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5年，六镇起义失败，北魏政府开始将六镇兵民迁往河北地区。然而，河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导致当地民众饥饿困苦，最终爆发了河北大起义。起义以杜洛州为首，攻下幽州、定州等地，起义军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葛荣自称天子，但在尔朱荣的反攻下，起义失败。尽管如此，义军余部仍继续抗争，直至次年九月才彻底失败。这场起义反映了北魏末年的社会动荡和农民的反抗精神。

六镇起义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孝明帝元诩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夏，柔然主郁久闾阿那瓌南侵至平城附近，那时六镇“戎马甲兵，十分阙八”(《魏书·源贺传子怀附传》),边防非常空虚，结果阿那瓌俘执北魏行台尚书元孚，“驱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去。孝明帝急忙抽调关内大军十五万人前往抵御，结果无功返回。柔然人不久又进攻六镇，六镇本来很空虚，士兵天天在饥饿之中，见大敌来侵，怀荒镇兵民请求镇将把公仓打开，发粮食给兵民，以便抵抗。镇将借口没有洛阳命令，不敢擅自开仓1，以致兵民愤恨异常，聚众攻杀镇将。
正光五年三月，六镇最西的一个镇--沃野镇辖下有一个高阙戍，戍主“率下失和”(《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渊附传》)。 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杀戍主。起义不久，就攻占了沃野镇，史称“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资治通鉴》梁武帝普通四年)。高平镇民赫连恩等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首，举兵攻下高平镇，响应拔陵。拔陵接着攻下武川、怀朔两镇，又连败政府军于五原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白道之战，魏军“只轮不返”(《北史·魏广阳王建传孙渊附传》)。六镇至此尽为起义军占领。东西部敕勒(高车族)，也加人了起义集团，声势浩大。北魏政府至此已经束手无策，统治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起见，不惜出卖土地和人民，请柔然人来消灭六镇义军的势力。 北魏的设立六镇，本来是为了抵御柔然，拱卫平城的；现在北魏自己愿意请柔然人来消灭六镇，削弱在北方抵抗柔然人的军事力量，柔然主阿那瓌焉有不愿之理。柔然主阿那瓌就在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的春天，率领大军十万，进攻武川镇，西向沃野镇，义军频战不利。六月，拔陵渡黄河南移，余众尚二十余万，不幸又受到北魏广阳王元渊率领下的政府军的夹击。由于军事上的失利，拔陵无法掩护六镇兵民全部后撤，以致六镇兵民二十余万人都为元渊所截获。这时六镇经过柔然人的袭击，生产组织破坏无余，所谓“六镇荡然，无复蕃捍”(《魏书·高凉王孤传六世孙天穆附传》)。北魏政府便派遣黄门侍郎杨昱把这些六镇降户“分散于定(治卢奴，今河北定州)、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州)、瀛(治赵军都城，今河北河间)三州就食”(《魏书·杨播传弟子昱附传》)。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未因此解决，于是又爆发了河北大起义。
六镇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破六韩拔陵，是自从东汉以来就已加人鲜卑部落结合的匈奴人的后裔4。参加这次起义的将领如别帅卫可孤、王也不卢等，也大都是鲜卑族人。拔陵自公元524年3月 起义到公元525年6月起义失败，共一年零三个月。 起义失败之后，拔陵的下落不明，可能为柔然人所杀。
六镇起义失败后八九个月，即公元526年的4月，怀朔镇(时已改称朔州)民鲜于阿胡(鲜卑化丁零族人)、厍狄丰洛(鲜卑族人)继续据镇起义，这一年的七月，他们还攻下北魏的故都平城。
这一支义军的结果如何，史书也缺乏记载

北魏迁都洛阳后，随之而来的鲜卑族人身份地位急剧下降。在边境防卫失效的情况下，原本拱卫平城的六镇失去了重要性，镇将贪婪无度，导致镇户经济衰退，生活困难。北魏政府还将罪犯和术士充当边防士兵，进一步降低了镇户的地位。贫困的鲜卑族人甚至逃亡到柔然，北魏的军事力量因此大幅削弱，柔然族的进攻愈加频繁。

北魏为了防御北方游牧部族柔然的威胁，在平城北边设立了六个军事据点，即六镇。然而，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和社会封建化的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六镇的防御力量逐渐削弱。孝文帝迁都后，部分鲜卑贵族南迁，六镇的士兵和居民受到压迫，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最终，在孝明帝统治时期，六镇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标志着北魏王朝的内部分裂和衰落。

北魏时期，佛教寺院与封建贵族密切关联，少数僧侣地主掌握大量寺院财产，形成特权阶级。尽管教义规定僧侣应受供养，但大多数僧侣仍需从事生产劳动，受到剥削。法庆领导的冀州起义，揭示了寺院内部的阶级矛盾，并迅速发展壮大，攻城略地，对北魏统治造成震撼。最终，起义虽被镇压，但其影响深远，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

北魏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以僧侣领导的反抗尤为突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农民的反抗并未停止。自公元497年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宣武帝时代的十次起义中有四次由僧侣领导。僧侣利用宗教形式组织农民反抗，试图推翻北魏统治。这表明被压迫的农民试图通过出家逃避苛政。北魏末年的僧侣起义实际上是一种政教武装冲突。

在北魏时期，农民因繁重的赋税和高利贷深陷困境，高利贷利息高达225%，使得许多农民破产。北魏政府虽颁布均田法，但由于经济发展和贫困户的无奈，均田制逐渐被破坏。同时，北魏迁都洛阳后，为巩固防务不断南侵，战事频发，农民被迫服兵役，生活更加艰难。许多农民弃田逃亡，或成为僧侣，或投靠地主，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北魏初期，官吏贪污成风，太武帝时期的大将公孙癸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北魏政权对贪污行为的制裁也十分严厉。孝文帝时期，制度完善，官吏有所忌惮。但到了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政治腐败愈发严重，胡太后与宦官刘腾掌权，官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致使人民生活困苦。这段历史反映了北魏政权从严厉反腐到政治腐败的转变过程，揭示了王朝兴衰的深层原因。

在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爆发了大规模起义，揭示了北魏政治的衰败。自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洛阳成为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虽然洛阳商业曾一度繁荣，但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货币流通受限，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同时，随着鲜卑贵族的奢侈腐化，这一矛盾更加突出。通过洛阳的兴衰，可以窥见北魏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

孝文帝通过采用汉族的门第制度，缓解了胡汉统治阶级之间的隔阂，巩固了北魏的政权。这一制度不仅满足了中原汉世家大族的阶级要求，还使得北魏政权代表了胡汉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然而，尽管门第制度在巩固统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北魏最终还是在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中崩溃。无论孝文帝如何强化政治机器，北魏的灭亡命运终究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