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裕北伐南燕，获得胜利的时候，卢循所领导的农民军，正从广州向江州(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 推进。
仅有人能
卢循到了广州以后，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农民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待机再起。在刘裕北伐南燕期间，徐道覆派人劝卢循乘虚袭取建康，卢循犹豫不决。徐道覆亲自到番禺对卢循说:“本住岭外......正以刘公(指刘裕)难与为敌故也。今刘裕] 方顿兵坚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归死士(指三吴旧部)，掩袭何无忌]、刘毅]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机.....若(裕]平齐(指南燕)之后，小息甲养众.......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 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宋书·武帝纪》又说: “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 (《晋书·卢循传》)卢循强同意了徐道程
徐道覆是一位坚定果敢的农民起义将领。 他攻取始兴之后，就派人到大庾岭一带斫伐大量船木，运至始兴(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贱卖给居民，这时又依据原先的卖券收购船木，赶造船舰，积极准备北进。
公元410年二月，卢循和徐道覆在始兴会合，随后分兵两路，西路由卢循率领，从始兴攻下长沙，推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准备攻取江陵；东路由徐道覆率领，破南康(郡治赣，今江西赣州市)，连下卢陵(郡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北)、豫章(郡治南昌， 今江西南昌市)，兵锋直指建康。农民军的战士，不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便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战斗力极强。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引兵南下，抵御徐道覆。三月，何无忌战死于豫章。 刘裕得到消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
卢循到达巴陵以后，接受徐道覆的建议，自巴陵浮江东下， 与道覆会师，集中力量攻取建康。于是两路农民军连旗东下。 东晋江、淮驻军纷纷入卫建康。豫州刺史刘毅率水军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阻击农民军。五月，农民军在长江中的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大败晋兵，刘毅丢掉全部船只和辎重，带了几百人狼狈逃走。农民军接连打败北府兵重要将领何无忌和刘毅，声势大振。史称“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别有八槽船八枚(艘)，起四层，高十二丈。”(《宋书·武帝纪》)十多万大军乘胜直逼建康，进抵淮口(秦准河入江之口，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北)。
这时东晋方面，刘裕“北伐始还，士卒创，堪战者可数千人”。建康人心惶惶，“众议并欲迁都"(《宋书·王懿传》)。刘裕认为“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宋书·武帝纪》),坚决不同意迁都。当农民军到达准口时，东晋政府宣布内外戒严，同时征发居民修筑防御工事，沿江置栅、筑垒。稍后江、淮入卫军队陆续开到，其中有一千多强悍的鲜卑骑兵，分兵守卫各个军事据点。农民军到这时候便丧失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 计篇》)的有利战机。
卢循在北上进军中，常处于被动地位。他开初不愿意出兵。 后在行军途中得悉刘裕已经回到建康，立刻大惊失色，竟想退还寻阳，再占领江陵，“据江、荆二州以抗朝廷”。经过徐道覆力争，“疑议多日”(《宋书·武帝纪》),卢循才同意继续进兵。这样，刘裕便赢得了周密部署的时间。
徐道覆曾经向卢循建议，水军从新亭(在今南京市西南)到白石垒(在今南京市西北)-线登陆，登陆后焚毁船舰，使士兵下决心死战，力争胜利。卢循认为徐道覆的建议太冒险，不是万全之计，而把战船停泊在蔡洲(在今南京市西南十二里大江中)，等待晋军自行“溃乱”。等到刘裕完成其防备部署后，卢循方才发动进攻，率兵与晋军相持于查浦(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南)，进至丹阳郡(在今南京市东南)，转攻京口等地，并无所得。刘裕则统率北府兵主力列阵于秦淮河南岸的南塘一带，坚壁不战。

刘裕，原籍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曾祖混，渡江侨居丹徒的京口，做过武原令(侨县，无实土，寄治武进，属南徐州南彭城郡):祖靖，东安太守:父翘，郡功曹。刘裕虽说是士族，可是北来侨民的生活本来就不优裕，而裕父又早亡，故裕“尝自新洲(在今镇江市西，长江中小洲)伐荻”，“躬耕于丹徒”，“樵渔山泽”。 土断以后侨州郡的编户齐民又加重了兵役的负担，裕以士族， 为北府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府司马，其后为前将军刘牢之府参军，随牢之镇压浙东农民起义有功，累官至建武将军、下邳太守。 恒玄剪除北府将领，北府中下级军官人人危惧，可是刘裕知道他自己还不够格，并不恐惧，对人说:“今方是桓]玄矫情任算之日，必将用我辈也。"(《宋书·武帝纪》)果然，桓玄任命从兄桓脩(恒冲子)为南徐、南兖二州刺史镇北府(京口)以后，桓脩就以刘裕为参军，把他当作北府中下级军官中培养的对象。桓玄将要做皇帝，桓脩兄桓谦想了解北府将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曾单独和刘裕谈话。刘裕对桓谦说:“楚王(玄时封楚王)，宣武(桓温谥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这种“劝进”的表示，获得了桓氏对他的信任。可是另一方面，刘裕却在团结北府中下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
公元404年二月二十八日，刘裕与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何无忌(刘牢之甥)、魏咏之、檀凭之等百余人，在京口起兵，斩桓脩。 同日，北府兵中下级军官刘毅、孟昶、刘道规(刘裕弟)等，也在北府兵另一根据地广陵起兵，斩桓玄所任命的青州刺史桓弘(桓脩弟)。毅等集兵渡江至京口，与裕会师，进攻建康。
桓玄听到北府兵叛变，恐慌异常，派兵堵击，又被北府兵击溃，桓玄只得放弃建康，退往荆州军的根据地江陵。撤退时，还把退位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一起带走。到了江陵之后，桓玄又“大聚兵众”，准备浮江东下，结果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一战， 水军主力两万都被刘毅所统率的北府兵击垮，桓玄败退江陵，不久被杀。桓氏的残余势力，还在荆、湘一带继续骚扰，过了一年左右，才完全消灭。白痴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也被迎回建康，重又登上皇帝的宝座。
刘裕起兵成功，以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镇京口；随后又解除南青州，加领南兖州刺史，于是北府重兵，都掌握在刘裕一人的手中。公元408年，裕又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掌握了东晋政权。
这时，南燕主慕容超乘东晋衰乱之际，派骑兵侵入东晋边境，劫掠晋人充作奴婢，称为“吴口”，分送给后秦各国。公元409年二月，慕容超又派将军公孙归等率骑兵攻破宿豫(今江苏宿迁)，掳东晋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掠而去:在所掠晋人中挑选出男女二千五百人，补为乐工。随后公孙归等又侵扰济南，掳去太守赵元及男女千余人。刘裕于是出兵北伐南燕。刘裕的对外用兵，一方面想满足江南人民抗敌的要求，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刘裕也企图利用对外用兵的胜利，建立更高的威望，使得和他同时起兵的北府将领(如刘毅、诸葛长民等)以及世家大族俯首帖耳，不敢与他抗衡。
公元409年四月，刘裕率水军自建康出发，沿中渎水、泗水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下船舰、辎重，走陆路到琅邪，越过大岘(今山东沂水北穆陵关)，六月，进围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八里)。慕容超向后秦求救，姚兴派了个使臣到刘裕那里警告刘裕说:“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的答复是:“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宋书·武帝纪》)当然， 后秦姚兴不过是虚声恫吓而已。公元410年二月，刘裕攻下广固，生擒慕容超(送至建康市斩首)，灭南燕，收复了青、兖广大地区。刘裕的功业，这时已超轶祖逖、桓温，东晋政权中，没有人能和他抗衡了。

东晋王朝的衰亡与刘裕的当国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 论里说过:江东“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而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浙东是东晋的剥削渊薮无疑。自从浙东农民起义发生之后，政府派大军进行镇压，除了大肆抢掠以外，还放手屠杀，把江浙地区，搞得残破不堪，所谓“三吴.... 编户饥馑，公私不赡”(《晋书·简文三子传》),“饥馑疾疫”，“歼亡事极”(宋书·孔季恭传》论)，扬州的生产事业遭到破坏，荆州的势力自然驾御扬州而上。因此，荆州都督桓玄乘“东土..... 饥馑，漕运不继”(《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元年)，东晋政府财政粮食都非常困难的时候，封锁长江，不让上游的物资向下游运输，“商旅遂绝”。于是下游的粮荒更加严重，兵卒的食粮至以粰(谷皮)、橡实代替。东晋政府迫不得已，下令讨伐桓玄，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刘牢之为前锋都督，率军讨玄。桓玄也上表指斥司马元显罪状，举兵东下。公元402年三月，刘牢之为桓玄收买，北府兵不战而降于桓玄，因此桓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长驱入建康，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先后被杀。以后桓玄又逼安帝而这退位，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自己登位做皇帝，国号楚。
表面上是改朝换代了，实际还是危机四伏。东土诸郡，还是有无数农民在“饥馑疾疫”中死去，所谓“会稽饥荒......百姓散在江湖采稆”，“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晋书·桓玄传》，“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临海、永嘉[死散]殆尽”(《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元年)。这样严重问题，新王朝不但不能予以及时解决，相反危机还在加深。
荆州军的成功，是由于北府兵将领的倒戈迎降，以当时实力而论，能与荆州军为敌的，也就是这支北府兵。无怪桓玄认为要巩固自己荆州系统的新政权，削弱北府兵将领的力量是他的主要任务了。因此桓玄在进入建康之后，首先剪除北府将领，夺刘牢之兵权，转牢之为会稽太守，牢之想举兵反抗没有成功，自缢而死。玄又先后杀北府将领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高平相竺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刘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同时桓玄又不得不提拔一些北府后起的将领如刘裕等，来作为他的爪牙，使北府兵能够对他效忠，北府兵依旧能成为拱卫下游的力量。

孙恩率众退入海岛。公元400年五月，孙恩从浃口(在今浙江宁波市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进至邢浦(今浙江绍兴市北三十五里)，被谢琰派兵击退。几天后，起义军再度进攻邢浦，官军失利，孙恩乘胜追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一战，阵斩骄傲自恃的谢琰及其二子，朝廷大震，增派北府兵将领高雅之等堵击起义军。这年十一月，孙恩大败官军于余姚。东晋政府紧急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五郡军事，统兵进击孙恩。恩又退至海岛。次年二月，孙恩又自浃口以水军进攻句章(在今浙江宁波市南)，转而进攻海盐，都被刘牢之部将刘裕击破。五月，恩率军北上，攻下沪渎(今属上海)，杀吴国内史袁山。六月，又浮海疾进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丹徒镇)，有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建康震惧，内外戒严，东晋政府赶忙下令驻扎江北的军队入卫京都。刘牢之也派刘裕自海盐兼程赴援。孙恩知道建康已有防备，不打算硬攻，便派兵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自己率领水军浮海攻下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生擒东晋将军高雅之。但与刘裕三战三败，死伤万余人，于是又从浃口远航海岛。
这时由于东晋政府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务，起义军得不到给养，又发生疫病，“死者大半”(《宋书·武帝纪》)。最后于公元402年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失败，起义军损失很大。孙恩及其家属和部下一百多人，一起投海而死，人们便传说孙恩成了“水仙” (《晋书·孙恩传》)。起义军余众还有几千人，推孙恩妹夫卢循为首领。当时东晋政权已经落入桓玄手中，桓玄正想代晋称帝， 力求稳定局势，乃发表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在大起义失败之后，也想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表面上接受了永嘉太守的任命，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对东晋统治阶级的斗争。
卢循，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出身于北方大族。孙恩领导农民起义时，循即参加起义军。孙恩投海死后，循取得余部的领导权。公元403年正月，循出兵进攻东阳，被刘裕击败。同年八月，刘裕进攻永嘉，卢循接战不利，退往晋安(郡治原丰，今福建福州市)。次年十月，又泛海攻下番禺(今广东广州市)，活捉东晋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代理)广州刺史事。 派他的姊夫徐道覆攻下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南)。在这期间， 北府兵后起将领刘裕掌握了东晋政府的大权，正在消灭桓玄的残余势力，无暇南顾，就在公元405年的四月，正式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也答应了东晋政府提出的要求，把俘虏的前广州刺史吴隐之和流寓在广州的世族大地主王诞一并放回。
孙恩所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它不仅是为了推翻东晋在江南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同时由于参加的起义群众多半是浙东世族庄园里奴童佃客，作为领导者的孙恩虽然自己出身世族， 但为了满足起义群众要求，因此也必须无情地打击或消灭以王、 谢为首的世族大地主。消灭的对象如谢琰是谢安之子，谢肇、谢峻是谢琰之子，谢邈是谢安幼弟谢铁之长子，谢冲是谢邈之胞弟，谢明慧是谢冲的亲生儿子而又过继给谢石(谢安弟，谢铁兄) 子谢汪为子的(所以袭封南康公)，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又是谢安的侄女婿。孙恩还下令悬赏通缉谢方明(谢冲子，因为谢方明组织地主武装的缘故)。这正可以说明浙东是王、谢的天下， 而这次浙东的农民运动所要消灭的对象也正居他们。

浙东农民起义浩大，触发源于王谢大族与东晋政府的剧烈矛盾累积。孙恩利用庶民的不满与五斗米教的支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挑起反旗，用一场攻克丧虞的起义动摇了当权派的根基。东晋如何应对？农民的命运又将如何？我们借历史的镜鉴深入探讨。
武帝时，有钱塘人杜子恭传教授徒。琅邪大族孙氏，“世奉五斗米道”(《晋书·孙恩传》),孙氏南渡以后，至孙恩叔父孙泰又师事杜子恭，子恭死，泰继子恭为道首。道教的教义本身并不含有反抗黑暗统治的企图，不过在缺乏经济联系的封建社会里，它却是联络农民发动革命的较好工具。孙泰就是借宗教去联络农民群众的，《晋书·孙恩传》称“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孙泰固然出身大族，但他这种做法，也会引起东晋政府对他的怀疑，于是把他流放到广州，当时东晋统治阶级上层也有不少信奉五斗米道。孙泰到了广州以后，被广州刺史王怀之暂任为代理郁林(郡治布山，今广西贵港东)太守(公元393-394年)。不久东晋政府又把他召回来，任命为徐州主簿， 迁新安太守。王恭举兵，孙泰以讨恭为名，私合兵众，得数千人， “三吴士庶多从之”。东晋政府害怕孙泰作乱，司马道子父子便诱斩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入海岛。
孙泰的信徒，听说孙泰被杀，不肯相信是真的，都以为孙泰好像蝉一样蜕壳成仙--“蝉蜕登仙”。他们纷纷给逃亡海岛的孙恩馈送资财。这样，孙恩就在海岛上团聚了一百多个决心反晋的伙伴。
公元399年，东晋政府下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一时激起浙东依附农民普遍骚动，孙恩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中，带了一百多人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杀上虞令，袭破会稽，人数发展到好几万。“于是会稽谢鋮、吴郡陆瓌、吴兴丘尪、 义兴许允之、临海(郡治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周胄、永嘉(郡治永宁，今浙江温州市)张永及东阳(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新安(郡治始新，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旬日之中， 众数十万”，“能内诸县，处处蜂起”(《晋书·孙恩传》.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乌程令夏侯愔等被杀，吴国内史恒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纷纷放弃。

公元397年，王恭(这时他又成为皇帝的舅父)从京口举兵， 以诛王国宝为借口；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与恭相应。东晋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来是为了拱卫首都、充实长江下游力量的，现在北府兵在王恭统率下反而联络荆州军来对抗中央，司马道子自然无法抵御，只得把王国宝、王绪等杀死，请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子，时在荆州)等起兵响应，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区)相杨佺期率舟师为前锋，沿江东下。司马道子以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兵抵御。那时王恭以北府将领刘牢之为前锋，元显派人往说牢之倒向中央，答应事成后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刘牢之倒戈袭击王恭，王恭兵败而死。殷仲堪、桓玄等闻恭被杀，仓皇退走，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为盟主。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杨佺期，据有荆州上游，东晋以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州江州刺史。桓氏世镇荆楚，故旧甚多，因此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 (《晋书·桓玄传》)。
元显自击破王恭以后，又用手段把扬州刺史的职位攘夺到手，同时他又总录尚书事，当时称“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道子昏醉多病，“政无大小，一委元显”，由是“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中央大权实际操在元显一人手中。
元显考虑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来指挥的新军。因为当时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身或父祖本来是奴隶，而已获得放免公元397年，王恭(这时他又成为皇帝的舅父)从京口举兵， 以诛王国宝为借口；殷仲堪也在荆州举兵，与恭相应。东晋政府成立的北府兵，本来是为了拱卫首都、充实长江下游力量的，现在北府兵在王恭统率下反而联络荆州军来对抗中央，司马道子自然无法抵御，只得把王国宝、王绪等杀死，请求王恭退兵。
公元398年，王恭第二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子，时在荆州)等起兵响应，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区)相杨佺期率舟师为前锋，沿江东下。司马道子以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兵抵御。那时王恭以北府将领刘牢之为前锋，元显派人往说牢之倒向中央，答应事成后用牢之代恭任南兖州刺史，于是刘牢之倒戈袭击王恭，王恭兵败而死。殷仲堪、桓玄等闻恭被杀，仓皇退走，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共推桓玄为盟主。公元399年，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杨佺期，据有荆州上游，东晋以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州江州刺史。桓氏世镇荆楚，故旧甚多，因此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 (《晋书·桓玄传》)。
元显自击破王恭以后，又用手段把扬州刺史的职位攘夺到手，同时他又总录尚书事，当时称“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 (《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道子昏醉多病，“政无大小，一委元显”，由是“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中央大权实际操在元显一人手中。
元显考虑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来指挥的新军。因为当时兵源缺乏，于是下令强制征发东土诸郡(浙东)其本身或父祖本来是奴隶，

北府兵与荆扬内争桓温死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幼，世族大地主陈郡谢安当国，桓氏让出了扬州，由桓温弟桓豁、桓冲相继出任荆州都督，继续掌握上游大权。桓冲不像桓温那样野心大，不十分干涉下游的事权，因此，荆、扬之间的矛盾，又暂时缓和了下来。
桓温因为集中在今镇江、常州一带的当时北来侨民--南徐州、南兖州侨户，“人多劲悍”，在土断之后，就有把他们编成一支新军的计划，可是计划还没实施，桓温病死。谢安继温当国， 为了充实长江下游的军事力量以拱卫首都、抗衡上游起见，就筹募成立这支新军。公元377年，东晋政府任命谢安兄子谢玄为南兖州刺史，负责筹组新军。谢玄又把南兖州的军府，从京口移到广陵。南徐、南充两州侨户，纷纷应募人伍，彭城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晋书·刘牢之传》。这一支新军，经过七年以上的长期训练，成为一支精悍能战的军队，号为北府兵(当时称京口为北府)2。北府兵的兴起，它不但成为长江下游的主要军事力量，改变了荆、扬的形势；而且在淝水会战中，在江、淮以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苻秦南侵的百万大军，把江南从苻秦的铁骑下抢救出来。
淝水战后，东晋的统治阶级满足于偏安的局面，没有恢复失地的要求和决心，以致不能扩大战果，乘胜逐北，收复中原。

“土断”--原先局限于北方流亡南下的异客，在东晋与南朝时期面临实际行政管理上的重新分类，通过颜色区分户籍，旨在加强政府的统一剥削。户籍制度的多次改变引发了行政区划混乱及民间抵抗，它如何塑造了古代人民的命运与生活？史料中掩藏着哪些丧失与重组的社会图景？我们锲而不舍地探索那时代背后最真实的声音。

香民原箱地区的地方机构侨州郡。《隋书·食货志》所谓: “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 皆取旧壤之名，侨我那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只要注籍侨州郡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担，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重要原因，政府对侨州郡人民，作出这一规定，不仅仅对延长侨州郡人民编户农民破产时期的到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像怒潮似地涌向江南，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同时，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有如解放前在大城市中的某姓公馆标以某姓生地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者然。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因此，他们也必会提出:琅邪(或陈郡)“既是望邦， 衣冠所系，希立此郡，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了0。
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琅邪人民随司马睿过江者一千多家， 元帝在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北六十里)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琅邪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1,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其后侨置纷繁，以长江下游而言，在东晋渡江之初，由于从兖州、青州以及徐州北部(淮水以北)南下的侨民较多，所以东晋政府首先在京口界内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初在京口，其后迁往江北之广陵)，在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立南豫州等州一级的机构；可是其他如幽州、冀州流徙南下到达江南的侨民，人数较少，就不设立州一级的机构，而只是在大江南北侨置幽、冀诸州的郡级或县级的机构，并把它们拨给南徐、南兖、南青等州来管辖，这样，以南徐州一州而论，就包括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的郡邑。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到了后来，以今天常州一地而论，在当时就设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的流寓郡县， 真是搞得“紊乱无纪，名实俱违”。如沈约《宋书》诸志总序所说: “自戎狄内附，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徒江外”，“百郡千城，流寓比室”，“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于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因此不得不“省置交加，日回月徒”，“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版籍(户口册)为之浑淆，职方(掌管疆域图籍的政府机构)所不能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版籍混淆，而流寓郡县仍然未改； 一方面北来侨民，已因从事生产而有安定的生活。到这时候，东晋、南朝的统治者，认为过去优待侨州郡人民而作出的优复等等办法，已消失其曾经有过的意义。为了政府的“财阜国丰”(《宋书·武帝纪》)计，为了“京口”的“兵可用”计，自然有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实行“土断”，取消优复等等优待办法之必要了。

谭骧教授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载的侨州郡县之户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的编户齐民)之约数，自永嘉截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编户齐民)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当西晋太康之初，北方诸州及徐州之准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见《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而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北方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强。换言之，亦即晋永嘉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徒至南方。结果使东晋、南朝所辖境域内，其政府编户齐民中六分之五为本土旧民，六分之一为北来侨民。
南渡民户，以侨寓今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侨寓今山东者约二十一万，侨寓今安徽者约十七万，侨寓今四川及陕南之汉中者约十五万，侨寓今湖北者约六万，侨寓今河南者约三万，侨寓今江西湖南者约各一万余。
全国侨寓人口中，侨寓今江苏者即有二十六万人。而南徐州(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一州领有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几占有全省侨寓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九。南徐州内侨旧人口合计为晓河，当体。以流学及之
四十二万余，若侨寓人口二十二万余，则比旧有人口多二万余人。
不过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上面的侨寓人口统计数字，只是指政府的编户齐民而言。北来的世家大族在过江之后，为了统治人民，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同时也在江南火耕水耨的地域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庄园别墅。在流离混乱之中，世家大族竭力吸收部曲、佃客以增加自己的剥削对象，而流徙民庶又不得不依附世家大族以图获得耕种的土地，于是在江南各地，由依附荫庇而形成的一种中古庄园形态，也更加发展起来。《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云:“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南史·齐本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当时“南北权豪，竞招游食”9,如山遐为余姚令，“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到县八旬，出口万余”(《晋书·山涛传孙遐附传》),可见当时世家大族荫庇户口数目之多。荫附的人户，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从此成为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佃客、部曲，他们的人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因此，上面侨民的数目，也不过是一个约数，其移民的实在数字，可能还要超过可以算出的侨寓人口的总数。
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移，因此唐诗人张籍的《永嘉行》冲，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