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馀是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古老部族。这个部族的政治中心，大概在今天的吉林省农安附近。东汉时，这个部族地方二千余里，北起今天黑龙江双城，南至辽宁昌图，包括今天的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等地。有一条大河贯穿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松花江，当时称之为弱水。这条水发源于长白山，从东南流向西北，它会合嫩江以后，才折而转向东北。凡是东南流向西北的水，在我国都会蒙上弱水这个名称，所以松花江在和嫩江会合之，也获得弱水这个名称。这一辽阔地区，“虽多山陵广泽”， 但土地平敞，灌溉便利，“宜五谷”，“善养牲。出名马、赤玉、貂次、美珠，珠大者如酸枣”(《三国志·魏志·夫馀传》)。
夫馀国的王族，并不是夫馀的土著，他们的第一代国王东明，据神话传说，是北方索离国王的孽子，因为索离国王要杀他， 他逃至施掩水(今黑龙江)，“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三国志· 魏志·夫馀传》注引《魏略》),东明因此南王夫馀之地。夫馀的
后王，据说都是东明王的后裔。
夫徐部落，有“户八万”，是个土著的部族。和西边的近邻鲜卑游牧部落专事掠夺恰恰相反，夫馀部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风俗谨厚，不事寇钞。“国有君王”，君王以下，“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诸加权力大的，“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战争的时候，诸加官径自在各地作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贵族死了，“杀人殉葬，多者百数”。 “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有宫室、仓库、牢狱”；“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三国志·魏志· 夫馀传》)夫馀是早期奴隶制国家，它虽然有真性王了，但还没有出现绝对的王权。“旧夫馀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国王随时会被废黜甚至杀害，可见王权并不怎样强大。
夫馀王以腊月祭天，这一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日迎鼓”。发生了战争，也要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人民都爱好音乐，走路时，一路走，一路歌唱，“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三国志·魏志·夫馀传》)。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夫馀王遣使聘汉， 光武帝赠以中原方物，“于是命岁通”(《后汉书·夫 馀传》)。 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夫馀王遣嗣子尉仇台亲诣洛阳，安帝赠送尉仇台印绶和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夫馀王亲至洛阳朝贡，顺帝命作黄门鼓吹、角抵戏来欢迎他。桓帝、 灵帝时，夫馀王再次遣使聘汉。由于夫 馀是东北受汉族文化较深的国家，因此汉王朝也对夫馀王特别优待，规定夫.馀王死后， 和汉朝皇帝或汉宗室诸王一样，可以“葬用玉匣”。汉王朝预先在玄菟郡(汉末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沈阳附近)存放了一套金缕玉衣或银缕玉衣，夫馀王死了，就由地方官派专人把金缕玉衣或银缕玉衣送往夫馀国都。三国时，公孙度据有辽东，他为了西面牵制徒河鲜卑的势力，东南面牵制高句丽的势力，和夫馀王族表示亲善，曾把宗女嫁给夫馀王，结为婚姻，两个地方政权关系密切。
西晋时，徒河鲜卑慕容氏崛起，开始侵略邻部。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慕容廆袭破夫馀国都，夫馀王依虑兵败自杀，依虑子夫馀后王依罗逃往沃沮。西晋武帝命护东夷都尉何龛出兵援助依罗，收复夫馀故地。但经过这次战争，夫馀的国力大大地削弱了，夫馀的人民经常被徒河鲜卑慕容氏贵族掠为奴婢，转卖到其他部族里去。
北朝时期，夫馀王国和北魏王朝还是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公元457年)，夫馀王派遣使节到达北魏都城平城访问，并馈赠方物。这时夫馀王国在进一步削弱下去。北魏宣武帝正始(公元504至507年)中，据高句丽使臣芮悉弗向宣武帝作口头报告，提到“夫馀为勿吉所逐”(见《北史·高丽传》),说明夫馀确实已经衰亡了。
代夫馀王国而起，据有夫馀故地北部的是豆莫娄部落。它和夫馀王国一样，地方二千余里，所不同者，它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北推移，以避免南面高句丽王国加给它的军事威胁，所以中国史上仍称它为“北夫馀”。豆莫类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基本继承夫馀王国，没有多大变化。

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从公元317年起，到公元581年止，匈奴、羯、氐、羌、卢水胡、鲜卑人先后入主中原，有两个半世纪以上，至隋文帝杨坚即位，黄河流域的统治权才又重新回到汉族地主的手中。当拓跋部进兵中原的时候，鲜卑族的人口本不多，它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也较落后，因此，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权起见，无论对内镇压还是对外征服，都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强迫汉族农民来供他们奴役。起初，鲜卑的统治阶级还警惕着， 它将政权的主要部分和军事的主要力量都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权方面，所谓“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大酋；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北宋刘攽等《魏书·目录叙》)。 军队中，起初由鲜卑族人构成全部军队，汉族农民只是“服勤农桑，以供军国”16,即使以后驱蹙汉族农民作战，也只充步兵，骑兵均由鲜卑人来担任，鲜卑人构成当时军队中的基本力量。随着他们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鲜卑族内部急遽的分化，大部分鲜卑人都沦落到被封建隶属的人群里去了，宇文泰筹组府兵，兵农的身份固然有所提高，但是终究不能挽回这一颓势。这样，军事力量自不得不依靠汉族农民来补充，从北周武帝宇文邕起，府兵在均田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起来，这一事实也反映了这时汉族农民已经构成为府兵中的主要力量了。另一方面，汉族地主在政权中的势力，也必然会随着鲜卑族封建化加深而更加重要起来，这样，久而久之，鲜卑族的统治权，逐渐从鲜卑贵族的手里移转到汉族地主的手里，而鲜卑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又加速了这一过程。隋文帝的代周，就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
在南北朝对峙时期，南朝人民的支持南朝政权，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半世纪中，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第一位，而南朝终究是汉族地主的政权之故。现在，北朝的统治权重新回到汉人的手中了，民族矛盾基本不存在了；而南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又使南朝政权成为南朝人民痛恨的目标。所以隋文帝代周以后，在均田、府兵扩展后的国富兵强的基础上，很快消灭了南朝，结束了二百多年的纷扰局面，使中国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隋文帝以汉族地主的身份重新取得北朝的皇帝地位，隋王朝的统一南北，这些事业的完成，都是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从十六国时代起，匈奴、羯、氏、羌、卢水胡各族， 以及最后崛起的鲜卑族拓跋部，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这些政权崩溃后，各族人民并没有迁回到他们自己的原居住地去， 他们留在中原，和汉族杂居，并和汉族人民一道与北方的各族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久而久之，他们自然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文化语言方面、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已完全和汉族一样了。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只有从他们后裔的姓氏(如匈奴的呼延氏，羌的夫蒙氏，鲜卑的元氏、长孙氏、独孤氏诸姓)和郡望上(如代人、河南洛阳人、京兆长安人之类)，来考知他们族姓之所自出了。到了隋唐时代，匈奴、羯、寄、氐、羌、丁零、乌桓、鲜卑等族诸名称，终于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在当时再也没有他们的活动可以记录下来了，也就是说，经过十六国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时他们已经完全融合在作为统一国家中主体部族的汉部族里了。这一民族大融合，固然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历程，但是由于汉族接受了新的成分，因此在经济上、文化上，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比之以前更加兴盛起来。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封建国家，就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1字文务的先世是宇文邵的酋长。宇文部，东胡族，游牧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流域。在东汉机帝时，鲜卑族的大西长植石枧所组织的部落联盟中，有东部大人槐头，据说他就是字文部的酋长。宇文部共有十二个部落，因此他是十二个部落结合起来的一个部费联盟的西长。公元293年，宇文部的大西长莫槐死、弟普拨继立。 普死，子丘不勤继立。丘不勤死，子莫珪继立。奠时，部众强盛，自称单于。莫难死，子逊呢延维立。逊呢延死，子乞得归继立。公元319年，乞得归率七卒数十

当时担任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的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武帝让他统治旧齐之地，权力极大。杨坚想把他撤换，派韦孝宽担任相州总管。大象二年六月，迥起兵反坚；迥弟子尉迟勤时为青州(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总管，也起兵响应； 荥州(治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氾水镇)刺史周宗室宇文胄、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总管司录席毗罗，都纷纷起兵，席毗罗部众号称八万。尉迟迥的军队发展到数十万人。除了并州(治晋阳)总管李穆、幽州(治蓟)总管于翼以外，关东诸州，几乎全都响应尉迟迥了。
郧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的女儿是北周静帝的皇后。他在尉迟迥起兵的下一个月，起兵响应尉迟迥，反对杨坚。他管下的九州八镇，都归附了他。
益州(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总管王谦，是十二大将军之一王雄的儿子。他听说杨坚掌握了北周大权，派了梁睿来替代他做益州总管，他也起兵闹独立，益州所管益、潼等十八州和川南、 川东十州，大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当时三方起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城有昼闭，巷无行人”(《隋书·高祖纪》),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杨坚在对三方用兵的同时，先革除了北周宣帝的“苛酷之政”，废除《刑经圣制》，删略旧律，重新行用武帝制定的《刑书要制》，一切更为宽大，取得了人民和下级官吏对他的好评。其次就在大象二年六月，下令准许传播佛、道两教，发还寺院的一部分财产，允许僧侣重新在寺院修行念佛。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想利用佛教来欺骗和愚弄人民，巩固他的统治政权；另一方面也想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世俗大地主所代表的王权和僧侣大地主之间的矛盾，来应付周隋之际改朝换代的紧张局面。
杨坚要应付三方起兵的局面，首先要解决东战场“聚众百万，称兵邺邑”(《隋书·高祖纪》),“地乃九州陷三，民则十分拥六”(李德林《天命论》)的尉迟迥。他征发关中精兵，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不久加派心腹高颖去做监军，东讨尉迟迥。这时韦孝宽年老多病，可是他是有实战经验的老将，加上高颎足智多谋，作战部署完成得比较出色。这支军队推进到永桥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虹桥，当时桥旁有城)，与尉迟迥儿子尉迟惇带领的十万军队相持于沁水两岸。高颎就在沁水上赶造浮桥，渡过大军。尉迟惇布阵二十余里，企图在韦孝宽的军队半渡之际进行袭击，因此麾兵稍作退却。尉迟惇退却时阵地动摇，韦孝宽乘势出击，军队鸣鼓齐进；高颎便下令焚毁沁水浮桥，使士卒只好勇往直前。尉迟惇大败，全军溃散，惇单骑逃奔邺城。这次会战的胜利，奠定了杨坚一方胜利的基础。

北周宣帝还非常狂妄。他即位的第二年，就把皇位传给七岁的儿子宇文阐(静帝)来做，自己做太上皇帝，称天元皇帝，这时他才二十一岁。他居住的宫殿，称为“天台”，制(大赏罚、大除授用的文件)称“天制”，(任免一般官员用的文件)称“天敕”。 还立了五个皇后，天元大皇后杨氏、天大皇后朱氏、天中大皇后陈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宣帝这样昏暴荒淫，做了不到两年的皇帝和太上皇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就得病死了，死时年才二十二岁。静帝宇文阐这时年才八岁， 大权遂旁落到宣帝嫡妻天元大皇后杨氏之父杨坚的手里。
杨坚祖先原是弘农杨氏。五世祖杨元寿在北魏初期，迁居武川镇。父杨忠，从小生长武川镇，后来成为独孤信的部将，在西魏担任将帅，宇文泰组织府兵统帅部，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 杨忠就是十二大将军中的一员。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随国公。杨忠死，杨坚袭父爵为随国公。北周武帝灭齐后，任用杨坚为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总管。宣帝时，因为杨坚是皇后的父亲，由亳州(治左城，今山东曹县西北)总管内调为大司马和右司武，掌握军权。宣帝死，静帝只有八岁，掌握机要的内史上大夫郑译和御正下大夫刘昉假造遗诏，命杨坚总持朝政。随后让静帝叔父汉王宇文赞出任右大丞相，实际上什么权力也没有。杨坚却获得假黄钺(代表皂帝专主征伐)、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等名号；既而取消左、右大丞相的官号，杨坚为大丞相，国家权力操纵在他一人手里。
杨坚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怕周室五王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道(均宇文泰子)等在外藩发动兵变，先不将宣帝死讯告诉他们，推说宇文招女千金公主要嫁与突厥可汗，征召五王回京。不久就把周室五王和明帝、 武帝诸子陆续杀死。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北周王朝的衰亡历程，聚焦于武帝与宣帝这两位皇帝的不同治理风格。武帝的严厉与对太子的失望，导致了宣帝宇文赟的即位。宣帝在位期间，荒唐的行为和不合情理的法令让国家陷入混乱，最终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我们将讨论宣帝如何在权力游戏中对待自己的亲族，以及他醉酒后的昏庸决策对国家的影响，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

在这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北齐后主的悲惨命运，他在周军的攻势下不得不放弃皇位，转而自称太上皇帝并逃亡。北周武帝的崛起则为南北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期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削弱了奴隶制的影响，吸纳汉族农民充实军队。我们将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如何相互交织，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格局。北周武帝的杰出贡献，究竟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在这一集中，我们回顾了北齐后主在平阳的决战，揭示了他指挥十万大军救援平阳的艰难境遇。尽管北齐军力强大，但由于战略失误和军心动摇，最终在与北周的激烈交战中惨遭溃败。我们将探讨后主的决策过程、战场上的关键时刻以及北齐最终的失败如何导致了信臣的投降与局势的逆转。通过这段历史，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战争中的选择与后果？

在这一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北周武帝的统治策略及其与北齐的复杂关系。他通过吸收汉族农民扩充府兵，削弱僧侣与地主的经济势力，增强国家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同时，武帝巧妙运用外交手段与突厥联姻，联手对抗北齐。我们将揭示北周武帝在出征北齐过程中的军事布局、谋士的建议及战争背后的历史意义。这场战争不仅是力量的较量，更是智慧的博弈。

北周五帝通过消灭佛教实现了对北方的统一，这一政策不仅是应对当时经济危机的手段，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北周时期，寺院与僧侣人数的激增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阶级矛盾日益严重。魏元松提出消灭佛教的建议，主张返还土地以减轻民众负担。周武帝在面临大饥荒后，采取了没收寺院资产的措施，借此增强国力并扩大军队，最终成功灭掉北齐，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

北周武帝统一北方在北魏末年，全国有寺院三万余所， “假慕沙门，实避调役”(《魏书·释老志》)的僧侣，人数发展到二百万，占政府编户人数十五分之一。到北齐时，寺院有四万余所，僧侣人数二百万，占政府编户人数十分之一。北周寺院约万余，僧侣人数约一百万，占政府编户人口的比例数，大概也在十分之一左右。僧倡人数愈多，政府的租调收人愈少，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势必加重。这样发展下去，阶级矛盾一定要激化，统治政权一定要动摇。当时北周有个卫元嵩，就提出消灭佛教的建议。他认为有德的贫人，只要向政府缴纳租调，而不必服力役；无行的富僧，除了输课以外， 还必须服力役。他声称这样做法，不是灭佛，而正是符合佛教“平等”的宗旨的，所以他又说:“劝行平等，非灭法；劝不平等，是灭佛法。”(《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统治阶级中的世俗地主，既有这种论调，而周武帝呢？在他亲政之后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饥荒，政府命令“公私道俗积贮粟麦者，准口听留，以下尽粜”(《周书·武帝纪》)。而僧侣地主能够根据政府的命令，拿寺院积谷赈济贫民的，恐怕为数极少；相反，僧侣地主必定会利用人民饥馑的机会，举放高利贷，牟取大利，加深统治政权的危机。而那时的北周地狭民贫，远不及北齐地广国富。周武帝要统一中原，必须消灭北齐；要消灭北齐，必须富国强兵，于是“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27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便成为他的政策了。他在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五月，下诏废佛，把关、陇、梁、益、荆、襄地区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充作以后伐齐的军事费用；把近百万僧侣和僧祇户、佛图户，编为均田户，作为北周境内生产战线上的重要力量；把合龄的壮丁，编为军队，扩大了府兵的队伍。这种做法，在客观上由于僧侣、僧祇户、佛图户的编入户籍，调整了人民的赋役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所谓自废[佛]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不到五年，周武帝便出兵灭掉北齐，废佛教成为北周能够统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武帝在灭齐之后，继续执行废佛政策，把北齐僧侣地主的“三宝福财，其资无数”(《续高僧传·周终南山避世蓬释静蔼传》),也同样全部没收。这样，整个中原地区“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四万)，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周、北齐、后梁)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北周也成为当时富强昌盛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