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末期到南朝,小农经济继续衰败,王朝更迭频繁,统治短暂。朝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力图维护逐渐没落的自耕小农，但豪强大地主的兴起，使得土地经营形式从分散的小农经济转为集中的庄园系统，这不仅加剧了小农的破产，同时也在无形中推动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自耕小农经济的继续衰颓东晋王朝以后，宋王朝首尾六十年，齐王朝首尾二十四年，梁王朝首尾五十五年，陈王朝首尾三十二年，王朝的不断变更，统治年代的短促，以及各代王朝的对外怯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发生，这都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作为牢固剥削对象的自耕小农的继续破产、自耕小农经济的继续衰颓有分不开的关系。
刘宋从武帝、文帝以来，朝廷为了要集权中央，就必须巩固正在日趋没落的自耕小农阶层，使他们的经济，不致急遽衰颓， 还能成为中央集权化的王朝所依靠的剥削对象。但是事实上， 自南朝宋、齐以下，大土地所有者已经霸占了任何一个农民有权租入的公地，固然当时的平原良畴，都已开发，可是未开发的山地湖田，究竟还多。但是这些可以开发的土地，往往为豪强所占夺，所谓“名山大川，往往占固”(《宋书·孝武帝纪》),“忾山封水，保为家利”，“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羊玄保传兄子希附传》)。封锢山湖，本来是和政府的禁令相抵触的，至此，政府为了要顺应这种豪强“占山锢泽”的既成事实，就不得不修改法令，使追认这种事实为合法。宋孝武帝大明中，下令:“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宋书·羊玄保传兄子希附传》)。 这一次令文的规定，首先是承认自秦、汉以来一直所认为公共地的山泽，得由私人所占有:然后又规定出已开辟的果园渔场，其亩数虽是超过定额，得追认为其“先业”，“听不追夺”。同时还订出“先占阙少，依限占足”(《宋书·羊玄保传兄子希附传》)的补充条文来，对未占、少占的世家大族，也使他们重新参加分配，享受这种利益。从此在山林川泽的公有地上，更发展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齐竟陵王萧子良在宣城(今安徽南陵东四十里)、临城(今安徽青阳南五里)、定陵(今安徽青阳东北)三县界，封锢山泽至数百里，其余王公妃主，世家大族，爰至典掌机要的宫省近臣， 以及僧侣地主，也都成为这些土地的实际所有者4。
此外，大土地所有者在“无田何由得食”(《宋书·王惠传》), “非田无以立耳”(《宋书·谢灵运传》载《山居赋》自注)的指导思想之下，又不择手段地夺取农民的土地，其结果，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更加发展。世族如陈郡谢琰一房之后，宋元嘉中犹有资财巨万，田业十余处，奴僮数百人；琅邪王骞一房，梁天监中，在钟山的旧墅一处，就有良田八十余顷；会稽孔灵符于永兴(今浙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 又有果园九处，均见前述。此外如会稽虞琮，“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南齐书·虞琮传》；南阳张孝秀，“居于东林寺(在庐山)，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梁书·处士张孝秀传》)。而将帅如沈庆之，初“居清明门外，有宅四所，室宇甚丽。 又有园舍在娄湖(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南)，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闰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日:‘钱尽在此。'.....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宋书·沈庆之传》);周山图亦“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返"(《南齐书·周山图传》；裴之横“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大营田墅，遂致殷积”"(《梁书·裴邃传》)。这种大土地所有制庄园的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自然也就是自耕小农继续没落的过程，何况南朝从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 以后，巨额的捐税和经常的战争重担，高利贷的剥削，这一切都结合起来集中进攻自耕小农，使正在日趋没落的这一自耕小农阶层，至此更不得不迅速地破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