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澳洲體育及通訊部長 Anika Wells 近期捲入了什麼爭議？

答：Anika Wells 被揭發利用公帑支付高額差旅費，包括花費十萬澳元前往聯合國宣傳社交媒體禁令，以及利用「家庭旅行計劃」津貼，資助丈夫與子女乘坐商務航班前往雪山滑雪，引發公眾對濫用納稅人金錢的強烈不滿。

問：澳洲政府高層如何回應這次的開支醜聞？

答：財長與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均表示相關開支在預算範圍內且符合現行規定。總理雖承認觀感不佳並承諾檢討家庭旅行制度（如禁止商務艙），但被批評為推卸責任，未能解決議員自我審批預算且缺乏獨立審計的核心問題。

問：什麼是「職業政客」（Professional Politician）現象，它帶來了什麼問題？

答：職業政客指從大學時期參與學生政治，畢業後直接擔任議員助理，隨後參選進入議會的人士。這類人往往缺乏在私營機構或真實社會的工作經驗，導致他們不知民間疾苦，制定政策時容易與民眾實際生活脫節。

問：「高薪養廉」在現代政治環境中是否有效？

答：這被視為一個偽命題。給予官員優厚薪津並不能保證廉潔，反而可能被用作掩飾特權階級利益固化的藉口。若缺乏透明度、獨立審計與權力制衡，掌握公權力者仍傾向謀取私利，與薪酬高低無直接關係。

問：澳洲選民的投票傾向出現了什麼轉變？

答：選民逐漸脫離傳統的兩黨（工黨與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忠誠，轉向支持獨立議員。這反映了民眾對主流政黨皆為「爛橙」的失望，以及新一代選民更傾向支持能針對性解決社區問題或顛覆既有體制的候選人。

問：澳洲儲備銀行（RBA）行長的行為與涉事議員形成了怎樣的對比？

答：RBA 行長 Michelle Bullock 體察到民眾受生活成本上漲之苦，主動取消了機構內的聖誕聯歡會以節省開支。相比之下，議員在經濟艱難時期仍使用公帑進行豪華家庭旅遊，顯示出官僚機構有時比民選議員更具政治敏感度與同理心。

問：面對政治精英的特權問題，公民應抱持何種態度？

答：不應盲目迷信公眾人物或單純依賴選舉制度，而應明白掌握權力者必然有謀私的傾向。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需要媒體監察、制度上的權力制衡以及高透明度，才能有效防止「多數人的暴政」與公權力濫用。

訪問其實係幾個星期之前做。

嗰幾日，唔單止同淋漓淋浪周圍去，路途上亦都有唔少對話。

呢度有位朋友話：「好少見你蒲頭得咁頻密，好似你同淋漓淋浪都幾夾。」

因為好多時有第二度嘅香港人來到 DC ，都係由呢位朋友招呼，而佢好多時都會搵埋我一齊，但我就有時蒲頭有時潛水。

「嗯，其實只要係令我覺得學到嘢嘅人，我都會想親近啲。」

淋漓淋浪就係可以令我學到嘢嘅朋友；十二月我好似無乜點做嘢，但其實都有好多新嘅體會。

呢個訪談，同埋訪談以外嘅對話，畀到我好多新嘅 perspective 、新嘅諗法。

以下係 AI Generate 嘅 Q&A Summary：

問：自然環境（如沙漠的天空和雲層）如何影響藝術創作的靈感？

答：廣闊無雲的環境能讓創作者與大自然產生更深層的連結，彷彿與天空對話。雲層的形狀和流動方向可被轉化為隱喻，例如將不同形狀的雲比喻為不同地區（如香港、美國、中國）的局勢變化，將自然景象融入敘事之中。

問：所謂「抗爭藝術」的核心本質是什麼？

答：抗爭藝術未必是刻意的政治介入，而是藝術家對當下時代和社會現實的如實反映。從藝術史角度看，描繪被忽視的基層生活或記錄社會動盪，本質上就是一種對抗主流或極權的表達。這種創作往往源於對不公義的憤怒或受苦者的共鳴。

問：藝術家在追求純粹藝術與社會責任之間存在什麼矛盾？

答：藝術家傾向追求個人化、超現實或晦澀的表達形式（如超現實主義），但在社會運動中，為了讓大眾理解訊息並產生共鳴，往往需要調整表達手法，使其更直白或具具象徵意義。這可能導致藝術家在堅持自我風格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感到掙扎。

問：二人合作繪畫同一幅作品時，如何處理風格與意見的分歧？

答：當兩位藝術家性格迥異（一位傾向黑暗、深沉；另一位傾向光明、色彩強烈）時，合作過程如同陰陽調和。雖然在顏色運用和構圖細節上會產生爭執，但這種「光明」與「黑暗」的碰撞能產生互補作用，達到負負得正的效果，令作品層次更豐富。

問：《自由雕塑公園》壁畫中的「維尼」形象有何深層寓意？

答：該形象雖體型巨大且手持武器，但被描繪為含著珍寶珠（棒棒糖）的孩童，象徵著一個心智未成熟、幼稚但掌握破壞力的政權。這種反差諷刺了極權者的低智與危險性，同時周圍的小矮人（抗爭者）則象徵著團結對抗巨人的力量。

問：藝術作品中的「靈性連結」是如何體現的？

答：在創作或展出涉及重大歷史創傷的作品（如與社會運動相關的畫作）時，創作者或觀眾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情感投射甚至超自然的感應。這種現象反映了集體潛意識中的共同創傷與記憶，令作品超越物理層面，成為連結生者與逝者的媒介。

自欺欺人的選擇性執法．生仔何止要攞牌？直頭要持續進修

問：澳洲針對16歲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禁令具體涵蓋哪些範圍？

答：澳洲的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開設特定社交媒體帳戶，受規管的平臺包括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YouTube、Twitter (X)、Threads、Reddit、Kik 和 Twitch。然而，依賴電話號碼登記的通訊軟件如 WhatsApp、Messenger、Signal，以及部分社群平臺如 Discord 則獲得豁免。若平臺未能有效阻止違規註冊，將面臨最高5000萬澳元的罰款。

問：這項禁令在執行層面上，特別是年齡認證方面面臨什麼挑戰？

答：主要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侵犯私隱的前提下核實年齡。雖然政府建議使用身份證明檔案（如出世紙），但這引發了關於資料儲存（如澳洲缺乏歐盟GDPR式的保障）和私隱洩露的擔憂。此外，青少年可透過 VPN 偽裝成其他國家使用者，或由家長協助虛報年齡來繞過限制，使得單純的技術圍堵難以全面奏效。

問：這項政策反映了政府與家長在管教責任上的什麼轉變？

答：過去如 Apple 和 Google 的家庭帳戶設計，傾向將13歲至16歲的監管權交予家長，由家長決定子女的網絡接觸程度。澳洲的新法例則將界線硬性推至16歲，並由政府立法強制平臺執行。這被視為公權力介入家庭教育領域，試圖取代部分家長的角色，特別是針對那些無法或不願管教子女的父母。

問：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長對此禁令有何不同反應？

答：西方家長普遍關注自由與私隱，批評政府監控過度，認為這是威權式的管治。相反，許多亞裔家長傾向支援禁令，視之為協助子女戒除「網癮」、專注學業的手段，反映了不同文化對「保護」與「自由」的價值觀差異。

問：禁止使用社交媒體能否有效解決欺凌問題？

答：未必能根治。雖然禁令可能減少網上公開的欺凌行為，但欺凌往往是線上線下並存的。禁止線上互動可能導致欺凌行為回歸實體校園或轉向不受監管的私人通訊群組，反而令家長和學校更難察覺和介入。

問：什麼是「My Melody 現象」？它如何反駁禁令的有效性？

答：「My Melody 現象」是指青少年在外表或家長面前表現得天真無邪（如卡通人物 My Melody），但在家長看不見的網絡世界或私人圈子中，擁有極其成熟甚至陰暗的互動模式。這說明單純封鎖主流社交平臺，並不能改變青少年心智早熟或擁有「雙重生活」的現實，過度的保護反而可能造成對子女真實面貌的認知落差。

問：這項政策對青少年發展可能帶來什麼反效果？

答：過度保護可能導致「高分低能」的現象。社交媒體雖有風險，但也是現代社會化過程的一部分，讓青少年學習人際界線與社交規範。若完全切斷此渠道，可能延遲其社交能力的發展，令他們在成年後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時缺乏經驗和應對能力。

問：根據SBS與坎培拉大學的報告，澳洲廣東話族群的「歸屬感」與「社群參與度」呈現什麼樣的矛盾現象？

答：報告顯示，澳洲廣東話族群視澳洲為家的歸屬感極高（79%），高於一般澳洲民眾（76%）及普通話族群（66%）。然而，在社群參與度方面（如分享政治看法、簽署請願書、接觸議員等），廣東話族群卻是所有受訪語言群體中最低的（49%），形成「視此為家卻不願參與」的矛盾現象 。

問：語言自信心如何影響廣東話族群與普通話族群在澳洲的政治影響力？

答：廣東話族群（特別是香港人）往往帶有「英語尊卑階級觀念」，認為自己英語有口音或不夠流利而選擇退縮或藏拙 。相反，普通話族群較少有這種語言包袱，即使英語能力未必較佳，仍傾向認為「我不懂英文沒問題，你不懂中文是你的問題」，這種自信使其公民參與率（70%）遠高於廣東話族群 。

問：除了語言因素外，還有什麼原因導致海外港人對當地公共事務較為冷感？

答：部分原因源於對財政影響的考量，認為澳洲本土政治議題「燒不到自己那疊錢」。更重要的因素是香港政治環境的寒蟬效應延伸至海外，許多港人因擔憂「紅線」或人身安全，即使身在海外也避免參與敏感或公開的集會活動，導致即使私下討論熱烈，公開參與度卻極低 。

問：澳洲亞裔在爭取社會影響力時，面臨哪些結構性的「竹天花板」挑戰？

答：儘管歸屬感提高，非白人族群在澳洲權力核心的代表性仍然嚴重不足。澳洲人權委員會報告指出，在聯邦議會及ASX200大企業高層中，亞裔及非歐裔背景的代表比例極低 。要打破這種權力結構，可能需要數代人的時間積累，單靠一代人的專業人士成就難以直接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

問：對於資源有限的離散港人社群，建議採取什麼方式來提升社群能見度？

答：不應只著眼於宏大的政治參與，而應從「公民社會」的微小處著手。每個人可利用自身技能（如烹飪、IT技能等）貢獻社區，或參與非政治性的鄰里互助與慈善活動 。參考台灣移民在澳洲透過慈善晚宴和基金會捐款的方式，即使行事低調，也能有效提升族群在當地主流社會的能見度與正面形象 。

長久以來，社會對教育的認知，是通過「讀好的學位、上好的學校，畢業做專業人士」這條看似穩妥的道路，來為子女謀求成功的未來。然而，這條路在 AI 時代已經「沒有以前這麼簡單」；AI 在資訊整理、重複性任務甚至專業領域的某些環節迅速超越人類時，我們過往推崇的成功模式正面臨瓦解的危機。

教育制度與時代的嚴重脫節

現行的教育制度，特別是中小學教育，與時代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脫節」。教育界儘管努力想改變制度以迎合世界的轉變，但奈何世界變化得太快，導致制度改革始終跟不上腳步。

傳統的教育體系，設計上傾向於將知識「分門別類」，過於著重於「灌輸資訊」和「量化考核」。微積分、數學、英文等科目，因為有清晰的標準和指標，易於編寫課程、進行測試和評估結果。然而，這種高度結構化和量化的教育模式，卻與 AI 時代真正需要的技能產生了巨大的落差。

另外，過去幾年教育界仍在討論如何「對抗 AI」或「去捉那些學生用 AI」時，世界已經轉向討論「如何用AI」來輔助教育和學習。這種心態上的滯後，正印證了教育界在面對急速科技變革時的無力感。

AI時代的三大核心技能

面對這種困境，我們必須將教育的焦點，從「灌輸已有的資訊」轉向培養「無法量化」的核心能力，這些能力將是人類在AI時代中不可或缺的生存法則：

* 人與人之間的協作技能：雖然中小學教育已經增加了團隊合作的習作（Group Project），但仍然缺乏「怎樣去協作」的明確指導（explicit instruction）；許多學生在讀書時期投訴群組專案的負面經歷，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在有 coaching 的環境中，學習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協作問題，結果往往要等到出來工作才真正開始學習這些技能。

* 融會貫通與發現關係的能力（Association & Generalist Skill）：知識範疇被過度切割，阻礙了學生在不同知識之間建立關聯和融會貫通的能力。AI 本身就能夠跨越傳統的知識界限。因此，未來世界需要的不是基礎狹窄、不夠深入的「專才」，而是能夠綜合不同範疇知識、建立新的關聯（association）的「通才」。

* 鑒賞與判斷能力（Appreciation & Judgment）：當 AI 能夠生成文章、藝術品甚至複雜的程式碼時，人類的工作就轉變為「判斷」和「鑒賞」 。這要求我們擁有足夠的經驗去分辨何為好、何為壞。例如在語文方面，AI雖然能生成文章，但人反而需要具備比以前更豐富的閱讀和寫作經驗，才能有效操作機器並評鑑其產出。

家長的責任：提供「額外支援」

單靠現有制度為下一代裝備是「一定不足夠」的。

然而，這種覺醒並非是要家長重回「虎爸虎媽」的思維，盲目「操谷」數學和英文的成績 。正確的做法是，家長必須擔起責任，在制度之外提供額外的輔助和支援，去塑造小朋友的「三成」後天影響力。

這包括：

* 激發學習動機：停止「灌輸知識」，轉而激發小朋友「天然的好奇心」去學習。

* 運用科技工具：利用AI作為個人學習教練（speech coach, math coach等），提供「很individualized」和「精準」的回饋（feedback），幫助小朋友強化特定的弱項，而非僅是給予分數。

* 創造學習環境：家長自己必須成為一個不斷學習的人，例如培養閱讀習慣，並為小朋友創造能夠實踐協作、發揮創意、在複雜環境中生存的「環境」。

AI時代為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它騰空了人去做一些以前沒有時間去思考、去探索的跨範疇技能。我們不能再用舊有的經驗去指導下一代，因為他們面對的世界很不同。

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必須意識到，教育的核心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能力的培養。我們需要共同思考和探索，如何締造一個能培養出具備「無法量化」的協作、鑒賞、創新和通才能力的下一代，令他們能夠在未來複雜的世界中發揮所長。

問：2025年國家安全策略（NSS）認為過去美國的國安政策犯了哪些錯誤？

答：該報告指出過去策略有三大錯誤：一是目標不明確，導致方向迷失；二是為了維持國際秩序，美國承擔了不成比例的巨大代價；三是過度相信全球主義（Globalism），導致資源被濫用 。

問：新版NSS提出的三大核心目標是什麼？

答：策略的三大方向為：第一，「透過力量獲得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特別是經濟力量；第二，預設「不幹預」（Non-intervention）立場，減少對外事務介入；第三，所有政策以「美國利益優先」，特別著重經濟利益 。

問：美國政府計劃如何具體執行這些國家安全目標？

答：具體執行措施包括：結束大規模移民年代以保障邊境安全；要求盟友（如北約、日韓澳）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5%並分擔成本；以及推動美國再工業化，透過稅務優惠或補貼吸引製造業迴流 。

問：2025年NSS與2022年拜登政府的策略在對待競爭對手上以何區別？

答：2022年策略以「價值觀」區分世界（民主 vs. 獨裁）；而2025年策略則轉向「現實主義」，以「利益」為依歸。新策略不再強調改變對手體制，視中國為主要威脅，但在俄羅斯問題上傾向透過妥協換取穩定，並願與任何利益一致的國家合作 。

地緣政治與價值觀轉變

問：新策略下的地緣政治優先順序為何？

答：首要處理的是拉丁美洲（因鄰近且影響美國治安）；其次是印太地區（涉及核心經濟與科技利益）；對於較遠的歐洲、中東或非洲，則傾向由當地盟友自行處理，美國減少直接介入 。

問：這份報告對於推廣民主自由等價值觀持什麼態度？

答：報告採取現實主義立場，表明美國將不再致力於在海外宣揚民主自由價值，也不會再尋求「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美國將專注於自身制度的優越性，而不嘗試改變其他國家的統治模式 。

問：根據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分析，英國經濟目前的具體狀況如何？

答：英國目前的稅務負擔（Tax Burden）已達到GDP的38.3%，創下近代歷史新高。預算責任辦公室（OBR）預測，未來十年英國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Real Disposable Income）年增長率僅為0.5%，且家庭儲蓄率將低至2%左右，這使得英國成為發達國家中經濟體質最為疲弱的國家之一。

問：英國經濟長期衰落的深層結構性原因是什麼？

答：英國的衰落源於長期的「國進民退」與體制包袱。不同於美國，英國在工業革命後為了延續貴族權力結構與社會融合，妥協發展出福利主義社會，這成為一種歷史原罪。加上政府規模過大、資源再分配效率低下，導致經濟如同「血氣不通」的病人，缺乏足夠的資本動力與競爭力。

問：講者對英國未來的貨幣政策與經濟走勢有何預測？

答：預測英國政府可能會因政治壓力而人為壓低長短期利息，試圖刺激經濟。然而，在經濟體質虛弱的情況下（虛不受補），這將導致資金流失與套利交易（Carry Trade），進而引發英鎊匯率下跌。英鎊貶值將推高進口成本與通脹，造成民怨加深與政府財政進一步惡化的惡性循環。

台灣針對中國大陸社群平台「小紅書」祭出封殺令；仔細研究其執行手段、法律依據及實際成效，反映出民主社會在應對威權滲透的尷尬與困境。

為何是小紅書？

若要防堵統戰滲透，為何首當其衝的是小紅書，而非用戶量更龐大、演算法更具政治爭議的 TikTok？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為了在海外生存，採取了高度「國際化」的包裝策略；其註冊地位於新加坡，並在美國展開強大的政治遊說，試圖與中國大陸的「抖音」切割。在蔡英文政府時期，TikTok 甚至曾派員赴台溝通資安問題，展現出願意配合的姿態。

相比之下，小紅書則顯得「血統純正」且姿態強硬。作為一家純中資企業，它不僅缺乏國際化的防火牆架構，面對台灣政府的監管要求更是採取「不理不覆、已讀不回」的態度。這種傲慢使其成為了台灣政府眼中的「軟柿子」；動它既不會像動 TikTok 那樣得罪華爾街資本或美國白宮，又能對內宣示「抗中保台」的決心。

然而，台灣政府今次封殺，仍然充滿爭議。首先，當局並非引用國安相關法律，而是援引新通過的「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指控小紅書充斥詐騙內容。

這種做法在法理上顯得牽強。若因平台上有詐騙廣告就將其全盤封殺，那麼充斥著 AI 假名人和投資詐騙的 Facebook 與 YouTube 是否也該一併下架？選擇性執法，不禁讓人聯想到香港人敏感的「第 23 條」；雖然台灣憲法第 23 條講的是比例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政府似乎正試圖繞過正規的法治程序，利用行政手段達成政治目的。

若真要處理小紅書，引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73 條關於中資不得在台營利的規定或許更為名正言順。但政府捨近求遠，選擇「反詐騙」為切入點，似乎是為了避開繁瑣的法律攻防，求快求方便，卻也犧牲了法治精神的嚴謹性。

從執行層面來看，這次封殺更像是一場「做咗當做咗」（做了當作已做）的政治表演。政府雖然封鎖了網頁端的 IP，但對於 App Store 的應用程式下載卻束手無策。所以，當禁令一出，小紅書在台灣的下載量不減反增，甚至一度衝上榜首。

資訊戰的反思：與其防堵，不如進攻

面對中共無孔不入的認知作戰，單靠封鎖平台顯然是被動且無效；只要兩岸文化與語言相通，資訊的流動就難以完全阻斷。

真正的戰場在於「人心」與「內容」。與其花費精力去築起數位高牆，台灣政府或許更應思考如何「轉守為攻」；主動輸出具吸引力的文化內容與論述，利用 AI 與社群技術進行反向輸出。

最終，一個社會的防禦力，不在於防火牆有多高，而在於公民的媒體識讀能力與文化自信。當政府選擇用「家長式」的禁令來代替對話與教育，往往只會適得其反，這也是台灣在此次小紅書事件中值得深思的課題。

問：Netflix 與 Paramount Skydance 對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WBD) 的收購方案有何主要差異？

答：Netflix 提出的是現金加股票的方案（估值約 27-28 美元），計劃保留 IP（如 Harry Potter、DC）並整合 HBO 內容，但會將電視網絡資產（如 CNN、Discovery）拆分出售。Paramount Skydance 則提出每股 30 美元的全現金收購，並承諾保持公司完整，不進行資產拆解。

問：為什麼講者認為 Paramount Skydance 的 30 美元現金方案存在隱憂？

答：儘管現金方案對股東看似吸引，但 Paramount Skydance 本身市盈率極高且依賴槓桿收購（Leverage Buyout），資金來源包括 Ellison 家族與沙特基金等。這種高負債模式可能耗盡公司未來的現金流，且其傳統的發行商業模式被認為已過時，缺乏增長潛力。

問：這場併購案涉及哪些政治因素？

答：Paramount Skydance 的收購方與 Donald Trump 有密切聯繫（如 Ellison 家族與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Trump 甚至公開表示會介入 Netflix 的收購案，這引發了關於利用反壟斷監管（FTC/DOJ）進行政治干預的擔憂。

問：Netflix 提出的「分手費」有何戰略意義？

答：Netflix 在方案中包含了約 50 億美元的分手費。這顯示 Netflix 預見了監管機構可能以反壟斷為由否決交易的風險，希望藉由高額賠償金來說服 WBD 股東即使面臨審查風險，仍願意接受其收購方案。

問：從商業模式的角度，講者如何評價這兩間公司的前景？

答：講者認為 Netflix 代表未來的串流訂閱模式，透過持續製作新內容來維持用戶黏性與現金流；而 Paramount Skydance 仍依賴傳統的「多次銷售」模式（院線、電視、DVD），這種模式在過去幾年的股價表現中已被證明缺乏增長動力。

坊間流傳一句關於政治光譜的俗語：「三十歲前若非左派，是為無心；三十歲後仍是左派，則為無腦。」

但隨著時代推移，這套傳統的政治生命週期論述似乎正逐漸失效。

今年澳洲聯邦大選，中間偏左的工黨取得壓倒性勝利，代表傳統保守價值的中間偏右聯盟則遭遇慘敗 。數據顯示千禧世代（Millennials）與Z世代（Gen Z）對自由黨的支持率顯著下降，與嬰兒潮世代（Boomers）的投票取向形成強烈對比 。

究竟這股席捲全球的「左傾」浪潮，是否單純的意識形態浪漫化？還是反映年輕世代在經濟困境、階級固化與體制崩壞下的集體焦慮與反抗？

「負資本」起點與中產夢的破滅

矽谷創投教父 Peter Thiel 曾指出，年輕人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是因為他們許多人從踏入社會的一刻起，便已處於「負資本」狀態 。

X世代（Gen X）過去「讀好書、找好工、買樓致富」的傳統中產階級路徑已然失效 。對「數位原生代」（Digital Indigenous）而言，這套舊有的成功方程式已被證實為一場無法兌現的「模範生活」或虛幻的「美國夢」。許多大學畢業生背負高昂學貸（Grants and Loans），卻發現學士學位不足以謀職，被迫繼續修讀碩士以換取所謂的「就業準備」（Job Ready），結果只是債臺高築，起薪點卻未見增長 。

當社會契約中的承諾無法兌現，年輕世代對體制的信任便隨之瓦解；這種不信任感甚至延伸至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斷。澳洲墨爾本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一項關於消費者偏差行為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年長世代，年輕人對於「輕微違規」行為（如超市試吃不買、乘車逃票）的接受度顯著較高 。

這並非單純的道德淪喪，而是一種對抗性邏輯的體現。部分年輕人認為，既然定價機制與社會制度本身存在不公，那麼透過逃票或違規來「抵抗」這個制度，便具有某種合理性 。在他們眼中，若遵守一套剝削性的規則只會讓自己吃虧（所謂「忠忠直直，終須乞食」），那麼違規便成為了一種理性的生存策略或政治表達。

全球性的「內捲」與「躺平」

這種現象並非澳洲或西方國家獨有，而是全球進入低增長時代後的共同徵候。無論是中國內地的「內捲」與「躺平」，還是日本的「宅男」文化，本質上都是年輕人在面對無法改變的宏觀環境時，所採取的自我保護機制 。當經濟高增長不再，社會流動停滯，各國皆出現強調本土利益與保護主義的傾向，而年輕人則在無力感中，選擇退出競爭或對抗體制 。

傳統政黨政治的碎片化亦加劇了這一趨勢。年輕選民不再信任試圖代表廣泛光譜的傳統大黨，轉而支持代表特定小眾議題的明星政客或激進主張 。政治光譜不再是單純的左右之分，而是演變成對現狀的維護與推翻之間的角力。

以上現象反映出新一代對既有秩序的徹底失望；雖然他們未必清楚自己想要建立什麼樣的新世界，但卻堅信二十世紀留下的舊制度已經腐朽不堪。

當代年輕世代的政治與社會行為，是對舊有承諾破產的直接回應。我們正面臨一個「舊秩序已死，新秩序未生」的過渡期。對於上一代人來說，所謂的「保守」往往意味著維護既得利益與現狀；但在年輕人眼中，這個現狀已無險可守。

「若你甚麼都不信，你將會輕信任何事物（If you believe in nothing, you fall for anything）」。

在這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我們更加要「高清」地審視自己究竟相信的是甚麼，為甚麼有這些信念，不是被簡單的二元對立標籤所裹挾；我們需要的不是在「支持」與「反對」之間站隊，而是更深入去了解這個世界為何會變成今天這般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