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世民聲音專欄

中國式現代化，是近年來中共在多個場合頻繁提及的重要議題。然而，這六個字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為什麼中共如此重視？是否如某些人所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理財的核心：可控與不可控

坊間對理財的討論往往集中於如何快速致富，例如買入暴升十倍的股票。但統計數據顯示，即使是九成的機構投資者也無法跑贏大市。這讓我想到一個現實：金融界成功人士多數，並非因為他們準確的市場判斷，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將收益歸於自己，將風險轉嫁他人。

簡約的消費哲學

幾個月前，我迷上了製作小型生態瓶的概念。這些玻璃瓶內建自給自足的系統，只需要陽光就能維持。但當我看到一個生態瓶竟售價五六十美元時，感覺並不值得。後來，我在美式夜冷舖（thrift store）找到了心儀的玻璃瓶，價格低廉又環保。

這次夜冷舖的經歷讓我深思：我們的家中究竟堆積了多少買回來卻少用甚至未用過的物品？這些不必要的消費，長期累積起來，是一筆驚人的花費。

減少衣物購買的轉變

過去，我的衣櫃裡堆滿了各式西裝和襯衫，但體重的波動讓這些衣服頻繁更換，浪費了大量金錢。自從我開始簡化衣物數量，選擇固定的幾套日常穿著後，不僅節省了搭配的煩惱，也省下了大量資金。

不管是生活在香港還是美國，許多家庭面臨相同問題：儘管居住空間大大小小，總感覺收納空間永遠不足。而減少衣物購買後，我的家裡變得更加整潔，也不再被多餘的物品壓迫。

二手物品的價值

夜冷舖裡的景象揭示了另一個現象：許多家庭用品和兒童衣物，常常只使用過幾次便被捐贈。甚至還有未拆標籤的物品，這說明了購物時缺乏深思熟慮。

現代消費的許多模式，往往是為了社會認同，例如炫耀式消費：購買昂貴的手袋或名錶，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但我們是否真正需要這些物品？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高消費品需要長期保養，而非單純一次性投入。

更重要的是，很多消費帶來的滿足感是短暫的，甚至毫無價值。相比之下，真正理性的理財是精簡購物，將資金花在能長期帶來價值的事情上。

從書籍到日常用品的斷捨離

除了衣物，我也減少了對書籍的購買。我發現，值得收藏的經典書籍其實很少，多數書籍僅是一時之需，完全可以透過借閱來解決。而二手書的收藏，既減少了浪費，也帶來了一種尋寶的樂趣。

簡約生活並不意味著拒絕消費，而是更有意識地去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更容易找到內心的滿足，也更清楚地理解自身的需求與欲望。

正如我選擇種植仙人掌而非製作複雜的生態瓶，這象徵了低維護生活的理念。無論是衣物、家居用品，還是日常開銷，當我們減少高保養的需求後，生活會變得更加平靜和自由。

簡約，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理財的第一課。真正的財富，來自於了解自己需要什麼，並滿足於自己的選擇。

金錢心理學系列

以上三集於 2022 年底錄製

以下是去年錄製的一小段聲音專欄

幾個月前，Cato Institute 的朋友告知，他們打算將紀念佛利民的自由雙年獎予黎智英時，我對他們說：「希望更多人記得，他是位被政治耽誤了創業家。」

至今，我仍然會想，若非政治，他現在可能對人工智能的發展，興奮到無法入睡，每日都在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來顛覆不同行業。

若然不是這個神奇國度如此神奇，他可能還在賣 Polo Shirt（Giordano）。也許他還會有些快餐連鎖品牌；其實他老早就很想從事飲食業；Giordano 上軌道之後，他常常覺得自己可以將 fast fashion 的概念，引進到快餐。但他未必會涉足媒體；真的，他搞傳媒，完全是因為香港特殊的情況，否則也不智會涉足這個行業。或許，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嘗試搞網購。這是個久不久便想做的生意，不僅是 Admart 的那次，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每隔幾年他就心思思想再次在零售業大展拳腳。

最後，當然還有人工智能。其實早幾年，他就已經要我思考，蘋果日報應該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當他見到初代 GPT，已經覺得那是早晚會顛覆經濟的技術。

我也非常肯定，他這份人，在以上的創業過程，會輸掉很多錢。但他就是一個不怕輸的人；他不怕輸，最怕是沒有試過。

他的信念是：「本來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賺回來的，有甚麼好怕？」

像他這樣的老闆，這樣的師傳，一生人，可能只會遇到一個。

「另外，我有一個請求，請送每個來賓一塊巧克力。」我說。

雖然我不知道，當天在廣州火車站的那位男士，身上為甚麼有塊朱古力，又會那麼碰巧，遇到這個吃貨。但這個 random act of kindness ，最終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

雖然我經常堅持說，歷史是時勢造英雄；但我也相信，每個人所做的每件事，哪怕是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影響到身邊那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所以，莫以善小而不為。

Jimmy Lai: Winner of the 2023 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

以下是 Dietrich Bonhoeffer 的 On Stupidity 中譯版 

愚昧的群眾比邪惡的政治領袖更具威脅，也是善良的一個更大的敵人。邪惡的政治領袖雖然可怕，但可以通過揭露其問題，甚至使用武力來制止。事實上，邪惡的政治領袖往往會自我瓦解，因為邪惡的政治領袖多少都會在人心中留下不安的感覺。然而，群眾的愚昧卻是另一種難以對抗的力量。 面對愚昧的群眾，抗議無用，武力也無法制止。即使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告訴他們錯誤之處，他們也會選擇視而不見，甚至反過來指責你偏見，或者拒絕接受你所說的事實。他們對自己的錯誤毫無認識，並且往往自信滿滿，容不得他人的反駁。而這種自信的愚昧常常高度攻擊性，容易威脅到他人的安全，使試圖說服或教育他們的人面臨危險。

根治群眾的愚昧，首先要了解其本質？愚昧的本質並非智力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有些人的智力非常之高，但依然可能非常愚昧；而有些人即使智商不高，卻並不愚昧。因此，愚昧不是先天的缺陷，而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是人在某些條件下選擇的結果。在某些環境中，人會集體地變得愚昧，自己使自己變得愚昧。願意獨立地生活的人，往往較少表現出愚昧的思想、行為或傾向；相反，當人們強迫自己融入群體時，就更容易表現出愚昧的各種缺陷。

所以，與其說愚昧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不如說它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愚昧是一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下對人類的影響，是由外在條件造成的心理現象。每當有強權崛起，無論是政治還是宗教，總會感染大量的人，使他們變得愚昧。這是一條社會心理學的定律：強權統治必須要有愚昧的群眾配合。這一現象並不是因為人類理解能力或智力退化，而是因為強權崛起的影響使人們有意識地放棄了獨立思考，甚至不再有自我的存在。 當與這些人對話時，會發現根本不是在和他們對話。他們滿口都是口號和標語，彷彿中了降頭一般。甚至乎在旁人眼中，他們的行為像是不斷地侮辱和貶低自己，最終變成沒有思考能力的工具，執行一些邪惡的行為，卻全然不自知。這正是愚弄大眾最危險的地方，因為它可以完全摧毀人性。

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要克服這種集體的愚昧，首先要面對的現實是：只有當思想上的枷鎖完全被去除，這些群眾才能由內而外地得到解放。在這種自由氛圍重新建立之前，我們應放棄試圖說服或教育這些愚昧的群眾。甚至在這種情況下，試圖了解這些群眾的真實想法，最終也是徒勞無功，毫無意義的。 聖經說：「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這句話提醒我們，克服愚昧的關鍵在於人能否在上帝面前過負責任的生活。這至少給了我一絲安慰，因為它告訴我們，人類在大多數情況下並非必然愚昧。最終，人民是否愚昧，取決於掌權的人需要什麼樣的支持者——愚昧的群眾，還是擁有獨立思考與智慧的人。

原文：

Stupidity is a more dangerous enemy of the good than malice. One may protest against evil; it can be exposed and, if need be, prevented by use of force. Evil always carries within itself the germ of its own subversion in that it leaves behind in human beings at least a sense of unease. Against stupidity we are defenseless. Neither protests nor the use of force accomplish anything here; reasons fall on deaf ears; facts that contradict one’s prejudgment simply need not be believed — in such moments the stupid person even becomes critical — and when facts are irrefutable they are just pushed aside as inconsequential, as incidental. In all this the stupid person, in contrast to the malicious one, is utterly self-satisfied and, being easily irritated, becomes dangerous by going on the attack. For that reason, greater caution is called for than with a malicious one. Never again will we try to persuade the stupid person with reasons, for it is senseless and dangerous.

If we want to know how to get the better of stupidity, we must seek to understand its nature. This much is certain, that it is in essence not an intellectual defect but a human one. There are human beings who are of remarkably agile intellect yet stupid, and others who are intellectually quite dull yet anything but stupid. We discover this to our surprise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The impression one gains is not so much that stupidity is a congenital defect, but 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people are made stupid or that they allow this to happen to them. We note further that people who have isolated themselves from others or who live in solitude manifest this defect less frequently than individuals or groups of people inclined or condemned to sociability. And so it would seem that stupidity is perhaps less a psychological than a sociological problem. It is a particular form of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n human beings, a psychological concomitant of certain external conditions. Upon closer observation,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every strong upsurge of power in the public sphere, be it of a political or of a religious nature, infects a large part of humankind with stupidity. It would even seem that this is virtually a sociological-psychological law. The power of the one needs the stupidity of the other.

The process at work here is not that particular human capacities, for instance, the intellect, suddenly atrophy or fail. Instead, it seems that under the overwhelming impact of rising power, humans are deprived of their inner independence, and, more or less consciously, give up establishing an autonomous position toward the emerging circumstances. The fact that the stupid person is often stubborn must not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independent. In conversation with him, one virtually feels that one is dealing not at all with a person, but with slogans, catchwords and the like, that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him. He is under a spell, blinded, misused, and abused in his very being. Having thus become a mindless tool, the stupid person will also be capable of any evil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apable of seeing that it is evil. This is where the danger of diabolical misuse lurks, for it is this that can once and for all destroy human beings.

Yet at this very point it becomes quite clear that only an act of liberation, not instruction, can overcome stupidity. Here we must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in most cases a genuine internal liberation becomes possible only when external liberation has preceded it. Until then we must abandon all attempts to convince the stupid person. This state of affairs explains why in such circumstances our attempts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really think are in vain and wh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is question is so irrelevant for the person who is thinking and acting responsibly. The word of the Bible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declares that the internal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to live the responsible life before God is the only genuine way to overcome stupidity. ‘But these thoughts about stupidity also offer consolation in that they utterly forbid us to conside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o be stupid in every circumstance. It really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ose in power expect more from people’s stupidity than from their inner independence and wisdom.

1. 削減政府開支是壓抑長期通脹的根本方法，但為何這麼多政府卻不做？原因在於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數學問題。2. 削減財赤需要的不僅是政策，更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全面挑戰，而這正是所有改革的難點。3. 即使大刀闊斧削減開支，美國的財赤也難以達到收支平衡，這是結構性問題。4. 1960年代，美國的必需開支僅占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如今這一比例已超過66%。 5. 當債務增速高於經濟增長，美國的財政未來只會越來越艱難，這不僅是政府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6. 如果政府開支膨脹導致「國進民退」，那麼美國還會是美國嗎？ 7. 克林頓年代的預算平衡，既依靠民主黨的政策，也依賴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這是一個平衡與妥協的結果。8. 當政府支出持續膨脹，發債融資的成本越來越高，經濟活力將被慢慢蠶食，這才是真正的長期危機。

美國財政赤字與國債現況

* 2023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約1.7萬億美元，佔 GDP 的 6.1%。

* 美國國債總額已超過36萬億美元，其中26.5萬億美元為公眾持有，其餘為聯邦和地方政府內部債務。

* 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佔GDP的比例超過120%。

財赤的歷史背景與原因

* 美國的財赤問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存在，主要因戰爭、金融危機與社會危機等事件而擴大。

* 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2020年的疫情對財政開支造成了顯著影響。

政府開支結構

* 必需開支（Mandatory Spending）包括社保、醫保（Medicare）與醫療補助（Medicaid），佔政府開支的66%以上，難以削減。

* 可調整開支（Discretionary Spending）包括國防、教育、公共衛生等，佔聯邦開支約1.7萬億美元，其中國防開支超過8000億美元。

* 每年需支付約6600億美元的債務利息，其中約4000億美元為市場持有債務的利息支出。

* 當前美國長期利率為4.3%，高於經濟增長率，增加了債務負擔。

Elon Musk 和 Vivek Ramaswamy 執掌的 DOGE 與挑戰

* 兩人主導的「政府效率部門」（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目標是在2026年7月4日前削減2萬億美元的政府開支。

* 國防開支計劃增長，削減空間有限。

* 教育開支大部分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負責，聯邦削減影響有限，但可能加劇地區教育資源不均。

* 公共醫療與企業補助等領域的削減方案仍存爭議，難以達成共識。

* 美國上一次達成預算平衡是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得益於民主黨的政策與共和黨控制國會的平衡合作。

* 特朗普政府計劃延續其任內的稅收優惠政策，可能加劇稅收壓力並推動更積極的追稅行動。

* 美國的撥款與債務結構存在既得利益，改革難度極大，可能引發政治內外的阻力與法律挑戰。

今次分享的內容有以下重點：

* 日本如何失去半導體領導地位

* Intel 的決擇． Andy Grove 的 Only The Paranoids Survive

* 台積電與代工生產模式的崛起

* 90年代晶片設計公司如NVIDIA的發展

* 美國為何將極紫外光技術（EUV）拱手相讓與荷蘭公司 ASML

* iPhone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啟示

* Intel 如何錯失 GPU 與 SOC 的 Strategic Point of Inflection

* CHIPS Act 對 Intel 的影響與變數

* 南韓企業如何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浴火重生

* 以上經驗對香港產業結構的啟示

今年，共有64個國家、超過20億選民參與了選舉，這樣密集的政治活動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在我們回顧這些全球政治變局時，一個趨勢尤為明顯：執政黨在多國普遍遭遇困境。

美國民主黨不僅失去了白宮的控制權，參眾兩院也均由共和黨成為多數黨。類似地，英國的保守黨被工黨擊敗，後者在15年後重新執政。法國方面，由馬克龍領導的復興黨（Renaissance）在議會席次上大幅減少。儘管馬克龍仍為總統，但他在國會中的弱勢地位迫使他與其他政黨結盟，以維持執政能力，這也凸顯了當前政治格局的脆弱性。

歐洲其他國家如葡萄牙、立陶宛及奧地利，同樣出現了執政黨失去主導權，或需要通過聯合政府才能繼續執政的情況。在亞洲，日本的自民黨失去了議會多數席次，其傳統盟友公明黨也在此次選舉中遭受重挫；南韓則面臨類似的不穩定狀況。

即使在印度，儘管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仍然舉足輕重，但在今年的選舉中543席中僅獲得240席，無法獲得絕對多數。 非洲也未能例外，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首次不得不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

為何這麼多執政黨失去選民支持？我們必須提出兩個核心問題：

1. 是甚麼因素推動了這一全球趨勢？

2. 這是一個週期性的現象，還是結構性變化的反映？

經濟問題無疑是最顯而易見的影響全球各國的最大公因數；自2022年以來，全球各國普遍面臨高通脹，這使選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急劇升溫。雖然通脹對任何政府來說都很難完全控制，但經濟管理上的失誤往往會成為選舉中的致命傷。

回顧疫情期間，全球各國政府大幅增加公共支出，以應對危機。儘管當時的 GDP 數據似乎未出現嚴重下滑，但這種「增長」主要是由政府支出帶動，而非私營經濟的生產力提升。這種公共開支的依賴已為長期的通脹壓力埋下伏筆。

此外，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全球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歐洲首當其衝。能源危機、成本上升和經濟停滯進一步加劇了選民對執政黨的怨恨。

除了經濟週期外，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場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化。現代社會正日益被資訊科技、社交媒體及傳統媒體的去中心化所改變。像 Twitter、YouTube 這樣的平台放大了網絡意見領袖（KOL）的聲音，重塑了公眾意見和政治參與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超級富豪如 Elon Musk 和 Ray Dalio，也積極經營自己的社交媒體影響力。他們透過這些平台影響公眾認知，並進一步參與政治。例如，Musk公開支持Donald Trump，據報捐款超過1億美元。更重要的是，他與 Trump建立了緊密的「惺惺相惜」關係，這反映了影響力與政治權力之間日益密切的聯繫。

民粹主義與威權政權

在民主社會中，民粹情緒不斷高漲；而威權政權則面臨不同的挑戰。像中國、俄羅斯及伊朗這樣的獨裁國家，其領導人對外界的動盪和不穩定充滿恐懼，變得更加神經質，加強了對國內的控制。

然而，民粹主義的崛起也給民主體制帶來隱憂。在高度極化的社會中，許多人將政治立場與個人身份緊密結合，這加劇了分裂並削弱了理性對話的空間。

新加坡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儘管人民行動黨（PAP）長期穩居執政地位，近期卻面臨一些爭議，例如李顯揚（前總理李顯龍的弟弟）因家庭糾紛而赴英國尋求政治庇護。這起事件不僅牽涉家務事，還可能揭示了新加坡政治結構中的深層問題。

儘管如此，新加坡政府在國際關係中的務實態度和治理模式仍值得學習。然而，新加坡的成功並非可以輕易複製，因為文化、規模及地理環境的差異使其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獨特性。

科技如何塑造未來社會

我們不能忽視科技對社會運作的深遠影響。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指出，人類最大的特點是想像力，這讓我們能構建共同的信念與社會結構。而當代的科技正重新塑造這些共享價值，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得擁有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這種權力的去中心化為個人提供了新機遇，但也加劇了分裂與錯誤資訊的擴散。

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下，我們必須避免簡單地站隊於左或右、紅或藍。相反，在亂流當中，我們應追求保持個人原則，清醒、冷靜和更深刻地理解社會問題。

今日的分享比較長，大家有時候才慢慢收聽。

* 對評論者角色的定位

* 「作為一個時事評論的人，其實我的工作就是說出一些和官方說法有分別的話。」

* 政黨

* 「選舉政治的精髓在於將暴政趕下台，而非選出一個偉大的英雄。」

* 「政黨政治是一回事，政治政策的現實是另外一回事。」

* 「在選舉承諾中，很多只是情感上的吸引，缺乏具體政策的支撐。」

* 移民政策的影響

* 「很多流亡美國的香港人，如果 DED 政策不再延續，可能未來真的要另覓出路。」

* 犯罪問題的核心

* 「經濟增長可以減少犯罪動機，但必須確保增長是有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是否具有包容性，才是當前最大的挑戰之一。」

* 「美國高犯罪率的本質問題是很多人沒有經濟謀生能力，這是最大的諷刺。」

* 能源政策的重要性

* 「未來的世界最重要的關鍵不是氣候變化，而是我們能否製造更多潔淨而成本低的能源。」

* 通脹政策的矛盾

* 「減少政府的浪費是純粹看牌面就值得支持的政策。」

* 「共和黨相信經濟增長一定會快過開支增長，所以不用怕，但增長不是你想就有的。」

* 稅制改革的影響

* 「地稅是最公平最平等的稅，但美國不能單靠地稅維持政府開支，因為其利益遍佈全球。」

* 槍械與自由

* 「合法持有武器不只是權利，而是一種責任。」

* 政府與司法的關係

* 「當政府權力太大，且有人為酌情權，政治檢控便成了問題。」

* 國際關係的矛盾

* 「真正的威脅不是擁核國家，而是不受控的極端分子。」

* 「為何支持以色列，卻不支持烏克蘭？這反映出邏輯上的矛盾。」

特朗普廿條競選承諾重點：

1. 邊境管制政策

* 承諾封閉美國邊境，阻止非法入境

* 計劃完成邊境圍牆建設

* 調配海外駐軍人員執行入境政策

* 加強打擊芬太尼走私

2. 移民政策

* 加強檢控逾期居留者

* 使用《境外敵對法案》驅逐毒販和有組織犯罪分子

* 限制反基督教、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入境

* 可能影響香港人的DED政策延續

3. 經濟和通脹政策

* 承諾結束通脹

* 增加能源生產，包括核能

* 減少政府浪費

* 維持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4. 能源政策

* 目標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能源生產國

* 減少對新能源產業的補貼

* 取消Green New Deal相關政策

5. 稅務政策

* 延續2017年稅務減免措施

* 推動小費免稅

* 以關稅替代部分個人所得稅

6. 教育政策

* 打擊極左思想在校園傳播

* 減少對推廣極左思想學校的撥款

* 加強職業技術教育

7. 社會政策

* 保障言論、宗教和持槍自由

* 完善選舉制度，包括限制郵寄投票

* 整頓城市治安，特別是華盛頓特區

以上政策承諾有些與聯邦制度產生衝突，也有些可能會加劇社會撕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政策的實際執行可能會面臨來自州政府層面的挑戰，以及官僚體系的阻力。

中國財政部宣布地方政府可以發行6萬億人民幣的3至5年期新債，市場普遍認為這並非真正的刺激經濟方案。因為這項政策更像是「以債冚債」，而不是針對性解決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本問題。

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極為龐大，保守估計約為14萬億人民幣，而一些更極端的估算則超過百萬億。具體數字無從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6萬億新發債務僅能在未來3至5年節省約6,000億的利息支出，對經濟的幫助非常有限。

中國經濟有哪些結構性問題？

* 地方政府大量依賴債務推動基建；資金流向地產、基建等「鋼筋水泥」項目，而非創新科技或新型生產力領域，投資未帶來根本生產力提升。

* 人口高齡化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壓力。

* 政治體制

儘管中國政府嘗試推動內需，但成效有限。中國經濟仍高度依賴出口，這反映了內部結構性問題未能根本改善。內需不足部分原因是生產力提升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