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农民起义浩大，触发源于王谢大族与东晋政府的剧烈矛盾累积。孙恩利用庶民的不满与五斗米教的支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挑起反旗，用一场攻克丧虞的起义动摇了当权派的根基。东晋如何应对？农民的命运又将如何？我们借历史的镜鉴深入探讨。
武帝时，有钱塘人杜子恭传教授徒。琅邪大族孙氏，“世奉五斗米道”(《晋书·孙恩传》),孙氏南渡以后，至孙恩叔父孙泰又师事杜子恭，子恭死，泰继子恭为道首。道教的教义本身并不含有反抗黑暗统治的企图，不过在缺乏经济联系的封建社会里，它却是联络农民发动革命的较好工具。孙泰就是借宗教去联络农民群众的，《晋书·孙恩传》称“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孙泰固然出身大族，但他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东晋政府对他的怀疑，于是把他流放到广州，当时东晋统治阶级上层也有不少信奉五斗米道。孙泰到了广州以后，被广州刺史王怀之暂任为代理郁林(郡治布山，今广西贵港东)太守(公元393-394年)。不久东晋政府又把他召回来，任命为徐州主簿， 迁新安太守。王恭举兵，孙泰以讨恭为名，私合兵众，得数千人， “三吴士庶多从之”。东晋政府害怕孙泰作乱，司马道子父子便诱斩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入海岛。
孙泰的信徒，听说孙泰被杀，不肯相信是真的，都以为孙泰好像蝉一样蜕壳成仙--“蝉蜕登仙”。他们纷纷给逃亡海岛的孙恩馈送资财。这样，孙恩就在海岛上团聚了一百多个决心反晋的伙伴。
公元399年，东晋政府下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一时激起浙东依附农民普遍骚动，孙恩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中，带了一百多人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杀上虞令，袭破会稽，人数发展到好几万。“于是会稽谢鋮、吴郡陆瓌、吴兴丘尪、 义兴许允之、临海(郡治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周胄、永嘉(郡治永宁，今浙江温州市)张永及东阳(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新安(郡治始新，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旬日之中， 众数十万”，“能内诸县，处处蜂起”(《晋书·孙恩传》.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乌程令夏侯愔等被杀，吴国内史恒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纷纷放弃。

公元397年，王恭(这时他又成为皇帝的舅父)从京口举兵， 以诛王国宝为借口；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与恭相应。东晋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来是为了拱卫首都、充实长江下游力量的，现在北府兵在王恭统率下反而联络荆州军来对抗中央，司马道子自然无法抵御，只得把王国宝、王绪等杀死，请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子，时在荆州)等起兵响应，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区)相杨佺期率舟师为前锋，沿江东下。司马道子以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兵抵御。那时王恭以北府将领刘牢之为前锋，元显派人往说牢之倒向中央，答应事成后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刘牢之倒戈袭击王恭，王恭兵败而死。殷仲堪、桓玄等闻恭被杀，仓皇退走，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为盟主。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杨佺期，据有荆州上游，东晋以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州江州刺史。桓氏世镇荆楚，故旧甚多，因此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 (《晋书·桓玄传》)。
元显自击破王恭以后，又用手段把扬州刺史的职位攘夺到手，同时他又总录尚书事，当时称“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道子昏醉多病，“政无大小，一委元显”，由是“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中央大权实际操在元显一人手中。
元显考虑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来指挥的新军。因为当时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身或父祖本来是奴隶，而已获得放免公元397年，王恭(这时他又成为皇帝的舅父)从京口举兵， 以诛王国宝为借口；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与恭相应。东晋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来是为了拱卫首都、充实长江下游力量的，现在北府兵在王恭统率下反而联络荆州军来对抗中央，司马道子自然无法抵御，只得把王国宝、王绪等杀死，请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子，时在荆州)等起兵响应，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区)相杨佺期率舟师为前锋，沿江东下。司马道子以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兵抵御。那时王恭以北府将领刘牢之为前锋，元显派人往说牢之倒向中央，答应事成后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刘牢之倒戈袭击王恭，王恭兵败而死。殷仲堪、桓玄等闻恭被杀，仓皇退走，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为盟主。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杨佺期，据有荆州上游，东晋以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州江州刺史。桓氏世镇荆楚，故旧甚多，因此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 (《晋书·桓玄传》)。
元显自击破王恭以后，又用手段把扬州刺史的职位攘夺到手，同时他又总录尚书事，当时称“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道子昏醉多病，“政无大小，一委元显”，由是“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中央大权实际操在元显一人手中。
元显考虑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来指挥的新军。因为当时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身或父祖本来是奴隶，

北府兵与荆扬内争桓温死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幼，世族大地主陈郡谢安当国，桓氏让出了扬州，由桓温弟桓豁、桓冲相继出任荆州都督，继续掌握上游大权。桓冲不像桓温那样野心大，不十分干涉下游的事权，因此，荆、扬之间的矛盾，又暂时缓和了下来。
桓温因为集中在今镇江、常州一带的当时北来侨民--南徐州、南兖州侨户，“人多劲悍”，在土断之后，就有把他们编成一支新军的计划，可是计划还没实施，桓温病死。谢安继温当国， 为了充实长江下游的军事力量以拱卫首都、抗衡上游起见，就筹募成立这支新军。公元377年，东晋政府任命谢安兄子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谢玄又把南兖州的军府，从京口移到广陵。南徐、南充两州侨户，纷纷应募人伍，彭城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晋书·刘牢之传》。这一支新军，经过七年以上的长期训练，成为一支精悍能战的军队，号为北府兵(当时称京口为北府)2。北府兵的兴起，它不但成为长江下游的主要军事力量，改变了荆、扬的形势；而且在淝水会战中，在江、淮以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苻秦南侵的百万大军，把江南从苻秦的铁骑下抢救出来。
淝水战后，东晋的统治阶级满足于偏安的局面，没有恢复失地的要求和决心，以致不能扩大战果，乘胜逐北，收复中原。

“土断”--原先局限于北方流亡南下的异客，在东晋与南朝时期面临实际行政管理上的重新分类，通过颜色区分户籍，旨在加强政府的统一剥削。户籍制度的多次改变引发了行政区划混乱及民间抵抗，它如何塑造了古代人民的命运与生活？史料中掩藏着哪些丧失与重组的社会图景？我们锲而不舍地探索那时代背后最真实的声音。

香民原箱地区的地方机构侨州郡。《隋书·食货志》所谓: “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 皆取旧壤之名，侨我那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只要注籍侨州郡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担，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侨州郡人民，作出这一规定，不仅仅对延长侨州郡人民编户农民破产时期的到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像怒潮似地涌向江南，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同时，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馆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者然。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因此，他们也必会提出:琅邪(或陈郡)“既是望邦， 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了0。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 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1,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其后侨置纷繁，以长江下游而言，在东晋渡江之初，由于从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侨民较多，所以东晋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内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后迁往江北之广陵)，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立南豫州等州一级的机构；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达江南的侨民，人数较少，就不设立州一级的机构，而只是在大江南北侨置幽、冀诸州的郡级或县级的机构，并把它们拨给南徐、南兖、南青等州来管辖，这样，以南徐州一州而论，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到了后来，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论，在当时就设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的流寓郡县， 真是搞得“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如沈约《宋书》诸志总序所说: “自戎狄内附，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徒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于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徒”，“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版籍(户口册)为之浑淆，职方(掌管疆域图籍的政府机构)所不能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县仍然未改； 一方面北来侨民，已因从事生产而有安定的生活。到这时候，东晋、南朝的统治者，认为过去优待侨州郡人民而作出的优复等等办法，已消失其曾经有过的意义。为了政府的“财阜国丰”(《宋书·武帝纪》)计，为了“京口”的“兵可用”计，自然有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土断”，取消优复等等优待办法之必要了。

谭骧教授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之户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的编户齐民)之约数，自永嘉截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编户齐民)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当西晋太康之初，北方诸州及徐州之准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见《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而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强。换言之，亦即晋永嘉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徒至南方。结果使东晋、南朝所辖境域内，其政府编户齐民中六分之五为本土旧民，六分之一为北来侨民。
南渡民户，以侨寓今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侨寓今山东者约二十一万，侨寓今安徽者约十七万，侨寓今四川及陕南之汉中者约十五万，侨寓今湖北者约六万，侨寓今河南者约三万，侨寓今江西湖南者约各一万余。
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今江苏者即有二十六万人。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几占有全省侨寓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九。南徐州内侨旧人口合计为晓河，当体。以流学及之
四十二万余，若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则比旧有人口多二万余人。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上面的侨寓人口统计数字，只是指政府的编户齐民而言。北来的世家大族在过江之后，为了统治人民，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同时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别墅。在流离混乱之中，世家大族竭力吸收部曲、佃客以增加自己的剥削对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大族以图获得耕种的土地，于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荫庇而形成的一种中古庄园形态，也更加发展起来。《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南史·齐本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9,如山遐为余姚令，“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到县八旬，出口万余”(《晋书·山涛传孙遐附传》),可见当时世家大族荫庇户口数目之多。荫附的人户，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从此成为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佃客、部曲，他们的人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因此，上面侨民的数目，也不过是一个约数，其移民的实在数字，可能还要超过可以算出的侨寓人口的总数。
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移，因此唐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冲，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说法。

偶然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本来“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顾而辞”(《南齐书·王融传》),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江南广阔而肥沃的耕地的垦辟，也是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
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满荆、湘一带外，此外可以分作七个时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2。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1。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3。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1。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8。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据谭其骧教授的统计(见《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15 期)，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北部的扬州市及淮阴一带，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东地区及苏北移民

公元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公元369年，兼徐、兖二州刺史，荆、扬两镇，由温一身兼任。温企图利用北伐获得胜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因此决定北伐前燕。这年四月，桓温统率步骑五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六月，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由于这年夏季气候亢旱，水位低落，如果运输粮食给养的航道不能畅通，五万人的大军是无法北进的。因此桓温驻兵金乡，遣冠军将军毛宝生“凿巨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别名清水)"(《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为我国的河流大都由西向东，而当时行军需要，必须开凿一条由南向北的航道出来。《水经·济水注》里称这条桓温所开的航道为“桓公渎”。本来这里有一条久已淤塞的河道叫“洪水”，桓公渎就是利用洪水旧道重新加工浚凿，把泗水和巨野泽接通，再通过巨野泽的东北角和清水相连接。桓温还嫌清水的水源不旺，因此他进一步把汶水引人清水1，然后使军用舰只可以由清水驶人黄河。这条桓公渎虽然开凿成了，可是在北方，秋冬之际雨水稀少，水位骤落，航道涩滞，这一条新凿的运河以后能否畅通无阻，仍存在着严重问题。桓温的谋士郗超曾为此事向桓温慎重提出:“清水人河，难以通运，若寇(指前燕)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指前燕)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郗超指出秋冬之际，水更涩滞，粮运困难，因此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今年顿兵河、济，积蓄粮食，到明年再进兵；一个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战。而桓温认为第一个方案太迟缓，使前燕有了准备时间；第二个方案，直扑邺城，一决胜负，又太冒险。所以都没有采纳。
桓温亲率水军自清水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东阿东北)入黄，舳舻数百里，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另外派遣建威将军檀玄自陆路进军，在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南)击溃了前燕征讨大都督下邳王慕容厉的二万军队。前锋邓遐、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击败了燕将傅颜的军队，军事形势的发展对东晋非常有利。枋头离前燕国都邺城只有二百里地，前燕君臣恐慌异常，一面向苻秦王朝求救，希望苻秦从洛阳出兵侧击，牵制晋军北进；一面作好出奔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准备。同时改派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兵五万抵御晋军。
恒温七月间到达枋头，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欲务持重”，不敢直趋邺城。到了这年九月，北方继续缺水，桓公渎水位低落，接近干涸，不能利用了。桓温在进兵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兵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直趋荥阳(今河南荥阳)，想叫他打开荥阳的石门(即汴口)1,把黄河水引进蒗荡渠下注汴渠，以沟通准、泗水运，使水军能由这一条水道，退回淮上。袁真虽然攻克了谯、梁，却不敢进兵荥阳，打不开石门。慕容垂又命其弟范阳王慕容德率领精骑一万五千，加强了石门的防御力量，袁真更难完成夺取荥阳、打开石门这个战略任务了。桓温悬军深人，粮储已竭，只得退兵。退兵时因无法走水道由河人蒗荡渠，由渠人汴，只好焚毁船舰，丢弃辎重兵器，自陆路由东燕县(今河南延津东北三十五里，当时在黄河南岸)经仓垣(今河南开封市东北)，步行七百余里，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西)。慕容垂率骑兵八千跟踪追击，慕容德先伏劲骑四千于襄邑东润中，与垂夹击晋军，晋军大败，损失了三万多人。东晋收复的淮水以北的失地，重又丧失。
恒温北伐的失败，正如前燕谋臣申胤所预料的:“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可见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荆、扬之争的持续和扩大，牵制着桓温，甚至破坏桓温的北伐，成为他北伐不能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当然，桓温本身的弱点---企图在胜利以后做皇帝，也使他的北伐事业受到不利的影响。不过桓温的三次北伐，给予氏族、羌族、鲜卑族的统治者一定的打击，在客观上并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多少符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愿望。
枋头败后，桓温为了挽救自身威望的低落，于公元371年废皇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这时桓温已经六十岁了。翌年，司马昱病死，昱子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温业已有病，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宰相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故意拖延，拖上九个月，桓温等不到荣典颁发，就病死，东晋王朝又拖长了四十多年。

中桓温在这时想乘机北伐，儿几次上表朝廷讨论进兵事宜，朝廷恐桓温北伐成功，更无法控制，故意把桓温的建议搁置不复。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浃以寿春(今安徽寿县)降晋。东晋政府就派徐兖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讨大都督，率众三万北伐，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河朔士庶，归附者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求援于褚裒”(《晋书·外戚·褚裒传》),真是“晋之遗黎，鹄立南望”，殷切期待晋兵的渡河。可是褚裒懦怯，非将帅之才，一战而败，便退屯广陵。当时河北有遗民二十万人，渡河欲来归附，因晋兵已经撤退，他们遭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杀掠，死亡殆尽。准水、汉水以北，黄河以南，一度在名义上尽成晋土12。可是东晋的北伐之师，却并未再出。公元351年，桓温不等朝廷命令，声称北讨，率领大军顺流而下，到达武昌，宰辅会稽王司马昱苦苦劝阻，温只得作罢。东晋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务交给扬州刺史殷浩。浩于是统兵北上。殷浩是个书生，只能清谈玄学，并无实战经验。公元353年，殷浩自寿春率众七万北伐，以羌族酋长姚襄(姚苌兄)为前锋，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中途倒戈，袭击浩军，浩丢弃辎重，狼狈逃走，士卒死伤万余人。东晋的世家大族本来就不主张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导从子)便主张不但应该放弃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03。东晋政府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只得把司州拨归桓温来节制，也就是说把收复河南的任务交给桓温来负责。温上表弹劾殷浩，殷浩被罢免，这时谁也不能阻止桓温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取道襄阳，出浙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进攻关中，于峣柳(今陕西蓝田)连败秦主苻健的军队，兵锋直达长安东面的霸上。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日:‘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在关中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晋军才能取得胜利，迫使苻健退保长安，深沟自固，不敢交战。桓温来时，由于运输上困难，没有能够多带粮食，当时估计春麦已熟，可割取以为军粮，不料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晋军在给养上遭遇到严重困难，是年九月，温只得退兵。
公元356年，逗留在河南许昌一带的羌族酋长姚襄，进攻洛阳，桓温自江陵北伐，把姚襄击溃，襄西走关中，为秦主苻生所杀。桓温在收复洛阳以后，建议政府还都洛阳，并主张把永嘉以来播流江南的北人，全部北徙河南1。那时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他们已在江东置立庄园，自然不愿北迁，对桓温的建议，纷纷提出异议，复都洛阳之议，就此作罢。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拟任命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尚书仆射琅邪王彪之认为“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东晋豫州刺史镇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称豫州为西藩)，非深根固蒂之宜”"(《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附传》),于是朝廷任命吴兴太守陈郡谢万(谢安弟)为豫州刺史。公元359年，万受命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北征，县因病退屯彭城，万误认为是前燕大军压境，仓皇下令兵，军遂溃散，万单骑逃归，于是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相次为前燕慕容氏所攻没；公元365年，洛阳又告失守。

桓温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死后，陶侃坐镇荆楚，都督八州(荆、江、雍、交、广、宁、梁、益)，史称其“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镇武昌，而王导以丞相居中辅政。“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日:‘元规(亮字元规)尘污人。”(《晋书·王导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死，亮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荆、扬之争，暂得消弭。亮死，弟翼继督荆州。翼大佃积谷，发奴为兵，有意北伐，以众意不同而止。永和元年(公元345 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东晋政府乃以桓温继翼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事权，遂集中于桓温一人之身。明年春，司马睿少子司马昱又以会稽王居中辅政，于是荆、扬之间，复形成分争对立之局。
桓温，谁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镇)人。父彝，渡江后仕至散骑常侍、宣城内史，死于苏峻之乱。温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代庾翼镇荆州。
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同时他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这时，蜀李氏的成汉政权已日趋衰乱，在“取乱侮亡”的策略指导下，桓温欲进兵灭蜀。温以公元345年任荆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辎重于彭模(今四川彭山)，亲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势战败投降。平蜀之后，温声望极高。当时中原的情况:公元349年正月，梁犊起义于雍城，众至十万，东出潼关，犊失败，始平人马勗继续起义，中原的石赵政权开始动摇。四月，石虎忧怖病死。五月后，石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恶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为兄石遵所杀；遵立百八十三日，为兄石鉴所杀；鉴立百三日，为冉闵所杀；闵尽灭石氏、诛胡羯，胡羯死者二十余万人。公元350年，徒河鲜卑慕容儁率众南下；至公元352年，灭冉闵。自公元349-352年这三年间，北方再度大混乱，于是“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1，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无复耕者”(《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