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胡適的矛盾，都寫在彼此的日記裡。胡適不顧諸多政界大老如張群、陳誠等人勸告，不斷勸蔣應公開宣佈不連任，即使他沒有總統的位置，也一樣享有領袖的實質威望。蔣日記則寫下：「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他甚至氣乎乎的罵胡適：「自抬身價，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其甚。」連「討厭」這種情緒性的字眼都出來了。
胡適則繼續當烏鴉，堅持做蔣的「諍友」，認定自己是「盡公民責任」，說不說在我，聽不聽在你。
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後，胡適彷彿揹負道德上的責任般，到處找國民黨的高層，希望法律上不要交軍法審判，而是由一般法庭審理。但蔣介石不聽。
1960年11月18日，胡適自美國返回臺灣向蔣介石求情；胡適表示當局逮捕雷震之處置相當不恰當，並應將其交由司法公開偵查審判。蔣介石隨即答道：「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
這話就厲害了，蔣介石一方面套交情，一方面把破壞交情的禍首推給了雷震和胡適的偏聽偏信。胡適當然只能趕快澄清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他以近乎懇求的態度說：「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一個反對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不會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它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政黨的人？」
然而這樣卑微的態度，仍不能換來蔣介石的「雅量」。幾天後雷案判決，胡適才知道當時蔣介石已經做了決定。他是徹底的傷透了心，更是對他一直以來鼓勵雷震去組黨，而最後卻反而陷他們於囹圄，黯然神傷。
唐德剛曾形容，《自由中國》一案後，胡適彷彿老了二十歲。
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寫道：「生日快到了，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力的努力打消了，毀滅了，一個老朋友本月十四日八十歲生日，我寫了顧亭林五十初度詩兩句給他：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至望河清。」
 
1961年，雷震於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心中不忍，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作〈桂源鋪〉：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寄到獄中給他，但胡適仍未去監獄探望。
胡適和蔣介石還是維持著「相敬如賓」的關係，胡適過壽，蔣介石會送禮，還會與宋美齡一起請他吃飯。胡適適度的維持著這樣的關係，但他並不快樂。
胡適一直對雷震心懷愧疚，他是反對黨的提倡者，卻無法保護反對黨的組織者；現實的無力，彷彿也成為他心臟無力的反映，他的心臟病日益嚴重。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歡迎酒會時，突然心臟病發，當場倒下辭世。
曾參與《自由中國》的聶華苓後來說，在倒下的那一刻，胡適才終於解開他的「心牢」。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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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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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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