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江宁、成都、番禺等商业繁荣。健康是政治文化中心，集住繁华。京口、三阴市为交通要地，经济发达。襄阳和寿春是重要的通商据点。江宁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成都为西南贸易中心。探索这些城市，揭示其在古代经济中的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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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都是当时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
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傍长江下游的大埠。 平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以五口一户计，约一百四十万口)，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等)于二京(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都城内有四市，秦淮河两岸，有不少市镇，北岸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可算是江南最大的都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建康)，亦一都会” (《隋书·地理志》)。山阴是两浙的绢米交易中心，“征货贸粒”， “商旅往来”，钱塘、浦阳两江的牛埭税(过堰税)，一年之中就可征收到四百余万之多(见《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寿春在淮、泗、汝、颍交错的区域，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军事攻守的重镇3，北魏也曾在“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象牙)革之属，无远不至”(《魏书·食货志》)。襄阳是汉水中游的重镇，也是“四方凑会“之处，所以寿春和襄阳两个城镇，在当时都是南北进行物资交换的通商据点3。江陵不但是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也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所谓“荆州物产，雍(雍州治襄阳)、益(益州治成都)、交(交州治龙编)、梁(梁州治南郑) 之会”(《南齐书·张敬儿传》),又是“良皮美罽”的集散地。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既是全国织锦业的心，又是西南的贸易中心。

江南因水乡交通便利，造船业在刘宋和南朝时期繁荣发展，民间造船技术也得以提升。然而，尽管农业和手工业进步，商业仍受限于封建制度，主要由王公贵族控制，反映了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了解这一时期商业萌芽的过程，能窥见古代经济发展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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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水乡7
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三吴平野的运河网，到南齐时代也已经大体完。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造船业也更加发展起来。刘宋时的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南史·沈庆之传从子攸之附传》)。侯景乱梁时，也有战舰千艘，称作“鸼舠”，“两边悉八十棹”，鼓棹进退，“捷过风电”(《梁书·王僧辩传》)。当时民间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颜之推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颜氏家训·归心篇》《太平御览》卷769引《南州异物志》称东吴时，“外域人.....船，大者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千吨)”。到了南朝，船只载重二万斛(约二千吨)，比之以前，又要超过一倍了。隋文帝灭陈后，下命令说: “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下》)足见南朝时民间私造的大船很多，才会引起隋文帝的注意而予以没收。
农业技术的提高与收获量的增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使这一时期内，在江南新建立起来的具有单纯的政治和军事性质的城市的基础上，商业有了萌芽的机会。不过我们在研究商品生产时，不可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可和经济现象的一切总和失掉联系。在当时的江南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手工业始终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出来，由于这缘故，商品生产在这时并没有多么大的意义，它不过指出交换发展的初步过程而已，我们绝对不能把那时的商业和近代的商业等量齐观。 那时国内市场上出现的重要商品，大都只是“绵、绢、纸、席之属” 史记
《宋书·孔觊传》),坐市肆贩卖的虽都是平民身份的商人与其家族成员，而从事货物囤积或操纵市场贩运土产的则多为王公贵戚、世家大族，因为他们想把庄园里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成品推销出去，他们还借政治势力去经营商业，可以免去一些官吏的留难，尤其是贩卖违禁品，可以免去重税的勒索及关津的盘查。因此，这一时期，不是没有商业，而是在封建制度范围内以及在中古庄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它是庄园制度下剩余产品的一种销售形式，它仍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

古代漆器制造严格受控，需政府批准，甚至在制成后须标注制造年月和姓名。南齐时期，漆器已广泛应用。制瓷技术在商周时期釉陶基础上发展，汉代发明瓷器，至南朝青瓷技艺成熟。南朝时期青瓷器皿造型精美，釉色纯净，烧制技术达到高水平，宜兴出土的西晋青瓷与南宋官窑瓷器成分相近，展示出技术的进步。瓷器不仅成为日常用品，还为隋唐时期奠定了基础。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在发明纸以前，一般用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简牍每简只能写几个字或十儿个字，木牍虽然可以多写一些字，可是所占空间很大，使用不便。缣帛虽便于书写，但价格昂贵，更是无法普及使用。造纸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公元1957年，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上发掘出汉武帝时的古墓一座，内有米黄色长宽差不多10厘米大小的古纸，虽已裂成碎片，经过化验，证实是大麻纤维(兼亦掺杂有少量苎麻)所造。灞桥纸可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公元1933年，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障遗址中，也曾出土一片古纸，其原料为“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 纸长10厘米，宽4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箸。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 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简，黄龙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黄文弼教授《罗布淖尔考古记》)。灞桥纸和罗布淖尔纸的考古发现，说明我国造纸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应该推早到西汉武帝(公元前140至前87年)时期。但是早期的麻纸，纸质比较粗糙，表面有较多的纤维束，纤维组织不够紧密，分布不够匀净，麻纸上透眼较多，眼也较大1。 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担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总结了西汉以来劳动人民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 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造纸原料，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监制了一批良纸，风行全国，通称“蔡侯纸”0,从此造纸术就在我国各地推广开来。直到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劳动人民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皮外，还利用录皮、藤皮来造纸。纸的原料更容易获得，纸的成本更为降低，纸的生产量也更为增多。王羲之曾一次把会稽郡库存纸九万张送给谢安3，可见纸的消费量也已随着生产量的增多而增加。当时范宁认为“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初学记》卷21引)，可见用藤皮来制成的纸，已普遍使用于公私之间了。藤纸的产地，集中在剡溪(曹娥江上游)一带，而余杭由拳村(今浙江杭州市西旧余杭城南二十八里有由拳山，村在山下)所出的藤纸，也很出名。桓玄曾“命平准作青红缥绿桃花纸，使极精”， 又下令政府机关“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605引(恒玄伪事》),可见纸的功用，到了这时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朝的建康城中有“银纸官署，齐高帝造纸之所也，尝造银光纸赠王僧虔，一云凝光”(《丹阳记》)。梁简文帝为太子时，与人笺，有“特送四色纸三万枚”之语；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出为荆州刺史， 曾“上武帝纸万幅，又奉简文红笺五千番”，又云“特送五色三万枚”(见元鲜于枢《笺纸谱》引)。所谓四色、五色系指不同的纸色而言，而不是一纸之中含有四种或五种颜色，但是纸张的花色增多，说明纸的加工制造技术不断地在提高。梁阮孝绪父彦为湘州从事，孝绪随父之任，“不书南纸，以成父之清”(

江南海盐和扬州冶铁业曾是宋、齐、梁时期的重要产业，但后来政府接管了生产。囚犯成为冶铁工人，忍受极度劳动和苦难，许多人因此丧命。银矿开采在南北朝十分普遍，但事故频发，矿工多有伤亡。煤炭资源也逐渐被利用，这些矿业资源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细节耐人寻味，背后隐藏哪些秘密？
有很多盐场，据当时人阮昇之的《南兖州记》子:“上有南兖州盐喜一百三三所，具人以鱼数关，擅利巨海，用致货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 计。”(《太平寰宇记) 卷124引D)可见盐的制造业出相
执的冶的业，是出政府官营的。江南最有名的冶铸作坊， 属扬州的是海根冶(今安徽贵池东五十里)，属剂州的冶唐(今湖北武昌东南三十里)0。各冶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用具，“大则金鬶，小则銨鋤(《梁书·康绹传》)。梁时筑浮山堰、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汇于烟所，可见当时铁器的产量已经很高。齐梁时人陶弘景云: 铁是杂炼生(生铁)揉(熟铁) 作刀镰者。《重修政和证类本章》卷4《铁》条引D所调杂炼生绿，是指在熔铁炉中，把生和热铁混杂起来冶炼。“洪炉鼓鞲， 火力到时，生刻(许”之北字)元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炼系，不一面足，(《天工开物·五金篇》),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法，费工校少、成本较低，因此不独可以制刀剑，也可以制嫌刀，对发展生产是有积意义的。官营冶坊中的冶铸工人，大都是次于死继一等的囚昶，政府把他们罚充苦工-“补冶”以后，雄们的身份是官奴隶。他们中闯很多人被剪去头发，带着镣锁来从事无偿劳动，往往没有多久便被折磨死去，他们可以说是受迫害最深重的一个阶层。
《隋书·食货志》称“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因此，银的开采，也极为普遍。晋末，卢循曾在广州开采银矿:宋元嘉初，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齠关市)领下有银民三百多户，专事开采银矿，史称其“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宋书·良吏·徐豁传》),可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低劣，每年因矿坑崩坍而压死的人也很多。又梁末，周文育行至大庾岭，在旅店中与商人赌博，赢“得银二千两”《南史·周文育传》。银的流通额，既是这样大， 银的总生产量，在全国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东汉墓出土的棉纺织品，让我们得知新疆早在东汉时期就种植草棉。梁武帝断杀生着布衣，棉布称为月蝶。南北各地对草棉与木棉的叫法不同，形成了一段历史谜题。悠久的棉布使用，为宋元明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想知道更多细节吗？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吧！
防织棉布了。《梁书·高昌传》载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轳，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在永昌称棉布为桐花布或橦布，在交、广称为吉贝(有时又作古贝)，在高昌称为叠布，有时又书作绁布。吉贝，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大方等大集经》卷15《音义》:“劫波育，或言勐贝者，讹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叠，可以为布。罽宾以南， 大者成树；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华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这几句话，把草棉和木棉分别得很清楚。劫贝是吉贝的异译，劫波育的简译。一直到今天，广东、闽南一带，还有叫草棉为吉贝的。由于棉布是交、广一带生产的，因此当时多称之为“越叠”，《晋令》里有“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太平御览》卷820引)5,可见越叠是贵重的物品。梁武帝是以佞佛著名的皇帝，既然信佛教，就得断杀生，蚕茧成丝，在梁武帝看来，杀死蚕的生命太多，罪孽深重！因此他虽贵为帝王，不肯穿着丝绸衣服。史称其“身衣布衣，木棉皂帐”(《梁书·武帝纪》。木棉和草棉本来不是同一种植物，木棉花的纤维比较滑润，纺起纱来拉力不强，但当时人对棉布究竟是用木棉还是草棉做成，是不十分明确的，因此往往也叫草棉布为木棉布。梁武帝的木棉帐，实际就是草棉布制成的帐子。梁人刘孝绰有《谢越布启》云:“比纳方绡，既轻且丽，珍迈龙水，妙越鸟夷。”(《艺文类聚》卷85引)陈代吏部尚书姚察，有门生送他“南布一端”(《陈书·姚察传》),越布、南布大概都是指草棉布而言的。棉布的使用当时虽然还不很普遍，但已经在逐渐发展起来了，这对此后宋、元、明、清棉花种植事业的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朝时期，江南纺织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丝绸价格大幅下跌，背后原因让人深思。家庭手工业逐渐兴起，为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基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早期棉花种植地竟然在云南宝山。关中织工的南迁，让江南织锦业迅速普及。绢布价格为何一降再降？这场变迁背后的奥秘值得探寻。

两百多年来，农业技术经历了从火田到肥田的巨大转变，火田不再是主要施肥方法，粪肥开始普遍使用。江南的灌溉系统和水利设施得以改进，粮食产量显著增长。特别是湖泽田的开垦，使得江南地区农业大获丰收，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场农业革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江南能在技术革新中脱颖而出？在农业生产技术上，这二百多年中，也发生许多变化，从“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陆云《答车茂安书》的火耕水耨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做肥料2。固然火田在当时仍不失为施肥的一种办法，这在南北朝人的诗句中也有所反映，如庾信《归田诗》中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的诗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的诗句，北朝鼓角横吹曲《紫骝马》歌词有“烧田烧野鸭，野鸭飞上天”的诗句，但是从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来说，火田已不是唯一的施肥办法，更重要的是粪田了。
麦菽在江南也已开始推广栽植，适宜于早作的区种法也开始在江南推行3。水利灌溉系统，也在过去的基础上推广和整理。东晋时，在曲阿(今江苏丹阳)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 (《晋书·张闿传》);在吴兴乌程县(今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太平寰宇记》卷94);在会稽句章县(今浙江余姚东南) 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晋书·孔愉传》)。芍陂(今安徽寿县南)有“良田万顷，堤堰久坏”，宋、齐、桑三代累加修葺！； 雍州穰县有六门堰(今河南邓州西)，汉时溉田“至三万顷”(《通典·食货典》),“堰久决坏”，宋元嘉时加以修复，“雍部由是大丰”(《宋书·刘秀之传》);宋末在乌程筑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项”(《元和郡县图志·湖州乌程县》);在荆州筑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太平寰宇记》卷146)。齐时筑赤山塘(今江苏句容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准，有石门以为水启闭之节(梁书·良更·沈传》)。梁时在豫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之“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梁书·夏侯亶传弟夔附传》: 在临海乐安县(今浙江仙居)"堰谷为六陂以深田"(《太平寰宇记)卷127)。那时江南河渠纵横，但是要把这些河道的水流控制起来，用以灌溉田畴和便利运输，就必须依据地势的高下，建立堰闸，使水位的高低可以用人工来调节。尤其钱塘江、曹娥江一带，两江支流汇人两江之口，如钱塘江西岸有柳浦(今浙江杭州市东南候潮门外江干)埭，钱塘江东岸有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北二十里西兴镇)埭，曹娥江东岸有南津埭(今浙江上虞梁胡堰)，曹娥江西岸有北津棣(今上虞曹娥堰)，均遏水为埭，作水樓数所，以为水位高低调节之用，早则开楗，引江水以利灌溉，涝则闭楗，以避免江水的淹溃.讲求水利的结果，稻米的产额自然增加。同时，在江南有无数湖沼，只消在湖沼的四周筑起堤塘来，使四山的水流向河渠，而不是蓄存湖中，这样，湖面自然缩小，便能开辟出无数良田来。这种新辟的湖田，土壤肥沃，又不怕旱，收获量比起一般稻田来，会高得多。南朝对这种湖田，也大力加以垦辟，如会稽有回踵湖，始宁(今浙江上虞西南)有呸喤湖，宋元嘉初，世族大地主陈郡谢灵运请求政府拨给他作私产，想把它“决以为田”(《宋书·谢灵运传》1孔灵符为会稽太守，上书请求朝廷批准把山阴县贫民迁徙到余姚、鄞(今浙江奉化东五十里)、鄮(今浙江宁波东)三县境内，“垦起湖田”，以后“并成良业" (《宋书·孔季恭传子灵符附传》)。这样一来，江南的农业生产， 自然有很大进展，无怪能压倒北方，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第七节 江南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继续发展从西晋王朝崩溃以后，北方流亡南下的农民与江南的土著农民(包括俚、“蛮”等各少数民族在内)这两支生产大军，在江南的生产战线上会师。由于他们并肩劳动，辛勤开发江南，从公元317年到公元589年这两个半世纪当中，江南的农业生产在两汉、东吴的原有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东晋政权建立初期，北方的农民，如海潮似地涌向江南，江南的人口突然激增。一时麇集在城市里还没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北来侨民，数“以十万计”，消费者多于生产者。因此，江、扬诸州椰发生过大饥荒，三吴沃壤，尚且“阖门饿馁，烟火不举”(《太平御览》卷35引《王洽集》),“江州萧条”，更是“白骨涂地，豫章一票，十残其八”(《晋书·王鉴传》)。所以增加农业生产总量，解决粮荒，是当时的急务。从东晋政权建立起以至南朝陈亡为止不管在客观上，每一代王朝如何以巨额捐税和经常的战争重担来压在自耕小农的头上，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而每个王朝的意/图却总想巩固这一小农阶层，使他们成为王朝牢固的剥削对象，而且慑于无数次的东晋、南朝农民革命运动的巨大威力，事实上也不得不注意到有关于巩固自耕小农阶层的这一工作，使脱离了土地的流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作为东晋、南朝政权主要支柱的世家大族呢，他们在支持东晋建立起侨寓政权同时。 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建立起他们的庄园来。在流离混乱中，世家大族大量地吸收荫附的部曲、佃客以从事发展自己的庄园经济，而流徙民庶也不得不依属于世家大族以求得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俾便从事生产以图生存。这种在江南各地通过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而发展起来的庄园制度，就使以前被剥夺了土地和脱离了土地的流民，以依附农民身份，重新复归于土地，复归于农业。
这样，新的生产力终于发展起来，尽管它的发展速度极为缓慢。在东晋初年，江南的粮荒问题，有如上述，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南北劳动人民两支生产大军，他们用无比坚韧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给社会创造出无数物质财富，使江南地区在农业的发展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说:“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鄠邑区)、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之间(汉时关中农业发达地价高昂之处)，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 扬郡(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二百多年时间，江南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江、 浙的太湖流域和浙东的会稽，江西的鄱阳湖流域，湖南的洞庭湖流域，都变成东晋、南朝的粮仓。就是交广一带，自从东汉初年任延把犁耕的方法推广到那一带之后，经过了五六百年，垦地面积，亦日益增加，同时由于气候温和，每年稻熟二次，且“米不外散”，故“恒为丰国”(《水经·温水注》)1。从刘宋时代起，江南稻米的产量，已将压倒北方，所谓“自淮以北(北朝)，万匹为市: 从江以南(南朝)，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家庭纺织业固然还不如北方，稻米生产量则逐渐要超过北方了。

爨族分布在今云南东部(迤东、迤南)的各民族，从两晋以来，大多处在其酋帅爨氏的统治之下，因此被称为爨人。爨人分为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部，西爨白“蛮”分布在今昆明、嵩明、安宁、晋宁，西至老鸦关一带；东爨乌“蛮”则围绕在西爨白“蛮”居住地区的东、南、北三面，即北自寻甸、曲靖，东经师宗、弥勒，南达建水、元江。这个两爨地区，当时“邑落相望，牛马被野” (《蛮书》)。两晋、南朝政府沿用蜀汉以来的羁縻政策，除了只是任命汉人将帅担任宁州(西晋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南齐移治同乐，今云南陆良东北)刺史外，一般郡守、县令，都由爨族酋豪世袭，而经中央政府加以追认。东晋、南朝的统治阶级往往利用爨族酋豪来镇压边地人民，遇有邻近州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南朝政府也发动爨族酋豪来共同镇压。如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益州地区爆发了赵广为首的起义，起义的火焰曾播及到宁州地区，晋宁(郡治建伶，今云南晋宁区)太守爨龙颜曾出动军队，进行激战，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来。侯景乱梁，宁州刺史徐文盛从爨族地区招募士兵数万，东下拒景。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不管山越、俚、僚的出居平地，豫州“蛮”、荆雍州“蛮”的向北推移，由于他们和中原地区汉族(或鲜卑族)人民二三百年的交错杂居，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从而也比较显著地出现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以及与汉族逐渐融合的局面。 除了南方的边远地区外，到了隋唐，进入中原地区和江南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已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就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莫徭、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等等，由受到中原前进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结构，也多少地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