开阔，使得《岭南文化辞典》的编纂意义与一般一个省、一个区域的文化辞典不同。

从秦征南越、宋元之际到明清时期，历史上岭南文化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再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岭南始终应和着中国的重大变迁而向前迈进，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精神。

羊城晚报：《辞典》编纂团队希望传递怎样的岭南文化形象与精神？

左鹏军：每当提到岭南文化，一些人喜欢首先想要给它定性，是不是兼容并包、求实创新？是不是商业性、海洋性文化？甚至是不是“远儒性”文化？我觉得这种定性有些过急、过于草率。从学理上说，这样的所谓定性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我想《辞典》能不能展示一种动态健康的文化生态，去阐释岭南文化中最古老与最时尚、稍纵即逝与历久弥新的张力性结构形态与内涵空间？

在内容的选择和词条的设置上，除了努力追求知识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外，也需要站在今天人类科技与文化的高度对岭南文化的丰富内容、多样形态、各种现象进行审视和选择，要具有文化的内涵和底蕴，要符合人类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和发展方向。比如有一些以今天的价值观看来是糟粕的内容，我们就没有收录。

仅仅就岭南文化谈岭南文化没有什么意义，必须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格局和视野观照岭南文化。岭南文化的鲜明与特殊，首先要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参照体系。在《辞典》的编纂中，我们力图站在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展现岭南文化的知识、审视岭南文化的历程、提炼岭南文化的精神。

羊城晚报：您对《岭南文化辞典》有什么样的期许？

左鹏军：我希望这套《辞典》能够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发挥它的文化效用，这也是我们为岭南文化作出的一点应作的贡献。

编纂中我们坚持学术文化导向，希望提供尽可能完整准确的岭南文化知识，尤其是基础性、共通性的“硬”知识。专业人士如果沿着《辞典》考镜源流、进行文献的打捞追索，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及相关学术文化信息；同时，《辞典》还是大众读者的百科型读物。

在数字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不能成为或者只培养出一些数字化、工具化、技术化的动物，而缺少或遗弃了人文精神、思想追求和理想向往。越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越是需要有一双文化的眼睛，有一颗文化的心灵，拥有并保持温润美好的诗性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追求。

李庆新：

体现辞书的科学性、前沿性

后来居上展现新见解新水平

羊城晚报：您同时担任《岭南文化辞典》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的主编，这一安排最初是如何定下的？

李庆新：《岭南文化辞典》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重点项目，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统筹指导下推进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肯定经过周全谋划的，至于为何将这两卷的编纂重任委托给我们，并由我担任主编，我并不知情。不过当我们接到任务时，感到义不容辞，没有太多考虑，而且地方史、海洋史研究是我们的优长学科，我们也承担过国家和省里许多重大攻关项目，集体协作攻关经验丰富，有自信能够胜任并完成此项任务。

羊城晚报：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两个分卷各有什么特点？

李庆新：《辞典》共有19卷，结构体系庞大，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只是其中两卷，在内容上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历史卷主要展示岭南历史人文的基本概况和发展脉络，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概论性；海洋文化卷则主要反映岭南文化的海洋属性和突出特点。

两个分卷词条的撰写工作主要由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承担；历史卷由历史所地方史研究人员负责，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部分考古词条编写，海洋文化卷则由海洋史研究中心负责。作为主编，我主要负责两个分卷的总体安排、统筹指导和统稿、定稿，以及少量词条编写。

羊城晚报：以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两个分卷为例，《岭南文化辞典》跟此前出版的广东文化辞典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庆新：在此之前，我省出版过一批文化主题的专门辞典，我也参加过《广东百科全书》的编纂，在改革开放前期属于文化建设的鸿篇巨制了，但就规模体量与学术水平而言，《辞典》无疑是后来居上，不仅是岭南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也是我国区域文化的最新成果。

由于几十年来的学术积淀奠定了基础，加上新材料的发现、新领域的开拓、新成果的吸收，使得两卷词条在内容上有新拓展和更多新见解。特别是海洋文化卷，反映了当下学界岭南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

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

羊城晚报：跟学术著作的写作相比，辞典编纂有何不同？

李庆新：辞书编纂与写论文、写书有很大不同。虽然都讲究学术规范，但写书、写论文围绕主题，可以长篇大论，尽情发挥，篇幅字数没有太多限制。而辞书不行，辞书有自己的风格、定位和体例，要求语言简洁、凝练，每个词条按等级有字数限制，讲究权威性、知识性、通俗性。当然，辞书编纂也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吸收学术前沿成果，体现辞书的科学性、前沿性。

羊城晚报：历经近5年时间，《岭南文化辞典》最终付梓面世，这对您个人而言有何意义？

李庆新：《辞典》编纂意义重大，我承担其中一部分工作任务，感到很荣幸。5年中与两个团队成员一起，互学互鉴，带着任务去熔铸旧学新知，去拓展新的领域，有收获，有提升，有新感悟，我觉得是自己四十年学术历程中又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

文｜记者 朱绍杰 文艺 何文涛 实习生 熊安娜 通讯员 崔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