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品读医药风云

与阿斯利康和礼来一样，不想错过中国创新药企发展红利的还有赛诺菲和勃林格殷格翰。但是与阿斯利康和礼来成立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不同，这两家的做法显得更为“委婉”一些。

在今年6月，赛诺菲宣布对全球性风险投资基金凯辉创新基金进行战略投资。赛诺菲希望通过此次合作，利用凯辉遴选与投资企业的优势，助力赛诺菲连结中国医疗健康初创企业。 中国是赛诺菲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是赛诺菲全球战略重点之一。赛诺菲执行副总裁、普药全球事业部负责人夏立维曾表示：“中国的市场发展活力和在数字创新领域的飞速突破令人印象深刻，充分彰显了其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先锋的巨大潜质。”而赛诺菲的这起战略合作，将促使其加速布局医疗科技的创新成果，并最终将其转化为切实效益。

进入中国25周年的勃林格殷格翰，也开始在中国全方位布局创新。 一方面，大手笔增资中国市场，未来五年勃林格殷格翰对中国增资计划达4.51亿欧元；另外，还在今年宣布在上海设立数字创新实验室，启动和实施中国关键项目，成为跨国药企中第一个将中国全面纳入全球早期临床开发项目的公司。 

另外，在今年7月，勃林格殷格翰启动了中国外部创新合作中心，并将其列为公司的战略支柱之一。该中心将为中国和亚洲的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者提供一站式的创新合作解决方案，开展从早期研究、创新合作到战略投资等全方位合作，全流程帮助其实现创新想法。该中心负责人张巍怡博士认为，整个亚洲地区正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热点地区，其中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实力大幅提升，勃林格殷格翰的目标，就是成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首选合作伙伴。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一个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礼来亚洲基金合伙人林亮曾直言，目前是中国医药领域创新最好的时代。对于跨国药企来说，如果错过了中国创新药企最初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现在不容再错过中国新药竞争的2.0时代。 如果说十年前，中国创新药企人才短缺，国家支持创新政策不明确，而现在已经今非昔比。

 2020年上半年，484项新药临床首次公示。至8月底，中国上市药企及医疗企业数量再创新高，有望超过2017年50家的峰值。药品审评审批不断提速，荣昌生物的注射用纬迪西妥单抗和基石药业的普拉替尼胶囊用时不到一周即获拟优先审评公示。放在全球舞台来看，2020上半年在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首超美国，251个在研生物类似药领先全球...... 同时，中国关注医药领域的投资机构也越来越多。国内也有多家与阿斯利康和礼来亚洲基金类似的企业投资基金。

例如，国药集团2012年发起成立的国药资本，已先后发起设立三期基金，共管理资金等值人民币超过60亿元。药明康德则主要通过设立投资管理公司和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开展控股或少数股权对外投资。而华大基因则通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复星医药主要通过复星平耀、复健股权等投资机构开展少数股权对外投资...... 他们将会与这些跨国药企一起，挖掘、发现、支持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其实，早于阿斯利康成立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之前，另一家跨国药企礼来制药早已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礼来亚洲基金是投资中国创新药的先行者。礼来亚洲基金在全球投资了110 多家企业，其中不乏中国医疗领域的明星企业，如微芯生物、信达、贝达药业、康希诺、三生制药、燃石医学、圣湘生物等。

早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尚未消除之时，礼来亚洲基金即开始寻找并投资5～10年后中国市场上的领先产品和企业。该基金聚焦中国在生物医药、医疗技术、医疗器械和诊断的企业，其 70% 的投资布局在中国，并且从种子期开始一直到IPO后的公开市场持续对他们进行投资。 

创新药企业研发风险高、周期长、“烧钱”快，礼来亚洲基金对于投资标的的选择，首先就是看其团队是否优秀，是否具备不断创造有潜力的产品管线，而这也意味着企业具备化解风险的素质。考察项目时，其会高度关注其现有数据，判断这些数据能否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佐证。

礼来亚洲基金专注于市场需求未被满足的领域，对于其看好的赛道和标的，会基于其母公司的种种资源和产业链优势，除了持续投资之外，还会提供很多增值服务。 例如，早在2012年，礼来亚洲基金就领投了成立刚刚一年的信达生物的A 轮融资。并且，还促成了信达生物和美国礼来制药20 多亿美金的合作，一度创造了当时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与跨国制药企业之间规模最大的合作，帮助信达降低了运营研发的风险，大大推动了信达的发展。另外，礼来亚洲基金持续为信达生物输血，2015年参与了信达生物C轮1亿美元融资，2018年参与其E轮1.5亿美元融资。

尽管礼来制药2019年销售收入下滑至全球第14位。 但是礼来亚洲基金在中国市场的收获颇丰。

今年， 礼来亚洲基金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共有8项，其领投的项目包括迪哲医药1亿美元A轮融资、诺辉健康3000万美元E轮融资、广州麓鹏制药1.7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荣昌生物超1亿美元融资。参与投资项目有康乃德生物医药的1.15亿美元C轮融资、和誉医药7000万美元C轮融资，创胜集团1亿美元B+轮融资。另外还战略投资了传奇生物1.5亿美元。

9月30日，礼来亚洲基金2017年参投的企业加科思，已根据第18A章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提交IPO申请，即将成为该基金支持下的又一家上市公司。 

想了解跨国药企如何加入到中国医药创新发展当中的，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作为继礼来亚洲基金之后，重投中国创新医疗产业的跨国药企产业基金，阿斯利康首只全球产业投资基金今年动作不断。而BI、赛诺菲也通过间接的方式，加入到中国医药产业创新大潮中。 这也意味着，在这些跨国药企眼中，分享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红利的时机开始成熟。

2020年上半年，484项新药临床首次公示，7月平均3.75天一家药企上市。而不错过中国医药创新下一个10年发展红利的方法之一，就是想办法与他们一起成长。 

上半年在中国业绩获得两位数正增长的阿斯利康，与鱼跃医疗走到了一起。阿斯利康在国内的朋友圈黏性再次加强。10月 9日，鱼跃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自有资金2亿元，参与投资设立阿斯利康中金医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本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 7 年，合伙企业规模最高不超过 25亿元。 公告显示，该合伙企业目的非常明确，即主要对中国境内医疗健康产业相关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或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活动。
这不是阿斯利康与国内企业首次建立这种强关系。在8月底，泰格医药公告称，拟出资5000万元与阿斯利康和中金资本一起，参投合伙企业。 正在从传统制药企业向创新平台型企业转型的阿斯利康，与之前在中国设立产业基地和全球中心不同，开始用更轻、更快的方式加入到中国创新药企的发展浪潮中，并期待从中分一杯羹。 

可以看出，阿斯利康的野心也不再局限于药企，而是全生态的布局。在阿斯利康今年举行的中国生态圈大会上，其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称，阿斯利康期待与制药、器械、数字化、诊断、资本等跨领域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共同探索前沿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落地，推进阿斯利康创新战略布局全国。 

这项战略布局的重要支撑就是这只全球产业基金。2019年，阿斯利康宣布，与中金资本在无锡联合成立全球医疗产业基金。该基金是阿斯利康在全球募集的首个、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医疗健康产业基金，也是阿斯利康产融结合在中国嫁接的首次实践，预期融资规模目标将达10亿美元。 据悉，该基金聚焦包括全球新药研发、生产运营及商业化发展的全产业链，为海内外创新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将加速推进中国医疗资源优化整合，扩大海外创新引进和本土创新孵化，并助推中国创新惠及全球。 据了解，这种企业投资基金，能够迅速帮助母公司从外部获取新信息和创意，帮助其重回创新前沿。发起这种基金的母公司，通常扮演着输出产业链支撑要素这一重要角色，并且还会帮助被投企业完成从0到1的艰难生长环节。 

想了解跨国药企如何加入到中国医药创新发展当中的，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做传统工艺做不了的反应、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省传统工艺省不下的资源、解决传统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面向行业许下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凯莱英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之后的底气，也是其布局下一个20年所依赖的最重要的资本。

如今，凯莱英还组建了一支“精兵队伍”。不但拥有的国内外顶尖专家顾问团队，还组建了“凯莱英科学顾问委员会(BSA)”与“凯莱英发展战略专家委员会 (BDSA)”，其中不乏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跨国制药企业高管、国内外医药行业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及行业带头人。

更关键的是，连续性工艺并不是凯莱英的唯一技术优势。电化学、光化学、生物酶催化、高通量筛选等，都与连续性工艺相辅相成，成为构建凯莱英技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电化学，此前凯莱英就联合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和美国辉瑞公司共同开发了一项工艺，用镍作为廉价催化剂参与反应，从而极大帮助了全球各大制药公司减少了贵金属钯的使用，大幅降低了成本。要知道，钯的价格曾经一度突破10400人民币/盎司，而镍的价格仅为40人民币/盎司。

应该说，在中国生物技术刚刚兴起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如今，一批龙头生物技术公司都开始迎来了自己商业化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原来仅需要完成实验室级别的产能如今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摆在创新药企面前的是三个问题：第一，药品如何能快速的生产出来？第二，药品如何能高质量的生产出来？第三，从实验室到产能放大，这一过程中如何规避掉种种风险？

而这恰恰是像凯莱英这样的CDMO公司最擅长的事。在帮一家本土明星新药公司做临床申报时，凯莱英凭借着在各环节上的丰富经验积累，成功的将原本需要3个月左右的现场核查，缩短至了30天，从而大大加快了新药的上市步伐。

随着各地对于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很容易产生三废，或者是没有能力处理好三废的制药企业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谁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

因此，相较于营销变革、创新变革来说，工艺变革同样是一件必然要进行的事情。未来20年将是属于医药工艺的时代。

祝喜马拉雅听众朋友们双节快乐。我是谭勇，10月12日见。

“做传统工艺做不了的反应、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省传统工艺省不下的资源、解决传统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面向行业许下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凯莱英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之后的底气，也是其布局下一个20年所依赖的最重要的资本。

一位制药工业领域的资深人士曾经感慨，其实如今大部分中国制药企业现在所用的技术，仍然还是国际上四五十年代甚至是三四十年代所用的技术，连上个世纪60年代的技术都不多见。”

洪浩虽然没有如此悲观，但也表示认同。中国的制药工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工艺技术的改进也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首先是工艺的变更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一个药品的注册情况，其次工艺的改进也往往直接意味着资金投入的大量增加。而更要命的是这种投入却不一定能够快速看到效果。因为每一个药品可能都有不同的工艺要求，如此一来，对于制药工业来说，在工艺改革上进行投入的性价比就显得不那么高。而随着越来越多CMO公司的出现，大量的制药企业也越来越倾向于将生产外包给CDMO机构。如此一来，自己就更失去了做工艺改进的动力。

但即便是对于CDMO机构来说，能够在技术上进行颠覆性突破的，也仍然是少数。除了需要的资金投入以及化学、化工工程和设备三个团队必不可少的密切配合之外，是否有足够的魄力也是影响最终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是否愿意在二期临床以前就介入工艺的环节。

很多人认为，在二期试验以前就开始搞工艺很傻，这是因为临床试验毕竟有很大可能的失败率。一旦失败，所有前期投入都可能付诸东流。

但凯莱英多年前就开始逆势而动。

制药工艺要在新药审批的时候一起进行，所以如果在前面做一期、二期临床用药的时候没有用到新技术，那到后面就可能来不及了。

凯莱英敢于在早期临床时就介入，等到三期临床要申报的时候，生产工艺技术也成熟了，到时候可以跟新药一起申报。

凯莱英之所以敢于不怕失败也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洪浩认为，这恰恰是凯莱英收获巨大回报的原因。不同于制药工业，作为CDMO的一个好处是，即便这个项目失败了，但也会收获经验，而这些经验将会是下一个项目成功的原因。

通过多年以来通过不断积累、试错而为公司所积聚的能量，越来越成为凯莱英的一座护城河。后来者想要居上，远非那么简单。

想了解许下“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的豪言壮语的背后，凯莱英是如何用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的，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做传统工艺做不了的反应、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省传统工艺省不下的资源、解决传统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面向行业许下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凯莱英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之后的底气，也是其布局下一个20年所依赖的最重要的资本。

实际上，在最早开始尝试连续性工艺的时候，洪浩看重更多的是连续性工艺在处理高能化合物易燃易爆问题上的突出表现。而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收率，减少三废则是经过多年摸索、普遍应用后才领悟到的更为抢眼的优势。

一般来说，许多常规化学反应会用到臭氧，而其分解时会释放出大量热量，当氧气含量在25%时，容易发生爆炸。此前国内做臭氧氧化反应时，一般是用1000升的小反应釜，装三分之一的量，然后小心翼翼的搅拌。而对于一些可能会发生高能反应的物质来说，又往往要采取低温处理，因为温度越低，物质才越稳定。这就使得温度的控制需要特别严格。

而利用连续性工艺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种“安全性”的问题，反应结束后，剩余氧气还可循环用于生成臭氧，有机溶剂循环利用，使用量可减少90%以上，三废产生量降低75%，还避免常规反应的能源消耗，从而达到稳定、高效、低碳、环保的目的。

通过20年不断地研发、完善，此前很多做不了的反应，现在凯莱英能做了；此前速度慢的反应，现在可以快速进行；而此前十分危险，需严格控制生产条件的一些反应，现在则变得很安全。

而由此对应的则是凯莱英逐年上涨的业绩，以及一路向好的市值表现。

2020年年中报显示，凯莱英实现营业总收入12.66亿元，同比增长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6亿元，同比增长37.63%。其总市值已经超过了550亿元人民币。

想了解许下“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的豪言壮语的背后，凯莱英是如何用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的，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做传统工艺做不了的反应、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省传统工艺省不下的资源、解决传统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面向行业许下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凯莱英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之后的底气，也是其布局下一个20年所依赖的最重要的资本。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制药行业的确并不那么重视工艺。尤其是产业界也严重低估了生产工艺的技术要求。具体体现出来，就是制药工业普遍看不起“代工”生产的CMO。

洪浩所在的凯莱英也一度深受其扰。成立于1998年的凯莱英，一直到2017年召开股东大会时，还有投资者请洪浩就行业将凯莱英比作“医药界的富士康”发表评论。洪浩仍不厌其烦的解释：不要简单的把CDMO企业当做一般的代工企业，高端的原研新药原料药、中间体，尤其是制剂的生产工艺，是技术难度非常大的行业，门槛非常高。实验室研发出来的新药与能够工业批量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更不要说减少三废排量、绿色生产工艺等等。

但好在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会对凯莱英发出这样的疑问，以及报以这样轻视的态度。因为越来越多的案例开始印证，凯莱英作为CDMO企业，其中“D”的含金量。

    例如凯莱英曾经帮助某国际制药巨头提供临床用药定制生产服务，在成功解决反应过程中安全隐患的前提下，将新药上市的时间大幅缩短8个月。

具体来说，如果按照传统批次反应的生产工艺，这样一个订单的生产周期应该在10个月左右，且反应过程中会生成高毒性的副产物氟化氢气体，不仅生产中需要佩戴严格劳动保护装置，关键是对常规反应釜腐蚀严重，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放大十分困难。而凯莱英通过重新设计，不仅将反应风险直接降低至零，同时生产周期缩短至2个月，连续性反应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三废也大幅降低80%。

而其所依赖的技术，就是凯莱英在过去摸索了10余年的连续性生产工艺技术。2005年，韩国一家名叫SK的公司，凭借着此前在石油领域积累的经验，将连续性工艺技术应用到了3-羟基四氢吡喃这一化合物的合成上，成功的在行业普遍成本控制在800-1000美元一公斤的情况下，将成本骤减至200多美元一公斤。这给洪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便开始深入研究连续性工艺技术在化学制药工艺上的应用。这既是在商业上的探索，也更是在学术上的挑战。

想了解许下“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的豪言壮语的背后，凯莱英是如何用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的，请您下周一接着收听。

２０２０年，医药行业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全行业开始关注，如何在提升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最大幅度节省成本？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提高收率、减少三废？但此时仍然鲜有人意识到，所谓拼质量、拼成本、拼产量，归根到底，拼的是技术，是工艺。

2020年8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其中包括一项旨在鼓励使用连续工艺制造药物的规定。这很快吸引了来自华尔街的关注。这项规定要求FDA发布有关先进制造技术开发建议的指南，明确对于连续性工艺技术的支持。而在此前，由于该项技术成本高昂，制药商一直不愿意对其进行投资。

尽管远隔重洋，但消息也同步传回到国内医药市场。很快，有投资人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凯莱英医药集团董事长兼CEO洪浩。在过去20年的中国医药产业市场中，洪浩是第一个在行业积极推广连续性工艺技术，并成功将其应用在药品商业化生产上的人。而当时行业还不知道的是，就在特朗普这项行政令签署之前不久，凯莱英已经做好了准备继续在海外连续性工艺技术上布局。根据事后的上市公司公告，凯莱英以700万美元的资金，认购一家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在连续性工艺基础研究、自动化控制和设备设计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的技术型公司的18.18%股份。

该公司是为欧美大型制药公司和中小创新药公司提供创新药原料药连续性工艺生产的路线开发、设计和工艺优化服务。而这起交易亦是凯莱英自成立以来为数不多的外部股权投资。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进行这样一起交易，动作迅速的凯莱英就像是精准预测到了连续性工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但其实，这是他们20年布局后的厚积薄发。

在绝大部分医药企业家都在讲最火热的靶点、最前沿的联合用药以及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的时候，洪浩一直在讲连续性工艺。他说，就是要做传统工艺做不了的反应、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省传统工艺省不下的资源、解决传统工艺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今，医药行业从业者谈论的主题，逐渐从仿制药的未来，过渡到谈仿创结合的新机遇，又发展至如今不谈一下first-in-class/best-in-class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医药人。而私下里大家谈的话题，也从过去的营销为王，逐渐过渡到创新为王，一直到现在在带量采购、医保谈判等政策背景下，医药逐渐趋向微利时代的“生存为王”。但一直鲜有人从制药工艺的角度发出声音，提醒大家制药工业中最基本的环节已经几十年没有发生过革命性变化了。

想了解许下“挣传统工艺挣不到的钱”的豪言壮语的背后，凯莱英是如何用20余年在工艺变革上沉淀、革新、进化的，请您明天接着收听。

今年7月29日，在海南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内，国内首位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先行获得了第三代口服靶向药物——劳拉替尼的治疗处方。这不仅得益于此前颁布的《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支持政策，更可以由此感受到辉瑞多年深耕中国肿瘤市场，持续不断地投入和布局。

目前，辉瑞在全球范围内拥有20余种肿瘤药物和生物类似药，治疗领域涵盖了乳腺癌、肺癌、肾癌、前列腺癌以及白血病和黑色素瘤。辉瑞生物制药中国区营销副总裁王怡亲在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就曾表示，为了在市场持续保持竞争力，辉瑞势必会把这些创新药物更多更快地引入中国。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癌症防治是重点，并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43.3%和46.6%。辉瑞在推动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医生对创新药物及诊疗手段的认知和标准化应用、领先学术及临床经验信息的交流、适合于中国人的药物研发及适应证的开发等方面，都可以持续发力。

目前，辉瑞旗下的肾癌药物阿昔替尼，肾癌、胃肠间质瘤药物苹果酸舒尼替尼和肺癌药物克唑替尼均已进入医保。同时辉瑞也将力促新产品哌柏西利和达可替尼等创新药物也能顺利纳入医保。

辉瑞旗下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创新药注射用伊珠单抗奥唑米星已于2020年在中国提交上市申请，并被纳入优先审评名单，预计2021年可以在中国获批上市。

作为辉瑞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满足中国患者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推动中国相关领域诊疗进步，是辉瑞一直以来在中国引进新产品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辉瑞还计划逐步将辉瑞总部多款肿瘤药物和生物类似药引入国内，尤其是亚洲及中国常见的瘤种或分子分型。

与此同时，辉瑞还在不断探索其他药物的准入模式。在第二届进博会上，辉瑞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口服靶向药物劳拉替尼可在博鳌使用。此外，辉瑞还在推动创新的多方共付模式，通过商业保险、患者援助等手段帮助患者继续治疗。

此外，辉瑞积极探索“数字化”手段为患者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肿瘤领域升级了乳腺癌患者全程关爱服务，还有方便患者足不出户购药的“便民找药”服务等。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和把握，跨国药企的功课，做得是十足。

2019年，瑞安市医共体改革入围浙江省政府真抓实干激励名单（排第一），其经验做法获专家高度认可，还以《社会治理》专报送国务院。那么瑞安模式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对各地医改有哪些借鉴意义？

从三组数据可以来看瑞安的医共体改革： 

数据一：2019年，瑞安市县域就诊率达到91.4%，基层就诊率达到75.2%，群众满意度达到95.2%。

数据二：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瑞安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同比增长2.75%，较上年下降14.4个百分点，降幅达84%；转外就医医保支出同比下降12.1%；职工医保基金同比增长10.79%，较上年下降7.5个百分点，降幅41%。

数据三：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瑞安医院实际降低药品、耗材、检验检查等医疗成本2.13亿元。其中，药品耗材减少使用1.9亿元，药占比同比下降3.68个百分点，降幅达12%；百元耗材同比下降3.08元，降幅达11%；医疗服务收入占比达33.13%，同比上升5.27个百分点，结构性改革显成效。

瑞安医共体改革是用价格机制切入，解决“三医”联而不动及“治药为先”的难题，在浙江省得到认可推广。

总体上看，瑞安采用医保多元复合型支付方式，改变了医疗资源组织和管理模式。

先是将“治药”主动权交还给医共体，建立医疗机构总账号，作为为唯一采购账户，实行药品耗材统一采购、配送、预结算。这被称为是创新实施“向使用环节要空间”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医院降低医疗成本100元，可换68元技术服务项目上调空间，惠民32元，合理用药的激励力度倍增。

瑞安实行医保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城乡居民医保全域按人头付费。基于县域病种结构简单和数据较少的现状，上线县域版DRG支付系统，按照医保结算数据的第一诊断、主操作和主手术，813组1000个病种结合点数法协议支付，从经济底层逻辑上变“医疗收入”为“成本支出”，改变了患者病越重医方越有利的价格制度矛盾。

设立了“调价资金池”，将各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上调新增收入，按季划拨到市卫健局指定帐户，经考核评估后，再做分配，解决医院、医保相互信任和医共体分院间利益平衡的问题。

 总起来说，瑞安市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嵌入“三医联动”新模式，紧紧抓住医保支付改革这一轴心、杠杆，依靠需方价值购买来逐步激发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了体系建设和机制建设“两手抓”。同时，立足供方改革红利来推进存量结构性改革，采用“支付宝”机制打破博弈格局，达到了间接医药联动和“腾笼换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