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长广掖(今山东莱州)人。“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薄。年十八，举孝廉。”(《晋书·苏峻传》)中原战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被推为坞主。后率数百家泛海南奔，仕东晋，以破王敦、沈充功，为历阳内史，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东晋政权寄以江外(时称江北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马衍(成帝)继位，年幼，王导与外戚世族大地主颍川庾亮辅政。亮以苏峻骄恣，欲夺峻兵，因而内调峻任大司农。公元327年，峻与豫州刺史祖约(祖逖弟，逖死，约领逖之众)合谋，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南渡长江。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转战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又攻陷宣城，声势日盛。峻攻建康时，“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城破之后，又“纵兵大掠”，这时东晋政府的大库内尚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被峻全数掠去。
东晋的边防，上游在荆、襄，下游在淮南，赵宋时李纲所谓“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宋史·李纲传》)。现在淮南的方镇既然举兵对抗中央，唯有倚赖荆楚的力量来戡定叛乱。于是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东下，消灭苏峻，收复建康(公元329年)。祖约与苏峻举兵时，石勒派大军进攻祖约根据地，约军溃散，约逃奔历阳。及苏峻失败，约又率亲信数百人投奔石勒。石勒鄙薄祖约的为人，将约及其亲属百余人，全都杀死。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经过几次火并，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也把江东搞得积弱不堪。除非在万不得已时，他们不愿意把兵锋转而北向，有时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打算，甚至不惜采取阻碍恢复中原的行动。以后桓温的北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了挫折。

东晋、南朝的经济军事重心，就地区而论，主要是在荆、扬二州，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王敦的跋扈与叛乱，是荆、扬之争的序幕。
敦，王览之孙，妻司马炎女襄城公主。西晋怀帝时王衍荐之于东海王司马越，越用为青州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司马睿“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导等，同心翼戴”(《晋书·王敦传》)。敦任统帅，经营上游，杜弢灭后，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王敦既掌握了上游军队，逐渐威胁中央。司马睿以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暗中作了一番军事布置:首先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准阴西南)，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是防御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举兵，攻下建康(时因避西晋愍帝司马邺讳，已改建邺为建康)，杀戴渊、周凯、刁协，刘隗逃奔石勒。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元帝司马睿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敦又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讨伐王敦。敦以兄含为元帅，率众三万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军遂溃。敦无子，以兄含子王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含父子于长江，敦余党悉平。
王敦虽死，王含虽败，而琅邪王氏，如王导即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后为江州刺史，导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之后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仍然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
王敦跋扈上游的威胁刚解除，历阳(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

东晋政权的建立，由于获得江东世家大族之拥护而更加巩固，但是当江东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装力量无限发展，威胁到东晋政权的存在时，那么，它就会回过头来打击江东世家大族如周札、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东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还能起一定的支持作用，那么也必然会迫使北来的世家大族作出适当的让步。同样的道理，当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严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时，江东世家大族也还能与北来世家大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政权；假如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不但不肯发挥支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甚至会不惜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东晋政权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迅速解决。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就转而去开发东土--浙、闽，这就是说为了避免南北两大地主集团间的经济冲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着重向东土发展经济势力，不要尽在太湖流域一带求田问舍，江东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经济利益，是应该尊重而照顾的，这样，南北两大地主集团的关系才会好转。而这时在会稽一带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谢四姓？，他们的势力，远不及太湖地区吴郡的顾、陆、朱、张以及吴兴的丘、沈诸族。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从此，南北两大地主集团之间，便从地域上划分开各自的经济势力范围，从而两者间激化着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这样，两大地主集团此后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共同维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东世家大族虽然经过一定的斗争过程，使得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但是在参加政权领导工作方面，无论在东晋抑或宋、齐、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来，还是相形见绌。《南齐书·张绪传》称:“张绪.....吴郡吴人也。......太祖(萧道成)....欲用绪为尚书]右仆射，以问王俭(王导五世孙)。俭日:‘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日:....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日:‘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南齐书·沈文季传》:“世祖(萧赜)谓文季日:‘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日:‘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远不及北人，故南齐时，丘灵鞠(吴兴乌程人)曾恨恨地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
在这里还应该补充几句话，南北两大地主集团间固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怎样占夺劳动者的土地，怎样对依附农民进行更厉害的剥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却完全是一致的。

02:01 司马睿驾驭吴人、喧宾夺主的行为引起了江东四家大族的不满
04:03 周协的武装叛变彻底失败：江南大族的威胁与策略
06:05 沈冲与无心的勾结：东晋政权下的死党之路
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 “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一百个世家大族，他们带着自己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到达江东以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江南的膏壤沃野，自东吴以来，久为江东世家大族所据有，北来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带发展，必然会损害到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那就毫无疑问地要遭受到江东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这样，南北世家大族间的矛盾，就逐渐发展，东晋新政权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东晋新政权是以北来的世家大族为主要支柱的，在东晋政权中，北来的世家大族，特别占优势。这也使两大地主集团间除了在经济上的矛盾无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现为南北地域上严重的宗派斗争。洛阳丧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纷纷渡江，司马睿尽量争取他们来“佐佑王业”，于是北来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而江东的世家大族，如以后贺循任太常，纪瞻、陆晔为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司马睿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自然更要引起江东世家大族之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马睿在内，不过是流播南下的高级难民，这一点，司马睿在初渡时，也管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篇》)。而今居然“驾御吴人”，喧宾夺主，又怎能不使“吴人颇怨”(《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呢？
“三定江南”的义兴周玘，首先想发动武装政变。事泄，周玘优愤而死；临死对他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吴人谓中州人日“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晋书·周处传子玘附传》)。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地主武装，准备起兵。吴兴徐馥，杀吴兴太守袁琇，聚众数千；孙皓族人孙弼起兵广德(今安徽广德东)；勰族兄周续举兵义兴，均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将奉周勰叔父周札为主。事为周札闻知，札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绝少，就把勰等阴谋告知政府，周勰想发动的武装变乱，至此完全失败。事实上这次叛变是周勰发动的，可是司马睿考虑到义兴周氏在江南的潜势力，暂时还不敢“穷治”其事，表面上对待周勰还是和过去一样。
然而江东世家大族的武装势力对于东晋政权的威胁，发展到像周勰这样举行武装叛变的地步，这使司马睿和北来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他们感到旧的笼络政策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对有武装力量如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等江东世族大地主的态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笼络而变为多方分化，用离间的手段，以达到使江东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当时江东世族地主武装力量较为强大的，要数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而周氏“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晋书·周处传子札附传》),尤为北来世家大族所忌惮。

02:05 北北伐的挑战：以少击重的斗争与东晋政权的无力回天
04:06 司马睿的北伐任务：明帝建兴元年的故事
06:09 东晋内乱时期收复的湿地被石勒攻占
祖逖北伐东晋政权初建立时，匈奴刘聪的势力，才扩张到晋南、豫北和关中一带；羯人石勒南进江汉失败，退而北据襄国，开始经营河北，巴氐李雄时已占有巴蜀，北取汉中，西收宁州(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但除了成汉以外，由于刘、石仇视汉族人民，肆行残杀，激起北方汉族人民的纷起抗敌。中山刘琨以并州都督名义屯晋阳，屡败刘聪R；平阳李矩为乡人推为坞主，以荥阳太守名义，屯新郑(今河南新郑)；东郡魏浚与流民数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坞(今河南洛阳市东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该领其众，以河东太守名义，屯宜阳一泉坞(今河南洛宁东，洛水北岸)，与刘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遗民，自为坞，以河内太守的名义与李矩、魏该相犄角；乞活帅陈午，以五千余人据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与石勒对峙；魏郡邵续，以冀州刺史名义，屯厌次(今山东阳信东南)，与石勒相拒；续女婿广平刘遐，以坞主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二十里)内史，壁于河、济之间。他们不顾力量薄弱，往往以少击众，坚持斗争，如李矩的军队，收复了洛阳，击败了刘聪的大军，使刘聪“愤恚发病而死”。塞外部族如辽西鲜卑段匹䃅、辽东鲜卑慕容廆、代郡鲜卑拓跋犄卢等，也遥奉晋王朝，配合刘琨等和刘、石作战。
以上的形势，对于东晋北伐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同时，那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也还有北伐的可能。可是以司马睿为首的东晋政权却是无意收复北方，惟范阳祖逖，以一军北上。
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洛阳沦没，“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准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因此获得流民的爱戴，被推为“行主”(堡壁的首领为坞主，流徙的首领为行主)。到达泗口以后，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寻征入为军谄祭酒，徒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逖以“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请求司马睿交给他北伐的任务。司马睿乃用逖为豫州刺史，只“给千人廪，布三千匹”(那时政府仓库内有布二十万匹，绢数万匹)，不给兵器，也不给兵士，让祖逖自己招募。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原来随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数百家渡长江，先在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起铁冶，铸造兵器，陆续招募到二千余人，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数出兵邀击石勒，“勒镇戍归附者甚多”，北方的抗战将领如赵
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以前互相攻击，很不团结，到这时皆愿受逖指挥。“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来信请求互市，邀不勒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黄河北岸坞壁间的人民，对祖逖也都十分支持，只要石勒方面一有军事性的行动，他们立刻把情况报告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备，结果“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北方的局面打开，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向河北推进，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大大尖锐起来。当时王敦同司马睿对抗，内乱势将爆发。东晋政府派大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坐镇合肥，来防备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渊的节制。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于雍丘”(《晋书·祖逖传》)。逖死(公元321年)，东晋内乱旋起，不久，祖逖收复的失地自淮水、汉水以北，又悉为石勒所攻占。

02:01 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维护本阶层利益、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是关键
04:03 世家豪主占江南万顷江湖，百姓拳头不加，东晋政府未干预
司马睿移镇建邺之初，江东世家大族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本来就瞧不起外来的一群“伧父”，对坐镇建邺的琅邪王、安东将军司马睿同样不够重视，经过一个多月，司马睿竟没有能够和江东的世族地主取得联系。王导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乃在三月三日上已那天，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王敦、王导以及北方流亡南下的世族大地主皆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江东世家大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后要拥戴的江东之主，于是如“江南之望”的纪瞻、顾荣，见到这种形势，就相率拜睿于道左。王导也就想笼络具有代表性的江东世家大族顾荣、贺循，再通过他们的关系，使整个江东世族地主集团逐渐向司马睿靠拢，乃进策于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便请王导代表他去拜访顾荣、贺循。恰好这时江南一带经过三次“变乱”，江东世家大族也感觉到如果要维护住本阶层的利益，有必要建立一个和自己利害基本上一致，并且真正能够代表门阀专政的政权，而司马睿所要组织的江东新政权，正是这样的政权。因此，顾荣、贺循一经王导拉拢，就应命而至，史称“由是吴、会风靡......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 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司马睿除了已取得北来世家大族的翼戴之外，再通过王导的拉拢，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又获得江东世家大族的拥护，东晋王朝成立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公元317年，司马睿得到愍帝被俘的消息，先称晋王:翌年，改称皇帝(史称元
帝)，东晋王朝于是创建起来了。
由于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支持下出现的，东晋政权是西晋政权之再版，因此就决定了东晋政权的性质。“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东晋内政的基本方针。东晋初年，“偷石头(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晋书·庾亮传弟翼附传》)。“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初学记》卷20引晋元帝时廷尉卫展陈谚言表)的说法。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太平御览》卷834引王胡之与庾安西笺)，东晋政府也并没有加以干涉。明白了东晋政权的性质，我们对于这些情况，也就会认为是门阀专政的必然的结果，而不以为怪了。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伷的孙子，嗣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觐早死，睿袭封琅邪王。司马睿的封地邻接司马越的封地。在八王混战时期，司马睿一直在司马越卵翼之下，成为司马越的忠实党羽。司马越率军北上，参与宗室混战，就把自已后方军事根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交给司马睿去镇守。其后，北方的局势日见恶化，而下邳又是一个“四战之地”，不易守御，于是司马睿请求司马越，把根据地从下邳移到长江之南的建邺，司马越正有从北方失守退守江南的打算，自然同意司马睿的请求。于是由西晋政府下令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令其移镇建邺；不多时，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他便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司马睿的移镇建邺，是在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王澄出任荆州都督，是在同年十一月；王敦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是在永嘉三年三月，由此可见，在洛阳实际上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太尉王衍，他们在那时已经开始布置好南渡的准备工作了。
其后洛阳饥困危急，司马越率领西晋的主力军十余万人与王衍等退守许昌。永嘉五年三月，越在行军途中病死；众推王衍为元帅，想护送司马越柩还葬东海(治郯，今山东郯城北)。四月，王衍等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宁平城(在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遭石勒军围攻，全军覆没。同年六月，洛阳亦失守，怀帝被刘聪所俘。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又陷落，愍帝被俘，北方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灭。公元317年，司马睿也就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来了。
司马睿为琅邪王时，就和王衍的族弟、王敦的从弟王导(太保王祥弟王览之孙)“素相亲善”，王导对司马睿也是“倾心推奉”(《晋书·王导传》。东晋政权的建立，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王导任宰辅，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上游重镇，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太平御览》卷495引《晋中兴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句话，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有了世家大族的相率渡江，而后司马睿能在长江以南重建政权。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柱既是世家大族，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到达江南以后，东晋政府除了“收其贤人君子”(《晋书·王导传》)与之共图国事以外，还对其家族照顾备至。如太原王佑子王峤，携二弟渡江避难，既到建邺，司马睿就下诏日:“王佑三息(子)始至，名德之胄......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晋书·王湛传族孙峤附传》)可见东晋政府对于流离南下的世家大族，照顾得是无微不至的。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与东晋王朝的建立西晋在八王混战后，接着王弥、石勒起兵，匈奴攻逼，搞得“中原萧条，白骨涂地”。东汉末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坞垒堡壁，至此普遍出现于西晋王朝的废墟上。如阳翟(今河南禹州)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晋书·孝友·庾衮传》),缮治兵器，部勒部曲，敌人围逼三次，都不敢进攻而退。这种坞垒堡壁的初起，固然是一种共同保护生命财产的自卫组织，但是由于平民和自耕农向它依附，以求得到庇护，依附的农民又大都是在坞垒堡壁武装势力所能防御的附近土地上进行生产，以其剩余生产品贡献于坞主乡豪，于是坞主乡豪遂成为大的封建主，而依附的农民亦沦落为坞主乡豪的部曲、佃客，这样也就是更强化了封建的隶属关系。
由于少数民族贵族武装势力日益发展，北方的局势日益恶化，掌握坞垒堡壁领导权的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就在军事上作出有计划的移动。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凉州刺史张轨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如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东北)人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鉴后仕东晋，官至太尉。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晋书·儒林·徐邈传》)。那时北方“亡官失守”的世族大地主很多求官吴越，如颍川(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庾琛(衮弟)出任会稽太守，琅邪(治开，今山东临沂北)王澄、王敦分任荆、扬二州刺史5，真是纷纷渡江，切实掌握了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据点，作好洛阳丧失后撤退江南的准备。
王澄是王衍之弟，王敦是王衍之族弟。琅邪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冠冕盛门，祥族孙王衍又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是中朝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看清了北方局势，所以有这一些布置。这时掌握西晋政府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自然也早有筹划，预先在江南培植好自己的势力，作为自己以后的退步，琅邪王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
Zl了品琅邪王司

第五章东晋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
从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前后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东晋建国到孙恩领导农民起义为止(公元317- 404年)。在这一个阶段里，北方流亡南下的劳动人民和江南的土著居民开始汇合，他们一边辛勤地开发江南，一边坚持进行北伐。在坚持生产斗争和民族斗争同时，他们还和统治阶级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第二个阶段，从晋末刘裕秉国到陈亡(公元405-589年)。在这个阶段开始，由于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世族专政的统治，从而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巨大发展。但是，江南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以后，地主阶级集积了大量财富，人民的生活却没有改善，世家大族在富裕生活中日益腐化了，他们终于招致了侯景之乱，给江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陈的统时代，不仅疆域比前狭小，就是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也不如侯景乱梁以前那么迅速了。
第一节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与东晋王朝的建立
江东世族地主的“三定江南”江东的世家大族自东吴灭亡(公元280年)后，并不因东吴政权的消灭而随着消灭；他们的庄园，仍旧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们的庄园之内，仍旧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他们的经济基础，一点也没有动摇。固然，北方的人士从某一角度看来，认为西晋政权笼络江东世家大族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1，江东世家大族出仕中朝--在洛阳任大官的人还不够多2。可是江东世家大族在江南的潜在势力与社会地位，依然有举足轻重之势，江东世家大族的武装组织，仍然是镇压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的主要力量。
所以以周玘为代表的江东世族大地主，能够“三定江南”。什么是周玘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长江、沔水之间，曾爆发了张昌为首的农民起义，农民军的一支在石冰的统率下，攻下扬州，进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临淮(郡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民封云起兵响应，也袭破了徐州，起义军一时声势浩大。虽然是年八月，张昌在江夏战败，而石冰、封云所统率的起义军却仍继续在扬、徐一带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江东世族大地主义兴(今江苏宜兴)周玘(祖父鲂，东吴鄱阳太守；父处，西晋御史中丞)联络“江东人士”，推“东吴四姓”之首的吴郡顾祕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3，动员江东世家大族的地主武装，配合政府军，攻击农民起义军。公元304年四月，石冰战败，奔江北，投封云，云部下杀冰，云降。在石冰领导下的扬、徐二州农民起义，就这样地在江东世族大地主镇压之下结束。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晋灭吴以后，“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晋书·陈敏传》),西晋政府任命仓部令史庐江陈敏为合肥度支(后迁广陵度支)，令其督运江淮漕米。敏后以功迁广陵相，转右将军。时中原战乱，公元305年，敏收兵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扬州刺史。乃南略江州，“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晋书·陈敏传》),自称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他想拉拢江东世家大族来建立割据江东的新政权，任命“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1。但是这些江东的世家大族地主们，却以为陈敏出身寒微，“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晋书·陈敏传》，不甘心拥戴他做江东之主。当西晋政府派兵讨伐陈敏之际，江东世家大族以周玘、顾荣、甘卓为首，起兵响应政府，攻杀陈敏。这就是“再定江南”。
当陈敏想割据江东之时，吴兴人钱珍起兵讨敏，敏破，西晋东海王司马越任命钱玲为建武将军，令率其部众救援洛阳。狯至广陵，闻刘聪攻逼洛阳，惧不敢进，遂自广陵举兵，杀西晋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粮仓)，公元310年，自称西平大将军、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进攻义兴。周玘又联合了乡里地主武装，
击灭钱狯。这就是“三定江南”。有了周玘“三定江南”，换句话说，有了江东世家大族镇压农
民起义、消灭割据势力，从而稳定了江东的政局，而后东晋政权，才有在江东扎根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