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世民聲音專欄

01，2012 年 11 月 30 日，十八大閉幕兩星期後，剛上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在座談會上，向學者推薦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那一年，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薄熙來倒台，令計劃的兒子駕駛法拉利出事，彭博社和《紐約時報》又先後揭露習近平和溫家寶的家族財富；國內有烏坎事件，中東有阿拉伯之春。中共最擔心的，是黨內分裂；習近平那句「蘇聯倒台的時候竟無一人是男兒」，正是那種心態。

02，當時外界有三種解讀：天真的以為是政治改革的訊號；有人認為一班相信專政的人沒理由認同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亦有人認為，中共是先找出可能失敗的原因，再逐一封鎖走不通的路。實際發生的是，2013 年兩會過後北京推出九號文件，同年又有「七不講」，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一概不准講；之後對香港亦由國民教育等估計反彈不大的地方開始收緊。過去十幾年，中共一直不斷加緊控制，因為它對自己統治的基礎非常沒有信心。

03，法國的中央集權由路易十四開始建立：他把地方管理收歸中央，派監察官常駐地方，1682 年把宮廷遷往凡爾賽，讓貴族保留封地收入卻失去實權；他又把城市官職價高者得地出售，等於制度化的利益輸送。貴族被架空之後，所有政策和民怨都集中在中央一個地方。大革命清除的，只是擋住這部機器的貴族、法院、議會和地方行政。

04，路易十五在七年戰爭期間及之後已經出現問題；路易十六即位後成立顯貴會議，1787 年各省又成立省議會，但國庫已無錢支付，國家只能向仍有資產的貴族和地主加稅，到1788 年才召開三級會議，已經太遲。改革要麼提早改，要麼給一段漫長的時間慢慢變；慢慢變的問題，是既得利益者會阻止真正的改變，日積月累之下，就成為制度上的高危位置。

05，每場革命，其實都是次重新奪權的過程，奪權者最終都會拿回之前那套執行的機器；辛亥革命之後有袁世凱復辟，俄國革命之後紅軍與白軍打了三四年。拿破崙重新稱帝，手上的行政權力客觀地比路易十四還要大，他的姪子後來亦成為拿破崙三世；由 1789 到 1870 年，法國81年內換了七次政權，權力很大，卻又很脆弱。拿破崙本身亦是時代的產物：法國四周都是大國，高度競爭加上軍事因素，令權力愈來愈集中在政府和軍隊，他正是 1792 至 1815 年這 23 年歐洲戰爭下的現象，是時勢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時勢。

06，在法國，國家和人民之間完全是空的；在美國，中間還有教會、公民社會組織和大量商業活動。托克維爾說，在民主國家，結社的學問是一切學問之母，而自由民族的力量，正正來自新英格蘭那些高度自治的鄉鎮。所以美國即使沒有了聯邦政府，人民的生活仍然照常；但法國這樣單一而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一旦失靈，受影響的是所有人，人民對政府的依賴亦愈來愈嚴重。

07，托克維爾怎樣看中國？在他眼中，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一定程度上有效率的行政集體，可以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卻是有安寧而無幸福，有百工而無進步，有穩定而無力量，有物質的秩序而無公共的道德。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郡縣論》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他的解決方法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在中央集權之下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自治，與托克維爾的看法相近。

08，法國有錢人寧願拿錢去買官職、買免稅特權；國家則靠發債打仗，打勝仗便用別人的賠款還債，買債吃利息的人並沒有把資金投入生產，結果是國進民退。1835年他寫《貧困論》，問為甚麼全世界最富有的英國有這麼多人要領救濟金：工業革命帶來新的不穩定，政府介入造成永久依賴，亦取代了家庭、宗族和教會的私人慈善。他又預見掌握分工和管理的工廠資本家會成為新的貴族階級，這比馬克思登場還要早。

09，2026 年 9 月 21 日，一間中學的學生封鎖校門抗議老師不足，一星期內蔓延全國；學生要求撥款 100 億歐羅、增加 25 萬個學位，至今約 2,000 間學校受影響，警方拘捕了至少 5,000 人。背後是整個歐洲的財政都很緊張：加稅難以承受，借錢變相是通脹稅，一樣會有民怨。問題不在於左或右，右翼政客一樣派錢，只是派給自己人；根本的問題是政府過度膨脹，膨脹是為了照顧外來人口還是照顧自己人，只是目的不同，膨脹本身並無分別。

10，托克維爾 1848 年反對將工作權寫入憲法，指出民主與社會主義都講平等，但民主追求的是自由之中的平等，社會主義的平等卻要透過約束和奴役來達到。他的結論是：「在自由之中追求自由以外的東西的人，生來就是要做奴隸。」

澳洲廣播公司的資訊安全測試，對比亞迪 Shark 6 做到了甚麼？

答：資訊安全顧問爬到車底，找到 CAN 總線，駁上去後發現根本不設密碼。入侵之後，他可以在記者駕駛途中遙距鎖車門、開關大燈和 Swiper、響警報，甚至擷取車內透過 Siri 進行的對話。他把記者的聲音剪輯成指令，趁記者離車時遙距向 Siri 發問，地址、出生日期，以至前總理譚保的私人電話號碼，立即全部爆了出來。平情而論，這種入侵先要在車上物理地做手腳，但一旦得手，車主再無秘密可言。

漏洞如此這麼明顯，澳洲為何沒有規管？

目前澳洲對洗衣機、掃地機械人已經要達到某些資訊安全基準，反而在街上行走的汽車卻沒有；貿易部長法雷爾自己駕駛的正是 Shark 6，情報部門提醒聯網汽車有洩漏資訊的風險，部長們亦不以為意。說到底，這是很簡單的政治計算：拿不到掌聲的事，做了只是浪費力氣，禁了便宜貨，選民反而怪你多事。

為何中國的 IoT 產品和電動車，資訊安全普遍薄弱？

兩者的發展模式很相似：大量小廠，本業根本不是做這一塊，突然轉型，例如本來生產燈泡，現在就生產智能燈泡，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市面上找現成、公開的開源組件，好像預製菜一樣砌出產品。電動車的供應鏈亦是這樣組成，所以它的性質像電話多過像汽車，新功能推出得快，漏洞也和電話一樣多。漏洞最多的地方，正正是硬件與軟件之間的接縫：同一套軟件要配合很多不同的硬件，寫法自然多了缺口。除了民族性的解釋，產業結構本身就很容易導致這些問題。

同樣面對漏洞，為何 Tesla 願意發獎金給黑客，中國車廠卻不太緊張？

外國公司一出事，就要面對 class action，老闆更可能被叫上國會聽證會，風險是實實在在的財務考慮。在中國，網民很少投訴自己的網上活動被監察，因為被監察本來就是常態；在他們眼中，不是自己的資安意識低，而是外面的人太天真。比亞迪其實也有讓黑客舉報漏洞的機制，這點值得肯定，但參與者要有中國手機號碼，西方的黑客根本無從入手。

中國電動車便宜得近乎傾銷，背後是甚麼邏輯？

在政策決策鏈最高層的那一圈人，考慮的可能是不可以再依賴那麼多石油，他們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但經過層層而下的演繹和執行，就變成了傾銷全世界有問題的產品。電動車、電池和太陽能板，是過去十多年在國家嚴重補貼下發展起來的戰略產業，三十幾個省各自泵水建廠做政績，雞棚鬥雞棚，誰縮沙誰就烏紗不保，最後只剩割喉式減價。產能過剩向外輸出，本來就在預算之內；歐美關稅高築，沒有關稅牆的澳洲自然首當其衝。

兩萬澳元一部的電動車，最終由誰付出代價？

消費者當然受惠，但經銷商叫救命：德勤的研究顯示，澳洲車商的利潤由去年六月的 1.6% 跌至今年的 0.7%；在紐西蘭，連二手車市場都被摧毀，誰還會買一部入汽油的二手車？有人索性把電動車當作消耗品，好像打印機一樣，機身超便宜，用三年便丟掉換另一部。但舊電池不能隨便丟棄，回收標準至今未有，即使實行生產者責任制，計算到最後，成本都會落在消費者身上。

澳洲已禁止大華的鏡頭進入聯邦大樓，為何還不夠？

大華技術被指在新疆大量部署監控鏡頭，因而被禁止在澳洲政府的聯邦大樓使用；但大華的創辦人之一朱江明另有一盤生意，就是正在澳洲銷售的電動車零跑，車上的鏡頭和感應器用的正是大華技術的產品。大華的鏡頭根本不需要出現在聯邦大樓，只要開一部零跑在附近繞一圈，已經搞定。事實上，ASIO、ASD 以至軍部門口的停車場，早已泊滿各式電動車，不一定是中國製造，Tesla 一樣有鏡頭和感應器，所收集的資料最後去了哪裡，沒有人知道。

比亞迪臨急修改私隱政策，為何反而令人更難信任？

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要求任何組織和公民依法支持、配合國家情報工作，比亞迪也不例外；澳洲廣播公司查詢後，比亞迪交出的「更新版」私隱政策，原來在回覆前個多小時才上載，原本寫明資料會送往中國、提及監察活動的字眼都被模糊化，只剩下十幾個沒有指明的國家。私隱政策可以一夜改寫，國家情報法卻不會。外界對「中國製造」的成見是怎樣來的？就是對規矩只當作裝飾品的心態所引起的反應：有些地方的人即使沒有人看見也會跟規矩做事，大家不明白產品裡面發生甚麼事，至少相信背後的制度；龍門任搬，才是最可怕的。

要求中國電動車接受嚴格審查，算不算針對中國？

中國用甚麼標準限制外國產品，就用回那套標準去管回中國出來的產品：美國公司到中國做生意，同樣要通過審批、取得資格，現在只是用回同樣的法律框架去招呼你而已。上海生產的 Tesla，也被禁止駛入政治敏感地方和軍營附近；自己不想被人收集情報，卻要求澳洲和美國大開中門，這就是雙重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政府未立法之前，消費者應該如何自處？

消費者的權益最後是否得到保障，還是要回到消費者自己。再多的法律，其實都保護不了不小心的人：交通規則寫得再嚴，交通意外仍會發生，賠償最終也是靠私人保險。政府未規管之前，安全意識要靠自己；不可以因為政府沒有規管就當作安全，政府未規管，就應該假設全部是叢林法則。

PISA分數下跌，是否代表新一代變蠢？

芬蘭、澳洲等地的成績變化，值得家長關注；新加坡的表現則提供另一個參照。但閱讀與數學分數，量度的是特定能力。分數下降需要解釋，卻不足以直接判斷整個世代的智力，更不能單憑排名決定哪種教育最適合自己的孩子。

孩子的成長環境變了，接觸資訊與掌握知識的距離也變了。

搜尋、短片與視像內容，令資訊更容易取得，但看完一段解說，不等於真正學懂。學習需要將新資訊與已有知識建立關係，再透過實踐與回饋，驗證自己是否理解。這也讓我們重新追問：今天的學校，應該提供甚麼？

教育最重要的成果，是培養能夠持續學習、獨立思考的人。

除了閱讀與數學基礎，孩子還需要懂得提出問題、分辨事實與價值判斷、找出假設，以及判斷甚麼證據會令自己改變看法。真正的學習能力，亦包括把看似沒有用途的知識，轉化成理解世界、解決問題與創作的資源。

教育也有傳遞能力訊號的作用，而這些訊號不限於學歷與分數。

語言、音樂、體育及團隊合作，既是鍛鍊能力的途徑，也讓別人看見一個人的紀律、協作與長期投入。當社會需要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才，家長值得思考：孩子除了考試成績，還有甚麼可以培養、發揮及展示的能力？

評估教育制度，應看不同孩子能否找到合適的路。

學校選擇與自主權，可以提供不同教法和學習環境，但成效仍取決於制度設計、學校質素，以及家庭是否真正用得到那些選擇。比平均分更重要的問題，是制度有沒有照顧不同需要，尤其是那些未能在主流標準下發揮的學生。

* 資本主義的核心：追求利潤，同時透過交易分配風險、調動資源，讓新的生產方式有機會出現。

* 時間影響價值與風險：決定與結果之間有時間差，需求、環境與人的選擇都可能改變；保險、期貨與利率，讓人處理這些不確定性。

* 產權與合約是交易的基礎：清楚界定誰擁有什麼，以及如何履行承諾，才能支持長期合作與投資。

* 資本的作用是提高生產力：機器、技術、知識與組織能力，讓人用更少資源完成同樣的工作；成功亦取決於判斷、環境與承受風險的能力。

* 經濟發展改變人類掌握的資源：農業依靠土地與勞動，工業擴大能源與機器的應用，AI 則擴大處理與創造資訊的能力。

* 經濟模型有適用條件：影片以凱恩斯、流動性陷阱與通脹為例，討論不同環境如何改變經濟學的解釋與政策方向。

* AI 帶來的新問題：如果資訊創造成本趨近零，價格、交易與產權會如何改變？影片以「資訊共產主義」提出這個可能。

* 共產主義的制度難題：影片質疑取消私人產權後，如何維持工作誘因、協調複雜分工，以及保障個人自由。

* 最後的主張：降低自願合作的成本，讓公民社會、市場交易與公正的協調機制，幫助利益不同的人共同生活。

今日都係借莊太量過橋，其實我想講嘅係：

01，全球出生率下降，尤其係發達國家如 OECD。唔生小朋友，點解仲會結婚？

02，婚姻係兩個人嘅共產；有產，婚姻先有意義（呢句可以仲激過莊太量）。以前古代大多數人係無產階級，家庭嘅組織模式可以多元到現代人大開眼界。婚姻，本來係有少少資產嘅人先至會考慮嘅問題，而既然係一個法律上財產嘅安排，所以好重視「門當戶對」。

03，其實到現代，婚姻嘅本質都係類似。

04，婚姻可以因為愛情而開始，但婚姻嘅本質仍然係財產嘅安排。漏咗講一句，如果係財力上好懸殊嘅婚姻，有財有勢嘅一邊都會有各種方法去保障自己嘅利益。

05，所以，釣金龜，釣到你咪叻囉；但成功嘅人數，絕對上來講，就點都比唔上因為讀書努力而社會上流嘅。

06，又，既然新亞副院長都咁講，會唔會係個世界真係變咗？變到連讀書都上流唔到？

07，不過，讀書又真係未必適合每一個人。話，應該止於此。

退休，到底是保障，還是一套把成本延後、再由所有人埋單的制度？

今集由澳洲12%強制公積金的爭議出發，對照香港的「強迫金」與美國401(k)，拆解退休制度背後的政治交易、管理費、僱主成本和人口老化問題：

* 澳洲公積金最初如何由工會談判走到12%供款

* 香港強迫金為何被批評成本高、選擇少

* 401(k)的自願儲蓄模式有何得失

* 退休基金管理費、合規成本與投資回報的關係

* 強制供款會否推高僱主成本、加速外包

* 為甚麼「退休」未必是人人可以保證的權利

* 退休儲蓄應該是自願，還是強制？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今日由香港政治講到中美 AI 競爭，再講到利率、通脹、政府債務，以及個人在不確定環境下應如何理解風險。

首先，我會由黃碧嬌事件談香港的權力結構：為何有些事件看似明顯，政府卻未必會按一般人預期處理？這不只是個別人物的問題，也關乎管治系統如何避免內部權力結構失衡。

第二部分講 AI。當中美競爭進入運算力、模型與開源權重的階段，「叫停 AI」是否真有可能？AI 公司面對的商業競爭，和政府眼中的國家安全，又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邏輯。

最後談通脹與利率。政府債務、融資成本與經濟增長放緩，如何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其追問「買甚麼會發達」，不如先理解收入、現金流和槓桿風險。

從解密文件看中國的經濟戰略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取得工商銀行（ICBC）480萬份內部文件，澳洲呢條線同時牽涉礦業、電訊同基建。2015年Fortescue債務纏身，ICBC以低過美國債市嘅利率借出25億美元，內部文件講明理由係打破必和必拓同力拓嘅壟斷、符合中國利益；去年再借30億銀團貸款，今次用人民幣結算。墨爾本地鐵33.5億澳元銀團，ICBC 內部報告比維州政府更早知道工程超支延誤，而部分貸款經倫敦分行放出，澳洲監管機構 APRA 根本數唔到。

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會審查股權問題，但借貸金額再多都唔會理。雖然借錢唔等於控制，但揸頸就命又算唔算控制？人民幣貸款息口咁平，點解14億中國人自己反而冇呢個機會？英國國會即刻就文件質詢，點解澳洲一直冇出聲？480萬份文件，點解偏偏冇香港份？

市場係咪已經反映晒所有資訊？散戶仲有冇機會搵到錯價、資訊差同投資優勢（edge）？

方源 Erik 會由 DCF、Adobe、Celsius、UnitedHealth、Macy’s 等案例，拆解點樣從公司財報、行業數據、消費者觀察，以至企業債與垃圾債之中，理解價格背後嘅風險與回報。

* EMH、random walk、技術分析與行為金融

* 價值投資點樣睇估值、margin of safety、止蝕同風險回報

* 散戶點樣利用消費市場經驗尋找資訊優勢 - Kalshi、Polymarket、賠率與市場效率

* 股票同債券應該點揀？AI 時代下，投資研究仲有冇人類優勢？

香港推出首個五年規劃，並明確提出要配合國家發展大局。最直接的問題自然是：「香港是否正在由自由市場走向計劃經濟」。

五年規劃在二十世紀很多時候並不單純是一種「社會主義象徵」，而是一套讓落後經濟體集中資源、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工具。但香港本來已經是一個高度城市化、金融化、服務業主導的成熟經濟體。這套制度究竟要解決香港甚麼問題？

今集我由五年規劃的歷史背景開始，討論計劃經濟與自由市場兩種不同的發展邏輯，再回到香港本身：香港過去的工業化、金融化，以及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門戶的角色，究竟有多少是政府「規劃」出來，又有多少是香港人在市場變化之中自己摸索出來？我亦會談到今日香港真正面對的幾個問題：先進製造業是否適合香港、香港與深圳的競爭、AI 對金融及服務業就業的衝擊、人口老化，以及一個後工業經濟究竟能否用五年為單位去預測和安排未來。

最後的問題可能最重要：當香港經濟轉型出現時，我們應該等待政府告訴我們方向，還是重新依靠香港人一直以來最重要的能力——適應、試錯、創業，以及自己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