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10月21日，75岁的村上春树全新长篇小说《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简体中文版正式和中国读者见面，本书由读客文化引进，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该书中文版译者施小炜此前曾翻译过《1Q84》等村上春树长篇作品，有丰富的翻译经验，且对村上作品比较熟稔。《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是村上春树的第15部长篇小说，也是他自称在40余年的写作生涯里“最想写的故事”。

读者口中神秘的“幻影之作”

1980年，刚刚出道的村上春树在《文学界》杂志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小城，及其不确定的墙》。但他本人当时对其并不满意，因此该作并未单独出版，成为读者口中神秘的“幻影之作”。

“”村上曾说，“这部作品里包含着一些对我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要素。只是十分遗憾，那时候的我尚不具备足以把它完美地写出来的笔力……我想等到合适的时机降临，再慢慢着手修改吧，于是便将其深藏起来，不再示人了。”

“我的余生能写多少部长篇小说？”当70多岁的村上春树自我叩问，他意识到，现在已经是时候去实现30多岁时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我决定完成这部作品”。

用文学表达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深度思考

2020年，71岁的村上春树决心弥补40年前“遗憾”，重写这篇对其本人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成书即这部《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为此他耗时3年，几乎闭门不出，终于向自己和读者交出了这份满意答卷。

为此，村上春树罕见地附上了后记，讲述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与自己的感悟：“到了前年年初，我才总算有了感觉，觉得自己或许能够再度对《小城》进行一次彻底性的改写。从最初发表时算起，正好过去了40年。”

《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日文版发行后不久，村上春树接受媒体采访，剖析新书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自己年龄渐长后的感悟。2020年3月，村上春树开始动笔创作。他将对世界混乱的不安和对生死的思考都融入进了这本书中。

在采访中他也提到，“我强烈感受到，世界正在变动，充满了不确定……当世界逐渐变得不确定时，人该如何自处？当世界逐渐变得不稳定时，人们自然开始感觉想要逃入一个狭窄的世界。”

“正如这部作品中的故事一样，‘一座与外界隔绝、被城墙包围的奇妙城市’。这个地方可能很好，也可能很坏。虽然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和现实的‘外部世界’有互动或者往来是有意义的。”

小说家一辈子能讲述的故事始终是有限的

在《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中，村上春树构建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通过“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的交织，探讨了生命、死亡、记忆与身份等深刻主题。在书中，他立体地刻画出中年和老年人的形象。

他认为，这是40年前，30多岁时的他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正是我现在接受挑战重写它的原因之一，我的写作技术已经提高上来了。”

在捕捉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动时，村上的这部新作仍然延续了他过往的主题和元素，例如音乐、小镇和图书馆。

在他看来，一个小说家一辈子能够讲述的故事始终是有限的，“我们不过是把为数有限的这些主题，千方百计地改头换面，改写成种种不同的形态而已。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我的小说里有人哭泣、有人惧怕、有人欢笑，每个灵魂都无可替代——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对于这本书，村上自己如何评价？他在采访中表示：“我不知道这部作品上市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市场的反馈如何。我上年纪了，我只能用自己认可的方式来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自己能够写出令自己认可的作品而感到自豪。”

“乐土人间何处觅，唯愿留梦盼清平……”

满枝繁花的梅花树下，董小宛与冒襄相依而坐。典雅的古琴声从冒襄指尖潺潺流出，董小宛和着古琴，轻轻吟唱《梅花赋》寄托心意。

10月21日晚，由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东香山粤剧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粤剧学院联合创排演出的原创新编粤剧《白门柳·董小宛》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开演。

本次演出，是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及刘斯奋艺文生涯七十年系列活动之一。

突破传统才子佳人模式

粤剧《白门柳·董小宛》是在中山籍著名作家刘斯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的基础上改编创作而成。

该剧自2018年开始谋划构思，2020年进入实质创作，邀请著名粤剧粤曲创作人陈锦荣担任粤剧改编，中国戏曲表演界“终身成就奖”得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一级演员周龙担任总导演，广东香山粤剧团正印花旦黄嘉裕担纲饰演主角董小宛；将历史名著与岭南传统戏曲形式相结合，重新编创和演绎，打造成适应新时代特点的新编粤剧。

剧目讲述明清易代之际，主人公董小宛与复社名士冒襄在乱世中相濡以沫、共同进退的动人故事，突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在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悲怆交响中，激荡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民族气节感；

同时，通过道具“古琴”匠心独运的处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彰显中华五千年从未间断绵延文脉的深厚底蕴。

此外，该剧还在舞美、音乐唱腔以及造型服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大胆起用了一些其他戏曲中鲜有出现的元素，再结合传统元素来塑造人物和烘托氛围。

如：用古琴曲取代传统的古筝曲；参考中国工笔画的素材，将花鸟山石等融入服装设计；通过梅花造景等装饰细节营造古朴典雅的氛围和诗情画意的境界。

被列入中山市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据介绍，粤剧《白门柳·董小宛》被列入中山市重点文艺创作项目，是中山传播香山文化，推动“文化兴城”建设，促进粤剧艺术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3年，该剧代表中山市参加第十五届广东省艺术节，荣获大型舞台艺术作品三等奖。今年，该剧被列入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及刘斯奋艺文生涯七十年系列活动之一进行公演。

在本次演出前，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向中山市委宣传部、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及有关单位赠书。刘斯奋点赞该剧：“这部剧最大的优点是青春化，很抒情、很优美、很写意。无论是之前看过粤剧的观众，还是没有看过粤剧的观众，一看都会喜欢上。它也俘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心。”

文|记者 黄宙辉

图|主办方提供

10月18日，广州市美术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论与传播艺术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举行。

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张绍城，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思东，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春健，当代岭南研究院院长许晓生，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授张啸，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吴杨波，广东金融学院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梁冰等出席了活动。

会议由广州市美协秘书长张铁威主持。他宣读了广州市美协主席团的通过决议，正式成立理论与传播艺术委员会，聘任张绍城、梁照堂、梁江、陈履生、陈瑞林、方土、史国良、蔡显良、周春健、叶其嘉、赵利平、许晓生为顾问，卜绍基为名誉主任，王坚、蔡海威、张演钦、刘释之为主任委员，李世云为主任，张啸、吴杨波、黄颂豪、刘倩、梁冰、刘志辉为副主任，梁志钦为秘书长，黄伟哲、徐辉龙、吴康康为副秘书长。

刘思东在会上致辞表示，“这次在广州市美协已有的理论艺委会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增加了传播这一重要组成，把理论研究与媒体传播结合在一起，使理论的扩展度更广。理论研究是美育的一部分，我们要把美育传播到人民大众里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梁江老师作为顾问代表，他在会上表示，广州作为大湾区的文化核心区，美术理论力量一直很强，有很多贡献。只是多年以来，并没有把社会各机构力量进行有效整合。

这一次广州市美协把广州地区理论研究与传播力量悉数整合，把分散的人才团结凝聚起来，成立理论与传播艺委会，为广州美术发展开了新的篇章。“视野的不同，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我们迫切需要传播手段的更新。设立理论与传播艺委会，广州市开了一个好头。”他说。

李世云对当日到场的领导嘉宾以及同行一一表示感谢。他说：“广州市美协对美术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非常重视的地位，这一次在非常短的时间组织专家和学者，对陈金章先生的教学理念和艺术思想进行梳理，并推出专著，相信这对研究陈金章先生的艺术历程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他希望艺委会同仁一起努力，做好理论与传播工作，为岭南美术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文 | 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 | 主办方提供

近日，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于12周年庆之际，携手岭南非遗押花艺术传承人傅庆军，以押花的形式定格美好时光，带客人走进一场特别的艺术之旅。

岭南押花作为岭南一种传统的手工艺，最早可追溯至唐，明清至民国形成地方特色，在当代达到艺术高峰。这项艺术以天然植物花卉为材料，通过精心设计与匠心拼贴，将大自然的美丽与灵性长久定格于画框之中，以独特的魅力跨越千年，至今仍熠熠生辉。

一片片普通的花瓣，在押花老师的手中可以变成在枝头唱歌的小鸟、水中畅游的小鱼，还可以变成少女的裙摆、孩童手中的风筝……因其复杂多变的灵感创作工艺，押花老师也被称为“大自然的重构师”。

时值金秋，恰逢中国传统节气寒露来临，傅庆军老师用押花拼贴出寒露期间农户农忙的热闹场景，向客人传递传统中国文化。

“岭南押花艺术的精髓在于尽量减少修剪，充分展现植物的自然之美。即使是同一幅画，由于每片花草都独一无二，因此创作出的押花作品也各不相同。”傅庆军说。

此次，傅庆军还将所在居停空间体验制作成一幅押花作品，传达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独有的浪漫。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人物跃然于押花之上，他们不仅是住客的缩影，更代表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在城市绿洲中找到归属感。

据悉，即日起至10月31日，广州国际金融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将于大堂限时开放岭南押花艺术作品展，带领客人继续探索源远流长的岭南押花文化艺术。

文、图|记者 刘星彤 通讯员 马琳

北京时间10月21日，华裔作家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的家中去世，享年99岁。

聂华苓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评论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散文集《梦谷集》《三十年后》，翻译集《百花文集》等。

1925年1月11日，聂华苓出生于武汉，是湖北应山人。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最初就读经济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她的青少年时代在长江、嘉陵江畔度过，江流和峡谷也由此成为她不可磨灭的记忆。

后来，聂华苓与诗人保罗·安格尔结为伉俪。1967年，夫妻二人在爱荷华共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这个写作计划迄今已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中国作家萧乾、汪曾祺、丁玲、王蒙、艾青、谌容、莫言、王安忆等，都曾参加过这一计划，聂华苓也由此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成为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记者 孙磊

文|杨克

三十七年，弹指一挥间。我依稀记得1987年那个激情燃烧的秋天，我和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程宝林、郭力家、张子选、李晓梅、刘虹等人一起，参加第七届青春诗会。

那个时代，青春的热血与80年代的激情相遇，包容开放的精神充盈着整个文学界。那是个鼓励梦想、拥抱创新的时代，诗歌成为我们追寻真理与自由的旗帜。

当年10月，在秦皇岛，凌晨四五点的火车站，像一首诗的序曲或前奏。

那时的我，心里满是期待，却又带着几分迷茫。不知将要见到的是怎样的诗人，是否会找到心灵的共鸣。

候车大厅里，我遇到了欧阳江河，这个看似和我一样早到的“诗人”，成为我在青春诗会上的第一位同伴。我们相识，结伴同行，黎明乘公共汽车去报到，安排住同一个屋。诗歌的青春旅程正式开始。

参加青春诗会，是我热血岁月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30岁之前的生命都是热血，充满了无畏与激情，人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仿佛世界就在眼前，等待我去征服。

仿佛每一场诗歌的讨论都是一次思想的对决；每一个创作的时刻，都是心灵的淬火。我和我的诗友们一起，仿佛能在文字间找到人生的答案，感受到世界的脉动。

那一年的青春诗会，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聚会，更像是一次思想的交锋与情感的释放。

我们这些与会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思索与梦境，语言在秦皇岛飞翔，在海风中碰撞出火花。记得西川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引起了不少讨论与反响。

郭力家那句戏谑的话“你再提庞德我就打你一拳”，仿佛是对知识精英主义的一种反叛，而这种反叛，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缩影。

回想起与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我不禁感慨万千。西川的冷峻与深沉，欧阳江河的壮阔与雄浑，陈东东的内敛与精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诗歌之路，但我们都怀着同样的理想：用诗歌改变世界。我们在诗歌的世界中追寻存在的意义，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这种追寻，从未停止。

青春诗会也是一种生活的分享与交流。记得我半夜醒来，看到欧阳江河还在伏案写作。他的诗《玻璃工厂》是之前在医院李晓梅打吊针的床前熬夜写成的初稿。

透过他笔下的玻璃厂，我们似乎能看到那个时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冷峻现实，而诗歌也在滔滔不绝的思辨中试图揭示其中的隐秘与美丽。然而，再哲学化的思辨，也来源于现实，白天我们参观了耀华玻璃厂。

三十岁之后，生命渐渐发生了变化，掌心开始堆积细微的尘土。那些曾经想要奋力追逐的理想，慢慢被生活的琐碎所覆盖。岁月的打磨，让人从一种奔涌的生命力状态，转向更为内在的沉思。

诗歌，变得不再是单纯的激情宣泄，而是诗人与内心的深层对话。正如《老子》所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生命中的那份安静，或许正是经历了热血之后的沉淀与升华。仿佛由酒及茶，去品生命淡淡的花香。

青春诗会的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中国诗歌的前世今生。从《诗经》到唐宋诗词，中国诗歌自古以来就是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屈原的悲愤还是李白的豪放，写诗始终是人与天地、社会、历史对话的方式。

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这些年轻的诗人也开始探索新的表达方式，试图通过诗歌表达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希冀。

时光瞬息如电。37年间，从古典的优雅到现代的先锋，从对内心的凝视到对外部世界的观照。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早已融入中国诗歌的血脉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青春诗会的记忆依然鲜活，那是我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的岁月，也是我们探索诗歌边界、挑战自我极限的时光。

我相信，诗歌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而我们曾经在青春诗会上播下的种子，早已在无数年轻诗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前人垦荒，后人深耕。我们来过，我们仍在。

文|肖复兴

去年冬天，从我家后窗，看见窗外的一棵榆树枯枝上挂着一个白塑料袋，脏兮兮的，像块补丁贴在枝条掩映的蓝天里，很扎眼。

心想，只要风大些，这个薄薄的塑料袋，就会被风吹下来的。谁想，过了整整一冬，不知刮过多少次大风，这个塑料袋，只是随风飘荡，却不肯像鸟一样飞走，就是那么顽强地挂在枝头。

我有些奇怪，一个小小的塑料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在一冬天的风吹雨打雪飘之下，叶子都一片片落光了，它居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于是，心里又想，等开春吧，树上的叶子长出来了，可能就好了。这样的想法，是想起中学读过的语文课本里，有夏衍先生写过的一篇课文《野草》，说拱出地皮的小草，可以掀翻地皮上面的石块。新生的叶子，应该也有小草这样的力量，能把这个塑料袋给顶走，即使顶不走，起码可以让它松动松动，再借助风的力量，怎么也可以把它给弄走吧？

春天来了，叶子长出来了，塑料袋还挂在那里。

夏天很快也到了，绿叶越长越多，密密一片，它还挂在那里。在叶子的簇拥下，露出一点白色的尖尖，万绿丛中一点白，和叶子玩耍，和风较量，和我一直的渴望抗衡。

夏天也过去了，秋天到了。它还挂在树上，像一只固执的小鸟，顽强地立在枝头，由于一场场秋风秋雨，树上的叶子落了很多，它显得很醒目，只是脏兮兮的，变得灰白。

我想起曾经实行的“限塑令”。那是2008年6月1日开始的，迄今已经十六年了。塑料袋并没有被限制住，依然肆无忌惮飞上枝头。

塑料袋至今已有122年的历史，塑料袋的发明，无疑为人们的购物提供了廉价而实用的方便功能，当年曾经称之为“白色革命”而令人欢欣。

不过百年，如今的塑料袋如同走过了一个轮回，触目惊心地成为世界性的污染。即使可降解性的塑料袋，埋在地下，据说也需要200年的时间方可以化解。曾经给予人类不少甜头的塑料袋，如今变成了惩罚人类最普遍的象征物。

记得在多年前的一次全国油画展上，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幅街景油画，现代楼群里，飘过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巨鸟一般，硕大无比，竟然比楼房还要巨大，定格在城市的半空中，像一只白色的眼睛盯视着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我们。

其实，塑料袋并无原罪，而是我们的手，充满欲望的手，毫无节制的手，让塑料袋越来越没有节制地泛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随时随地尽情使用，然后又将它们弃之如敝屣一样随手抛弃。塑料袋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渐渐磨出了老茧，甚至毒瘤一样，难以根除。

十六年过去了，塑料袋没有被限制住。这样一想，挂在榆树枝头大半年的这个塑料袋，迟迟不肯下来，也就可以理解了。

或许，它像是伊索寓言《狐狸和乌鸦》里站在枝头的乌鸦嘴里的那块肉，只不过，我们没有狐狸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让乌鸦嘴里的那块肉掉下来。

高挂枝头的塑料袋，是有意嘲笑我们的一则小小的寓言吗？

文|孙博

10月21日，突然传来“文坛慈母”聂华苓先生千古的噩耗。她老人家走完了即将满百岁的传奇人生，为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沉痛怀念之际，思绪也将我拉回到2003年的年底。

那年圣诞节前夕，我接到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吴小燕博士的电话，她说聂先生即将抵达多伦多，在大女儿王晓薇家里过圣诞节。

王教授也在多大东亚系任职，其夫婿陆柏赫是德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那时，我刚上任加拿大中国笔会的会长，文坛大咖驾到，千载难逢，马上请吴博士穿针引线，敬邀聂先生与会员见面，畅谈文学。

圣诞节翌日，聂先生冒寒光临寒舍，顿时蓬荜生辉。她脱了黑毛大衣，露出刺眼的红衣，显得格外精神，根本看不出年近八旬。

我首先向她道歉，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节假日，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场地，她说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家里见面是最高的礼遇。简单的一句话，使我的心中大石终于落地，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那天来了三十多位会员，有的人特地从一百公里之外的城市赶来。一打开文学的话匣子，聂先生滔滔不绝起来。从《千山外，水长流》到《失去的金铃子》，从《葛藤》到《桑青与桃红》，她的作品中有太多时代感的冷峻，映现出近代中国的沧海桑田。

作为一个毕生钟爱文学，人生历经大时代的变迁，最后被厚实的爱情所包裹的女性，那天展现出非常感性的一面。

她说因为对人有兴趣才走上文学之路，当她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宝岛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分裂，而当时唯有透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才可把心中的所想爆发出来。

她认为作家就是在研究人及人的处境，这也是她刚刚完稿的自传《三生三世》的主题。该书次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台湾皇冠出版社分别推出简、繁体字版本。

自传记述了她从中国大陆至台湾，再到美国的生活体验。这三个地方对她而言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在大陆，她度过童年与青年时代，尝尽战乱与逃亡；1949年她到了台湾，在压抑与抗争的交织中开始文学生涯；1964年来到美国后，她品味了文学与爱情的甘美，直到1991年心上人离世。

对于聂先生来说，与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的相遇、相爱是她人生小说中最美的一章。事实上在与安格尔一起的日子，也是聂先生文学生涯的丰收时期，她不仅写了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1967年还与安格尔一起创办了令世界众多作家受益匪浅的“国际创作计划”，透过“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以期促成创造性写作，例如中国的莫言、王安忆、残雪、苏童、余华等人，中国台湾的痖弦、王祯和、商禽、陈映真、向阳、杨青矗、吴晟等人，甚或是日本的芥川赏得主柴崎友香、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等等，形成庞大的文学促进网络，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千位作家，包括一百多名华文作家，因此计划能与世界各地作家交流，对国际文化交流贡献卓著，由此她被众多作家誉为“文坛永远的母亲”“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等称呼，感念其对文学的努力与奉献。

那日我提问聂先生哪一部作品是她的最爱，她说最喜欢《桑青与桃红》，因为这部长篇小说中有她自己的影子，该书光中文版就有六个，并已翻译成多种文字版本。她对文学的态度是保持纯真，称自己早年的作品还有些浮华辞藻，但后来铅华洗尽，语言就像一杯过滤后的水。

“我1964年从台湾到爱荷华，已经出版了七本书。继续中文写作呢？还是用英文写作？犹豫不决，非常困扰。几年写不出一个字。终于在1970年，我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在方格子纸上，写出五个字：桑青与桃红。我就那样子寂寞地，孤独地，写下去了。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长年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聂先生深知离开了故乡土地的华文创作之不易。不过，她还是鼓励年轻一代的多伦多文学爱好者，坚持用中文不断地写作。她笑着说写作是一件很美的事，而做一个作家更是一种人生的荣誉。

聂先生年轻时曾抱怨过现实对她的不公，但是到了后来，她觉得不同的人生是最宝贵的财富。也因此，她已经把自己的心“放在了这三个地方”。在《三生三世》的序言中，聂先生以四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

这四句名言，也是她那日挥毫留给加中笔会的题词。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与安格尔分别三十三年后在九泉之下相会。看罢我当年与聂先生的合影，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又听到了她那爽朗的笑声。

10月21日，“地方性知识与当代文学创作——汪泉《湘子桥畔》新书研讨会”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厅举行。

本次研讨活动由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人民出版社燧人氏工作室共同发起并举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书记崔惠斌、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王茜、广东省传记学会会长周西篱、燧人氏工作室主任汪泉，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敏教授、咸立强教授、李永中教授、侯桂新教授等师生二十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活动。

开幕式上，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崔惠斌书记指出，“地方性知识与当代文学创作——汪泉《湘子桥畔》新书研讨会”是华师文学院服务地方，探索高校文学教育与广东省当下文化与文学发展相结合的初步尝试，希望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燧人氏工作室等的合作活动继续下去，一起为繁荣广东本土的文化与文学事业服务。

地方性写作的核心是精准提纯其精神内核

据悉，本次研讨活动主要分为两大环节：主题发言与圆桌研讨。在主题发言环节，作者汪泉分享了《湘子桥畔》的创作缘起与经过，他从自己的创作出发，强调地方性写作的核心是精准提纯其精神内核。把握其核心的关键还是从人出发，即那些影响了地域文化的关键历史人物。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的历史人物，通过文学笔触的生动塑造，以此再现生机勃勃的历史现场。

周西篱会长谈了自己的四点看法：第一，我看到汪泉做学问的严谨，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掌握了很多史实，既感性又理性；第二，历史散文也要有宏大的历史观，要有探究和反思文明的能力；第三，历史文化散文不等同于纪实文学，要有饱满的情感，同时也可以有虚构，作家做了一些历史画面的虚构，在书中是相当有魅力的；第四，是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感召力。汪泉是北方文化背景的作家，南方文化的这种感召力征服了他，他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个文化的感召力当中，作家与他所写的山河历史，完成了一个双向的奔赴、精神的共融。

吴敏教授认为，在已有的关于潮汕的地方史、艺文志、方言、音乐、美术、戏剧、茶道、饮食、商业、陶瓷、城市等诸种文化读本、图文著作、影像作品中，汪泉的《湘子桥畔》书写潮汕的“地方文化”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艺术追求。他有意识地从多个向度来观察潮州，将“史/诗/实”等思考维度和写作风格融为一体，在潮汕历史、地理的清晰背景中进行故事性的想象和虚构，在引经据典的丰富史实里汇入绵延不断的诗情画意，在前贤今人的讲述中渗透“造福百姓”“家国担当”“美美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现代精神和现实理想，在“他者”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融入“我”的现实生活。《湘子桥畔》所书写的地方文化，既突出了“地方性”特征，又超越了一般的“地方性”书写形式。

李永中教授指出，汪泉虽不是潮州人，却是一个体验、理解、认同潮州并与之建立亲密关系的内在者，他游心于潮味，描画他的带有个人性和精神性的潮州地理，它并非以封闭的地形呈现出来，而是通过相互关联性进行建构，即潮州这种地方与全球并不是彼此对立，而是持续的相互交织。从特殊的地方潮味经验出发，通过湘子桥、红头船、老妈宫、陶瓷联结南洋乃至全球，这样全球在潮州，潮味在全球。大胆的开拓、杀身成仁的革命、勇立潮头的革新的精神，使潮味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遍性。

侯桂新教授认为汪泉的《湘子桥畔》呈现了一种新时代的“乡愁”。“乡愁”是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传统文化里一道动人的旋律。对于古代文人而言，思乡的愁绪由离别带来，思念中的故乡本身美好而甜蜜。自晚清至五四，“乡愁”转成了“乡怨”，家乡的落后保守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充满焦虑，甚至纷纷逃离故乡，试图在精神上斩断与故乡的血肉联系。随着新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故乡在人们心目中重新变得美好。汪泉的《湘子桥畔》在甜蜜的忧愁之外，还含有对现实充分的肯定与对未来笃定的信心。

“外地人的地方性体验及书写”值得研究

咸立强教授从地方性知识再生产的角度谈了《湘子桥畔》创作的三重审美价值：

第一，写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汪泉既不是出生在潮汕，也没有在潮汕工作过，可是却偏偏写出了潮汕人都非常认可的这么一部讲述潮汕文化的书，类似这样的现象，他称为是“外地人的地方性体验及书写”，并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第二，蕴含着作者对地方性知识与中华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汪泉写出来的，不是地方性知识某一个地方的文化精髓，而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

第三，辩证地处理了有形与无形的地方性知识的呈现问题，巧妙地从有形之物中写出无形的地方性知识及其精魂。

在圆桌讨论环节，邢晓航、谭四岚、王汇宁、麦子珩、李晓彤、谢诗逸、陈小静、彭碧薇、刘漫妮、陈晓慧分别谈到了《湘子桥畔》描述的湘子桥、红头船、侨批等意象，就地方性知识与当代文学创作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咸立强教授总结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发言，特别肯定了邢晓航等华师文学院研究生们精彩的发言。在汪泉的笔下，“桥”是“船”，“船”亦是“桥”，“桥”“船”两种意象不仅见证着潮汕地区不断流动、新生的发展史，象征着潮汕人民不畏困难、变通创新的精神内核，更是一条联结起潮汕与海外地区的纽带。

潮汕是中国的一角，也是世界的一角，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传承下来的地方性知识，却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彰显出雄健的包容开放精神与坚定的文化自信理念。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文化的汇通交融，这正是《湘子桥畔》揭示的潮汕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奥秘。

文｜记者 孙磊

图｜主办方提供

10月21日下午，“岭南传承 湾区创新”——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在佛山开幕。活动由广东省文联、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主办，佛山市文联、佛山市禅城区委宣传部、佛山市禅城区博物馆共同承办。

作为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一项重要项目，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是省文联首次面向粤港澳三地中青年文艺骨干开展的专业培训活动，将持续到10月27日。

活动共设立陶艺、戏剧和舞蹈三个培训营，学员由香港文联、澳门文总以及省有关文艺家协会、各地级以上市文联推荐产生，是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中的代表。

据介绍，活动创新了培训形式，采用开放的培训营方式开展教学培训，打破了传统采用固定班级的教学模式，营造有利于交流互鉴的良好氛围。

此次活动中，李劲堃、蒋述卓领衔，李淑勤、罗丽、潘柏林、吴海、张海龙、封伟民、林星云、裴小明、邓榕深、魏华、刘凤恕、丁然等文艺名家大师，将分别为学员授课。培训形式多样，导师们将引领学员深入专业艺术院校、粤剧院团、文艺“两新”集聚区、大师工作室、文化场馆和岭南特色文旅街区等场所，以理论培训、现场教学、艺术实践、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此外，为呈现本次活动培训效果，活动将配套举办1场由陶艺营学员带来的陶艺作品惠民展览和1场由戏剧营、舞蹈营学员带来的公益展演活动，并免费向群众开放。

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在致辞中指出，粤港澳文艺骨干交流季活动是粤港澳三地推动湾区文艺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创新实践，是充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文艺合作峰会的平台功能、机制动能和孵化效能，增强三地文艺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举措。

文｜记者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