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相机的猴子都能拍摄爆炸的场面，也许这就是我能做战地记者这么久的缘故。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就是合理的。” 2005年Kevin Sites用一年时间，不跟随任何团队，一个人去报道世界各地的战争，仅仅用背包里的设备去拍摄。“我们从一个更小的视角讲故事，与不同的个体对话：童兵、被截肢的伤者、在恐怖袭击中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些个体的小故事全部连在一起，构成了战争的全貌。” 

一席第361位讲者@大娃周奇墨 ，脱口秀演员里长得最高的，（曾经）英语老师里最会说段子的。他说他就想做一个非常干脆的演出：“严肃点，我要搞笑了……”

新界菜园村改造曾是香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这个有着150户居民、仍在从事农耕劳作的自然村落，在2010年由于高铁修建不得不另起新居，但村民们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小区关系，继续从事农业生活。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维仁作为该工程的规划师，和他的团队尝试通过一些现代技术：生态水循环系统、良好的通风采光设计、私人耕地，来模拟出传统的民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使新村也能反映出旧村传统的社会关系。

“中国传统村落自有叙述故事的方式，脱离了原有的不可见的小区关系，仅从“以旧修旧”的角度去从建筑外观进行表面的改造，实际上丢失了传统村落的故事性，亦不是一种可持续的保护。”

 “中国这三十年来是史无前例的移山倒海。城市大规模地改变，或者说，破坏。我更希望，乡村能够对城市起一个示范作用。说白了，我们能不能让乡村‘反攻’城市。”“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乡村策略，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城市，修补我们的城市。”

青蛙巫婆，台湾最多产的科普作家。台北动物保育教育基金会秘书组组长，作品有《动物勉强学堂》、《青蛙巫婆动物魔法厨房》、《象什麽……》、《爸爸是海洋鱼类生态学家》在内的作品129本。

“地球上有非常非常多种动物，已经命名的至少有120万种，很多人喜欢动物，但他其实只喜欢他们家的猫狗，给他们穿鞋子，让他们叫爸爸妈妈，但野生动物就是野生动物。他们很多濒临绝种，穿山甲、食蛇龟都要被吃光了……”

魏勇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历史老师，拥有特级教师头衔。但他更在意的是在自己的“一厘米主权”之内，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思维式。“知识既传播了真理也传播了谬误，历史学科尤其如此。应该关注孩子是否习惯在事实不全面的情况下悬置判断，是否学会了寻找全面对称的信息，是否能做到观点之前有事实、观点与观点之间有逻辑。”

“我教历史是为了帮学生学会思考问题，做到观点之前有事实、观点与观点之间有逻辑。我不那么在乎一定要让学生记住知识的细节，反而学生和老师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魏勇的教育实践，改革是倒逼出来的，“不能等，要主动”。

如何能为各个城市里LED跳跳蹦蹦的环境做一些改变？怎么样用光创造一个更多的夜间生活的可能性？周錬，曾在美国最大照明设计公司BPI担任总裁，从事照明设计38年，做了包括自由女神像、纽约中央公园、纽约自然科学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颐和园在内的4000多个项目，在一席分享《光外有光》。

“照明设计重视人和环境的关系，让自然光充分流洩室内比开灯更重要……光，是要让人去体会，而不是强迫别人接受。”

28年前，贝天牧 (Tim Baker)携家带口从美国来到中国，1992年起，他们陆续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2003年筹资成立牧羊地儿童村 ，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孤残寄养机构，帮助900多名孤儿找到了收养家庭，为近4000名残疾孤儿进行了修复手术。

“当你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会像改变我一样改变你们的人生。”

2015年11月，毕赣凭借《路边野餐》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毕赣1989年生于贵州凯里，《路边野餐》是他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这个由“刚毕业的穷鬼”组成的剧组里，演员几乎是非专业的，摄像机是学校借的，录音设备是同当地电视台借的……但是满腿的包、满床的跳蚤，都没有影响这群人的创作热情。

有影评人认为，这部讲述边陲小人物故事的电影是“无与伦比的、大师级别”的作品，不过对于毕赣来说，26岁的他只希望影片能“找到准确一点的观众，找到属于我们的野鬼和风“。

“拍完我就把素材给小姑父看，他说特别好，但我发现他看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后来我们在瑞士洛迦诺影展首映的时候，他和三千个人一起看，然后他就看哭了，第一次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为什么人在北京，我舍不得删一个只能在台湾用的APP》被刷屏，好事地图，一款专为弱势摊贩做的App，在大陆得到广泛关注。

“好事地图”收录了全台湾250多个小摊，摊贩是年迈的阿嬷、残疾大叔、单亲母亲……­他们卖玉兰花、鸡蛋糕、雨伞、棉花糖这些平凡小物为生。App每天向数万名用户推送这­些小摊，帮助他们有尊严地改善生活。

大家以为这是一家NGO，其实“好事地图”是由台湾一家叫做Brandsugar的广告公司设计运营的。2012年下半年，创始人陈淑慧与团队商量：

“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像Google一样，我们花20%的工作时间，一起来做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事情。”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她在敦煌工作了半个世纪，撰写考古报告、保护石窟壁画、构建数字敦煌……季羡林用“功德无量”评价她的贡献。“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一席现场，樊锦诗与敦煌的半个世纪。

“明朝政府修了嘉峪关城楼以后把这儿一封，这一千年修窟的人走了，停了。留下来一共735个洞，4万5千平米壁画，两千多身彩塑，一个藏经洞。”

“我还是讲讲敦煌，我自己的故事，你们去网上查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