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始的。 宋文帝立子劭为太子，“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后来文帝又想废掉他，另立太子。太子劭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二月，率东宫兵人宫杀文帝及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自立为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出为江州刺史，正带领江、豫、荆、雍四州的军队去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兄弟族五水“蛮”，听说父亲被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传檄州镇，声讨刘劭。讨伐军很快就推进到新亭(在今江苏南京市南)，依山修筑营垒。刘劭出兵迎战失利，退守台城(建康有三城，中为台城， 皇帝所居，也有居民；西为石头城，禁军驻屯之所；东为东府城， 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所居，亦有甲士数千人守卫)，束手无策。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弃家逃奔刘骏，刘劭杀义恭十二子及有旧恨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等多人。到五月四日，台城就被攻破，刘骏杀刘劭及其四子，又杀劭同党始兴王刘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王室间子杀父、 弟杀兄的丑剧不断演出。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魏书·岛夷刘裕传》)。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的丑恶行径的鄙夷态度。
刘骏即帝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因荆州是上游重镇，不愿意让他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久任荆州刺史，于是内调义宣为承相、扬州刺史。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举兵不受代。他率水军十万，“舳舻数百里”，沿流而下，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刺史鲁爽等起兵响应。 孝武帝一面派遣大将沈庆之率军在小岘(今安徽合肥市东)一带击杀了鲁爽，解除了北面的威胁；一面遣王玄谟、柳元景率领水陆大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 一带和义宣、臧质的叛军进行决战。结果叛军大败，义宣单舸逃到江陵，并其诸子，均为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所杀。藏质亦逃至武昌，为人所杀。
孝武帝在位的短短十年中，还先后杀了他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刘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及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等。尤其是刘诞，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为南兖州(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刺史，孝武帝因疑忌他而派大军围攻广陵，及城破，孝武帝下令屠城，把城中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死者数千人，城中全部女口也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可见在他们兄弟互相残杀的过程中，更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第二节宋齐梁的更替与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宋齐梁的更替1 以北府将领起家的刘裕承东晋王朝而称帝之后，因鉴于东晋政权由于门阀势盛，因此威权下移，所以中书省则任用寒人为中书舍人掌机要，而外藩则托付宗室。刘裕下渝“京口(南徐州治所)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刘延孙传》);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江夏王义宣传》)。除了荆、扬、南徐州以外，其他重要的州镇，也大都由诸王出任刺史。诸王掌握了方镇的军队，还兼任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实际上形成半独立的政权。他们力量强大的时候，往往要夺取中央政权。王室内部骨肉相残的事，也就史不绝书。
东晋中叶以来，还重用宗室亲王总录尚书众事，如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时，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专总万机；东晋安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亦以太傅录尚书事，时称“相王”，他们的权力都非常大。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始以弟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到了元嘉九年，又加领扬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又进位大将军。刘义康既专总朝权，加上文帝多病，“寝顿积年”，“方伯(方镇)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生杀大事”，义康亦“以录命行之”，所以“势倾天下”(《宋书·彭城王义康传》). 江州刺史檀道济，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北府名将，曾随刘裕灭南燕、后秦，元嘉初击败谢晦，元嘉八年率军北讨，又斩北魏济州刺史悉颊库结。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元嘉十三年，文帝病久不愈，义康怕文帝一死，“道济不可复制”，就把他杀死了。道济临刑时，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高兴，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这种自坏长城的行为，真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又有一次，文帝病重，已在安排后事。那时文帝诸子年龄都很小， 义康的亲信竟去尚书仪曹调阅东晋中叶成帝病死立其弟康帝这一事实经过及其仪注的档案。文帝病愈后略有所闻，隐忍未发。 当时拥护义康最为出力的是领军将军刘湛，刘湛也是宰相之一， 他和刘义康的亲信，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使得文帝对义康更为嫌恶起来。元嘉十七年，文帝终于采取了断然措置，收杀了拥戴义康的刘湛及其族人刘斌等士多个人，改授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到了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又想拥立义康，谋泄被杀，义康也因这案牵涉在内，被废为庶人，徒居安成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东南)。 元嘉二十八年，北魏主拓跋焘率大军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 隔江威胁建康。文帝怕义康被人利用，在后方作乱，终于下令把义康杀死。南朝王室骨肉相残的事情，就是从这桩事开始的。

北魏的南侵自刘裕弃关中以后，滑台、虎牢、洛阳等城邑也陆续被北魏夺去。河南虽失，可是那时拓跋氏北有柔然人的威胁，西有赫连氏这个强敌，因此还不敢放手南侵。北魏境内的各族人民，也不断起义，前仆后继，想推翻拓魏的统治。其后北魏消灭了赫连氏，并吞了关中地区，渐渐地统一了黄河流域。
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北地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团结在他周围的人民，有十余万之多，关中氏、羌、山胡等族纷起响应，河东薛氏一族三千余家，也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震动关陇。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率军镇压，才把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镇压下去。
盖吴在起义之初，曾上表宋文帝云:“臣以庸鄙，仗义因机， 乘寇虏天亡之期，藉二州思旧之愤。......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 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压捍凶寇，覆其巢穴；退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第二次又上表云:“士庶.....倾首东望，仰希拯接。.....·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宋书·索虏传》)可见中原的起义军，对南朝援军期望之殷切。宋文帝只是给盖吴以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的空头官号；并且命令雍、梁二州屯兵境上，为盖吴声援。实际上并无一兵一卒去支援盖吴，坐失收复中原的时， 这样，只能等待北魏的入侵了。
盖吴的义军既然失败，柔然人对北魏的威胁，也因柔然主的新死而暂为缓和，拓跋焘就在元嘉二十七年，调动大军南下，进攻南朝。
拓跋焘自率步骑十万，进攻宋的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宋守军苦战却敌。这年七月，刘宋出动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其主力在王玄谟统率下，进攻滑台，为魏军主力击败。刘宋另一支偏军由建威将军柳元景率领，用很少的兵力，出卢氏(今河南卢氏)， 得当地武装配合，如卢氏人“赵难驱率义徒以为众军乡导”(《宋书·柳元景传》),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和声势。他们直出熊耳山(今河南卢氏东南)，连克弘农、陕县，进军潼关，势如破竹，斩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魏军死亡万余人。关中人民和四山各族人民，处处蜂起，响应宋军，但宋文帝因王玄谟主力溃败，所以命令柳元景退兵。
魏军号称百万，乘势分路南进。拓跋焘亲率大军攻彭城不下，渡淮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 扬言要渡江进攻建康。宋内外戒严，“丹阳统内，尽户发兵”。 “游逻上接于湖(今安徽当涂南)，下至蔡洲(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江中)，陈舰列营，周互江滨，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至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建立了巩固的防线。次年春，拓跋焘回军围攻盱眙， 盱眙军民奋勇抗击。魏军攻城三十日，死伤无数，积尸高与城齐；拓跋焘又怕归路被切断，方才退走。魏军在撤退时，进行大杀戮大破坏，“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当时人说:“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江北魏军“所过郡县，赤地无余”"(《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宋书·索虏传》 称:“喋喋黔首.......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 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南朝经此空前浩劫，国力是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自此，刘宋政府便把自己的防线，步步南撤，既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到了明帝刘彧时代(公元469年)，淮水以北青、冀、 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又先后被北魏夺去，于是防线复由准北撤至淮南。那时的“淮北士民”，虽是“力屈胡虏”，可是“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南齐书·垣崇祖传》)。南朝的统治集团，却正在争权夺利，排演其相互残杀的丑剧，便把外敌完全放在一边了。

当然，刘裕父子的一系列措施，其目的还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使他们的经济，不致日益衰颓，从而使自耕小农还能继续供封建国家剥削。
宋文帝又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进行清理户籍工作，以后齐、梁时代，再度整理户籍，还都以元嘉户籍为依据。户口数比较准确，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明政府课户人数的增加，税源、兵源的有恃而无恐，标志出元嘉时代刘宋政权的一定稳定程度来； 另一方面，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刘宋政权承东晋义熙土断之后，怎样重视整理户籍工作，使赋役的负担，不致偏压在少数课户头上，在稳定它的剥削对象自耕小农经济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
这三四十年间，自耕小农这一阶层，在困难的情形下，相对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地在发展，人民的购买力，也有所提高，货币流通数量至此也自然增加，在文帝元嘉七年，政府虽已成立了魏、晋以来前所未曾设立过的“钱署”，开铸四铢钱，但是到了元嘉二十四年，由于商品交换的频繁，流通货币还是极嫌缺乏，造成“用弥广而货愈狭”的现象，这正是生产事业向前发展的反映。
南朝及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三四十年间的小康时代，作过概括的评述:“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 户不夜扃”(《宋书·孔季恭传》论):“虽没世不徒，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 皆称元嘉焉。”(《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这些话虽然难免有溢美之处，但是可以说明这三四十年间的南朝人民，他们的生活比较东晋末年确是好过了些。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六十万大军南侵，南朝的人民，到这时还是不能避免转死于沟叙之间了

宋初内政刘裕回到江南，受封为宋王。公元420年，代晋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
刘裕做皇帝不到三年，病死(公元422年)，太子义符继位， 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刘义符做了两年皇帝，游戏无度，不亲政事。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因次立者应是徐羡之等所嫌忌的庐陵王刘义真，于是他们先废义真为庶人， 再废黜了少帝刘义符，并且把兄弟两人都杀害了。然后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刘裕第三子)为帝。他们为了持久地控制朝廷，由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掌握重兵，作为居中秉权的徐羡之、傅亮的外援。刘义隆就是宋文帝，他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重蹈晋末衰乱的覆辙，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下令严办。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在江陵起兵反抗，兵败北逃未成，被擒送至建康斩首。这样，宋文帝才把国家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政由己出。
从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剪除异己起，到宋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止，这是南朝相对安定的一个小康时期。
由于刘裕的两次北伐，获得辉煌的胜利，虽然刘裕不能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扩大战果，统一中原，甚至连关中地区也得而复失，但从东晋、南朝的人民看来，这位宋武帝的功业，已初步满足他们的抗敌要求了。刘裕、刘义隆父子承孙恩、卢循起义之后，继东晋而称帝，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也不得不作出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政权。东晋末年，渤海刁逵(刁协孙)为桓玄豫州刺史，逵弟刁畅为桓玄右卫将军，刁氏侨寓京口，史称“刁氏素殷富”，“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 (《晋书·刁协传》，刘裕起兵讨桓玄，消灭刁氏，把刁氏的土地财产分给京口贫民。晋安帝妻王皇后(王羲之孙女，王献之女) 死，后有“脂泽田四十顷”，在临沂(侨置在今江苏句容境内)、湖熟(今江苏南京市东南湖熟镇)一带，刘裕请晋安帝下令把这四十顷土地分“赐贫人"(《晋书·安帝纪》)。当时江南的“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宋书·武帝纪》)。义熙九年，刘裕下令禁断。同时荆、雍诸州的牧守，又往往把“州郡县屯田池塞”据为己有，中饱私囊。刘裕曾先后下令禁止。刘裕在消灭刘毅后，曾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博得荆州人士的好感；在驱逐了司马休之之后，又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加以改变，规定二州“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宋书·武帝纪》),一概遣散。在东晋末年，政府曾不断向民间征发造船木料，以及征用船只车牛，供运输之用，刘裕下令以后政府需用造船木料和船只，由政府派定专人和民间商议好公平价格，依照规定的价格来“和市”，严禁官吏假借官威，强行征发1。魏、晋以来，兵农身份低落，在繁重的兵役和超额的租税之下，犯禁逃亡的，不计其数，刘裕在称帝的第一年，就下令“开亡叛赦，限内首出”得“蠲租布二年”(《宋书·武帝纪》)。此外，刘裕在称帝之初，命令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不复收取；文帝也在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酌量减轻；元嘉二十一年，再一次下令把人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在元嘉十九年以前”的，一概免除。文帝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在他在位时期，几次下令劝课农桑2；湖熟有“废田千顷”(《宋书·文帝纪》),在他的命令下被开垦为良田；扬、南徐等州农民缺乏田粮种子，他下令贷给；元嘉二十一年，江南旱灾， 文帝下令“悉督种麦，以助阙乏”(《宋书·文帝纪》)。文帝对消极的赈济也比较重视，如元嘉十一年，丹阳、淮南、吴兴、义兴一带大水，文帝就曾拨出数百万斛米赈济灾民。

历史巨浪汹涌，刘义真年仅十二岁便踏上将军之位，肩负着镇守复杂局势的重大使命。王修、沈田子等辅佐者与他共同面对挑战。然而，幼年将军、内忧外患，长安局势危在旦夕。联防一触即溃，复仇谣言在军中骤然扩散，兄弟阋墙，离间深入人心，结局注定是英雄末路，长安陷落。一场关乎南北争霸，赋予无数的荣耀与悲情，皆沉淀于古老的文明发展故事。
这年十二月，刘裕仓猝东归，安排他的次子只有十二岁的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以王脩为安西长史，辅佐义真；王镇恶为安西司马，沈田子、毛德祖为安西中兵参军，率兵一万余留守关中。这样安排显然是无法应付刚收复的关中那样复杂的政治局面的。夏主赫连勃勃见刘裕东还，认为这是他夺取关中的极好机会，他的谋臣王买德也对他说:“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代晋称帝)，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今陕西商州)，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赫连勃勃采纳了他的计策，叫自己的儿子赫连昌屯兵潼关，王买德屯兵青泥，又叫世子赫连瓒率精骑二万直趋长安，赫连勃勃亲率夏军主力为后继。这样，刘义真想用留守军一万多人来保卫长安，是太困难了。
夏军前进到渭水北岸，沈田子和王镇恶联兵抗击。当时军中流传谣言说“镇恶欲尽杀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四年)，沈田子轻信了谣言，于公元418年正月十五日，杀害了王镇恶。王脩责备沈田子专戮节将，征得刘义真的同意杀了沈田子。到了同年的十月，刘义真又听信了左右的话，杀了王脩，并调回渭北的所有驻军，集中守防长安。关中郡县逐渐为赫连勃勃所攻占，长安也被围困，“樵采路绝”。最后刘义真只好撤出长安。东晋将士在撤退时大掠长安，用车子满载宝货子女，一天不过走十里路。夏兵追及于青泥，义真全军覆没，他自己单骑逃出。当时毛德祖以河东太守名义镇守蒲坂，到第二年二月才率部退回彭城，没有遭受损失。关中地区收复了不到一年零五个月，却又落人夏主赫连勃勃的手中。
综观刘裕的北伐，其主观动机，固然在于建立个人威望，以便代晋称帝，可是在客观方面，他的灭南燕、灭后秦这种军事行动，不仅给予当时鲜卑、羌、胡各族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而且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的要求的。尽管关中地区得而复失，而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终于被刘裕所收复了，对江南地区起了掩护的作用，为此后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刘裕的北伐事业，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古战场上，沈田子与傅弘之引领仅一千多北府勇士，利用敌方轻敌突袭而大获全胜。王镇恶挺身而出，在江南建立战功之余，却财色并祸搅动军心，危险四伏。刘裕的正确决断及中原百姓的无私贡献共铸辉煌，但政治野心与私利亦在胜利后浮现。哪些是真正的忠诚？又有谁被权力与金银蒙眼？层层冲突交织的故事告诫我们，背后胜利的代价过于纷繁复杂。

晋军北伐南燕、后秦，都取得胜利，固然由于战士的英勇战斗，刘裕的指挥正确，但更重要的是中原人民的支援。如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数千”(《宋书·武帝纪》)。及伐后秦，当王镇恶、檀道济等前锋挺进得过快，到了漳关为秦兵所拒时，由于“悬军远人，转输不充”，“将士乏食”。王镇恶亲自到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去动员百姓捐献粮食，“百姓竞送义粟”，使晋军“军食复振”(《宋书·王镇恶传》)。正是中原地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保证了刘裕两次北伐的胜利。
刘裕收复关中以后，流寓关中的陇右流民，都希望他继续出兵收复陇右。由于刘裕留在建康代掌枢要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死，政权有旁落到他人手中的危险，因此，他在长安只停留两个多月，就急于返回江南。三秦父老听说他要离开长安，流着眼泪到他那儿挽留他，向他诉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长安十陵，咸阳宫殿，皆汉家故迹，裕为刘氏子孙，故三秦父老以是为言而留之)，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可见关中人民对刘裕是如何寄以期望，而刘裕的行止却终究使他们失望了。
刘裕这次攻灭后秦，将领中王镇恶、沈田子之功居多。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十三岁时，苻坚败亡，他随叔父王曜流寓江南，客居荆州。后来为刘裕所赏识，刘裕杀刘毅，王镇恶立了大功。刘裕出兵伐后秦，因为王镇恶从少生长关中，故以镇恶为龙骧将军，带领先头部队北伐关中。攻下长安之后，“抚慰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但王镇恶为人贪财爱钱，“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宋书· 王镇恶传》)。这时有人向刘裕密告王镇恶收藏姚泓专用的车子，有做皇帝的野心。刘裕派人秘密调查这桩事，王镇恶把车上的金银都剔下来了，而把车子丢弃在墙边。这说明王镇恶贪财，而不是政治野心。

北伐大军分为四路，水陆并进。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率领步兵自淮、淝进取许昌、洛阳。一路由沈林子、刘遵考率领水军， 与王镇恶等步兵配合，由汴水经荥阳石门入河。一路由沈田子、 傅弘之率领，径趋武关。一路由王仲德率领水军，由恒公渎自淮人泗，自泗入清、济，自清入河。后来刘裕自己统率的大军主力， 也是走王仲德走的这一条路。
檀道济、王镇恶这一路，推进得非常迅速，所至诸城戍皆望风归降；接连攻下项城、许昌、成皋(今河南荥阳上街镇)，姚秦洛阳守将姚光开城出降。晋军乃占领洛阳，前锋进抵潼关。
王仲德这一路，由水道自巨野泽经清河折人黄河以后，自然要威胁到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唯一桥头堡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北魏滑台镇将尉建没有等到晋军进攻，仓皇放弃滑台，渡河遁逃。九月，晋军进入滑台。公元417年初，刘裕也从彭城亲统大军从水道自准、泗入清河，又自清河经四渎口(今山东长清西南)入黄河，溯流西上。为了确保行军的安全，刘裕任命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成碥傲(今山东茌平西南)，加强了黄河南岸这个战略要点的防务。这时北魏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十万军队。晋军主力沿黄河进军时，北魏派了几千兵士，在隔岸进行骚扰。刘裕的“军人于南岸牵百丈(百丈是拉船的牵绳)，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裕遣军击之，裁登岸则走， 退则复来”(《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刘裕无可奈何，最后派自己的卫队奋勇渡河，在黄河北岸建立了两端抱河的却月阵，并且动员了二千多劲勇，带了大弩百张，大锤及稍千余，奋勇击败魏军。魏军退至畔城(在今山东聊城境)，晋军追击，又获全胜，东晋大军主力终于顺利地自河道到达洛阳。
公元417年三月，刘裕到达洛阳，这时前锋王镇恶、檀道济、 沈林子等军已进抵潼关。于是重新作了部署，分两路进攻关中， 一路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包抄长安的后路；一路从潼关直取长安。

回首南朝，千古江山留英雄。本期我们走进刘裕的南北征战，复盘其如何在内政纷亏、军事霸道中平步青云；掀开南北强弱的历史画卷，洞悉巧取豪夺背后的经济脉络。探秘古人的斗智斗勇，解读千年之下的政治机变与经济构架。
第一节宋初内政及北强南弱局势的形成
刘裕灭后秦以刘裕为代表的新兴的北府兵将领，在东晋末年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他们的内部便又开展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412年至413年初，刘裕消灭了名位仅次于己的北府兵重要将领刘毅，从而为他自己受禅称帝扫清了道路。
刘毅和刘裕一样，早年侨寓京口，参加了北府系统的青州(镇广陵)刺史府中兵参军属。北府将领推倒桓玄的时候，刘裕在京口领导起兵，刘毅在广陵领导起兵，两人功业相当，毅亦因此自负，不愿屈事刘裕。桓玄垮台后，刘裕统率北府兵，坐镇京口。公元408年，扬州刺史缺官，刘毅等不欲刘裕入朝辅政，企图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或令裕于丹徒遥领州事。刘裕遂自请入朝，就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掌握了军政大权。次年刘裕北伐南燕，当时刘毅任豫州刺史，又以“宰相远出，倾动根本” 为理由(《宋书·谢景仁传》，力图加以阻止。不久自己却在桑落洲被卢循打得大败。最后为荆州刺史，“既据上流，阴有图裕之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一面与谢混等人相交好； 一面招纳亲党，要求朝廷调他的堂弟兖州刺史刘藩到荆州做他的副手。刘裕也知道刘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宋书·武帝纪上》),于是趁刘藩自广陵入朝的机会，搞突然袭击，杀刘藩、谢混；随即率兵西征，佯称刘藩率兖州兵西上，很快就攻破江陵，刘毅力竭自杀。
另一个与刘裕合谋讨伐桓玄的将领诸葛长民，在桓氏灭后亦以功臣自居，“骄纵贪侈......所在残虐，为百姓所苦”(《晋书。 诸葛长民传》)。刘裕西袭江陵，用长民为建康留守。他写信煽动冀州刺史刘敬宣(刘牢之子)说:“盘龙(刘毅小字)狼戾专恣， 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南史。 刘敬宣传》刘敬宣把原信转呈给刘裕，刘裕从江陵回来的第二天，就把他诱杀了。
公元405年，益州大族谯纵乘东晋衰乱之际，据有四川，自称成都王，称臣于后秦姚氏。桓玄败，桓玄从兄桓谦逃奔姚兴， 纵又遣将与谦联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刘裕乃在公元412年十二月，命大将朱龄石率众二万进攻四川，翌年七月，晋军攻破成都，谯纵自杀，益州遂被东晋收复。
在刘裕要讨伐刘毅的时候，东晋政府任命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到了公元415年，刘裕又嫌司马休之在江陵“颇得江、汉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休之不肯严惩，反而心存怨望为借口，下令讨伐休之。东晋雍州(镇襄阳)刺史鲁宗之也怕刘裕容不了他，和司马休之联兵抗裕。休之、宗之兵败投奔后秦。 公元416年正月，后秦派遣鲁宗之子鲁轨率兵进攻襄阳，骚扰荆楚，想切断东晋长江上下游以及扬、益间的交通。这时后秦主姚兴新死(公元416年月，兴病死)，兴子姚泓初继父位，姚秦王室内部斗争激烈，北魏拓跋氏跨有并、冀，大夏赫连氏虎踞朔方， 又时时在威胁姚秦北方，牵制了姚秦一部分兵力。刘裕就在公元416年的八月，亲统大军，北代地记！

东晋末年，农民起义浴火重生、转战千里却终告失败。卢循为首的起义军操刀不决，失先机，终作历史烟尘；合浦乱战、投水自尽，序幕终降。民众再遭受压迫，豪族起落转换；北府军兴盛，一段江南的历史变迁之风波，被掀起又缓缓合上。
卢循山自五月乙丑到达蔡洲，到七月庚申，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之久，师老兵疲，粮食给养都发生I国难，只好从蔡洲南撤，退守寻阳。欲西取刑州，再与刘裕决战。 这年十月，徐道覆率水军三万西攻江陵，大败于破冢(在今湖北江陵东南)，损失万余人，道覆退回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十二月，卢循、徐道覆又率众数万，连舰而下，先后与晋军战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左里(今鄱阳湖口)，农民军方面又损折了数万人。卢循乃收散卒数千人，向其根据地广州转移；徐道覆也退保其根据地始兴。次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
卢循率部到达广州，但广州州城番禺早已被晋军占领，循围攻番禺二十余日不下，于四月间南袭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转战至交州(州治龙编，今越南慈山、仙游地区)，兵败投水死。
从公元399年十一月孙恩领导浙东农民起义起，到411年四月卢循在交州失败止，东晋末年的这次农民起义，前后持续] 十一年零五个月之久。农民起义军转战东南半壁，人民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舰队，曾经溯洄赣江，纵横长江上下游，乘长风破巨浪于汪洋大海之上，开农民战争战略战术上未有之前例。以孙恩、卢循为首的这一次农民起义的失败，除了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一主要原因外，其他原因是: (一)孙恩在浙东登陆，一时获得八郡人民的响应之后，未能及时地建立根据地，成立农民自己的军政府，一见战争形势不利， 便仓猝退入海岛，这样，不但失去了与大陆广大群众的联系，而且众至二三十万的农民军以及妇孺，无计划地向海岛撤退，粮食等给养得不到保证，给农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二)卢循取得农民军的领导权后，虽然采用各种手段巩固了根据地--广州， 可是他实际上是企图割据一方，并没有推翻东晋王朝的决心和信心；等到刘裕北灭南燕，初步满足了江南人民抗敌的要求之际，他迫于三吴战士的思归要求和徐道覆的严正态度，迟迟北进，使得农民军不容易保持其战略主动地位。(三)卢循在作战指导上往往举棋不定，“多疑少决”，不能利用有利战机力争胜利。农民军在建康城下从优势变为劣势，从主动变为被动，最后竟一败涂地，这主要是卢循主观指导错误所造成的。
在卢循交州战败投海死后，东晋末年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已经结束。江南各地农民再度屈服于世家大族与新兴的北府军将领的统治之下，他们重新受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虽然他们在过去已被榨取得几乎一无所有了。
这次农民战争，给了东晋王朝严重的打击，从此它就名存实亡了。
在这次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还有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以王、谢为首的北来的世族大地主，他们的仓廪被打开，他们在浙东的庄园和财产遭到严重冲击，他们丧失了数目众多的奴客。王凝之、谢邈的被杀，谢琰的阵亡，又在在说明了他们削弱到简直不能抵抗。固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凭藉世资”，还是极高，然而他们今后在政治上只是饰演配角，当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系统的将领夺取帝位之际，他们就只能饰演捧玺绶、上劝进表角色，“将一家物与一家” 这一流的角色。从此，他们被剥夺了北府兵的领导权；他们顾问中枢大权，以后也逐渐被寒门庶族出身的中书舍人所替代。寒门庶族出身的新兴将领做了皇帝以后，为了集权中央，也毫无顾忌地对他们加以打击，如刘裕杀太原王愉(王坦之之子，愉官至尚书仆射、前将军)、陈郡谢混(谢安孙，谢琰子，混官至中书令领军将军、尚书左仆射)、高平郗僧施(郗鉴曾孙、郗愔孙)等，都足以说明高贵的世家大族，至此不得不落到北府将领统治之下了。
在这种情形下，唯一得利者是新兴的北府将领，他们在农民战争的结局中得到利益，他们不仅从以王、谢为首的世家大族手里，夺得了北府兵的领导权，消灭了以桓玄为首的荆州系统的方镇势力，而且他们在因农民战争而崩解了的东晋王朝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新的王朝来。
1谢安，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伯父谢鲲，渡江任豫章太守:父裒，太常卿， 都是流寓江表的世族大地主，以王、谢为首的北方世家大族，到达江东之后，为了避免和江东世家大族发生经济上的冲突起见，他们的庄园都在东土--浙东，所以谢安早年多居会稽(即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那时谢安从兄谢尚(谢鲲子)官至尚书仆射、都督豫并出冀四州军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尚卒(公元357年)，安兄奕继青为都督豫充背并四州军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安弟万又继奕任都督司豫冀并四州军事、豫州刺史。真是“家门富贵”，江东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由于谢安有这些兄弟先后参加东晋政权领导工作，可以代表他们这一阶层和他这一家族的利益， 因此，谢安可以“放情丘壑”，“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东晋政权既是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的，那么，这些世家大族为了本阶层和家族的利益起见，每家至少有一人或一人以上参加东晋政权领导工作，这一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愈高，社会地位就愈巩固，经济利益也就更能获得一定的保障和长足的发展。每个世家大族如三世以上冠冕不绝，那就成为“天下盛门”、“奕世膏梁”；俏或偶然有一代接不上来，不能继绘保持原有的爵位，于是便有称为“门户中衰”或“衰门”的危险。同时，东晋王朝既然以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为其主要支柱，那么必须随时注意培养世家大族中的后起之秀，通过九品官人等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政权领导工作，统治集团内部人才愈充实，统治权自然也金巩固。以谢安这个人物而论，自是过江以后的第一流，作为东晋政权面论，是应该把他拉出山来的，于是便产生出“东山不起，如苍生何”的话亲。可是谢安呢？仍然高卧东山(今浙江上虞西南四十五里)，度着他山林隐遁的生活，尘世事没有扰乱他的心胸，因为尘世事自有他的门生、典计(庄园的管理者)去替他处理，共不用他操心，政府几次三番请他出山，他都“高卧不起”，政府甚至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