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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玉
近日一网传视频显示,一宝马车被拦停在路边,多名交警要求涉事女司机下车并进行呼气测试。女司机最初坐在宝马车内,疑似仍在接打电话,随后被交警勒令下车带至一旁。宝马车驾驶座一侧车轮下方有一位伤者横躺,衣服破损。现场有目击者喊“打120”。9月4日凌晨,娄底交警支队发布通报,宝马车司机肖某某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有事故后驾车逃离现场行为。
这一幕血腥而惊悚,车辆撞人之后一路拖行伤者,直至被拦停后,车主还自称并不知情。于伤者而言,这一程定然是痛苦万分;而于车主来说,所作所为,更是残酷至极。事后检测,肇事者果然酒精含量爆表,完全就是“醉酒驾驶”。醉得迷迷糊糊,却胆敢开车上路。这是对法律赤裸裸地挑衅,根本就是视生命如儿戏。
从曝光的视频看,肇事车主在被交警查获时,表情漠然、言辞冰冷,起初更是拒不配合调查态度乖张。车轮下分明拖着一个活人,可始作俑者却是如此淡定冷静,俨然是“没有感情”。对于拖行伤者数百上千米这一骇人行径,肇事车主肖某某表现出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镇定”。也许,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这份对他人痛苦毫无同理心的“铁石心肠”,助长着肖某某无法无天,即便在醉酒之后,依旧敢毫无顾忌地开车上路。
每一起交通事故,都可以有一个具体化的归因,比如说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但归根结底,很多事故尤其是“恶性事故”的溯源,往往都指向了交通参与者生命观、秩序观的缺陷。对生命缺乏敬畏、对秩序缺乏尊重,行为认知层面的偏差,极易转化为外在行为的扭曲。
但凡良心未泯的车主,看到车下被压着的血迹斑斑的伤者,都该瞬间产生强烈的自责。个体在事发现场第一时间的反应,往往是最真实的。淡定到可怖的肖某某全程一副醉醺醺的模样,试问其到底是果真是“醉得不懂人事”,还是故意“装傻充愣”意图掩盖罪行?本案中,那暴虐的事故情节,那冷血的肇事车主,都让公众印象深刻,并且深深冲撞了人心。
网友义愤、舆论追问,希望有关部门早些查清、查实此案的所有真相,唯有依法严惩犯罪者,方可回击恶行,守护安宁。(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周勇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隽杰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5日12时52分在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6千米,震中位于北纬29.59度,东经102.08度。
9月5日下午2时,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致电泸定县应急管理局,接线人员表示人员伤亡、受灾损失等情况正在统计之中。
随后,记者致电泸定桥旅游景区,接线人员称目前隐患排查已经完成,泸定桥未受太大影响。
据公开资料,泸定桥,又名大渡桥,是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泸桥镇境内的一座跨大渡河铁索桥,为泸定桥风景区的主要景观文物。泸定桥全长103.67米,宽3米,由13根锁链组成,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该桥因“飞夺泸定桥”战斗而闻名中外。
该接线人员表示,地震时震感“很强烈”,但景区并未出现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情况,“在地震发生时,泸定桥桥面上没有游客。”
该接线人员称,为防范余震影响,今日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李妹妍
校对 | 周勇
文/罗志华
随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9月1日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处方药网售也在历经二十余年的政策演变后有了定论。上述《办法》明确,对处方药网络销售实行实名制,并按规定进行处方审核调配等。新规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9月3日《新京报》)
在过去,网售处方药政策或收紧或松绑的传闻多次出现,有时“泼冷水”,有时又曙光再现,政策试探性调整可谓一波三折。态度如此谨慎,是因为网售处方药解禁的好处很多、社会呼声极高,但另一方面,网售渠道也很容易加剧处方药滥用的风险。
当前若不为网售处方药解禁,部分医改就难以推进,一些诊疗行为难以实施。比如近年来,互联网医院大量出现,互联网诊疗发展迅速,但通过互联网诊疗的医患双方或许隔着遥远的距离,处方药不能网售,导致互联网诊疗通常有医无药,只能局限于“话聊”,制约了这项医改举措的实施。此外,疫情期间外出看病不方便,诸多诊断明确、用药单一的居家慢性病患者,无法通过网络获得必需的处方药,也一度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疏通处方药的网售渠道,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医改所需。
但处方药的治疗作用与副作用都比非处方药大得多,处方药网售“开闸”后,滥用的风险也会陡然上升。此前,非法网售的处方药危及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倘若处方药网售合法化,而滥用的漏洞没有得到有效封堵,潜在的风险就更不容低估。尤其是,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处方药被滥用的风险更大,这些药品不仅要禁止网售,而且在《办法》实施之前,有必要对业已存在违法网售乱象进行一次清理整顿,为网售处方药营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网售处方药的安全保障措施,涉及的内容很多,比如从事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的资质要符合要求,要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以及不允许事后补方,规定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向个人赠送处方药等。其实,这些安全保障措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即不允许颠倒医和药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处方药和手术、理疗等其他治疗手段一样,都是为医疗服务的,医在先,药在后,才是正确的次序。不经诊疗就开药,与不经诊疗就做手术一样危险。理解这一点,便于牢记和落实此类安全规则,恪守“先方后药”等安全底线。
网售处方药靴子终于落地,对于民众属重大利好。但要看到,网售处方药解禁之初,是规则形成的黄金时期,倘若一开始就出现不良行为甚至乱象,此后治理就会事倍功半。在此关键节点,尤其要强调安全风险,恪守行为边界,强化过程监管,既要让医疗便捷性随网售处方药“涨水”,但也要避免处方药随着这一新的销售渠道而被滥用。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彭继业
文/冯海宁
不久前,天津一位26岁小伙顾城,因为拒绝其小区的物业将人脸识别作为小区唯一的通行验证方式,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并在二审获得了胜诉。然而,二审法院5月下达判决: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删除顾城的人脸信息并为其提供其他通行验证方式,但顾城7月份依然能够通过刷脸进入小区,这样的情况让顾城怀疑,物业是否真的删除了他的人脸信息?(9月4日央视新闻)
刷脸已经成为应用广泛的身份鉴定技术,其优点是比较方便、直观、成本较低。但也同时存在一些隐患,其中最大隐患是收集的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将威胁到个人财产等安全。此前,就发生过“刷脸盗窃案”。为保护个人选择权和人脸信息安全,我国通过《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针对人脸信息形成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体系。
小伙顾城之所以起诉物业公司最终胜诉,得益于相关法律,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去年8月1日施行后,二审法院根据该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要求物业公司删除顾城人脸信息,并为其提供其他通行验证方式。但法院判决后,物业公司是否删除顾城人脸信息值得怀疑。
从理论上来分析,如果物业公司落实了法院判决,在系统中删除了顾城人脸信息,顾城不可能再刷脸进入小区,但实际情况似乎说明,系统中仍有顾城人脸信息,所以,顾城依然能够通过刷脸进入小区。这显然让法院判决效果打了折扣。而且,在对企业的采访中记者侧面了解到,行业内没有严格执行删除的情况不在少数,这让人对人脸识别技术更加忧虑。
究其原因,其一,相关企业的法律意识较淡薄,没有严格执行法院判决。其二,法律规定略为偏“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那么某些企业就会以此为依据等待个人请求删除,如果个人不请求删除,企业则不会主动删除。其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没有依法对相关企业实施监管。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对违反该法者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拒不改正的,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如果有关部门依法监管,企业不敢不执行删除命令。
我们还要意识到,不是每个涉及刷脸的受害个人都能通过司法渠道去维权,因为通过司法维权也不容易,既要知法懂法,也要有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所以,最好加强事前行政监管,减少这类纠纷进入司法程序。比如针对物业公司侵害业主选择权和个人信息权益,各地应通过完善物业条例,强化物业主管部门行政监管责任,来规范物业公司刷脸工作。
总而言之,无论是个人遭遇侵权,还是法院判决后遗症,只要消费者忧虑人脸信息安全问题,都应该尽力去消除。只有消除公众对人脸信息安全的一切忧虑,人脸识别技术才能规范发展、广泛推行。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彭继业
文/伍里川
“上海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9月3日消息,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巴黎贝甜无证生产被罚”的回应,依据《食品安全法》法定最低幅度给予从轻处罚,并表示,案件尚在法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救济期间,企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提出异议。这一表态,对于舆情中的人心有一定的安抚作用。
今年4月,巴黎贝甜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被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曝光。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8月12日对巴黎贝甜面包店关联公司上海艾丝碧西食品有限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罚款58.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巴黎贝甜利用其培训中心制作面包,开始系自用,后向周边社区售卖。这一处罚在公共媒体披露后,引发轩然大波。
在常规情况下,有关部门的处罚是师出有名的。食品安全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据报道,巴黎贝甜违法所得为5.85万元,罚十倍确实是最低幅度。
但何以这么依法办案,却受到舆论批评?
很简单,对于这一“秋后算账”式的行政行为,网友普遍观感不佳。甚至有不少网友因此对巴黎贝甜予以“报复性消费”,以示支持。
彼时的上海,一度由于保供环节中的问题,导致不少居民正常获取生活物资比较困难,一时之间连可乐都成了稀罕之物。有些楼道里的邻居在公共空间互相拿出“金子”般的食物赠送给需要的人,这画面催人泪目,让人难忘。在这种情况下,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动机器,生产食物提供给居民,堪称“为众人抱薪”。其间,就算其有获利之图,人们也不会苛责。对这样的企业开罚,且不说罚金多寡,终究是触碰到了世道人心。
在那样一个情境中,指责企业无证生产,许多人难以接受。试问非常时期,如何办证?给过人家办证的机会吗?反过来想,若是政府部门能够特事特办,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风险评估的情况下,上门给企业办好证,争取多一点企业参与保供,岂不是能多化解一些群众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困难?
更重要的是,行政处罚法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若说巴黎贝甜有过,巴黎贝甜确实不能否认。但就“社会危害程度”而言,具体情况如何,公道自在人心。笔者相信,任何一个当时买到过巴黎贝甜食物填肚的有良心的市民,都不会调转“腔口”诉说巴黎贝甜的不是,甚至认为它的那种行为严重危害社会。
何况,它的“功”,谁来论定?有关部门表示“办案部门考虑了企业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涉案金额等实际情况”,那么有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初衷、道义、社会反响等因素或命题的存在?针对封控语境中的生产经营行为,有关部门的处罚不能不关切特殊背景和民意——行政处罚,既要看食品安全法,也得看行政处罚法不是?
如今,有关部门虽然没有撤销这一处罚或者降低罚金,但好在口风有所松动。而提醒企业可以依法寻求救济,事实上开启和扩大了一个相互沟通、相互“博弈”的空间,这是值得鼓励和期待的。此事关注度非常高,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更积极主动审视和研判相关议题,给出一个更为合理、更受欢迎的处置之策,也希望更多的执法部门,能够多多善待那些怀有一腔热血的企业。疫情之下,它们真的不容易!(作者是资深媒体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何绮云
文/熊丙奇
近日,中国计量大学校长徐江荣在开学典礼上向学生提出忠告:网络游戏是最大的校园毒品,每年被取消学籍的同学90%因为游戏,100%不值得同情。(中国青年报9月3日)
而差不多同时,9月3日,河北秦皇岛一所中学门口有工作人员摆放桌子,并在桌上贴“免费碎手机”引发关注。该学校工作人员称,因学校不允许带手机,若学生没有提前报备将手机带进学校被发现后,手机会被砸碎。被砸碎的手机,学校会照价赔偿给家长,且这件事情也经过了家长们的同意。
对于学生沉迷手机游戏,究竟该怎么治理,这两则消息反映出现实困境: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普遍采取禁止方式,甚至有的学校的手段简单、粗暴;而在大学阶段,学校对学生因沉迷游戏导致学业出问题而退学,只有痛心与无奈。
这告诉所有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公众,如果不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禁只能禁一时,一旦放松管理,让学生获得自主空间,就可能失控,导致“前功尽弃”。治理学生过度使用手机、沉迷手机问题,在禁之外,更要注意引导,让学生学会控制使用手机时间,学会识别网络不良信息,哪怕离开老师和家长的监督,也能管理好自己。
当前,治理学生过度使用手机,沉迷手机游戏,存在“两大脱节”。一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具体表现为,中小学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个人手机,要求学生不能把手机带入校园,带入校园的手机要交给学校统一管理。而学生离开校门,回到家里,却把很多时间用在使用手机上,包括用手机上网课、完成作业,以及玩手机,还有学生以要学习、做作业为名玩游戏。
对此,学校把责任推给家长,认为是家长没有做好对学生的校外管理,纵容孩子,给孩子买手机等。而家长则把责任推给学校,质疑学校教学与布置作业,过度依赖电子产品,迫使家长不得不给孩子配手机,让孩子使用手机。在孩子出现沉迷游戏的迹象后,学校要求家长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而家长无能为力,就支持学校以简单、粗暴方式把手机砸了,还有的家长因使用手机问题和孩子发生剧烈冲突。
智能手机已成为学习、生活必需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控制,需要禁疏结合。“禁”包括禁止在课堂上使用,以及游戏平台建立防沉迷系统,限制玩游戏时间,而“疏”则是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家校共育”,在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时,加以引导,教师要减少用电子产品布置作业,而家长,要陪伴孩子,共同使用智能手机,在使用过程中,教育孩子控制时间,识别不良信息,同时,通过陪伴,培养孩子更广泛的兴趣。
二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脱节。我国高中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学校在管理学生时还会说,“等考上大学后,你们怎么玩手机,都没有人管你。”可是,如果学生上大学后,真无节制地玩手机,沉迷游戏,他们能成才吗?这暴露出基础教育的短视与功利。
由于缺乏自主管理能力,有一些学生进大学后,就整天浑浑噩噩,沉迷游戏。对此,有的大学采取的应对办法,就是沿用高中管理方式,并把考研作为大学生统一的目标,于是出现“考研高考化”,“大学高中化”的现象。然而,对这种管理与教育方式,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质疑:这样培养的学生今后走进社会,不是照样缺乏自主管理能力吗?可高校如果让学生自主管理,就会出现有的学生沉迷游戏而退学的情况。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大学把更多时间交给学生,这是正确的,但是,这需要做好“大高衔接”。在高中教育阶段,应加强对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能力,增强学生的独立性、责任心,而在大学教育阶段,则应重视大学新生入校后的适应教育,让学生了解大学与高中的不同,通过为每名大学生配备大学学业导师,引导大学生确定适合自己的大学学业发展目标,制订与之对应的学习计划,学会大学时间管理。
总之,应该把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能力贯穿在整个教育过程之中,并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合力。因沉迷游戏而退学的大学生确实不值得同情,但是,却需要反思他们接受教育的缺失,要积极作为,减少直至杜绝这样的事发生。(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谢小婉
校对 | 何绮云
文/阅尽
今天的《羊城晚报》报道了广州市天河区凌塘村“社区厨房”的事,值得一读。
凌塘村像广州许多城中村一样,外来人口密集。他们租住在拥挤的房屋中,每天忙碌奔波,难得与周围人交流。自省总工会资助设立“凌塘新家园”后,几位妈妈办起“社区厨房”。如今,这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可看电影、做作业、玩游戏,还有诱人的饭菜吃。成人们则借此公共空间交友沟通,形成亲密和谐的邻里关系。
在外来人口众多的广州等地,如何让新客家融入本地社会生活,找到新的归属感,是基层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许多新客家自身也有这种迫切需求,只是缺乏适宜的公共社交平台和空间。凌塘村的“社区厨房”无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它是低成本运作的,每餐饭成人只需付3元,小孩子还免费,这对许多低收入的新客家来说,至为重要。当然,低成本模式要长期持续经营,考验管理者的真功夫。凌塘村“社区厨房”是社区妈妈们的自治组合,自愿当厨,轮流掌勺,不但令菜肴丰富,也奠定了“社区厨房”的低成本根基。
“社区厨房”充满着“妈妈的味道”,有菜、有爱、有故事。它既解决了一些外来打工者“找饭吃”的烦恼,又令其体会到故乡的“烟火气”。同时,人地生疏的新客家还可在公共餐厅里交流、交心、交朋友,寻找到大家庭的感觉,遇有生活难题,也有“家人”的帮衬和高参。
小小的“社区厨房”,撑起了外来打工者的胃,也助其打破邻里隔阂,快速融进当地的社会生活。但这种模式要向更大范围推广,既要靠政府和社会的扶持,还要有“热心妈妈”的积极参与,以及有效规则的促进。
(作者是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隽杰
图/受访者提供
在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繁华与喧闹是生活的常态,只有一家名为“莲心”的画室,静谧无声,默默地迎接每一位客人。
画室的主人叫邓珍莲,包括她在内,店里的四名员工都是聋哑人。客人们走进画室,首先面对的会是一张笑脸。聋哑人无法说话,微笑是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
除了经营画室外,邓珍莲还是一名视频博主,在没有客人时,画室就是她的直播间。这一隅天地,承载了她对于未来的期许——“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画展,帮助更多聋哑人走上工作岗位”。
创业动力:“因为有了梦想”
晚上11点,邓珍莲的直播间还是很热闹,她细细看过每一条弹幕,再通过写字板和网友交流。每当有网友发来一句“加油”,她都会很认真地用手语回复,“我们一起加油”。
邓珍莲坚持每天直播近10个小时,这是从刚开始创业做自媒体时就养成的习惯,她相信“只要肯努力,总有出头的一日”。邓珍莲的直播没有各种吸睛的噱头,而是真实地展现聋人的生活,这种真诚,让她赢得了网友的喜爱。
在网络上的人气可以反哺画室的发展,有不少网友会来到画室体验表示支持。因为相似的经历,聋人们更会相互体贴,彼此照顾。莲心画室的客人中,大约有80%是聋人。
今年29岁的许青是画室的常客,只要周末有空,他几乎都会去画室坐坐。许青也是聋人,去年9月,他独自一人来到深圳打拼,对于他来说,莲心画室不止是一个作画的地方,更是一个难得的“社交空间”。在了解到画室之前,他的空闲时间大多用来追剧或看网课,如今他有了另一个选择,“在画室能结交很多新朋友,大家可以谈谈心”。
易明娟是邓珍莲的闺蜜,也是画室的合伙人。在易明娟看来,邓珍莲是一个“可爱活泼,不怕吃苦”的姑娘。在创立画室的过程中,不论是申请营业执照,还是装修布置,都由她们亲力亲为。
8月以来,画室的人气有些冷清,邓珍莲分析也许是因为“自己在网络上的人气下降,还有疫情的影响”。此外,她将画寄给外地客人时,因为沟通困难,快递员经常会将地址弄错。这些磨人的琐事,令邓珍莲感到烦闷。在感觉压力太大的时候,她会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会儿,通过画画放松自己,调整好状态后,再用笑容去面对下一位顾客。
在最忙的时候,接待客人加上直播,邓珍莲一天工作近18个小时,这是远超常人负担的工作时长。记者问她:“工作这么辛苦,你休息的时间够吗?”邓珍莲只回复了一句话:“因为有了梦想。”
直面艰辛:“笑是面对现实的武器”
在邓珍莲的视频中,她永远是笑吟吟的模样。邓珍莲不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但她明白“哭解决不了问题”,“笑才是面对现实的武器”。
邓珍莲出生在湖南攸县一个叫做皇图岭的小镇,父母都是农民,卖力气挣些辛苦钱。这么多年来,邓家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宽裕。
在父亲邓新和眼里,女儿珍莲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长得也漂亮,惹人怜爱。在两岁左右,邓珍莲已经会说很多词语了,还会唱简单的儿歌,“爸爸”“妈妈”经常挂在嘴边。两岁半时,邓珍莲发高烧,拉肚子,乡里来的赤脚医生给她打了五针青霉素,此后一个多月内,邓珍莲逐渐失去了听觉。
父母忙于农活,姐姐邓红莲最先发现妹妹的异常,“那段时间妹妹就是不爱说话,叫她也不搭理。”某天午后,邓珍莲一个人在树下玩石子,母亲邓秋姑在屋里喊她,一直没能得到回应,邓秋姑觉得不对劲,“不会是听不到了吧”。
发现女儿失去听力后,邓新和夫妇带着珍莲从小镇医院走到长沙的湘雅医院,一路寻医问药。夫妻二人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最终得到了一个冰冷的结果,“治不好了”。
自此以后,邓珍莲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朴素的农民夫妇不懂什么叫做手语,他们通过“比划”来跟女儿交流,“吃饭就用手比划一个扒饭的动作,喝水就用一个水杯做倒水的动作”。8岁那年,邓珍莲在普通小学读了一年书,因为跟不上课程进度,只能退学回家。
10岁时,邓珍莲进入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特殊教育学校,面对陌生的环境,她有些发怵。邓珍莲不会手语,不敢跟同学沟通,害怕同学们嘲笑自己的“比划”。好在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邓珍莲很快适应了在学校的生活,她学会了手语,认识了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感觉“不再孤单了”。
在升上初一后,邓珍莲接触到了绘画,刚开始学习时,她的目的很单纯,“为了考大学”。很多聋人会选择学美术,在色彩和光影的世界中,他们与健听人是平等的。在多年的学习中,邓珍莲渐渐爱上了绘画,她享受作画时的沉浸与投入,这能让她暂时忘记生活中的烦心事。
2014年,邓珍莲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毕业后,她来到了深圳打拼,像无数“深漂”的年轻人一样,邓珍莲渴望在这座城市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做自媒体到开画室,创业之路艰辛,但过去20多年的生活教会了她,“爱笑的人不会差”。
最大心愿:“让更多聋人进入主流社会”
“我不想做被定义的聋哑人,也不想做你们眼中的残疾人,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个视频中,邓珍莲用手语打出了这句话,很少见的,她的表情有些严肃。
“普通”二字可能是很多健听人想要摆脱的标签,但对于聋人来说,像“普通人”一样逛街、打车、看病是难以实现的奢望。沟通的障碍使得聋人难以参与到主流社会之中。
在邓珍莲的视频中,她通过具体的细节展示了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步履维艰:每次打网约车时,她只能求助路人跟司机通话;独自在家时,她根本听不见有人敲门;生病时,她会选择自己吃药而不是去医院,现代医院的就诊流程对聋人来说太难了……
因为听不见,拍摄剪辑这些视频,邓珍莲需要花费数倍于健听人的时间,但她依然在坚持,就是“为了让大众多一些对聋哑人群体的了解”。
上个月,一位网友吐槽聋人外卖员短信中措辞语气生硬的新闻上了热搜。邓珍莲为此特意拍摄了一期视频解释:由于手语的语序与汉语表达不一致,且为了追求高效,手语表达往往干脆直接,因此聋人习惯性用“手语思维”打字,才会出现看似“冒犯”的句子。
在邓珍莲看来,这些误解的产生,都是因为大众对于聋人的不了解,她“希望通过科普真实的聋人生活,能让大家对聋人群体多一点善意和包容”。
邓珍莲的画室雇佣的员工也都是聋人,她梦想着事业越做越大,能帮越来越多的聋人解决工作问题。“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聋人参与社会生活,希望聋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妹妍
天刚擦黑,饭菜的香味准时在凌塘上街(广州天河区下辖村)北巷飘散开来。
饭菜香味飘向巷子各个角落,玩耍的孩子们刚放下手里的拼图、弹珠、课外书等,就听到了妈妈们扬声喊自己小名,“洗手吃饭啦!”“别玩了,过来吃饭啦!”
未几,凌塘新家园社区厨房门口的长条桌边,冒出十来个小脑袋。他们捧着小碗,大口扒拉着自己喜欢的菜,不忘抽空点评几句“土豆好吃”“辣椒不辣”“我要肉”……
待到孩子们多数吃饱离场,原来端着饭碗站着边吃边聊的大人们才三三两两落座,继续家长里短的话题——属于大人们的饭点和故事会,正式开场……
孩子们的“游乐园”:
“想到厨房就想到温暖的家”
刚上幼儿园的肉肉喜欢到凌塘新家园玩,暑假不用去上学的时候,他一起床就要往那边跑——那里有总是笑眯眯的社工姐姐、免费的故事书、有趣的玩具,还有小伙伴们一起玩各种游戏。如果妈妈上晚班,奶奶有时候还会带着他和哥哥在这里吃过晚饭才回家。
肉肉很喜欢社区厨房的饭菜,像妈妈做的一样香,他可以自己吃完一大碗。
在凌塘村里,像肉肉这样的孩子有很多。用社区妈妈阿娥的话说,孩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新家园,每次经过这里都要过来瞄一下”。特别是周末,凌塘新家园的小常客们总要往这里跑几趟,看电影、做作业、玩游戏、大扫除,哪怕只是和社工姐姐简单聊两句,都让空气里充满着快活的味道。
“小孩喜欢到这里玩,有什么活动都特别积极报名参加。”社区妈妈英姐在凌塘村住了14年,在她印象中,在还没有这样一个社区公共空间之前,孩子们放学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在路边玩沙子,“现在每周五准时到这里报到,吃完饭还有电影看。”
“凌塘村里97%是外来人口,很密集,流动性也很大。”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淑君告诉记者,根据凌塘村居委会早前提供的数据,2017年凌塘村户籍人口1400人左右,来穗人员3万人左右,在这样一个外来人口密集的城中村里,需要一个社区公共空间,承载他们的社交需求。
凌塘新家园应运而生。2016年,由广东省总工会资助、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承办的“凌塘新家园异地务工人员服务项目”正式落地,通过开展来穗人员社区活动,积极拓展社区公共生活空间。
“因为这边主要是妈妈带孩子,妈妈们经常聚在一起参与活动,大家就想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于是成立了妈妈互助合作社。”淑君介绍称,去年底,为同时解决孩子们吃饭和大人社交两大需求,妈妈互助合作社的成员们酝酿并启动了“社区厨房”。
孩子们对这个新的厨房倍感新鲜。每逢聚餐,妈妈们分工合作买菜、备菜、煲汤、炒菜,孩子们则在一旁围观,并做些力所能及的洗碗、清洁工作。等到饭菜准备妥当,孩子们自觉排队舀饭、夹菜,心照不宣快速进行“光盘行动”。
为了庆祝社区厨房的启动,凌塘新家园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还共同创作了一首《社区厨房之歌》:“厨房有菜有肉,有米有油,有水有花/看到这些我就饿啦/……来呀来吧,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想到厨房就想到温暖的家/新家园的社区厨房使我快乐,使我幸福啊”
妈妈们的“充电站”:
“在凌塘村有一种归属感”
今晚的主厨是小梅姐。此刻,她正在厨房里忙着炒土豆丝,一旁高压锅里咕嘟嘟焖着猪手,香味四溢,招惹来几个小脑袋在门口探头探脑。
厨房外,阿娥站在方桌前熟练地处理着各种食材,五花肉切丝,番茄切块,青椒拍扁、去籽、切片。少卿将清洗干净的食材分类放在不同的盆里,并顺手将桌面的垃圾清理干净。两个人一边手脚麻利地备着菜,一边聊着最近关心的话题:
“现在学校有课后托管学篮球。”
“今天开家长会,说现在托管要收费,我忘记是5块钱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
“你家是午托还是晚托?”
“晚托,一周算下来,四天托一个小时、一天托两个小时就要30块钱,一个月是120块钱,两个孩子就是240块钱咧。”
……
从课后托管到孩子学习,再到家里的烦心事,这些饭前饭后的闲聊已是社区厨房里的“标配”。对妈妈们而言,在闲聊中互通有无、出谋划策,这里就此成了妈妈们忙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充电站”。
为了让孩子能在广州上公立学校,来自湖南株洲的丹华通过考证成功落户白云区,也带动了凌塘村一批妈妈们纷纷考证。但是在是否搬离凌塘村、是否将两个孩子转到白云区读书等问题上,丹华和丈夫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社区厨房的一次聚餐中,姐妹们得知丹华的纠结,纷纷给她出谋划策、分析利弊,最终丹华和丈夫达成一致意见:一家人不搬离凌塘村,孩子每天走读。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丹华笑称,人在异乡,感恩有这样一群姐妹互相打气支撑,“如果没有这样的倾诉渠道,遇到难题靠自己慢慢消化,会比较难。”
和丹华相比,英姐面临的是更纠结的选择:孩子今年升初一,究竟是在广州读私立学校还是回广西老家读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的学费都交了,11800元,加上住宿费、伙食费,一学期下来要18000元。”英姐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单间,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在她原本的想法里,让孩子在广州读完初一再做下一步打算,“后来晖姐、小梅她们知道了,大家就和我详细分析,要么一直在广州读,要么从初一开始回老家读,孩子比较好适应。”
英姐最终下定决心将孩送回老家读书。她同时决定,以后的每一个节假日都尽量将孩子接到广州团聚,“孩子也很喜欢这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谁遇到问题都会帮忙,虽然很多人来来去去,但在凌塘村有一种归属感。”
凌塘村的“联结器”:
“建立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凌塘村社区厨房由社区妈妈组成的社区厨房小组运营,虽然核心成员只有7个人,但每次在群里吆喝“聚餐”,总能一下子引来一大波响应。
“地方不大,我们每次都要控制人数。”阿娥告诉记者,因为平时大家工作都忙,社区厨房大多在周五、周六、周日“营业”,“大家聚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亲兄弟姐妹可能都还没有我们见面时间多。”
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每月工作简报显示,今年仅四五月两个月,社区厨房就共约饭32次。换言之,社区厨房平均每两天就约饭一次。“住家菜”里是妈妈的味道,玩累的孩子们凑到一起比赛“光盘”,忙里忙外的妈妈们终于有空坐下来唠嗑……热闹而和谐的邻里关系,让每一个到访社区厨房的人心生羡慕。
“社区厨房最初是回应社区居民没时间做饭、解决用餐的需求,后来希望以共同做饭的方式,建立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淑君看来,社区厨房的本质是联结。在城市快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大多数人都习惯了不同的线上社群互动,却甚少与对门的邻居打声招呼,社区厨房打破了水泥森林的隔阂,让更多的人进入交流、交友、交心。
这样的联结,不仅是人与人情感的联结,也是外来的妈妈们和社会的联结。
淑君时常惊叹于社区妈妈们的行动力和组织力。“社区厨房”从前期构想到后期建造,都是在妈妈们共同讨论和出力中得以完成。今年6月,“社区厨房”组织了管理议事会,就粮油米面、煤气和调料等支出的分摊,厨房清洁等运营管理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形成了成文条例,张贴在社区厨房入口处。
这里面有妈妈们朴素的管理智慧。如,为使社区厨房可持续运营,特别设立了“社区厨房公共基金”用于购买米、油、煤气等公共物资,“每餐每人交公共费3元,孩子不需要交公共费。”
更让淑君感到惊喜的是,“社区厨房”正从工作人员引导逐步走向自组织运转。不管是举行茶话会、开设烘焙课、还是端午包粽子派给长者,妈妈们从一开始的听从工作人员安排,慢慢成长到可以独立策划并组织分工实施,“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一开始她们可能会比较依赖我,但慢慢运转起来后,我只需要充当一个推进度的角色。”
“像我们这样的外来人员,很难得有这么一个空间,首先能够帮助自己,还能帮助到别人,这种感觉很好。”英姐说,在凌塘村社区厨房,孩子受益,自己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我在这里住了14年,看着这里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喜欢这里。”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周云
近日,有福建的网友爆料,在其孩子的课本中发现一篇描写前联想董事主席柳传志的文章,并且还是作为开课第一篇文章入选,该文章题目为《守时的柳传志》。通篇文章主要大意是在描写柳传志是一位守时的人,参加活动不迟到,并且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柳传志守时的小故事。由此,引发大家的热议。
那么柳传志及其事迹,到底应不应该进教材?迄今为止,柳传志仍然是一名合法公民,虽然网上流传着他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司法机关还没有给这些行为定过性。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被法律认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教材里所宣扬的他的守时事迹,就事情本身来讲,显然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对青少年品质的形成,应该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守时的柳传志》进入教材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教材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在于,教材对入选作品的标准要求是最高的,不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具体来说,柳传志其人其事,到今天为止,在法律上还是清白的,如果有人在普通的出版物报道他、称颂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实中,也是如此,尽管由于司马南、张捷等人的爆料,很多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对他提出种种质疑,但是同样也有很多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为他进行辩护。我觉得在法律定谳之前,这是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线上或者线下出版物质疑和辩护的权力,都应该受到保护。
但是,进入到教材的层面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教材代表了国家意志,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了主流价值观。教材担负着把国家意志、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传递给广大青少年的重大职责。因此,能够进入教材的人和事,必须是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虽然,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要力争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要求的,最大多数人认同的人物、事迹入选进来。公认的、有定论的坏人坏事肯定不能入选,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的是,有争议性的人和事,也要尽量避免入选。
很明显,《守时的柳传志》不属于公认的、有定论的坏人坏事。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网上流传的关于他的一些事,尽管目前没有权威的结论,但如果属实,确实是有法律风险的。抛开法律,柳传志所言所行,能够实锤的,也多有与主流价值观牴牾之处。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守时的柳传志》进入教材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谢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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