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阅尽

近日，网传贵阳某地一块玉米地里举办交流活动，专家脚踩“地毯”走农田。此事引发热议，有网友认为“地毯通道”是把玉米砍倒后铺的。更有网友质疑，难道农业专家的脚连泥土都不能沾了吗?涉事方贵州农科院回应称，网传并非事实，没有砍一棵玉米，所谓地毯不过是防滑垫，是出于安全考虑铺设的。

显然，在涉事者看来，网友对此事反应过于敏感，甚至觉得有几分冤枉。科研田里原本留有较宽通道，用不着为观摩活动特意砍庄稼，造成浪费。况且，“地毯”又不是多昂贵的接待贵宾的专用“红地毯”，只是廉价的防滑垫而已。再说，地比较湿滑，各方专家都是贵客，万一摔倒怎么办?

东道主出于热情、周详等待客之道的苦衷，可以理解，但是，假如把此事中网友的吐槽看作误解、过度解读，甚至认为是没事找事的无端挑刺，则掉进了另一个话题的陷阱。

谈论此话题不能脱离事发的现场背景——农田，无论是用作育种还是其他目的，农田终归是农业生产场地。来宾也只是业内专家而已，是来观摩、交流经验，而非“走秀”摆款，难道一定要做出接待贵宾甚至外宾的架势吗?这即便不是搞花架子讲排场，恐怕也难逃形式主义的窠臼。如果定要说是担心来宾中专家的安全，那不由让人产生疑问——他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农业专家还是什么达官贵人？一个走在农田里都怕摔跤的人，其“农业专家”的身份实在大为可疑。

或许，这是网友或看客们“少见多怪”了，某些所谓的专家，整天只钻在实验室里，变得娇气矫情，脚不能进田更不能沾泥了。或干脆像网友所说，拿个轿子把专家们抬着进农田，岂不更安全?

这些固然是调侃或气话，但它却一针见血点明了事件的要害，那就是眼下某些所谓专家，出名前或许是脚踏实地，真干实干，而一旦出了名，就变得贵气十足，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是不会轻易劳驾远征的。想想毕生从事农业科研的袁隆平院士，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仍风里来雨里去，整天扑在实验田里，那样一位“功成名就”的耄耋老人，难道就不怕摔不怕脏?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或许正是让诸多网友忿忿不平的问题所在。一个真正把科研把事业视作第一重要的农业专家，走在农田里只会如履平地，显得亲切自然，既不怕摔跤，更不在意沾那么点泥水。事实上，类似事件已非第一次发生了。两年前，在河南某地，就发生过某院士与专家组到农田踩着红地毯“测产验收”的事，当时就受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或许，这次贵阳方面吸取了上次事件的教训，把在农田里的“红地毯”换成了看似普通的“灰地毯”，但事件的本质与前次其实一样。说到底，它暴露了当下不少行业普遍存在的弊病，那就是无所不在的形式主义，根深蒂固的骄奢轻浮之气。更可怕的是，类似恶习已让一些人习以为常，以至于越来越深地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才是最为可悲的。

（作者是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谢志忠

文/熊丙奇

历经3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新高校——香港科技大学（广州）9月1日正式开学。这所大学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首设“枢纽”和“学域”学术架构，将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探路。

据介绍，学校设四大“枢纽”，涵盖15个“学域”。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表示，目前人类社会遇到的挑战，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日益显见。在传统学术架构下，条条框框太多，影响着学科交叉合作的有效性。“用‘枢纽’和‘学域’取代传统的‘学院’和‘学系’学术架构，可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和前沿学科发展，这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是一项创举。”

“枢纽”“学域”的学校架构设计，对于一所高校来说，确实是全新的。但这只是字面上的创新，还是实质性的创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如果在师生看来，“枢纽”其实就是“学院”，“学域”就是“学系”，那不过是字面上换一个说法而已。只有推进真正意义的学科交叉融合，赋予“枢纽”“学域”超越院系的内涵，才会让这一探索富有意义。

这和近年来国内高校正推进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建设，以及按专业大类招生培养一样。新文科、新工科，究竟新在哪里？与传统的文科、工科有什么不同？如果只有“新”的提法，但没有“新”的实质，那就是“新瓶装旧酒”。新文科、新工科区别于传统文科、工科的地方，就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新兴学科发展。可从高校具体办学现实看，在学科建设中，有实质性创新的并不多。

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这是高校的办学方向。但总体看来，内地高校在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时，存在以行政力量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而院系的自主性、教师的积极性不够的问题。这也就使学科交叉融合大多浮于表面。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院系架构，对院系发展、教师的考核评价，主要还是基于院系进行，这也就导致各院系各自为政。如据媒体报道，为促进学科交叉、产学研一体化，国家推出跨学校、研究院、学科、企业的合作项目，为获得项目，高校、研究院、企业携手，可却存在“申请项目时同心同德、项目立项时同舟共济，获得项目后同床异梦，利益分配时同室操戈，最后同归于尽”的“五同现象”，所谓交叉、合作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发展。

二是院系和教师均缺乏自主权，教育与学术资源配置、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管理，由行政部门主导，包括设置专业，院系教授也缺乏话语权。这导致教授在进行教育教学、开展学术研究时，并不是出于怎样进行一流的教育，开展一流的研究，整合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推进教育与学术创新，而是考虑怎样完成行政的数量考核评价。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唯论文”“唯帽子”“唯项目”“唯奖项”等评价问题，影响高校教师把精力用在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研究之中。

深入推进实质性高水平的学科交叉融合，就需要直面现实问题，其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对于一所新建的大学来说，打破传统的院系架构，是容易，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新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如对于“枢纽”，要发挥“枢纽”的中心作用，就必须赋予“枢纽”充分的自主权。同时，要让每个“学域”中的教师，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就要赋予教师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自主权。“枢纽”“学域”如何高效运转，值得关注。事实上，只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不需要打破传统院系架构，也能面向学科前沿，推进学科的交叉融合。追求高质量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教授们，会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紧密跟踪学科的发展前沿，开展学科建设，探索适应新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就是说，现代大学制度是基础性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以“枢纽”“学域”替代院系，建立新的架构体系，才真正具有开创性。

所以，叫“枢纽”“学域”还是叫“学院”“学系”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学校内部的运行机制，教育权、学术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是怎么进行教育与学术事务管理的。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我国新建大学的目的，不只是增加一所大学，扩大高等教育资源，而是要探索、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整体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对于学校的改革、创新，全社会要给予支持。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潘丽玲

文/熊丙奇

开学季到来，一批教育新规于9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实施入学适应教育，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各省(市、区)全面推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

早在2010年，我国就明确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但是，收效甚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的“幼小衔接”，不少地方的小学，没有坚持“零起点”教学，而是提前教学、超前教学。家长为让孩子跟上小学的教学进度，就要求幼儿园要提前进行小学知识教育；若幼儿园不进行小学知识教育，家长就寻求校外的学前班。这导致幼儿学业负担沉重，极不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要落实幼儿园“去小学化”，就必须遏制小学“抢跑”教学，要给孩子入学适应教育。

推进幼儿园“去小学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此前，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主要针对幼儿园，要求幼儿园规范办园，通过游戏、活动，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并完善幼儿的认知。但有“三重阻力”阻扰幼儿园“去小学化”——

一是校外早教机构进行小学化教学。幼儿园园内“去小学化”，幼儿园门口就是早教机构的“学前班”招生广告。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来，幼儿园去“小学化”面临的尴尬处境。其结果是，如果幼儿园坚定推进“去小学化”，家长就会把孩子送到校外的学前班，不少地方的幼儿园大班出现“空班化”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去年实施的“双减”意见明确要求，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这也就从制度层面，消除了这一阻力，其关键在于，必须严格监管面向3～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校外培训机构。

二是“幼升小”择校、学校校测诱导幼儿园小学化。2020年之前，我国各地事实上存在“幼升小”择校热，或择民办学校，或择公办学校，受家长追捧的热门民办小学和公办小学在招生时，都存在采取测试方式选拔生源的情况。测试的题目大多是小学化题目，家长为让孩子在“幼升小”中拥有竞争优势，就让孩子早学、多学，参加竞赛、考证考级等等。面对“幼升小”压力，幼儿园的办园难免出现功利化、短视化的情况。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为全面落实这一规定，2020年，我国要求各地义务教育中小学招生，都必须实行“公”“民”同招，电脑随机摇号录取。这意味着，任何小学都不得再进行“幼升小”测试，包括笔试和面试，这也就消除了幼儿园“去小学化”的第二重阻力。

三是小学非零起点教学刺激家长“鸡娃”。不进行“幼升小”测试，可有些小学会在入学前告知家长，必须让孩子做好上小学的准备，要求会识多少字，会两位数的加减法，诸如此类，家长该怎么办？小学的“抢跑”教学，也就刺激家长“鸡娃”，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因此，在治理校外学前班、规范就近免试入学之后，必须解决小学的赶进度教学问题，这是当前存在的最大阻力。孩子上小学当然需要做好准备，但准备不是知识教育方面的准备，要求孩子提前学习小学内容，而是能力方面的准备，培养孩子的自主生活能力，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行为习惯。要让孩子适应小学教学，则需要小学开展入学适应教育。简单地说，小学要承担重要的“幼小衔接”责任。

今年4月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标准明确强调“学段衔接”。要求注重“幼小衔接”，基于对学生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发展水平的评估，合理设计小学一至二年级课程，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学习设计。这对小学教学提出全新的要求，要求小学结合落实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标准，推进入学适应教育。

小学要推进入学适应教育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提前教学、超前教学思维，以所谓的“早学”“赶进度教学”来形成学校的办学优势。以“早学”来形成办学优势，并非学校真的优势。好的小学教育，应该给每个学生完整的教育过程体验，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给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彭继业

文/罗志华

想打九价HPV疫苗，或不必等到16岁，过了26岁也不必担心。8月30日，记者从默沙东获悉，其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酿酒酵母)(下称“九价HPV疫苗”)的新适应证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此次获批标志着默沙东九价HPV疫苗的适用人群也已拓展至9岁至45岁适龄女性。此前的适用人群是16岁至26岁女性。（8月31日羊城晚报）

九价HPV疫苗扩龄，对疫苗“黄牛”是一次打击。以前“黄牛”主要针对20岁～26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下手”，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是接种HPV疫苗的黄金期。更关键的是，民众普遍希望接种更高价位的HPV疫苗，而26岁是九价HPV疫苗的最高年龄，这就使得接近26岁的女性感到越来越焦虑，担心自己等不起而超龄，这样一来，这些女性不仅找“黄牛”抢苗的欲望更为强烈，而且还会向社会传导焦虑心理，进而形成疫苗挤兑效应。九价HPV疫苗成为炙手可热的稀缺货，过去让一些“黄牛”捞得盆满钵满。可将来九价HPV疫苗扩龄，超龄的焦虑大幅缓解，“黄牛”或将难以用过去的方式煽风点火。

但假如“黄牛”依旧按套路操作，不仅不会失去炒作赚钱的空间，反而可能增加了忽悠的筹码。因为超龄的焦虑没有了，但适用人群却大幅增加，导致抢九价HPV疫苗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倘若市场供应没有得到改善，供需矛盾就会更加突出。“黄牛”只会挑选有利于自己赚钱的内容来炒作，对于可能缓和疫苗焦虑的内容，他们会选择性地忽视。当民众接受的是片面的信息、并对于市场缺乏全面了解时，“黄牛”仍然会在疫苗黑市混得风生水起，把市场搅浑、把人心搅乱，进而继续浑水摸鱼、大把赚钱。

由此看来，九价HPV疫苗扩龄，虽然给过热的HPV疫苗市场降温创造了条件，但前提是要强化宣传引导，并做好规划布局，让适龄女性心里感到踏实，不再偏信误导性宣传。

此外，近年来为了满足HPV疫苗巨大的市场需求，相关部门推出了不少有力举措，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与成效——除了已经批准上市的部分九价疫苗外，在国内还有5家企业在进行九价HPV疫苗的3期临床试验，这些疫苗一旦获批上市，有望显著缓解供需紧张。相关部门应借九价HPV疫苗扩龄之机，加速推进其他相关措施，使多种举措形成叠加效应，一鼓作气，大幅缓解甚至终结持续几年的“一苗难求”现象。

概言之，九价HPV疫苗扩龄是一把双刃剑，“黄牛”会不会渐失倒手赚钱的空间，取决于如何使用这把剑。假如任由市场发展，对“黄牛”炒作的打击和干预不足，这把双刃剑就可能伤害到更多适龄女性。只有科学制定免疫计划、注重宣传引导、加大疫苗供给、公平分配疫苗，并确保刀刃向外，严惩故意炒作和倒卖疫苗等行为，方能做到趋利避害，让“黄牛”再难钻空子，让适龄女性能够实现HPV疫苗“接种自由”。

（作者是医疗界人士）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周勇

文/秦川

又一个天价罚单！据报道，近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农批城内王三土豆经营部存在哄抬物价违法行为。经查，该经营部进价1.2元/斤的土豆，售价从1.4元/斤涨至2元/斤，最高进销差价率达66.66%。执法人员拟对其处以30万元罚款。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引发的风波仍未平息，在这关口，出现了更骇人的罚单，网友纷纷吐槽，比如，有的说：“这个有点过分了！作为消费者觉得这个价格还算合理。”还有的开启同情模式：“1.2元进价，坏的、残次的、水分流失的，土豆上的土，加上人工，2元良心价了。”

网友的这种心态颇堪玩味。无论吐槽还是同情，都是基于朴实的正义感，以及设身处地的代入感。因此，他们凭直觉认为这种罚款不近人情，逾越情理，过于严厉。

但要看到，这个罚款跟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相比，确有不同之处。卖芹菜的个体户是零售芹菜，即便存在农药超标，危害或不是太大。而这家经营部不是一般的个体户，而是较大的批发商，一旦哄抬物价，将扰乱市场秩序，影响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售价从1.4元/斤涨至2元/斤，单价看似不高，但一旦累计起来，涉案金额或许惊人。

最关键的是，这家批发商涨价的“时机”不对。当时，大庆市出现突如其来的疫情，城市主城区按下了“暂停键”。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必需的蔬菜一旦涨价，就会破坏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不利于稳定人心，最终拖累疫情防控。

众所周知，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把蔬菜、口罩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执法作为重点，严肃查处借疫情防控之机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一个案例是，2020年1月23日，北京市某大药房分店大幅抬高N95型口罩销售价格，被罚款300万元。犹记得那段时期，执法部门接连依法重罚一些哄抬物价的商家，不仅有力稳定了市场价格，更受到公众普遍赞同。

回到大庆这起案例，其“看点”不是罚款多少，而是该不该罚。大庆市市场监管局接受采访时，称是依法处罚，还表示处罚是合理的，并且这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依据。在疫情初期把价格控制住，百姓买菜才能便宜，不从源头来打击的话到中端、后端（价格）那不越涨越高吗？

有个细节是，黑龙江省此前发布司法公告要求，购销差价超过30%的由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哄抬物价行为依法行动，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罚。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0年2月1日发布的相关指导意见，经营者出现“经营者销售同品种商品，超过1月19日前（含当日）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情形，可以认定构成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由此看，大庆拟被罚的这家批发商，其最高进销差价率达66.66%，既超过了黑龙江规定的30%，也违背了市场监管总局的规定，被罚似乎并不冤。

既然如此，为何那么多网友共情乃至同情这家批发商？表面看起来，跟网友不了解详情有关，实则跟当前的经济环境有关，跟眼下市场主体的处境有关，正如此前国务院督查组相关人员所称，执法不能只讲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在维护好市场秩序的同时，也要为小微主体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尽管大庆这家被罚的批发商未必是小微主体，但不可能游离于大环境，也需要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旦罚得过重，翻不过身，恐怕也不利于稳定市场秩序。

进价1.2元的土豆卖2元，拟被罚30万元，注定引发热议。无论怎么看，都要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还关涉经济语境、社会空气以及世道人心。罚还是不罚，以及罚多少，都要遵循法律，在这一前提下，也要观照世情，抚慰人心，以期取得良好的执法效果。

（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周勇

文/熊丙奇

近日，博士刘本良在2018年参加《非你莫属》求职未果后，就职于美国冷核聚变研究所、年薪1.2亿美元的网络传言，引发关注。8月30日，刘本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前述传言属谣言。据刘本良介绍，出于生存压力，他选择参与求职节目《非你莫属》的录制，在求职未果后，他前往一家上市公司旗下的研究院工作，于2021年春季离职。近年来，其本人一直在北京进行自主研究，此前不曾、此后也没有，前往国外进行研究的计划。(8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

部分网友对这期《非你莫属》节目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台下的老板们“高高在上”，对刘本良表示出“不屑”，甚至质疑“博士是真的吗”；二是刘本良所说的致力于研究能源问题，希望能够找到“超级电池”，声称“未来，一块五号电池足以驱动一个家庭数十年之久”打动了不少网友。一些网友还把他比为“陈景润”，在专业领域是“天才”，就是其他能力比较低；并质疑这些不识才的老板们，埋没了一个“天才”。加之有人“爆料”称刘本良去了美国，年薪超1亿美金，有了很多难得的科研成果，更挑拨网友的情绪，直言“打脸”这些老板。还有人进而感慨，国内的学术研究环境，让“天才”也无用武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才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环境中，可能会有几个老板“不识才”，错过一位优秀人才，但一位优秀人才，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给其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人才，如果这一人才确实有创新能力，面向市场竞争的企业，不可能放着这样“高性价比人才”不用——刘本良的期望月薪只有5000元。在评价用人单位的用人，与人才的择业时，应该基于“双向选择、择优录用”，进行理性分析。不能把人才环境问题与个体问题混为一谈。

在节目中对刘本良提出质疑的几个老板，虽然只能代表这几个老板的意见，但他们的质疑意见也很正常，因为一个博士生，一心想搞科研，对薪资要求也不高，为何一直没有单位聘用他开展这一研究，而只有靠妻子和父母的资助？“选择的科研项目很难”，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是，除了这个理由外，这个科研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他本人是否真有开展这一科研的能力，更需要探讨。自认为可以搞出“划时代”“诺奖级”科研成果的人有很多，但正规的高校、科研机构基本都“瞧不上”，不是这些单位都不识才，而是并不符合基本的科研规律。

当前，社会存在唯学历、唯名校用人导向，舆论也呼吁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这不适用于刘博士，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博士，还是名校毕业，完全符合企事业单位招聘的“学历要求”。事实上，刘本良在毕业后，曾经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也是一个研究院，但不是研究能源的。他在这家公司“一边上班，一边琢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课题”，“做了一个小实验，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结果”，他就从公司离职了，在家专心做这个课题——就是节目上说的那个能源研究。在节目录完之后，他以前的同事知道后，跟老板打了个报告，他就又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2021年这个研究院解散了，他再次离职，离职后，一直在家继续做研究。

从以上过程可见，他搞能源研究，一直是自己在做，在公司上班时，是“业余”时间做，而辞职后，也是在家“单干”。平心而论，以这样的研究方式，要取得他所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可能。而他成为“新闻人物”后，也没有能源企业，或者投资方找到他，支持他这一研究，或许已经表明市场对他所说的研究的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刘本良被美国企业聘用，年薪上亿的传闻，从他上节目后一直就有。网友编造这样的传闻，主要目的或许是为了“打脸”节目和老板，质疑老板们高高在上，不重视科研人才，造成了人才流失。这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毋庸讳言，有的人才确实因为人才管理和评价体系不合理，不被重视，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而流失，但是，这难以用到这一事件的当事人身上，他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人才环境问题，更多是对自我的定位与职业发展规划问题。如果一心想做能源研究，不妨去能源企业应聘，或者寻求市场投资，看看投资者是否看好他的研究。

刘本良在接受采访时说：“有网友留言说，专心搞研究在国内不受待见。这个想法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人才，我这个样子只是自己的能力不行，选错了路而已，我个人的事跟社会没有关系。”这或许是他的真实想法，也希望他能对下一步发展，有更加务实理性的规划。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周勇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梓青 实习生 郭依璇

近日，一则“A级通缉令下电信网络诈骗在逃人员赏金仅4元”的新闻引起热议。据了解，发布该则悬赏通告的“人民赏金”为民间悬赏平台，4元赏金并非公安机关的正式悬赏金额。截至8月30日晚上，该名通缉犯在“人民赏金”的悬赏金额已达240元。

“4元悬赏通告”在网络热传后，有网友戏称：“这还不够付我去举报的地铁费呢。”部分网友错将“人民赏金”认作公安部门官方悬赏APP，对悬赏金额表示不解，“公安部有点抠门”。还有网友质疑私人平台悬赏通缉犯的行为：“一个搞众筹的悬赏APP，隔一段时间就买一个这样的广告，故意搞噱头。”众说纷纭中，“人民赏金”的创始人袁艳青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直面网络争议。

质疑与争议：是否涉嫌集资，悬赏奖金何处去？

据介绍，“人民赏金”创立于2016年，创始人袁艳青的本职工作与公检法均“挨不上边”。早在大学期间，袁艳青已开始尝试互联网创业，“后来我觉得商业化的没太大意思，就想做一个和政府有关的（项目）”。考虑到纸质通缉令在互联网时代“水土不服”，袁艳青最初的构想是做一个信息汇总平台，“后来发现，公安部门的赏金太低了，没多少钱，就想引入‘悬赏’功能。”

根据APP的用户充值须知所述，平台悬赏功能通过平台虚拟产品“泪滴”实现，一元可兑一泪滴，充值门槛为10颗泪滴。泪滴购买不属于众筹、捐赠，而是个人消费行为。“用泪滴的多少来衡量人们的愤怒和对受害者的同情。”袁艳青向记者解释。

但关于悬赏明细，袁艳青则讳莫如深，多次阐明不愿公开的立场：“我们不做这样的数据统计，也不愿意搜集任何用户的打赏信息，怕通缉犯打击报复，面对所有信息我们都要再三斟酌。”

至于单笔最高悬赏金额和总悬赏人次，他同样表示无法回答：“但是所有的悬赏金都可以开发票，每一笔钱我们都会纳税。”经查证，在平台官网的订单中心里有申请发票和打赏证书的入口。面对平台是否涉及非法集资的争议，袁艳青略显无奈：“我们不是非要（将悬赏的钱）放在公司账上，希望有第三方机构愿意监管或给我们托管资金。”

“人民赏金”创立六年间，还从未有人认领过赏金。对于资金的使用以及产生的利息归属，“人民赏金”如此解释：“产生的利息将全部用于因平台提供服务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平台运营费用、向有功人士赠与款项产生的银行或第三方支付通道费用、联系用户的通讯费用、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费用及其他平台因提供服务产生的合理费用。”

据袁艳青自述，他一直在“为爱发电”：“公司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个人投资，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我的爱好就是把有限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到这种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中来。”但是具体的投资和资金来源，袁艳青并没有透露。同时，他表示平台一直在进行公益捐赠。但关于具体捐赠细节，袁艳青不愿回答，“这个不继续说了，后面会公示的。”

此外，有关公司架构和内部人员的信息，袁艳青同样表示不便回答：“我们就应该神秘一点。”至于网友和用户对平台的不信任，他则回应称：“用户信就信，不信就算了，大数据时代，公司的任何信息都能查到。”

目前，“人民赏金”APP在各大应用商城均无法搜索到，“他们都把我们拉黑屏蔽了，没给我们任何理由，就不准上架。”袁艳青说。

诉求与呼吁：探索公众悬赏的可能性

“我们平台也不想出名，我们就想让我们呼吁的东西进入公众视野。搞垮平台、搞垮个人有什么意思？我们关了他们去哪找通缉犯信息？”袁艳青向记者介绍称，不少人通过从“人民赏金”获取信息，向公安机关成功举报了多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但对于举报人数如何统计以及具体人员信息，袁艳青未予以回应。

“我们希望等这一波流量冷静下来以后，大家能坐下来想一想我们填补了什么空白，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袁艳青想借“人民赏金”这一平台，呼吁实行公众赏金制度，即在公安机关的公开通缉行动中，推行以国家赏金为主、民间赏金为辅的悬赏形式。

袁艳青期望看到公安部门推出功能更齐全、更具权威性的悬赏平台，但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和担忧：“国家平台不可能建立（“人民赏金”）这样的打赏生态，只能汇总信息。”而这与他试图呼吁建立公众赏金制度的初衷是相悖的。然而，“人民赏金”的探索难言成功，平台成立六年来还没有人领取过赏金。

“人民赏金”曾尝试剖析用户悬赏的心理：“一部分人可能是好奇，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还有一部分人就纯粹出于正义心理或对受害者的怜悯同情。”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袁艳青都想借此强调用户参与悬赏的正面意义和向公众开放悬赏渠道的必要性。

六年来，虽未曾有人前来领取过一笔赏金，又面临诸多争议，但袁艳青仍觉满足，笑称：“本是个普通百姓，却天天操着国家的心。”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朱昌俊

办证、检测、现场评审都要收钱，并且要求企业请吃饭、送红包……近日，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江苏省兴化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不仅干扰企业生产经营，也给企业造成沉重负担。

以代办为名索要费用，通过第三方收取费用，要求企业请吃送红包……督查组发现，今年2月，某塑料制品企业到兴化市投资办厂，4个月内，便遭遇了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吃拿卡要5次，甚至连“500元报销路费”都不放过，涉及金额达2.1万余元。这般随随便便找个理由，就向企业“乱伸手”的做派，实在过于“吃相难看”。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现象在当地绝非个例，而是有着相当的普遍性。比如，有企业负责人直言，“执法部门三天两头来厂里检查，连门口放个孩子的玩具都被记录说不规范。想在这里办企业，就要先认识有关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认识就得送东西，不送就搞不下去”；还有的企业有苦难言：“兴化市各个执法部门没事就来厂里查一查，吃拿卡要是常态。我们还必须找执法人员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做检测，每年检测4次要花1万元左右，想在这里开厂不按他们的来不行”……

如此几近“雁过拔毛”的霸道作风，发生在当前全国上下推进为企业减负的大背景下，尤为让人惊诧与愤慨。它也真实地提醒监管部门，千万别低估了一些地方在改作风、优化营商环境上的真实效果。如此持续数年的向企业“乱伸手”的荒唐做法，居然要靠国务院督查组来揭开盖子，这里面所展示的地方治理上的“失灵”，同样值得深思。正常情况下，企业遭遇吃拿卡要，本该可以通过明确的渠道进行反映，然后得到及时的纠偏。但当地“办企业先送东西”成为常态，在长时间内被听之任之，显然不能只归咎于个别工作人员的利欲熏心。只有真正激活地方的治理效力，才能确保及时对乱象加以制止，避免形成破窗效应。

在当前背景下，一些地方部门向企业“乱伸手”，且无法得到有效纠偏，其背后是否对应着一种“罚款创收”思维的抬头，更值得严肃审视。事实上，去年底，国务院就通报了“河北省霸州市出现大面积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的典型案例。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严格禁止以罚款进行创收。这几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压力也相应加大，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以更大力度，避免一些地方部门打企业的主意，遏制向企业“乱伸手”的冲动。要知道，不管是以何种名义对企业吃拿卡要、乱收费，还是找各种理由对企业罚款，本质上都涉嫌权力的滥用，都是对企业的“霸凌”，不仅将给企业增负，也是对地方营商环境的直接破坏。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越是增大，越应该注重为企业减负。最近，国务院督查组分赴全国多地开展实地督查，一个重点督查的方向就是“稳增长、稳市场主体、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落实情况，这无疑释放了直接信号。地方财政压力要得到缓解，归根结底要靠市场的繁荣和企业的正常发展。如果违背这一规律，不顾企业死活“薅羊毛”，无异于是竭泽而渔，只能透支一个地方的未来，也伤害稳经济大盘的根基。

这一典型案例的通报，提醒更多地方举一反三，加大对各类伸向企业的“黑手”的查处力度。同时，畅通各类监督、举报渠道，让企业拥有可信赖的“求助”路径。唯有双管齐下，企业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环境，实现轻装上阵，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财力充实也才能有源头活水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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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志疆

“当你感觉自己不受重视，没人在乎的时候看看这个——谢谢你，欧阳志鹏。”近日，一张图片在网络上热传，作为被A级通缉令通缉的欧阳志鹏，他却只有4元的赏金，有网友调侃称，“太惨了，这才是真正的无人在意。”

因为赏金只有4元，这份“史上最低价悬赏”的通缉令爆红网络，有人对此付之一笑，还有人戏谑：“‘轻’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极具话题效果，但对于A级通缉令来说，4元赏金本身就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份通缉令来自公安部6月9日发布的A级通缉令，公安部并未注明悬赏金额。中国警察网资料显示，我国A级通缉令的悬赏金额不少于5万元。换句话说，“4元赏金”并非出自官方渠道。

事实也正是如此。4元赏金出自一款名叫“人民赏金”的APP，该APP背后是一家个人公司。“人民赏金”APP简介显示，该APP将公开的通缉令进行归纳、分类，网友通过该APP打赏，赏金用于奖励给公安认定的对抓捕有贡献的人及执行抓捕的一线公安。

乍一看，这是一个“众筹”追逃的公益性APP，但其运营逻辑却并非如此——“人民赏金”的充值协议称，网友购买打赏所用的“泪滴”不属于众筹、捐赠等行为，而是属于个人消费行为。在意外走红之后，“人民赏金”发布“官方声明”，除了顺势对APP进行推介之外，“官方声明”特别强调：渴望能够与本软件相关的公益组织和投资机构或个人取得合作，共同进步。将网友打赏定义为“个人消费”，不遗余力地寻求商业合作，“人民赏金”到底意欲何为？

根据简介，APP内的赏金分为政府悬赏和网友打赏两部分。目前，该平台赏金现已经超过8166万元。关于赏金构成，运营主体负责人讳莫如深，表示“能说的很少”。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这两天好多人在问这个，包括我们公司内部成员结构、赏金情况，还有人要我们公开打赏明细，那怎么可能？可能会（遭到通缉犯）报复。所以我们严格控制这一块，系统也不留存任何信息。”

虽然，以人民的名义收取赏金，但“人民赏金”却既没有公开的数据，也缺少有效的监督，由此不免令人望而生疑。更令人吃惊的是，“人民赏金”APP在各大应用商店几乎都搜不到，只有官网可供下载。早在2020年，“人民赏金”APP就因错漏百出遭受群嘲，开发者当时表示，该项目“一是想获得官方认可，二是想争取投资人，但都没有成功”。时间过去了2年，“人民赏金”不仅仍未实现上述目标，甚至连正规的应用市场都没有进去。

由是观之，“人民赏金”不过是一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个人APP，尽管打着“正义凛然”的旗号，其所追求的不过是流量效应和经济利益。诚如法律界人士所说，该平台可能涉嫌侵犯犯罪嫌疑人个人信息权，也可能涉嫌集资诈骗。不过，这些显然都是后话，就目前来看，“人民赏金”到底能走多远，着实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此事而言，个人开发APP到底需要遵守怎样的商业伦理和行为底线，显然更值得关注。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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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彭继业

文/盘和林

近日，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科技部又公布了《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发布了人工智能十大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农场、智能港口、智能矿山、智能工厂、智慧家居、智能教育、自动驾驶、智能诊疗、智慧法院、智能供应链。人工智能和应用融合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

为何要通过政策面推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发展，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

其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依托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被公认为驱动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力，是未来提升人类物质世界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方式，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式和其他传统科学技术并不相同，近20年来，人工智能是依托于机器学习算法而普及。人工智能通过“吃数据”（通过算法进行数据训练）的方式来提升智能水平。互联网和物联网虽然能够产生大量数据，但这些数据由于本身的异构性、复杂性，往往很难被特定人工智能所使用，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先有应用，然后通过应用回收数据，利用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提升智能水平。人工智能的发展土壤本身就不在实验室，而在于实际的应用当中。可以说，没有实际应用，就无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发展。

其二、人工智能和实体产业结合，能够解决实体产业的难点痛点，并提供产业优化的数智化方案，推动产业数智化转型。人工智能是一种实际的应用技术，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思路，人工智能能够解决现实产业实践过程中的难点痛点。但传统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的时候，往往缺少思路。此时，通过应用试点的方式，能够起到示范性作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出一些较为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方案。

其三、人工智能和产业结合，可以打造新产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以拓宽实体企业经营思路。比如，人工智能和家居结合的智慧家居，就为家居产品提供了很多附加功能，智能门锁、智能语音控制、扫地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拉动了新的需求。人工智能不仅对实体企业有存量上的优化，更是通过创新来缔造经济增量。

其四、将有限的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定向投放到示范应用当中，集中力量寻求突破。人工智能的高端人才是有限的，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广阔，行业分得非常细——同样是视觉神经网络，可以应用在自动驾驶，可以在工厂质检，也可以在管道运维，也可以在监控视频抓取，也可以结合MR技术实现虚拟应用。所以，应用试点也是为了防止资源过度分散，以集中的资源来形成几个整体化的人工智能应用集成，将人工智能企业的单点技术突破融合为整体解决方案，从而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实用性。

其五、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弱人工智能实现应用，融入具体的场景当中，提升了人工智能的实际使用率，同时，在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回收数据，以数据强化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推动人工智能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变。当实现强人工智能，再将强化的人工智能应用到其他领域，扩大应用范围。继而，再从相关应用中回收数据，实现人工智能应用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应用推动应用普及，应用普及产生智能水平提升所必须的数据，数据强化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再推动新应用的普及。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反馈循环，形成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生态。

综上，诸多关于人工智能应用的文件发布，说明我国管理层已经找到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现实路径。政策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和普及，在此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将强化制度供给和配套硬件基础设施的供给，另一方面将以实际应用的示范效应，来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最终实现提升生产力水平的目标。

当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算法层面，当前，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理念下，新算法模型不断涌现，需要研发更加高效的算法，来助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基础设施主要体现在算力层面，当前东数西算、云网融合、双千兆等数字基建推进，都为我国人工智能应用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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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赵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