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克凡

自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第四中学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将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分为智慧班和普通班，要求14个智慧班的719名学生按照5800元/套标准购买平板电脑、配套设备及资源服务。截至相关部门督查时，719名学生已每人缴纳3400元（包括平板电脑、配套设备及第一学年资源服务费），收费总额为244.46万元。（7月5日 澎湃新闻）

类似以购买平板电脑作为分班依据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2020年，浙江省某市实验初级中学就被曝出有家长被变相强迫购买了6500元一套的“平板教学”系统，这款平板电脑网上查不到参数、价格等任何信息，只能通过学校渠道购买。相关数据显示，类似现象不仅是该校“独有”，当地其他几所中学也普遍存在，从2014年至今，该市已有22000多名初中生参加“平板教学”，以人均购买平板电脑硬件设备3000元计算，加上捆绑销售的教辅软件和流量包，当地参加平板教学的初中生共花了1.1亿元左右。

表面上，学校说购买平板电脑，是家长自愿购买，交易行为和学校无关，但实际上，购买了平板电脑的学生，即便没有被明确分班，但哪怕是在同一个课堂上，可能也会招致“区别对待”，比如，家长会担心，其他孩子都有平板电脑，我家孩子却没有，是不是会落后他人？学生也会在意，课堂上别人使用平板电脑学习的时候，自己却没有，会不会产生落差？因此，“自愿购买”其实也就带了强制的意味。

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来作为分班依据，既不合理也有违义务教育平等的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是赋予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的基本权利，以学生是否购买平板电脑，来区分智慧班和普通版，一是有违义务教育阶段“平等接受教育”的原则和理念；二是违反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关于“实行均衡编班，不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的规定。

学校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和捆绑销售的教辅软件等产品，也会加重学生及家长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此事所呈现的统一收费行为，背后可能存在校企合作不规范、不透明，甚至是利益输送的问题。一方面，由学校指定购买平板电脑，无疑变相剥夺了学生及家长对平板电脑的选择权，这些平板电脑和教辅软件，一般由学校指定购买，那么学生及家长事先对电脑型号、具体来源、硬件性能和软件功能等可能一无所知，既无选择权又无议价权，甚至可能连销售主体是学校还是公司都搞不清楚；另一方面，学校引进平板电脑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类似乱象背后，凸显出的是家长们的“被动”地位，往往指定教材、使用教辅软件都是学校一句话，家长排队买，背后到底有无“猫腻”和回扣？

显然，有无平板电脑和是否购买平板电脑，都不该成为区别对待学生甚至是分班的依据。义务教育就是平等教育，教书育人的底线，就是不巧立名目，不从中谋利，如果打着为了孩子学习的旗号，为利益输送找借口，这样的教学理念，实在是走得太偏、太远。退还收取的费用只是第一步，最终还要建立一个倒查和监督机制，对于违规收费要严厉处罚，举一反三，加强监督和管理，净化校园的教育风气。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张西流

近日，15岁童星邵一卜的母亲尤永梅在网络发文称，自己女儿在学校长期被同学造谣、诽谤、孤立，因为受不了校园欺凌，她从6楼跳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和创伤性胰腺断裂等。近几年来，校园欺凌的事件频繁出现，如何防范和干预校园欺凌，也是各界关注的议题。（7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

不可否认，校园欺凌现象，不仅在影视剧中出现，在现实中亦并不鲜见。红极一时的电影《少年的你》，曾令不少观众对校园欺凌感同身受。近年来，校园各类暴力事件在各地时有所闻，在校中小学生成为施暴者或受暴对象，令学校及家长忧心忡忡。此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73.3%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曾经发生过校园暴力事件，表明校园欺凌，已成为影响校园及师生人身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近日，15岁童星邵一卜因不堪校园欺凌，选择跳楼轻生，再次将校园欺凌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校园欺凌虽没有校外暴力那么残暴和恐怖，但具有常态化和久治不愈的特征，对学生身心造成不少的创伤。有鉴于此，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近年来，各地相继开出了治理校园欺凌的“药方”，如河北要求全省中小学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北京规定学校发生欺凌事件须10分钟内限时上报；广东佛山有学校安装预警系统，学生在遇到危险时，可以随时按钮求助；甘肃兰州明确规定，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区县和学校予以通报，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等等。

然而，还需正视的是，由于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及受害者都是学生，这不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对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生活皆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有的施暴者，如未得到及时的制止，甚至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但不少校园欺凌事件，通常会被学校及家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处理，多数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这与现有的法律规定缺失有一定关系。在治理校园欺凌现象过程中，现有法律存在概念模糊、责任年龄偏高、惩处方式单一等问题。对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提交了《关于校园霸凌立法的建议》，建议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单独立法。

童星遭校园欺凌跳楼受伤，再次警示社会，必须立法治理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首先，可考虑出台《反校园欺凌法》，解决《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内容不够完备、法律效力位阶较低等现实问题，并将责任追究制度纳入其中。同时，要对校园霸凌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尤其注意区分校园霸凌与学生间嬉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为惩处校园霸凌行为提供法律依据；要对责任年龄作出重新划定，在刑事责任年龄的基础上，校园霸凌专项法律重点弥补对低龄霸凌行为的惩戒。另外，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上，校长应是第一责任人，班主任则是直接责任人，如果发生校园霸凌事件，且没有得到妥善处置，要对校长和班主任等进行问责查处。只有这样，才能强化校领导的教育管理责任，有效遏制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罗志华

伴随着2022年高考落下帷幕，各大医院眼科近期又迎来一波近视手术高峰期。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屈光手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铮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并非人人都能做，需要通过全面专业的术前检查、专家评估，且术后定期复查必不可少，护理也不可掉以轻心。近期发布的《2022中、欧国际近视手术白皮书》显示，2018-2021年间，中国近视手术量高峰期，集中在每年夏季。（7月4日人民网）

近年来，每到暑期，眼科便成为医院最忙的科室。暑期尽量不看眼科，是很多有眼疾的成年患者总结出来的看病经验；休假要避开暑期，则是眼科医生自觉遵守的一条工作“纪律”；通过暑假“摘镜”，则在学生中成为一种时髦。以至于眼科一到暑期，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且早在暑期到来的前几个月，号源就已经放完。

今年这股热潮，如期而至。在暑期看眼科的，几乎全是“娃娃脸”，其中很多小患者都是来做近视矫正手术的。

学生暑期扎堆做近视手术，确实也有正常的理由。比如高考过后、上大学之前，考生的时间比较宽裕；学生平时要上学，用眼较多，暑期时间长，做近视手术有时间恢复。但也有不少近视学生纯属盲目跟风，看到周围同学做了手术，自己也想“抄作业”。

然而，近视矫正手术既有适应症，也有禁忌症，超适应症做手术，毫无效果可言，带着禁忌症做手术，则容易导致严重后果，因手术导致视力迅速下降，甚至致盲等的恶性事件，每年暑期都有上演。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与部分家长和学生对眼科手术缺乏了解有关。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普及医学常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在这方面如何多作宣传都不会过时。但也要看到，纵使具备较高健康素养和医学基础的家长，也未必不会跟风带孩子做近视矫正手术。因为做近视手术被夸大的好处，会向特定的家长灌输，不做近视手术将失去报考军校或特定专业等说法，则会加剧家长和学生的焦虑，坚定他们做手术的决心。家长和学生盲信盲从、暑期近视手术热高烧不退，背后某些人的煽风点火发挥了助推作用。

由此看来，为暑期近视手术热釜底抽薪，强化宣传引导很重要，约束好医疗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为，更为重要。把眼科手术的紧缺资源，留给适合做手术且受益较大的部分近视学生，让更多近视学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最恰当的诊疗，不倚重手术等末端有创治疗，将更多精力花在近视预防和早期干预上，这些才是对待学生视力的理性姿态。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然玉

近日，网传大理州美容美发行业协会发布“市场价格调整规范”通知，规定门店剪发参考价定为60元，烫染300元，根据商家自身情况，上下浮动不得超过5%。该红头文件遭到大量网友吐槽，并质疑协会是否有权定价或涉嫌价格垄断。对此，大理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告诉记者，美容美发行业协会无权定价，市监局已经要求其整改，民政局也将配合市监局对该组织整改。（7月4日中新社）

大理美容美发协会发文，给剪发烫染业务“限价”，此等操作，一时间让人难分究竟是“自律”还是“自黑”。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份“规范”，把价格的上下浮动范围限定在5%以内。有网友说，烫染300元，简直就是良心价。故而，似乎很难将之简单解读为是“串联定价，哄抬物价”。毕竟，不少城市的Tony老师价码早就水涨船高，动辄花费数百上千元却依旧实现不了“发型自由”者大有人在。

当然了，大理州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终究是行业自律组织，对于所属理发店并没有“管辖权”。就此，当然就没有所谓“限价权”了，无论是设定价格上限还是价格下限，都是如此！事实上，这样一份“市场价格调整规范”的出炉，本身就可能造成多重风险：一者，其表明了协会对商家“经营自主权”的侵犯，这动摇了“行业自律组织”的存在根基；再者，若商家照办执行，则又难免自陷于“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风险。凡此种种，可说是槽点不断。

需要厘清的是，任何行业组织最核心的功能，无非是对外争取利益、对内协调矛盾。大理州美容美发行业协会，之所以出台“市场价格调整规范”，本意恐怕仅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避免非理性的价格竞争加剧行业内卷，继而损伤共同利益。要“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要“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本意虽好，但这种人为抹平价格弹性，推行“均一价”的做法，长远来看恐怕会扼杀行业活力，其最终伤害的还是消费者的体验。

市场经济下的服务业，在经过充分竞争之后会形成一套稳态秩序。这个过程，最直观的反应，就是价格与供需的动态适配。全行业协商定价、一致定价，排除了多元定价、多层次服务的空间，这大概率会扭曲整个行业的激励机制，直至导致整体性的“平庸”。此番，大理州美容美发行业协会规定参考价的做法，招致各方围观质疑，随着行政职能部门及时叫停、介入治理，这一纸“价格规范”作废恐在所难免。坚持服务本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行业协会的应有之义。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谢志忠

文/熊丙奇

从专科生到博士生，张虚平用了7年时间。他起点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专科生，从专科升入本科，从本科再到研究生，到最近收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这一路艰辛的求学经历，张虚平觉得一直在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回头来看，他“一路奋斗，一路收获”。（7月4日中国青年报）

从专科生到博士生，我国社会舆论常称这是“人生逆袭”。而“逆袭论”的背后，则是专科比本科低一等的意识在作怪。随着把职业教育建设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在我国社会，从专科到博士将与从本科到博士一样，成为受教育者正常不过的学业发展规划。这会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拓宽受教育者的成才选择。

在我国的学历教育体系中，专科毕业后升本，本科毕业后考研，研究生毕业后读博，是一直有的专科生学业发展路径。只要专科生在升学环节达到学校录取要求，就将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可是，一名学生在高考后进入专科，往往就被认为与深造、读研、读博无缘。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读高职高专往往是高考成绩不高的学生；二是高职高专学生要想深造，“上升”的通道较为狭窄，不如本科生的发展空间大。

当下，这两方面都在发生转变。按考试分数而非自己的个性、兴趣，选择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这是我国教育者过去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这种选择，不但导致职业教育在部分人心目中属低层次教育，而且，也阻碍“大国工匠”、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要培养一流的技能人才，就需要让技能人才和学术人才真正“平起平坐”。一名学生在选择学习普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课程）时，应该从个性、兴趣出发，而非根据考分高低。

简单而言，当前如果有一名中考可进示范性高中的学生，不上普通高中而进了中职学校；或者一名高考可进一本院校的学生，不上本科院校而进高职，那就是“新闻”。而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平等发展的背景下，这是很正常的选择，对学技能感兴趣的学生，就应该选择职业院校，培养自己的技能。今年5月1日实施的新《职业教育法》就力图改变职业教育作为层次教育的低端定位，而将职业教育定位为与普通教育平等发展的类型教育。

职校学生的深造、升学机会不如普通学校学生，这是过去存在的实际问题，但随着把职业教育建设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这将发生根本改变。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不同层次的职校毕业生，都将获得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平等的升学机会。中职毕业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机会相同，既可参加普通高考，也可参加职教高考；高职高专毕业生可通过全日制的“专升本”与非全日制的学历继续教育，获得本科学历；之后，可根据本人的能力与职业发展规划，继续选择读专业硕士、工程博士等。

对此，或有人质疑，都以升学为导向办学，职业院校和普通院校有何不同？职业院校的学历还是可能会低于普通院校的学历，这就对职业院校办学提出新的挑战。在打通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深造、升学之路之后，职业院校不能以升学为导向办学，而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掌握先进的技能，否则，职业院校的办学会出现“普通化”“应试化”倾向，这并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也不能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作为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包含从中职、高职到职业本科、应用本科、专业硕士、工程博士不同学历层次的教育。要科学设计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贯通式培养，如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这可实现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一体化培养，把职业院校学生从升学、深造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聚焦学习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

另外，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升学机会完全平等的背景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就可做到融通发展，推进普职课程学分、实行完全学分制教学，由此拓宽所有学生的学习选择、升学选择、成才选择。不再有所谓“逆袭论”，更强调学生的自主选择与自主发展。

（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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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文/江德斌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零售、餐饮、居民服务业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依约化解单用途预付卡纠纷，日前，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与北京市商务局共同发布了《北京市零售、餐饮、居民服务业单用途预付卡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以下简称示范文本），合同中设立了7天冷静期。北京市已初步构建起了覆盖预付式消费各主要行业的“1+N”合同示范文本体系。（7月3日北京青年报）

预付卡消费模式能够提前锁定消费金额，为商家带来客户和现金流，给消费者一定比例的折扣优惠，看似双方共赢。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不少风险，诸如商家跑路、服务缩水、消费欺诈、强制消费、冲动型消费等，预付卡消费频频引发纠纷，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损失。北京市对预付卡消费实施规范化管理，赋予消费者7天冷静期，可以平衡双方力量，有利于引导理性消费。

“预付卡7天冷静期”是借鉴“七天无理由退货”模式，赋予消费者在未实际使用预付卡消费的情况下，7日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如此，可以保障消费者在充卡后的7天内，不再任由商家摆布，在初期的冲动情绪消退后，能够冷静思考预付卡消费的利弊，以及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该项服务，充值金额是否超过经济负担等，再作进一步决定。

此前，消费者在充卡后，消费金额提前打到了商家的账上，也就失去了主动权，经常发生服务还没享受到，商家就“变脸”的情况。由于商家已经拿到钱，消费者无论是要求退款，还是要求履行服务承诺，都非常被动，可能遭到商家大比例扣费、不兑现服务承诺、卷款跑路等情况。可见，“预付卡7天冷静期”不仅赋予消费者“后悔权”，也会迫使商家仔细制定消费项目规则，认真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从而改善预付卡消费体验。

由于冷静期只有7天，这还需要提防商家钻空子，在7天内守规矩，等冷静期过后又旧态复萌，造成消费者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在7天冷静期之外，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控制资金流向，防范预付卡商家玩猫腻。比如，可采取第三方资金存管制度，将预付费存入银行账户，按照服务次数付费，在消费者认可的情况下，分批将资金转给商家，以防止“一锤子买卖”。

同时，对于预付卡商家的履约情况，也可引入考核淘汰机制。如果商家存在履约不佳、投诉率较多、服务质量差等问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其予以亮“黄牌”，督促纠正；如果屡教不改，则可“红牌”罚出，禁止再开办预付卡业务。对企业负责人，可根据违规情况，纳入“黑名单”，实施预付卡行业限入，以避免再损害其他消费者。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赵丹丹

文/木须虫

6月23日下午，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深圳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7月3日成都商报）

与安乐死通过外力结束病人生命，减轻病人痛苦，维护病人尊严的争议不同，“尊严死”是在病人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撤除外力支撑，让病人自然地死去，剥夺生命的人伦界线由此清晰了许多。

近些年，“尊严死”尽管富有争议，但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主要原因如下：一，越来越多的人对死亡有了理性的观念，遵从自然健康是生命的本义，质量是生命的意义；二，对外力作用延缓生命痛苦的考虑。就病人而言，痛苦是双重的，不仅是医疗外力带来肉体的疼痛，还有包括身不由己的喟叹、拖累家人的不忍，甚至是经济、人伦方面的隐忧。

医疗上赋予病人有“尊严死”的选择权是对病人意愿的尊重。病人在生命垂危之际，无任何抗争能力，无法实现意愿，其实是残忍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对于病人即将死亡，倡导临终关怀，其中，除了心灵抚慰，大概就是遵从其意愿了。满足他们有尊严的要求，帮助他们减少临终医疗不必要的痛苦，同样属于人性关怀之一。

此次，深圳的医疗条例立法，首次在“临终决定权”上赋予了患者通过生前预嘱的方式，保障自身伤病末期放弃抢救、维护尊严的选择权利，无疑是一次大胆的突破，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当然，临终决定权的“生前预嘱”，并不等于临终意愿或者选择，充其量只是患者之前对“尊严死”观念的认可。具体到临终的选择，还应有一个科学性以及时机的判断，既要保证病人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也包括病人评估与医疗评估的一致性——即病人对“尊严死”选择的最终确认；符合“无意义抢救”的判断标准；医生和病人理解认同患者的意愿。

允许“尊严死”，在充分保障病人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况下，医生与亲属也存在一个权利的把控，要在充分尊重病人选择权与防止“误伤”之间找到平衡。“生前预嘱”是尊重患者选择权的人性关怀，但作为一项制度，也需要划清选择权利的界线与尺度，才能找得到实现的土壤，才会真正让临终的选择更有尊严。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何绮云

文/羊城晚报评论员

百年历程，百年淬炼，百年荣光。度过101周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已突破9670万，并拥有493.6万个基层党组织，无愧于深具全球重大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党！实现首个百年目标后，党中央又率亿万人民迈向第二个百年征程。新征程，新使命，新的赶考之路，每个党员都需振奋精神，鼓足士气，埋头苦干，肩负起历史的担当。

回首百年历程，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让一个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弱国昂首挺进世界强国之林。百年来，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我们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历史自信，砥砺前行，续写新的辉煌。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展望未来，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产业链竞争泛政治化，大国霸权不甘落幕，风险挑战叠加，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同时，国内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入关键时期，执政党的赶考从未止步，能否再次交出优异答卷，党面临的考验也将前所未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开创了改革开放史上无数的“第一”和“首例”。从引进外资到冲破僵化的旧经济体制，再到创立三个经济特区，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跃升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并雄居榜首30余年。现今广东的经济总量，不仅超过“亚洲四小龙”，也超过全球不少发达国家。南粤之腾飞，正是中国崛起的最精彩缩影。作为全国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在新征程上将担当更重要角色，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进步，在“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战略中充分释放叠加效应，在创新型、引领型改革中实现新突破，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能否交出优异答卷，不仅事关一省之发展，也事关全国之大局。

新的赶考路上，党中央为广东赋予新的使命。刚闭幕不久的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吹响了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辉煌的冲锋号。在向新的百年目标奋进中，我们更要充分认清自身优势与不足，把握大局方向，砥砺奋进。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如何开创党建新局面，让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推进和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树起更多的“广东标杆”和“广东印记”？如何更好地协调城乡及区域发展，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地惠及百姓，使人民群众过上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实践中勤勉作答。

改革开放是广东的特殊优势和鲜明特质。在新的赶考路上，要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同样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法宝。“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几十年来，广东依靠改革开放旧貌换新颜，书写出无数的“南粤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同样要靠改革开放的理念和勇气，去寻找突破口，探索新路子，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并为全国更高质量发展起到开创和引领作用。

走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实现总书记赋予的历史使命提供政治保证。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主动出击，迎难而上，扎扎实实办好广东的事，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新气象，为全国大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王隽杰

文/然玉

近日，高价雪糕频频登上热搜，很多消费者吐槽被其貌不扬的雪糕“刺伤”，本来以为一支只要几块钱，付账时却被告知好几十元，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这类被“偷袭”的体验越来越普遍，以致衍生了一个新的网络名词“雪糕刺客”。继贵价冰淇淋后，最近又有一个商品获得了“隐形刺客”之称——商场里的话梅。有女子逛商场遭遇各种“刺客”：6颗话梅128元，2个桃子92元……

“价贵”不是原罪，“贵”得鬼祟、“贵”得鸡贼，就难免引发众怒了。连日来，网友接力分享自己“被刺经历”，天价雪糕以及各种标价不明的高价货品，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明明那么普通，却贵得那么自信。“明明可以抢钱，却给了我一根雪糕”。中招者的戏谑调侃，几分无奈、几许气愤。既是“气”某些雪糕、话梅出其不意套路深，或许也是“气”自己死要面子活受罪，平白被人算计。

无论“雪糕刺客”“话梅刺客”又或是“水果刺客”，之所以能产生不小的杀伤力，更多是源于反差所造成的震动。一般而言，消费者对于日常商品，都是有个大致的价格概念。比如说雪糕，除了少数知名品牌，印象中，商超冰柜里的雪糕普遍也就十元以内。在此认知背景下，顾客在选购雪糕时，往往是不会太费心去一一查验标价的。加之对某些新上市、陌生面孔的雪糕有所好奇，不加多想直接就“买来一试”。由此，也就入坑了。

“雪糕刺客”之所以能“刺杀”成功，无疑是利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对于雪糕这类竞争充分、成熟稳定的大体量市场，大众下意识默认“不知名的都是平价的”，但殊不知，如今反倒是那些不知来路的、看着脸生的雪糕，贵得离谱。

买奢侈品，就是买一种身份认同和阶层符号，据说品牌溢价拉满。那么，为何买“天价雪糕”，却往往被认为是人傻钱多、吃亏上当呢？明明花了那么多钱，丝毫没有尊荣之耀，只有被“刺痛”之感。这其实不难理解，雪糕毕竟只是雪糕，其既没有“系出名门”的源远流长，也没有足够有说服力的品牌故事，强行自抬身价、搞社群营销，未免给人以装腔作势之观感。明明就是“野路子”“土出身”，非要自我镀金、漫天要价，难免给人挖坑设陷的观感。

雪糕刺客，标价“不清不楚”，事实上也表明，此类天价雪糕，实则是内怯的，是心里没底的。要挡住雪糕刺客的“偷袭”其实也容易，那就是遵循真实的内心，不想买就不买，想退货就退货，而不是“被气氛烘托着”“被店员盯着”“被面子裹挟着”勉强自己掏钱买单。支付能力、消费层次是一回事，“雪糕刺客”配不配、值不值则是另一回事，不要混为一谈才是。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王隽杰

校对 | 何绮云

文/陈津津

摘要：英语仍是未能替代的跨文化国际传播语言媒介。文学书写最能真实全面展现地方故事及其文化魅力。为及时、真实、有效、持续传播广州城市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可以发展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调动高校师生的英语文学原创能量，创作以广州城市乃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为素材的英语文学作品，并主要通过留学生进行国际传播，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城市国际形象塑造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作为中国千年国际商都，自古就是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2021年12月，“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总第六届）第三次在广州召开。让世界在广州读懂中国是广州的光荣使命。然而，就像我国国家形象经常遭受域外媒体或个人歪曲或者选择性负面报道一样，广州城市形象也不时遭遇域外媒体或个人选择性放大负面报道。

在当前英语仍为未能替代的国际传播语言媒介的条件下，广州城市形象和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要获得传播先机、保证传播内容真实、实现有效传播，应该充分调动国内具有相当英语能力的人民群众力量，特别是高校中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师生力量，主动采用英语作为语言媒介，通过适当的方式，在国际舆论舞台上及时为我国发声，讲好中国故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有意识发展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建设和传播广州开放包容的活力文化城市国际形象，向世界及时、真实、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

一、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化形象传播

相较于其他文化传播方式，文学书写最能展现城市文化魅力，其形象刻画细腻深入、思想情感影响持久深远。比如雨果的小说使巴黎圣母院世界闻名；乔伊斯的作品使都柏林名扬天下；荷马史诗使读者对希腊心生向往；发展兴盛数十年的美国文学创意写作事业则对其二战后的文化价值输出和国家形象构建起了重要作用。文学对某一地域的叙述描写往往直接影响了读者对该地的情感认知。

从已有的城市形象传播成功案例来看，美国爱荷华城的“文学之都”城市身份直接来源于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实践。爱荷华的创意写作实践，将文学创意写作和城市文化活力激发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该城的形象名片，而且成为该城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广州可以借鉴爱荷华经验，发展高校文学创意写作事业，激活既有的文化传统资源，激发潜在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创新活力，塑造具有独特魅力的活力文化城市形象。

如前所述，目前英语在跨文化国际传播中仍是未能替代的语言媒介。英语传播内容在数量上主导了国际传播话语，在速度上占尽了国际传播先机。因此，广州高校文学创意写作应该选择英语作为语言媒介，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能以国际受众“听得懂”的形式直接进入传播环节，使广州形象和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会得到及时、真实、有效的传播。

二、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工作方案

文学工作坊既是写作方式，也是高校文学创意写作典型的教学组织模式，其直接教学目标就是培养作家和诗人。这种模式的核心原则是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创作灵感激发，其独特过程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意进行文学写作。有学者概括了文学工作坊的特点：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能够教会另一群从未发表过诗歌的学生，如何写出一首可以发表的诗。以诗歌工作坊对诗人的培养为例，从美国高校比如爱荷华大学诗歌工作坊走出来的名诗人比比皆是，著名的有W.D.Snodgrass、Rita Dove、Philip Levine、Charles Wright等都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文学工作坊可以成为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值得借鉴的基本方式。

在广州扶持高校英语文学工作坊创意写作进行城市形象传播，具有天然优势和现实可行性。文学研究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广州高校的一些英语文学教师已经开始进行英语文学创意写作，中山大学的教师还开设了英语文学工作坊课程，进行英语文学创意写作教学。数量庞大的英语专业学生可以为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者。这些教师和学生有足够高的英语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对广州有天然的归属感，了解真实的中国，具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底气，因此能够创作真实、立体、全面反映广州乃至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英语文学作品，塑造真实的广州城市形象，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具体来说，首先扶持广州高校中已有的英语文学工作坊课程，鼓励课程师生创作以广州和中国为素材的英语作品，并将作品及时进行国际传播。第二，支持已有英语文学工作坊课程的广州高校率先发展完善其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学科，从文体类型到学生来源等各方面扩大其英语文学创意写作规模。第三，鼓励其他高校英语文学教师参与广州已有英语文学工作坊写作和教学，在其所在高校开设英语文学创意写作课程，并将作品及时进行国际传播。第四，综合调动广州高校师生的英语和中文整体创意写作能量，以适当的方式使广州高校的中文创意写作课程师生也参与到书写和跨文化传播广州活力文化城市国际形象中来。

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工作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其作为理论指导，实现其实践内涵。第二，提高课程学生的历史传统文化知识水平，深入考察体验广州社会生活（包括来穗外国留学生和广州出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使作品真实反映广州乃至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第三，尽快从文字创作转变为融合文、画、音、像多样艺术媒介的英语文学创作。第四，积极参与国际文学（线上）活动，争取在国际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与当前国际文坛建立联系，切实发挥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的国际影响力。

三、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作品的跨文化国际传播

要进行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作品的跨文化国际传播，首先，可以在广州本地英文媒体如GDToday开辟英语文学专栏。在2020年以来的疫情中，GDToday通过不断更新的疫情通告，已在来穗外国留学生中具有相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可以在GDToday开辟英语文学专栏，向从事英语文学创意写作的广州高校师生征稿，经专家评选后发表。随着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及其国际传播的发展成熟，可以逐步将文学栏目建成独立的英语文学网站。

第二，可以主要通过来穗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出国留学生对GDToday的英语文学专栏作品进行国际传播。这是因为：来穗和出国留学生有足够的英语能力；他们正在或曾经在广州居住，对广州有自然亲近的感情，不会像西方媒体那样歪曲传播内容；留学生传播是民间传播，是国际受众更“愿意听”的传播方式。

第三，可以为GDToday英语文学专栏配备评论互动员。在当前作者和读者通过网络直接互动的文学生态环境下，文学专栏与国际读者的持续互动能够鼓励国际读者持续关注进而传播专栏作品。作者是最有效的评论互动员。对于广州形象塑造和中国故事传播来说，评论员或作者与国际读者的互动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的阐释和中国形象的传播过程。

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事业能够培养原创型的英语文学创意写作人才，创作真实、立体、全面反映广州乃至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作品，激发其他形式的艺术创意创新活力，塑造广州活力文化城市国际形象，其作品的国际传播能及时、真实、有效、持续地讲好中国故事。广州高校英语文学创意写作可以为中国形象塑造、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一个广州方案。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注：本文是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一般课题（2019GZYB5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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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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