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

王红

曹魏末年，嵇康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嵇康将十岁的儿子嵇绍托付给朋友山涛（字巨源），安慰儿子说：“有山巨源在，你就不是孤儿。”
待嵇绍长大成人，天下已姓司马，魏变成晋。山涛向晋武帝举荐嵇绍，嵇绍正闭门隐居，想要推辞。山涛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天地运转，春夏秋冬都在不停地变更，何况人呢？希望嵇绍与时俱进，做个识时务的俊杰。嵇绍视山涛如父，听从了他的建议，出仕，在晋武帝、晋惠帝父子两朝为官。
晋惠帝司马衷是有名的弱智皇帝，他的天下自然觊觎者多。他做皇帝十多年，国家就没安定过。皇后作乱，兄弟叔侄互相攻打（八王之乱），惠帝只是个被不同人物捏在手里的傀儡。嵇绍在惠帝朝任侍中，忠心耿耿保卫着这个低能天子。
公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奉惠帝北征，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与成都王司马颖激战。司马越的军队大败，百官与皇帝的侍卫四散奔逃，只有嵇绍临危不乱，端正冠带，挺身向前，用自己的身体为惠帝抵挡刀锋箭镞。乱军逼近皇帝的车驾，飞箭如雨般射来，嵇绍当场被杀死在惠帝身旁，鲜血溅了惠帝一身。战事平息后，侍从为皇帝换下血衣，昏庸的皇帝竟然说出一句明白话：“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留下血衣作为纪念。
历史开了个沉甸甸的玩笑，41年前，在司马昭篡魏之心路人皆知时，嵇康坚持不合作的态度，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从容死在司马昭的屠刀下。41年后，嵇康的儿子也从容赴死，却是为了保卫杀父仇人的孙子，成了晋王朝的忠臣烈士。唐代人修《晋书》，嵇绍入了《忠义列传》，位居第一。
按传统观念看，嵇绍是忠臣，却又是父亲的不孝儿子。对这种矛盾，前人议论纷纭，顾炎武《日知录》的《正始》篇还据此阐发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意蕴。限于篇幅，此处姑且不论。但顾氏补充了一个例证：与嵇绍同时期，还有个叫王裒的人，因父亲王仪为司马昭杀害，坚决不仕西晋，授徒著书，隐居终身。同样的遭遇，不同的处世方略，让人不由得遐想：当年，嵇康为何要将儿子托付给山涛？假使嵇绍不是由山涛教养长大，又会怎样？
山涛圆通、善与时周旋，嵇康应是深知的，而山涛重情义和为人老成可靠又是嵇康深深信任的，所以他在写了那一篇尖锐淋漓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一定意义上是公开表示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宣言）后，仍将未成年的儿子托付给了山涛。阮籍不许儿子效仿名士放达的行为，高傲的嵇康在《家诫》中教儿子言行规矩，甚至庸碌。有谁能真正体会一个身处黑暗血腥时代的父亲的痛苦与无奈？
东汉党锢之祸中的范滂，慷慨赴死，毫无惧色，对未成年的儿子交代遗言时却沉痛惶惑、令闻者堕泪：“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绝不可为，而为善者却像我这样人头落地。孩子啊孩子，你的路该怎么走呢？
刑场上的嵇康，在抚琴弹奏《广陵散》时，内心是否也泛起过同样的惶惑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