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初，加州史丹佛大學的校園裡，正在熱議著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發表於外交季刊的文章〈亞洲奇蹟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當時美國經濟學界受到世界銀行所出版的《東亞的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的影響，對亞洲的經濟高速增長，深感興趣。特別是美國的不景氣與經濟低迷，讓相關的研究書籍一時蔚為風潮，連續出版了好幾本書，校園裡開了不少這樣的課程，大受學生的歡迎。當時算是一門新興的顯學。
克魯曼的說法等於給這個顯學潑一盆冷水，免不了招惹爭議。
當時對東亞經濟奇蹟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日本和台灣、香港、星加坡、南韓四小龍。當年日本泡沫經濟正在發飆，拿著大把鈔票在紐約買大樓、收購公司、投資影音市場等；把美國人震驚得瞠目結舌。而四小龍的高速成長，也讓學界感到驚異。在短短三十年之內，從一個農業社會急速轉型到工業社會，這在歐洲需要百年的現代化歷程，這四條小龍竟做到了。當時美國正陷入景氣低迷，學界總是希望從這些國家的政策中找到解決的方案，好作為美國的參考。
對東亞奇蹟的研究，有些是就個別地區的政策做研究，也有就產業與國情做比較，還有總合起來分析東亞這些地區是否有文化上的共同特質、彼此的連帶關係，才足以構成整個區域的高速發展。
結論中最常見的是：政治上都是威權政府，建立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帶動外資的投入，並壓抑西方常見的勞資爭議，以便宜勞動力帶動工業生產。此外，政府以大量公共投資，帶動經濟增長。
最重要的是從文化思想的深層著眼，認為這些地區都是受到漢學影響的「儒家文化圈」。一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文化基礎是基督新教倫理，而東亞經濟發展的背後思想，即是儒家精神。儒家精神強調「天地君親師」的層級觀念，在經濟發展的社會階級分化過程中，不至於產生太大矛盾，也對管理有穩定的作用。
 
那一年，因著在《中國時報》長期擔任台灣社會運動與大陸的採訪工作，我有幸奉派到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一段時間。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採訪者，我踏過桃園大潭村的鎘污染，那裡滿園的青青翠綠的稻米都不能食用；在台中的三晃農藥廠旁邊的朋友家，聞到日本化工公司飄出來的濃重農藥氣味；在高雄林園石化工業區，目睹石化工廠為了燃燒廢氣，半夜從燃燒塔沖出的大火柱，照亮整個農村的天空，而漁民的養殖漁池卻總是因為污染而莫名其妙死去；台南二仁溪為了洗那先進工業國家的廢棄物所遺留的那一點貴重金屬，污染到整個出海口的牡蠣都變綠色不能食用；更不必說，工廠的污染廢水，早已把家鄉那一條農業用的灌溉小溪，染成了五顏六色，成為一條死水，根本容不下小魚小蝦的生存……。
我想起自己的母親。父親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的農民，只因為農村沒有了出路，他想投入生產鍋爐，把幾分農地拿來做了工廠，卻因為不懂得如何跟銀行融資借錢，被高利貸綑綁得透不過氣，最後用母親的支票去支應，害得母親被法院通緝，最後去坐牢。而她在牢中，碰到的好幾個女囚犯，竟也和她一樣，都是為了丈夫來坐牢。我的家道中落的悲哀，差點輟學淪落街頭的孤苦無依，這些，誰會了解？不僅是一人一家，而是多少人的生命，多少家庭的流離失所，怎麼是這樣的理論所可以解釋的？
 
我坐在史丹佛漂亮的草坪上，看著旁邊那些漂亮的、家境富裕的年輕學子，正在冬日的陽光下，脫掉上衣，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呼吸清新的空氣，想起台北那擁擠的車潮，污染的空氣，以及缺乏綠樹的街道，再翻閱著這些新出版的書籍，分析著你的家鄉，像預言般的指引東亞的未來趨勢，竟感到難以言說的反諷和悲哀。那彷彿是一個富裕人家的孩子，在研究一個窮人家突然小康起來，還帶著崇敬的眼神，而你明明知道，那是用環境的破壞、農村的沒落、生命的健康為代價換來的。
便是在那時，我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寫出父母親的生命史，因為在他們的身上　正印證了東亞奇蹟的背後，我們付出多大的代價。這便是《水田裡的媽媽》這一本書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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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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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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