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伍里川

近日，河南濮阳濮上实验学校以“80人一个宿舍”声名远扬。网络视频显示：该校开学第一天，家长送学生去宿舍时发现，宿舍在一个仓库内，放置了80张床，因为刚刚建好，里面的味道很大、很潮湿，房顶是用铁皮瓦弄的。宿舍门上玻璃还没有安装完，床架子上的油漆没有干透，还粘手，厕所蹲坑只有17个……这个糟糕的住宿环境，明显缺乏居住舒适感，且安全隐患多多，让人完全无法接受。

当地一位知情人告诉媒体记者，该校近几年名声挺好的，升学率挺高的，今年秋季招生招多了，学校就安排初三学生住在80人的宿舍里面。学校新招的初一、初二学生住的宿舍都是8人间、独立卫浴，安排住80人宿舍的是初三学生。

9月7日，媒体记者从河南省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获悉，当地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9月6日下午已把八、九年级的学生妥善安置到了学校8人间宿舍。9月6日晚，经开区就七年级新入学学生住宿安置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在征求家长意见后，综合采取如下措施：现有校区尽快启动建设宿舍楼，在环保、消防等检测过关和家长满意后，再安排学生回迁入住。学生住宿过渡安置，不同意过渡安置的学生可以自行到学校退费，自主择学；启动问责机制，对因学生住宿造成不良影响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舆情发酵后，当地迅速行动，致力于解决具体难题，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下所采取的方案，基本可谓过渡性方案、折中方案，也和群众的预期相差甚多。例如，过渡时期，让一部分学生住到学校在校外租用的房屋中。校外租房和校内住宿，其安全性和便利性有很大不同，但孩子已读到初三了，要临时转学，显然不现实，许多家长或许也只能无奈接受。

尽管一个宿舍到底该住多少人并无统一规定，但一个宿舍8人以下居住，已经成为国内普遍实行的规制。一些地方也制定了中小学校学生宿舍设计规范加以明确。把80名学生“装”进一间宿舍，就算这间宿舍比常规的宿舍面积大上许多，那也拥挤不堪，何况这种没有宿舍拿仓库来凑、基础设施糊弄了之的做法，有“摆烂”之嫌。

不知道情况的，还以为遇上了“黑学校”，但这所学校还真的是正经八百的学校。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濮上实验学校2020年9月在濮阳挂牌成立，主要进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该校在当地群众中有“最贵学校”之称，视频中，有家长称一年学费两万多。按理说，该校的“规格”是很高的，何以宿舍如此粗陋？“秋季大量扩招”当然是直接因素。

学校见好就“扩”，是普遍现象，私立学校尤其如此。但学校再怎么想扩，也不能由着性子来，其一，扩招得按教育部门制定的规矩来；其二，扩招后，教学质量、办学条件不能下降。但现实中，由于追逐利益，导致扩招乱象频频出现，学校宿舍乱象，不过是其中一种。

宿舍严重超员，严重损害学生利益，也有违教育公平。当地承诺问责，这是必须的，但不知将要问谁的责？

校方在扩招问题上乱摊大饼导致宿舍供求失序，这个责不可免。然而，该校宿舍存在这么大的问题，有关部门居然毫无察觉，若不是家长发出怨声，怕是至今无从揭破真相。仓库“顶替”宿舍、床架油漆未干、严重超员……这样的住宿条件本来是无法通过验收的，但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新学期的“标配”，有关部门的失察、失管，令人错愕，板子不可不打。

2016年，亦有网友公开反映，廊坊市育人学校东校区初一年级32人挤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屋内拥挤不堪，床挨床，还是上下铺。廊坊市教育局回应称，已督促该校按照中小学校学生宿舍设计规范要求进行整改，加大办学投入，改善住宿条件。此类事件，解决路径多为学生家长投诉继而有关部门介入，这种被动监管的表现令人担忧。

打板子不是目的。今后，如何加强监管部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全程关切中小学校宿舍情况，防止出现严重超员问题，着实费思量！（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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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何绮云

文/熊丙奇

657个，这是截至2022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两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的总数，而更多的虚拟教研室还在陆续涌现。8月2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伤寒论粤港澳多学科融合虚拟教研室成立。全国性的虚拟教研室数量可观，区域性的虚拟教研室也不遑多让。建设得热火朝天的虚拟教研室究竟是什么？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虚拟教研室如何化“虚”为“实”，落地生根？(科技日报9月6日)

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2021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关于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建设一批类型多样、动态开放的虚拟教研室，建强基层教学组织，引导教师回归教学、热爱教学、研究教学，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虚拟教研室，形象点说，就是拉课程群。全国性虚拟教研室，就是把全国各高校这一课程的老师拉进一个群里，由资深的教授担任“群主”，通过文字、语音、视频、专题讨论、直播等不同方式，交流上好这一门课的经验，共享教学资源。毫无疑问，如果这个课程群十分活跃，群里的教师围绕如何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充分交流，便有望整体提高这门课的教学水平。对于刚走上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来说，“入群”将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

但是，这是对虚拟课程群的理想期待。就如生活中的微信群一样，一个群要做到长期活跃，不但需要“群主”给力，也需要群员积极发言。虚拟教研室本质上是工作群，要让工作群人气旺，首先必须解决教师参与虚拟教研室工作的内驱力问题。即教师要有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内在需求，进而希望通过虚拟教研室提升自己。

虚拟教研室的建设，是由一所学校为主导的，这既有好处，又有弊端。好处是，由具体学校作为“群主单位”，责任比较明确，“群主单位”会整体规划虚拟教研室活动。而弊端则是，其他学校教师的参与积极性可能并不高。这涉及根本的“利益问题”，建好虚拟教研室，最终是谁的功劳?这样的问题貌似上不了台面，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跨校合作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建设虚拟教研室，具体牵头单位，是把这作为本校的荣誉的，如不少高校报道“我校再获国家级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我校三个虚拟教研室入选国家虚拟教研室建设”等。

“重入选，轻建设”，把入选作为建设成就，这是我国高校对待建设项目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设虚拟教研室，必须克服这一问题，否则，虚拟教研室的群好拉，工作却不一定好开展。建设虚拟教研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学，这也就需要进一步解决一个问题：如果教师并不重视对教育教学的投入怎么办?

虚拟教研室的虚拟性质，决定了教师参加虚拟教研室的活动，更多出于教育荣誉感，有提升自己教育教学能力的内驱力。而这恰恰是当前高校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由于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把发表论文、申请课题、申请专利等学术研究指标作为最重要指标，而参与本科教学，大多只是工作量的要求，因此，不少高校教师并不愿意在教学中投入太多时间，进行教学研究、创新。有的教师甚至认为这样“吃力不讨好”，一方面影响自己开展学术研究，获得可以晋升、评审职称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则因为对学生严格要求，反而不受学生待见，在考研、就业等压力下，有的学生并不重视非考研科目的学习，如果教师要求严格，学生还认为是为难他们。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对教育教学的重视问题。每所高校，都必须把人才培养作为第一要务，要求所有教授必须给本科学生上课，并重视对教学过程的评价，以此引导教师把精力用到教育教学中，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严把教学质量关。在这样的办学环境中，教师也才会高度重视可提升自身教学能力的教学研究活动，热爱教学，研究教学，虚拟教研室才会实起来。（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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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周勇

文/唐伟

9月5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监督检查活动，共检查餐饮服务单位2567户。其中，通州区、大兴区市场监管局共查处11起使用假健康证的违法行为，11家涉嫌违法的餐饮服务单位被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37名持有使用假证的人员被公安部门行政拘留。（9月6日《北京青年报》）

健康证是餐饮食品行业从业人员从业的“门禁卡”，没有健康证明就无法从事有关岗位的工作。《食品安全法》规定“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由此不难看出，身体健康并合法取得相应的健康证明是一项法定责任，因此健康证的合法性则极其关键。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餐饮单位和从业人员不通过正常程序取得健康证，而是采取非法渠道和手段获得假健康证。在此次专项整治中，11家单位37人使用假健康证，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这些商家和个人无视法律责任和公共安全，采取使用假证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记者发现，一张简单P图制作而成的健康证截图，仅需要20元-40元，且卖家称保证通过审核。此类做法一度成为外卖行业的潜规则，并以黑灰产业的形态持续存在。之所以如此，其间有多重原因，比如时下没有统一的健康证标准，制作假证较为容易也很难辨别真伪；最关键的是由于此类行为涉及面较宽，法律处罚往往难以到位，责权利未有机统一，法律后果和风险未及时变现，由此也让部分单位和从业人员失去了最基本的敬畏。

这就需要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做好预防。在预防上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注重以案说法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使行业、企业和从业人员懂法律、守底线、知敬畏。同时，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健康证标准，实现全国联网和可追根溯源，让假证无处遁形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侥幸心理，堵死制作和使用假证的空间。在这方面，可参照学籍和文凭管理的成功经验，在堵漏洞的同时，也能给健康证的全国通用带来极大便利。

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参与和监督，用好和激活有奖举报等制度，形成共建共管共治的治理体系，让使用假健康证的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朱晓明

文/何勇海

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和电商平台，线上图书售卖更为方便快捷，但与此同时，盗版图书也在电商平台上横行，严重挤压正版图书的市场，影响作者创作积极性，阻碍我国的文化发展和创新。而且，盗版图书印制质量差、内容错误多，会对读者获取知识产生困扰，甚至采用有害材料，严重危害读者身心健康。电商平台上的盗版图书，已经形成了“产供销”灰色产业链。（9月6日《法治日报》）

治理电商平台的盗版图书，任务艰巨。一方面，相比于传统盗版图书售卖，电商平台销售盗版图书，具有交易隐蔽性强的特点——商家在某个平台发布信息引流，而交易却是在另外的平台进行，判断图书是否盗版，则主要依靠商品描述、卖家声明和解释等信息，无法事先进行全面有效的判断，再加上真假混卖等，使得销售盗版图书的证据不易确定。

另一方面，贩卖盗版图书销售广、数量多、利润高，某些电商容易受到诱惑而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即使发现盗版图书，想要将其成功“剿灭”并不容易，因为电商平台的盗版书商以个体形式大量存在，即使查封了一家店铺，另一家店铺又会在平台出现，或同一店铺在其他平台换个面目出现，通常损失也不是很大。这就使得维权者不得不陷入“打地鼠游戏”的怪圈，这里打一下，那里又冒了出来，更使得这一行业顽疾难以得到根治。

要斩断这个“产供销”灰色利益链必须下猛药。相关部门既要严厉打击线下盗版，也要打击线上盗版，及时完善电商图书版权保护的政策措施；要在监管者、权利人、出版社、消费者、电商平台、行业组织间，建立并完善盗版图书治理的联动协作机制；在各平台和图书流通渠道间建立并完善白名单、黑名单等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建立联合行动、共同惩戒的治理机制，建立互联互通的快速维权绿色通道。

在多元共治、线上与线下共治之下，要抓住电商平台这个“牛鼻子”，相关部门应强化对平台的依法监管，倒逼其依法担责，尽可能多地采取一些自治措施，并主动探索电商图书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以落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不给盗版图书提供生存空间。对于存在依赖被动投诉、盗版图书鉴定效率低、对经营盗版的商家信息披露有限、投诉处理率低等问题的平台，应出重拳倒逼其肩负起应尽的法律责任。

而各平台则要加强源头控制，对入驻的图书销售商进行严格审核，与出版商建立沟通协作机制，一经发现平台内有盗版，立马联系出版商共同查处；应建立严格的自查与督查机制，不定期进行图书自查，还要接受读者的督查，以最大程度保障图书的正版化；甚至有必要与正版图书权利人加强合作，加强优质图书的引进力度；建立盗版图书、违规商家等数据库、黑白名单，为行业建构统一、协调、综合的治理机制打下基础。

打击盗版图书，平台越大责任越大。如果沦为盗版侵权的放纵者，平台再大，也会失去用户，失去未来。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彭继业

文/王石川

9月5日，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据报道，四川一幼儿园监控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休，老师们正在吃饭。感知到地震的瞬间，老师们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和迟疑，扔下碗筷狂奔向正在午休的孩子，带领270名孩子有序撤离至空旷地。

“最美逆行者！”无数网友向这些老师由衷致敬。据了解，在地震发生时，四川很多家幼儿园的老师都勇敢逆行，这一现象让人暖心。

9月6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表示，在这次地震中，老师们临危不乱，迅速有序转移学生，守护学生生命安全，为他们点赞。每位悉心呵护学生的老师都配得上赞誉，为他们点赞，也要褒奖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激励。

也有网友说，地震来袭时，老师保护孩子成了本能，令人动容。这确实是一种本能，就像父母在地震来临时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如果仅仅归结为本能，则过于简单。除了本能，还有责任。

需要提及的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规定，教师的一项责任就是“保护学生安全”。尽管该规范针对的是中小学教师，但幼儿园教师也有责任爱护、保护好孩子。“教育是爱的事业，教师是爱的化身。”奋不顾身保护孩子的场景，让人读懂了何谓爱与责任。

逆行护生，除了爱与责任，也与日常培训有关。有个细节是，这家幼儿园每个月都有一次地震应急演练。据报道，当天地震发生后，学校教职员工按照平时的地震演练要求，教师迅速引导学生按照指定路线有序、安全地从教室撤离到教室外安全地带。在安全撤离后，教师还通过讲故事、组织小游戏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了心理疏导。除了地震演练，还有心理疏导，这说明该园在应对地震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安排，真正彰显了以人为本。

另据了解，汶川地震之后，四川很多学校都进行了常态化的抗震演练，也正因为这种演练实打实，我们才能看到，在一次次教科书式的避险中，老师临危不惧，应对有力，而不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

事实上，组织应急演练早就写入法律。比如，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进行地震应急知识教育，组织开展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此外，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在这种背景中，学校组织地震应急演练是应有之义。

但遗憾的是，面对国家的要求和法律的规定，一些学校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并没有真正做好应急救援演练。四川的学校能够坚持不懈做好各项演练工作，其他地方的学校也应积极作为，落实各项要求，不能吃一堑才长一智。

为四川相关幼儿园老师的崇高师德点赞，但不能流于空洞赞美。在点赞的同时，要思考他们为何能够做得如此到位，还要思考如何让这种演练在其他地方也不折不扣地推行。有了健全的制度设计，充沛的责任意识，也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各方面都落实好，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们的安全。（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朱晓明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9月5日12时52分，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震中泸定县磨西镇受到强烈冲击，下辖1个社区和7个行政村均存在电力中断、道路堵塞、物资短缺等情况，据相关报道，自昨日起，已有多方力量投入救援工作中。

磨西镇柏秧坪村支部书记刘继康向记者介绍：“村里农房倒得多，但伤亡情况不大，现在没有水也没有电，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难题。”因为道路中断，目前柏秧坪村里约有500人被困住，但吃住方面还能勉强维持，刘继康解释，有救援力量通过飞机空投，投放帐篷、方便面、牛奶、矿泉水等物资。

由于道路堵塞，造成救援困难，飞机空投一时半会儿难以兼顾磨西镇所有村庄。面对有限的物资，磨西镇共和村三组的村民张先生有些紧张：“现在是物资运不进来，要救援也救不出去。”

据张先生回忆，昨日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地里掰玉米：“震感最强烈的时候只有几秒钟，什么感觉都来不及，一下子人就摔倒在地，爬起来的时候看到房屋都倒塌了，家里的屋子也变形得厉害，已经不能住了。”房屋成了危房，也缺少帐篷，张先生和几百名村民昨夜在路边坐了一晚上，几乎彻夜未眠，而后打起精神把各家的物资都集中起来，煮几锅稀饭分着吃，“今天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就是没有水比较恼火。”张先生忧愁道。

磨西镇地处高山河谷地段，据相关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山体断裂滑坡、山石滚落等情况明显，因此除了物资问题，磨西镇共和村二组的小石（化名）还在忧愁另一件事：“最怕的就是明后天可能要下雨，震后山体滑坡特别严重，很担心会引发泥石流。”

小石介绍，他是湖北武汉人，目前整个共和村约有一千人，除了村民外，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的“外来者”。甘孜州著名景点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就在磨西镇内，每年吸引大批游客观赏，村中山上皆散落着大小不一的民宿酒店，小石开的民宿就是其一。“因为成都有疫情，我们这段时间刚好没有接客，地震来临时我刚吃完饭，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当时整个人都蒙了，下意识就往外跑，摔了好几跤才跑出去，也就十秒钟不到。”提起来，小石仍心有余悸：“整个房子基本都裂开了，跑出来就看到山体滑坡了，塌陷严重。”

地震后，磨西镇通往共和村的唯一一座桥断裂，救援力量无法短时间内快速到底，村民们开始自发集结自救。“这边都是山，有落差，没有特别大的平第，我们二组几百个人就分散成几个点。”小石说：“村里做红白喜事的（村民）那儿刚好有帐篷，还有一些炊具，各家平时也都有种点东西，凑起来煮饭吃，昨晚就拿被子在帐篷里将就了一晚上。”

9月6日下午16时，在震中泸定县磨西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此次地震共造成66人遇难，其中甘孜州遇难38人，据共和村村民介绍，村里大概有三人在地震中不幸去世：“他们都是住在山上的，地震来的时候刚好在家里，房子撑不住倒塌了，就被砸中了，还有两三个人也受伤了。”

据悉，今早已有直升飞机降落共和村，接走重伤者，顺带投放了一点物资。“但飞机能投放的物资也有限，我们分下来一人一包泡面一个饼干，可能还有的没分到。”小石说道，“我们这个点老人小孩还比较多，大家将东西凑在一起，现在还能勉强维持个几天，但大家都说米不太多了。”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王隽杰

文/王琳

伪装未成年人套取福利后，再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要求退款，部分直播平台和视频平台的这一乱象再度被媒体关注，并引发讨论。昨日《法治日报》一篇调查报道称，不少主播宣称自己收到过未成年人的退款申请，涉及金额从几元至十几万元不等。

这些未成年人退款背后，有些是成年人为了套取主播福利，伪装成未成年人的恶意退款，再把主播送出的礼物转手卖出谋利。还有一部分人盯上了未成年人退款的“商机”，表面上提供协助未成年人退款服务，暗地里却以“资料费”“预付款”等借口骗取钱财。有业内人士则发出了“谨防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被利用成灰产”的担忧。

作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有法可依，有理可述，有案可循。在民事法律关系中，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购买支付行为，在未得到其家长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购买支付行为无效，经营者应当依法返还价款。

今年5月，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其中“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被列为整治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失范的重要内容。为贯彻落实《民法典》相关规定，最高法院多次就网络打赏、网络游戏退款纠纷发布典型案例，强化未成年人大额网络消费退款机制在个案中的准确适用。为合规经营并响应政策号召，同时也为避免出现过多退款纠纷，各平台纷纷就未成年人打赏现象进行技术拦截和程序约束，实名制、身份审核机制、关闭未成年用户打赏/支付功能等等举措，皆得到广泛运用。

既有法律，又有政策，也不乏案例，还有技术支持，未成年人打赏现象理当得到遏制，事实上大部分也得到了遏制。但在一些平台，仍存在用户主体混乱，身份审核不严，退款标准不一等不规范情形，从而给了所谓“未成年人退款灰产”以可乘之机。比如，有平台用户在直播打赏中不需要实名认证，只要向账户充值就可以送出赏金，事后却可以实名认证为未成年人并以此身份申请退款。还有成年用户假借未成年人身份信息，骗取退款。

从媒体的调查和网友的曝料来看，“未成年人退款灰产”的所有方式方法，均指向这些平台存在对用户身份审核不严的问题。依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直播平台应当要求用户实名注册。基于现有的人脸识别等技术，即便不能百分之百识别未成年用户，也能识别绝大多数用户。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如未成年人利用成年人身份信息或其他技术手段，骗过平台的人脸识别认证；又或是未成年人诱导爷爷奶奶等长辈注册，并实际使用该成年人账号。

成年用户假借未成年人身份信息骗取退款，根据涉案金额的多少和具体的行为、情节及危害后果等，可能涉及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责任。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只要强化监管、严格执法，这样的个案只会成为个案。

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引导和监管孩子正确上网、合理花销是法定责任。家长应保管好自己的手机、账号和网络支付工具，以避免被未成年的孩子偷偷使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本不包含对成年用户的打赏，这是对无过错的主播合法权益的保护。

上面的特殊个例其实无须过度担心，其规模也不可能达到“灰产”的程度。真正让人忧虑的，是平台本身有无壮士断腕的决心，与未成年用户挥别——尤其是对那些本就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用户和消费群体的平台来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身份审核漏洞频现的原因也许根本不在技术，而在平台的意愿。哪怕注册时无法拦截一些未成年用户，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和AI分析，根据用户的行为特征来判定他的身份和年龄，并及时进行二次校验。完善身份核验，提高用户门槛，落实后台实名，禁用未成年人账户打赏功能，强化未成年用户上网规范指引等，足以终结“未成年人退款灰产”。现有监管措施都真正落地、到位了，哪怕有几例引发争议的“未成年人打赏退款”个案，也掀不起多大浪花来。（作者是法律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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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文/毛建国

临近中秋，“纸螃蟹”热卖。受高温影响，今年螃蟹很有可能减产，很多人担心拿着螃蟹礼券兑不到货。媒体调查发现，很多商家的螃蟹礼券，不仅优惠幅度更大，而且从过去的三年有限期改成了今年的无限期，其理由是“打消消费者的顾虑”。（9月5日《扬州日报》）

乍听起来，这个理由还是站得住脚的。消费者不是担心今年螃蟹减产，到时兑不到货吗？那就推出无限期礼券，今年兑不到可以明年兑，明年兑不到可以后年兑，这样总没有后顾之忧了吧。问题的关键是，礼券无限期，可谁能保证售卖礼券的商家，会无限期存在呢？

“纸螃蟹”的出现，不是一年两年了。销售模式的创新，好处当然数得出：商家吃到了最大的“创新蛋糕”，可以减轻销售压力，减少资金积压，还可以根据预售情况精准组织销售；而养殖户可以据此更好地指导生产、扩大销售，消费者随兑随吃也方便。但是，近年来“纸螃蟹”慢慢有些变味。每年，都会有消费者发出疑问，很多疑问都是坐实了的问题。

从往年经验来看，虽然手里拿着蟹券，但要想吃到、吃好，不是一件容易事。每年都有消费者反映，真要兑现的时候，总发现商家推三阻四，很难及时拿到货。商家会打太极，发货始终在路上，有的干脆玩上了“水上漂”，人都不见了。消费者好不容易拿到货，却发现好的变次的，大的变小的，母的变公的，根本不是想象中一回事。有的消费者自认倒霉，有的较真去找商家，得到的是各种搪塞，乃至置之不理。去年，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螃蟹礼券兑换难等投诉发布的“双节”消费提示称，尤其要注意防范“螃蟹券”套路。

媒体曾经报道过“纸螃蟹”背后的“生意经”，一些商家根本没有基地，也没有准备组织货源，就开始大肆印制礼券。一张礼券，面值500元，商家以400元价格“批发”，营销售人员再以500元价格对外出售。没法兑现怎么办？很简单，消费者是会遗忘的，兑换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忘记。仅仅是“遗忘的收益”，就让不少商家赚得盆满钵满了。市场上还存在回收礼券。营销人员一边以500元价格销售，一边再以250元价格回收，然后再以300元的价格返卖给商家。印制、销售、回收、转卖，一条龙下来，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在一只螃蟹都没进没卖的情况下，某些商家和营销人员获利不菲。

这样的“纸螃蟹”脱实就虚，已经有了证券化的倾向。一路空转，问题积淀了下来。不少蟹农根据订单生产，会带来严重的误判。许多消费者拿着螃蟹券，可连螃蟹的腥气都闻不到。

往年有限期三年，今年变成了无限期，真是为消费者着想，还是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有律师认为，“纸螃蟹”属于预售券，而无限期券比有限期券的风险还要大，建议将此类非一次性兑换螃蟹的预售券纳入到类似预付卡管理办法的监管体系中去。一年又一年，“纸螃蟹”还要带着疑问爬多久？是该捆上监管的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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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何绮云

文/朱昌俊

共享单车过度投放，或是长期乱停乱放，有可能被监管部门拉走扣留，这个做法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目前“扣车”在一些地方已发展为专门的产业链。日前有媒体报道，为了遏制车企过度投放，上海部分区域通过第三方力量，将违规超额投放和没有摆放在停车区内的共享单车收走，从而督促车企有序投放，并落实运维力量。但乱象也出现了，这些第三方企业大多自负盈亏，其中一些逐渐自行摸索出以收取共享单车、电单车赎车费获利的商业模式，有共享单车企业每年因此付出的取车成本超过1亿元 。

这可以说是共享单车行业的老现象所引出的新问题。对监管部门而言，车企超标投放，后端运维又跟不上，最终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加剧，这在管理上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那么，组织第三方对超标投放的车辆予以“清理”，然后要求共享单车平台拿钱赎回，以此倒逼平台更加注重投放和停放管理，这在理论上似乎的确形成了一个治理闭环。

但“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无比骨感”。媒体调查发现，第三方扣车公司为了最大限度收取“赎车费”，往往对于停放规范的车辆也予以扣留，并公开声称“我们也不能白来”。甚至出现了对各家车企平均分配扣留任务的荒唐现象。由于这背后衍生出的巨大利益，有报道称，近两年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上千家扣车公司，光是上海部分区域全年扣车峰值就达到上百万辆。据此不难看出，名义上是为倒逼车企规范投放的“扣车”管理模式，已经成了第三方公司的“生财之道”。

不夸张地说，“扣车”产业链，实质是盘踞在共享单车行业中的“寄生虫”。原本善意的治理初衷，为何会异化成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里面存在着治理目的和手段相互割裂的问题。对监管部门来说，“扣车”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倒逼车企更“守规矩”，但对于第三方扣车公司而言，目的却是盈利。于是，为了获利最大化，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多扣车、多收费。很现实地说，在扣车企业眼中，乱停乱放现象越突出，越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哪怕是规范停放的车辆也可能照样被“扣”。

应该说，这种矛盾的治理模式，在很多领域都存在。其背后除了监管部门的考虑欠周，是否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逐利性思维，也是值得深思的。人们会问，第三方“扣车”企业到底是如何挑选出来的？数以亿元计的“赎车费”最终流向了何处？这种外包式扣车管理，是否“执罚”模式的变种？监管部门看似未直接参与“扣车”，但失范的“扣车”过程伴随如此巨大的利益，却不见监管部门及时出手规范，这难免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共享单车的过度投放及乱停乱放现象，的确需要规范。但是，相比于共享单车停放乱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扣车”产业链所对应的治理乱象，显然危害更大。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无效的治理，增加了共享单车企业的运营成本乃至消费者使用共享单车的成本，也动摇了治理的合法性，让本该恪守程序和公正原则的公共治理沾染上了逐利性。对此，理当慎之又慎。

事实上，对于共享单车停放的规范，各地都在进行探索。如据金羊网报道，有共享单车平台已在广州升级共享单车“驾照分”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在禁停区或非运营区等区域停车可能被扣分，因违反交规的被停用者“驾照分”阶段性清零等。这种方式虽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规避乱象，但至少是一种相对不具有负外部性的做法。应该看到，共享单车的规范涉及方方面面的责任，本就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在合法、公正的基础上，寻求共治之法，才是根本之道。（作者是资深媒体人）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周勇

文/孔德淇

百元大钞、手办、零食……这些都是你可以在地铁上找到的“宝物”？最近，“地铁寻宝”游戏在北上广深等城市走红，网友们将一些小物品放在袋子里，然后藏匿在地铁的多个角落，再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及文字线索，其他网友可以根据线索进行“寻宝”。（9月4日 新华每日电讯）

据媒体调查，该活动变体自一位手工博主发起的“遗失的Airpods”活动，其将烧制的一批无线蓝牙耳机彩陶制品，随机散落在地铁各个角落，等待有缘人前去寻找，起初在北京风靡一时。这一活动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后不久，全国多地网友争先恐后效仿，并将其延伸成投放发夹、手链、项链、挂件等小礼物的“地铁寻宝”活动，掀起一股社交热潮。

这样的“地铁寻宝”引发少数网友的点赞，有人认为这传递了快乐和温暖，也有人表示，享受了与礼物不期而遇的惊喜，感受到了城市友好、浪漫又有趣的氛围。但现实中的“寻宝”，远非看上去那么“有趣”。有记者根据网上线索“寻宝”，结果徒劳无获，原因很简单，即游戏一方面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拼的是“玩家”的速度，先到先得。

更重要的是，与所获得的“惊喜”相比，“地铁寻宝”将公共安全置于不可预计的风险之中。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争相参与体验，有好奇心理使然，与社交平台满屏的寻宝攻略也不无关系。可大量人流涌入地铁站“藏宝”“寻宝”，势必影响地铁正常运营秩序，给工作人员增添不必要的负担，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包括所谓的“宝藏”被误认为来历不明的物品引发恐慌、被当作乘客遗失物品进行失物登记、被当作废弃物品增加清洁人员的工作量等。且物品的藏匿位置都是地铁的固定设施，例如垃圾桶、消火栓，或者是取票机底下、背后的空隙等，盲目寻找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面对诸如此类的风险，一众“藏宝者”或不知情，或不在意，自顾自发帖召集“有缘人”，甚至他们中不少是售卖手工作品等的商家，通过发起活动来引流，本就是“寻宝”利益链的一环。而对于各大平台来说，类似的热门话题也已成为一串诱人的流量密码，为了所谓的高点击、活跃度，他们多数时候也失去了从严审核的动力，甚至“铤而走险”将一些话题热度较高的“寻宝”帖子推荐至首页。

需要追问的是，随心所欲“藏宝寻宝”难道无需担责吗？对“藏宝者”而言，互联网不是法外飞地，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负责。倘若这里面还掺杂了其他“利益考量”，比如为自家生意引流等，更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平台来说，发布审核与提醒义务不可推卸。根据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平台应当对包含危险行为或不安全因素的内容添加明显的安全提示，对明显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内容及时删除。为了流量而推荐、引流存在安全隐患的活动，本身就是监督管理失范。

置于眼前的问题是，倘若不对“地铁寻宝”加以干预，很可能会产生破窗效应，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针对“地铁寻宝”这一管理新课题，地铁部门已严正声明，从运营安全以及乘客自身安全考虑，绝不提倡在轨道交通范围内开展“寻宝”游戏。相关部门也要积极介入，及时将其列进日常监管范畴，明确各方主体的责任，同时引导广大用户提高甄别能力，自觉维护公共安全，共同浇灭这团“不安全”的社交虚火。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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