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绽裂出一个缺口，那些本来“南向而泣，日夜以觊”的中原人民，就“北顾而辞”(《南齐书·王融传》),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奔向江南了。当然，江南广阔而肥沃的耕地的垦辟，也是北方人口南移的一种吸引力。
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满荆、湘一带外，此外可以分作七个时期。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2。
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州)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3。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1。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大捷，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3。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河南、关中次第收复，既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渡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6。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1。
宋泰始二年(公元466年)，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8。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据谭其骧教授的统计(见《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第15 期)，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北部的扬州市及淮阴一带，当时所接受的移民，以今之山东地区及苏北移民

公元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次年又加扬州牧，到公元369年，兼徐、兖二州刺史，荆、扬两镇，由温一身兼任。温企图利用北伐获得胜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因此决定北伐前燕。这年四月，桓温统率步骑五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六月，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由于这年夏季气候亢旱，水位低落，如果运输粮食给养的航道不能畅通，五万人的大军是无法北进的。因此桓温驻兵金乡，遣冠军将军毛宝生“凿巨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别名清水)"(《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为我国的河流大都由西向东，而当时行军需要，必须开凿一条由南向北的航道出来。《水经·济水注》里称这条桓温所开的航道为“桓公渎”。本来这里有一条久已淤塞的河道叫“洪水”，桓公渎就是利用洪水旧道重新加工浚凿，把泗水和巨野泽接通，再通过巨野泽的东北角和清水相连接。桓温还嫌清水的水源不旺，因此他进一步把汶水引人清水1，然后使军用舰只可以由清水驶人黄河。这条桓公渎虽然开凿成了，可是在北方，秋冬之际雨水稀少，水位骤落，航道涩滞，这一条新凿的运河以后能否畅通无阻，仍存在着严重问题。桓温的谋士郗超曾为此事向桓温慎重提出:“清水人河，难以通运，若寇(指前燕)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指前燕)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郗超指出秋冬之际，水更涩滞，粮运困难，因此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今年顿兵河、济，积蓄粮食，到明年再进兵；一个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战。而桓温认为第一个方案太迟缓，使前燕有了准备时间；第二个方案，直扑邺城，一决胜负，又太冒险。所以都没有采纳。
桓温亲率水军自清水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东阿东北)入黄，舳舻数百里，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另外派遣建威将军檀玄自陆路进军，在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南)击溃了前燕征讨大都督下邳王慕容厉的二万军队。前锋邓遐、朱序又在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击败了燕将傅颜的军队，军事形势的发展对东晋非常有利。枋头离前燕国都邺城只有二百里地，前燕君臣恐慌异常，一面向苻秦王朝求救，希望苻秦从洛阳出兵侧击，牵制晋军北进；一面作好出奔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准备。同时改派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兵五万抵御晋军。
恒温七月间到达枋头，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欲务持重”，不敢直趋邺城。到了这年九月，北方继续缺水，桓公渎水位低落，接近干涸，不能利用了。桓温在进兵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兵谯(郡治谯，今安徽亳州)、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直趋荥阳(今河南荥阳)，想叫他打开荥阳的石门(即汴口)1,把黄河水引进蒗荡渠下注汴渠，以沟通准、泗水运，使水军能由这一条水道，退回淮上。袁真虽然攻克了谯、梁，却不敢进兵荥阳，打不开石门。慕容垂又命其弟范阳王慕容德率领精骑一万五千，加强了石门的防御力量，袁真更难完成夺取荥阳、打开石门这个战略任务了。桓温悬军深人，粮储已竭，只得退兵。退兵时因无法走水道由河人蒗荡渠，由渠人汴，只好焚毁船舰，丢弃辎重兵器，自陆路由东燕县(今河南延津东北三十五里，当时在黄河南岸)经仓垣(今河南开封市东北)，步行七百余里，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西)。慕容垂率骑兵八千跟踪追击，慕容德先伏劲骑四千于襄邑东润中，与垂夹击晋军，晋军大败，损失了三万多人。东晋收复的淮水以北的失地，重又丧失。
恒温北伐的失败，正如前燕谋臣申胤所预料的:“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可见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荆、扬之争的持续和扩大，牵制着桓温，甚至破坏桓温的北伐，成为他北伐不能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当然，桓温本身的弱点---企图在胜利以后做皇帝，也使他的北伐事业受到不利的影响。不过桓温的三次北伐，给予氏族、羌族、鲜卑族的统治者一定的打击，在客观上并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多少符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愿望。
枋头败后，桓温为了挽救自身威望的低落，于公元371年废皇帝司马奕，拥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这时桓温已经六十岁了。翌年，司马昱病死，昱子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温业已有病，要求加九锡，这是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宰相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故意拖延，拖上九个月，桓温等不到荣典颁发，就病死，东晋王朝又拖长了四十多年。

中桓温在这时想乘机北伐，儿几次上表朝廷讨论进兵事宜，朝廷恐桓温北伐成功，更无法控制，故意把桓温的建议搁置不复。公元349年，石虎初死，虎徐州刺史王浃以寿春(今安徽寿县)降晋。东晋政府就派徐兖二州刺史、外戚褚裒任征讨大都督，率众三万北伐，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河朔士庶，归附者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求援于褚裒”(《晋书·外戚·褚裒传》),真是“晋之遗黎，鹄立南望”，殷切期待晋兵的渡河。可是褚裒懦怯，非将帅之才，一战而败，便退屯广陵。当时河北有遗民二十万人，渡河欲来归附，因晋兵已经撤退，他们遭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杀掠，死亡殆尽。准水、汉水以北，黄河以南，一度在名义上尽成晋土12。可是东晋的北伐之师，却并未再出。公元351年，桓温不等朝廷命令，声称北讨，率领大军顺流而下，到达武昌，宰辅会稽王司马昱苦苦劝阻，温只得作罢。东晋政府又把北伐的任务交给扬州刺史殷浩。浩于是统兵北上。殷浩是个书生，只能清谈玄学，并无实战经验。公元353年，殷浩自寿春率众七万北伐，以羌族酋长姚襄(姚苌兄)为前锋，行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襄中途倒戈，袭击浩军，浩丢弃辎重，狼狈逃走，士卒死伤万余人。东晋的世家大族本来就不主张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世族大地主琅邪王羲之(王导从子)便主张不但应该放弃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03。东晋政府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只得把司州拨归桓温来节制，也就是说把收复河南的任务交给桓温来负责。温上表弹劾殷浩，殷浩被罢免，这时谁也不能阻止桓温的北伐了。
公元354年，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取道襄阳，出浙川(今河南淅川均水)，进攻关中，于峣柳(今陕西蓝田)连败秦主苻健的军队，兵锋直达长安东面的霸上。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日:‘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在关中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晋军才能取得胜利，迫使苻健退保长安，深沟自固，不敢交战。桓温来时，由于运输上困难，没有能够多带粮食，当时估计春麦已熟，可割取以为军粮，不料苻健先期“芟苗清野”，因此晋军在给养上遭遇到严重困难，是年九月，温只得退兵。
公元356年，逗留在河南许昌一带的羌族酋长姚襄，进攻洛阳，桓温自江陵北伐，把姚襄击溃，襄西走关中，为秦主苻生所杀。桓温在收复洛阳以后，建议政府还都洛阳，并主张把永嘉以来播流江南的北人，全部北徙河南1。那时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他们已在江东置立庄园，自然不愿北迁，对桓温的建议，纷纷提出异议，复都洛阳之议，就此作罢。公元358年，豫州刺史出缺，朝廷初拟任命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尚书仆射琅邪王彪之认为“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东晋豫州刺史镇姑熟，都城建康在今南京，故称豫州为西藩)，非深根固蒂之宜”"(《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附传》),于是朝廷任命吴兴太守陈郡谢万(谢安弟)为豫州刺史。公元359年，万受命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昙北征，县因病退屯彭城，万误认为是前燕大军压境，仓皇下令兵，军遂溃散，万单骑逃归，于是许昌、颍川、谯、沛诸城，相次为前燕慕容氏所攻没；公元365年，洛阳又告失守。

桓温的三次北伐 自王敦死后，陶侃坐镇荆楚，都督八州(荆、江、雍、交、广、宁、梁、益)，史称其“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晋书·陶侃传》)。侃死，庾亮以帝舅代侃镇武昌，而王导以丞相居中辅政。“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日:‘元规(亮字元规)尘污人。”(《晋书·王导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死，亮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荆、扬之争，暂得消弭。亮死，弟翼继督荆州。翼大佃积谷，发奴为兵，有意北伐，以众意不同而止。永和元年(公元345 年)，翼病死，翼兄冰先翼死，东晋政府乃以桓温继翼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上游事权，遂集中于桓温一人之身。明年春，司马睿少子司马昱又以会稽王居中辅政，于是荆、扬之间，复形成分争对立之局。
桓温，谁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镇)人。父彝，渡江后仕至散骑常侍、宣城内史，死于苏峻之乱。温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后代庾翼镇荆州。
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同时他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以便代晋称帝。这时，蜀李氏的成汉政权已日趋衰乱，在“取乱侮亡”的策略指导下，桓温欲进兵灭蜀。温以公元345年任荆州都督，346年冬，即率兵沿江直上，留辎重于彭模(今四川彭山)，亲将步卒直指成都，李势战败投降。平蜀之后，温声望极高。当时中原的情况:公元349年正月，梁犊起义于雍城，众至十万，东出潼关，犊失败，始平人马勗继续起义，中原的石赵政权开始动摇。四月，石虎忧怖病死。五月后，石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恶化，石虎子石世立三十三日，为兄石遵所杀；遵立百八十三日，为兄石鉴所杀；鉴立百三日，为冉闵所杀；闵尽灭石氏、诛胡羯，胡羯死者二十余万人。公元350年，徒河鲜卑慕容儁率众南下；至公元352年，灭冉闵。自公元349-352年这三年间，北方再度大混乱，于是“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1，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其能达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无复耕者”(《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七年)。

苏峻，长广掖(今山东莱州)人。“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薄。年十八，举孝廉。”(《晋书·苏峻传》)中原战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被推为坞主。后率数百家泛海南奔，仕东晋，以破王敦、沈充功，为历阳内史，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东晋政权寄以江外(时称江北为江外)之任。
公元325年，明帝死，子司马衍(成帝)继位，年幼，王导与外戚世族大地主颍川庾亮辅政。亮以苏峻骄恣，欲夺峻兵，因而内调峻任大司农。公元327年，峻与豫州刺史祖约(祖逖弟，逖死，约领逖之众)合谋，以讨伐庾亮为名，举兵南渡长江。翌年，攻破建康，分兵转战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又攻陷宣城，声势日盛。峻攻建康时，“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城破之后，又“纵兵大掠”，这时东晋政府的大库内尚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被峻全数掠去。
东晋的边防，上游在荆、襄，下游在淮南，赵宋时李纲所谓“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宋史·李纲传》)。现在淮南的方镇既然举兵对抗中央，唯有倚赖荆楚的力量来戡定叛乱。于是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军东下，消灭苏峻，收复建康(公元329年)。祖约与苏峻举兵时，石勒派大军进攻祖约根据地，约军溃散，约逃奔历阳。及苏峻失败，约又率亲信数百人投奔石勒。石勒鄙薄祖约的为人，将约及其亲属百余人，全都杀死。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经过几次火并，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也把江东搞得积弱不堪。除非在万不得已时，他们不愿意把兵锋转而北向，有时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打算，甚至不惜采取阻碍恢复中原的行动。以后桓温的北伐，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了挫折。

东晋、南朝的经济军事重心，就地区而论，主要是在荆、扬二州，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王敦的跋扈与叛乱，是荆、扬之争的序幕。
敦，王览之孙，妻司马炎女襄城公主。西晋怀帝时王衍荐之于东海王司马越，越用为青州刺史，后转为扬州刺史。司马睿“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导等，同心翼戴”(《晋书·王敦传》)。敦任统帅，经营上游，杜弢灭后，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王敦既掌握了上游军队，逐渐威胁中央。司马睿以刘隗、刁协等人为腹心，暗中作了一番军事布置:首先充实中央的军事力量，释放扬州地区内沦落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泗口(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准阴西南)，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是防御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自武昌举兵，攻下建康(时因避西晋愍帝司马邺讳，已改建邺为建康)，杀戴渊、周凯、刁协，刘隗逃奔石勒。这一年的闰十一月，元帝司马睿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明帝)。敦又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下令讨伐王敦。敦以兄含为元帅，率众三万攻建康，建康未下而敦病死，含军遂溃。敦无子，以兄含子王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含父子于长江，敦余党悉平。
王敦虽死，王含虽败，而琅邪王氏，如王导即以司徒进位太保，王舒迁湘州刺史，舒子允之后为江州刺史，导从弟彬为度支尚书，彬子彪之后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仍然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
王敦跋扈上游的威胁刚解除，历阳(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入都。

东晋政权的建立，由于获得江东世家大族之拥护而更加巩固，但是当江东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装力量无限发展，威胁到东晋政权的存在时，那么，它就会回过头来打击江东世家大族如周札、沈充者流；但是假使其他江东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还能起一定的支持作用，那么也必然会迫使北来的世家大族作出适当的让步。同样的道理，当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严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时，江东世家大族也还能与北来世家大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政权；假如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不但不肯发挥支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甚至会不惜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东晋政权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迅速解决。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就转而去开发东土--浙、闽，这就是说为了避免南北两大地主集团间的经济冲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着重向东土发展经济势力，不要尽在太湖流域一带求田问舍，江东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经济利益，是应该尊重而照顾的，这样，南北两大地主集团的关系才会好转。而这时在会稽一带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谢四姓？，他们的势力，远不及太湖地区吴郡的顾、陆、朱、张以及吴兴的丘、沈诸族。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从此，南北两大地主集团之间，便从地域上划分开各自的经济势力范围，从而两者间激化着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这样，两大地主集团此后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共同维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江东世家大族虽然经过一定的斗争过程，使得他们的既得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但是在参加政权领导工作方面，无论在东晋抑或宋、齐、梁，比起北方世家大族来，还是相形见绌。《南齐书·张绪传》称:“张绪.....吴郡吴人也。......太祖(萧道成)....欲用绪为尚书]右仆射，以问王俭(王导五世孙)。俭日:‘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日:....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日:‘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南齐书·沈文季传》:“世祖(萧赜)谓文季日:‘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对日:‘南风不竞，非复一日。””可见“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远不及北人，故南齐时，丘灵鞠(吴兴乌程人)曾恨恨地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
在这里还应该补充几句话，南北两大地主集团间固然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怎样占夺劳动者的土地，怎样对依附农民进行更厉害的剥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却完全是一致的。

02:01 司马睿驾驭吴人、喧宾夺主的行为引起了江东四家大族的不满
04:03 周协的武装叛变彻底失败：江南大族的威胁与策略
06:05 沈冲与无心的勾结：东晋政权下的死党之路
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 “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一百个世家大族，他们带着自己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到达江东以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江南的膏壤沃野，自东吴以来，久为江东世家大族所据有，北来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带发展，必然会损害到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那就毫无疑问地要遭受到江东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这样，南北世家大族间的矛盾，就逐渐发展，东晋新政权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东晋新政权是以北来的世家大族为主要支柱的，在东晋政权中，北来的世家大族，特别占优势。这也使两大地主集团间除了在经济上的矛盾无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现为南北地域上严重的宗派斗争。洛阳丧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纷纷渡江，司马睿尽量争取他们来“佐佑王业”，于是北来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而江东的世家大族，如以后贺循任太常，纪瞻、陆晔为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司马睿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自然更要引起江东世家大族之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马睿在内，不过是流播南下的高级难民，这一点，司马睿在初渡时，也管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篇》)。而今居然“驾御吴人”，喧宾夺主，又怎能不使“吴人颇怨”(《晋书·周处传孙勰附传》)呢？
“三定江南”的义兴周玘，首先想发动武装政变。事泄，周玘优愤而死；临死对他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吴人谓中州人日“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晋书·周处传子玘附传》)。周勰秉承父志，纠集江东地主武装，准备起兵。吴兴徐馥，杀吴兴太守袁琇，聚众数千；孙皓族人孙弼起兵广德(今安徽广德东)；勰族兄周续举兵义兴，均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将奉周勰叔父周札为主。事为周札闻知，札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绝少，就把勰等阴谋告知政府，周勰想发动的武装变乱，至此完全失败。事实上这次叛变是周勰发动的，可是司马睿考虑到义兴周氏在江南的潜势力，暂时还不敢“穷治”其事，表面上对待周勰还是和过去一样。
然而江东世家大族的武装势力对于东晋政权的威胁，发展到像周勰这样举行武装叛变的地步，这使司马睿和北来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他们感到旧的笼络政策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对有武装力量如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等江东世族大地主的态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笼络而变为多方分化，用离间的手段，以达到使江东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当时江东世族地主武装力量较为强大的，要数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而周氏“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晋书·周处传子札附传》),尤为北来世家大族所忌惮。

02:05 北北伐的挑战：以少击重的斗争与东晋政权的无力回天
04:06 司马睿的北伐任务：明帝建兴元年的故事
06:09 东晋内乱时期收复的湿地被石勒攻占
祖逖北伐东晋政权初建立时，匈奴刘聪的势力，才扩张到晋南、豫北和关中一带；羯人石勒南进江汉失败，退而北据襄国，开始经营河北，巴氐李雄时已占有巴蜀，北取汉中，西收宁州(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但除了成汉以外，由于刘、石仇视汉族人民，肆行残杀，激起北方汉族人民的纷起抗敌。中山刘琨以并州都督名义屯晋阳，屡败刘聪R；平阳李矩为乡人推为坞主，以荥阳太守名义，屯新郑(今河南新郑)；东郡魏浚与流民数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坞(今河南洛阳市东洛水北)，浚死，浚族子该领其众，以河东太守名义，屯宜阳一泉坞(今河南洛宁东，洛水北岸)，与刘曜相拒；河南郭默率遗民，自为坞，以河内太守的名义与李矩、魏该相犄角；乞活帅陈午，以五千余人据浚仪(今河南开封市)，与石勒对峙；魏郡邵续，以冀州刺史名义，屯厌次(今山东阳信东南)，与石勒相拒；续女婿广平刘遐，以坞主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二十里)内史，壁于河、济之间。他们不顾力量薄弱，往往以少击众，坚持斗争，如李矩的军队，收复了洛阳，击败了刘聪的大军，使刘聪“愤恚发病而死”。塞外部族如辽西鲜卑段匹䃅、辽东鲜卑慕容廆、代郡鲜卑拓跋犄卢等，也遥奉晋王朝，配合刘琨等和刘、石作战。
以上的形势，对于东晋北伐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同时，那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也还有北伐的可能。可是以司马睿为首的东晋政权却是无意收复北方，惟范阳祖逖，以一军北上。
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洛阳沦没，“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准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因此获得流民的爱戴，被推为“行主”(堡壁的首领为坞主，流徙的首领为行主)。到达泗口以后，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寻征入为军谄祭酒，徒居江南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逖以“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请求司马睿交给他北伐的任务。司马睿乃用逖为豫州刺史，只“给千人廪，布三千匹”(那时政府仓库内有布二十万匹，绢数万匹)，不给兵器，也不给兵士，让祖逖自己招募。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逖率其原来随他流徙南下的部曲数百家渡长江，先在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起铁冶，铸造兵器，陆续招募到二千余人，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数出兵邀击石勒，“勒镇戍归附者甚多”，北方的抗战将领如赵
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以前互相攻击，很不团结，到这时皆愿受逖指挥。“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来信请求互市，邀不勒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黄河北岸坞壁间的人民，对祖逖也都十分支持，只要石勒方面一有军事性的行动，他们立刻把情况报告祖逖，使祖逖有所警备，结果“石勒不敢窥兵河南”。
祖逖好容易把北方的局面打开，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向河北推进，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大大尖锐起来。当时王敦同司马睿对抗，内乱势将爆发。东晋政府派大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坐镇合肥，来防备王敦，祖逖也要受戴渊的节制。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于雍丘”(《晋书·祖逖传》)。逖死(公元321年)，东晋内乱旋起，不久，祖逖收复的失地自淮水、汉水以北，又悉为石勒所攻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