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為何美國選擇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其核心戰略目的為何？

答：美國的行動並非單純為了推翻獨裁者，更核心的目的是地緣政治考量。透過切斷委內瑞拉與反美陣營（如古巴、中國、俄羅斯、伊朗）的資金鏈，並利用攔截海上「影子船隊」來控制石油收益，美國旨在重塑美洲的單極政治結構，消除外部勢力在其「後花園」的影響力。

問：委內瑞拉由富裕產油國淪為經濟崩潰的國家，其歷史根源是什麼？

答：根源在於過度依賴單一石油產業及缺乏財政紀律。1970年代油價高企時政府大幅揮霍，但在1980年代面對美元強勢與油價下跌時，引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隨後上台的查維斯與馬杜羅政權未能建立多元經濟，反而在油價低迷時依賴印鈔應對開支，最終導致惡性通脹與經濟體系瓦解。

問：獨裁政權如何利用「資源詛咒」來鞏固其統治基礎？

答：統治者將國家天然資源（如石油）的收益轉化為私有資產，建立了一套利益分配機制來收買軍隊與政治盟友。這種做法將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深度捆綁，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即使國家經濟崩潰，這些人為了維護自身特權，仍會死守獨裁政權，成為社會轉型的最大阻力。

問：為何分析認為僅靠更換最高領導人（如副總統接任）無法真正解決委內瑞拉的問題？

答：因為委內瑞拉缺乏成熟的民主基石與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若無法打破由軍方與寡頭把持的舊有權力結構，僅更換領導人可能只是統治階層的「棄帥保車」策略，用以換取美國放寬制裁，而政權本質及社會內部的反美文化與利益固化局面將難以在短期內改變。

問：在現代國際政治中，如何理解美國對拉丁美洲的「門羅主義」情結？

答：這體現了政治現實主義。美國視美洲大陸為其核心勢力範圍，不容許外部帝國主義（冷戰時指蘇聯，現指中、俄等國）滲透。本次行動反映美國政策具延續性，旨在以強硬手段維護其在西半球的不對稱影響力，保障自身安全與利益。

問：從委內瑞拉的教訓來看，一個健康的「民人政府」（Civil Government）應具備什麼特質？

答：健康的政府必須是「受限制的政府」，擁有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Checks and Balances）與憲法約束。軍隊應專業化並脫離政治操作，社會需容許言論自由與反對聲音，以防止權力被無限濫用，並確保在政策失誤時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問：根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亞洲權力指數，目前的亞洲權力格局呈現什麼狀態？

答：亞洲地區目前只有兩個「超級大國」（Superpowers），分別是排名第一的美國（80.5分）和排名第二的中國（73.7分）。印度雖然得分剛好達到40分，被歸類為「主要力量」（Major Power），但其影響力主要體現在龐大的人口基數及海外移民社群（如加拿大、澳洲）的增長。日本與澳洲則屬於「中等權力」（Middle Power）國家，分別在區域內發揮關鍵的戰略與經濟影響力。

問：為何日本在經歷「迷失三十年」後，其對亞洲的影響力依然不容忽視？

答：日本雖然在90年代經歷泡沫爆破，但它比其他國家更早進入「後資本主義社會」模式，面對人口高齡化與金融體系調整。日本透過強大的軟實力（如動漫文化、諾貝爾獎科研成果）以及海外投資維持影響力。此外，日本企業具有極長的歷史與法人概念，展現出極強的文化適應力與融合能力，使其在經濟與文明發展水平上仍處於亞洲領先地位。

問：澳洲與日本目前的戰略合作關係涵蓋哪些範疇？

答：兩國已超越單純的貿易夥伴關係，發展成為「特別戰略夥伴」。在國防方面，雙方進行F-35戰機部署輪換及參與聯合軍演；在外交上強調民主、人權與自由貿易的共同價值。在經濟層面，雙方正致力於建立穩定的供應鏈，特別是在能源轉型與關鍵礦物資源的開發上進行深度合作。

問：為何日本在能源轉型上傾向依賴澳洲的液化天然氣（LNG）與氫能，而非全面轉向太陽能？

答：受限於地理緯度與氣候（如降雪），日本發展太陽能的先天條件不足。同時，由於福島事故後對核能的卻步，日本必須尋求穩定的替代能源。澳洲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能提供日本急需的液化天然氣作為過渡能源，並合作開發氫能供應鏈。這使得澳洲成為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

問：從環保與能源效率的角度來看，為何日本車廠（如豐田）主力發展混能車（Hybrid）而非純電動車（EV）？

答：電動車的環保效益取決於電力的來源。在許多亞洲國家（如印尼），電力主要來自燃煤發電，使用電動車僅是將碳排放轉移至發電廠。加上日本地理環境對充電設施的限制及防災考量，發展混能車或氫燃料電池車（Fuel Cell）被視為更符合當地能源結構與實際效益的策略。

問：冷戰2.0 的經濟特徵是什麼？這如何影響全球供應鏈？

答：冷戰2.0 的特徵在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作業模式並存：一方主張自由貿易、資金流動與創新風險承擔（以美國為首）；另一方則強調低成本、大規模生產與效率（以中國為首）。這導致全球供應鏈不再單純依據比較優勢分配，而是涉及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價值鏈的重新整合，科技與資本的競爭日益集中於美中兩國。

問：美國發動此次針對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主要官方理由與潛在動機是什麼？

答：官方理由主要集中於馬杜羅政權缺乏合法性，以及其導致的毒品和非法移民流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然而，潛在動機包括地緣政治上的「門羅主義」重申（確保美洲為美國勢力範圍）、保護及追討美國石油公司在當地的利益，以及向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發出警告信號，表明美國不會容忍其後院被滲透 。

問：此次軍事行動在美國國內及國際法上面臨什麼爭議？

答：主要的爭議點在於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發動軍事行動，被質疑違反美國憲法精神 。同時，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種單方面干預主權國家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雖然支持者認為這是解決長期威脅的必要手段，但反對者批評其法理依據薄弱 。

問：推翻馬杜羅政權是否能直接為委內瑞拉帶來民主化？

答：單純移除獨裁者並不保證民主轉型 。獨裁政權的形成往往有其社會基礎與利益結構，外部強行介入可能導致原有的權力精英為了自保而組成新的軍政府，甚至為了抵禦民眾反抗而採取更嚴厲的鎮壓手段，令局勢更加不穩定 。

問：這次事件反映了國際政治格局出現了什麼轉變？

答：事件反映了世界正回歸到「政治現實主義」，即大國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實行霸權，不再強調道德高地 。這種「誰大誰惡誰正確」的邏輯，可能導致其他大國（如俄羅斯、中國）以此為藉口，合理化其在自身周邊地區（如烏克蘭、台灣）的軍事行動 。

問：全球地緣政治的惡化對香港經濟及中產階級有何啟示？

答：香港過去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冷戰結束後的「和平紅利」與全球貿易自由化 。隨著世界走向區域性霸權與地緣政治衝突，這種高增長環境將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低增長的經濟常態 。這將導致社會階層固化，中產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甚至難以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 。

問：澳洲體育及通訊部長 Anika Wells 近期捲入了什麼爭議？

答：Anika Wells 被揭發利用公帑支付高額差旅費，包括花費十萬澳元前往聯合國宣傳社交媒體禁令，以及利用「家庭旅行計劃」津貼，資助丈夫與子女乘坐商務航班前往雪山滑雪，引發公眾對濫用納稅人金錢的強烈不滿。

問：澳洲政府高層如何回應這次的開支醜聞？

答：財長與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均表示相關開支在預算範圍內且符合現行規定。總理雖承認觀感不佳並承諾檢討家庭旅行制度（如禁止商務艙），但被批評為推卸責任，未能解決議員自我審批預算且缺乏獨立審計的核心問題。

問：什麼是「職業政客」（Professional Politician）現象，它帶來了什麼問題？

答：職業政客指從大學時期參與學生政治，畢業後直接擔任議員助理，隨後參選進入議會的人士。這類人往往缺乏在私營機構或真實社會的工作經驗，導致他們不知民間疾苦，制定政策時容易與民眾實際生活脫節。

問：「高薪養廉」在現代政治環境中是否有效？

答：這被視為一個偽命題。給予官員優厚薪津並不能保證廉潔，反而可能被用作掩飾特權階級利益固化的藉口。若缺乏透明度、獨立審計與權力制衡，掌握公權力者仍傾向謀取私利，與薪酬高低無直接關係。

問：澳洲選民的投票傾向出現了什麼轉變？

答：選民逐漸脫離傳統的兩黨（工黨與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忠誠，轉向支持獨立議員。這反映了民眾對主流政黨皆為「爛橙」的失望，以及新一代選民更傾向支持能針對性解決社區問題或顛覆既有體制的候選人。

問：澳洲儲備銀行（RBA）行長的行為與涉事議員形成了怎樣的對比？

答：RBA 行長 Michelle Bullock 體察到民眾受生活成本上漲之苦，主動取消了機構內的聖誕聯歡會以節省開支。相比之下，議員在經濟艱難時期仍使用公帑進行豪華家庭旅遊，顯示出官僚機構有時比民選議員更具政治敏感度與同理心。

問：面對政治精英的特權問題，公民應抱持何種態度？

答：不應盲目迷信公眾人物或單純依賴選舉制度，而應明白掌握權力者必然有謀私的傾向。一個成熟的自由社會需要媒體監察、制度上的權力制衡以及高透明度，才能有效防止「多數人的暴政」與公權力濫用。

訪問其實係幾個星期之前做。

嗰幾日，唔單止同淋漓淋浪周圍去，路途上亦都有唔少對話。

呢度有位朋友話：「好少見你蒲頭得咁頻密，好似你同淋漓淋浪都幾夾。」

因為好多時有第二度嘅香港人來到 DC ，都係由呢位朋友招呼，而佢好多時都會搵埋我一齊，但我就有時蒲頭有時潛水。

「嗯，其實只要係令我覺得學到嘢嘅人，我都會想親近啲。」

淋漓淋浪就係可以令我學到嘢嘅朋友；十二月我好似無乜點做嘢，但其實都有好多新嘅體會。

呢個訪談，同埋訪談以外嘅對話，畀到我好多新嘅 perspective 、新嘅諗法。

以下係 AI Generate 嘅 Q&A Summary：

問：自然環境（如沙漠的天空和雲層）如何影響藝術創作的靈感？

答：廣闊無雲的環境能讓創作者與大自然產生更深層的連結，彷彿與天空對話。雲層的形狀和流動方向可被轉化為隱喻，例如將不同形狀的雲比喻為不同地區（如香港、美國、中國）的局勢變化，將自然景象融入敘事之中。

問：所謂「抗爭藝術」的核心本質是什麼？

答：抗爭藝術未必是刻意的政治介入，而是藝術家對當下時代和社會現實的如實反映。從藝術史角度看，描繪被忽視的基層生活或記錄社會動盪，本質上就是一種對抗主流或極權的表達。這種創作往往源於對不公義的憤怒或受苦者的共鳴。

問：藝術家在追求純粹藝術與社會責任之間存在什麼矛盾？

答：藝術家傾向追求個人化、超現實或晦澀的表達形式（如超現實主義），但在社會運動中，為了讓大眾理解訊息並產生共鳴，往往需要調整表達手法，使其更直白或具具象徵意義。這可能導致藝術家在堅持自我風格與履行社會責任之間感到掙扎。

問：二人合作繪畫同一幅作品時，如何處理風格與意見的分歧？

答：當兩位藝術家性格迥異（一位傾向黑暗、深沉；另一位傾向光明、色彩強烈）時，合作過程如同陰陽調和。雖然在顏色運用和構圖細節上會產生爭執，但這種「光明」與「黑暗」的碰撞能產生互補作用，達到負負得正的效果，令作品層次更豐富。

問：《自由雕塑公園》壁畫中的「維尼」形象有何深層寓意？

答：該形象雖體型巨大且手持武器，但被描繪為含著珍寶珠（棒棒糖）的孩童，象徵著一個心智未成熟、幼稚但掌握破壞力的政權。這種反差諷刺了極權者的低智與危險性，同時周圍的小矮人（抗爭者）則象徵著團結對抗巨人的力量。

問：藝術作品中的「靈性連結」是如何體現的？

答：在創作或展出涉及重大歷史創傷的作品（如與社會運動相關的畫作）時，創作者或觀眾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情感投射甚至超自然的感應。這種現象反映了集體潛意識中的共同創傷與記憶，令作品超越物理層面，成為連結生者與逝者的媒介。

自欺欺人的選擇性執法．生仔何止要攞牌？直頭要持續進修

問：澳洲針對16歲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禁令具體涵蓋哪些範圍？

答：澳洲的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開設特定社交媒體帳戶，受規管的平臺包括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YouTube、Twitter (X)、Threads、Reddit、Kik 和 Twitch。然而，依賴電話號碼登記的通訊軟件如 WhatsApp、Messenger、Signal，以及部分社群平臺如 Discord 則獲得豁免。若平臺未能有效阻止違規註冊，將面臨最高5000萬澳元的罰款。

問：這項禁令在執行層面上，特別是年齡認證方面面臨什麼挑戰？

答：主要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不侵犯私隱的前提下核實年齡。雖然政府建議使用身份證明檔案（如出世紙），但這引發了關於資料儲存（如澳洲缺乏歐盟GDPR式的保障）和私隱洩露的擔憂。此外，青少年可透過 VPN 偽裝成其他國家使用者，或由家長協助虛報年齡來繞過限制，使得單純的技術圍堵難以全面奏效。

問：這項政策反映了政府與家長在管教責任上的什麼轉變？

答：過去如 Apple 和 Google 的家庭帳戶設計，傾向將13歲至16歲的監管權交予家長，由家長決定子女的網絡接觸程度。澳洲的新法例則將界線硬性推至16歲，並由政府立法強制平臺執行。這被視為公權力介入家庭教育領域，試圖取代部分家長的角色，特別是針對那些無法或不願管教子女的父母。

問：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長對此禁令有何不同反應？

答：西方家長普遍關注自由與私隱，批評政府監控過度，認為這是威權式的管治。相反，許多亞裔家長傾向支援禁令，視之為協助子女戒除「網癮」、專注學業的手段，反映了不同文化對「保護」與「自由」的價值觀差異。

問：禁止使用社交媒體能否有效解決欺凌問題？

答：未必能根治。雖然禁令可能減少網上公開的欺凌行為，但欺凌往往是線上線下並存的。禁止線上互動可能導致欺凌行為回歸實體校園或轉向不受監管的私人通訊群組，反而令家長和學校更難察覺和介入。

問：什麼是「My Melody 現象」？它如何反駁禁令的有效性？

答：「My Melody 現象」是指青少年在外表或家長面前表現得天真無邪（如卡通人物 My Melody），但在家長看不見的網絡世界或私人圈子中，擁有極其成熟甚至陰暗的互動模式。這說明單純封鎖主流社交平臺，並不能改變青少年心智早熟或擁有「雙重生活」的現實，過度的保護反而可能造成對子女真實面貌的認知落差。

問：這項政策對青少年發展可能帶來什麼反效果？

答：過度保護可能導致「高分低能」的現象。社交媒體雖有風險，但也是現代社會化過程的一部分，讓青少年學習人際界線與社交規範。若完全切斷此渠道，可能延遲其社交能力的發展，令他們在成年後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時缺乏經驗和應對能力。

問：根據SBS與坎培拉大學的報告，澳洲廣東話族群的「歸屬感」與「社群參與度」呈現什麼樣的矛盾現象？

答：報告顯示，澳洲廣東話族群視澳洲為家的歸屬感極高（79%），高於一般澳洲民眾（76%）及普通話族群（66%）。然而，在社群參與度方面（如分享政治看法、簽署請願書、接觸議員等），廣東話族群卻是所有受訪語言群體中最低的（49%），形成「視此為家卻不願參與」的矛盾現象 。

問：語言自信心如何影響廣東話族群與普通話族群在澳洲的政治影響力？

答：廣東話族群（特別是香港人）往往帶有「英語尊卑階級觀念」，認為自己英語有口音或不夠流利而選擇退縮或藏拙 。相反，普通話族群較少有這種語言包袱，即使英語能力未必較佳，仍傾向認為「我不懂英文沒問題，你不懂中文是你的問題」，這種自信使其公民參與率（70%）遠高於廣東話族群 。

問：除了語言因素外，還有什麼原因導致海外港人對當地公共事務較為冷感？

答：部分原因源於對財政影響的考量，認為澳洲本土政治議題「燒不到自己那疊錢」。更重要的因素是香港政治環境的寒蟬效應延伸至海外，許多港人因擔憂「紅線」或人身安全，即使身在海外也避免參與敏感或公開的集會活動，導致即使私下討論熱烈，公開參與度卻極低 。

問：澳洲亞裔在爭取社會影響力時，面臨哪些結構性的「竹天花板」挑戰？

答：儘管歸屬感提高，非白人族群在澳洲權力核心的代表性仍然嚴重不足。澳洲人權委員會報告指出，在聯邦議會及ASX200大企業高層中，亞裔及非歐裔背景的代表比例極低 。要打破這種權力結構，可能需要數代人的時間積累，單靠一代人的專業人士成就難以直接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

問：對於資源有限的離散港人社群，建議採取什麼方式來提升社群能見度？

答：不應只著眼於宏大的政治參與，而應從「公民社會」的微小處著手。每個人可利用自身技能（如烹飪、IT技能等）貢獻社區，或參與非政治性的鄰里互助與慈善活動 。參考台灣移民在澳洲透過慈善晚宴和基金會捐款的方式，即使行事低調，也能有效提升族群在當地主流社會的能見度與正面形象 。

長久以來，社會對教育的認知，是通過「讀好的學位、上好的學校，畢業做專業人士」這條看似穩妥的道路，來為子女謀求成功的未來。然而，這條路在 AI 時代已經「沒有以前這麼簡單」；AI 在資訊整理、重複性任務甚至專業領域的某些環節迅速超越人類時，我們過往推崇的成功模式正面臨瓦解的危機。

教育制度與時代的嚴重脫節

現行的教育制度，特別是中小學教育，與時代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脫節」。教育界儘管努力想改變制度以迎合世界的轉變，但奈何世界變化得太快，導致制度改革始終跟不上腳步。

傳統的教育體系，設計上傾向於將知識「分門別類」，過於著重於「灌輸資訊」和「量化考核」。微積分、數學、英文等科目，因為有清晰的標準和指標，易於編寫課程、進行測試和評估結果。然而，這種高度結構化和量化的教育模式，卻與 AI 時代真正需要的技能產生了巨大的落差。

另外，過去幾年教育界仍在討論如何「對抗 AI」或「去捉那些學生用 AI」時，世界已經轉向討論「如何用AI」來輔助教育和學習。這種心態上的滯後，正印證了教育界在面對急速科技變革時的無力感。

AI時代的三大核心技能

面對這種困境，我們必須將教育的焦點，從「灌輸已有的資訊」轉向培養「無法量化」的核心能力，這些能力將是人類在AI時代中不可或缺的生存法則：

* 人與人之間的協作技能：雖然中小學教育已經增加了團隊合作的習作（Group Project），但仍然缺乏「怎樣去協作」的明確指導（explicit instruction）；許多學生在讀書時期投訴群組專案的負面經歷，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在有 coaching 的環境中，學習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協作問題，結果往往要等到出來工作才真正開始學習這些技能。

* 融會貫通與發現關係的能力（Association & Generalist Skill）：知識範疇被過度切割，阻礙了學生在不同知識之間建立關聯和融會貫通的能力。AI 本身就能夠跨越傳統的知識界限。因此，未來世界需要的不是基礎狹窄、不夠深入的「專才」，而是能夠綜合不同範疇知識、建立新的關聯（association）的「通才」。

* 鑒賞與判斷能力（Appreciation & Judgment）：當 AI 能夠生成文章、藝術品甚至複雜的程式碼時，人類的工作就轉變為「判斷」和「鑒賞」 。這要求我們擁有足夠的經驗去分辨何為好、何為壞。例如在語文方面，AI雖然能生成文章，但人反而需要具備比以前更豐富的閱讀和寫作經驗，才能有效操作機器並評鑑其產出。

家長的責任：提供「額外支援」

單靠現有制度為下一代裝備是「一定不足夠」的。

然而，這種覺醒並非是要家長重回「虎爸虎媽」的思維，盲目「操谷」數學和英文的成績 。正確的做法是，家長必須擔起責任，在制度之外提供額外的輔助和支援，去塑造小朋友的「三成」後天影響力。

這包括：

* 激發學習動機：停止「灌輸知識」，轉而激發小朋友「天然的好奇心」去學習。

* 運用科技工具：利用AI作為個人學習教練（speech coach, math coach等），提供「很individualized」和「精準」的回饋（feedback），幫助小朋友強化特定的弱項，而非僅是給予分數。

* 創造學習環境：家長自己必須成為一個不斷學習的人，例如培養閱讀習慣，並為小朋友創造能夠實踐協作、發揮創意、在複雜環境中生存的「環境」。

AI時代為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它騰空了人去做一些以前沒有時間去思考、去探索的跨範疇技能。我們不能再用舊有的經驗去指導下一代，因為他們面對的世界很不同。

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必須意識到，教育的核心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能力的培養。我們需要共同思考和探索，如何締造一個能培養出具備「無法量化」的協作、鑒賞、創新和通才能力的下一代，令他們能夠在未來複雜的世界中發揮所長。

問：2025年國家安全策略（NSS）認為過去美國的國安政策犯了哪些錯誤？

答：該報告指出過去策略有三大錯誤：一是目標不明確，導致方向迷失；二是為了維持國際秩序，美國承擔了不成比例的巨大代價；三是過度相信全球主義（Globalism），導致資源被濫用 。

問：新版NSS提出的三大核心目標是什麼？

答：策略的三大方向為：第一，「透過力量獲得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特別是經濟力量；第二，預設「不幹預」（Non-intervention）立場，減少對外事務介入；第三，所有政策以「美國利益優先」，特別著重經濟利益 。

問：美國政府計劃如何具體執行這些國家安全目標？

答：具體執行措施包括：結束大規模移民年代以保障邊境安全；要求盟友（如北約、日韓澳）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5%並分擔成本；以及推動美國再工業化，透過稅務優惠或補貼吸引製造業迴流 。

問：2025年NSS與2022年拜登政府的策略在對待競爭對手上以何區別？

答：2022年策略以「價值觀」區分世界（民主 vs. 獨裁）；而2025年策略則轉向「現實主義」，以「利益」為依歸。新策略不再強調改變對手體制，視中國為主要威脅，但在俄羅斯問題上傾向透過妥協換取穩定，並願與任何利益一致的國家合作 。

地緣政治與價值觀轉變

問：新策略下的地緣政治優先順序為何？

答：首要處理的是拉丁美洲（因鄰近且影響美國治安）；其次是印太地區（涉及核心經濟與科技利益）；對於較遠的歐洲、中東或非洲，則傾向由當地盟友自行處理，美國減少直接介入 。

問：這份報告對於推廣民主自由等價值觀持什麼態度？

答：報告採取現實主義立場，表明美國將不再致力於在海外宣揚民主自由價值，也不會再尋求「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美國將專注於自身制度的優越性，而不嘗試改變其他國家的統治模式 。

問：根據最新的財政預算案分析，英國經濟目前的具體狀況如何？

答：英國目前的稅務負擔（Tax Burden）已達到GDP的38.3%，創下近代歷史新高。預算責任辦公室（OBR）預測，未來十年英國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Real Disposable Income）年增長率僅為0.5%，且家庭儲蓄率將低至2%左右，這使得英國成為發達國家中經濟體質最為疲弱的國家之一。

問：英國經濟長期衰落的深層結構性原因是什麼？

答：英國的衰落源於長期的「國進民退」與體制包袱。不同於美國，英國在工業革命後為了延續貴族權力結構與社會融合，妥協發展出福利主義社會，這成為一種歷史原罪。加上政府規模過大、資源再分配效率低下，導致經濟如同「血氣不通」的病人，缺乏足夠的資本動力與競爭力。

問：講者對英國未來的貨幣政策與經濟走勢有何預測？

答：預測英國政府可能會因政治壓力而人為壓低長短期利息，試圖刺激經濟。然而，在經濟體質虛弱的情況下（虛不受補），這將導致資金流失與套利交易（Carry Trade），進而引發英鎊匯率下跌。英鎊貶值將推高進口成本與通脹，造成民怨加深與政府財政進一步惡化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