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真相

在《喝咖啡能防癌吗?》一文中,我们谈到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喝咖啡能防癌或致癌,因此从预防癌症的角度,不论是建议还是反对喝咖啡都为时过早。
谈到咖啡,人们会联想到茶。和咖啡经常背负损害健康恶名不同的是,茶一向被视为健康饮料,特别是在茶的故乡中国,茶在养生方面的地位更是无比崇高,在我老家,茶叶干脆被称为“茶米”。生物医学研究发现茶似乎的确含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那么喝茶是否能防癌呢?
研究喝茶与癌症的关系的论文,比研究喝咖啡与癌症的关系的论文要多得多。有人说咖啡能防癌不是由于咖啡因,而是由于其含有抗氧化剂,所以喝茶无效。其实茶叶里也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主要是一些多酚类物质,最重要的是一类叫儿茶酚的抗氧化剂。红茶里的儿茶酚含量较低,因为被氧化成了更复杂的多酚类物质,例如茶红素和茶黄素,但后二者也是抗氧化剂。所以如果抗氧化剂能防癌的话,茶并不缺。许多体外实验表明儿茶酚、茶红素和茶黄素能够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动物实验也表明茶和茶中的多酚类物质能够防止多处器官长癌。
和咖啡一样,研究喝茶与人患癌的关系,主要也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即比较喝茶人群和不喝茶人群的患癌症的风险。有些研究发现喝茶能够降低患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卵巢癌和肺癌的风险。但是也有些研究发现喝茶并不能降低患癌症风险。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这类流行病学调查往往是很粗糙的,难以得出结论。
比流行病学调查更进一步的是人体临床试验。研究喝茶与癌症关系的人体临床试验不多,主要是研究喝茶是否能降低体内某种与癌症有关的生物标识物的含量。比如有一种生物标识物叫8-羟基脱氧鸟苷,它是DNA受氧化损伤后产生的,如果尿液里8-羟基脱氧鸟苷含量比较高,就预示着癌症风险比较高。在一个临床试验中,124名因为患有乙肝和接触黄曲霉素因而具有肝癌高风险的实验对象被分成三组,其中两组每天分别口服500毫克和1000毫克绿茶多酚类物质(相当于喝2杯和4杯绿茶),另一组口服安慰剂作为对照。三个月后,发现两个绿茶组的人尿中8-羟基脱氧鸟苷的含量都显著降低,只是对照组的一半。
但是我们不知道降低尿中8-羟基脱氧鸟苷的含量是否真的就意味着降低了癌症风险。而且也有的人体临床试验发现喝茶并不能降低癌症生物标识物的含量。
所以虽有很多离体实验和动物实验都表明喝茶能够防癌,但流行病学调查和人体临床试验的结果却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可能与使用的实验材料不同有关。不同的茶叶种类(绿茶、红茶还是乌龙茶?)、茶叶用量、制造方法、饮用方式都能让茶中的成分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让调查和试验结果难以一致。所以在目前,我们也无法建议靠喝茶来防癌。如果非要拿茶和咖啡做对比的话,倒是可以说有关喝茶防癌的证据要比喝咖啡防癌的证据更充分一些。而且与咖啡至今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可能导致膀胱癌的“可能的人类致癌物”不同,并没有发现茶含有可能致癌的成分,喝起来比喝咖啡更让人放心。
不过,喝茶方式不当倒是可能致癌。英国的研究发现,喝很烫的热茶的人得食道癌的风险是喝温茶的人的三倍,这被认为是英国妇女食道癌发病率高的原因。这是由于热水长期损伤食道导致的,其实与茶无关。所以如果你喜欢喝茶的话,不要着急,刚泡出来的茶凉一下再喝。有人会说,那我干脆喝茶饮料或冰茶岂不更安全?问题是那种茶里多酚物质含量非常低,喝了对身体没有太大益处,如果你相信多酚物质就是茶叶里的奇妙物质的话,还是要热水泡茶慢慢喝。

“长大了你想干什么？”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许多人在小时候都和大人们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期出生、成长的一代，小时候经常听老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没能成为科学家，而是成了普通的工人、农民、职员、教师或医生，但是我们依然像小时候一样迷恋科学。
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发展像今天一样迅速，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4G、5G时代；从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到现在的手机支付；从青霉素的发现，到现在对癌症、艾滋病等疾病研究的巨大进展…科学技术深刻的影响着如今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如今的商业大亨，从比尔盖茨、乔布斯到扎克伯格，从马云、马化腾到任正非，他们都从科技发展中的红利中积累了巨额财富。
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企业家们不光在自己的企业投入巨资进行科学研究，也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研究机构、学校和青少年的科学工作。例如湖畔大学，就是许多企业家共同出资建立的。
今天，我有幸去参加了在北展剧场举办的一个科技盛会——2019腾讯科学WE大会，聆听了7位科学家的发言。
直到现在，我依然沉醉其中。在100年前，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最小的粒子是什么，我们无法治疗糖尿病，我们对癌症一无所知，可今天，一个中学生都能给你讲宇宙大爆炸、基本粒子，糖尿病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病，越来越多的癌症被攻克…同样，在今天我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无法攻克的疾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科学家们研究清楚，腾讯WE科学大会就是要向公众展现这一宏伟的蓝图。
这篇文章我就是想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科学家们说了什么。

1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癌症依然是当今社会最难以治疗的疾病，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了癌症产生的原因，并且找到了治疗某些癌症的方法。例如Carl June教授，就发明了CAR-T治疗方法。
人体自身存在免疫细胞B细胞和T细胞，可以识别细菌、病毒和病变的细胞，并且杀死它们。但是，癌细胞似乎掌握了一种可以欺骗免疫细胞的方法，可以与免疫细胞长期共存而不被发现，直到癌细胞数量多的不可控制，人就患上了癌症。
CAR-T疗法就是通过医学方法在人体的免疫细胞上安装火眼金睛，让免疫细胞能够识别癌细胞。这种疗法不光有很好的靶向性，而且可以长期留存在人体内，有效地防止癌细胞的复发。
2006年起，CAR-T疗法开始在美国实验，如今全球有400个CAR-T的实验正在进行，而且大部分都在中国。2017年8月，美国FDA批准了面向公众的CAR-T疗法。如今，CAR-T疗法的价格依然昂贵，Carl June教授正在致力于研究如何降低它的成本，让更多的病人用上这种疗法。
虽然目前的CAR-T疗法还只是针对血液肿瘤（白血病），但是Carl June教授认为，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实体肿瘤，甚至可以用于治疗艾滋病。
Carl June 教授说：在我的生涯中，没有任何一种奖励比得上孩子和父母的一句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2达尔文不知道，而我们知道
200年前，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生物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他的生理特征会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可是，为什么生物会进化？达尔文不知道。
比达尔文稍晚的生物学家孟德尔，通过豌豆实验阐述了遗传学中显性和隐性的原理。可是，为什么会有显性和隐性？孟德尔也不知道。
可是如今，我们知道了。由于物理学的发展，人们熟练掌握了光的衍射技术，发明了电子显微镜，人们找到了生物的遗传物质——DNA，知道了所有生物的DNA都由四种核苷酸组成，不同的核苷酸编码就代表了不同的遗传信息，这就是基因。
这样，人们发展了进化论：只要DNA发生微小的变化，就会出现更加适应环境的生物种类，哪怕这种优势十分微小，也会在种群意义上造成生物的逐渐进化。
Skipper女士作为遗传学家和《自然》杂志的主编，她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对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认识：
除了遗传外，生物学的一切毫无意义。
除了基因外，遗传学的一切毫无意义。
除了环境影响外，基因的一切毫无意义。
这就是达尔文不知道，而我们知道的。

3给自行车装上大脑
在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界，中国人对商业开发已经做的炉火纯青。可是在芯片、人工智能这两个最前沿的方向上，中国依然亟待突破。也许，这一局面不久就可以有所改观，清华大学施路平教授就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曙光。
清华大学东区操场上，一辆黑科技自行车正在撒欢——不需要真人操纵就能实现自平衡，越过路面的小凸起也不会摔倒，可以轻松识别“向左转”、“直行”、“加速”等语音指令，甚至能够躲避障碍，跟随主人的步伐。这就是施老师团队设计制造的安装了大脑的自行车。
虽然，电子计算机的技术一日千里，每秒钟可以进行数亿亿次运算，但是基于传统框架的计算机依然有许多无法媲美人脑的劣势。计算机只能基于已有的程序，对完整的信息进行处理，而无法像人脑一样具有预测、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如何才能让电脑像人脑一样思考呢？
施老师说：我们要尝试将电脑的优势和人脑的优势结合，制作融合芯片，我们叫做类脑芯片。如今，是发展类脑芯片最好的时机，因为生物学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类精确的操控一个神经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了解自己的大脑。我们有超级计算机，可以分析人脑的认知原理。我们有纳米技术，可以制造我们需要的纳米级器件。
施老师在自己的课程上，向同学提问：人工智能会有哪些应用？同学们做出了许多的回答。也许，这就是下一代技术革命，而中国人不再是这场革命的看客，却是它的开拓者。

4为最好的科学开发最好的技术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和杨振宁争论要不要建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王贻芳院士吗？他在WE大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世界是小到一个原子，大到一个星系，都是由许许多多最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叫做基本粒子。
有一种基本粒子叫做中微子，他没有质量、极难探测。在王贻芳之前，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两种中微子振荡模式，王贻芳在深圳大亚湾核电站附近建立了中微子实验室，发现了第三种中微子的振荡模式，这也是他最耀眼的成果之一。
可是，当王贻芳再次进行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时，他发现实验受制于一种关键器件——光电倍增管，这是一种可以探测到中微子的仪器。
曾经，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提出了神冈实验：在地下1千米的废弃矿井中，采用了3千吨纯净水和1千个极其灵敏、能够探测到单个光子的光电倍增管去探测质子的衰变。结果质子衰变没找到，却找到了大气中的中微子振荡。后来，小柴昌俊获得了诺贝尔奖，于是日本政府允许他制造一个更大规模的探测器——超级神冈。这是目前国际中微子研究的旗舰。
王贻芳想：如果我们要在中微子领域有更多的突破，必须有更多更好的光电倍增管，我们国家究竟是自主设计制造，还是向外国采购？他认为：如果我们可以自主生产这种光电倍增管，不光能节约成本，也可以在关键技术上不受制于人。
经过4年不懈的努力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王贻芳与中国兵器下属的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制作出了不逊于日本技术的光电倍增管。王贻芳新筹建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大部分的光电倍增管将从国内采购。不仅如此，许多国外的实验室也开始从中国采购光电倍增管。
王贻芳说：科学家与工程师合作，可以大大拓展科学家的能力。反过来，大型的科学实验需要也是高科技公司发展的重要动力。下一步，王贻芳希望筹建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这将为希克斯粒子的研究铺平道路，这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另一次飞跃。同时，对于科学的研究也能极大地提升国内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
王贻芳说：科学是文明的动力，技术可以帮助科学。让我们为最好的科学开发最好的技术。

除了以上四位科学家外，本次腾讯WE大会还邀请了弦理论的领军人物、畅销科普书《宇宙的琴弦》作者、现实版的谢耳朵Brain Greene教授；发明会思考、能自由运动和组合的仿生物细胞群体机器人的Hod Lipson教授；以及揭开地心巨型“肿瘤”的秘密的Jennifer Jackson教授等，真是群星闪耀。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腾讯每年举办科学WE大会，这个舞台不谈商业或者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是关注未来如何用科技改变人类生活，探索关系人类命运的重要科学问题。我们还推出了“科学探索奖”，希望帮助到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青年科学家，让他们在寻求创新又尚未最终突破的关键时期，得到雪中送炭的帮助，可以心无旁骛地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助力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前沿核心技术探索。腾讯科学周就是希望让科学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让科学探索，成为公众尤其年轻人的追逐点；让科研工作，成为一种新时尚。
哪里有柏拉图，哪里就是柏拉图学院。也只有柏拉图学院，才能培养出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学者。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家关心科学、支持科学，让中国成为科学界新时代的雅典。

小孩一发烧，特别是发高烧，家长就很担心：会不会发烧时间太长把脑子烧坏了？有一家科普网站，发了国内一名医生写的一长篇文章，说发烧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人体对疾病的一种有益的、生理性反应，不增加任何实质性损害；就是说，发烧本身烧不出疾病，更不会烧坏脑子。你读了这样的所谓“科普文章”，是不是从此就觉得可以对发烧放心了呢？

发烧本身的确不是一种疾病，但是它是疾病的症状，说明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平常见到的急性发烧，通常是因为病毒、病菌感染引起的。但是还有其他原因能够引起发烧，例如身体有关节炎之类的炎症、颅内出血、患有癌症、药物反应等等。所以发烧绝对不是什么生理性反应，而是病理性反应，不能掉以轻心，而是要找出病因。有时候长期发烧三周以上又找不出病因，就把它叫原因不明发热。
病毒、病菌感染引起的发烧，可能是身体进化来的一种防御机制。理论上，体温高一些能够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系统消灭病原体的效率，也能够抑制某些病原体的增殖。有一些实验发现，轻度的发烧能够让受感染的动物或病人康复得比较快。所以仅仅是在感染导致的、体温不那么高的发烧这一点上，可以说发烧虽然是病理性反应，但是对身体的康复可能有些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要急着退烧。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烧是有害的。由于发烧能够让心跳急速、呼吸加剧，那么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有呼吸功能障碍的病人，发烧就会有风险。发烧能影响大脑的认知，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发烧也会有风险。所以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老年痴呆的病人，发烧往往是有害的，要考虑退烧。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感染引起的发烧通常无害。但是一旦体温超过了41摄氏度，那么就会对身体器官、组织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体温达到了42摄氏度，大脑神经细胞就会受到伤害，而神经细胞死了是没法再生的，也就是所谓烧坏了脑子。所以发烧超过41摄氏度是非常危险的，要立即设法把体温降下来，甚至要进行抢救。
一般感染引起的发烧很少超过41摄氏度，但是如果发烧了不及时散热，反而迷信民间疗法，盖被子捂汗，身体产生的热散发不出去，身体对体温的调节失灵，出现了所谓热射病，就有可能让体温超过41摄氏度，把脑子烧坏了。严重的感染，例如脑膜炎、疟疾、脓毒症，也有可能让体温超过41摄氏度。
所以发烧会不会烧坏脑子，关键是看体温有多高。一般感染引起的发烧，不用太担心，但是要尽量找出病因，随时测量体温变化。轻度的发烧不一定要退烧，但是一旦体温达到41摄氏度，就要采取降温措施，吃退烧药，或者擦温水、泡温水澡，但是不要用冷水、冰块降温，那样反而会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热量，也不要擦酒精降温，因为酒精能够透过皮肤进入体内。关键是，发烧了就要让身体产生的热量尽快散发出去，少穿衣服、吹风扇、开空调，千万不要捂着。
健康的问题，性命攸关，大家既不要迷信民间的疗法，也不要相信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害人伪科普，那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文章来自科学猫头鹰
11月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上海绿谷制药公司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甘露特钠）的上市申请，“用于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九期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在中国大陆的上市为全球首次上市，填补了这一领域17年无新药上市的空白。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生产该药的上海绿谷是靠“抗癌保健品”灵芝宝起家的，由于做虚假宣传被揭露过了无数次。主持该药研发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也被发现有多篇论文造假数据，擅长用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最擅长的用PS大法代替实验。这样的公司、这样的研究人员研发出的全球首款新药，让人难以相信。
这个新药的成分是寡糖化合物，中国市场上有无数的号称能治疗多种疾病的寡糖类保健品，只有这一个变成了新药。为什么它就能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呢，其研发人员不断地改变说法。一般认为阿尔茨海默病与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聚集有关，该药研究人员以前就说它的药理是能够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与贝塔淀粉样蛋白结合，抑制其聚集。后来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变得时髦，有研究称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尽管那不过是没有得到公认的一家之言，该药研发人员却又将其药理修改成了调节肠道菌群失调，是“国际首个靶向脑-肠轴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甚至干脆说它是多靶向的，不管以后阿尔茨海默病被发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能对其起作用。像这样药理不定，连药物发生作用的器官都不定，时而在大脑时而在大肠，跟着别人的研究“与时俱进”的新药，也让人难以相信。
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缓慢，一种试图治疗它的药物是否对其有效，需要长期服用、观察才能确定。国际上做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三期临床试验通常要让试验对象服药长达四、五年，而“九期一”的三期临床试验居然只做了9个月（36周）就认定有效了。其宣传材料声称该药“极其显著地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治疗第4周即出现显著疗效，且持续稳健地改善”，其使用的判定认知功能改善的方法是非常主观的，而且从其图表看，服用安慰剂组也是在治疗第4周即出现显著疗效，且持续稳健地改善，保持了24周，到36周时安慰剂效应突然消失，才使得服用“九期一”的效果差异刚好达到有临床意义的2.5分，然后赶快停止试验获得批号。有这么神的安慰剂，还有什么临床试验效果做不出来呢？
一种新药走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通常是因为发现它对治疗某种致命的急性病有很好的效果，为了救人缩短了程序。但是阿尔茨海默病是病程进展缓慢的慢性病，有什么必要仅仅做了9个月的临床试验就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国家药监局批准时留了一条尾巴：“国家药监局要求申请人上市后继续进行药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和长期安全性有效性研究，完善寡糖的分析方法，按时提交有关试验数据。”可见国家药监局也知道该药没有完成必要的研究，仓促批准其上市，让中国患者去当其小白鼠，必然是受到了非科学因素的干扰。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中国药监局实际上并不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所以，对中国药监局批准的“全球首次上市”药物都不要信，尤其是这种临床试验连一年时间都不到、优先审评审批的药物。理由很简单，阿尔茨海默病并非中国特色病，其药物的全球市场极其庞大，如果真的有效，就会去申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走向全球市场，而不会只想着只赚国内患者的钱。
2019.11.4.

奥伯斯（1758～1840）出生于德国不来梅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9岁那年到哥廷根学医。哥廷根大学的一个特色是学生享有学习的自由，学医的奥伯斯在那里也能跟着有“德国数学之师”之称的数学教授、天文台台长凯斯特纳学数学和天文学。毕业后，奥伯斯回到不来梅当医生，但他的真正兴趣是天文学。他白天行医，晚上则在改造成天文台的自家顶楼进行天文观测，天天如此，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奥伯斯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计算彗星轨道的方法，沿用至今。此后他共发现了5颗彗星，其中一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1801年新年的晚上，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发现了第一颗小行星谷神星，再想进一步观察时却找不到它了，是奥伯斯在那一年的年底根据数学家高斯的计算重新发现了它，平息了谷神星是行星还是彗星的争论。奥伯斯本人后来发现了两颗小行星：1802年发现第二颗小行星小惑星，1807年发现第四颗也是最亮的一颗小行星灶神星。不过奥伯斯在现在最广为人知的，是在1823年提出了一个听上去很傻的问题：为什么夜空是黑暗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恒星均匀地布满天空，那么夜晚的天空也将和白天一样明亮。
　　实际的情况当然并非如此。这种理论和实际的矛盾，物理学上称为佯谬。奥伯斯指出的这个矛盾，后来就被称为奥伯斯佯谬。其实，它并不是奥伯斯首先提出的。1610年，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空中有无数肉眼看不到的恒星后，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恒星的数量也是无限的。开普勒不以为然，给伽利略去信指出，如果那样的话，夜空就不会是黑暗的。他打了一个比方。假如你站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向前看，不论你往哪个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根根的树干连成一片挡在你的眼前，看不到任何间隙。只有当你是在一片小森林中时，才能透过树干的间隙看到外面的世界。同样的道理，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恒星将占据了天空的每一点，它们发出的光终将抵达地球，所有的恒星发出的光都将连成一片，就像我们在夏天看到的银河一样。既然实际情况是恒星彼此之间有黑暗的间隙，那就说明宇宙是有限的，透过这些间隙我们看到的是一堵包围宇宙的黑暗围墙。
　　但是后来的天文学家都相信宇宙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18世纪初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提出了一个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案：远处恒星发出的光线在抵达地球时强度变得十分弱，无法被我们看到。但是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光线的强度按距离的平方而减少，但是在一个无限大的宇宙中，天空的体积也即恒星的数量将按距离的平方而增加，也就是说，在远处某一点恒星数量增加的比例恰好等于光强度减少的比例，二者互相抵消，总的光强度与距离远近无关。如果多数恒星都和太阳一样，天空的每一点都应该和太阳盘面一样亮。天球的面积是太阳盘面的18万倍，那么照射地球的星光亮度也应该是阳光的18万倍。
　　奥伯斯提出的解释是，太空并不是“透明”的，遥远恒星发出的光被弥漫在恒星之间的稀薄物质云给遮挡、吸收了。但是在热力学定律被发现之后，这个解释也经不起推敲了。根据热力学定律可知，假如有太空物质遮挡住星光，光能将会被吸收转化成热能，这些能量最终要重新被辐射出来，从而也要发光（虽然光的波长可能不同），天空仍然还是一片明亮。
　　要解决这个佯谬的唯一办法是否定其大前提，即宇宙不是无限的，因而恒星数量是有限的。但是这还不够。即使恒星数量是有限的，其数量也近乎无限，足以照亮整个夜空。1848年，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在一篇随笔中指出，唯一的出路是假定远处的星光还来不及照到地球上来。也就是说，宇宙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而且宇宙的年龄还没有老到足以让我们见到所有远处恒星发出的光。
　　我们现在知道宇宙的年龄的确是有限的，宇宙是在大约137亿年前大爆炸形成的。而计算表明，要把地球的夜空全部照亮，要花上以亿亿亿年计的时间，远处的星光才能都抵达地球。显然我们的宇宙还太年轻了。
　　而且宇宙在不断地向各个方向膨胀，各个星系在互相远离，当然也都在远离地球。空间的膨胀导致光线在传播时波长被拉长，能量也因此降低了（波长与能量成反比）。这个现象称为“红移”，意思是可见光向能量较低的红光转变，而红光还会向能量更低的红外线、微波转变，所以遥远的星光在抵达地球时能量已低到不能被肉眼见到了。由于宇宙太年轻，所以夜空是暗的；而由于宇宙在膨胀，让夜空变得更暗。“为什么夜空是黑暗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傻，蕴含着宇宙的奥秘呢。

在微信上看到一份《江苏省百岁老人调查报告》，号称是“颠覆性的调查结果”。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到2010年底，江苏百岁以上的老人共有2153人，居全国前列。江苏这次调查了2095位百岁老人，将其生活经验归纳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经常进行锻炼、喜欢吃豆制品、喜欢喝白开水吃腌菜荤菜、大多爱喝粥、多吃江海河三鲜和当天菜、主食粗杂粮、常吃凉拌菜、爱吃白菜萝卜葱姜蒜等。其中有的生活经验，例如不经常锻炼、爱吃腌菜荤菜，与现代保健常识不符，所以称之为“颠覆性”。
　　在中国和世界上，还有很多长寿之乡，那里的老寿星的生活经验此前也有人总结归纳过。对比这些长寿经验，五花八门，极具地方特色，很少有共同点。如果非要找共同点的话，就是往往发现有的长寿老人有很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不抽烟、少喝酒是公认的保健常识，但有的长寿老人却抽烟、酗酒。例如活了122岁的法国卡门夫人是有可靠记录的最长寿的人，但是她21岁就开始抽烟一直抽到117岁。又如，心态好历来被认为是长寿之道，但《江苏省百岁老人调查报告》发现，固然有的百岁老人性格温和从不发脾气，但也有的百岁老人性格倔强、常发脾气、遇事想不开，他们只好把后者归结为“能通过宣泄达到心理平衡”，从不发脾气好，常发脾气也好，正说反说都有理。
　　其实这些所谓长寿之乡的长寿经验，归纳的是当地的生活习惯，当地大多数人都是那么生活的，但是当地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长寿。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长寿的百岁老人都只是少数。他们特别长寿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生活习惯，更不是因为不良生活习惯，而是因为他们碰巧有某种长寿基因，使得他们对不良生活习惯有更强的免疫力，如果他们有更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话，说不定能活得更长、更健康。某个地方之所以有比例相对较高的百岁老人，是因为那里碰巧有些人携带着长寿基因，那个地方相对较闭塞，小范围通婚的结果让当地某种长寿基因的频率比较高。所以所谓长寿之乡，往往是在偏僻的地方。何况一些所谓长寿之乡其实是炒作出来的。
　　也就是说，百岁老人得以长寿，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关系。如果对真正的长寿之乡进行基因普查，寻找长寿基因，借此发现长寿机制，是有科研价值的；但是去归纳总结百岁老人的生活经验，则没有什么意义。你是不具有长寿基因的普通人，梦想遵循这些所谓长寿经验就能长寿，是要落空的。如果连某些百岁老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也照搬，则是找死。
　　科学保健知识并不是根据百岁老人的生活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而是用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人体临床试验等科学方法，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它不能保证每个人能因此健康长寿，但是对普通人群来说，它提供了健康长寿的最大可能性。

把苹果切成片，不马上吃掉的话，很快就会变成褐色。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是“氧化”了。其他的植物食品有的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土豆切片，也会很快变成褐色。但是有的植物食品却没有这样现象，这是为什么呢？它们为什么不怕氧气？

　　苹果、土豆中被氧化的物质，属于酚类物质，但是酚类物质遇到氧气是不会很快被氧化的，这个反应过程需要催化剂的催化，这种催化剂是苹果细胞制造的一种蛋白质，叫多酚氧化酶。在正常情况下，多酚氧化酶在细胞的质体内，酚类物质在细胞的液泡内，位于不同的地方，互相不接触，不会起反应。但是一旦苹果受挤压、磨损、切割，细胞破裂，多酚氧化酶和酚类物质碰到了一起，就会把酚类物质氧化成醌类物质，醌类物质再进而变成黑色素，苹果受伤的部位就变成褐色的了。有时苹果表面看上去完好，但因为在采摘时挤压过，里面受伤部位也已褐化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这可能是植物抵抗害虫、病原体侵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例如，西红柿的叶片中含有很高含量的多酚氧化酶，如果受伤还会刺激它生产更多的多酚氧化酶，而多酚氧化酶越高，就越能抵抗害虫的入侵，反之，则容易受到害虫入侵。有些茄科植物甚至能通过组织褐化困住入侵的害虫。但是多酚氧化酶在苹果中似乎没什么用，比较不同品种的苹果，发现它们的多酚氧化酶含量与它们受害虫感染的程度并不存在相关性。多酚氧化酶有可能只是苹果从它们的祖先继承下来的没用遗产。

　　但是褐化却会对苹果产业造成麻烦。并不仅仅是影响卖相，而且因为苹果的香味、口味来自于酚类物质，酚类物质被氧化了，会降低苹果品质。有时苹果要切片了销售，而有的苹果产品生产更离不开对苹果组织的破坏，例如生产苹果汁、苹果干，那么这时候褐化就成为一大问题。这可以通过添加某种化学物质抑制多酚氧化酶活性的办法来解决，例如常用的有添加柠檬酸、亚硫酸盐，但这样做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又会改变苹果的味道，有的过量食用还有健康风险。

　　可不可以培育出不容易褐化的苹果呢？可以的，市场上也的确有低褐化或慢褐化的苹果品种。褐化是因为酚类物质被多酚氧化酶氧化引起的，那么要减少褐化，就有两条培育思路。一种办法是减少苹果中酚类物质的含量。不同苹果品种的酚类物质含量不同，有的含量高，有的含量低，含量高的容易褐化，含量低的不容易褐化。通过培育，是可以培育出酚类物质含量很低的苹果品种的。但是酚类物质对苹果来说并不是多余的，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而且苹果的香味和口味就来自于酚类物质，所以如果酚类物质太低，苹果产量和品质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另一种办法是降低苹果中多酚氧化酶的含量。多酚氧化酶是由基因编码、控制生产的，通过培育，可以筛选出发生变异的多酚氧化酶基因，它们编码的多酚氧化酶活性低或丧失了活性。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多达几十年的精心培育，而且多酚氧化酶有四个基因，通过传统的育种方法想获得四个基因都同时发生变异的品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在苹果的基因组中插入四个基因片段，却可以让这四个多酚氧化酶基因都一下子失灵，不再生产多酚氧化酶，这种苹果中几乎不含多酚氧化酶，即使受到了损伤，也不会褐化，其果肉切开后在几天内都会保持白色，所以被叫做“北极苹果”。这种苹果已经研制出来，目前在美国处于最后的审批阶段，有望成为第一种上市的转基因大众水果。

　　还有别的因素会让苹果褐化，例如苹果发霉、腐烂，受真菌、细菌感染，也会褐化。“北极苹果”并不能抵抗真菌、细菌感染，所以它一旦褐化了，就意味着变质不能吃了。而普通的苹果是区分不了多酚氧化酶引起的无害褐化和病原体感染引起的有害褐化的，你吃了一个有褐斑的苹果，以为是氧化造成的，说不定其实是受了真菌的感染。在这个意义上，“北极苹果”不仅仅是卖相好、品质高，对减少我们摄入真菌、细菌毒素，也是有好处的。

　　2014.9.10

自人类起源以来，第一个经体外受精方式获得生命的女婴，在1978年于英国诞生。这个爆炸性事件，在西方世界引发轩然大波，迅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而“试管婴儿”一词也因此进入大众视野。虽然，在此之前，爱德华兹的研究工作已在相关领域引发不安和压制。但直到第一个实例出现后，经媒体的极度渲染，饱受不孕折磨的诸多家庭，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希望经由其它方法来获得一个自己的孩子；而勿需依赖该技术的其它公众，对该技术的评判，或许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派别、宗教情结等影响因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试管”一词误导。
“试管婴儿”当然不是在试管中长出来的，即便是现在，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所谓试管婴儿，仅仅是受精卵的形成和初始的胚胎发育，发生在试管或其它容器中。一句话，发生在体外，而不是输卵管中。然后，发育中的胚胎必须及时植入母亲的子宫中，因为人类的受精卵中并没有包含发育成一个胎儿的所有营养，胚胎发育所需的养分，目前为止只有通过胎盘——这个由母亲和胎儿共同形成的最伟大的器官——为中介，从母亲处获得。所谓“试管婴儿”技术的真实名称是，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这个冗长拗口的名字才是事实的真相，远没有“试管婴儿”这个词有形象感，从而有效地煽动人们的感情，毕竟很少有人能接受，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像种菜花那样，培养人类胎儿，这种场景真是充满十足的邪恶感。
生命是如此神奇，以至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必须使用一种更神奇的猜想来解释生命的神奇——神创造生命，无论是女娲还是上帝，它们显然比生命本身要神奇得多。生命的领域属于神的领域，凡人除了老老实实地繁殖之外，最好不要试图对此打什么主意。比如，避孕技术的发明，在历史上就让那些坚持相信婴儿是神赐是祝福的教徒们生气，同时也让那些希望女性永远保持端庄贤淑的道学家们失望，在他们看来，怀孕是种对不轨行为的惩罚，而现在惩罚消失了，所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实际上，任何涉及到生命本身的研究，都很有可能会冒犯某些人。但像“试管婴儿”技术这样，再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遭遇重重阻力，问世数十年来，依然争议不绝，也称得上空前了。
爱德华兹本人或许也万万想不到，他只是想攻克不孕症而已。但触碰人类生殖的奥秘，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动了神的奶酪。不过，在日以继夜的研究小鼠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状态下，爱德华兹想到人类不孕夫妻，也许可以通过同样的技术，解决障碍（比如双侧输卵管粘连的妇女或少精男性）。这种念头，并不特别难以理解。只不过，爱德华兹是唯一的一个，试图将念头转变为现实的胚胎学家。为此，他努力寻找可以合作的医生，最终他找到了妇产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也就此开创一个新的医学分支，人类生殖医学。
相信某种技术能帮助不孕症夫妻，和事实上真的有所帮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每一种生物的生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人类当然也不例外。爱德华兹用了14年的时光，他的想法才初见端倪，让期待他研究成功的患者看到一线曙光。1969年，爱德华兹首次实现了人类卵子和精子的体外结合，但是受精卵仅分裂了一次，就停止了发育。在这14年中，爱德华兹逐步认识到，人类卵子的发育成熟的时间和影响因素，以及“激活”精子并使其具备使卵子受精的能力的条件。这一有限的成功，让许多人大惊失色，在此之前，也许关注这个领域的某些宗教人士，还心存侥幸地认为在动物身上能成功的技术，未见得在人身上也能成功，人类的特殊性或许大到凡人无法逾越的程度。但体外受精的成功，显然暗示着，如果没有意外，成功必然到来，人类受精卵的形成并不需要什么超自然因素。
“超自然”因素或许挡不住爱德华兹前进的步伐，但经费肯定是杀手锏。1971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宣布停止资助爱德华兹的研究。困难时刻，爱德华兹收到许多关注该项研究的不孕症患者的来信，这是坚持下去的精神鼓励。他的搭档，斯特普托则承接了更多的流产手术，以获得研究所需的经费。最终来自匿名私人的捐款，让爱德华兹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毕竟地位和财富并不能让人避免患上不孕症，而想要一个孩子，一个自己的孩子，怎么都算不上罪恶。大门已经打开，爱德华兹实验室的受精卵分裂次数逐渐增多，他开始尝试将胚胎移植回子宫，到1978年，所有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一个2700克的女婴问世，她的名字是路易丝·布朗。数年后，布朗的父母借助同样的技术，让布朗有了一个妹妹。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非“自然”方式诞生的人类，布朗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直到她妹妹诞生，布朗对记者言道，那时候，她才真正摆脱孤独感。不过，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约有五百万人因此技术来到人世间。今天，诞生的婴儿，他/她们的生存环境比布朗的时代，终究要宽容几分。2007年布朗自然怀孕成为母亲，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试管婴儿”只能通过试管生育下一代的谣言，虽然布朗并不是第一个自然怀孕的“试管婴儿”——她妹妹娜塔莉才是，但作为第一人，布朗的一切都会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就让我们祝福她岁月静好吧。
无论有多大的争议，在众多不孕症患者的期待中，“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到全球主要国家。1980年，澳大利亚；1981年，美国以及1988年，中国首个试管婴儿诞生。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数百家医院有资质应用该技术，帮助不孕症患者。然而，在一些伦理学家看来，该项技术最终或许会成为设计“完美婴儿”的钥匙，而完美婴儿无论是否存在，都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灾难。随着科学对人本身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透彻，未来人类利用技术，完善、改变自身的愿望和能力必然会相应增长，而争论也必将相伴而行。我们终究会习惯新技术的出现，以及相关的是非和争议，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熟。

我曾经和一位名老中医的儿子在电视上就如何验证药物的疗效做过辩论。据他说，他家祖传的绝招是治疗“不明高热”：“有不明高热的病人送到我家来，包你第二天就退烧。”中医并不知道发烧的真正原因，对他们来说发烧都属于“不明高热”。事实上，发烧本身并不是病，而是生病的症状。发烧都是有原因的，最常见的原因是病菌、病毒感染。在病原体入侵时，体温升高能加速某些免疫反应，反而有助于身体的康复。所以应该是找出发烧的病因，消除病原，而不是简单地强行退烧。很多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都能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抵抗过去，发烧一两天，免疫系统把病毒杀得差不多了，体温也就降下来了。此前如果碰巧服用了某种药物，当然就觉得其退烧效果非常灵。


当然，如果体温过高对身体也是有害的，高烧（温度高于41摄氏度）会很危险，必须立即采取手段让体温下降。但人们总是觉得一旦发烧就不得了，即使还没到高烧的地步也总想马上就把烧退下来。古人对发烧更是如临大敌，毕竟他们已见过太多的病人是在发烧中去世的，不知道是病菌、病毒杀人，而以为是“不明高热”杀人。所以，大概自有文明以来，人类寻找退烧药的努力就开始了。

以前只能从植物里找。找来找去，发现吃柳树皮退烧最有效，吃了以后往往烧很快就退了，真是立竿见影，用不着等第二天。这是西方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记载从柳树皮提取的苦味粉末可用来镇痛、退烧。此后柳树提取物一直被收入西方药典。到了19世纪，随着有机化学的建立，科学家们试图从植物药物中纯化出有效成分。1827年，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水杨苷被分离、纯化了出来。10年后，意大利化学家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水杨酸，药效要比水杨苷强很多。1859年，德国化学家发明合成水杨酸的廉价方法。此后，水杨酸开始被广泛使用。


但水杨酸是一种中强酸，会使口腔感到灼痛。而且口服水杨酸会导致胃痛，当时也以为这是由于其酸性引起的。因此就想到要如何避免水杨酸的酸性。为此，德国拜尔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酯化反应，把水杨酸变成乙酰水杨酸。拜尔公司是建于1863年的一家化工小公司，原来主要是生产染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染料业开始衰落，拜尔公司转而研究化学制药。它将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于1899年上市。虽然阿司匹林仍然有导致胃痛的副作用，但是退烧、镇痛、消炎的效果非常好，很快风靡全世界，成了最著名的化学药物。拜尔公司因此成功转型，演变到现在，竟成了德国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


阿司匹林在体内是怎么起作用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原来，病原体进入体内后，遇到血液中的巨噬细胞（一种白细胞），会刺激它释放白细胞介素之类的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又进而引发一系列反应，其中一个反应是环氧合酶（简称cox）催化细胞膜中的花生四烯酸生成各种前列腺素，其中一种是前列腺素E2，它能影响大脑中体温调控中心（位于一个叫视丘下部的区域），把“正常体温”的设定值给调高了，这样我们就发烧了。其他前列腺素能传递疼痛和引起炎症。阿司匹林能抑制环氧合酶的活性，阻止前列腺素的生成，相应地就起到了退烧、镇痛和消炎的作用了。领导这项研究的英国人约翰·维恩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发现环氧合酶至少有两种，分别称为cox1和cox2。cox1平时在各种细胞中就很活跃，它催化合成的是“好”前列腺素，促进胃粘膜保护层的形成。阿司匹林阻止了这些“好”前列腺素的合成，破坏了胃粘膜保护层，导致胃出血，所以才会造成胃痛。这样阿司匹林副作用的真实原因也找到了。只有cox2才在病原的刺激下合成那些与发烧、疼痛和发炎有关的“坏”前列腺素。于是人们就想，如果能找到一种药物，它只抑制cox2的活性，但不影响cox1的活性，这样不就是一种不会有胃痛副作用的理想的退烧、镇痛、消炎药吗？


其实这种药物早就有了，那就是在1953年上市的对乙酰氨基酚（又叫扑热息痛），它只抑制cox2的活性而不影响cox1的活性，所以没有胃痛的副作用，由于有这个优势，它逐渐取代了阿司匹林成为最常用的解热镇痛药。但是对乙酰氨基酚有一个缺点，在周围有过氧化物时会失效，而在发炎的组织恰恰有很多过氧化物，所以对乙酰氨基酚只能用来退烧镇痛，不能用来消炎，无法用来治疗关节炎。在1969年面世的另一种著名镇痛解热药布洛芬和阿司匹林一样可以消炎，也同时抑制cox1和cox2，只不过它抑制cox2的能力比抑制cox1强得多，所以在小剂量时没有腹痛副作用，但剂量大了就不行了。


所以人们还是希望能找到只对cox2起作用的药物，也陆续找到了一些。但是它们没有胃痛的副作用，却可能有别的副作用，甚至是更严重的副作用，例如由于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而退市的罗非昔布，以及由于有肝毒性最近在国内引起风波的尼美舒利，就都是如此。要找到一种有效而副作用小的完美药物，是一项艰难的使命。

“可口可乐”一向被视为是商业译名的典范，其实英语原文的意思，既不可口也不可乐，而只是两种树的名称：产于南美洲的古柯和产于非洲的可乐。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可口可乐最初配方中两种能够提神的关键成分，分别来自这两种树，那就是来自古柯叶的可卡因和来自可乐果的咖啡因。没错，可口可乐的早期配方含有著名的毒品可卡因。
可口可乐的发明人约翰·彭伯顿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加入南方的军队作战，在一次战役中负伤。和当时许多伤兵一样，他使用吗啡来镇痛，因此对吗啡上瘾。在战争爆发前，彭伯顿是个药剂师。战后他想研究出一种能够替代吗啡又不会让人上瘾的镇痛药。当时，从法国传过来的古柯酒被认为具有这样的作用。彭伯顿也配制、生产古柯酒，其独特之处是加了可乐果的提取液。1886年，彭伯顿所在的佐治亚州开始禁酒，这迫使彭伯顿改变其“法国古柯酒”的配方，去掉酒精，加入二氧化碳，变成了碳酸软饮料，可口可乐就此诞生。可口可乐实质上就是去掉了酒精的古柯酒。彭伯顿声称喝了可口可乐，能够治疗吗啡上瘾、消化不良、头疼、神经衰弱、阳痿等多种疾病。不过彭伯顿本人一直没能摆脱吗啡瘾，昂贵的吗啡费用让他濒临破产，在1888年不得不把可口可乐的专利权以5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人，不久他就死于贫困中。
可口可乐转手后，在市场上相当受欢迎，喝了让人觉得很带劲。这得归功于可口可乐用到了古柯叶作为原料，而古柯叶含有可卡因，这使得可口可乐中含有微量的可卡因，据估计，每杯可口可乐含有大约9毫克的可卡因。用古柯叶来提神，并非彭伯顿或法国人的发明，而是从美洲原住民那里学来的。千百年来，南美原住民都有咀嚼古柯叶的习俗，声称它能强身健体。1860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生阿尔伯特·涅曼分离、纯化出了古柯叶中这种号称能强身健体的物质，命名为可卡因。涅曼因此得了博士学位。
可卡因被发现后，因为它具有镇痛作用，西方医学界很快就想到用它来治疗吗啡瘾。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声称可卡因能让人精力旺盛、感到愉悦却不会让人上瘾，也不会像喝酒那样过后让人不舒服。他认为可卡因可以用来治疗许多种心理和生理的疾病，自己也一度经常使用可卡因，以致有一种说法，其精神分析学说其实是可卡因的产物。在19世纪末，可卡因在欧洲是一种很流行的“保健品”，连小说中的福尔摩斯在没有案件可破时，也会靠注射可卡因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可卡因的危害是后来逐渐被认识到的。和许多毒品一样，可卡因通过绑架大脑中的奖励中心来发挥作用。当我们从事某种有益生存、繁衍的活动时，奖励中心的神经细胞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多巴胺与多巴胺受体结合，让人感到愉快，从而激励人们以后继续从事该活动。多巴胺随后从受体脱落，被多巴胺转运蛋白吸收进神经细胞中，供下次使用。可卡因则抢先与多巴胺转运蛋白结合，阻止多巴胺被吸收。这样多巴胺就会继续与受体结合，让快感更为强烈，直到可卡因被代谢掉。和冰毒不同的是，可卡因不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而只能抑制多巴胺的吸收，而且代谢速度很快（在一小时内大约衰减掉一半），所以使用可卡因产生的快感持续时间很短。
也和其他毒品的使用一样，身体会对可卡因的使用做出相应的调整。由于多巴胺的吸收被抑制住了，身体会觉得多巴胺太多、作用太强了，既然没法减少多巴胺的量，就减少多巴胺受体的量，来减弱多巴胺的作用。这样，吸毒者必须不断地提高可卡因的剂量，才能获得快感。由于吸毒者体内的多巴胺受体比正常状态要少得多，一旦停止使用可卡因，就会陷入严重的抑郁，感到烦躁不安，巴不得再来一剂可卡因。可卡因也能够影响另一种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吸收，还能抑制心肌细胞的钠离子通道，导致心律失常，因此过量的使用会导致心源性猝死。
不过请放心，从1903年起可口可乐已不含可卡因。它还在继续使用古柯叶作为原料，但是这些古柯叶已预先去除了里面的可卡因。美国有一家公司被特许从秘鲁、玻利维亚进口古柯叶提取可卡因作为医学用途，剩下的古柯叶提取液就用来做可口可乐的原料。现在的可口可乐甚至不再用到可乐果提取液作为原料，而是直接加咖啡因。可口可乐的成分是碳酸、糖、咖啡因、磷酸、焦糖色和天然香料。其天然香料的成分决定了可口可乐的独特风味，是商业秘密，但可推知含有去可卡因古柯叶、香草、橙、柠檬、肉桂、豆蔻等原料，没有什么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