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操， 迁徒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 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诺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极端注重门阀的结果，因而造成重视家讳这一积习。凡是世族大地主的祖先名讳，在他的子孙面前，必须避免说出，并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如王彧子王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日:‘可改“爷爷(“郁”音同“彧”)乎文哉！”绚应声答日:‘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 (《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上”音同“尚”，故改为翁；“偃”，尚之子何偃名，故改为舅)”(《南史·王彧传子绚附传》)。如果不避忌别人的家讳，便会闹出笑话来。如谢超宗的父亲是谢凤(谢灵运子)，超宗有文才，为宋孝武帝所称美。有一天，孝武帝“谓递庄日:‘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日:‘闻君有异物，可见乎？'超宗日:‘悬整之室，复有异物邪？'道隆武人，无识，正触其父名，日:‘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超宗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铨叙之用2。“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但是也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优越地位，因此都只孳孳于保持他们家门富贵。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迭，反而一似与己无关。在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南齐书·王延之传》:“宋德既衰，太祖(萧道成)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 延之(时为尚书左仆射)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南史·谢弘微传》:孙朏，“历都官尚书、中书令、侍中、领新安王师。 求出，为吴兴太守。明帝(萧鸾)谋入嗣位，引朝廷旧臣。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滿时为吏部尚书”，“于征虏渚送别，朏指口日:此中唯宜饮酒。'”朏至郡，致数斛酒，遗书日:‘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滿，建武之朝，专以长酣为事”，“明帝废郁林(萧昭业)，领兵人殿，左右惊走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这都是不预闻的事例。《南史·王县首传》:孙俭“素知帝(萧道成)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日:‘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又日:'......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惟大业永沦，七尺之躯岂可得保？””《南史·王镇之传侄孙晏附传》:“齐高帝(萧道成)时威权虽重，而众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 “及明帝(萧鸾)谋废立，晏便响应推奉”。这是帮助簒位的事例。 这时主谋劝进、受禅奉玺者，莫不由世家大族来扮演这一角色。

古代南朝世家大族地位远胜政治经济，门第之争影响深远。世家与寒门的通不通婚，是坚持身份还是情感牵绊？官位身份的严格界限如何影响当时社会？名门之间的联姻策略与世家挑战寒门权力平衡，究竟如何演变？播客带你穿越迷雾，探秘古代社会层级私密情事。

2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 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760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 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庆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日: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
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日:‘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县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滿，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日:‘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日:‘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数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 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3。一方面他们不以联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4；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5。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 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导七世孙)以女妻沈庆之子沈文季6，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朓妻王“敬则女”(《南史·谢裕传从孙朓附传》)。不过这种情形极不普遍罢了。至于世家大族更下而与寒贱杂门结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

南朝如何以庄园经济作后盾铸就气势磅礴的政治圈层？世家大族是如何通过担任秘书郎等关键职位控制着人事选拔大权？带你一窥，世家崛起不仅仰赖政治操作，更有产业根基的支撑。深入浅出解析南朝四大豪族身份象征和剧烈社会动荡背后的权力逻辑。

世家大族子弟一开始做官，多先为秘书郎和著作佐郎。秘书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阁的四部书籍；著作佐郎员额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国史和皇帝起居注的工作，这两种官，职闲廪重，地望清美，是世家大族高门子弟开始做官的最好阶梯。由于秘书郎员额不多，而许多世家大族子弟须挨次序递补空额，所以不能久任，做秘书郎的照例不到几十天或一百天，便可升迁1。吏部郎可以参掌大选，而选铨大权是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害有关系的， 因此除了吏部尚书必须由世家大族担任外，就是吏部郎也多由世家大族来担任。至于其他尚书台的台郎，在两晋时代，人选还比较重视，一到南朝，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子弟嫌憎台郎工作忙， 谁都不愿干他了2。
此外，在中央的有些官位，品级虽不极高，却是清选，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人是不能染指的。如黄门侍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梁时秩至二千石)，官品第六，以其地居“清切”(《宋书·殷淳传》),与散骑侍郎二官，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之说。秘书丞，员额一人，俸秩四百石， 官品第六，官既清贵，历来对它的人选十分看重，刘宋时张绪为吏部郎，以琅邪王俭“人地兼美”(《南史·张裕传孙绪附传》),请政府任俭为秘书丞。梁武帝萧衍以吴郡张率为秘书丞，“引见于玉衡殿，谓日:‘.....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江东世家大族)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南史·张裕传曾孙率附传》)。梁武帝又用刘孝绰为秘书丞，对人说:“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刘孝绰传》)。他的所谓第一等人，当然还是从世家大族的门第流品来说的。南朝的世家大族做官，大都经历上述的这些过程，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故宋孝武帝刘骏以琅邪王僧达(王导五世孙)为尚书右仆射，而僧达“自负才地， 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其后僧达孙王融，在齐武帝萧赜时期，“自恃人地，三十[岁内望为公著” (《南史·王弘传曾孙融附传》)。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政治地位还是相当的优越。当然，他们这种政治地位的优越，未尝不是以他们庄园经济基础的优越为前提的。陈郡谢混，“仍世宰辅， 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混死后十余年，至宋元嘉中混妻东乡君死时，犹有“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南]琅邪诸处，太傅(谢安)、司空[谢]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微传》)。谢灵运在会稽始宁县的别墅，包含南北二山，有水田旱田，果园五所，竹林菜圃。琅邪王骞(王导六世孙)“有良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大爱敬寺寺侧，“即晋丞相王导赐田"(《梁书·太宗王皇后传》)。会稽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 又于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季恭传》)。他们有了这种优越的庄园经济基础，自然不能不形成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

齐明帝时，北魏统治地区内有北地人支酉，在长安以北起义，秦、雍间七州人民同时响应，众至十万人。支酉遣使请求南齐速派大军支援义军，齐王朝内部正在火热地演出它骨肉相残的丑剧，哪肯派遣大军援救，以致秦、雍一带义军，旋为魏孝文帝拓跋宏所消灭。魏孝文帝也为了加紧镇压中原的汉族人民起见，迁都洛阳，出兵南侵。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南齐王朝就在这样情况下，结束了它的统治。
萧衍是齐武帝的族弟。萧衍父萧顺之，在武帝父子相残杀时，奉命率兵进攻江陵，杀武帝子子响。萧衍长兄萧懿，在明帝杀高帝、武帝子孙夺取政权时，也出了很大的气力。明帝死时， 指派子萧遥光、表弟江祐等六位大臣辅佐萧宝卷处理国家大政，时称“六贵”。六贵后欲废杀宝卷，宝卷诛六贵。既而江州刺史陈显达自寻阳、豫州刺史裴叔业自寿阳先后举兵，陈显达旋即兵败被杀，裴叔业献地投降北魏。萧宝卷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众北讨裴叔业。崔慧景至广陵，拥立南徐、南兖三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明帝第三子)为主，倒戈进围建康。萧宝卷命萧懿率兵抵御，萧懿杀宝玄、慧景，懿亦以功进位尚书令。后萧懿又欲废杀宝卷，宝卷杀懿，并收其家属。时萧懿弟萧衍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宝卷派将军刘山阳率兵三千，会合荆州军，袭取萧衍。那时荆州刺史萧宝融(明帝第八子)年才十四岁，实权掌握在长史萧颖胄(南齐宗室)手中。萧衍派人联络萧颖胄，攻杀刘山阳，同时举兵声讨萧宝卷。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三月，萧宝融在江陵即帝位，任命萧颖胄为尚书令、行荆州刺史，萧衍为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事。萧衍自襄阳出兵，直取汉口，加湖(在今湖北黄陂东南)一役，击败了萧宝卷的讨伐军，进逼江州，江州刺史陈伯之迎降，衍遂乘胜东下。
不久，萧颖胄在江陵病死，萧衍弟萧憺自襄阳率兵赴江陵， 宝融任命萧憺为荆州刺史，从此荆州-长江中游事权，全落于萧衍手中。萧衍进兵攻围台城，城中禁卫军叛变，杀萧宝卷，迎萧衍进入台城。萧衍使人迎萧宝融于江陵，中途杀宝融。公元502 年四月，萧衍在建康自为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就是梁武帝。

一部揭露梁朝内卷与矛盾的历史剧，桩桩件件，让人感慨王朝更迭间的尘世苦与后宫秘辛。从萧宝卷的荒淫无度，暴虐行径，曾外孙子萧昭业的夺权斗争，到富有经验的鸡龙男萧子良的落败，传奇多变。听完这些，怎能不让人警醒后宫权利争斗的可怖，明帝时代的权谋游戏，让人为这样的历史满心颤栗。
萧道成，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东)人。道成高祖萧整，东晋初年南迁江南，东晋在晋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界内侨置兰陵郡，以后这地区便被称为南兰陵，因此萧氏遂为南兰陵人。道成父萧承之，以刘宋的外戚疏属(刘裕继母萧氏)，因军功累官至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道成也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其后以中领军将军掌握了刘宋的军政大权。
道成称帝后四年死(公元483年)，子萧赜(武帝)继位。道成父子为了想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巩固新政权起见，也曾针对宋末的情况，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又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齐书·高帝纪》)。可是事实上为了满足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如武帝后宫姬妾万余人，弟豫章王萧嶷后房亦千余人)，不但刘宋末年的苛捐杂税没有减除，反而变本加厉，通过种种剥削形式，搜括民脂民膏，“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南史·齐本纪》)。对内进行残酷剥削，对收复中原的事业却置之度外。
南齐王朝仍然和刘宋王朝一样，王室内部不断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武帝嫡长子萧长懋(文惠太子)先武帝死，武帝舍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不立，而立长懋子萧昭业为太孙。在继承人人选问题上，这是很大失误。因为萧子良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扬州刺史、司徒，富有统治经验；子良并在鸡笼山开西邸，招集文学之士，依曹丕《皇览》例编《四部要略》，当时才学之士沈约、谢朓、王融、萧衍(即梁武帝)、萧琛、 范云、任、陆倕等并游西邸，号称八友，可见他延揽的人才很多，如果齐武帝把国家权力交给他，萧子良是能够胜任的。太孙萧昭业少长深宫，“矫情饰诈”，又无统治经验。公元493年，齐武帝病死，太孙萧昭业嗣位，叔父萧子良以嫌疑忧惧病死，国家大权旁落到受遗诏辅政的萧鸾(萧道成侄)手中。萧鸾杀昭业， 立昭业弟昭文；旋又杀昭文自立，是为明帝。齐明帝在位五年， 专事屠杀，齐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除萧嶷(高帝次子)一支有后人外，其余都被明帝杀尽。明帝于公元498年病死，子宝卷(东昏侯)继位。萧宝卷为太子时，“便好弄(玩)，不喜书学”(《南齐书·东昏侯纪》)。明帝并不好好对他进行教育，反而告诉他自己死后如果有人想发动政变，就应该先发制人，“作事不可在人后”。所以萧宝卷取得政权之后，便拼命杀人。王室方镇间也还是不断倾轧与残杀，最后演出齐宗室雍州刺史萧衍的举兵向阙，尽杀明帝后裔的一幕。

孝武帝死(公元464牛人市继立，年才十六岁，骨肉相杀的丑恶剧，还是继续演下去。子业杀叔祖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并其四子，又杀弟刘子鸾、刘子师。刘子业不仅残杀骨肉，也杀了许多大臣名将，密戚近臣，如始兴郡公沈庆之、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东阳太守王藻、会稽太守孔灵符等，搞得“举朝遑遑，人人危怖”(《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余的六个叔父杀掉，其中三个叔父湘东王刘彧(文帝第十一子)、建安王刘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阳王刘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更是成为刘子业猜忌的对象，常想加以杀害。宿卫的将士也朝不保夕，他们最后就联合起来，自发地杀了刘子业，拥立刘彧为帝，是为明帝。
刘子业未死前，曾派人拿了毒药去毒杀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孝武帝第三子)。子勋年才十岁，江州的军事政治权力实际都掌握在江州长史邓琬手里，邓琬起兵反抗。刘子业死， 明帝即位，邓琬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市)拥立子勋为帝。子勋的两个弟弟，一个是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孝武帝第七子)，一个是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由其长史作主，起兵响应。这就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以明帝刘彧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明帝一方面遣将在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义兴(今江苏宜兴)一带，击败了会稽方面北上的军队，最后并进军浙东，生俘了刘子房和行会稽郡事孔觊，结束了东战场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就专意对付长江中游的军事压力。战争胶着在鹊洲(今安徽繁昌东北大江中)一带，由于明帝方面的将领张兴世等在贵口(今安徽贵池西五里) 袭击江州方面的粮米三十万斛得手，使西军十万人不战自溃。 明帝很快就攻下寻阳，杀年仅十一岁的刘子勋；接着又攻下江陵，杀刘子顼，孝武帝其余十二子，也先后为明帝所杀死，一个不剩。
在宋王室骨肉相残的过程中，参加内战的镇将如幽州刺史刘休宾、兖州刺史毕众敬、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投降北魏，把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拱手送给敌国。淮北失守，淮南就变成了前线，在“烽鼓相达”与“兵火相连”的情况下，“天府所资，唯有淮海”的淮南地区，也弄得“民荒财单”(《宋书·后废帝纪》)。北魏进军青、齐时，就把青、 齐一带的人民，全部掠作奴婢，分赐百官，称为“平齐户”，可见王室内战，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明帝自己受着刘子业的迫害，几乎被杀，但到了他自己大权在握，不但杀尽了孝武帝诸子，还把自己仅存的五个弟弟也杀掉了四个。明帝死(公元472年)，子刘昱(后废帝)继位，明帝仅存的一个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于公元474年5月起兵，率众二万、骑五百，轻兵急下，直捣建康。幸亏右卫将军萧道成指挥城防军队，坚守台城，并派黄回、张敬儿等诈降于休范，乘机杀了休范，才把危局挽回。建平王刘景素(文帝孙)为南徐州刺史， 镇京口。看到朝政混乱，权力旁落，想举兵夺取政权，兵败身死(公元476年)。在王室内部倾轧的浪潮中，大权集中到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公元477年，道成杀刘昱，立昱弟刘准为帝(顺帝)。以后道成次第消灭了他的政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他也像刘裕一样，登位称帝，是为齐高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刘准旋被道成所杀，“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 (《南史·宋本纪》),仅宋文帝第九子晋熙王刘昶在前废帝刘子业时，出为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刺史，逃祸降魏，留有后人。宋王朝就这样地在内乱中灭亡。

-力始的。 宋文帝立子劭为太子，“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后来文帝又想废掉他，另立太子。太子劭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二月，率东宫兵人宫杀文帝及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自立为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出为江州刺史，正带领江、豫、荆、雍四州的军队去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兄弟族五水“蛮”，听说父亲被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传檄州镇，声讨刘劭。讨伐军很快就推进到新亭(在今江苏南京市南)，依山修筑营垒。刘劭出兵迎战失利，退守台城(建康有三城，中为台城， 皇帝所居，也有居民；西为石头城，禁军驻屯之所；东为东府城， 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所居，亦有甲士数千人守卫)，束手无策。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弃家逃奔刘骏，刘劭杀义恭十二子及有旧恨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等多人。到五月四日，台城就被攻破，刘骏杀刘劭及其四子，又杀劭同党始兴王刘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王室间子杀父、 弟杀兄的丑剧不断演出。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魏书·岛夷刘裕传》)。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的丑恶行径的鄙夷态度。
刘骏即帝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因荆州是上游重镇，不愿意让他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久任荆州刺史，于是内调义宣为承相、扬州刺史。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举兵不受代。他率水军十万，“舳舻数百里”，沿流而下，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刺史鲁爽等起兵响应。 孝武帝一面派遣大将沈庆之率军在小岘(今安徽合肥市东)一带击杀了鲁爽，解除了北面的威胁；一面遣王玄谟、柳元景率领水陆大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 一带和义宣、臧质的叛军进行决战。结果叛军大败，义宣单舸逃到江陵，并其诸子，均为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所杀。藏质亦逃至武昌，为人所杀。
孝武帝在位的短短十年中，还先后杀了他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刘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及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等。尤其是刘诞，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为南兖州(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刺史，孝武帝因疑忌他而派大军围攻广陵，及城破，孝武帝下令屠城，把城中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死者数千人，城中全部女口也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可见在他们兄弟互相残杀的过程中，更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第二节宋齐梁的更替与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宋齐梁的更替1 以北府将领起家的刘裕承东晋王朝而称帝之后，因鉴于东晋政权由于门阀势盛，因此威权下移，所以中书省则任用寒人为中书舍人掌机要，而外藩则托付宗室。刘裕下渝“京口(南徐州治所)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刘延孙传》);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江夏王义宣传》)。除了荆、扬、南徐州以外，其他重要的州镇，也大都由诸王出任刺史。诸王掌握了方镇的军队，还兼任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实际上形成半独立的政权。他们力量强大的时候，往往要夺取中央政权。王室内部骨肉相残的事，也就史不绝书。
东晋中叶以来，还重用宗室亲王总录尚书众事，如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时，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专总万机；东晋安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亦以太傅录尚书事，时称“相王”，他们的权力都非常大。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始以弟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到了元嘉九年，又加领扬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又进位大将军。刘义康既专总朝权，加上文帝多病，“寝顿积年”，“方伯(方镇)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生杀大事”，义康亦“以录命行之”，所以“势倾天下”(《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江州刺史檀道济，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北府名将，曾随刘裕灭南燕、后秦，元嘉初击败谢晦，元嘉八年率军北讨，又斩北魏济州刺史悉颊库结。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元嘉十三年，文帝病久不愈，义康怕文帝一死，“道济不可复制”，就把他杀死了。道济临刑时，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高兴，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这种自坏长城的行为，真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又有一次，文帝病重，已在安排后事。那时文帝诸子年龄都很小， 义康的亲信竟去尚书仪曹调阅东晋中叶成帝病死立其弟康帝这一事实经过及其仪注的档案。文帝病愈后略有所闻，隐忍未发。 当时拥护义康最为出力的是领军将军刘湛，刘湛也是宰相之一， 他和刘义康的亲信，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使得文帝对义康更为嫌恶起来。元嘉十七年，文帝终于采取了断然措置，收杀了拥戴义康的刘湛及其族人刘斌等士多个人，改授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到了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又想拥立义康，谋泄被杀，义康也因这案牵涉在内，被废为庶人，徒居安成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东南)。 元嘉二十八年，北魏主拓跋焘率大军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 隔江威胁建康。文帝怕义康被人利用，在后方作乱，终于下令把义康杀死。南朝王室骨肉相残的事情，就是从这桩事开始的。

北魏的南侵自刘裕弃关中以后，滑台、虎牢、洛阳等城邑也陆续被北魏夺去。河南虽失，可是那时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胁，西有赫连氏这个强敌，因此还不敢放手南侵。北魏境内的各族人民，也不断起义，前仆后继，想推翻拓魏的统治。其后北魏消灭了赫连氏，并吞了关中地区，渐渐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团结在他周围的人民，有十余万之多，关中氏、羌、山胡等族纷起响应，河东薛氏一族三千余家，也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关陇。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军镇压，才把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镇压下去。
盖吴在起义之初，曾上表宋文帝云:“臣以庸鄙，仗义因机， 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旧之愤。......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 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压捍凶寇，覆其巢穴；退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第二次又上表云:“士庶.....倾首东望，仰希拯接。.....·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宋书·索虏传》)可见中原的起义军，对南朝援军期望之殷切。宋文帝只是给盖吴以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的空头官号；并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为盖吴声援。实际上并无一兵一卒去支援盖吴，坐失收复中原的时， 这样，只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盖吴的义军既然失败，柔然人对北魏的威胁，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暂为缓和，拓跋焘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调动大军南下，进攻南朝。
拓跋焘自率步骑十万，进攻宋的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宋守军苦战却敌。这年七月，刘宋出动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其主力在王玄谟统率下，进攻滑台，为魏军主力击败。刘宋另一支偏军由建威将军柳元景率领，用很少的兵力，出卢氏(今河南卢氏)， 得当地武装配合，如卢氏人“赵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宋书·柳元景传》),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和声势。他们直出熊耳山(今河南卢氏东南)，连克弘农、陕县，进军潼关，势如破竹，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魏军死亡万余人。关中人民和四山各族人民，处处蜂起，响应宋军，但宋文帝因王玄谟主力溃败，所以命令柳元景退兵。
魏军号称百万，乘势分路南进。拓跋焘亲率大军攻彭城不下，渡淮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 扬言要渡江进攻建康。宋内外戒严，“丹阳统内，尽户发兵”。 “游逻上接于湖(今安徽当涂南)，下至蔡洲(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江中)，陈舰列营，周互江滨，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建立了巩固的防线。次年春，拓跋焘回军围攻盱眙， 盱眙军民奋勇抗击。魏军攻城三十日，死伤无数，积尸高与城齐；拓跋焘又怕归路被切断，方才退走。魏军在撤退时，进行大杀戮大破坏，“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当时人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江北魏军“所过郡县，赤地无余”"(《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宋书·索虏传》 称:“喋喋黔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 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南朝经此空前浩劫，国力是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自此，刘宋政府便把自己的防线，步步南撤，既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到了明帝刘彧时代(公元469年)，淮水以北青、冀、 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又先后被北魏夺去，于是防线复由准北撤至淮南。那时的“淮北士民”，虽是“力屈胡虏”，可是“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南齐书·垣崇祖传》)。南朝的统治集团，却正在争权夺利，排演其相互残杀的丑剧，便把外敌完全放在一边了。

当然，刘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还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使他们的经济，不致日益衰颓，从而使自耕小农还能继续供封建国家剥削。
宋文帝又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进行清理户籍工作，以后齐、梁时代，再度整理户籍，还都以元嘉户籍为依据。户口数比较准确，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政府课户人数的增加，税源、兵源的有恃而无恐，标志出元嘉时代刘宋政权的一定稳定程度来； 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刘宋政权承东晋义熙土断之后，怎样重视整理户籍工作，使赋役的负担，不致偏压在少数课户头上，在稳定它的剥削对象自耕小农经济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
这三四十年间，自耕小农这一阶层，在困难的情形下，相对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地在发展，人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货币流通数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虽已成立了魏、晋以来前所未曾设立过的“钱署”，开铸四铢钱，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流通货币还是极嫌缺乏，造成“用弥广而货愈狭”的现象，这正是生产事业向前发展的反映。
南朝及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三四十年间的小康时代，作过概括的评述:“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 户不夜扃”(《宋书·孔季恭传》论):“虽没世不徒，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 皆称元嘉焉。”(《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这些话虽然难免有溢美之处，但是可以说明这三四十年间的南朝人民，他们的生活比较东晋末年确是好过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侵，南朝的人民，到这时还是不能避免转死于沟叙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