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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理所當然要做行政長官,也沒有人理所當然要做房屋局、發展局、勞福局或保安局局長。一個人能否留在位置上,不是看他過去做過甚麼,而是看此刻他是否勝任。把一個本來就不屬於你的職位交出來,算不上付出代價,所以,辭職不算是問責。
李家超自比船長;船長指揮船隻撞山,船長的責任就是與船一同沉落海底。
不少人把這個意象理解為「我要留到最後」,其實船長要與整條船同歸於盡,是因為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為身份負責。
我們常說,出了半斤力,想拿回足八兩,這是一種公義;另一種是犯了錯,就要罪有應得。對一宗過失應受怎樣的懲罰,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判斷。宏福苑大火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獨立委員會報告點名四個部門,四個部門分屬四個政策局,最後只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辭職,承擔政治責任。不少人問:只有一人,怎麼夠?
去到最後,公義唯一的標準,是我們相不相信制度大致上能給出多數人覺得合理的結果。一班人覺得自己仍在做事,所以要繼續做下去,這不是理由。連自己的責任是甚麼都說不清,憑甚麼談問責?
政府慣常的手法:一出事,先找人背鑊。
火災的直接成因固然是工程顧問和承建商;政府也迅速拘捕了鴻毅、宏業的相關人士,控罪除了誤殺、詐騙,還有洗黑錢和逃稅。但宏福苑大火,從一開始大家都知道是場人禍,是可以避免的災難。相關官員「監管不力」要不要負責?
執政,靠的是社會契約:社會契約的背後,就是人民相信政府的決定站在社會利益一方。2014 年習近平曾以「塔西佗陷阱」警告官員:統治者一旦失去人民信任,做壞事固然惹人憤怒,做好事也無人相信。十二年後,香港正陷入這種狀態。政府做任何事,先不論好壞,多數人都會懷疑其動機。
市民當初要求的,是有權傳召證人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成立的,卻是沒有這種權力的獨立委員會,結果有人拒絕作證。至於前區議員黃碧嬌,有報道指她協助收集的授權票中有以已離世業主名義簽署,至今未見任何檢控。政府拉人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對她卻不見下文。
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最主要的原因,是規矩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執行。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政治問責。重點在於問責的對象是誰?留任的局長說,因為特首要他們留下。特首自己為何不辭職?他說不出口的原因,但我可以肯定說,北京不想開先例。一旦政府犯錯便有人下台,層層往上,難免牽連更高層。於是只能找一些連三歲小孩也騙不了的理由,例如說甚麼留下來比辭職需要更大勇氣的鬼話。
政治問責制從一開始就是自欺欺人。2002 年董建華推行此制,問責的對象已設定為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向北京問責。
香港人在整件事中並不存在。
說這些,政府會聽嗎?
我的對象從來不是政府,也不是有權力的人,而是像我一樣的平凡人。我們最需要的覺醒,不是去找一個更好的政府,而是明白:即使是曾經讓人生活得很幸福的城市,政府機器同樣可以在短時間內腐敗。只要當問責的對象擺錯,利益關係理不順,社會就會撕裂。
權力永遠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上,他們憑甚麼掌握權力?憑的是多數人寧願把可怕的權力,交給信得過的人,而不是會濫用權力的人。所以掌權者第一件事,是知道權力從何而來。
但香港這班官員覺得,權力來自北京,而不是人民。
所以我常說:「自求多福。」有人覺得這樣說太消極,但這其實是最積極的想法;在等到政府為你謀福利、等到偉大民族復興之前,你可能早已被人揸乾揸淨。以為限制權力只能靠在它之上更大的權力,最終寄望一位英明神武的領導人,這種對政治強人的崇拜,說到底仍是小農封建思想。
台灣九合一選舉,沈伯洋能否挑戰蔣萬安?為什麼市長做得好,也未必能夠連任?利世民與傅立言從台北市長選戰出發,拆解藍綠基本盤、地方派系、政治利益與選民選擇之間的關係。我們在網上看到的台灣政治,往往是統獨立場與藍綠對抗;但走進地方選舉,市政、商業利益、地方人脈與政黨接班,又如何影響勝負?台上激烈交鋒的政治人物,台下是否存在共同利益?• 沈伯洋的參選布局、形象轉變與蔣萬安的連任挑戰• 蔡英文等前黨主席,如何影響選戰與政治動員?• 陳水扁當年市政滿意度高,為何仍輸給馬英九?• 新北市李四川與蘇巧慧、高雄賴瑞隆與柯志恩的選戰觀察• 「母雞帶小雞」、地方派系與藍白合作如何牽動選情?• 雙城論壇背後的兩岸政治與經貿利益• 選民如何透過競爭、輪替與持續監督,制衡政治權力?
北京向離岸信託追稅,坎培拉向家族信託開刀。兩個截然不同的政府,為何差不多同時打信託主意?
香港人眼中,信託是四大家族、海底撈老闆專利。澳洲卻有 102 萬個信託,每千人約 40個;英國只有 2 個,美國約 9 個。
自我管理公積金用來買樓收租,一人公司以信託集資做生意,平有平玩,貴有貴玩。本地信託有稅務優惠,離岸信託反要課稅,加上共同匯報標準,澳洲人根本不必到英屬處女群島或開曼群島開信託。
國會正審議新法例,信託收入最低先抽 30%;水桶公司分得收入不能抵扣,有會計師估計最高稅率可達 77%。政府未能節流,惟有向有錢人開源;問題是,向富人開刀,政府最後收得更多稅,還是趕走交稅的人?
今集《利世民 x 大寶雪梨來鴻》,由202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Robert E. Hall 與 Michael Woodford 的研究出發,討論個人和企業如何根據未來收入、利率與物價的預期作決定,以及這些選擇如何累積成整體經濟的變化。
我們由派錢、減稅的不同效果,談到聯儲局的前瞻指引、澳洲供樓家庭面對的利率衝擊,以及政府財政政策與央行貨幣政策之間的矛盾;再回到香港,思考北部都會區、土地財政與政策信用的限制。
二〇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英國首相 Burnham 在 BBC 電台和利物浦一個山火應變會議上,呼籲民眾在家中儲些罐頭食物和水。他說現在意外事故愈來愈多,但也講清楚,這不是叫大家搶購。
其實在他公開發言之前,英國內閣辦公室已在十月二十二日推出 「Be Ready」 運動,要每個家庭準備應付三天沒有水、沒有電、沒有電話、不能上網的日子,每人每日預備三公升水。很多人仍然活在疫情封城的陰影之下,看到這個新聞,自然會問:是不是真的有大事發生?加上俄羅斯早前傳出有鼠疫在實驗室外洩,各種聯想便接踵而來。
但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為甚麼是現在?英國政府又為甚麼會這樣想?
先看英國以外。歐盟去年三月已建議市民準備七十二小時的物資;瑞典直接向全國派發五百二十萬本小冊子,標題就是《如果危機或戰爭來臨》。這麼多歐洲國家政府都這樣做,告訴我們他們心目中的風險水平去到哪裡。這未必代表他們真的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但反映在現時的環境,他們必須向某一個方向作最壞打算。
那麼英國的最壞打算是怎樣計劃出來的?早在二〇二二年,英國政府已設立框架,要求每年向國會交代一次,並做一次民意調查,檢視整個國家的危機應變做得怎樣。二〇二二年,正正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那一年。到今年三月,國會批評政府一直沒有把資訊傳達給市民;七月,政府發表年度報告,宣布今年正式推出Be Ready。
風險是存在的。根據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的數字,一年之內,國家級重大網絡事故由八十九宗增加到二百零四宗,增幅超過一倍。最近更有不少基建級數的互聯網技術,被AI找出原來都有漏洞。然而英國政府自己的國家風險登記冊也說得很清楚:沒有任何評估方法,可以預先認定所有風險。所以政府能夠做的是甚麼?就是針對最壞的結果,盡量避免那些情況出現。它最不想見到的,是有人沒有水、沒有東西吃,結果令社會恐慌,於是叫人至少儲三天。
三天夠不夠?去年四月西班牙、葡萄牙大停電,事後報告說這是同類事件的第一次。停電那天,整個國家的提款機、收銀機、地鐵都停下來,而市民搶購的,原來不是食物,是收音機和蠟燭。愛爾蘭去年一月的風暴,令十萬多人沒有自來水,不是因為沒有水,而是供水設施自己沒有電。英國電網的服務標準,是大停電後五天之內恢復全國供電,政府叫人準備的卻是三天。這裡有落差。
不過有一點很肯定:沒有任何準備工作可以完全避免危機,只是盡量在危機發生的時候少一點變數。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則,是千萬不要在準備過程中,人為地構成危機。二〇二一年九月,BP 因為司機不足,通知油站將限制供油。消息一出,市民立刻擔心沒有油,幾天之內四出入油,結果 BP 三成油站沒有油供應。其實當時英國的燃油供應是充足的,一個限制供應的安排,卻令大家做成一場人為的短缺。
所以,當政府說要做危機應變,我們未必要先猜測它是否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我很肯定,其實他們很多東西都是不知道的。停電、停水,在美國也會發生,但美國很少全國性一起出事,一個地方出事,其他地方應變得來。歐洲國家和英國沒有這麼大的緩衝,不少國家的基建也較差,一定程度的最壞打算是要準備的。
但所有危機應變的準備工作,都不能避免危機的發生。準備充足一點,為的是危機真正出現時,不會倒瀉籮蟹,不會霎時間有太多事情要同時處理。
AI 令製片成本大跌,一條二十分鐘的影片,一兩百美元就做得到。既然如此,倫敦私募基金Electrify 為何仍要入股科普頻道 Veritasium?資本收購 YouTube 頻道,買的究竟是觀眾、內容,還是創辦人?
問:買下頻道,是否就等於買下兩千萬訂閱?
答:這是美麗誤會。YouTube 每日新上載影片超過兩千萬條,早在 2018 年,YouTube已表示七成以上觀看來自推薦系統。訂閱不保證有人看;影片能否被看到,靠標題、縮圖、頭一分鐘講稿這套發行功夫。
懂得由構思題目、research、拍攝,到在社交媒體宣傳的人,就算不自己創業,外面亦有大把機會。但流程可以學,亦可以互相抄襲,AI 更令它公式化,人人用得到。可以抄的東西,不值得付大價錢去買。
問:那麼今天最稀缺的是甚麼?
答:判斷。製作過程可以抄,但製作甚麼、甚麼才算好題目、甚麼影片有趣新穎,抄不到。社會一直靠一班人代為選擇,以前叫媒體人,今天叫 KOL。
問:AI已經可以回答問題,為何仍有人聽 KOL?
答:Google 推出 AI Mode 之後,不少網站流量大跌,最大 KOL 其實就是 AI。但仍有不少人寧願從 KOL 口中獲取資訊,因為做內容的人提供的不只是資訊,還有資訊以外的價值。
問:創辦人是頻道最大資產,為何資本反而要把他抽離?
答:創辦人是整條片主角,亦是整個生產流程最大障礙。有了資本,新嘗試固然要做,但更重要是令生意不再需要創辦人親身參與每個環節。Derek Muller 去年聖誕前已表示,往後會少出鏡,甚至不出鏡。
問:失去明星,生意會否崩潰?
答:中國直播電商東方甄選是一個例子。2024 年七月明星主持董宇輝離開,之後一年收入跌了 33%;公司沒有再找明星,而是把資源投入開發新產品、增加直播觀眾、拉長直播時間,寧願要量。今年四月,四名主持兩日內相繼離職,其中兩人是明星級元老,衝擊已遠不如前。經營網絡媒體生意,最重要的不是主持明星,而是生產流程。
問:AI 可以大量生成主播和內容,創作者還有空間嗎?
答:Kapwing 的調查發現,YouTube 短片頭五百條至少五分之一由 AI 生成;平台已盡量為這類內容加上標籤,派送亦受影響。但AI內容成本太低,即使點擊率低,仍會氾濫市場,搶走觀眾時間。更有人把別人影片的 transcript 交給AI改寫,跟某個 formula 重新包裝,很快就照抄出另一條片。去到最後,還是要看 KOL 本人能否講出一個動聽故事。
問:創作者真正的護城河是甚麼?
答:定位,以及按定位兌現所累積的信任。「提供最好內容」不是定位;定位一定要做的事獨特,並說得出回應甚麼需要,例如「用三分鐘掌握每日最必須知道的財經新聞」。 Veritasium 的定位,是告訴觀眾一直以為知道的科學概念原來是錯,或比想像中複雜;這種信任,要很長時間才建立得到。
問:影片真的能教育人嗎?
答:未必能根本改變大家學習科學的態度,但比起只靠閱讀和上學,影片可以接觸更多人,把更多資訊變成每個人用得到的知識。問「二加二為何等於四」,YouTube 上有很多影片,但如果由 Derek 拍,我會選擇點進去看。時間太少,觀眾要學做精明的消費者。
有人說歐洲正在「斯坦化」。
2025年,英格蘭及威爾斯最多男嬰取名Muhammad;但其實早在一百年前,最流行的名字至少三成源自希伯來文或阿拉米文。
耶穌基督是哪裏人?
歐洲傳統本身,就來自「斯坦」世界。
羅馬史家塔西佗曾形容基督信仰是東方傳來的迷信,最後它卻成為羅馬國教。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稱之為「被發明的傳統」。最好的例子是每星期的休息日:猶太人守安息日,公元 321 年 3 月 3 日,君士坦丁下令在「太陽日」休息,法令沒有一個字提到基督。今天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星期六仍然解作安息日。
東方同樣經歷斯坦化。佛教一路傳到日本、穆斯林商人令馬來西亞和印尼成為回教國家。
1995年,歐洲極右政黨得票約5%;2026年已達23%,即每四個選民就有一個。馬克龍引用梵樂希的說法:「我們的歐洲今天是會死的。」
古羅馬人早已投訴東方影響蠶食社會,一再驅逐外來占卜師;1349年,猶太人被指在井水下毒,遭驅逐甚至燒死。今天歐洲人的身份覺醒,又會把歐洲帶到哪裏?
問:「斯坦」是甚麼意思?
答:「斯坦」源自波斯語,字面解作「立足之地」。巴基斯坦、阿富汗(Afghanistan)等國名,都帶着這個字尾。所謂「歐洲斯坦化」,是說中東、中亞人口湧入,令歐洲變得不再是歐洲。
問:歐洲真的在「斯坦化」嗎?
答:2025年,英格蘭及威爾斯最多男嬰取名Muhammad;比利時、荷蘭、奧地利、挪威排第一的則是Noah,一個希伯來名字。但回看1924年,英格蘭及威爾斯男女頭十名之中,至少三成名字來自希伯來文或阿拉米文。換言之,歐洲名字早已斯坦化。
問:基督教難道不是歐洲傳統?
答: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形容基督信仰是來自東方的迷信。它在民間廣泛流傳,羅馬統治者懂得變通,最終把它變成國教。這就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被發明的傳統」:許多看似歷史悠久的習俗,其實是被發明出來。
基督信仰成為國教之前,各地已有教會,每個城市都有主教;基督徒有網絡、有社會功能、又願意與朝廷合作的宗教,容易與統治者一拍即合。君士坦丁自己也說,要團結帝國,就要人民相信天上只有一個神,地上只有一個君王。
問:東方也受「斯坦」影響嗎?
答:佛教正是例子。日本距離佛教發源地很遠,最初亦很抗拒,最終還是接受。宗教往往隨人口流動、尤其是貿易傳播;馬來西亞和印尼成為回教國家,是因為當年活躍於印度洋和亞洲一帶的商人正是穆斯林。
問:歐洲人過去也這樣擔心過自己的文化會被沖淡嗎?
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人已有強烈危機意識;2024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引用1919年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的說法:「我們的歐洲今天是會死的。」古羅馬人也投訴亞洲影響蠶食社會,一再驅逐外來占卜師,塔西佗形容他們「永遠被禁止,也永遠留下來」。1349年,猶太人被指在井水下毒導致黑死病,遭驅逐甚至燒死。
問:那麼今天的歐洲會走向哪裏?
答:歐洲與中東、中亞文明融合的過程,歷史上通常都有很多矛盾和衝突。今天的政治風潮令歐洲人問:「究竟甚麼是歐洲人?」
英國政府月底公佈財政預算案,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IEA)搶先發表2026年另類財政預算案,建議擴闊增值稅稅基,連食物都要徵稅。呢個建議政治上幾乎不可能通過,點解仲要提出?
更正:06:37 提到 TPI 「最多借出五千億歐元」。五千億歐元其實是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最高貸款能力,TPI 並無預設上限。
問:債務風險上升,幾時會變成債務危機?
答:關鍵在於「財政疲勞」:利息和再融資開支不斷增加,好比一個人只能還信用卡最低還款,最低還款額卻越來越高,收入增長又追不上。
* 法國稅收已佔經濟產出 43.5%,經合組織平均只有 34.1%;
* 自 2002 年起,連撇除利息之後都年年赤字,2027 年單是利息支出便比 2026 年多 120 億歐元。
* 2025 年法國公共開支佔經濟產出 57.2%,遠高於歐元區整體 49.8%。
* 按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分析,法國權力高度集中,政府什麼都管;中央機器一旦出事,全國怨氣便直接指向政府。開支難以控制,根源正在於此。
問:法國能否印鈔自救?歐洲央行又會不會出手?
答:法國1999年加入歐元區,發鈔權已交給歐洲央行。貨幣聯盟能夠維持,大前提是財政紀律:赤字不超過經濟產出3%,債務不超過60%;法國赤字卻是5.4%,債務約119%。歐洲央行因此兩難:法國太重要,沒有法國,歐元區還是不是歐元區?但配合法國,其他成員國又會說它推高整個歐元區通脹。
問:未來兩年,法國有哪些危機引爆點?
答:明年大選,民調領先的勒龐提出以憲法黃金規則逐年削減赤字,同時又承諾減稅、提早退休、增加開支,兩者如何並存?另一個是骨牌效應:外國銀行借給意大利的款項,四成以上來自法國銀行;法債遭拋售期間,意大利對德國息差同步急升。連一向最嚴格控制舉債的德國都已放寬債務上限,我相信歐洲央行最終可能某程度上屈服。
問:可以印鈔的日本,又怎樣處理債務?
答:日本政府債務約為經濟產出兩倍多,但外國人只持有約 7% 日本國債,主要持有人是日本央行。日圓因此有結構性貶值壓力;適度貶值加上一點人為通脹,不會動搖制度。資金近年由海外回流,日本終於有空間正常化,最可能的策略就是透過通脹慢慢削減債務。《經濟學人》亦指出,日本債務的實質價值正在收縮。
問:既然通脹可以還債,為何不是人人都這樣做?
答:其實不少國家做過。二戰後至 1980 年,英美約一半年份利率低於通脹,這些年份平均每年消化相當於經濟產出 2% 至 4% 的債務。但也有粗暴的版本:1946年2月,日本一夜之間凍結所有銀行存款,強制兌換新鈔,一次過將舊數清了。
問:美國又會怎樣? 聯儲局的政策為何會牽動其他國家?真正的不確定性又是什麼?
答:1970 年代以後,各國經濟週期越來越受美元週期影響。大量美元貸款湧入產油國,吹起泡沫;美國貨幣政策一轉向,拉丁美洲國家爆煲,經歷「失落十年」。1994 年聯儲局把利率由3釐加到5釐半,墨西哥披索被迫大幅貶值,資金流向轉變,某程度上間接觸發了亞洲金融風暴。能夠預算的物價上升只是風險;真正的不確定性,是制度出現根本性轉變。債務危機因此不只是違約:將債務延續到下一代,或者每人背一點點,透過通脹慢慢拖延,直到債務消失為止。
近來網上,我見到有很多以AI製作之內容。有垃圾,但又有些質素之高,令我看完會轉發到 WhatsApp 給朋友,希望他們也看。
AI愈來愈多人接受以AI製作內容,也是事實。
不過再想深一層,以 AI 做內容有幾個方向。若目的只在賺錢,YouTube 上有套現成方法:追時事新聞,或煽動觀眾情緒(喜怒哀樂都可)。
問題是時事題材轉眼即逝,長遠價值很低。五年、十年之後,若有人想找回某件事之始末,多半只會看摘要,也不會再看完整條片。
所以我問自己:若要把某些概念、某些想法長久留下,給將來之人看,有甚麼方法?最初當然想到寫書,文字留得最久。但文字能接觸到之讀者相對少,今日世界尤其如此。同樣概念,必須透過不同渠道傳遞:音樂、娛樂、遊戲、故事。
這正是我心中一直都糾結的「香港紀事本末」。
我一直都想透過香港紀事本末帶出:「是時勢做英雄,不是英雄做時勢。」所以我們要了解局勢,了解環境如何左右人之決定。然而,這種概念依書直說地去講,就是說教;我承認,自己也是說教的。說教可以影響的人很少,很沒有效率。於是我想,不如拍條音樂影片。
角色.故事
構思故事,首先是找主人翁;故事必須有角色。好的故事要有主角 protagonist,也要有主角的對手 antagonist。
主角,我第一個想到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因為香港歷史向來由開埠說起。誰與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對比最大?我想到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砵甸乍從大清手上接管香港;麥理浩則自己走上北京,對當時之鄧小平說,不如談談香港前途。故事最大矛盾在此,而中間之舞台,就是香港。
純粹是主角與對手之對立,就會落入網上氾濫之 AI 內容套路:霸道總裁式,有群奸角,只得主角忠直,最後打敗敵人。我不喜歡這種模式;太容易複製,人人都想得到。
我想要更深入之角色構造;例如麥理浩為何去北京?當時的香港、中國、英國,以至全世界,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這些環境因素又如何影響到決策者?又如何影響到當時雙方的如何理解對方的傳話內容?
砵甸乍:賊竇與約法三章
回到砵甸乍。我不想沿用教科書講法,說香港開埠時只是一個荒島,甚麼都沒有。早在十六世紀,澳門葡萄牙人已說大嶼山一帶多海盜(水上人),甚至形容為海盜巢穴,即賊竇(den of thieves)。英國選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並非偶然。有理由相信,由印度販鴉片來華之商人、來華買茶之商人,早知此地是走私中心。砵甸乍早年加入東印度公司兵團,由他處理香港,亦順理成章。
砵甸乍雖然是英屬東印度公司的軍人,但我認為關於他而又最值得後世知道的事,我也放進歌裡:他與香港約法三章。
確實只有三條規則:
第一條,貨物進出口全部不收關稅。為何?因為此地本來就是英國人落貨、與水上人交易之處。若收關稅,就有人走私;有人走私,生意就走,還會帶來治安問題,因為水上人與海盜,其實是同班人。
第二條,自由港:誰都可以在此做生意,哪怕那位商人(當時稱洋行)背後是大英帝國敵對國之資金。只要你不是政府,就可以在香港經商,這就是自由港之定義。背後邏輯是:若此地有人可以做生意、有人不可以,它日成為肥肉,就有人想搶,想要主權移交。倫敦不會在此投放資金,也不想在此駐守大軍;最好辦法,就是讓任何人都可以來做生意,誰都不必攻陷這座城市。
第三條,尊重華人向來遵守之風俗文化。你們原有之祠堂、宗法制度,我不干預;華人之事,華人自己管。殖民地政府只看貿易關係、合約履行。歌詞裡「I’m not your judge, I’m not your king」,正是此意:我來這裡只為做生意,為開埠。所以我把他定為Founder,開埠者。
還有條原則貫穿香港最初百多年:所謂不干預,就是不要宗主國出錢做任何事。在倫敦眼中,管治香港之首要條件,是千萬不要叫倫敦搬錢過來;香港政府沒錢,倫敦不會負責。這點非常重要,香港向來是小政府、向來有財政紀律,原因在此。也因此,麥理浩之前許多港督,若非有街道、建築、機構或慈善團體以其命名,大多數人都說不出他們做過甚麼。
麥理浩:由空間到方向
只有空間又有何用?於是麥理浩登場的第一段想講就是:「你鑽出了一個空間,但那些『路』是誰建?」
我以前辦公室就在砵甸乍街附近。砵甸乍街很短,在中環與上環之間,短短幾段石級。我於是形象化地想:麥理浩在香港最著名之路是甚麼?麥理浩徑,百公里長。歌中麥理浩嘲笑砵甸乍:你只得條短街,無人記得你名;我之百公里長徑,香港人至今每逢假日仍在行。另外,很多人記得麥理浩之十年建屋計劃,於是故事角色身份就是 Founder 對 Architect,開埠者對築城者。
很多人懷念之香港,應該是麥理浩之後之香港:公屋、學校、廉政公署、郊野之路。麥理浩帶來最徹底之改變,是由不干預,變成夏鼎基(Sir Philip Haddon-Cave)口中「積極不干預」。
為何港英政府突然大興土木、這樣願意花錢?這與當時經濟環境有關,但不是說需要凱恩斯式逆週期措施;大家記得,當時是滯脹,但香港很特殊之處在於:「港府幾乎每年都有盈餘」由戰後至 1970 年代,盈餘積存多年,總有人打這筆錢主意。
1979 年麥理浩為何訪京
坊間有很多都市傳說,我不想延續。例如說銀行與地產商到1977年就說不行:1997年在法律框架下,三十年按揭還能否做?只剩二十年。
我想問之是:在英國人整個盤算裡,究竟有沒有想過香港之未來?這正是我在故事裡最想講之處。
請留意歌詞所說當時英國之狀態。1970 年代之英國,經濟非常差,原因有幾個:英鎊危機之後,政府債務並未真正解決;英國生產力極度低迷,某程度上很像今天。在此環境下,外交官出身之麥理浩作為港督,可以做甚麼?難道要在香港佈防,準備與北京打仗?看看當時大環境:連美國都拉攏中國,抗衡蘇聯。
這也是《香港紀事本末》原本最想講之事:從大環境去看,當時不同的人對香港作出某些決定,背後是基於甚麼考慮,又受到甚麼環境因素影響?
麥理浩 1979 年 3 月訪京,約六星期後,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上台。若把這幾件事合起來看:戴卓爾剛上台時,保守黨並不特別穩固,他們要爭取之,是時間與空間。而香港,在倫敦眼中絕對是最敏感之地方之一。這些資料,我不是轉述別人寫之書,而是看回 1970 年代之解密檔案。很多解密檔案現在很容易取得,尤其戴卓爾年代與首相府有關之文件,基本上都已放在她基金會之網站。我親自翻查,看到當時最主要之討論,是如何換取更大空間與北京談判;若就此放棄,連談判都可以省下。
再往前看,麥理浩上任之前,早已參與英國對港事務,曾任港府政治顧問。我認為他是確立 1970 年代方向之人物之一:在風俗、文化、教育等方面,盡量令香港與中國有所分別,以增加談判籌碼。
至於他之「原罪」,是否在於他自己走上北京找鄧小平?1979 年 3 月他訪京之時,主權移交根本未開始談。當時鄧小平仍是國務院副總理,名義上最高領導人是華國鋒。同年稍後華國鋒訪英,英方提出香港前途(新界租約由外相卡靈頓勳爵提出),華國鋒不置可否,並透過外交部向香港傳媒表示,暫時沒有任何關於香港之計劃。中共要等華國鋒退出政壇,才認真處理香港問題。
那麼為何麥理浩上京,見鄧小平而非華國鋒?難道英國早已收到風聲華國鋒會被邊沿化?我想當時甚至中南海內,都無人敢說必定可以排擠華國鋒。我找到之解密文件,只見倫敦與華盛頓當時有交換有關中國之情報。會否是因麥理浩收到報告,知道訪美後的鄧小平,相信「有得傾」所以上北京?
事實上,中英談判開始時,英國不想放棄香港;以為可以主權換治權。說英國毫無掙扎,肯定不對;但更不是早已打算放棄。不過英國也絕不會為香港作任何犧牲,亦負擔不起。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1982年,英國為福克蘭群島與阿根廷開戰)。
不得不承認,麥理浩時代之香港,確實好過當時之英國;而他對北京之權宜,也實在是僅餘選項。
不過這麼多背景,在故事裡說太多是無謂。1970年代香港人經歷過甚麼、開心之事是甚麼,大家都明白。
日落帝國,記憶不能廢除
我用麥理浩之角度回應:時至今日,你當年建立之貿易港,還有多少人記得?我真正想問之是:有多少人記得當年約法三章那三條規則?那正是香港之基石,正是香港成功之原因。偏偏大家記得之是麥理浩:學校、麥理浩徑、廉政公署,還有各種政策。
所以我把它放進這句:日不落帝國,其實早已日落;惟獨留在人心中之記憶,怎樣也無法消滅。歌中二人合唱:「we both built something no empire could repeal」,沒有帝國能廢除。
請留意歌詞,我不是說英國人有多偉大。最後這句「a free Hong Kong, built by hands that knew it best」,總結日落帝國,正是香港之成功:香港之成功,在於遠在倫敦之宗主國,只給香港人發揮之空間。明就明,唔明就黎明。
時勢做英雄:我對歷史之看法
這又回到歷史這個題目。《香港紀事本末》這本書,一直只聞樓梯響。大家的催促,我明白,我也知道我的「拖延症」是死症。但我心底裡的確另有疑慮:「書寫成沒人看,寫來做甚麼?」
其次,市面上並非沒有香港歷史書,也有很多人嘗試以各種方法保育香港歷史,包括拍短片。
但我很想避免「英雄做時勢」的論述。我想講的是那些人為何在當時如何作出決定,時勢如何造就那位英雄。我甚至大膽地說:將不同之人放在同樣地方、同樣環境,只要他們之誘因(incentive)相近,行為也會相近。只要環境因素是系統性現象,要發生的事最終還是會發生,而且不只一次,唯一分別是當中的主角換了人。
我對《香港紀事本末》之工作,向來有兩個最基本要求。第一,主流講法裡面仍有很多解釋不到之地方,我不敢說自己定能找到答案,但最低限度要把問題清楚講出來。第二,主流講法若與事實有出入,甚至明顯不合常理,就更加要指出。所以我最重視解密文件,因為那些內部討論,最接近當時倫敦與港府之真正評估;傳媒報道只能反映當時主流氣氛與情緒,對考證意義有限。歷史由勝利者所寫,原因不是勝利者掌握話語權,而是有些人放棄對真相之堅持。
1970年代,是我自己見到香港轉變最大之年代。與此同時,香港人在那些日子,收入與向上流動之機會,因全球化而大增,所以我們很懷緬那段歷史。但問題是:香港經濟蓬勃,是否完全因為這些政策?還是有更深層次之原因?我想把這些深層、底層之邏輯,透過藝術手法,從視覺、音樂、歌詞多方面帶出來。
怎樣做:新手之嘗試
坦白說,我沒有任何音樂教育背景。我不懂唱歌,不懂任何樂器,想學但需要時間;樂理也不通,現在正在學。我喜歡看電影,也喜歡看卡通,但對製片,同樣是新手。
為何用英文?其中原因是用中文做出來之效果不理想。我也給自己理由:英文或者是新市場,我想多些人知道香港歷史。風格上,我借用百老匯音樂劇 Hamilton 之說唱敘事手法,以較明快之節奏,希望觀眾注意力可以保持到最後。兩位港督要聽得出分別:砵甸乍是英國紳士腔,短促如頒令;麥理浩帶蘇格蘭口音,更快更密,堆砌政績。
畫面方面,我堅持現代香港場景,兩位港督各穿其年代官服,時空錯置本身就是重點。整條片是同日之攀登:由海平面零米,走上砵甸乍街,沿麥理浩徑,登上 957 米大帽山。太陽就是帝國:砵甸乍在正午唱,帝國如日方中;麥理浩由黃昏唱到深夜,帝國日落;兩人最後在日出時握手。坦白說,這種由日到夜、再由夜到日之對比,並非我起初刻意設計,而是在製作過程中由 AI 提出,我事後才察覺,也從中學到很多。
我也嘗試用不同符號講故事。砵甸乍本身是東印度公司軍人,所以他之用語多帶刀劍與鋼鐵:此地是我用 steel 奪來,你卻把鑰匙交回北京。刀劍對手套,是軍人對外交官;懷錶與手錶指着同樣時間,對應「under both our watches」。這些都只能放在細微處,不可能鉅細無遺。
我給自己定下標準:自己不斷重聽那首歌,會否厭倦?多看幾次,會否有新想法?若有,代表這模式有其價值。開始時未必很成功,但這是新嘗試、新專案。
AI 與傳播
為何選擇音樂錄影,又要唱歌、又要找角色?最主要原因是:用AI創造內容,若純粹找個像利世民之人坐在那裡說話,太容易做,內容也沒有底蘊。所以我認為必須融合多方面元素:音樂、視覺、資訊、說故事之方法,以及最後,我自己之原則與想法是否仍在其中。
AI會補上我未想到之細節,例如上面所說之晝夜對比;但它也可能無中生有。製作期間,我要求它不可加插任何我未曾提供之內容。
接下來,我有兩個想法已在流程之中。
第一是楊慕琦(Sir Mark Young)對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楊慕琦有楊慕琦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股去殖民地化浪潮,各地嘗試脫離殖民統治、走向獨立。這股浪潮,正好貫穿楊慕琦與葛量洪那十幾年,亦即由二戰後到所謂新國際秩序、再到冷戰之時期。當時香港發生甚麼事?我想透過這兩人去講。這也是我第一版香港紀事本末之開頭。香港紀事本末本來只想寫兩次冷戰之間香港之變化,但資料愈搜集,就愈掘愈深:由 1967 年推到二戰後重光,再推到 1842 年,再推到 1842 年之前。
現在更新之框架,要由香港開埠說起;甚至不止開埠,因為開埠之前,香港並非空地。我首先要挑戰之說法,就是「香港沒有英國人,就甚麼都不是」。香港在英國人開埠之前,並非甚麼都沒有;甚至「開埠」這說法本身,也有問題。
題外話。例如張保仔之故事,發生在十九世紀初;我甚至見過有本由親北京、親建制之「所謂歷史學家」所寫之香港歷史書,竟將張保仔推遲六、七十年,把他盤踞大嶼山說成港英以後之事。
港英治港最初確有很多海盜問題,砵甸乍與倫敦之書信也多次提到。這正是我選擇以海盜作開始之原因。將來或者會有集專講海盜,但如何把故事講得漂亮,暫時未想到。因為海盜與治安問題,我翻看駐港司令之人選:他們從哪裡來、之後去哪裡、在香港時有何經歷。這又是另一套故事。例如 1858 年至 1864、5 年之間,駐港司令不斷換人,原因正是太平天國。
可以用唱的方式去講的故事很多,但我仍是堅持一個原則:「時勢做英雄。」既然要講時勢做英雄,講些大家未必聽過之名字,也有好處。
所以《香港紀事本末》不止是書。我打算先在框架上講多些故事,拍音樂影片,或做這樣之分享,然後才把內容組合起來,變回本書。那本書,我希望確能有詳細、深入之資料。例如做這條MV時,我研究過很多內容,都沒有放進影片,只能在細微處嘗試放入。
結語
我希望從大家之回應去想:我對香港故事之論述,還有甚麼地方可以找多些資料?大家向來聽到之香港歷史,有沒有不合理之處?例如說香港開埠,好像暗示之前甚麼都沒有,是否如此?若真如此,為何我們會有張保仔之故事?
會員提出之題目,我多數很快就會做,例如早幾天有人想我講《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就做。若大家想支持香港紀事本末,除這本書外,也可以訂閱頻道、分享這條MV,或在Patreon成為會員,鞭策我繼續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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