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寶從美國與澳洲遠道而來，在臺北街頭進行一場跨越時區的實體交談時。一個問題即時浮現在我們的腦海：過去幾年臺灣一直在希望「讓世界看見臺灣」，從我們這些非本土的觀察者，究竟又看見一個怎樣的臺灣？

日式紀律與工作文化衝擊

從一個外來者的視角來看，臺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紀律與「程式化（SOP）」精神。這不僅體現在疫情期間對防疫流程的嚴格遵守，也貫穿在臺灣的企業管理與工作風格中。在辦公室文化中，無論是狹窄的空間佈局、員工的排排坐，或是主任坐在隊列後方的安排，都反映出源自日本的階層與群體協作模式。

這種紀律性為臺灣的經濟成功提供了穩固的基礎。臺灣同事以忠實執行指令聞名。只要管理者能提供極度清晰的指令，他們便能高效地完成任務。然而，這也帶來一個潛在的溝通挑戰：若指令不夠明確，臺灣同事傾向於順應而非提出質疑，這要求主管必須做到極高的溝通準確性。

這與我們習慣的香港文化形成鮮明對比：香港人在缺乏明確規範時，往往表現出變通性和嘗試突破的探尋精神；而臺灣人則更傾向於在既定框架內追求完美執行。對於來自海外的主管而言，與臺灣團隊的合作需要一個「磨合（Fine Tune）」過程，充分理解他們對清晰結構的需要。

海外臺人的影響力與經濟「黃金交叉」

除了本土文化，海外臺人社群對臺灣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無論是在美國西岸或澳洲，這些離散的臺灣人形成了強大的聯絡網絡。特別是在美國，當年因故離臺的社群，在臺灣的政治轉型和資源回流上貢獻良多。他們不僅帶回了資金，也帶回了國際視野和政治網絡。時至今日，許多科技巨頭如 AMD 和 NVIDIA 的核心領袖均具有臺灣背景，這已成為臺灣在全球科技界的代表。

這種全球影響力在當前的臺灣經濟中得到了印證。若單純以臺北核心區域的景氣來看，高漲的消費與物價、充沛的國際遊客（尤其是來自東南亞、泰國和香港的旅客）都顯示出經濟的活躍。這與臺股加權指數的表現形成了呼應。

從經濟史的角度回望，臺灣經濟或許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隨著全球產業結構轉向高科技製造和半導體，逐漸與傳統金融中心香港拉開了差距，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黃金交叉」。同時，當年備受質疑的「新南向政策」，如今看來，其對東南亞市場和穆斯林社群的包容與設施建設，已為臺灣帶來了可觀的區域紅利。

港人移居挑戰與無法取代的「人情味」

對於近年來考慮移居臺灣的香港朋友而言，儘管語言和繁體中文提供了極大的親切感，但門檻正不斷提高。無論是讀書或投資移民，臺灣移民署的審批流程比其他地區更具不確定性。

在社會運行上，臺灣看似講求「程式」，但其程式背後往往潛藏著一種無法被西方標準程序取代的「人情味」。在臺灣，辦事有時會出現「識人好過識字」的傾向，但這裡的「識人」並非香港傳統的裙帶關係，而是一種對於鄉親、族群身份的認同與互助，體現在對僑務活動的支持或節慶時的熱心幫忙。

這種人情味的展現，在社交場景中尤為突出。儘管臺灣的酒桌文化仍有「斷片式劈酒」，但與其他地方相比，其勸酒行為多是出自於熱情與友誼，而非強制性的階層壓力。這種情義也延續到職場之外，許多人即使離職多年，仍能與臺灣同事維持節日問候與互助的關係。

綜合這些觀察，臺灣正逐漸成為一個「離散香港人 Hub」。它不僅提供了與香港文化最接近的生活環境，語言上的「不鹹不淡」更是一種溫和的包容。在世界局勢變動的背景下，臺灣以其獨特的紀律精神和深厚的人情底色，為尋求新起點的香港人提供了堅實的立足點。

「國際人民幣化」的思維，源於中國歷史上的「天朝大國」 和「朝貢制度」的觀念。

天朝大國是一種以中國為核心、周邊國家層層而下的封建帝國思想。朝貢制度與自由貿易不同，它是一個中央權力核心以其自身需求為目標，要求周邊附庸「貢獻」物資，同時給予「賞賜」的經濟結構。

「國際人民幣化」就是當代中國將其「內循環」的規模和範圍擴大，本質上是一種「朝貢制度一圈一圈擴大」的思想延續。

人民幣的擴張過程，並非主要透過純粹的貿易商業關係，而是更大程度上透過政府主導的現象。中國透過威迫利誘，推動其他國家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和結算，與此同時限制收取人民幣的國家，將其用於購買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如香港的人民幣債和股票），目的是將這些流出的資金「繼續鎖在框架裡面」。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與超過60個國家簽訂了互換協議（Currency Swap），這種類似美元Swap Line的安排，背後更重要是「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Debt Trap）。

然後，美國近年來的經濟制裁行為，尤其是在俄烏戰爭中透過沒收俄羅斯資產等手段，使得許多國家開始質疑金融制度不再是政治中立的，這違背了二戰後「規則為本」限制權力的核心價值觀，反而為中國的擴張提供了藉口。

最終，目前的國際環境是新冷戰狀態，但不同於舊美蘇兩極對決，現在是多極化發展。一方面，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正在減弱：美國在中短期內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擁有單向影響力，各國的自主性增強，中國亦未能取而代之，結果是世界各地（如南亞、中東、中亞、非洲、拉丁美洲）出現了多極與不可預測性。

美國重啟核武測試

* 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公開宣佈：在上週與習近平會面之前，特朗普公開表示將重啟核武測試，並已下令美國國防部，也就是他稱為「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進行準備。

* 能源部長的澄清：三天後，美國能源部長克懷特（Chris Wright）出面澄清，核武測試將局限於「亞臨界水平」 (subcritical level)。

* 「亞臨界水平」的含義：這類測試不會觸發核燃料的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即不會發生爆炸。

* 符合國際條約：這種做法符合自 1963 年的局部停止核試條約。美國上一次核試是在 1992 年，也就是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後。

* 訊息矛盾的原因：特朗普公開宣佈重啟核試（威懾的語言）而幕僚隨後又澄清只進行無爆炸的亞臨界測試（維持現狀的做法），既可以達到震懾（Deterrence）的功能，但又不會造成緊張局勢升溫（Escalation）。

真正目標對象

特朗普的言論目的並非純粹針對習近平，也非僅為警告中國不要侵犯臺灣（因為美方對是否出兵協防臺灣的立場本身就很模糊，延續了「策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 中美雙方元首會面之前，很可能已協商達成「不要提出臺灣問題」的共識，以利雙方在其他議題上取得進展。

* 特朗普本人對臺灣問題的回應也是模糊的，稱「習近平很清楚知道我們的立場，我也很清楚知道習近平的立場」 。

* 再退一步講，假如中共武力統一臺灣，要統治 (統一是其一，統治是另一回事) 臺灣兩千多萬人口難度很大；且存在更簡單的替代方案，如「金門歸順福建」 ；因此，武統臺灣機會不大，現狀維持反而符合既得利益者（掌權者）的利益 。

* 真正的目標對象：亞洲盟友及其他核武/潛在核武國家：

* 此言論更大的目的，是針對懷疑美國安全承諾的盟友，尤其是南韓和日本。

* 南韓面臨北韓核武威脅，且最新民調顯示有超過七成人支持發展核武。

* 日本也開始對其國防軍事主張變得更加積極進取。

* 歷史上，南韓和日本不發展核武是基於美國提供盟友受到攻擊時的幫助。

* 美國釋出重啟核試的訊號，旨在告訴這些國家：美國仍會維持一定程度上的「核不擴散承諾」，作為維持地區平衡的「均衡勢力」，避免盟友自行發展核武導致地區局勢升溫（Escalation）。

* 這也是為了應對美國力量減弱時，亞洲（如兩韓、中臺）可能出現的板塊移動 （Tectonic Shift）帶來的亂局 。

* 更大範圍的目標：維持國際秩序：

* 核武的存在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令大國之間避免直接軍事衝突。

* 美國重新「確認」 其核武能力，是寧願以單極（Unipolar）的姿態，避免「多極 」（Multipolar）地緣政治上的緊張狀態和變數。

未來觀察指標

* 2026 年國防部預算案中，是否有關於重啟核試的相關開支。

* 今年底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對於《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再次確認 (reaffirm) 的投票表態。特朗普前提及重啟核試，很可能是針對聯合國的這個決議案而言。

1. 稀土提煉的地理考量與中國的產業鏈優勢

* 稀土礦藏在世界各地都有，但提煉鮮有人做。

* 提煉稀土的過程需要使用極具腐蝕性的酸性溶解劑，對環境影響大，難以處理。因此，中國將這個重污染的工業集中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內蒙包頭（靠近蒙古），而非杭州或深圳等大城市。

* 中國在組裝生產上擁有優勢，其整個供應鏈整合得非常好，這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因之一。

2. 稀土的經濟價值並非如外界想像般高昂

* 儘管媒體常說稀土非常重要（用於手機等電子產品），但在經濟學角度來看，稀土的價格並不昂貴。

* 例如，用於製造強力磁石（如釹鐵硼磁鐵）的主要稀土元素釹（Neodymium），每公斤僅售80美元。

* 稀土價格低廉，一個主要原因是需求量並非巨大，日常器具和微型機械對稀土元素的需求並非海量。

* 美國在2024年進口的稀土總值僅為1.7億美元，而同年進口牛油果的貨值是稀土的20倍。

3. 中國對稀土供應的控制在於「短期不可替代性」

* 稀土在地緣政治上的關鍵性，不在於它不能夠替代，而在於不能短期替代。悲觀估計，找到替代方案至少需要十年時間。

* 最難找到替代品的是兩種重稀土：鏑（Dysprosium）和鋱（Terbium） 。這兩種元素主要用於製造耐熱磁石，應用於電動車和導彈導航系統，如陀螺儀（Gyroscope）。

4. 西方國家已在尋求替代方案與提高稀土價格

* 美國過去曾是稀土生產大國（1980年代前），但因環境污染問題（如酸性溶解液洩漏）導致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礦場公司停止營運。

* 面對中國的控制，美國國防部給予MP公司4億美元的10年合約，要求其重新開始供應。

* 七大工業國（G7）正在討論對稀土採購設定最低價格，目的是鼓勵投資以提高生產動機，解決稀土價格太低的問題。

* 在技術層面，日本在2010年因釣魚臺（尖閣群島）爭議被限制出口後，開始研發不需稀土的高性能磁石，現在日本的電動車在一定程度上已不依賴稀土。歐洲的BMW等公司也有不需稀土的高性能摩打新設計。

5. 中國的「掐喉策略」（Chokehold）更像是經濟與政治的「擠牙膏式供應」

* 中國的策略目標是抓住你的脖子，而不是抓爆你。如果「抓得太大力」，會加速被抓者的反抗，即加快替代產品的開發。

* 一旦替代產品成功開發並大規模生產，其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會很低，容易導致價格競爭，屆時稀土將不再是「掐喉」的工具。

* 中國更有可能採取擠牙膏式行銷或飢餓式行銷的供應模式。這種有時鬆有時緊的供應，會讓外國無法全程投入開發替代技術，同時也可能透過出口許可證制度（licensing regime）衍生官僚程序，讓中間人或制度內的既得利益者獲利，達成政治和經濟上的一箭雙鵰。

每當我講中国問題，就有一班小粉紅踩場話：「又唔見你講吓美國？！」其實我有，只不過無理由講中国嘅時候，一定要加多句：「美國都唔好得幾多。」

其實，我唔係唔知小粉紅嘅心理狀態；對佢哋來講，你話中国有問題，必然係崇美、漢奸、走狗。

所以，我久不久都會提醒自己，真係講多句：「當然，美國都有佢嘅問題。」

然後，由今年開始，當你質疑侵嘅政策背後嘅動機同成效，另一班人又走出來話：「又唔見你講吓拜登？」

似曾相識嘅事，每日不斷重複發生。

其實，我一直都係咁講：「所有政工作者嘅本質上都係一樣。」

再者，評論，就梗係講執政者；唔通要不斷咁去批評在野又或者已經下野嘅政客咩？

偏偏有啲人就係覺得，所謂嘅右，就係左嘅相反。既然「左」係「膠」，所以右就係正確。

又或者，右係極端，所以左先係公義和平。

對唔住，我呢個左右都唔 buy 嘅人，從來都係咁睇：「左、右兩班人，都想用權力去整治佢哋睇唔過眼嘅人。」

我反對咁樣運用權力；不論目的抑或手段，咁樣去運用權力，我都唔認同。

我亦都知，一定有人會話：「有權，自然會有人去用。唔係 a 去掌權，就係 b 去掌權。」然後再加句：「咁我就支持 a 掌權，因為 b 根本就係 ____。」

以上嘅「填充位」，有人會填入「唔自然」，有人覺得係「唔遵從上帝嘅旨意」，有人會填「唔公義」，亦有人認為「有違傳統」。

而我只係想問填充嘅人，可唔可以再深入、具體咁定義呢啲詞語呢？例如乜嘢係「公義」？又或者，除咗話「聖經係咁講」，可唔可以深入啲解釋吓上帝所講嘅說話？又或者，乜嘢先為之「自然」？

記得六年前，我都有分享過，就算感覺再強烈，都唔可以單憑感覺，去判斷一件事係唔係合符道德標準。

呢種「我覺得佢唔啱。」本身就係一種好原始，亦都好危險嘅「不思考」。

坦白講，好多人都係咁；就算係有地盤嘅評論「員」「家」等等，好多時都係咁。一句「我覺得」，就唔需要解釋落去。

然後，就會有人話：「利世民，你講咁多道理做乜？依家對手會同你講道理咩？」

係，依家就係好多唔講道理嘅人，就係越來越多人相信「誰大誰惡誰正確」。

所以我哋先至唔可以唔講道理。

「你講咁多道理做乜？」其實講呢句說話嘅人，以為我真係「天真」到好似羅家英飾演嘅唐三藏咁，以為可以靠講道理去改變野蠻人。

其實呢個諗法，完全係呢啲「小粉紅」、「侵粉」、「左膠」（下刪無數咁多 labels）嘅人自己「腦補」。

講道理，對象係啲仍然未變成「單憑感覺去判斷是非」嘅人。

雖然呢個世界，已經太多人，無講睇到乜，都啲只會見到自己想見到嘅所謂真相。但係當我哋笑啲小粉紅嘅時候，另一透又有班人，開口埋口「左膠」、「右癌」。

純粹發洩，鬧人；除咗令自己感覺良好，究竟仲有乜意思呢？

「人就梗係要發洩吓㗎喇。」一定有人咁講。

我只係想問吓：「公眾地方打飛機， 唔知又係咪合符『自然』、『道德』、『上帝意旨』、『公義』（又下刪各種各樣嘅名詞）？」

唔係想搵交來嗌，只希望搵個例子去解釋，當你見到有啲人令你好反感，真係，首先唔好令自己「不自覺」咁變成呢種人。

以上呢句說話，已經成日咁講，講到口臭。

但唔知呢度有冇朋友都覺得，自己好似喪尸電影入面啲生環者咁；面對一輪又一輪嘅喪尸，你只係想避開佢哋，但佢哋就硬係要咬你，要將你都變成佢哋一份子。有時甚至見到啲熟悉嘅面孔，從前能言善辯，但最終都失去咗語言啲能力，開口埋口就得返嘅空洞嘅「發音」。

如是者，感覺好末世。

從長期結構來看，黃金的價值支撐點在於其作為非金融系統（不受央行供應影響）的儲值資產地位。黃金的存量總體穩定，決定了其不受主權貨幣濫發的影響，成為對沖通脹和政治不確定性的工具。但近年央行對黃金的持續增持，反而成為金價的重要結構性支撐。這種增持不僅是出於對美元體系的信心考量，更是一個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特別是對於外匯管制國家（如中國、越南）。央行通過在市場上買入黃金，並在國內市場上透過買賣黃金來控制本土貨幣的流通量，從而對抗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

短期暴跌：週期性調整的推論

在缺乏一致宏觀利空消息的情況下，市場有各種揣測包括：「中美貿易關係轉好」或「地緣政治風險下降」（如俄烏或中東和平），但這些理由似乎未能解釋得到整體市場的變化。所緣從客觀事實推論，本次暴跌更傾向於一種週期性（非結構性）的技術性調整。

在金價於六週內經歷大幅上漲後，市場積累了巨大的浮動利潤，這為大規模的獲利了結提供了基礎。這種調整往往由以下因素複合驅動：

* 獲利了結： 價格急漲後，部分投資者（尤其是短期投機者）選擇先行減磅，將黃金兌現以鎖定利潤，這與稅制或個人資產配置需求有關。

* 程式交易（Algo-trade）的放大效應： 在缺乏基本面消息的情況下，大型拋單被程式交易捕捉為沽空訊號。這些程式會在短時間內集體跟隨沽空，導致價格在幾日內出現不合理的快速下跌。

支撐金價的基本宏觀結構性因素（如各國央行需求、全球貨幣超發、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等）沒有根本轉變，投機者應視為一次在宏觀大趨勢不變下的趁低吸納良機。然而，應始終銘記，黃金不產生現金流，對於追求穩定現金收入的理財者而言，它不應作為資產配置的核心，而僅是輔助性的保值工具。

中國政府對澳洲礦業巨頭必和必拓（BHP）採取的要求以人民幣而非美元結算鐵礦石進口，核心目的遠超單純的貿易利益，而在於推進「國際人民幣化」。

中國在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下，國家權力對微觀經濟的深度滲透。通過中央企業中國礦產資源集團（CMRG）作為單一採購代理，北京在商業交易層面混入其國家戰略意志。這種手法亦避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的關稅壁壘限制。

「國際人民幣化」的背後動機，不只是減少中國對美元的需求，更重要是將人民幣推廣至貿易夥伴的資產負債表。對於如 BHP 般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企業而言，利潤和股東回報的壓力使其難以拒絕；即使面對本幣貶值風險和資金運用受限的困境，也可能被迫就範。

當國家將經濟交易視為政治博弈，並透過強制手段輸出其本幣時，受衝擊的貿易夥伴（如澳洲）的企業利益，將被國家層面的政治考量所綁架。這迫使自由民主國家政府亦不得不介入，久而久之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集權化且更具保護主義色彩。這個趨勢是對二戰後建立的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根本的威脅。當然，令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逐漸走向「誰大誰惡誰正確」的叢林法則，美國的變異也是關鍵之一。

圖，由 AI 合成；因為太怪，所以貼堂。

近期坊間又有港元與美元脫鉤改掛人民幣的建議，更講成是協助中國突破美元困局的國家金融戰略。

深入分析就知道無論從香港的制度基礎或國際金融的現實來看，港元改掛人民幣是無知的主張。

首先，直接將香港人民幣化，簡單、直接。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出為甚麼不可以？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無錯，貨幣發行局制度，從來都不能掛鉤一隻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

又假如說，只用離岸人民幣做掛鉤，問題就是：「離岸人民幣市場有美元的深度嗎？」甚至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目標，從來都是要擴大離岸人民幣的市場。假如這是最終目的，直接將離岸人民幣提升到近乎法定貨幣的地位就是，無必要將港元掛人民幣。

更重要是，當港元掛鉤美元，在危機時刻香港的銀行仍然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美聯儲獲得美元拆借，改掛人民幣之後，假如出現市場流動性不足時，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拿出甚麼來支持香港的金融系統。要留意，我以上提到獲得流動性的是銀行，而不是國家或者政府；自 2008 年金融危機，美聯儲作出了不少改動，減少美元流動性風險，而這一點是其他貨幣暫時仍然做不到的。

影片中沒有講到是，小粉紅整天提心吊膽，怕美聯儲會針對香港。但人家的對象是美元和銀行系統，就算香港銀行直接拿不到美聯儲的流動性，只要美元不出現流動性危機，問題只是付出成本高低的分別。

離岸人民幣沒有這種市場深度。明白無？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要點，不僅依賴於外匯儲備，更取決於嚴格的財政紀律。根據《基本法》第107條的規定，香港必須維持「平衡預算」，結構性赤字將直接威脅聯繫匯率的存續。所以，聯繫匯率制度無疑是有代價，至於值得與否，絕對可以討論。

過往為爭取「貨幣政策自主權」而提出的脫鉤論點，或是建議「掛鉤一籃子貨幣」的方案，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中庸之道，被認為是缺乏對貨幣制度基本二元選擇（掛鉤主流貨幣或自由浮動）的理解。

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的經濟體，若放棄規則為本的貨幣制度而走向政策干預，民眾將預期政府會不斷寬鬆貨幣，導致貨幣貶值和資本轉成美元，變相也令香港市場直接美元化。就算今時今日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美元地位仍無可替代代，皆因其市場網絡效應及深厚的債券市場。

與其說中國想突破美元主導地位的策略，是「人民幣國際化」，不如說是「國際人民幣化」。

後者的核心迫使外國實體（如大宗商品交易商）接受並持有離岸人民幣，從而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所以，還是回到一直以來所講的，香港最終也是最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一市兩幣的「雙軌制」模式。其實中國大陸歷史上也有「外匯券」機制，說穿了跟目前的離岸人民幣本質相似。

最後，港元「自願脫鉤」的可能性極低，只有在被迫系統性衝擊下才可能發生，而系統性衝擊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港府要以不斷發債，甚至「以債冚債」。到時，大家自然會見到港元利率不斷攀升但結餘卻不斷下降的現象。出現這種環境時大家才恐懼吧，目前沒有「自己嚇自己」的理由。

曾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繁榮並非單純仰賴勤奮的人民或單一的制度要素，而是歷史機遇、資本累積和制度設計在特定時空特殊性下的交集產物。

香港成功的「時空特殊性」與「自由港」基因

戰後香港急速發展，得益於兩個關鍵外在環境因素：

資本與人力輸入：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大量來自上海等地的企業家攜帶資本、技術和商業網絡湧入香港；隨後數十年，中國大陸的動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集中，為香港的工業化和貿易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湧入的上海資本不僅提供了資金，更帶來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營商知識和國際市場的脈絡，尤其在紡織和製造業方面。這批精英與本地既有的活躍商業社會結合，迅速提升了香港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層級。廉價勞動力的持續供應，則使香港在亞洲其他國家尚未完成戰後復甦時，擁有巨大的生產成本優勢。

區域競爭真空：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亞洲其他主要競爭對手（如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尚處於戰後重建、內戰威脅或尋求獨立的階段，未能形成有效競爭。香港在冷戰格局下，享有近乎獨特的發展機遇。

香港的制度核心是自由港（Free Port）精神，不僅是沒有關稅，更重要是有公平的司法制度。這種制度承諾，任何國家或政治勢力的資本，都能在香港進行可預期的商業活動。；公平待遇甚至延伸至宗主國的敵對勢力。例如在韓戰時期，香港商人依然能夠在禁運背景下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儘管此舉在政治上具有爭議，但它體現了殖民地政府對商業利益與法治承諾的優先級，使香港成為一個能有效規避地緣政治風險的特殊交易節點。

法治作為商業契約的最終仲裁者

法治是維持其商業信任和國際地位的基石。法治的定義，並非僅指政府依法治國。通俗的理解，是個人與政府發生進行訴訟時，人民有合理勝訴的機會。法庭作為獨立的裁判者，能夠基於可推論的法理原則作出判決，從而制衡政府的行政權力不至為所欲為。

英國殖民地時代，倫敦對香港是鞭長莫及的。英國政府的有效管治，必須仰賴香港本地社會精英。包括後來的商界與「地產黨」的合作與平衡。港英政府必須仰賴這些精英階層進行「協商式管治」，這間接使得權力無法集中於單一行政主體。這種多方勢力相互制衡的結構，導致了司法獨立作為一個相對中立的裁判機制得以強化。它的存在正正是建立在各方不可能有絕對的政治信任，反而令建立在制度的監督力量，成為所有人的最大公約數；透過一套可預見的規則體系，以制衡任何一方（包括政府自身）的越權以及對契約的反悔，也成為了商業社會的必要條件。

然而，以上的這一套制衡機制，逐漸出現顯著崩壞。司法覆核等案件中市民勝訴率的驟降，正是制度衰退的量化體現。當市民與政府打官司時不再有合理的勝算機會，法院作為最終仲裁者的功能自然隨之瓦解。

「一國兩制」的北京視角：體制防火牆與剩餘價值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一國兩制」從來都不是為了保護香港人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是作為一個體制防火牆（Firewall），保護中國大陸的「內循環」免受自由市場與政治開放帶來的衝擊。

香港曾是北京吸納國際資金、技術和賺取創匯唯一的門戶。而「創匯」一詞有雙重意義：一是為中國提供稀缺的外匯（如美元），用以在全球市場購買資源與技術；二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窗口，將其產品輸出。香港作為活口，允許中國在保持內部政治高度控制的同時，能夠享受到國際金融和自由市場秩序的好處。

然而，香港的存在由 2012 年後發生質變。一旦北京認為其經濟體量已足夠強大，或香港作為創匯平台的利用價值減弱，同時香港的自由氛圍開始對其內部構成政治風險（如太子黨資產在港曝光、異見書籍出版、民間政治動員），香港便從「經濟資產」轉變為「政治負債」。

在這種權力邏輯下，當政治風險高於經濟效益時，全面控制便成為首要任務，體現了「可一不可再」的環境特殊性已然終結。

這種控制的最終邏輯，是為固存政權的統治基礎。當經濟增長放緩，利益分配內捲（Involution）加劇，政權會傾向於打出民族主義（Nationalism）牌，以轉移內部矛盾。為了維護民族主義「洗刷百年屈辱」的敘事，必須徹底否定香港的殖民地過去（Colonial Past）以及由該歷史孕育出的制度優越性。這一否定過程導致了本地親北京的地產黨等社會精英被視為「用完即棄」的工具，因為維護其利益的必要性，已低於維護政權統治合法性的迫切性。

只有在沒有絕對權力（Absence of Absolute Power）的社會狀態，人民才享有真正的自由（Liberty）；尤其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之間存在有效制衡，且每一方都可能被司法機構挑戰時，公民權利和商業契約才得以保障。香港制度的衰落，是「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進入一個本應由制衡力量維護的體制後，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回想起來，影片中我們沒有深入討論學習的真正意義；畢竟坊間一般的想法，仍然停留於上學讀書等被動式的學習。這個根本上的概念，我們在未來一定會再探討。

但經過今次跟啟明的合作，我倒有一些新的想法；暫且賣個關子。

「Vibe Browsing」作為一種新趨勢，指的是什麼？

「Vibe Browsing」是指 AI 代理人 (agent) 能直接瀏覽網頁、分析數據（例如 YouTube Studio 表現），甚至自動規劃行程。這代表著 AI 不再僅是單點工具，而是能進行更複雜的自主操作和數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