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在其哲学中强调万物的差别仅存在于主观认识中，而不应以外在的大小、形体来评判。他认为，只要每个事物能满足自身的需求，客观的差别就无所谓存在。通过对庄子思想的解读，郭相进一步指出，人的内在德性和主观信念才是获得真正满足的关键。他提到，万物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是相对的，治德才是实现和谐的根本。郭相的观点鼓励我们从内心与自我需求出发，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深入探讨了郭象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对万物存在及其自我生成的看法。郭象认为万物并非由造物主创造，而是各自独立存在，否定了传统的道与无生化万物的观点。他强调万物的生长与外部条件无关，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是孤立的，没有因果关系。通过郭象的哲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自然本质，以及如何在无心的情况下进行思考与认识。

本期播客探讨了向秀与郭象在庄子注释上的哲学思想碰撞。两位哲学家不仅在解读庄子时存在差异，更是在变化的本质上达成共识。向秀与郭象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哲学的思潮，尤其是对自然与变化的理解。我们将揭示他们之间的争论和友谊，以及为何这一讨论至今仍然引发关注。通过对庄子的解读，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发展。

还用很辛辣的口吻来讽刺礼法之士，他说:
世人所谓君子，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壁，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辉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祥中
乎。(《晋书·阮籍传》)
他最后还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助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 这样大胆地抨击世家大族的礼法名教，是有进步意义的。
直到嵇康被杀，阮籍不得不在政治压力下，替大臣郑冲等起草请求司马昭接受九锡的劝进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 司马昭想为长子司马炎向阮籍的女儿求婚，“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没有和司马昭攀成亲家。他对母亲很尽孝道，到他母亲病故，他还“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毁瘠骨立，几至灭性”(《晋书·阮籍传》)。他这一时期，除了做些应酬的文章以外，作品不多，但是我们在下章文学中要提到的他的八十几首《咏怀诗》，恐怕主要是这一时期--即他的后期的作品。
阮籍以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病卒，距离嵇康的被杀，前后只有两个年头。嵇康和阮籍，他们在口头上表示了对于名教的反抗。他们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认为不合自然，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庄子的逍遥；他们要抉破礼法，非尧、舜，薄周、孔； 这一种精神在破坏名教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是，名教是统治阶级用来巩固封建秩序的主要武器，如果让名教破坏，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掌握的武器，因此，尽管嵇、阮等人想蔑弃礼法，而另一部分名士却还是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说法，替名教做辩护人， 向秀和郭象就是他们的代表。

本期播客探讨了阮籍这一魏晋时期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与影响。他出生于经学世家，崇尚老庄，致力于探讨自然与人性的关系。在他的著作中，阮籍强调万物生于自然，否认神的主宰，认为理想社会应超越当时社会的虚伪与残暴。他与嵇康等竹林之友的互动也为他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背景。通过对阮籍思想的剖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社会的批判和追求理想的勇气。

嵇康的哲学思想融合了唯物与唯心的观点，他对玄学家的影响深远。通过生无哀乐论和养生论，他批判后世的仁义礼让，歌颂原始社会的自然和谐，认为其优于阶级社会。他在四世论中提出“大道无为”，对明教和自然进行反思，展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尽管受到时代局限，嵇康的哲学探索依然揭示了对虚伪名教的质疑和对自然真理的渴望。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索了嵇康在《身无哀乐论》中对音乐与情感的深刻见解。他认为声音与情感是两个独立的存在，音乐本身并不包含哀乐，而是由人的内心感受所决定。嵇康反驳了那些将声音与迷信结合的观点，强调理性的判断应基于自然规律。他提到，许多人缺乏独立见解，常常依赖前人的言论来论证，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通过嵇康的哲学，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音乐的本质与情感的关系。

嵇康的好友向秀见到《养生论》，就作《难养生论》来与嵇康辩论，认为“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以此为养生之道， 他是同意的:“至于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向秀《难养生论》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为了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论点，而有如下的说法:
是以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
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知正其身，不于外，
背其所凶，守其所吉，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
他以为既然“欲以逐物害性”，甚至可以采用老子的“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方式来抑制欲的萌芽；如果欲已经萌芽，即“滋味当染于口，声色已开于心”了，可以“以至理遣之，多算胜之”的。他还认为“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以喜耳。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有主于中，以内乐外， 虽无钟鼓，乐已具矣”。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追求荣华富贵，认为什么东西都不比它重要，这是由于他内心缺乏修养，不得不依靠外部物质来刺激自己的缘故。物质条件满足了，内心却也饱尝甜酸苦辣的滋味。如果内心修养很好，知足常乐，借以弥补外界之不足，这样，即使自己听不到钟鼓之声，也好像在欣赏音乐一样。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反映了嵇康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假借老庄的放达，来颐神养性的消极避世态度。

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嗜，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腑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 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子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是犹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
为受病之始也。(《养生论》)
他既然认为“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因此他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犹今之气功)，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大意是说可以通过精神的修养，并配合气功治疗、药物治疗，使身心各方面的健康状况，都有所增进。这些， 都是有可取的地方的。他最后还认为善养生者，应该“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他还夸大了养生的作用，认为“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甚至可以“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嵇康的这种观点，当然又是唯心主义的。

在本期播客中，我们探讨了嵇康与司马氏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嵇康因其对司马氏的批评而遭到迫害，最终被杀。我们分析了他与好友山涛的绝交信，揭示了嵇康对友谊的深思与对权力的抗争。同时，嵇康的哲学思想，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证关系，也在节目中得到了讨论，反映了他对生命与精神的独特见解。嵇康作为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引发了对权力、哲学与人性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