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斯涵涵

移动电源也叫充电宝，因体积小、方便携带，解决了随时随地为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的问题，近年来销量非常可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的移动电源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显示，在抽查的产品中，有四分之一不合格，发现的问题主要是存在漏电、起火等各种隐患。

据了解，2020年我国智能手机用户超过9亿；而据有关行业统计，2019年，我国移动电源产量也接近9亿个。可见与手机相伴而生的移动电源使用率也越来越高。然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监督抽查发现，移动电源不合格发现率为25%，以此推算，使用不安全充电宝的人群相当庞大。

经检验，不合格项目集中在转换效率、常温下的有效输出容量、热滥用、过充电和无线电骚扰这5个项目上。常见情形是：人们习惯临睡前在家里甚至床头给手机和充电宝充电、随身携带移动充电宝给手机“续电”。移动电源还被用于夜钓、夜市摆摊、户外直播、户外夜间工作……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充电宝居然存在着漏电、起火等各种隐患，想来令人心惊。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有关移动电源起火爆炸事故也多有所闻：2021年12月，贵州贵阳消费者刘先生家中的移动电源在充电时突然发生爆燃；2021年1月3日傍晚，广州一辆公交车上，一名中学生书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起火燃烧，浓烟瞬间蔓延了整个车厢；在大学宿舍、机舱内、写字楼和地铁等人员密集场所也曾发生过多起移动电源起火事故……不合格、不安全的充电宝俨然成为隐形“手雷”，一旦出事，就会威胁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乃至危害公共安全。

《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生产合格的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是法律对企业的基本要求，而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四分之一不合格的充电宝能够行销于市，显然需要相关各方详细、深刻反思。

天下大事，安全第一。近些年，移动电源呈现爆发式增长，这次国抽给其安全性敲响了警钟。各地相关部门理应对照此次抽查结果展开安全大排查，对被“点名”的不合格企业该整顿的整顿，该停业的停业，绝不允许不合格产品出厂销售，用严格的监管堵上移动电源的安全漏洞。

此外，移动电源的安全性与使用情况也有较大联系。故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也要注意，最好在正规场所购买合格的充电宝；对电源线的磨损情况要特别注意，在出现磨损和老化时及时更换；避免充电宝遇水淋雨，远离易燃物质等。总之，安全使用合格的充电宝，不要让充电宝威胁人身、财产安全。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视觉中国

责编 | 张齐 姜雪媛

校对 | 周勇

文/李国辉

战至今日，本轮广州疫情进入一个更为关键的攻坚期。随着24.6万张方舱医院床位和隔离板房床位争分夺秒建设并陆续交付使用、全省各地医疗队伍奔赴广州接管方舱医院，广州已越来越有把握打赢这场抗疫“攻坚战”。如果说，此前打的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此刻打的已经是一场精心准备、兵精粮足的“攻坚战”。

当下，疫情依旧胶着，海珠区高风险区域内，疫情上升势头仍未出现拐点，封控社区、隔离点、方舱医院、核酸检测点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困难和矛盾的化解，都在考验我们的信心、决心和耐心。

病例仍在涌现的街道社区，基层工作者们仍需要多倾听居民的心声，协助尽快转运病例、科学清运垃圾，及时为居民排忧解难，消解焦虑恐慌情绪；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的医护人员们，仍需继续葆有一颗跃动的初心，紧张忙碌的同时，耐心答疑解惑，有序治病救人；居民群众面对闻令而动、昼夜坚守的医护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仍需付出更多理解、更多支持，人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高水平地工作，多一点理解包容，或可以让矛盾消散于无形。

“战疫”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场心理博弈。面对这场攻坚战，我们还需付出更多的同理心，让彼此之间的共情，产生更多风雨同舟的真情。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李妹妍

校对 | 潘丽玲

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在广州拓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氛围与其他公司并无二致，但有一人很是醒目。他显然眼睛带疾，目无焦距，慢慢踱步，摸索着前行，在穿梭中偶尔会撞到某个桌角，但对走到哪里心里还是有数：“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他便是赵秋宝，双目失明，这家公司的老总。

残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必定有不便之处，更遑论进入职场，一家公司的老板是个视障者，这足以引发外人好奇。赵秋宝自己归纳了一下：“我能够从打击里恢复过来，关键就是两步：一是完全失明，三个月后我重新学会使用手机和电脑；二是过了大半年，我去办了残疾证。”

前者让他成为信息无障碍建设的直接受益者，给了他重入社会的可能，后者则表明他已完成了“自我接纳”，平静地承认了自己存在的缺陷，开始坦然地工作和生活。

中年突患眼疾，一度封闭消沉

2005年大学毕业后，23岁的赵秋宝来到广州工作。经过十年打拼，他成为名企高管，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抬眼望去多通途，是旁人眼中羡煞的对象。2016年，赵秋宝察觉自己的眼睛有点不大对劲：“有时会看不清东西，比如说我找钥匙，找半天发现它就在眼皮子底下。”彼时的他并未将这种症状放在心上，“平时体检也没查出什么，顶多以为是用眼过度，太过疲劳而已。”

时间推移到2017年2月，眼睛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比如视野中电脑屏幕上的字会上下跳动，日常办公必须将屏幕对比度调高，字才能勉强看得清；又或者走路突然会撞到柱子上。

医生的诊断是，赵秋宝得了一种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疾病，“最开始中心视力还没有完全丧失，随着病情发展，视野会慢慢变窄。”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是你透过越变越细的报纸筒去看东西一样，世界在被慢慢掩盖。”起初，赵秋宝还能保持一定乐观，但得知这种病在医学上暂无有效治疗方法后，他才开始担心和害怕起来：“这个病没法治，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发展，清楚感知到自己的视力是怎么一点一点失去的。”不到半年，他的视力近乎丧失，只在熟悉的地方，他才能勉强感受到物体轮廓，感知到强光或者对比度高的物品。我国视力一级残疾相当于盲，标准是无光感或视力小于0.02，或者视野半径小于5度，赵秋宝已达该标准。

2017年7月，赵秋宝从原单位主动辞职，面对同事的惊讶和关切，他没有任何解释。相比起之前的“风光”，此时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潜意识里，他甚至觉得有点丢脸，感觉自己是个废人。

“就是崩溃，觉得委屈、不甘，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赵秋宝提到，“压根就没法接受，觉得没了视力，什么都办不了。”他想象着，自己被孤立在世界外，只能抱着老式按键的收音机过活。

辞职后在家的三个月里，他把家里的窗帘全拉上，不想透出一点外头的光，对任何声音都很敏感，“哪怕是空调运作发出的那点动静，都让我觉得很讨厌。当时整天就像虾米一样蜷缩在床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感觉爬不起来，浑身没劲，心里没有那股气在。”赵秋宝回忆道。

也因此，即使达到视力一级残疾的标准，赵秋宝也没去申领残疾证，办了残疾证后，所有身份信息上都会带着这个标签，这让他无法接受。“各个地方都会对残疾人有优待，但这种优待会让我觉得难受，我不想成为被特殊照顾的那个。我总觉得自己还行。”

掌握读屏软件，生活重回轨道

度过浑浑噩噩的三个月后，赵秋宝决定振作起来。要强的他拒绝选择窝囊的活法。“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失明的人有哪些困难，并开始找办法去克服这些困难。”

首先要解决的是出行问题。在申养导盲犬阿尔法后的某天，赵秋宝牵着它从五羊新城出发，沿着花城大道，再过天桥，又走隧道，途经几个红绿灯，走了大概1.6公里，那一刻他无比兴奋地说：“这是眼睛不好之后我第一次独立走这么长、路况这么复杂的路。”在言谈中他着重强调了“独立”二字，在陡遭变故后这个词能够重新用回到自己身上，给了赵秋宝莫大的勇气。

接下来就是工作问题。大多数残障人士都有相同的担忧，忧愁自己会因身体上的不方便逐渐与社会脱节，担心自己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焦虑自己会一蹶不振，就此颓败下去。如何在生理以及心理上重新建立与社会的连接，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一环节上，赵秋宝找到了对他来说非常关键的一步——通过读屏软件重新使用手机和电脑。

“学习掌握读屏软件后，我可以重新发微信、逛淘宝了，那一刻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赵秋宝说，“就感觉自己生活还能恢复到正常轨道上。”

在采访过程中，赵秋宝提到一句话：科技改变生活。“正常人可能对这句话习以为常，但是对我这种视障者来说，能够借助科技进步，通过无障碍辅助工具自如地获取信息或者跟他人沟通，这就不单纯是工具的使用，更是从心理上有了一种慰藉和一点底气。”他说，“信息上的无障碍给了我一种可能性，也是我重新振作起来，自我接纳的第一步。”

凭借这种可能性，赵秋宝琢磨着重回职场，不仅是为让家人放心，也是因为，一份工作能够让自己觉得“没有被社会抛弃”。2019年6月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拓普基因办理了入职，“我明白他是想拉我一把，但我更想干点实事”。

一个视障者重新进入职场，一开始是孤独的，在起初的五个月里，赵秋宝都是孤军奋战。直到敏锐察觉到医疗与保险相结合的风口所在，他才开始真正确定项目设想和方向。2020年8月成立项目组时，团队只有三个人，但到了次年11月，基于该项目的子公司组建，业务开始迅速扩展。如今，赵秋宝管理着二十多个人的团队，迎来自己事业的又一高峰。

见到赵秋宝时，他刚带着导盲犬阿尔法从上海出差回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为记者演示平时如何办公以及沟通。键盘上的数字区域相当于鼠标，通过按键去实现点击、切换、移动等操作，同时读屏软件会读出文档上的内容，甚至能读出表格的颜色。“看同一份文件，可能我的速度比你还快。”在他的操作下，电子音飞快念出文档内容，速度快到字音重叠，让人几乎听不清楚。“一开始我也是慢慢听，后来才逐渐把速度调到百分百，这样能提高浏览效率。”赵秋宝解释说。

解决了通信工具的使用问题，也就解决了大部分沟通问题，极大程度上扫清了诸如视障者等残障人士重回办公场所的阻碍。在熟练掌握之后，他使用的独特操作系统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优势，“因为我能够边听边打字，所以有时我的回复会更快；或者合同上一些错别字，比如‘准’打成‘淮’，肉眼看很容易被忽略掉，但我用听的，很容易就发现了”。

当然，对一个残障人士来说，克服工具的使用困难只是重回职场的一部分，他们还要面对来自他人的审视和考验。

“因为眼睛不方便，当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自动过滤掉你，觉得你不方便，你不行。”但赵秋宝对此很豁达，“谈生意，最看重的是信任。有真本事让他们信服，他们也就自然忽略了我的眼睛问题。”

“信息无障碍”为残障者清“障”

“其实这就是信息无障碍的体现。”在赵秋宝的“科技改变生活”之上，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专家委员会的用户体验专家吴力权归纳出一个更为直接的概念，信息无障碍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地、方便地、无障碍地获取信息、利用信息。

“这里的任何人指的是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残障人士在这方面是直接受益者。”吴力权对此深有体会，他不仅是一名专家，也同样是一名视障者。

与赵秋宝不同的是，吴力权一出生便已失明，2009年他开始接触信息无障碍概念，此后一直在该领域深耕。吴力权提到：“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是信息无障碍对于残障者最大的意义，它能促进残障者融入主流社会，推动残障者去了解和学习知识，避免隔阂，避免封闭。”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相关概念的提出，此后进入实践并不断加强建设。2020年工信部和中国残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从制度层面打通“互联网盲道”，努力让互联网惠及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人。

“我们机构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都是残障人士，我们可以敏锐地对信息无障碍产品进行专业测试，给出建议和提供解决方案。”吴力权提到，今年10月27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近五年来，他们也在积极推动为立法建言献策。

目前，我国有超8500万残障人士，视障群体数量多达1700万人，平均不到100个人中就有一个视障人士，通过信息无障碍建设，让这个群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方便地理解、交互和利用信息，是社会平权的进步，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得益于信息无障碍建设，在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后，赵秋宝恢复了重新生活的勇气。2018年年初，他决定去办残疾证，把这当作完成自我接纳的标志性事件。拿到证后，他已经能够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告知朋友们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

从中年突发恶疾，陷入颓唐的低谷，到如今生活回归正轨，事业再起新峰，这段时间对赵秋宝来说，既漫长又短暂。“长”是因为，自觉在自我接纳阶段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嘲“拿了残疾证后又过了很久才能坦然开口请人帮忙按电梯”；“短”是因为在经历过大起大落，重新融入社会之后，此前的苦难显得不值一提，“经历的事多了，心也就大了”。

拓普基因董事长由晓斌有时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得意门将，“双目失明，从他办公室走到我办公室，他走了无数次，还是有好几次头撞到门上，但他对生活和工作永远乐观向上。”他还透露，在公司管理层面，对于赵秋宝的考核与其他人并无两样，“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如今，在赵秋宝的公司里，他的员工们对老板慢慢踱步摸索到会议室或是前台的场面已见怪不怪。吕金入职前与赵秋宝保持线上交流，并没有发现异常，到公司后了解情况，发现同事们也没有“老板是个盲人怎么办，会不会不方便”之类的担忧，当时更多是好奇，“会不自觉地观察他，想知道他是怎么用电脑、怎么去工作的”。吕金回忆道：“他能当老板，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做项目的都要有不怕从头再来的勇气，宝哥的经历很激励我们。”

在众位员工心里，“宝哥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可能比其他老板多一点不同的是，赵秋宝的办公室时常也是“谈心间”，员工们有什么生活工作上的困惑，都会“来和宝哥聊一聊”。“他们都是小辈，对我很好，今天中午有同事帮我订了一份饭，结果另一个同事又给我带了一份，我说你放这吧我晚上吃。”赵秋宝乐呵呵道。

在办公室里，赵秋宝打算为到访的记者拍一张照片，他打开手机相机，电子提示音不断响起：镜头倾斜、画面偏右、识别到人物……直到提示音“画面居中”出现，他便按下快门，得到一张与常人所拍无异的照片。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隽杰

入冬之后的济南，寒意渐起。在齐鲁医院北门附近的一套60平方米小房子里，5名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挤住在一起，这是他们“临时的家”。5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自己的亲人就躺在200米外医院里的ICU病房中。

郑刚给这间小屋取名“乐帮爱心屋”。这里原本是他的办公室，在搬到新的办公地点后，他改造了这套“离医院特别近”的小屋，搬进来三张上下铺的双层床，一张沙发，提供给陪护家属们免费居住，最多可以给7个人落脚。“我也住过ICU，知道陪护家属的难处，想尽自己的力帮帮他们。”郑刚说。

“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傍晚5时许，项文英在结束了一天的陪护后，从齐鲁医院步行“回家”。小屋里，早些时候回来的“姐妹”已经做好了热乎乎的饭菜。这是项文英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最近住在爱心屋里的病人家属都是女性，项文英喜欢用“姐妹”来称呼同一屋檐下的室友们。到这间60平方米小屋的第一个晚上，项文英就感觉“像是回家了”。

项文英是山东潍坊人，她的丈夫在威海打工时中毒陷入昏迷，10月14日，她带着丈夫转院来到济南齐鲁医院。因为给丈夫治病，家里的积蓄像流水一样进了医院。目前项文英的丈夫仍在昏迷状态，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一睁眼，又是一万多元的开销。”

ICU病房并不需要24小时陪护，但项文英放心不下，她往往会花费一整个白天等在病房门口，害怕出现意外情况不能及时赶到。

项文英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给丈夫治病，家里已经花了四十多万，现在全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支撑。在知道爱心屋之前，她为了省钱不去住旅店，自己铺个垫子，睡在医院的地面上，可“医院的氛围很压抑”，怎么也睡不好。

偶然一次跟病人家属聊天时，项文英了解到有一间可以免费住的爱心屋。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门询问，在了解爱心屋的公益性质后，当天就搬了进去。她在跟母亲讲这件事时，母亲也不相信：“这世上有这么好的事？”项文英回答说：“是啊，就是有这么好的事。”

来自河北的张芬也曾在爱心屋生活过。她的丈夫出了车祸，颅内损伤严重。“我不可能去住宾馆，一天100多房费，10天省下来就是一支药的钱。”张芬说。在她看来，爱心屋不仅为家属们提供了一个住处，更让大家在心理上得到了一些安慰。

项文英记得有一位来自泰安的“姐妹”，当她知道项文英家的情况后总是会主动来安慰，“大姐不用灰心，大哥会好起来的。”独身一人在外地奔波求医，项文英很珍惜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想要帮帮他们”

谈起在ICU里度过的日子，郑刚记忆犹新。“2020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ICU里躺了45天，当时我的妻子就是在门口等着，不敢回家，晚上随便凑合过一夜，我特别能理解ICU病房外的那些家属们。”因此，在自己有一定能力后，郑刚创立了这间爱心屋，给陪护家属们一个落脚的地方，“不至于睡地上，睡车里。”

徐希珑是维护爱心屋的工作人员，他还记得第一位拜访爱心屋的家属。“当时我在打扫屋子，拍了一个抖音，有家属看见就找来了。”这位家属只是借用了一下厨房，为病重的母亲做了一份鸽子汤。随后，在齐鲁医院的病友间，“有一间免费住的爱心屋”的消息就传开了。

徐希珑和郑刚都在陪诊行业工作，他告诉记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的很难想象因病致贫的家庭有多么困苦。“我见过有家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还有的家属连铺在地上的防潮垫都舍不得买，就垫着衣服睡在医院的地上……一张床，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自9月份爱心屋创立以来，已经有30多位病人家属来了又走。小屋里的墙上挂满了家属赠送的锦旗，厨房里的米面粮油，一部分来自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还有一些是曾经住过的家属送来的。为了方便家属们打印医院所需材料，郑刚还为小屋添置了一台打印机。

郑刚介绍，目前维持爱心屋的成本主要是租金和水电费，一个月4000元左右。“目前我们的能力就这么大，但是我的心愿是未来能在济南当地的大医院旁边都开设一个爱心屋，为更多的病人家属带去温暖。”郑刚说。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文/阅尽

广州正经历着抗疫三年来的最艰巨考验。从10月下旬再现疫情，至今已二十余日。特别是海珠区，成为全广州人心中的牵挂。方舱医院和健康驿站正加速建设，成千上万的医护和志愿者日夜奋战于一线。疫情胶着，决不可丧失信心和定力。病毒考验着羊城的防疫大堤，也考验着全体市民的心理防线。

正如哲人所说，灾难有时不仅来自外界，也来自我们内心。广州眼下面临的最复杂最严峻疫情，这不仅指接连增加的数据，更有旷日持久抗疫带给人们的心理压力和挑战。大量一线抗疫人员在超负荷工作，劳累、体力透支，家中老小难以照顾；长期受困于疫情的市民，内心焦灼，生活受影响，少数人甚至对抗疫措施产生抵触等，如果处理不当，恐会影响抗疫大局。

近几日，不少人为一名护士的故事所感动。番禺区中医院护士郑靖雯要参加新一轮核酸检测，为能准时起床，她特意在凌晨4:40后，每隔两三分钟设置三个闹钟，分别注明“不怕疫情”“爬也要爬起来”“勇往直前，奔赴洛浦”，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鼓劲。天刚蒙蒙亮，小郑就来到了检测点。小郑平时胆小怕黑，是位非常普通的姑娘，但到了抗疫一线，她就成了勇敢的战士。

近段时间，有多少像小郑这样放弃休息、起床要靠频密闹钟加毅力的人，奋战于各个抗疫岗位。假如再遇上抵触或误解，其内心的委屈便可想可知；市民也同样，隔离、歇业、生活不便，稍有摩擦，就可能释出内心的怨气。在这关键时刻，需要各方咬牙坚持，更需要相互体谅、包容、理解，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我们遭遇的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疫情。对于广州来说，当前的最大公约数，毫无疑问是齐心控疫，坚决遏制住疫情蔓延，打赢这场攻坚战！眼下，一切社会运作，都不可能绕过防疫现实。防疫措施需做到科学、严谨、不断优化，最大程度减少不便或矛盾，而社会各方也需有同理心。主张权利诉求应合法依规，协调处理矛盾则尽量多点人情味。寻求利益和诉求的平衡点，各方都需包容共情和换位思考。

疫情吃紧，最需要砥砺前行的志士。这场抗疫攻坚战，事关全体市民，愿我们都能成为这座美丽城市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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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傅铭途 李妹妍

文/王石川

“3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1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据相关人士介绍，核酸检测是疫情早发现的重要手段，是评估疫情风险、及时采取措施防范疫情传播扩散的重要前提。“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码”。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发布以来，各地迅速贯彻落实。从细化执行方案，到开展政策培训，从加强社会动员，到结合自身实际，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等方面采取更为精准的措施，应该说，动作够快，效果也够明显。比如，取消中风险区的划定，次密接人群不再被隔离。如今，3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将让更多的人获益。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变异。比如，尽管不再判定次密接，但改为核心密接、一般密接，对核心密接实行“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管理措施，对一般密接实行“8天居家隔离”。而“二十条措施”明确指出：“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一些地方却捣鼓出个一般密接，这是不是对中央政策的歪曲？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指出，“当前，个别地方出现将密接的密接直接判定为密接，进行提级管控的情况，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显然，相关地方应不折不扣落实中央部署，“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码”；既不能一封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任何误读，都不利于防疫。

疫情防控不是越严越好，也不是越松越好，关键是把握平衡，实现利益最大化。国家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是拍脑袋之举，也不是无奈之下的被迫选择，而是根据病毒特点作出的调整。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所称：“病毒变了，策略就得改变，现在病毒潜伏期很短了，重症也很少了，更多是轻症以及无症状，这种情况下，隔离期限需要缩短。”该变就变，这是科学精准的体现。

中央推出了优化措施，各地在执行上要迅速对标对表，不能变通，不能慢三拍。有个细节是，自11月11日“二十条措施”颁布以后，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信息数据上看，群众投诉量明显下降。其中，由11日的3306条下降到16日的2014条，投诉量降幅达到39%。在看到投诉量下降的同时，也要看到投诉量保持在一定的高位，这也反证一些地方未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1月10日召开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只有全力以赴锚定“完整、准确、全面”，才能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当然，做到“完整、准确、全面”并不容易，这需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也需要各行业主管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加强对本行业本领域优化调整工作的指导，还需要具体的工作人员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不容忽视的是，在抗疫一线中，个别工作人员缺乏大局意识，对中央精神吃得不透，从而做出令人摇头皱眉的事情。此外，需要正视的是，“二十条措施”发布后，在公众心中产生了两种心理，有的认为国家要放开防控了，还有的出现了恐慌心理，害怕放开后感染新冠病毒。为此，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疏导，正本清源。引导公众客观认识我国防控政策措施的优化调整是基于病毒变异的特点，既是科学的，更是必要的。优化不是放开，病毒没那么可怕，但也不能轻视。

有关部门已表示，未来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整个国内外疫情形势变化，不排除再对我国隔离措施进行进一步的优化调整。显然，深入优化防疫措施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才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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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傅铭途 李妹妍

校对 | 潘丽玲

文/伍里川

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一女孩坠楼身亡的情况通报，通报称：11月7日，七星关区某小学附近一文具店丢失商品，店主经查看监控视频后怀疑系女孩张某某所为。11月9日，张某某到店购物时，店主暂扣其作业本和笔袋。11月10日中午，店主在张某某的作业本封面加上“重金悬赏，紧急寻人”字样并放置在商店门口。张某某的班主任获知此事后，对张某某进行了安抚，同时电话联系其父亲，告知要妥善处理此事并对张某某进行心理疏导。因其父回家时张某某已入睡，未进行沟通。11月11日7时14分，张某某离家进入电梯去往顶楼后坠楼。通报特别提醒，目前，女孩家属和店主已达成和解，女孩家属表示不再提起诉讼。这一通报给了世人一个交代，但由于过于简略，很多人的愤怒情绪可能一时仍难以安放。

此事发酵有日。据报道，此前网传信息称，女孩去文具店买了3.6元的学习用品，之后将钱放到收银柜台上，老板未经许可翻女孩书包，之后把女孩的个人信息贴在店门口并进行“悬赏”，还给两个小学生送了彩笔，让她们在学校宣传女孩偷东西，以致女孩被同学们孤立，被冷嘲热讽，导致女孩轻生。媒体记者15日联系到涉事文具店老板，对方称“实际情况跟网上不一样”，还称“这两天一直在派出所协调”。现在看来，网传信息在主干部分并没有失实，通报同时为相关老师正了名，而店家的“协调”努力也最终没有落空。

但落空的，一定有一个叫“良知”的东西。

一语“达成和解”，在程序上发出了一个“句号”，但在情感上却成为一根坚硬的刺，扎在人心深处。

正如有律师所言，涉事文具店老板的做法涉嫌侵犯个人肖像权和隐私权，女孩因不堪受辱自杀，情节严重。但众所周知，就算是刑事责任，也可以达成有条件和解。尽管公众并不清楚和解的内容，但在警方的监督下，这个结果想必是经得起拷问的。

此事的关键并不在于纸币付款带来的麻烦——笔者亦曾经历过以纸币付完款却被追问“是否付钱”的尴尬——而在于，当某一方执意对另一方进行“降维打击”时，为何难受遏制？而对于一个受到了名誉侵犯的人，尤其是孩子，救济之网如何织密？

的确，站在店家的角度看，可能丢东西的事情还不是一次两次，所以此次才会大为光火，誓要揪出“坏人”。按通报所言，查看了监控视频的店主，理应有一个基本的、理性的判断，就算要讨说法到底，也应该依法进行，何至于不管不顾、迹如撒泼？难道只因为“案值”过低，不想惊动警方，所以干脆任性而为？

这种私人名誉攻击的效果如何，民间早有定论。而用在一个孩子身上，污名汹汹，于心何忍？

梳理整个事件过程、各个细节可知，这个店主将加有“重金悬赏，紧急寻人”字样的作业本收回柜台后，并无真正收敛。其种种做法，称得上在施行“私刑”。如此恶劣的行径，怎么就能持续下去，闹到学校都停不下来？尽管在通知家长的环节上，老师没有缺位，但学校方面尽到保护学生的职责了吗？面对“闯”进校园肆意胡闹的人，是不是该有起码的干预之策，而不是仅仅通知家长呢？须知，无论是家中还是学校，都是孩子最后的“阵地”。这个“阵地”是绝对不能失守的啊。

事到如今，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事件“了结”的方向，也不可能挽回一个可怜孩子的生命，但这事并不能真正从世间抹去。全社会都应该深思的是，我们何以没能保护得了一个10岁女孩的生命？

我们，欠一个10岁的孩子一声沉痛的“对不起”。（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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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官网截图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校对 | 彭继业

文/朱昌俊

连日来，潮州“特斯拉连撞”事件备受舆论关注。11月5日，广东潮州一辆特斯拉小车行驶中突然失控，造成2死3伤的严重后果。11月15日，特斯拉相关人士介绍，他们已经把涉事车辆的行车数据交给警方、第三方机构和车主方，现在正等待第三方的鉴定结果。11月16日，涉事特斯拉车主的家属回应媒体表示，他们至今没有拿到事故车辆的行车数据，如果不能在警方和第三方检测机构之前拿到数据，他们不会承认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果。

近年来，与新能源汽车刹车失灵相关的交通事故已经出现多次。这其中，知名品牌特斯拉更是屡屡陷入争议。此次事故造成2死3伤的严重后果，更是增加了社会的关注度。和此前的同类事故一样，到目前为止，围绕到底是刹车失灵还是驾驶者操作失误，各方争执不下。比如，车主的儿子表示，父亲欲刹车时发现制动踏板很硬，踩不下去无法停车，只好开车继续往前行驶，最终发生事故。而特斯拉官方则回应称，本次事故中事故车辆电门被长期深踩，无踩刹车动作。此外，根据事发视频，网友围绕这起事故也存在多种分析和猜测。总之，该事故到目前为止仍是“罗生门”，公共讨论不妨慎下结论。

随着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介入，相信事件的真相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但问题在于，即便调查结果出炉，是否会获得认同，目前来看仍是一个未知数。如从公开信息来看，特斯拉方面声称已经把车辆的行车数据交给车主方，但车主方表示否认，这里面到底是谁在撒谎，就是一个问题。而第三方检测机构到底要由谁来指定，可能同样是一个事关事故调查程序正义的事。且这方面的争议几乎在每一次新能源汽车事故后都会出现。这表明，当前新能源汽车的事故调查和处置机制或还有待完善。

相比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事故调查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这与新能源汽车本身的构造特点有关，但是不是也与调查机制的不成熟或既有的监管规定未落实有关，同样值得探讨。如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产品召回管理的通知》，首次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事故处理作出规定。其中就明确，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上发生交通碰撞、火灾等相关事故，有关生产者应立即组织调查分析，并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告调查分析结果。

然而报道显示，2020年国内共发生的约70起新能源汽车起火事故中，只有10余起得到企业承诺开展调查的回应，且最终仅有4家车企公布了起火原因。这种事故信息披露上的不透明，可能既影响到企业在技术改进上的动力，也伤害到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信任度。同样，目前新能源汽车疑似刹车失灵的现象多有发生，但大多数事件往往不了了之，留下的是一团团疑云。这不仅对具体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造成不利影响，也给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增加了阴影。这一次“特斯拉连撞”事故的调查，在这方面能否有所突破，乃至形成一个值得参考的事故调查处置范例，值得观察。

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在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上的“模糊”性，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的信任。这几天就有媒体报道，已有部分车主通过改装来提升“安全感”。如有特斯拉车主给自己新买的特斯拉驾驶室底部安装了可拍摄刹车位置的迷你摄像头，用于突发状况下的“作证”。这种选择或许略显黑色幽默，但可能真实地反映了部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安全的担忧。要有效提升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的信任，整个行业包括监管层面，或许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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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涉事特斯拉车主家属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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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刚桥

又一起正当防卫案件成为社交媒体热议的焦点，案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19年5月17日，就读初二年级的小蒋同学，遭到同年级15名同学殴打，小蒋在混乱中刺伤了围攻他的3人。2020年7月6日，吉首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小蒋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判处无罪。吉首市检察院随后以小蒋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为由提起抗诉。此案延宕两年后，近日传出消息，上级检察院认为吉首市检察院抗诉不当，已决定撤回抗诉。

近年来，“湖北邓玉娇案”“昆山反杀案”等热点个案在司法界和公共舆论场上引发持续讨论。借助这些鲜活的案例，有关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别也广为人知。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不时可见围绕防卫性质是“正当”还是“过当”的争议，有些针尖对麦芒的争论甚至就发生在法律职业圈层之内。吉首此案的背后，正是检法两家意见不一。一审法院认定正当防卫之后，因检方的抗诉而使防卫人陷入旷日持久的讼累。一个初二的少年，背负着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的不确定性，已然走过了三个年头。这个迟来的撤诉决定，或是小蒋既期待又苦涩的成人礼。

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总体上呈现从严苛到放宽的趋势。与此相对应，防卫过当的认定，指向的是那些“虽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明显”“必要”“重大”加诸于防卫过当，有助于解放正当防卫制度的社会价值，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侵害、防范更大损失乃至弘扬社会正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发布。“指导意见”中的“十个准确”规则，覆盖了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对象条件、准确把握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刑罚裁量等。该“指导意见”也回应了公共舆论最为关注的一些焦点议题，如第六条明确，“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回到小蒋所遭遇的案件中来。检法之间的分歧在于，一审法院认为，小蒋是在被他人殴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属于正当防卫。而吉首市检察院在抗诉中认为，小蒋并非孤立无援，可以向师长求助而未求助，不属于正当防卫。检方进而认为，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基本事实一致的情形下，检方认定已被围殴的小蒋“并非孤立无援”“可向师长求助”，是引发舆论围观最重要的原因。多数网友认为检方对防卫人过于苛责，完全忽略了防卫人在遭遇不法侵害时所处的具体情境，既不合情理，也不符法理。

以旁观者视角来观察，作为专业的检察机关，不应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背后的原因，是法律因素还是其他因素，从新闻报道中无从得知。据媒体报道，小蒋是从外地来吉首上学的学生，多次遭到当地学生的欺凌。现实生活中，遭遇校园欺凌后向师长求助或能一时逃避，但不排除可能被欺凌者变本加厉报复。个体的反抗和求助师长从来不是一道“二选一”的单选题，未求助师长更不构成对正当防卫的一票否决。在防卫人个体反抗霸凌的过程中，应充分理解其时其境及其采取的防卫行为，超越法律规范擅自将“求助师长”作为正当防卫认定的前置条件，既不利于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价值，也不利于公众在个案中找到可以效仿的行为准则。检方撤回抗诉，不仅还了小蒋一个确定性的无罪之身，更提醒检法等专业人士，“敢于防卫、选择防卫”还要靠准确适用正当防卫相关制度规范来保驾护航。（作者系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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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彭继业

文/苑广阔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添加剂管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告》），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告》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有最大使用量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采用称量等方式定量使用等。（11月15日《潇湘晨报》）

最近一段时间，食品添加剂成为引发全网热议的话题，“科技与狠活”成了被频频提及的“热梗”。与此同时，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商场、超市，以及各路零售商家所售卖的各种包装食品、饮料，里面是否有添加剂、添加了几种等信息，都可以通过查看产品的配料表一目了然，但餐饮企业提供的现场制作的食品，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几乎成了一个盲区。换言之，消费者对于摆在自己面前的一盘菜、一碗汤、一个馒头，无从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添加剂；如果使用了添加剂，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添加剂，以及是不是超标了。

既然都是食品，那么按照常理来说，不管是包装类的食品，还是现场制作的食品，对于添加剂的使用，都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与标准来进行，并且要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但是很显然，相对于包装食品通过食品配料表上的一目了然，餐饮企业现场制作的各种食品，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消费者是一无所知的。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日起草的这份《关于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添加剂管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有最大使用量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采用称量等方式定量使用。使用该标准规定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品种以外的食品添加剂的，应记录食品名称、食品数量、加工时间以及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量、使用人等信息。

在这个基础上，《公告》还规定，用容器盛放开封后的食品添加剂的，应在容器上标明食品添加剂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期限，并保留食品添加剂原包装。开封后的食品添加剂应避免受到污染。不应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等国家禁止在餐饮业使用的品种。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向消费者承诺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公示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

这意味着，如果《公告》的内容能够得到严格的落实，一方面，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可以更加方便地对餐饮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进行监督，督促餐饮企业按照法律要求和相关标准合法、合理地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另一方面，餐饮企业通过向消费者公开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从而倒逼餐饮企业能够尽量减少或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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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朱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