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妹妍

图/受访者提供

拿到“左肺癌ⅠⅤA期”诊断证明书的时候，利雪梅的脑海是一片空白。

今年4月，她刚经历完一场乳腺囊肿手术；5月，她被后背的剧痛反复折磨，气也喘不上来；6月初，广东省人民医院检查确诊肺癌晚期……几个月来，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砸”得她有点儿懵。

但她没有时间为自己难过。在医院的病床上，39岁的她给自己列出了一系列待办事项：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报答辛苦操持的母亲、安排好孤独的小女儿……排在待办事项第一位的，是找回7年前走失的儿子刘家柱，“不想留遗憾就这样走，想再听到儿子叫我一声妈妈。”

寻找刘家柱：7年前5岁男孩在河源失踪

刘家柱是2015年中秋节前一天，在河源老家失踪的。

利雪梅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两时多，还在梅州打工的她给河源家里打电话，想问一下孩子有没有中秋月饼吃。但第一个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她心里咯噔一下，又拨了一遍，这回那头传来丈夫焦急的声音：“孩子不见了，大家正在找。”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挂了电话，急匆匆地就坐车往家里走，“赶回河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家里只有老人坐在地上哭，其他人都在帮忙找孩子。”

她后来询问得知，当天下午一时多，5岁的儿子刘家柱和村里其他三个孩子在榄坝加油站路口往黄沙村方向的一个山坡地玩耍。这是她家房屋后的空地，孩子们经常一起玩。四个孩子中，大的两个8岁左右，刘家柱5岁，另一个名叫罗翰瑜的孩子4岁。

“他们玩一会儿之后，觉得口渴，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就回家拿水喝，等他们回来时，两个小的就不见了。”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两个较大的孩子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家长，大家立刻分头在周边寻找，下午三时多报了警。但遗憾的是，当时附近的监控设施尚未启用，加之该路段车流量巨大，给警方寻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当天，源城公安的公众号发布了《河源市高新区两名幼童走失，求线索！》的寻人启事；过后，利雪梅和丈夫到公安机关采血录入到了DNA数据库；“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多家媒体也帮忙在各大平台发布了孩子的失踪信息。

但七年来，刘家柱一直杳无音讯。

“我们也在找，一直没什么线索。”利雪梅告诉记者，儿子失踪后，她一度精神崩溃，每天只会在家里哭。但因为还要抚养小女儿，她不得不振作起来外出打工，“不能这样下去，要生活，出去找孩子也需要钱。”

这些年，她把微信名字改成“寻找刘家柱”，加入了无数的寻亲群，并默默关注着各种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因为身体不好，她不能像其他寻亲家长般全国奔波，但她努力学会了制作发布短视频，在网络平台直播寻子；即便是患病住院期间，她也随身带着一张硬质的大幅寻人启事：“求求好心人帮忙留意，7年前有没有人收养5岁左右的男孩，他是单眼皮，左肋下有条血管瘤手术留下的疤痕，会说河源话，也会说普通话。”

母亲患肺癌：不想杨素慧悲剧重演

今年早些时候，31年前在广州走失的徐剑锋经DNA比对，确认了与杨素慧的母子关系。但令人扼腕的是，五年前杨素慧已因肺癌去世。

“杨大姐生病的时候在广州住院，我们几个寻亲家长都去看过她。”利雪梅说，确诊肺癌晚期后，她反复想到寻亲路上曾经的同行者杨素慧，及其生前和亲生儿子在网上擦肩而过的唏嘘，“害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杨大姐，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再看到我的儿子。”

她心底隐隐有些许期待，这些年人脸识别、DNA比对等技术越来越完善，寻亲的效率也越来越高，她所在的多个寻亲群里，也时常传来团圆的好消息。她衷心期盼，失踪7年的刘家柱能遇到好心人，送他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入库，“他今年12岁，或许心里明白自己要回家，但没有办法回家。”

但连月来状况频出的身体也使她担心，自己或许等不到孩子回来。她告诉记者，对于病情，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如果能找回刘家柱，她最想跟他说：“把这个家照顾好，妈妈在的时候，会尽最大努力和你好好生活，如果妈妈不在了，希望你帮妈妈照顾好妹妹。”

2016年，利雪梅的小女儿被确诊为孤独症，就读特殊学校每个月生活费要2500元。这些年，她把女儿放在老家由外婆照顾，自己在外面努力打工攒钱，但去年检查出乳腺囊肿后，她因为治病已经大半年没有工作，“担心女儿每月的生活费，更担心她将来的生活。”

杨盼盼的妈妈和利雪梅在2015年的一次大型寻亲活动中认识，两个寻亲妈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还曾一同去探望生病的杨素慧。在杨盼盼妈妈印象中，利雪梅是一个善良而且勤快的人，“屋里收拾得很整洁，也很节约，除了必要开销，省下来的钱都用来找小孩。”

“宝贝回家”志愿者燕子陪伴和见证了杨素慧的寻子路，如今也在为利雪梅寻子积极奔走。她坦承，寻找刘家柱的有效线索并不多，目前最大的寻亲特征是“左肋下有个激光手术后约1.5厘米长的白色疤痕”，但志愿者们目前依旧尽最大努力扩散寻亲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刘家柱妈妈实现心愿，不让徐剑锋和杨妈妈的悲剧重演。”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余卓尔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受访者提供

1977年，中断十年的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70万名怀揣梦想的考生端坐考场，奋笔疾书。

2022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1193万名考生刚刚结束这场人生大考，踏出考场，热血未凉。

45年来，考生队伍逐渐壮大，一代一代学子走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回望来路，记者采访了三位不同年代参加过高考并取得过优异成绩的天之骄子，看看他们如何评判高考带给自己的改变。

“高考让我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

1977年12月，在高考恢复第一年的语文考试上，刘学红稍作腹稿，一气呵成，落笔写出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记叙她在林业队插队落户一年的经历。走出考场，刘学红自觉考得不错，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却收到另一份惊喜：她的高考作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参与阅卷的老师透露，这篇作文得到99分的高分，仅扣一分。

一时之间，刘学红声名鹊起，顺利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在往后人们的不断考证中，她因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捧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女状元”。但刘学红并不认同这个名号，“我们那时各省各自命题，分数有差异，我这哪算得上是状元呢？”刘学红说。

“除了一开始作文被刊登，周围人还会说道几句外，没有多大水花。”刘学红回忆道，“参加高考的人不多，考上的人更少，到大学一看，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

其实，与当年的高考成绩相比，刘学红更愿意感谢国家恢复高考这项举措。

1976年，作为知青初到林业队时，刘学红满腔热情投入劳动，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感到迷茫：成绩优异在这里并不顶用，文化知识被忽视，一个人的价值仿佛只能体现在“干活的力气”上，长此以往，出路何方？

“也不是没有过继续读书的念头，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刘学红回忆道，“要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能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按照这个标准，刘学红至少还要熬三年，才有可能获得初步资格。

1977年10月21日，当广播中传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刘学红毫不犹豫报了名：“这相当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上大学。”所有人都特别兴奋，“我在的知青点，大家都报了名，只要你想去，没有人拦着你。”

1978年3月，刘学红踏入梦想中的北大校园，正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扫当初迷茫，度过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涯。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扎根新闻业三十余年，直至退休。

“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一点也不为过，在高考之前，我的天地就那么四方一片，当时最好的打算，也就是下乡插队两年后，争取招工回城，找个工作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刘学红说，“但高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不用什么推荐，凭借自己上了大学，我的眼界由此开阔，由衷感谢1977年的那场高考！”

20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了刘学红当年的高考准考证、北京大学毕业证、学位证等物品，它们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常设展览中，成为当代中国和中国教育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实物见证。

“高考留下的东西让我一生受用”

偶尔，余斌霞翻开自己的高中学生手册，仍然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的成绩并非从一开始就十分优异，成绩单上，甚至有几门科目刚过及格线，但在1987年的高考中，她以湖南平江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录取。

依照当时的制度，正式高考前，余斌霞需通过淘汰率过半的预选考试，才有资格坐在高考考场上，预选考试结束后，她心里忐忑，甚至没有勇气自己去看分数，担心自己不够格。父亲替她看完分数后调侃：“你都考了全县第一，还在担心自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高考时间正在炎炎夏日，彼时余斌霞却因读书过于投入，而不知外界冷热，这份淡定一直延续到放榜时候。听闻她一举夺得当年全县的文科第一，余斌霞家一下子热闹起来，门前放起鞭炮，父亲单位的领导送来贺喜的表彰镜框，家人都很高兴，但余斌霞内心却没有太大的波动，“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备考，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知道自己的水准在哪。”上了大学，她也很少提及这件事。

相比起一个分数，高考于她而言，更多意义在于培养了她的逻辑思维和自律习惯。

按照余斌霞的说法，中学时，她的成绩起伏不定，最终高二再发力，实现成绩飞跃。“如果把我当时低谷期的成绩放到现在，估计是很难翻身的，一步没走好，基本就没戏了。”余斌霞说，“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孩子读书竞争激烈，一家人围着孩子读书，不像我们那时，放假回家还要做家务，帮家里做事赚取一些生活费，读书大多都靠自己。”

如今看来，当年余斌霞自己摸索的学习方法，与现在许多盛行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比如她会将错题收集起来，制定纠错本，提高复习效率。预选考试之前，余斌霞更多在第二三名徘徊，之所以最终能夺得第一，她认为与自己强烈的目标感有关：“我会给每一步定下目标，学校当时是晚上十点熄灯，我就是点蜡烛或者在被子里打手电筒，都要把当天该看的书看完，哪天必须做到哪一步，我都必须完成。”

这些习惯一直保留下来，影响至今，“高考这段时间学到的知识，在漫长的人生中可能用不上，但思维模式和学习习惯被培养和锻炼出来了，这是更重要的东西。”余斌霞坦言，“肯定会辛苦，但不要怕坐冷板凳。”

一定程度上，高考的经历塑造了如今的余斌霞，毕业后，她就职于湖南省博物馆。起初，她被分配到大多数人不愿意去的保管部，天天在库房里与文物作伴，难免枯燥，但她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沉淀，直到成为博物馆的一名策展人，用自己的专业为民族民俗及非遗文化的推广作出贡献。

余斌霞感慨道，“高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高考前，我从没踏出过县城，不上大学可能就在小城里做一份不大不小的工作，是因为高考给了我一块敲门砖，让我有了去看世界的可能。”

“高考给了我选择的空间”

“高考像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突然有很多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有更多选择的空间，会觉得读书真的有用，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感觉。”汪嘉倩说，2014年，她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目前正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与今年的考生一样，汪嘉倩遇上了“史上最难数学考题”，大题基本难得无从下手，出了考场，她就没对成绩抱太高期望，直到结果出来，她还觉得不可思议。

“你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那些书上或者电视节目上的学者，感觉像打通了次元壁，会有一种不踏实感。”汪嘉倩这样描述自己之后的大学生活。

一开始，汪嘉倩对自己身上好学生的标签还有些介意，这缘于外界对这一标签的刻板印象，比如“书呆子”“功利性读书”“刷分机器”“没有创造力”，她一度反感于此。后来，她学会调节自己：“我没有必要非得去改变大家对于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只要我自己的发展不会被这个所谓的刻板印象定义就行。”

逐渐接纳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后，汪嘉倩更多感到一种动力，高考结束后，她也曾害怕惶恐，担心这就是自己一生中的最高点，此后都要走下坡路，“但我后来觉得，高考给了我机会，能够选择想学的专业，来到我现在的位置，我是有能力从机会中找到新的突破口的。”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隽杰

6月9日上午，多位江西省赣州市的考生和家长在网络上投诉，称6月8日下午，在赣州市宁都县易堂学校考点举行的日语考试中出现了听力播放滞后、误时的问题。

6月9日上午，针对此事，多名考生家长向宁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反映情况。

6月10日上午，宁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对该事件进行了通报，称宁都县易堂学校考点因播放设备无法识别外语（语种为日语），听力考试顺时延后播放，对于延误考生的考试时间予以了补时，考点处置符合考试偶发情况处理规则。

通报全文如下：

宁都县易堂学校考点外语听力播放情况通报

2022年普通高考外语科目考试，宁都县易堂学校考点因播放设备无法识别外语（语种为日语）听力光盘，听力考试顺时延后播放，情况通报如下。2022年普通高考外语科目考试安排在6月8日15:00-17:00举行，根据考务规定，14:50开始听力试听，15:00正式开始听力考试。考点听力播放员14:50准时将听力光盘放入CD播放器，发现播放设备无法读取光盘，启用备用播放器和备用光盘均无法读取。考点按《江西省2022年普通高考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参考》的处置程序，14:55开始告知考生开考后先进行其他部分考试，听力考试顺时延后。在更换了听力播放设备后，经请示上级考试部门批准，考点于16:20开始，通知考生将于16:43开始听力考试，随后听力考试正常进行，同时对于延误考生考试时间予以了补时。本次外语听力考试顺时延后播放系考点依据相关规定进行的规范处置，考点处置符合考试偶发情况处理规则。

联系电话：县教育考试中心 0797—6832998

宁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2022年6月10日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受访者供图

责编 | 谢小婉

校对 | 谢志忠

文/朱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之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把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更深层次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区别在于路径的本质不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版本的生态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理念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在建党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第一次形成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门学说，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如恩格斯所概括的——“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马克思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期，由于人的本质力量弱小，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界力量强大，人类对自然处于屈服和被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人的主体性力量凸显，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对自然支配和驾驭的关系，同时也出现了人的活动能力呈现片面化和畸形化的发展趋势。只有到了消灭阶级以及生产力、科技水平得到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才能回到科学状态，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平等相处的和谐共生状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将自然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特征。

如何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内涵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给出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说：“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从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离开经济发展谈生态治理必然是“缘木求鱼”，而离开生态治理谈经济发展势必是竭泽而渔，生态环境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问题。

因此，从狭义的定义来看，绿色发展是使用技术手段，通过循环经济保证从生态系统提供到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总量保持不变。从广义来看，绿色发展实质上是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协同共生的发展方式问题。自然系统为经济系统提供物质基础，经济增长会为维护自然系统和提高生产能力提供保障；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可以为社会系统的公共服务提供支持，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社会系统的良性发展能够提高经济收入，同时有助于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自然系统的改善又可以促进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进而有助于提升人力等社会资本。

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化的内在要求，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是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满足人民对生态的需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价值导向。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增进人民福祉的公共产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在美丽中国建设中，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生态需要、保障人民生态共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化与现代化相统一的系统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部署安排。与此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等法律修订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坚持制度创新，加大力度全方位清理现存的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并加快制定和修订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必须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汕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调研考察时指出，“广东有条件有能力把生态文明建设搞得更好。在广东探索出一条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路径，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汕头市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行探索。

根据汕头市2022年第一季度环境质量状况报告显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汕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为群众提供了“蓝天碧水”良好的生态产品。同时，“汕头绿”逐渐成为汕头城市的“主色调”。2020年汕头的公园绿地增加166.82公顷，2021年增加69.09公顷。

其中，按照“还绿于民还景于城”的理念，多个公园拆除了围墙，使市民能够从每个角落进入公园游玩。针对汕头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缺，绿地分布不均匀等现实情况，2022年汕头市提出“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工作目标，将充分利用规划绿地、城市边角地和闲置地，推进社区公园和口袋公园建设。

近年来，汕头市各部门上下齐心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练江流域综合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21年，练江获评“广东省十大美丽河湖”。练江流域综合整治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建立健全制度保障。汕头市坚持实行市领导包干支流责任制度及驻点办公制度、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巡查调研制度；建立“曝光台”曝光环境污染问题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健全初雨防控机制，常态化落实初雨污染防控措施；并将“五清”专项整治行动推广到二三级支流，健全干支流保洁机制；建立“六区一县”水污染防治交叉巡查制度，对流域内水污染防治情况开展常态化全覆盖的巡查、督导和落实整改。

二是截污控源。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2019年练江流域印染企业全面依法停产退出，自2020年以来，企业陆续迁入印染园区。潮阳区和平镇和舖社区是汕头市“源头截污、雨污分流”工作的先行试点，社区每家每户的排水系统现都已进行了雨污分流改造。目前，以和舖社区为支点，深化截污控源以提升练江整治工作正在推进。

三是提升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结合乡村振兴、碧道建设、农村连片整治等工作，汕头正规划在练江中下游建设河口生态湿地等河湖缓冲带项目，实现对练江中下游水产养殖尾水及农田退水的有效治理，提升练江流域水生态承载力。目前，汕头正在探索将阶段性治理举措与长远治理机制相结合、练江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生态环境改善与群众素质提升相结合，推动练江流域综合整治上升提质。

汕头市青澳湾2021年被评为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青澳湾位于汕头市南澳岛东端，拥有长2.4公里的砂质岸线和天然海滨浴场，沙滩平均宽度约60米，沙质细腻洁白。近年来，青澳湾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上下联动、海陆统筹、全岛共治”的湾区治理模式。一是“强治理”，实施陆海统筹综合治理。二是“重维护”，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三是“促融合”，推动人海和谐发展。四是“稳成效”，建立健全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长效机制。

通过上述工作，目前，“蓝天、碧海、绿林、奇礁、银沙、细浪”和“赶海、逐浪、扬帆、嬉戏”融会成“人海和谐”的青澳湾，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以海湾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海湾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滨海地区高品质生活的格局初步形成。

汕头还坚持“土地集约、集中治污、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探索“工改工”项目兼顾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路径，破解“生产低效率、成本高支出、环境高污染”困局。汕头市金平区柏亚产业城是破解产业用地瓶颈、激发释放新空间新动能、促进区域绿色发展的示范工程。柏亚产业城现址原有园区的厂房十分破旧，道路、排污等都缺乏科学有序规划，土地利用效率比较低。

在建设过程中，柏亚产业城将低效用地改造为现代标准厂房，铺设统一有序的排污管道，设立独立的排烟排气排污装置，保障企业生产工艺独立性，满足生产环保要求。在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园区容积率提高至4.87，全面建成后可入驻企业超200家，年产值50亿元，相当于改造前5倍。目前，园区首期面积13万平方米的工业大厦已竣工交付，将为食品包装、机械装备、化工塑料等产业提供“定制厂房”，成为企业规范化、集约化绿色发展的平台。

在国家“双碳”任务目标背景下，汕头在“三新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新格局中，把新能源产业列入三大新兴产业，提出以全产业链海上风电产业为核心，打造千亿级产业规模，助力汕头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汕头新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海风资源丰富、海况条件优越，发展海上风电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汕头市持续推进海上风电产业发展，上海电气、南瑞鲁能、青岛武晓等海上风电装备龙头企业纷纷落户汕头，目前全产业链海上风电产业逐步形成规模。

汕头市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生态环境法治平台，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生态环境法治支撑。一是分类管理，差异化监管执法。对企业执行差别化监管，这样不仅提高执法效能，而且通过严惩重罚提高企业违法成本，有效保障守法企业合法经营权利。二是帮扶指导，服务企业。常态化开展现场帮扶活动，逐一对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开出整改良方，提高企业环境治理能力。三是普法宣传，融入群众。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多元并进让生态环境法治观念深入企业和基层。四是持续推进清理整治，倒逼产业升级。

在新征程中，汕头将持续在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中补短板、强弱项，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打造美丽大湾区贡献汕头力量。

（作者是汕头市委党校管理学科教研室主任，经济学副教授）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黄光伟

在当前这个后互联网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极大不同于早期工业时代，如何进行组织模式与经营管理思想、体系的突破与重塑，已成为摆在当代企业界与学术界绕不过去的时代课题。如何转型，才能让企业既能够保持平稳有序运行，又能够持续深入地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长久的创新创业激情？有管理学者在企业内进行了组织模式与经营管理方法的探索：从传统科层制下的“双柱金字塔”型组织模式，转变为“经营柱”与“管理柱”螺旋交叉的“双柱螺旋”型组织模式。希望通过个别企业的探索，为中小企业解决经营管理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生产力发展与管理思想演变

管理思想一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不同生产工具、生产规模与生产形式，对组织模式、经营与管理的要求与挑战不同，管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

农耕时代，从奴隶庄园到地主农场，这个时代经济实体的管理，主要就是“控制人”，通过控制人身自由，来控制生产过程与结果，人往往既是财产、也是工具。

工业时代来临，从蒸汽机的发明与大规模应用开始，开启了机械化大生产时代，这个时代，注重的是执行效率，人不再是财产，但人只是生产环节上的螺丝钉。

“二战”之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金融杠杆的助力，跨国跨行业并购重组大行其道，母子公司、孙公司、孙孙公司不断衍生，如何组织与管理这样的多元化、多层次、跨国家、跨行业的超大型集团企业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如何实现对“子、孙”公司的合理、有效控制，成为核心议题。

互联网时代，强调创新创造，需要快速响应需求、快速更新迭代，这就需要最大化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内部创业项目小团队”这一行动敏捷、充分授权的扁平化组织形态在互联网企业里逐渐成为标配，与此同时，注重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的“领导力”理论大行其道，鼓励人们勇于突破、敢于创造、引领未来。

后互联网时代，感受到互联网企业“降维打击”威胁的传统行业、传统企业纷纷“触网”以求生存、谋发展，尤其是自2015年国家提出“互联网+”概念的推动下，线上线下已经日益融为一体，“持续创新”不再是互联网企业的“专利”，“互联网精神”也不再被互联网企业独享，传统企业也越来越具有“响应需求、快速迭代”的互联网式行动意识，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市场。

企业组织转型之难

然而，对于传统行业的企业而言，无论企业文化、组织形态，还是员工的观念意识、能力结构，与互联网企业有着根本的不同：传统行业的企业，骨子里仍是沿袭于工业时代的科层制组织模式与管理风格基因，本质上仍是以“控制与秩序”和“执行效率”为组织与管理的核心，这与互联网企业与生俱来的灵活应变、鼓励创新的组织文化，以及充分授权的小团队式扁平化组织生态，具有先天的不同。

在传统科层制组织模式下，绝大部分一线员工及中基层管理者都是执行者，少数高层管理者才是经营与管理的最终决策者。面对市场，对环境具有直接感知的是一线员工，但他们却没有决策权。高层管理者则忙于各种类别的管理会议，无法真切感知外部环境的冷暖。在上传下达之间，有价值的市场信息被延迟、被忽略、被屏蔽、被曲解时有发生。同时，科层制的部门壁垒问题由来已久，需要跨部门协调支持的项目往往行动迟缓、进展缓慢，整个沟通、决策及执行周期花费较长时间，这样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

信息化时代兴起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跟传统组织结构相比，其优点在于灵活、民主，能减少官僚主义、加强内部沟通，有利于调动员工的创造性，能够更加迅速地对包括消费者需求在内的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但实践中，也有不少企业经历了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造后，业绩不升反降，原因何在？在组织扁平化之后，企业管理层级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管理幅度增大和管理难度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扁平化能否取得成效，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决策权的分散与分配。决策权须从集中到下放，且要有清楚的设计思路——如何分配、如何下放，否则容易“一放就乱”。

二是中基层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能力。权力向下转移后，中基层级管理者将面对更多的决策挑战以及角色转换要求，中基层管理者的经营管理能力与意识需要相应提高与转变。

三是员工的素质与状态。在实行扁平化组织结构之后，企业会更多地依靠员工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员工素质及积极性将极大影响结果。

也就是说，实际上，实行扁平化组织模式并不仅仅是要“压缩组织层级”这么简单。对员工（及主管）能力的要求、对企业文化的改造，都是组织架构变革中的重要维度。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也就成了很多企业在扁平化转型与犹豫反复过程中的真实写照。而且，即便是互联网企业早期建立的“小而美”的创业小团队，一旦获得较大发展，也往往不断“成长”为传统的科层制组织，这从各个互联网巨头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中，已清楚地揭示了这一规律。

组织转型的探索

如何转型，才能让企业既能够保持平稳有序运行，又能够持续深入地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长久的创新创业激情？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2009年1月《开放、妥协与灰度》讲话中正式提出“灰度思维”：“一个领导人的水平就是合适的灰度，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段时间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灰度思维”根本上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简单而言，秩序与活力、科层制与扁平化就是天然的二元对立概念，而真正的突破与创新，就在于能否运用“灰度思维”，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转化为“二位一体”的新关系：秩序之中有活力、活力之上有秩序，科层制中有扁平化、扁平化中有科层制。

基于以上思考，有管理学者在企业内开始进行组织模式与经营管理方法的探索：从传统科层制下的“双柱金字塔”型组织模式，转变为“经营柱”与“管理柱”螺旋交叉的“双柱螺旋”型组织模式。

“双柱螺旋”型组织模式，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经营柱”与“管理柱”呈双柱纵向螺旋交叉而非“金字塔”型结构，代表着经营管理决策不再只集中于金字塔尖，经营管理执行也不再层层下达至基层执行，而是以项目组为载体，所有高层、中层、基层都有机会且参与到经营管理决策与执行中来；

二是“经营柱”与“管理柱”的各个螺旋交集部分，代表着根据项目需要，“经营”与“管理”可有机结合于同一项目组中，“经营”指向创造价值，“管理”负责有序运行；

三是呈开放状的上下开口，代表着“开放性”，即经营与管理活动，不只是在组织内部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各个项目组，向各层级、各条线、向内外部开放参与机会，项目组参与者不限岗位、不限职务，“能者来之”。“开放性”机制在增强活力之余，项目组能力短板也有机会得到补足；四是通过项目组责权利一体化机制，项目组成员由利益共同体结成命运共同体，共同达成项目目标。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企业组织内部架设扁平化架构——“决策委员会－项目组”两级架构。在各“决策委员会”的批准与支持下，成立各种各样的项目组，来发掘与响应客户需求与市场机会、完成各类任务目标，增强经营活力。另一方面，科层制架构下管理部门、管理职责仍然保留，并充分发挥“秩序与控制”职能，包括：制度与标准制定；目标下达与考核考评；检查、督办、整改等职责。但职责履行以项目方式为主，相应管理岗位人员也需进入项目组，在项目组中履行其管理职责，确保各项管理工作“运行有序、控制有力”。

由于全新的组织模式，经营管理方法体系也得以全面重构：通过公开发布战略项目清单，构建自主申报、敏捷响应的战略落地新机制，让战略的落地与调整，都变得“快速、轻盈”；调整薪酬导向、重塑“薪酬价值观”，将“围绕级别”的岗位薪酬体系，调整为“按客户价值贡献付薪”为主的薪酬体系；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项目自主申报机制，打通优秀项目负责人与管理职务体系间的成长转换通道，让人才发展从“靠领导给机会、靠伯乐来识别”，变成为“有志者”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充满机会的平台。

（作者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隽杰 实习生 陈能鸿

“在高考的考场上，怎么会出现听力播放滞后、误时这种最低级的错误！”考生家长张先生有些气愤地说。

6月9日上午，多位江西省赣州市的考生和家长在网络上投诉，称昨天（6月8日）下午，在赣州市宁都县易堂学校考点举行的日语考试中出现了听力播放滞后、误时的问题。

据王勇介绍，按照一般的高考考试流程，在下午2点45分考生进场后，就会进入听力试音环节，随后在3点开考后不久，会进行20分钟左右的听力考试。但在昨天下午的日语考试中，听力考试一直没有开始，监考老师也没有提前告知考生听力设备出现问题，甚至在开考半小时左右时，还播放了一段英语听力。直到下午4点半，距离考试结束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才有老师来通知4点43分开始听力考试，在5点03分左右听力考试结束后，没多久监考老师就收走了答题卡。

“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考听力，做题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王勇告诉记者，听力播放滞后，影响了他的整体考试状态，“最后放听力的时候已经是考试快结束的时候了，整个人都很疲惫，根本不在考听力的状态。”

同样在112考场考试的张凯也向记者证实了听力考试存在播放滞后这一情况。张凯告诉记者，考试开始后他一直在读听力题，但听力始终没有开始播放，直到过了几分钟，老师才说听力设备出了问题，让考生先做其他题。

张凯表示，听力播放滞后让考生的做题节奏出了问题：“在4点半通知要开始放听力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没开始写作文，原本考试的时间规划完全被打乱了。”

周浩也是在易堂学校考点的考生，他表示自己并未受到听力播放滞后太大的影响，不过身边的同学们受影响的很多。“今年听力本来就难，再加上这种情况，考完出来后大家脸色都不好看，还有女生一回家就忍不住哭了。”周浩说。

据记者了解，整个宁都县参加日语考试的高考生基本都在易堂中学考点，这一考点的考生数目接近一千人。

针对“高考听力播放误时”这一事件，有多名考生家长在6月9日上午向宁都县教育局反映情况。家长刘女士告诉记者，县教育局回复称会将此事向上级部门反映，至于如何处理还需等待回复。家长张先生则表示，自己已经在昨天下午打了市长热线投诉，接线员称会将此事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张先生并未得到进一步回复。

6月9日下午，记者反复致电宁都县教育局，电话始终没能接通。随后，记者致电江西省教育厅，接线人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此事。赣州市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公室相关人员则回应记者称此事不在他们职责范围内。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编辑 | 孙梓青

文/马涤明

近日，重庆市民易先生遇到一件麻烦事儿，他接到考上了航空学院儿子的电话，说易先生的征信有问题，影响了他上大学。易先生到法院查询才发现，2008年自己有一起交通违章没处理，上了失信人员名单。（6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

在易先生缴纳罚款后，相关执法部门表示会联系法院恢复其征信，以免影响其孩子读书。这个结局，还是比较圆满的。但父亲的过失该不该影响到孩子身上这个问题，却仍让人不能释怀。现实中，因父母有失信记录而影响孩子上学的情况，并不尽相同，本身就是需要讨论清楚的问题。从相关制度来看，有些对失信人员子女读书资格的“影响”，确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七项规定，父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这种“影响”，实际上并不影响失信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是对失信人员为子女谋求“高消费教育”行为的限制，主要是限制其消费行为，而不是限制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其子女在普通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或其他基本教育的权利、资格，并不在被执行人员消费行为限制规定之中。

高收费的私立学校，又有“贵族学校”之称，这种高消费教育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主要是为高收入家庭子女量身定制的；对于失信人来说，其应先履行相关义务、偿还债务后，才可以进行高消费。由此来说，限制失信人员子女就读“贵族学校”，不存在“对其子女不公平”的问题，反之，失信人不履行相关义务，比如欠钱不还，却让子女享受高于普通人家子女的教育条件，至少对被失信人及其子女是不公平的。也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破坏。

具体到此事中的父亲因未及时消除交通违法记录，而影响儿子上大学这一情况，能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是值得讨论的。首先，易先生的儿子所就读的航空学院是否属于“高收费私立学校”，要搞清楚。如果航空学院是公立院校，孩子上学就不该被“影响”。

其次，从法治和个体权利角度上说，父母有问题而影响孩子读书的政策，恐怕既找不到法律依据，也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国家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就此说，孩子受教育的权利绝不可以被“绑架”到督促其父母履行相关义务的问题上。

另外，征信领域中，有个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与信用概念无关的过失行为，该不该往个人征信记录上联系？以此事来说，驾驶人未及时消除交通违法记录，实际上与“诚信”扯不上太大的关系。不是任何过失行为都可以纳入征信管理范畴的，征信不该成为一个“箩筐”。（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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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彭澎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就《广州市公园草坪开放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这对最近十分火爆的“露营热”是一种规范，就相关管理标准而言，也是一种探索。

首先，广州的地方管理指引要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衔接。目前，相关“上位法”有《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生态露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等。就露营而言，有自驾车露营地、帐篷露营地、青少年营地等分类。广州的《指引》主要针对公园草坪，并有观赏类和游憩类的划分。对于观赏类是禁止进入，对于游憩类则是有限制进入。最近露营者较多的二沙岛艺术公园、传祺公园等被归属开敞式公园一类，因此是准入的。但是，有居民认为很多露营者在公园周边乱停放车辆，应以“整治交通”为由叫停露营。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指定的地段，如晴波路、晴澜路等准许停车？对不驾车的、骑行的等是否可以更加宽容？

其次，“露营热”既有国外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与疫情之下只能就近休闲有关。作为一种休闲方式，房车露营、帐篷露营在西方国家很流行，我国的很多管理准则也都参考了国际上的做法。问题是，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的人均绿地明显较少，所以才有“爱护小草不要践踏”之类的标语牌。现在绿地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是若不加爱护难免会恢复原样，因此诸如“可搭建帐篷的区域不超过开放草坪面积的二分之一”“不允许携带宠物进入帐篷搭设区域”“不得在市内公园放风筝和飞无人机；不开展踢球、跳舞、跑步、跳绳、踢毽子、玩手球等可能严重损坏草坪植被的活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才显得颇必要。

再次，广州可以在精细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之间，摸索出可以推广的经验。一般来讲，露营是生活比较富足的表现，也是追求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虽然有疫情助推因素，但从长远来看，露营休闲和露营经济的发展，终究是会兴旺起来。

管理者、经营者应该有强烈的意识，并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一，要大大提高城乡规划中可以露营的森林、绿地和公园的比例；二，要更加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如净水、厕所、垃圾处理、停车、宠物空间等等；三，要对不同类型的露营及露营地进行细化分类管理。

我在一些发达国家看到，有些露营地是不准过夜的，哪些可停房车、哪些可搭帐篷也是有规定的。总之，广州可以进一步对全市可以露营的野外、城市绿地和开敞式公园做一个全面普查，并细化分类，公之于众，让人们根据不同的要求和标准以及自己的兴趣，选择前往。在今后的城乡规划，尤其是地区性控规中，施行“旷地优先”的原则，即把公园、广场、绿地、停车场等先行规划，再进行建筑规划，以便给居民预留出更多的活动和休闲空间。

还可以鼓励林地承包经营者转化露营地的尝试，让露营与民宿更多地融合，并将之作为乡村振兴的“风口产业”。当务之急，则是让露营之风受到监管，并在规范管理中持续下去，让市民参与管理，以养成良好的露营行为，进而推进城市文明之风。（作者是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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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王石川

“七一勋章”获得者，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辛育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7日22时5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辛育龄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一经走近辛育龄的光辉人生，便发现这是一个闪亮的名字。“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从1937年参加革命起，辛育龄便与医疗为伴。从当冀中军区卫生部的卫生员，到负责冀中制药厂制剂室，再到担任冀中制药厂厂长；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国外深造的研究生，到拿起手术刀为病人做手术，再到担任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

辛育龄把毕生精力放在了治病救人上，“当了一辈子的医生”。辛育龄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医生，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辛育龄是医生，也是专家。作为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辛育龄掌握了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并完成我国首例人体肺移植，仅凭这一点，他在业界的地位就难以撼动。辛育龄是专家，也是师者。据报道，辛育龄历经3年时间筹建中日友好医院之后，便主动辞去院长职务，牵头举办培训班，培养出10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指导各地40多家医院创建胸外科，成功搭建中国胸外科教研教学体系。做这件事，也是功德无量，值得尊崇。

在辛育龄的人生经历中，白求恩是一个抹不去的名字。辛育龄18岁便加入白求恩医疗队，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并由此萌生学医报国的念头。精医报国，辛育龄用生命践行了这一信念。有个细节是，辛育龄晚年寄语年轻医生马千里，写了这样一句话：“马千里，做白求恩式好大夫。”由此可见，做白求恩式好大夫是辛育龄对年轻人的希望，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大医精诚。辛育龄是不折不扣的大医，大在医术高超，也大在医德高尚。这体现在始终把患者摆在第一位，比如，遇到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想方设法为其减少开支；看望患者，常拿出积蓄帮助非亲非故的患者。这看似小事，却能彰显一位大师的情怀。此外，辛育龄还说过，“患者是我们学习的源泉。我们首先是为患者服务，从服务中学习。我同患者已建立了深厚感情，看病是我的乐趣。”这种朴实的话语也让人动容，值得深思。

不是每名医生都能成为辛育龄那样的学术泰斗，但每名医生都可以做白求恩式好大夫，都可以像辛育龄那样努力践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努力追求高超医术、高尚医德，努力把患者放在心上，以责任托举信任，助力医患关系和谐。战争年代，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和平年代，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辛育龄的一生是大写的一生。一生奋斗，只愿做个好医生，这是辛育龄的追求，回顾他的一生，他完全做到了。做个好医生并不容易，但是有高超医术、高尚医德，并用一生来奋斗，就能做个为人敬仰的好医生。这是辛育龄留下的遗产，也是永不湮灭的精神力量。（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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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熊丙奇

6月7日下午，2022年全国高考数学科目考试落下帷幕。继上午“语文全国甲卷有关《红楼梦》的作文题太难”冲上热搜之后，“全国高考Ⅰ卷数学难出天际”“今年高考数学难”又占据了各大网络平台热榜前列。甚至有网友留言称：“今年数学出卷思路：文科生当理科生，理科生当华罗庚”。

“难哭了”“明年再见了”……这是一些考生的“吐槽”。需要告诉考生的是，高考是选拔考，选拔考看的是考生的相对水平，不要因为觉得考题难，就认为自己考得差，“你难别人也难”，高考录取要根据考生在全省的排名结合志愿进行。

因此，不应再纠结数学难不难，而应该集中精力考好之后的考试。事实上，如果考生考完之后，都觉得数学不难，那数学命题反而存在问题，这意味着没有很好地发挥选拔作用。评价选拔考的命题质量，一要看命题是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是否存在超纲的问题，只要考题不超纲，就符合命题要求；二是难度是否有利于选拔，考题过难，或者过于简单，都将影响选拔效果。

从考生的反映看，全国高考Ⅰ卷数学考题似乎都很难，据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尖子生”也说自己没有完卷。但这或许并不能真实反映考生的实际情况，通常来说，考得好的学生，并不会说自己考得好；“考得不好”的学生，则往往会把自己的情绪和意见表达出来。以往也有高考考生吐槽“数学太难”的年份，但考试成绩公布后，整体仍旧符合正态分布，高分学生和低分学生的比例在合理区间。

所以，对于数学究竟考得怎样，没有必要再纠结，纠结也改变不了什么，还可能影响接下来的考试。高考填志愿也是在知道考分、全省排名后再填志愿。那些以为自己考得不好的学生，最终的高考排名，说不定会和平时的成绩差不多。

今年的高考命题，一些具有方向性的变化，值得关注。首先，应试刷题方式已经没有用，很多考生在考前已经做了无数的模拟题，可是，高考题却和模拟题不一样，这意味着靠刷题考出高考高分，未必再行得通，学校也不要再搞题海战术。其次，各科都更重视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不只是考查掌握知识点，而是考查对知识、概念的理解、综合应用能力。这是在教学中，应该培养的基本能力。有一些学生反映，题目都没有看懂，那说明阅读、理解能力的重要。

这要求高中必须转变教学方式，那些尽快把高中课程教完，随后再采取题海方式训练学生，通过多做题来培养学生应试能力的高中教学方式，可以说，已经OUT了。这也是高考命题改革所要起到的效果。高中必须重视打好学生的学科知识与素养基础，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有一些老师也觉得，摸不准高考的“套路”了。这就是高考命题改革要起到的效果。

高考不该是“指挥棒”，学校也不应围着考试来组织教学，考试应该是服务器，为学校的教学提供评价服务。即切实做到“学什么考什么，而不是考什么去教什么、去学什么”。高中学校应该坚持自主教学，按照教学大纲给学生完整的高质量的高中教育，这样的教学会让学生有更强的综合能力，不会看到没做过的题就发怵、不会。

当然，要引导学校老师和学生转变“应对考试”的思路，仅有命题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录取改革，把高考从选拔考性质改革调整为更具评价考性质，高校在招生时，把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一方面指标，而不是唯一指标，这样，才会有力地破除唯分数、唯升学论，扭转学校办学的应试倾向。（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视觉中国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校对 | 赵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