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針對中國大陸社群平台「小紅書」祭出封殺令；仔細研究其執行手段、法律依據及實際成效，反映出民主社會在應對威權滲透的尷尬與困境。

為何是小紅書？

若要防堵統戰滲透，為何首當其衝的是小紅書，而非用戶量更龐大、演算法更具政治爭議的 TikTok？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為了在海外生存，採取了高度「國際化」的包裝策略；其註冊地位於新加坡，並在美國展開強大的政治遊說，試圖與中國大陸的「抖音」切割。在蔡英文政府時期，TikTok 甚至曾派員赴台溝通資安問題，展現出願意配合的姿態。

相比之下，小紅書則顯得「血統純正」且姿態強硬。作為一家純中資企業，它不僅缺乏國際化的防火牆架構，面對台灣政府的監管要求更是採取「不理不覆、已讀不回」的態度。這種傲慢使其成為了台灣政府眼中的「軟柿子」；動它既不會像動 TikTok 那樣得罪華爾街資本或美國白宮，又能對內宣示「抗中保台」的決心。

然而，台灣政府今次封殺，仍然充滿爭議。首先，當局並非引用國安相關法律，而是援引新通過的「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指控小紅書充斥詐騙內容。

這種做法在法理上顯得牽強。若因平台上有詐騙廣告就將其全盤封殺，那麼充斥著 AI 假名人和投資詐騙的 Facebook 與 YouTube 是否也該一併下架？選擇性執法，不禁讓人聯想到香港人敏感的「第 23 條」；雖然台灣憲法第 23 條講的是比例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似乎正試圖繞過正規的法治程序，利用行政手段達成政治目的。

若真要處理小紅書，引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73 條關於中資不得在台營利的規定或許更為名正言順。但政府捨近求遠，選擇「反詐騙」為切入點，似乎是為了避開繁瑣的法律攻防，求快求方便，卻也犧牲了法治精神的嚴謹性。

從執行層面來看，這次封殺更像是一場「做咗當做咗」（做了當作已做）的政治表演。政府雖然封鎖了網頁端的 IP，但對於 App Store 的應用程式下載卻束手無策。所以，當禁令一出，小紅書在台灣的下載量不減反增，甚至一度衝上榜首。

資訊戰的反思：與其防堵，不如進攻

面對中共無孔不入的認知作戰，單靠封鎖平台顯然是被動且無效；只要兩岸文化與語言相通，資訊的流動就難以完全阻斷。

真正的戰場在於「人心」與「內容」。與其花費精力去築起數位高牆，台灣政府或許更應思考如何「轉守為攻」；主動輸出具吸引力的文化內容與論述，利用 AI 與社群技術進行反向輸出。

最終，一個社會的防禦力，不在於防火牆有多高，而在於公民的媒體識讀能力與文化自信。當政府選擇用「家長式」的禁令來代替對話與教育，往往只會適得其反，這也是台灣在此次小紅書事件中值得深思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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