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集中，我们回顾了北齐后主在平阳的决战，揭示了他指挥十万大军救援平阳的艰难境遇。尽管北齐军力强大，但由于战略失误和军心动摇，最终在与北周的激烈交战中惨遭溃败。我们将探讨后主的决策过程、战场上的关键时刻以及北齐最终的失败如何导致了信臣的投降与局势的逆转。通过这段历史，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战争中的选择与后果？

在这一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北周武帝的统治策略及其与北齐的复杂关系。他通过吸收汉族农民扩充府兵，削弱僧侣与地主的经济势力，增强国家财富，缓和阶级矛盾。同时，武帝巧妙运用外交手段与突厥联姻，联手对抗北齐。我们将揭示北周武帝在出征北齐过程中的军事布局、谋士的建议及战争背后的历史意义。这场战争不仅是力量的较量，更是智慧的博弈。

北周五帝通过消灭佛教实现了对北方的统一，这一政策不仅是应对当时经济危机的手段，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北周时期，寺院与僧侣人数的激增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加大，阶级矛盾日益严重。魏元松提出消灭佛教的建议，主张返还土地以减轻民众负担。周武帝在面临大饥荒后，采取了没收寺院资产的措施，借此增强国力并扩大军队，最终成功灭掉北齐，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和统一。

北周武帝统一北方在北魏末年，全国有寺院三万余所， “假慕沙门，实避调役”(《魏书·释老志》)的僧侣，人数发展到二百万，占政府编户人数十五分之一。到北齐时，寺院有四万余所，僧侣人数二百万，占政府编户人数十分之一。北周寺院约万余，僧侣人数约一百万，占政府编户人口的比例数，大概也在十分之一左右。僧倡人数愈多，政府的租调收人愈少，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势必加重。这样发展下去，阶级矛盾一定要激化，统治政权一定要动摇。当时北周有个卫元嵩，就提出消灭佛教的建议。他认为有德的贫人，只要向政府缴纳租调，而不必服力役；无行的富僧，除了输课以外， 还必须服力役。他声称这样做法，不是灭佛，而正是符合佛教“平等”的宗旨的，所以他又说:“劝行平等，非灭法；劝不平等，是灭佛法。”(《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统治阶级中的世俗地主，既有这种论调，而周武帝呢？在他亲政之后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饥荒，政府命令“公私道俗积贮粟麦者，准口听留，以下尽粜”(《周书·武帝纪》)。而僧侣地主能够根据政府的命令，拿寺院积谷赈济贫民的，恐怕为数极少；相反，僧侣地主必定会利用人民饥馑的机会，举放高利贷，牟取大利，加深统治政权的危机。而那时的北周地狭民贫，远不及北齐地广国富。周武帝要统一中原，必须消灭北齐；要消灭北齐，必须富国强兵，于是“求兵于僧众之间， 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27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便成为他的政策了。他在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五月，下诏废佛，把关、陇、梁、益、荆、襄地区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充作以后伐齐的军事费用；把近百万僧侣和僧祇户、佛图户，编为均田户，作为北周境内生产战线上的重要力量；把合龄的壮丁，编为军队，扩大了府兵的队伍。这种做法，在客观上由于僧侣、僧祇户、佛图户的编入户籍，调整了人民的赋役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所谓自废[佛]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不到五年，周武帝便出兵灭掉北齐，废佛教成为北周能够统一中原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武帝在灭齐之后，继续执行废佛政策，把北齐僧侣地主的“三宝福财，其资无数”(《续高僧传·周终南山避世蓬释静蔼传》),也同样全部没收。这样，整个中原地区“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四万)，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周、北齐、后梁)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北周也成为当时富强昌盛的国家了。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关农统治集团的复杂背景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一政治地主集团不仅包括鲜卑贵族的上层力量，还涵盖了众多汉世家大族。我们揭示了他们如何通过剥削和奴役的方式，建立起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实力。你是否知道，周、隋、唐三朝的创业皇帝，几乎都与这一集团有着深厚的血缘联系？让我们一起剖析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了解关农统治集团的强权游戏！

关陇统治集团的组成宇文泰在创置府兵同时，组织了代表鲜卑、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关陇统治集团。
宇文泰领导了以武川镇军官为骨干的贺拔岳军团，据有关陇，而关陇一带的人力、物力，远不及高欢所辖境域之富庶。那时的江南，则自晋室南迁之后，又是汉族文化荟萃之地，高欢也曾说过:“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梁武帝在位时候， 又是正如庾信说的“江表五十年无事”(《哀江南赋》)的时代，此宇文泰除了在军事方面创置府兵，来提高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和贯彻执行汉化政策以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还须加强团结关陇地区及河东地区世族大地主的工作，结成关陇统治阶级的联合阵线，俾与雄踞山东的高欢及偏安江南的萧衍争一日之长。
在组织府兵统帅部与关陇统治集团的过程中，还有两项措施。第一，必须泯没鲜卑、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界限。在当时， 西魏的军队中，不仅有六州鲜卑与久已鲜卑化的汉人，也有关陇豪右，这样就会有两支部族不同、语言不同的士兵，集结在同一部队里。宇文泰为了要团结这一支鲜卑、汉族混合的军团，泯没他们的民族成见，以完成其建军工作起见，于是如前所述，表面上采取了过了时的鲜卑旧日部落组织形式，作为编制新军的一种蓝本(实质上还是强化中央的力量)。凡是关陇领，率领他们的乡兵加人这一府兵统帅部时，大都赐以鲜卑复姓，如苏绰弟苏樁赐姓贺兰氏，李远弟李穆赐姓拓跋氏，令狐整赐姓宇文氏之类。士卒也以统将的鲜卑赐姓作为姓氏，使这一支鲜卑化的军队，虽有关陇豪右新的成分参加，但是无法从他们的姓氏上辨别出他们的民族差异来。第二，宇文泰还想使关陇世家大族、六州鲜卑、山东乡帅泯没他们的地域成见，因此改易代人(即鲜卑人) 之河南郡望为京兆郡望，对西迁关陇之汉族将帅中之山东郡望也不予歧视。这样，关陇统治集团内部就会结合得更紧，而关陇政权也自然会更巩固起来了。

西魏建立府兵制度时，府兵的身份地位，比较北魏末年的“府户”，大有提高。宇文泰为了发展府兵，在六镇鲜卑以外，又以关陇豪右为发展对象，广为征募。可是东、西魏对峙，周、齐分立，战争的长久持续，府兵的人数兵源，有减无增。 北周武帝宇文邕把府兵指挥权从中外都督诸军事府收回由自己掌握之后，为了要扩大兵源，充实军事力量，于是不得不使均田上的“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选材力一人”(《玉海》卷138引《邺侯家传》)来充当府兵。
西魏、北周的统治地区，在当时说来(和东魏、北齐相对而言)，是地主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因此，均田制也就比较能够巩固。西魏、北周政府为了扩大府兵基础，以“除其县籍”(《隋书·食货志》)、“无他赋役”(《北史》李弼等传后叙)等廉价方法来号召农民充当府兵。均田上的农民，正苦于经济上的超额剥削，自然纷纷入伍，故史称“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隋书· 食货志》)。府兵制到这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兵源大大地扩大，府兵制至此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
第三，府兵在成立初期，由二十四军统率，另有军籍9，不编户籍，也不负担其他的赋役10，所以到了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还继续在关中渭水上游侨置恒、云、燕、朔、蔚、显六州并“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 武帝纪》)。而且早期的府兵，不是六州鲜卑，便是关陇豪右，并非一般平民；加之那时府兵人数很少，而战争接触频繁，事实上又“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 也不可能兼事农耕，所以兵农是分离的。在兵农分离的时期， “兵士、军人”，虽是“权置坊府”，但“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苟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隋书·高祖纪》),是不可能有土著的军府的1。到周武帝扩大府兵基础，开始招募均田制中的农民来充当府兵以后1，情况有了变化。固然那时的均田户一当府兵，还可不编入民籍；但既以均田户来充当府兵，又不能令均田户放弃农业生产，自然要设置土著军府， 郡守也可以在“农隙教试阅”(《玉海》卷138引《邺侯家传》)。 “初置府不满百”，恐怕就是指开始成立土著军府(唐折冲府之前身)这一阶段而说的。在初置土著军府之始，还是兵民异籍，到了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且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到这时候，凡是府兵，也就是均田制下的农民一-均田户固然未必人人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户。府兵制至此，已从初期的兵农分离制走向和均田制结合起来的兵农合一制了03。
由于府兵在开始时带有“民兵”的色彩，其身份从西魏以来， 已大大提高；到了北周时，且称为“侍官”(《隋书·食货志》)。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以后，均田户中六等户以上，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显然有所提高，这一部分上升的均田户，必然带有豪强的气息。
自府兵基础扩大以后，到北周灭齐时，府兵已发展到近二十万人；到了隋文帝灭陈时，府兵已发展到五十万人。这支军队以后终于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隋唐王}朝的强，是和均田、府兵分不开的。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了府兵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均田制的结合。最初，府兵以鲜卑和关陇好友为主力，随着战争的频繁，北周武帝通过招募均田制中的农民来扩大兵源，形成了兵农合一的新模式。府兵身份的提升与经济剥削的关系密切，最终该制度为隋唐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节目将带您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深刻变革与影响。

这一期播客深入探讨了宇文泰时期的府兵制度，其背景、演变及影响。虽试图通过氏族联系提升兵士地位与战斗力，但实际上却未能恢复古老的血缘关系。鲜卑族与汉族兵士的结合，反映出历史与权力的复杂交织。从早期的民兵色彩到中央禁卫军的形成，府兵制度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军队结构，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权力的分配。通过这一制度的演变，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古代王朝的军事与政治关系。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鲜卑族历史中的六镇鲜卑，揭示其从部落到军团的演变过程。他们在北魏孝文帝时期经历了怎样的封建化和汉化？节目将分析六镇鲜卑的起义与背叛，以及如何在新兴军事贵族中寻找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鲜卑族的复兴梦想为何最终破灭？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剖析，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鲜卑族的文化背景，也能体会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不可逆转性。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宇文泰如何从少数兵力开始，逐步建立起西魏的府兵制度。通过分析沙苑会战的惨败及后续的补充策略，揭示了宇文泰在军队扩张过程中的智慧与挑战。节目中提到，宇文泰不仅依靠鲜卑族的力量，还从汉族中选拔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充实军队。这一历史变迁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战争局势，也为后来的军事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周王朝的均田制，据《隋书·食货志》载:“司均掌田里之政令。”“有室者(一夫一妇)田百四十亩，丁者(尚未娶妻)田百亩。”“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下，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十八岁成丁受田，六十四岁年老退田。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未娶妻者)者半之(减半收纳)。其非桑土(麻乡)，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三分之一)”,皆以时征纳。北周的力役，“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西魏大统十三年敦煌户籍计帐所记载的是六丁兵制，即六个月服力役一个月，-年服力役两个月。北周初年已改为八丁兵制，即八个月中服力役一个月，一年服力役一个半月。“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 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4,即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均田农民服力役一个月。《隋书·食货志》还说，当时农民服力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二月，营建洛阳宫，临时“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常役四万人。这是临时把山东诸州的十二丁兵改为八丁兵；宣帝死后，洛阳宫停筑，局部地区的八丁兵又恢复为十二丁兵了。
北周的户调，同北魏、北齐、西魏大统十三年的差不多，但西魏一夫一妇缴麻二斤，而北周一室缴麻增至十斤；田租因授田百四十亩，纳粟亦增至五斛(即五石)。我们根据上面的资料知道， 应受田尽管定额是一百四十亩，实际上政府没有那么多的土地来供授受之用，而田租并不因为授田数额不足而有所削减，所以北周田租的定额还是很高，剥削是很重的。订定北周田租、户调数额的是苏绰，他在西魏时订定这个数额，他自己也觉得定得太重了，《隋书·苏威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初，威父(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 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为己任。”到了隋文帝代周称帝，苏威为民部尚书，“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关于隋代轻徭薄赋的问题，我们这儿且不去谈它；我们只是说明，北周的田租五石，确比西魏上等户的四石、中等户的三石五斗、下等户的二石要高得多，缴纳原麻也增加到西魏的五倍之多，所以北周农民的田租、户调负担，确是很重的。 此外还有一个考订上的问题，需要交代一下。苏绰死在西魏大统十二年，这是《周书·苏绰传》明文记载着的。如果北周的田租、户调式真的是苏绰手订的话，那么在大统十二年之前， 早已固定下来了，何以这个剥削数额与授田亩数等等，和敦煌石室发现的西魏大统十三年《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所记载的出入那么大呢？我们的答复是西魏到大统十二年，才真正取得河西走廊的瓜州和凉州，这个西魏大统十三年的敦煌户籍计账，只是根据北魏以来授田令式，并参考敦煌地区均田土地和丁壮多少的实际情况来记录的，它还没有受到苏绰大统新制的太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当另文加以详述，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北周的田租、户调、力役都不算轻，只是由于关陇地区的土地兼并情况，不比北齐统治地区那样剧烈，均田农民多少还能分到一些土地(尽管是二分未足或三分未足)，能够进行农业生产； 加以北周的政治，相对来说，要比北齐好一些，所以这一地区的土地危机不算突出，北周的统治也还比较稳定。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北周王朝的均田制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我们详细分析了北周的田租制度及剥削程度，揭示了农民所承受的重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探讨了田租政策的制定背景以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听众将了解到北周的田租与农民负担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复杂性与不平等。究竟是制度的设计问题，还是历史的必然？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历史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