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经济依赖自然经济，梁武帝推行新货币政策导致局势更加混乱。虽尝试用五铢钱、六株钱替代古币，但效果甚微，百姓私用古币盛行，江南经济遭受破坏，商品交换停滞。古帛取代货币职能，货币问题难解，铸币区域狭小，南珠洲多拒绝使用新钱。通过这段历史，看清自然经济背景下货币流通的困境。

宋文帝试图通过提高大钱价值来稳定货币，但却让穷人更贫困，最终失败。又尝试铸造二铢钱，但因铜料不足，民间盗铸猖獗，市场混乱。新币禁用后，货币缺乏导致物价波动，特别是布价大跌,影响南方经济。南齐政权更推行苛重税收，加剧了农民困境。
四铢钱的铸造数额并不多，因此，不可能尽废古币(汉五铢钱、魏五铢钱、吴大钱、东晋沈郎钱等)而不用:而且顾名思义，四铢钱必然会较以往的五铢钱为轻，“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宋书·何尚之传》),便成为自然的趋势。为消除这种弊端起见，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又下诏提高大钱(指古钱)的价值，规定大钱一枚抵四铢二枚，以作补救。这一办法的实行，徒然使有钱的人钱更多，穷人生活更加困难，所谓“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而且和古钱的轻重比价也不匀称，所以“行之经时，公私非便”(《宋书·何尚之传》)。到第二年五月，就废止了这种办法。
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币的需要量越来越大，政府自不得不大量兴铸，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 年)，又铸造四铢钱。由于铜的缺乏，这次铸成的钱，“形式薄小， 轮廓不成就。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百物踊贵”(《宋书·颜竣传》)。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武康旧城)一县，因盗铸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就有一千多人(见《宋书·刘怀慎传》。永光元年(公元465年)二月，又铸二铢钱。二铢的重量，顾名思义又要比四铢少二分之一，可是政府却仍旧强制新铸的小钱和从前的大钱等价使用，这样，官钱一出，民间就模仿盗铸，钱币更为滥恶。在这种情势下，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政府只得允准民间也可铸钱， 但是，这样一来，币制搞得更是混乱异堂千钱长不满三寸” 称为“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烻环钱” 水不沉，随手破碎” (宋书·颜竣传》),商贾不敢行用。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 年)，下令禁用鹅眼、埏环等劣钱，“专用古钱”(《宋书·明帝纪>).这两次造新钱，不但不能使南朝的商业由于铸币增多之故而获得发展，相反，货币的滥恶引起市场物价的波动，从而使商业的发展发生波折。
自从禁止行用新钱，专用古币之后，货币缺乏的严重情况， 又回复到原来的出发点上。
钱币的缺乏，使南齐初年，又出现了钱贵物贱的现象。以绢、布为例，从东晋初年到刘宋永初初年，这一百年间，布价无大变动:从永初初年到元嘉二十七年，这二三十年间，布价跌落一倍，原来一千文一匹的布，跌到五六百文一匹；又过了三四十年， 到了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83-493年)，布价竟跌落到十倍之多，一匹布只值一百文了。布价的继续下降，一方面固然标志着江南地区绢、布产量的激增；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南齐的永明时代，主要原因是受了钱荒的影响。物价的跌落，受害最大的自然是生产谷、帛的农民，然而南齐政权不但不注意其剥削对象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利益，相反，竭泽而渔，自永明四年起，在征收租调时，订出了二分取钱、一分取布的折纳办法来；永明五年，又改订为钱、帛兼半的折纳办法，意图利用钱币的缺乏，而要农民缴纳钱币。上缴的钱币，个个必须圆大，在当时古币多被民间剪凿破损的情况之下，农民要找这种符合规格的钱，不是“买本一千，加子七百”(以一千七百钱换好钱一千)，便是“以两代一”(纳两钱代一钱)，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可见钱币的缺乏，不但使在江南初步发展过程中的商品经济停滞不前，同时也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

东汉末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手工业萎缩，农业成为居民唯一职业，导致货币流通减少。自魏晋至南宋时期，经济逐步复苏，商业发展，货币需求增加。但由于多年未铸币，出现钱贵物贱现象。政府试图通过限制货币使用来控制局面，但未能奏效，最终转向铸币来满足市场需求。桓玄和沈约的极端经济措施为何失败？背后的故事令人深思。
所谓近于废弃，不是说完全摒弃货币于市场之外而不用，以《晋书·惠帝纪》所载“帝单车走洛阳，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魏书·萧宝夤传) 所载“宝夤脱本衣服，著乌布襦，腰系千许钱，潜赴江畔”二事为例，可见在这一时期，并不是不再使用铸币，而是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粮食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衣料也是家庭成员自己来纺织的，这样，市场当然无法扩大，商品交换当然显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静止形态来了。所以自魏、晋以后，交易往往以谷、帛为主，而铜钱只是以辅助的姿态出现罢了，所谓“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
从东晋在江南建国以来，江南没有兴铸过钱，一开始就沿用东吴孙权所铸的大钱；其时“吴兴沈充又铸小钱”，当时称之为“沈郎钱”(《晋书·食货志》),不过沈充不久被杀，所以这种沈郎钱的流通额一定不会多的。经过了七八十年，江南农业生产力逐渐向上昂扬，商品经济随着有了发展，货币的需要量也逐渐在增加。然而因为自东晋以来长久不兴铸钱币的缘故，当时钱币的流通数量极感缺少，必然会形成钱贵物贱等现象。在当时，生产谷、帛的是农民，而有“藏镪百万”的是王公妃主，世族豪强，如果钱贵物贱的这一现象持续下去，只是加速了自耕小农的破产。 政府为了要消灭这种现象，以巩固其剥削对象自耕小农这一阶层起见，曾想出各种对策来。有些对策如东晋安帝时(公元402-403年)，桓玄辅政，曾主张废止钱币，使用谷、帛(见《宋书·孔琳之传》);其后刘宋时周朗，萧梁时沈约，也曾有此主张，他们都想凭政治的强制力量来禁止或限制钱币的行用。 然而钱币的逐渐行用，只是商品交换初步发展的结果，而商品交换的初步发展，又是直接受着当时生产力影响的结果，所以桓玄、周朗等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东汉时期，广州成为南海与印度洋贸易的中心。商人们跨越大洋，带回象牙、珠玑等珍贵商品，同时也输入中国丝绸等奢侈品。航海过程中充满危机，设备简陋，但商贸活动却异常繁荣。政府通过重税获取丰厚收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动了中外交流。法险赴印度取经的故事更是揭示了古代航行的艰辛与贸易的兴盛。南朝商业发展的背后，是如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密切互动。如何在激烈的海上竞争中保卫商贸利益，成为各国政府的焦点。

六朝时期，江宁、成都、番禺等商业繁荣。健康是政治文化中心，集住繁华。京口、三阴市为交通要地，经济发达。襄阳和寿春是重要的通商据点。江宁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成都为西南贸易中心。探索这些城市，揭示其在古代经济中的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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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都是当时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
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傍长江下游的大埠。 平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宋书·五行志》):“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以五口一户计，约一百四十万口)，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等)于二京(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都城内有四市，秦淮河两岸，有不少市镇，北岸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可算是江南最大的都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建康)，亦一都会” (《隋书·地理志》)。山阴是两浙的绢米交易中心，“征货贸粒”， “商旅往来”，钱塘、浦阳两江的牛埭税(过堰税)，一年之中就可征收到四百余万之多(见《南齐书·陆慧晓传顾宪之附传》)。寿春在淮、泗、汝、颍交错的区域，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军事攻守的重镇3，北魏也曾在“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象牙)革之属，无远不至”(《魏书·食货志》)。襄阳是汉水中游的重镇，也是“四方凑会“之处，所以寿春和襄阳两个城镇，在当时都是南北进行物资交换的通商据点3。江陵不但是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也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所谓“荆州物产，雍(雍州治襄阳)、益(益州治成都)、交(交州治龙编)、梁(梁州治南郑) 之会”(《南齐书·张敬儿传》),又是“良皮美罽”的集散地。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既是全国织锦业的心，又是西南的贸易中心。

江南因水乡交通便利，造船业在刘宋和南朝时期繁荣发展，民间造船技术也得以提升。然而，尽管农业和手工业进步，商业仍受限于封建制度，主要由王公贵族控制，反映了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了解这一时期商业萌芽的过程，能窥见古代经济发展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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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水乡7
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三吴平野的运河网，到南齐时代也已经大体完。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造船业也更加发展起来。刘宋时的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南史·沈庆之传从子攸之附传》)。侯景乱梁时，也有战舰千艘，称作“鸼舠”，“两边悉八十棹”，鼓棹进退，“捷过风电”(《梁书·王僧辩传》)。当时民间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颜之推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颜氏家训·归心篇》《太平御览》卷769引《南州异物志》称东吴时，“外域人.....船，大者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千吨)”。到了南朝，船只载重二万斛(约二千吨)，比之以前，又要超过一倍了。隋文帝灭陈后，下命令说: “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下》)足见南朝时民间私造的大船很多，才会引起隋文帝的注意而予以没收。
农业技术的提高与收获量的增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使这一时期内，在江南新建立起来的具有单纯的政治和军事性质的城市的基础上，商业有了萌芽的机会。不过我们在研究商品生产时，不可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可和经济现象的一切总和失掉联系。在当时的江南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手工业始终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出来，由于这缘故，商品生产在这时并没有多么大的意义，它不过指出交换发展的初步过程而已，我们绝对不能把那时的商业和近代的商业等量齐观。 那时国内市场上出现的重要商品，大都只是“绵、绢、纸、席之属” 史记
《宋书·孔觊传》),坐市肆贩卖的虽都是平民身份的商人与其家族成员，而从事货物囤积或操纵市场贩运土产的则多为王公贵戚、世家大族，因为他们想把庄园里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成品推销出去，他们还借政治势力去经营商业，可以免去一些官吏的留难，尤其是贩卖违禁品，可以免去重税的勒索及关津的盘查。因此，这一时期，不是没有商业，而是在封建制度范围内以及在中古庄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它是庄园制度下剩余产品的一种销售形式，它仍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

古代漆器制造严格受控，需政府批准，甚至在制成后须标注制造年月和姓名。南齐时期，漆器已广泛应用。制瓷技术在商周时期釉陶基础上发展，汉代发明瓷器，至南朝青瓷技艺成熟。南朝时期青瓷器皿造型精美，釉色纯净，烧制技术达到高水平，宜兴出土的西晋青瓷与南宋官窑瓷器成分相近，展示出技术的进步。瓷器不仅成为日常用品，还为隋唐时期奠定了基础。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在发明纸以前，一般用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简牍每简只能写几个字或十儿个字，木牍虽然可以多写一些字，可是所占空间很大，使用不便。缣帛虽便于书写，但价格昂贵，更是无法普及使用。造纸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公元1957年，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上发掘出汉武帝时的古墓一座，内有米黄色长宽差不多10厘米大小的古纸，虽已裂成碎片，经过化验，证实是大麻纤维(兼亦掺杂有少量苎麻)所造。灞桥纸可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公元1933年，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障遗址中，也曾出土一片古纸，其原料为“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 纸长10厘米，宽4厘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箸。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按此纸出罗布淖尔古烽燧亭中， 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简，黄龙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当为西汉故物也”(黄文弼教授《罗布淖尔考古记》)。灞桥纸和罗布淖尔纸的考古发现，说明我国造纸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应该推早到西汉武帝(公元前140至前87年)时期。但是早期的麻纸，纸质比较粗糙，表面有较多的纤维束，纤维组织不够紧密，分布不够匀净，麻纸上透眼较多，眼也较大1。 东汉和帝时，中常侍蔡伦担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总结了西汉以来劳动人民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 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造纸原料，于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监制了一批良纸，风行全国，通称“蔡侯纸”0,从此造纸术就在我国各地推广开来。直到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劳动人民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皮外，还利用录皮、藤皮来造纸。纸的原料更容易获得，纸的成本更为降低，纸的生产量也更为增多。王羲之曾一次把会稽郡库存纸九万张送给谢安3，可见纸的消费量也已随着生产量的增多而增加。当时范宁认为“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初学记》卷21引)，可见用藤皮来制成的纸，已普遍使用于公私之间了。藤纸的产地，集中在剡溪(曹娥江上游)一带，而余杭由拳村(今浙江杭州市西旧余杭城南二十八里有由拳山，村在山下)所出的藤纸，也很出名。桓玄曾“命平准作青红缥绿桃花纸，使极精”， 又下令政府机关“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605引(恒玄伪事》),可见纸的功用，到了这时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朝的建康城中有“银纸官署，齐高帝造纸之所也，尝造银光纸赠王僧虔，一云凝光”(《丹阳记》)。梁简文帝为太子时，与人笺，有“特送四色纸三万枚”之语；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出为荆州刺史， 曾“上武帝纸万幅，又奉简文红笺五千番”，又云“特送五色三万枚”(见元鲜于枢《笺纸谱》引)。所谓四色、五色系指不同的纸色而言，而不是一纸之中含有四种或五种颜色，但是纸张的花色增多，说明纸的加工制造技术不断地在提高。梁阮孝绪父彦为湘州从事，孝绪随父之任，“不书南纸，以成父之清”(

江南海盐和扬州冶铁业曾是宋、齐、梁时期的重要产业，但后来政府接管了生产。囚犯成为冶铁工人，忍受极度劳动和苦难，许多人因此丧命。银矿开采在南北朝十分普遍，但事故频发，矿工多有伤亡。煤炭资源也逐渐被利用，这些矿业资源推动了当时经济的发展。细节耐人寻味，背后隐藏哪些秘密？
有很多盐场，据当时人阮昇之的《南兖州记》子:“上有南兖州盐喜一百三三所，具人以鱼数关，擅利巨海，用致货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 计。”(《太平寰宇记) 卷124引D)可见盐的制造业出相
执的冶的业，是出政府官营的。江南最有名的冶铸作坊， 属扬州的是海根冶(今安徽贵池东五十里)，属剂州的冶唐(今湖北武昌东南三十里)0。各冶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用具，“大则金鬶，小则銨鋤(《梁书·康绹传》)。梁时筑浮山堰、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汇于烟所，可见当时铁器的产量已经很高。齐梁时人陶弘景云: 铁是杂炼生(生铁)揉(熟铁) 作刀镰者。《重修政和证类本章》卷4《铁》条引D所调杂炼生绿，是指在熔铁炉中，把生和热铁混杂起来冶炼。“洪炉鼓鞲， 火力到时，生刻(许”之北字)元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捶，再炼系，不一面足，(《天工开物·五金篇》),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法，费工校少、成本较低，因此不独可以制刀剑，也可以制嫌刀，对发展生产是有积意义的。官营冶坊中的冶铸工人，大都是次于死继一等的囚昶，政府把他们罚充苦工-“补冶”以后，雄们的身份是官奴隶。他们中闯很多人被剪去头发，带着镣锁来从事无偿劳动，往往没有多久便被折磨死去，他们可以说是受迫害最深重的一个阶层。
《隋书·食货志》称“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因此，银的开采，也极为普遍。晋末，卢循曾在广州开采银矿:宋元嘉初，始兴郡(治曲江，今广东齠关市)领下有银民三百多户，专事开采银矿，史称其“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宋书·良吏·徐豁传》),可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低劣，每年因矿坑崩坍而压死的人也很多。又梁末，周文育行至大庾岭，在旅店中与商人赌博，赢“得银二千两”《南史·周文育传》。银的流通额，既是这样大， 银的总生产量，在全国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东汉墓出土的棉纺织品，让我们得知新疆早在东汉时期就种植草棉。梁武帝断杀生着布衣，棉布称为月蝶。南北各地对草棉与木棉的叫法不同，形成了一段历史谜题。悠久的棉布使用，为宋元明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想知道更多细节吗？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吧！
防织棉布了。《梁书·高昌传》载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轳，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在永昌称棉布为桐花布或橦布，在交、广称为吉贝(有时又作古贝)，在高昌称为叠布，有时又书作绁布。吉贝，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1《大方等大集经》卷15《音义》:“劫波育，或言勐贝者，讹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叠，可以为布。罽宾以南， 大者成树；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华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这几句话，把草棉和木棉分别得很清楚。劫贝是吉贝的异译，劫波育的简译。一直到今天，广东、闽南一带，还有叫草棉为吉贝的。由于棉布是交、广一带生产的，因此当时多称之为“越叠”，《晋令》里有“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太平御览》卷820引)5,可见越叠是贵重的物品。梁武帝是以佞佛著名的皇帝，既然信佛教，就得断杀生，蚕茧成丝，在梁武帝看来，杀死蚕的生命太多，罪孽深重！因此他虽贵为帝王，不肯穿着丝绸衣服。史称其“身衣布衣，木棉皂帐”(《梁书·武帝纪》。木棉和草棉本来不是同一种植物，木棉花的纤维比较滑润，纺起纱来拉力不强，但当时人对棉布究竟是用木棉还是草棉做成，是不十分明确的，因此往往也叫草棉布为木棉布。梁武帝的木棉帐，实际就是草棉布制成的帐子。梁人刘孝绰有《谢越布启》云:“比纳方绡，既轻且丽，珍迈龙水，妙越鸟夷。”(《艺文类聚》卷85引)陈代吏部尚书姚察，有门生送他“南布一端”(《陈书·姚察传》),越布、南布大概都是指草棉布而言的。棉布的使用当时虽然还不很普遍，但已经在逐渐发展起来了，这对此后宋、元、明、清棉花种植事业的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