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品读医药风云

2019年我国的零售连锁药店市场占有率约为15%。随着处方外流加码医药零售行业规模增量，未来十年医药零售市场有望达到万亿规模，头部医药零售上市企业市值有成倍增长空间。

我国目前头部的医药零售连锁上市公司包括国大药房、大参林、益丰药房、老百姓、一心堂，还有刚上市不久的区域头部连锁健之佳等。

按市场规模4500亿元来估算，2019年前五家零售连锁药店市场占有率近15%。保守估计，国内前五家经过近10年的并购发展、跑马圈地，在2030年市场占有也像美国一样达到近3倍的规模，那就是约为40%左右。营收总和就是接近5000亿元。2019年前五家净利润率平均值是5.1%。假设未来10年还是保持这个平均值，那么五家净利润总和就是255亿元左右。参考美国CVS药店近15年来的PE（TTM）范围，最低是8.86，最高45.11。假设按20倍的市盈率来计算。五家市值总和应该在5100亿元。而现在，五家的市值之和仅不到1900亿。

美国CVS连锁药店2019财年营业收入2500多亿美元，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医药零售业务，其他大比例的营收来源于保险、PBM和各种服务。CVS是在美国医药零售行业并购圈地集中的10年（1994-2005）之后，各头部连锁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后，开始通过并购发展PBM和保险业务。因此，不排除国内连锁药店头部企业通过发展各种健康和药事服务来拓展营业收入来源和渠道，同时给顾客带来更优线下体验，提升会员消费粘性和品牌忠诚度。 

由此可见，我国头部连锁药店的营业收入除以上估算医药零售业务的板块之外，还要增加健康和药事服务收入，甚至保险和支付业务。而考虑到国内人工成本相比美国更有优势，服务业务的盈利水平可能超过现在的医药零售业务，那么将进一步提升连锁药店企业的整体利润。

当然，线下实体药店最大的竞争和不确定性来源于线上互联网企业的冲击。网售处方药政策放开，线上互联网企业将对处方药销售渗透到何种地步，与线下药店争夺药品和非药市场，还是通过充分合作挖掘市场机会和需求，一起把蛋糕做大，目前尚不明朗。

2020年上半年，我国网上药店药品零售规模达到119亿，同比增速70%。今年全年销售额必定超过200亿。从2013年的13亿到2020年的200亿，7年年均复合增速48%，远高于线下。对市场的逐步渗透是必然。但是看目前线上销售品种结构，近9成是非药品的销售；而线下73%的销售来源于药品。看起来似乎目前线上线下主力销售品种存在互补。但是随着网售处方药放开，线上销售品种结构会否发生颠覆性改变，还不确定。但是不管怎样，线下药店有自身独一无二的优势，比如现场体验感，这是线上药店无法替代的。更何况，线下药店连锁企业也在全力发展线上业务。几家头部上市企业的O2O等线上业务近年也实现成倍增长。可以看出，医药零售，未来可期。

美国前三名连锁在1994-2005年开始了集中并购，市场占有率从1994年的20%增长至2005年的约53%。之后，美国各头部连锁开始通过并购发展PBM和保险业务。反观我国头部五大医药零售连锁上市公司，2019年的零售连锁药店市场占有率约为15%。随着处方外流加码医药零售行业规模增量，未来十年医药零售市场有望达到万亿规模，头部医药零售上市企业市值有成倍增长空间。

近两年，政策在逐步放开，推进处方流转外配。今年1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政策、优化“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经办管理服务、强化“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措施等多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网售处方药政策也在今年取得松动，为线上处方流转和处方药销售外流带来了东风。11月1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网售处方药“有条件放开”提出了严格监管和限制，最终对于处方药网上销售选择有条件地放行。 

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处方药销售额达到1.13万亿元，占总药品销售额的66%。从处方药销售渠道来看，72%的销售额在医院实现，零售药店处方药占比仅12%，将近1400亿。而日本医疗药品(绝大部分为处方药)最大的销售渠道为调剂药局，占比为54.3%；美国最大的处方药销售渠道为零售药店和邮购药房，合计占比高达83.3%。

以此为参考，按我国目前处方药销售规模是1.2万亿来计算，假设10年后中国处方药社会药房销售占比达到日本2014年的水平、即占比55%左右。那么到2030年，处方药销售渠道由医院向零售药店流转的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这还是没有考虑处方药销售的复合增速的保守估计，实际规模可能远大于这个幅度。 

当然，这是市场规模的增量。存量部分，目前市场规模在4500亿元左右。考虑到未来几年行业集中度提升、各连锁跑马圈地的态势，参考美国并购集中、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的10年（从1994-2005年），复合增速是约7.4%。因此，保守按5%的复合增速，预估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7000亿。加上处方外流的市场增量，到2030年医药零售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2万亿水平。

想了解我国医药零售未来十年的上升空间，请明天接着收听。

恒瑞的SHR-1210可谓“命途多舛”。一开始其研发进度并不落后，SHR-1210是国内首个进入三期临床的PD-1单抗，一直备受瞩目，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实力抢占上市先机的种子选手。2018年底，恒瑞就已经在为PD-1产品上市及定价做准备，调研患者的支付能力，分析竞争对手的策略，并且对外表示，定价会比进口低，但也不会低很多。产能上，恒瑞也将其已有的26500升的产能扩增至45940升。数据显示，至2018年，恒瑞已经为该药累积投入了逾3.97亿元。

但事情并未如预期进展， SHR-1210上市获批受阻，虽与信达同时提交申请，但获批上市却隔了近半年。据了解，在SHR-1210上市审批中，恒瑞曾多次补充数据，并且一度因存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异常增生问题，引发了行业争议。直到2019年5月的最后一天，恒瑞的PD-1才获批上市，8月开始上市销售。而这一延误，导致该产品错失了2019年的医保谈判资格。

受适应证等因素影响，百济神州的PD-1获批时间是最晚的，2019年12月底，其PD-1产品才正式通过NMPA批准上市，彼时信迪利单抗已经进入医保。百济的产能布局是从2017年开始的，产品上市前该基地一期项目已经竣工，产能高达8000升，全部用于这款未获批的PD-1。而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还曾称“工厂建晚了，而不是早了。”与此同时，百济神州在2018年初还与勃林格殷格翰签署了代工协议，来保证替雷利珠单抗的生产供应。

产能之争外，商业化团队的搭建也逐步开始了。为了支持信迪利单抗的商业化活动，信达生物的销售及市场推广团队成员从2018年的264名扩增至2019年的688名。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博士也在这一阶段加盟百济，负责百济商业化团队的搭建，目前为止该团队达到1300多人。

在国产PD-1铆足了劲“你追我赶”时，跨国药企的O 药在中国的商业化团队已经全数洗牌。其中，包括主导了 O 药在中国上市的负责人、免疫肿瘤销售团队负责人以及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医学部负责人等纷纷离任加入创新药企。K 药的商业和团队也面临重新洗牌，组建K药销售团队的负责人离职。

虽然达伯舒价格降幅达到64%、虽然只有“霍奇金淋巴瘤”单一适应证纳入医保支付，但不可否认的是，自达伯舒进入医保后，销售业绩十分优异，其在2020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已经追平2019年全年。公开数据显示，达伯舒在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累计销售额超人民币15亿元，并呈现出逐季上涨的趋势。分析预计达伯舒全年销售额或将超过22亿元，医保放量效应显而易见。

对于这一业绩，其他PD-1厂商说不羡慕是假的。如今看来，去年达伯舒腰斩式降价，并未挫伤其他厂家PD-1入局的信心，今年的竞争激烈程度依旧有增无减。

从刚结束的谈判来看，PD-1正在全面进入医保时代。在各家PD-1厂商看来，即便降价不可避免，但企业们还是不会轻易放弃进入医保后的大市场，毕竟能否进入医保，直接关系到未来三到四年产品的放量。

事实上，PD-1的价格战在新一轮医保谈判之前便已打响。无论是进口和国产，都打出低价牌想占据先机。2018年相继进入中国的K药与O药，定价几乎仅为美国的一半，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低价。而近年来相继获批的4款国产PD-1，更是给出“亲情价”。毕竟相比于K药、O药动辄二三十万的费用，国产PD-1的年治疗费用慈善赠药后都在10万元左右，是进口药物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对患者而言，国产PD-1的上市让患者有了更多选择，也能用得起了。

PD-1价格战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适应证之争也从未停歇。谁的适应证扩展的快、谁的适应证市场空间大、谁的联合用药更多，都是这场角逐战中能否攻城拔寨的关键。

从小癌种到大癌种、从二线治疗到一线获批，PD-1适应证的多样化是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核心驱动力。从当前国内获批的适应证来看，K药、O药分别有5个和3个适应证，艾瑞卡有4个适应证，百泽安有两个适应证，拓益和达伯舒分别有1个适应证。在霍奇金淋巴瘤这一适应证上，达伯舒、艾瑞卡、百泽安均已获批；K药、O药、T药、艾瑞卡则瞄准了肺癌适应证的大市场……

在开拓适应证方面，4家国产PD-1同样不遗余力，君实、信达与百济各有2项新适应证上市申请获受理，恒瑞则有1项。显然，适应证的获批驱动着PD-1市场规模的扩大，谁能更快地拓宽自家PD-1的适应证，将抢占更多先机。

有数据显示，2030年全球PD-1/PD-L1药物市场规模可以达到789亿美元，中国市场可达131亿美元。随着国产PD-1药物陆续上市以及更多产品纳入医保，2019年前的竞争格局即将被颠覆，国产将形成以恒瑞带头的“一超多强”格局。

医保谈判热闹地结束了，PD-1是绝对的主角。

原因绝不仅仅因为它是肿瘤免疫疗法领域最热门的靶点，还因为围绕着它的MNC、生物新贵、老牌大药厂，各方角色悉数登场，都拿出看家本领，台前幕后，你来我往。

但“赶潮流”诞生的PD-1，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局。

开发PD-1的这些企业或许早就看到了未来，从研发之初便开始考虑“后事”。

由于出发晚，君实在立项时便避开了常见疾病大适应证，而是选择了小适应证——黑色素瘤，不仅避开了K药、O药，还能加快上市速度。

信达则选择EGFR阳性耐药非小细胞肺癌，难度大，但没有竞争对手。而恒瑞和百济一开始便准备低价与K药和O药抢饭吃，后来的许可证交易，也逐渐显露出他们的野心或许不只是在国内。

2015年1月恒瑞的PD-1产品（SHR-1210）临床申请刚刚获CDE受理，9月便将其海外权益许可给了其他公司，金额高达7.95亿美元。彼时恒瑞的年销售额刚超过12亿美元。

百济亦是如此。2017年4月，百济刚刚宣布启动替雷利珠单抗在中国的首个关键性研究。7月便与新基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和商业化BGB-A317，该项交易金额最高可达14亿美元。彼时百济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包括美股上市），融资金额合计约3.2亿美元。

临床进度上，四家企业也时刻互相追赶。从第一例受试者入组日期来看，君实生物可能是第一家获批临床的PD-1企业，恒瑞是第二家，于2016年2月获批，两家相差可能不到1个月。同年9月，信达获批临床，12月，百济也在中国进入临床。

后来的上市，两家在适应证上下功夫的企业最先获批上市。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成为第一个国产PD-1，信达的信迪利单抗成为第二个，恒瑞、百济顺次获批。

从结果来看，各家企业刚开始的战略适配上都是成功的。

2018年可谓是我国PD-1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这一年全球PD-1单抗的两个领军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时年6月，BMS的O药（纳武利尤单抗）抢先在国内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PD-1产品。紧随其后， 7月25日，默沙东的K药（帕博丽珠单抗注射液）也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进入中国市场。

这两个惺惺相惜的制药巨头，却都将中国市场总代理权给了上海医药。据上药当年3季报显示，上海医药在O药和K药上的分销收入分别达到1.9亿元和1.5亿元，市场威力可见一斑。

从O药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国内关于PD-1的竞争便再上一个台阶。无论是恒瑞还是信达、君实、百济神州均在为PD-1产品的上市而准备，很多家企业的产能布局便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等了284天，2018年12月17日，君实生物终于迎来了好消息。其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以优先审评方式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适应证与默沙东的K药同为黑色素瘤。与此同时，君实生物2016年启动的上海临港生产基地，在2018年10月完成结构封顶。该生产基地未来很核心的作用就是承接PD-1单抗的生产。

而信达的PD-1产品也于当年12月24日正式获批。这是是信达与其“靠山”礼来合作了近5年的首个重要成果，也是信达生物IPO上市后的第一个获批产品。当然，信达产能的布局更早，2016年11月完成D轮融资时，该公司已经建成了建筑面积达9.3万平方米的高端生物药产业化基地，包括2条1000升的生产线，并拟继续建设4条2000升和4条15000升。不过，起初信达产能的建设并不是为了PD-1，而是CMO业务。

但相比信达和君实的两个PD-1，恒瑞的PD-1产品可谓“命途多舛”。

想了解PD-1的前世今生，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医保谈判热闹地结束了，PD-1是绝对的主角。

原因绝不仅仅因为它是肿瘤免疫疗法领域最热门的靶点，还因为围绕着它的跨国药企、生物新贵、老牌大药厂，各方角色悉数登场，都拿出看家本领，台前幕后，你来我往。

对手握PD-1的他们而言，医保谈判是考场也是角力的赛场，赢得比赛，靠实力，也需要运气。

事实上，这场竞赛早在PD-1被发现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

PD-1的故事开始于1992年的日本。

“PD-1的发现很是偶然”。是由2018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获得者，日本京都大学本庶佑研究团队成员石田靖雅在一次实验中率先其分离出来。

但研究在当时也并未引起太多重视，甚至第一发现者石田靖雅都在第二年就离开了PD-1研究项目去往了哈佛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京都大学合作颇深的小野药品参与到PD-1的研发中，不过也只是作为公司众多化合物研发之一慢慢推进。但由于当时有很多化合物，PD-1

并不是被寄予厚望倾公司全力研发的一个。2002年，京都大学和小野药品才共同在日本为PD-1申请了专利。

相良晓表示小野药品当时没有抗体化的技术，为此找遍了日本全部13家有能力的药企寻求合作，全部遭到拒绝。这些企业认为免疫疗法“不值得信赖”，而这也使日本制药业失掉了独占PD-1的先机。

无奈之下小野药品只得将目光投向海外，2005年与美国美达雷克斯达成合作协议。2009年，该公司被BMS以24亿美元收购，PD-1被其收入囊中。

PD-1的舞台移向了大洋彼岸。

合作开始刚刚一年。2006年8月，便将PD-1抗体即O药前身推进到临床I期试验，首批计划入组39名癌症复发的病人。

但结果并不惊艳，很多人开始对PD-1抑制剂产生质疑，也动摇了美达雷克斯的管理层。

2009年， BMS继续着该项研究。随着跟踪时间延长，令人惊奇的结果渐渐显露出来。2010年，BMS公布O药第一批患者的治疗效果，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迅速引爆行业。

默沙东重新捡回先灵葆雅自荷兰某公司收购的PD-1，也就是K药的前身，并于2010年12月获准进入临床试验。

平常人很难想象K药、O药这种跨时代的产品，也曾经都被“卖身”、被尘封。

2014年7月，BMS的O药在日本获批时，恒瑞医药、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君实生物四家国产PD-1还未提交IND。

国产PD-1大致始于2012年。这一年，PD-1已经一跃成为肿瘤治疗领域最热的靶点之一。2012年2月，百济神州在北京研发中心启动PD-1研究项目，产品代号BGB-A317。同年，信达生物的PD-1立项，研发代号IBI308。而君实生物创立于2012年12月，推测立项时间不会早于2012年。恒瑞方面虽未公布，但从获批进度上也看得出端倪。

所以，“赶潮流”诞生的PD-1，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局。

想了解PD-1的前世今生，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12月17日，恒瑞医药开盘大涨，再创历史新高，市值已超5600亿元。而这主要是因为前一日恒瑞医保谈判成功，其备受瞩目的抗癌“神药”PD-1抑制剂降价80%，换得霍奇金淋巴瘤（3线）、肝细胞癌（2线）、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1线联合）、食管鳞癌（2线）其4个获批适应证全部进入医保。

去年，恒瑞晚了半拍，获批三线治疗霍奇金淋巴瘤适应证的信达的PD-1药物信迪利单抗成为唯一的一个通过医保谈判，以64%的降价幅度进入医保目录的PD-1产品。

仅仅不到一年，市场上已经有8个PD-（L）1产品。整个PD-1产品限入囚徒困境，后来居上的恒瑞唯一的优势是适应症，当然，这种优势也会稍纵即逝。恒瑞今天的医保价格，就是其他未来PD-1的天花板。PD-(L)1价格大幅度降低，意味着企业要覆盖更广阔和更下沉的医院市场，争夺更多的患者，从而实现“以价换量”。

其实，如果完全按获批适应证治疗，在某一单瘤种治疗领域，PD-(L)1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比如，在目前获批的8个PD-(L)1，仅有二线或后线治疗霍奇金淋巴瘤、二线治疗恶性黑素瘤和食管癌、以及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非鳞非小细胞肺癌这四个赛道，有2个或超过2个获批治疗适应证的PD-1单抗。 因此，整体来说，当前，PD-(L)1治疗各瘤种的“赛道”并不拥挤。

但PD-(L)1的超适应证应用改变了这一切。2020年1月30日，英国一学术期刊刊登了中国临床肿瘤学免疫肿瘤专委会于2019年7月针对医生做的一份在临床实践中PD-(L)1单抗应用情况的调查问卷结果。  

结果显示，在588份有效问卷中，348份（占比59.2%）的有效问卷显示在临床实践中使用过PD-(L)1单抗，其中271（占比77.9%）显示曾超适应证应用PD-(L)1单抗。在回答超适应证应用的原因时， 64%的医生回复是“国外已获批该适应证”，45%回复已具有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该问卷结果对于进口PD-(L)1是个利好消息。帕博利珠单抗（国内俗称K药）和纳武利尤单抗（国内俗称O药）是全球获批最早的两个PD-1产品。根据K药在美国的药品说明书，K药在美国正式获批或有条件加速获批的适应证已达到28个，覆盖16种不同实体瘤和血液肿瘤以及两个跨瘤种的治疗。O药在美国获批适应证也达到15个，覆盖11个瘤种。 

国内8个PD-(L)1获批适应证数量已达到20个。在今年欧洲肿瘤内科学年会上，K药单药，或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头颈鳞癌的III期临床研究公布了随访4年的总生存数据。结果显示，相比对照组（西妥昔单抗联合含铂化疗），K药单药或联合化疗一线治疗使四年OS率提高了3～5 倍，在精选人群中，K药联合化疗一线治疗的四年OS率达到28.6%。这对于5年生存率在 5%～10% 的局部复发或转移性头颈部鳞癌，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同时在会议上公布的K药单药一线治疗PD-L1高表达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人群的五年OS随访数据显示，K药单药让近三分之一、以往五年生存不到5%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活过5年。因此，找到能精准预测免疫治疗疗效的指标，从而更精准地找到能从免疫治疗中得到最大生存获益的患者，不但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可能需要支付PD-(L)1费用的医保机构也是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话题。

显然，对于国家来说，如果能把有限的医保资源用在最有可能获得长期生存的患者上，则其产出投入之比也将是最高的，也让国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这也将促进正在“爆发”的国内PD-(L)1“宇宙”在后医保时代，规范和科学地发展，并有序和稳健地拓展。 

近日，日本药业时报社旗下《日刊药业》在其网站发表文章，聚焦中国集采制度和其中受影响的日本药企。文章以“中国药品采购制度下专利到期药品受冲击”为题，采访了卫材、科研、参天等日本药企。文章提出，“中国在公立医院实行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对日本制药企业专利到期药品产生的影响已经开始浮现。”

若无远虑恐有近忧。参天制药的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在集采中折戟。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眼科用药中左氧氟沙星滴眼液销售额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20%，参天制药就占去了6成市场份额。

第三轮国家集采首次将左氧氟沙星纳入目录，原研参天制药与扬子江和中山万汉为此展开价格激战。参天落败，扬子江和中山万汉分别以6.6元、8.6元进入医保。参天对日媒表示，“预想到中标价格将会极端的低，因此没有积极去争取中标。”

2020财年3季度,参天中国药品销售收入达到13亿人民币，单左氧氟沙星滴眼液便占去约4成，达到5.9亿人民币。销售额中有60%由公立大医院贡献，不管是否真的“不积极”，落标后这部分收入也将“阶段性的消失”。

参天制药社长谷内树生在财务说明会上表示，“落标造成的短期的营收减少无法避免，公司将通过加快新产品开发和拓展私立医院、药店、互联网诊疗市场等之前未涉及的领域来渡过难关。”

而对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日本科研制药来说，同样“间接”受到集采的影响。科研制药通过北京泰德制药输出的氟比洛芬酯注射液在第一轮集采中就受到影响。虽然产品最终中标，但在同仿制企业的竞标中大幅降价、收入减少。科研制药并未公布氟比洛芬酯注射液在中国的销售额，但该产品2020财年上半年海外销售额仅为8600万人民币，减少了36%，状态低迷。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曾是中国销售额排名第一的非甾体抗炎类注射剂。2004年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此类产品“凯纷”首先上市，而后武汉大安的产品于2018年在国内上市。“4+7”中标的25个品种中原研产品仅有 3 个，北京泰德的氟比洛芬酯注射液位列其中。中标价格为21.95 元（5ml：50mg）。在随后的联盟集采中，武汉大安一同中标。2019 年之前，凯纷独占市场，2018 年的销售额达19亿元。“4+7”后量价齐减。目前还有山西普德药业等企业的仿制药也在申报中。

其实，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对日本或许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推行医保控费，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进行大幅度降价，之后经过几度调整，基本以两年一降价的形式固定下来。在降价冲击下，日本医药行业增速从1980年的14.46%直降到1981年的5.56%。行业进入漫长的个位数增长区间。1981年至2018年，日本医药行业复合增速1.72%，其中包括近10年的零增长期。

不过，医保控费也为日本医药行业带来了变化。仿制药降价中创新药更优的定价模式、更高的利润为日本医药工业提供了抵御寒冬的出路。创新红利倒逼日本医药工业转向，研发投入不断增加。

据野村证券统计，1995年至2007年，日本10家创新药企的平均研发费用率从12%提高到18%。创新药企业利润率也从7.6%提高到14.8%，复合增速在10%以上。截至2020年1月14日，市值排名前20的生物医药类公司中，创新药企业占据一半以上。日本药企转型已成。

如果潮流无法逆转，如何应对就显得格外重要。《日刊药业》在文中表示，集采作为“中国医疗制度改革的一环”，不断摸索如何应对挑战对每一个想要在中国市场打开局面的日本企业来说都十分重要。《日刊药业》还为此采访了华海药业在日本成立的华海日本药业相关负责人。华海日本社长李相奎指出，日本企业应该借着集采制度的时机，与华海等有能力以更低成本生产的中国本土药企展开合作，摸索破局之路。

日本产经新闻网站刊登了野村综合研究所咨询顾问的分析文章，指出在集采的影响下，中国的制药企业将出现两极分化发展的趋势。一类是注重生产成本控制以“量”取胜的药企，与之相对的则是重视研发不断缩短新药、新技术周期以“质”取胜的药企。“中国医疗市场的成长毋庸置疑”，如何更好地适应这种“成长”才是日本等外资药企更该去思考的问题。

文章也为外资药企开出药方。与其与中国本土企业展开低价竞争去抢夺市场份额，不如利用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来实现差异化更为现实。将力量投入到研发中去，加速创新药、医疗器械的开发，“在旧有的经营模式中寻找变革”。

近日，日本药业时报社旗下《日刊药业》在其网站发表文章，聚焦中国集采制度和其中受影响的日本药企。文章以“中国药品采购制度下专利到期药品受冲击”为题，采访了卫材、科研、参天等日本药企。文章提出，“中国在公立医院实行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对日本制药企业专利到期药品产生的影响已经开始浮现。”

影响首先“浮现”在几家日本药企2020财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里。卫材药业的盐酸多奈哌齐片在中国销售额同比大减43%；参天制药明星产品左氧氟沙星滴眼液三轮集采落标，短期损失无可避免。

在日媒眼中，今年中国集采威力凸显。中国集采自2018年11月“4+7”开始，历经2019年9月的扩围，2020年1月第二轮、8月份的第三轮，“中标席位多被仿制药企占去，（集采）在事实上成为仿制药促进政策。最近的采购中，平均中标价格同比降幅超过70%”，而在其中，日本药企无疑处在下风。文中称卫材的盐酸多奈哌齐片虽然参加了第二轮集采，但“避开与仿制药企的过度竞争”的结果导致落标。盐酸多奈哌齐片是卫材药业的原研产品，主要用于阿尔兹海默症治疗。第二轮集采中多奈哌齐是仅有的5个非“4+7”品种中销售额相对较大产品。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17年在国内医疗机构终端，盐酸多奈哌齐片剂的销售额达到6.80亿元。卫材“避开”的结果，二轮集采多奈哌齐最终由华海药业及重庆植恩药业中标，成交价格分别为7.96元、36.93元。

盐酸多奈哌齐片作为卫材的核心产品之一，采购制度的影响不容小觑。2020年4月开始，卫材就丢掉了国内公立医院市场。其2020年财报显示，卫材的盐酸多奈哌齐片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约合2.13亿人民币，同比下降4成。虽然集采受挫，但作为日本排名前5的创新药巨头，卫材2020年上半年中国药品事业整体还是增长了12.4%，达到15.1亿人民币。

文章将原因归于其原研产品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在中国市场的不俗表现。据E药经理人了解，仑伐替尼是卫材目前最重磅的产品，上市后放量迅速，2019年全球销售收入约70亿人民币。仑伐替尼于2018年在中国上市，中国也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2019财年，仑伐替尼在中国的销售额约8.4亿人民币。2020上半年，仑伐替尼在中国销售收入达到5.74亿人民币。  

不过，卫材身后也听得到追赶的脚步越来越快了。卫材为仑伐替尼在中国申报了多项专利，其中化合物等部分核心专利将在2021年到期。国内药企自然虎视眈眈。2019年6月，正大天晴成为国内第一家提交仑伐替尼仿制药上市申请。紧随其后的还有先声药业、齐鲁制药、成都倍特、奥赛康、科伦药业、石药集团等等。 

对上个世纪80年代曾一刀切式降低药价来为医保控费的日本来说，轰轰烈烈的中国即将启动的第四批集采，某种程度上仿佛历史重现。想了解中国集采对于日本药企还有哪些影响，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近年来，中国在加速新药审评审批的机制在细则上几乎与FDA如出一辙，在我国药品审评制度改革中，为鼓励创新和满足临床急需而设立的四个加快通道让人很容易联想到FDA的四种加快审批鼓励创新的通道。

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9年，FDA共计授予约340项突破性疗法，其中150项已获批上市，获批概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获得FDA突破性疗法的药物的上市审批时间平均缩短约3个月；与未获得突破性疗法的药物相比，临床开发时间缩短2～3年。

显然，对于获得突破性治疗认定的药品而言，将缩短其漫长而昂贵的开发过程，让早期研究中显示出良好前景的药物尽快进入市场，而不必完成传统的I至III期临床研究的开发计划。

当前，突破性疗法俨然已经成为药物获批风向标，代表着药物研发的最新突破。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的突破性疗法将会是未来一个重要的标签，同样会代表着中国的创新水平。中国突破性疗法最重要的同样是为了进一步加速具有临床优势药物的中国上市进程；进一步满足中国重大疾病的临床治疗需求。

政策的创新推动着医药行业的创新。建立突破性治疗快速通道的目的是加速重磅创新品种上市进程、更好地满足中国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当前，中国创新药企的创新模式正在快速转变，从me-too到me-better，到合作引进全球一流创新，到best-in-class开发，中国first-in-class的原始创新将会越来越普遍。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本土创新药企已经走在向此目标迈进的路上。自2019年1月，百济神州泽布替尼成为首个获得FDA批准的中国创新药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创新药企在大分子抗体、CAR-T细胞疗法等领域接连实现零的突破；越来越多的国产药物获得欧美市场孤儿药认证等等，都在向世界证明中国医药的创新力。 

行业人士指出，得益于国家药监局在药品注册与审批审评制度方面的改革，科学家们的集体归来以及大量资金的进入，中国的创新药研发生态正在改善，中国的医药创新在全球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 

2016年，美国药物创新贡献占全球一半左右；日、英、德等居于第二梯队，创新贡献率约5％～10％；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创新贡献率仅约为4％。到了2019年，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上升到4%～8%,跨入第二梯队，仅次于美国、日本。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阵地。但是，中国医药创新真的进入全球第二梯队了吗？ 

科睿唯安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在中国临床试验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列全球第一。不过与美国相比，中国临床试验靶点较为集中。从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中国医药企业共针对553个靶点进行研究，并开展临床试验，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333个。此外，中国有16个靶点的临床试验数量超过100项，而美国只有3个。

以PD-(L)1为例，当前国内已有超过50家公司在此领域进行布局，当同一领域的药物扎堆上市进入“混战”，如果不是有非常优秀的团队和具有特色的创新，很难在目前的局面中有出众的竞争优势，势必将有大批企业难以分到一杯羹。

在产业界看来，当前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更多的精力依然投入在Me-too药，而非不确定性高的新靶点药物，这也是国内创新药研发真正的障碍。因此，对于大多数本土生物制药公司来说，要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审评审批的突破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药品审评体系发生了变化，但以临床价值为驱动、以患者为核心的创新药研发生态尚未形成。中国医药创新作在某些环节或者细分的技术层面上，已经进入到第二梯队，但是作为完整的生态体系，还需药物创新各相关方共同努力，培育与创新相适应的创新药研发生态，这也是所有医药企业和科学家们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自今年8月5日，CDE在其官网上对首个突破性治疗品种进行公示后，已有10个新药获得突破性治疗认证。突破性治疗快速通道的出现，将不断鼓励更多本土创新药企研发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物中持续发力。

其实，为鼓励创新和满足临床急需，今年我国设立了多种快速审评上市通道。其中，突破性治疗药物针对的是临床试验期间，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创新药或改良型新药。被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的药物，有望加速获批。

业界普遍认为，建立突破性治疗药物审批通道的意义在于，通过早期临床数据发掘优势产品、集中多方资源重点研发、缩短优势产品研发周期，提高成功获批的数量，减少止步于临床前的新分子实体的数量，从而让患者早日获得更好的治疗。 

自今年7月突破性治疗通道开启后，截至目前已有包括恒瑞、南京传奇、武田等公司的10款新药被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 

根据CDE网站最新信息显示，又有三款新药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分别是诺华在研反义寡核苷酸(ASO)疗法TQJ230，云顶新耀引进的IgA肾病在研药物，以及科济生物BCMA靶向CAR-T细胞注射液CT053。 

业内普遍认为，对于重症用药和临床优势明显的药物而言，通过突破性药物认定后，将得到优先审评的资源倾斜。

事实上，早在2019年11月，CDE就曾对《突破性治疗药物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和《优先审评审批工作程序(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彼时，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产业关注。

随着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明确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四个加快通道，作为四大加速通道之一的突破性治疗，将通过加强全流程沟通，提高完成临床试验的效率，重点扶持和加速高价值新药研发。

今年7月，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一系列文件，从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了加速审评审批的监管路径。 

根据《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文件的相关内容，突破性治疗旨在加速开发及审查治疗严重的或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新药。

突破性治疗药物适用于：药物临床试验期间，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或者严重影响生存质量的疾病且尚无有效防治手段，或者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有足够证据表明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创新药或者改良型新药等。针对这一类药物的申请，申请人可以在I、II期临床试验阶段，通常不晚于III期临床试验开展前申请适用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想了解审批快车道能否助力中国创新走向全球，请您明天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