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粱朝和东魏和谈的过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对，可是梁武帝既不加以考虑，也不加以防范。侯景乃强迫招募南豫州属下的居民充作兵士，于太清二年八月初十日在寿阳举兵叛变，袭取谯州(治山桑，今安徽含山西南)，陷历阳(今安徽和县)，引兵直临长江。
梁式帝在长子萧统出生以前，以弟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子:后来生了萧统，又把正德还给萧宏。正德认为自己应该算作梁武帝的长子，他日可以继承皇帝的位置，对梁武帝措置这桩事非常不满。他阴养死士，想夺取皇位。侯景就利用萧正德与梁武帝叔侄之间的矛盾，派人去和萧正德取得联络，表示愿意拥护他做皇帝，共同举兵来推翻梁武帝的统治。愚套的萧正德听到侯景愿意拥戴他，认为他做皇帝的机会到了，就不惜出卖他的伯父， 出卖他的国家，同意做侯景的内应。
侯景叛变的消息到达建康以后，梁武帝还认为“长江天堑” 侯景是渡不过来的。就下令派他第六子萧纶统率四道都督北讨侯景；又任命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交给他担任保卫建康的任务。正德知道侯景到了长江北岸的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有横江浦，面对江南之采石)，就派大船数十艘把他接列I江南买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来。侯景就这样轻易地波过长江，侯景渡江的时候，只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南史·仅景传>),时间是在公元548年的十月二十二日。
N景以十月二十二日渡江，二十三日至板桥(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板桥街道).二十四日至秦淮河南岸。梁军在秦淮北岸，限朱雀桁(大桥)而军。萧正德党与沈子睦闭桁渡景军。景既渡奏淮，萧正德率众与景合，直抵台城城下。乃作长围围台城以隔绝内外，又西陷石头城、东取东府城，百道俱攻，昼夜不息。又引玄武湖水灌台城，阙前御街尽为洪波所淹没。
自太清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被围，到太清三年三月十二日城破，台城前后被围有一百三十多天之久。梁武帝时已老耄，到了八十六岁的高龄，城中防务由太子萧纲主持，防军在名将羊侃的指挥下尽力抵抗。城初被围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人，甲士二万余人，米四十万斛。被围既久，死者十之七八，登城而能作战的士兵，不满四千人了，这四千人也都是瘦得不像人样，只是喘气。 城内“横尸满路”，“烂汁满沟”(《南史·侯景传》。城破时，生存的只有二三千人。城外的居民，在侯景的蹂躏下，更是悲惨。当攻城时，他们被强迫起土山，“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 (梁书·侯景传》)。侯景“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饿死者十五六”(《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数月之间，“道路断绝”，“存者百无一二(《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三年)。《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称:“梁都之时， 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经过此次战乱，已是荒圮不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句)的建康，在这次战乱中毁灭了。
当台城被围的时候，城外援军在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皇太子萧纲之子)、南兖州刺史萧会理(梁武帝第四子萧绩之子)、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衡州刺史韦粲、高州刺史李迁仕等率领下，集结于建康城周围的有二三十万人之多，共推柳仲礼为大都督，指挥全局。其中除韦粲一人战死外， 其余将帅大都是顿兵不战，竞相抢掠。城破后，侯景强迫梁武帝命令援军全听侯景指挥。援军或归或降，陆续散去。
景未人建康时，曾立萧正德为帝(太清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既入建康，废正德，后又缢杀正德，萧正德共做了一百多天的傀儡皇帝，傀儡的下场，就是如此。侯景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南朝的军政大权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梁武帝也被侯景软禁起来，在台城陷落后二月，老病饿死，年八十六。其长子萧统先死，三子萧纲时为太子，侯景立纲为帝(是为简文帝)，简文帝当了将近两年的傀儡皇帝，景又自为相国，自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公元551年的八月，景又废简文帝，立萧统长子萧欢之子萧栋为帝。这一年的十月中，景命人用土囊压杀简文帝萧纲，并杀其十余子；十一月中，又强迫萧栋禅位于己，国号汉。

侯景之乱侯景是北魏怀朔镇中已同化于鲜卑的羯族人， 曾做过怀朔镇的外兵史，和高欢极为友好。六镇起义失败后，景降于尔朱荣，随尔朱荣入晋阳，进洛阳。尔朱荣破葛荣时，景为前锋，以功擢升定州刺史。高欢灭尔朱氏，景又附于高欢，因与高欢少时友好，为欢大丞相府长史，仍兼定州刺史。以后在东魏历官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河南道的最高军政长官)，将兵十万，专制河南，有十四年之久(公元534一547年)，可算是高欢唯一得力的帮手。高欢死，欢子高清想把侯景调回，夺其兵权，景举兵不受代，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但知景机诈多变， 仍采取“受降如临敌”的谨慎态度，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占有的土地有七州十三镇之多，并示意侯景要他把指挥的军队交出来，并且希望他入朝长安。同时高澄也已在侯景叛变之后，派遣大军，命慕容绍宗率领，向侯景军进逼。侯景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乃派使至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请求萧梁出师援救。
已做了四十六年南朝皇帝的梁武帝，听到侯景来投降，认为统一中原的机会到了。一面任命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接受了他的投降；一面派他的侄儿萧渊明率领南朝的主力军队五万人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牵制东魏，支援侯景。由于南朝兵农身份的继续低落，与兵役成为自耕小农主要破产因素的缘故，因此“萧衍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叫那些用锁颈械手的方式抓来的士兵去援救侯景，而且这次举动，又与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能结合起来，这些士兵的战斗意志的低落是可想而知的了，叫他们去面临劲敌，打败仗自是必然无疑。加以军官腐化，师到之处，劫掠居民，毫无纪律，以及统帅萧渊明的怯懦与没有实战经验，结果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寒山堰一战，为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所败，渊明被俘，南朝的主力军，几乎全部歼灭。东魏军在大捷之后，回师进击侯景。景时有众四万，退保涡阳(今安徽蒙城)， 曾连败东魏军。慕容绍宗坚壁不与交战，相持数月:等到侯景食尽，然后绍宗出兵击景，景军溃败。景率步骑八百人，投奔南朝， 赚取了寿阳(今安徽寿县)。
寒山堰大败，梁朝主力军被消灭的消息传到建康，梁武帝紧张得几乎从床上堕下来。侯景到了寿阳后，梁武帝便正式任命侯景为南豫州刺史，让他镇守寿阳。并赐给青布万段，兵仗若"开。东魏在寒山大捷并驱走了侯景收复一部分失地之后，又采发爷交农务，叫被浮的萧源明写信给梁武市，表示只要南朝消灭侯录、北朝就可以释放萧测明和寒山的敛浮。想通过这方法，来离间候景和梁卖的关系，促使侯景迅速叛变，以达到他们所预期达，不是消灭侯景便是梁朝兹侯景所灭、两者相争，东魏乘机坐贵渔利的目的。梁武寄在得到东魏的和议消息后，复信是:“贞E(萧海有封贞阳候)日至、侯景夕运(《资治通签》梁武帝太流二年)。在太清二年的六月间，并正式派使臣徐酸前往东魏商淡和汉的具体方案。
在梁朝和东魏和谈的过程中，侯景一再表示反对，可是梁武专溉不加以考忠，也不加以防范。侯景乃强迪招募南豫州属下的居民充作兵士，于太济二年八月初十日在寿阳举兵叛变，袭取谁(治山桑，今安徽含山西南)，陷历阳(今安徽和县)，引兵直临长江。

自南齐而下，南朝的政权，日益腐化与恶化，黄河流域各族人民对南朝政权，除伤心与失望外，已不对它存有任何幻想，因此，中原人民除了以自己的武装起义行动来推翻鲜卑贵族的统治以外·就没有再用南朝来作为号召的了。当萧梁北伐之际，正是北魏统治区内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失败之后，关、陇各族人民的起义运动，还正在进展中，山东人民起义也方在邢杲的领导之下，与北魏统政权展开慘烈的斗争。可是梁武帝不知振作自己，刷清内政，整军经武，去配合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收复失地，却想利用北魏宗室元颍去充当北朝傀儡，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梁武帝以元颢为魏王，命大将陈庆之率众七千，送颢北还。元颢和陈庆之攻下北魏首都洛阳，北魏主元子攸逃往黄河北部的河内。庆之等在一百四十天内，攻下了三十二个城市，前后经过大小四十七次战争，战无不胜。可是孤军深入，不能很好结合当地民众。而元颢在入洛阳之后，又和北魏政权内的胡、汉地主集团勾结起来，甚至想消灭南朝的武装，脱离萧梁而独立，梁武帝也没有再派大军去支援陈庆之。结果尔朱荣反攻洛阳，元颢被杀，陈庆之全军覆没，只庆之一人乔装僧侣，逃返江南，梁武帝的北伐事业也就告一结束。 梁武帝于天监元年即帝位，时年三十八；至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乱梁时，年八十五，在位已四十七年(他在位共四十八年，于太清三年死，年八十六)。这四十七年中，从他本人的私生活而言，好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皇帝。他对公文很重视，冬季四更天就起身点烛批阅文件，手冻得坼裂也不在乎。晚年崇信佛教，每天只吃一顿饭，饭菜也是“膳无鲜腴，豆羹粝饭而已”: “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饮酒，不听音声。"(《南史·梁本纪》)从少就爱读书，至老手不释卷，常常读书到深夜。对经学很有研究，撰有《群经讲疏》二百余卷；又撰(通史》六百卷；诗作得很好，“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到后世还在传诵；“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南史·梁本纪》)初即位，即命群臣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群臣撰《五礼》时，遇有疑惑，都由他下最后判断。他又兴修国学，增广生员，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所以《南史》本纪评论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而敌国如东魏丞相高欢也要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北齐书·杜弼传》)了。他自然也以此自满。史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有人向他说北朝强盛的， 即便忿怒；有人如说北朝衰弱下去，他就高兴非常。朝臣左右知道他这一习性，谁也不敢说真话。萧梁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梁武帝做皇帝的第四十七个年头，招致了侯景之乱。

T有的。
梁武帝所要培养来作为政权支柱的这一撮腐朽的贵族、官僚，叫他们去吮吸人民的血汗是能手，要叫他们来办正经事，却低能极了。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到办公地点前，不下车，只派人去报了到则著作，体中何如(常常请病假)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展，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三月三日上已，九月九日重阳)公宴，则假手(请人)赋诗。”(《颜氏家训·勉学篇》)梁武帝要想利用这样腐败透顶的统治阶级来支撑他的政权，其失败是无疑的了。
梁武帝对内任其政治腐化恶化，对外也显得贪婪而无能。 当梁武帝即位之初，北魏政治已日趋衰乱。梁武帝于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大举伐魏。当时梁军“器械精，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之所未有”(《梁书·太祖五王传》)。可是梁武帝却舍当时名将韦叡不用，而任命其六弟、儒怯无能的萧宏为主帅。大军北伐，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七十里洛河镇，洛润人淮之口)，一个夜里，偶然发生暴风雨，萧宏以为是敌人来进攻，即弃大军偷偷逃回建康。大军觅宏不得，纷纷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五年)，兵民也损折了将近五万人左右。北魏接着集中大军进攻梁淮南，幸亏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的人民在守将昌义之率领下死守却敌，韦叡等率大军援救，才扭转大败的局面。后来梁武帝想阻止敌军南下，乃欲堰淮水淹寿阳。公元514年，动员二十万民伕，筑浮山堰(在今安徽凤阳)，费时两年筑成，“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

梁武帝即位初期，试图调和氏族与寒门的矛盾，然而优容皇族与官吏的做法却加深了社会危机。权贵子弟犯下恶行，不受制裁，贪污蔓延，老百姓刑罚严苛。史称库房查贪，皇帝却笑饮酒，只要不威胁皇权，贪污似被默许。权贵奢华、朝廷腐败之下，社会矛盾激化，国家面临深重危机。读者将揭开南朝萧梁这一段充满悬念的历史。萧梁内政与对魏战争梁武帝即位之初，看到东晋王朝首尼一百零四年，宋王朝首尾六十年，齐王朝首尾二十四年，统治的年代，一个王朝比一个王朝短促，他要想培养稳定的力量来巩固他的政权，首先必须调和统治阶级内部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新，固然梁武帝一方面起用寒人典掌机要；而另一方面，还广泛罗致世家旧族，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梁书·武帝纪》，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当时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一千二十二)，专掌搜荐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会，作为政权的支持力量。然而以寒士为中书通事舍人而典掌机要的朱异仍是轻世族，世族也还是埋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远士大夫，统治阶级内部世族寒门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缓和，相反由于梁武帝优容充任官吏的世族寒门的缘故，加深了社会危机，使南朝境内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梁武帝优容皇族子弟和官更，他们犯法，全不受法律的制裁。如梁武帝侄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纠集恶少年在告昏时公开杀人，劫人财物，梁武帝也并不加以处分。梁武帝第) 弟临川王萧宏“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锁得非常严密，有) 去报告梁武帝，说库房里藏的都是武器。梁武帝以为萧宏要议反，带了亲信丘佗卿到萧宏家，饮酒半醉之后，对萧宏说:“我要参观参观你的后房。”没有得到萧宏的答复，就起身进去、萧宠恐怕他哥哥发现他搜刮了那么多钱财而遭到惩罚，非常恐惧梁武帝更加怀疑库房里所藏的都是武器，间间库房，都亲自去检查过。史称“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 绢、丝、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 (《南史·梁临川王宏传》),萧宏认为这一来糟了。哪里知道梁武帝查明库内贮藏的不是武器以后，知道弟弟没有夺取皇位的野心，非常喜欢，还盛赞萧宏说:“阿六，你真会处理生活！”于是重新回到前堂饮酒，痛饮到夜里才回宫。由此可见，只要不危害到王权，贪污是允许的，萧宏一人如此，其他王公贵人，也何莫不然。王伟为侯景草檄，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 以供嗜欲。如日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可见当时官僚的奢侈腐化，肆情搜括到如何程度了。梁武帝对皇族、官僚及其子弟这样优容，可是对待老百姓，刑罚却极其苛刻，史称其“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法)者接门，囹圄随满，夕散朝聚”(《文苑英华》卷754引何之元《梁典·总论》).梁时全国政府编户不超过五百万口，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处二年以上徒刑的，有五千人之多(见《隋书·刑法志》)。

梁王朝代替齐王朝统治了江南之后，境内的阶级矛盾，自始至终，就没有缓和下来过。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益州地区爆发了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人的起义(见《梁书·长沙王业传弟藻附传》)。天监九年，宣城郡又爆发了以郡史吴承伯为首的攻杀太守朱僧勇的起义(见《梁书·蔡撙传》、《谢朏传弟子览附传》。天监十年，益州又爆发了以巴西郡民姚景和为首的起义(见《梁书·张齐传》)。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北兖州有沙门僧强与蔡伯龙为首的众至三万余人的起义(见《梁书·陈庆之传》)。中大通二年，会稽又爆发了农民起义(见《南史·梁长沙王懿传猷附传》)。中大通五年，益州有江阳人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梁书·武帝纪》)。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鄱阳郡(郡治鄱阳，今江西鄱阳东)也爆发了鲜于琮杀广晋(今江西鄱阳北)令，众至万余人的起义(见《梁书· 陆襄传》)。大同八年，安城郡(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又爆发了以郡民刘敬躬为首攻庐陵、取豫章，众至数万人的起义(见《梁书·武帝纪》、《张缅传弟绾附传》)。大同十年，又有巴山郡(郡治巴山，今江西乐安)民王勤宗为首的起义(见《梁书·陈庆之传子昕附传》)和广州人卢子略为首的起义(见《南史·梁本纪》。 总之，梁王朝境内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尤其是梁、益地区，起义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这种农民自发的反抗运动，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产生的呢？《南史·邓元起传罗研附传》 里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它说:“齐苟儿之役，临汝侯(萧猷)嘲之日:‘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研对日:‘蜀中积弊，实非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 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白起]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 乎？'”这真说出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来了。
“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乱梁前夕的萧梁境内，总括起来，就是这样八个字。

改朝换代并没有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南齐初年，就爆发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南齐政权的清理户籍。
自从宋元嘉以来，在战争的重担和巨额的租调下，自耕小农除了沦为部曲、佃客以外，就只有不报户口，成为“浮浪人"(《隋书·食货志》);或是虚报户口，以图逃避剥削之一途。这样，自宋、齐以来，在户籍方面，就出现了“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住家)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生不长发， 便谓为道人(僧侣)”,“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等等情况，其中最普遍的，则是“改注籍状，诈人仕流”(《南齐书·虞玩之传》)。
南齐政权为了扩大剥削面，整理户籍，自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萧道成在即位初年，就下令扩大清理户籍，在中央成立清查户籍的专门机构，“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指取巧伪冒户籍)， 以防懈怠”(《南齐书·虞玩之传》。在清查户籍时，凡是伪冒户籍即所谓“巧者”，被从户籍中剔除出来，称为“却籍”，却籍的民户，全家得补兵充远戍。
在没有成立清理户籍的专门机构以前，户籍上的弊端，固然已经很多，但还可以根据晋、宋的旧户籍来查对；专门机构成立之后，无形之中反替把持这一机构的贪污令史，制造发财机会凡是“粗有衣食”之家，想逃免调役，只需送一万文钱与这一机构中负责校对户籍的令史们，请他们在晋、宋旧户籍上，把自己的“籍状”，改注为“百役不及”(《通典·食货典》的世族，这样，不但可以永久免除调役，就是以后再清理户籍时，即使查对晋、宋旧籍，也无法查出的了。
贪污的令史，并且还采用“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典》)的手段来诈取钱财；地方官吏也以清查伪冒户籍为借口，利用村社残余的乡里什伍连坐的酷法，更是“横相质累”，“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人捉去，十人同时捉去审问)，弄得“亲属里伍，流离道路”(《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以致“百姓嗟怨”，民不聊生，终至逼得他们“奔窜湖山"(《宋书·沈怀文传》),举行起义了。
却籍的民户，大都是北来侨民，北来侨民的户籍，本来是白色的，因此在他们奔窜湖山举行起义之后，统治阶级就称他们做“白贼”了。
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冬，富阳人唐寓之集众四百人。四年春，袭破桐庐(今浙江桐庐西)，进占钱塘(今浙江杭州市)、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诸暨、余杭，又分遣高道度袭击东阳郡(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杀武帝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寓之在钱塘称帝，国号吴，年号兴平。江南一带的却籍民户，纷纷加入，众至三万余人。齐武帝急派台军(禁卫军)数千人，马数百匹，前往镇压，才把南朝较大的一次“白贼”起义镇压下去(见《南齐书·武帝纪》、《沈文季传》、《南史·虞玩之传》、《茹法亮传》)1.台军乘机大肆抄掠。那时正需改建都城的外郭--都墙，齐武帝于是强迫参加唐寓之起义的江南却籍民户，“谪役”修筑首都城墙1.以后齐武帝为了稳定动摇的政权起见，终于不得不被迫在永明八年下令对“却籍”而被发配戍边的人民，准许他们返归故乡，想反复地通过压榨、迫害、欺单种种手段，以达到他扩大剥削面的目的。

南朝农民面对残酷剥削和镇压，展开了一系列反抗行为，主要以逃亡和起义为主。东晋和刘宋时期，农民无奈之下纷纷选择逃亡。刘宋末年，更是爆发多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政权更替。但改朝换代并未解决矛盾，南齐初年又爆发了新一轮的农民起义。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绝望？他们的反抗究竟有怎样的结局？

南朝末期，富家豪族掠夺公田，农民苦不堪言，纷纷选择出家逃避剥削。寺院财产虽名义上公有，却集中在少数僧侣地主手中，绝大多数僧侣沦为寺院劳力，身份和佃农无异。这样的社会动荡和剥削体制，使得南朝军事威力持续衰落。同时，北方人民也失去对南朝政权的信任，频频起义推翻北魏。南朝究竟如何走到如此困境？期待一探究竟。

东晋时范宁已有“古者使人，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的说法。南齐时代，由于徭役的频繁，荆州一带，甚至造成“四野百县，路无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宋书·沈攸之传》)的凄惨景况。海陵王延兴元年的诏书也承认“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南齐书·海陵王纪》),这就是说，公家尽管规定每年力役二十天，而州郡县地方官吏额外摊派给农民的力役，甚至增加到几个月。
一年中“殆无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额的租调负担，使国家课户的对象-自耕小农不得不渐趋于赤贫化。南齐时代，浙东的大县山阴，有“人户三万”(《宋书·良吏·江秉之传》，内有“课户二万”。大资产的人家，大都是世家大族，他们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二万户中，资产不满三千文的，就占有二分之一； 此外还有顶穷的“露户役民”，他们更谈不上有什么财产，可是“三五属官”(《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谓“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替政府服兵役)，“百端输调”(各式各样的剥削)，什么都压在他们的头上(见《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他们为了不沦落到部曲、佃客的队伍里去，就不得不挣扎而告贷于高利贷者。那时经营高利贷者，有世家大族， 如琅邪王珣(王导孙)“好聚积，财物布在民间”(《宋书·王弘传》),皆有券书。清河崔庆绪“家财千万”，死时“假贷文疏”(《南齐书·崔慰祖传》)甚多。又吴郡顾绰，“私财甚丰”， “乡里士庶， 多负其责”(《宋书·顾觊之传》),放出高利贷而收到的借据，有一厨之多。又有王公妃主，如宋孝武帝诸子刘子尚等，在江南各处设立经营高利贷的铺子--邸舍，“为患遍天下”(《宋书·沈怀文传》);即就会稽一地而言，“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其贷放高利贷后，“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 梁武帝第六弟临川王萧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南史·梁临川王宏传》)。又如典掌机要的寒人中书通事舍人山阴吕文度，亦“于余姚立邸，颇纵横”(《梁书·止足·顾宪之传》)。当时僧侣地主寺院的常住财产，也很富有，因此他们都兼营高利贷。南齐时，有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荆州江陵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曰:‘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施主)乃能见还。'"(《南史·循吏·甄法崇传》可见小自一束苎麻，大至黄金贵金属，都可质钱，抵押品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农民的穷困，是高利贷者寄生的温床，如果不穷困， 自耕小农是不会向高利贷者借债的；但是如果自耕小农穷到一无所有，缺乏物品抵押，那么他也就失去向高利贷者借贷的资格了，所以借债者以自耕小农居多。王公、妃、主以及世族、僧侣大地主们，过去对于自耕小农，是没法用封建地租的方法去剥削他们的，现在这些自耕小农在一年中“殆无三日休停”的徭役和超额租调之下，更加贫困起来，他们不得不陷入从自己身上榨取脂膏的高利贷者的罗网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