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有著數

來賓: 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

在水族館裡，海獅與海豹頂著水球、躍出水面；在馬戲團裡，獅子與老虎跳過火圈，大象站立行禮，猴子靈巧翻滾。每每看到這些表演，總是掌聲雷動，讚嘆聲此起彼落——「好厲害！」「到底怎麼教的？」「牠們好聰明！」然而，在這些歡樂的背後，這些動物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訓練過程，才能完成這些違背天性的表演？

即使不談表演本身，單是被困養在動物園或水族館、長期生活在有限空間。對人類來說，衣食無缺卻終身失去自由，想想就已經夠可怕，那麼對動物呢？文化研究學者嘉銘老師說：「當動物被困養在籠子裡或水族館裡，不管怎麼人性化照顧，都是得不到自由的，因為那並不是牠們生活的自然環境。」

以鯨魚為例，虎鯨體長可達十多、二十公尺，每天需要游動約230公里；白鯨即使體型較小，每日也需游動60至70公里，水深至少要有一公里，才能滿足其活動需求。相較之下，即便是號稱大型的水族館，也幾乎不可能提供如此龐大的活動範圍。

然而，反對展演動物，並不等於贊成放生。對於已經長年被圈養、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的動物而言，放生的結果反而可能更加殘酷。2013年，屏東水族館曾放生圈養多年的鯨鯊二號，沒想到牠在海中不斷打轉，無法直線游向外海，最終擱淺死亡。嘉銘老師指出：「經過多年圈養的動物，可能已經喪失在野外求生的能力，貿然放生，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鯨鯊二號的案例，也成為台灣慘痛的放生經驗。

每每一說到展演動物的處境，社會輿論往往將矛頭指向捕捉或困養動物的人，但嘉銘老師提醒，事情並非總是如此簡單。他分享在「亞洲動物保護大會」中，學者提到的一個案例：越南一名農夫圈養一隻黑熊長達18年，沒有虐待、沒有挨餓，但籠舍狹小、完全沒有活動空間而引發撻伐。學者經過深入了解後才發現，農夫只是希望「保護」黑熊不受外界傷害。「有的人困養動物不一定是壞人，而是缺乏對動物的認識，這其實是一個需要被教育的過程。」

那麼，人類是否有更理想的方式來認識動物？嘉銘老師認為，進入野外生態，在不干擾動物的前提下靜靜觀察，是相對理想的方式，但前提是人類必須學會自制與尊重。過大的噪音、追逐拍照、亂丟垃圾，甚至過度興奮的行為，都可能對動物造成壓力與傷害。

從動物園、水族館到馬戲團，展演動物的問題並非簡單的善惡對立，而是一場關於教育與認知的長期工程。唯有當社會大眾真正理解不同物種的生存需求，尊重牠們的生活空間與習性，動物，才有可能迎來更好的未來。

來賓: youtuber 艾瑞克(Eric)

在現在人人都能開設自己的頻道、隨手就能創作影音的年代，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開始，而是能否持續。YouTube 頻道「艾瑞克泡麵」創辦人艾瑞克（Eric），卻選擇以影片記錄老文化與知識，在競爭激烈的網海中奮戰。對於所謂的噱頭與流量公式，他卻說：「設計師就是要有個性，頻道就是要有特色，我不看別人的。」

「艾瑞克泡麵」創立至今大約半年，頻道名稱聽來輕鬆，背後卻有清楚的定位。「艾瑞克就是我自己，泡麵的意思，是三分鐘就夠了！」Eric 解釋，「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時間，譬如三分鐘，就能掌握一本書的重點。」因此，頻道內容主要分成兩大類：一是「三分鐘介紹一本書」；另一類，則是記錄那些正在消失、逐漸被人遺忘的事物。

在短影片當道的時代，Eric 的創作徹底貫徹「短」。有些影片只有幾秒鐘，長的也不超過一分鐘。例如只說一句話：「一杯港式奶茶十二元。」整支影片，只是把「此時此刻，香港仍有十二元一杯熱奶茶」這件事留存下來。「這些影片不是要把事情講完，」Eric 說，「而是想勾起大家的好奇，讓有興趣的人自己去找答案。」

身為移居台灣的香港人，Eric 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差異特別有感。像是在台北的永樂市場，一整區的布匹批發商家，布料不僅可以觸摸，個人少量零售也很歡迎，這樣的逛街經驗讓他非常印象深刻。「在香港，我們習慣動口不動手，不管買菜或買東西，亂摸、亂捏很可能會被罵的。」這些細微卻真實的生活片段，也成為他頻道裡重要的觀察素材。

Eric 特別喜歡記錄那些逐漸消失的老物件與老設計，例如鐵閘式電梯——關門後，仍能看見每一層樓的風景；又譬如舊式文具店的報架與陳列，或是港式奶茶那只厚重的茶杯。「這些東西可能很快就不見了，」他說，「就把它們放在網路上，讓有興趣的人以後還找得到，知道曾經有過這些事情。」在大數據與演算法主導下，選擇老文化與知識作為主題，無疑是「為喜歡而努力」的嘗試。

現在，開一個頻道真的不難，難的是，願不願意一直做下去。在茫茫網海中，「艾瑞克泡麵」或許不是最喧鬧的存在，卻用最簡單、最快速的方式，為即將被遺忘的事物，留下一個位置。

來賓: 在台港人、老師Michael

進入 2026 新的一年，又有新的挑戰。或許有很多計劃，也早有不少安排，但「怎樣讓自己變得更好？」，卻從來不是一張行程表就能回答的問題。在台港人Michael，就用張敬軒的一首歌---〈感情用事〉，提醒自己在新的一年，學會在理性與感性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

身為化學老師的Michael，在工作上講求標準正確、數據與邏輯；但在私下生活裡，他卻形容自己「其實很感性」。這種反差，並不是矛盾，而是他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他喜歡張敬軒的〈櫻花樹下〉。因為喜歡，便開始反覆練唱，後來參加學校的歌唱比賽，意外拿下教育學系第三名。從那之後，在春茗或聚餐場合，便常被點名上台唱歌。Michael 說：「本來不喜歡唱歌，為什麼要唱？是因為不想出醜，不想唱得不好，也不想漏拍，所以乾脆挑幾首歌，把它們練好。」

這樣的態度，也反映了他的性格。「可能就是個性吧，要做就要把事情做好。」他說。把事情做好、不影響他人，才是他在意的事。

談到「感情用事」，Michael 認為這是一種理解世界的入口。「做事要有規則，社會也有它的規則，但如果從感情開始去理解一件事，會不會看到不同的面向？」他說。

以都市更新為例，拆掉重建，城市的確變得更現代、規劃得更好，但那些陪伴人們成長的記憶，卻往往無法被保留下來。例如：香港的舊天星碼頭，台灣的眷村，對很多人來說，都是情感的寄託。面對被推著向前的時代，大事或許無能為力，那麼在小事上，是否可以偶爾放空，讓感情帶路？

不過，感性並不等於任性。Michael 很清楚界線的重要。「不要因為自己的感情用事而影響到任何人，或影響到團體的運作；當牽涉到專業與群體時，感情就要先放一邊。」他說。

理性，是他的專業；感性，是他的選擇。走進 2026 年，Michael 沒有為自己訂下過於宏大的目標，只是提醒自己，在該用邏輯的時候保持清醒，在可以用感情的時候，允許自己真誠。或許，讓自己變得更好，正是懂得何時理性、何時可以感情用事。

來賓: 以色列格鬥教練赴湯

台北市之前發生捷運隨機攻擊事件，震驚社會。事後網路上流傳大量影片，引發各種討論：為什麼歹徒亮出武器後，旁邊的人都不跑？為什麼現場沒有警察？為什麼大家看起來「反應這麼慢？」事後、以上帝視角來看這些畫面，問題似乎很容易提出，但真正身處危急當下，想要臨危不亂地做出正確處置，其實都是必須經過長時間訓練，才有可能做到的事。

不少民眾認為台灣治安好，晚上走在路上不用太擔心，遇到事情也可以隨時求助，因此對防身或格鬥訓練抱持距離感。以色列格鬥教練赴湯指出，這樣的心態其實很常見，也正是安全環境下容易出現的盲點。

「學防身術好重要，任何人都可以學，都應該學，但最重要係——唔好以為學咗就可以去用，唔好主動去接觸危險，呢個係我喺課堂上面好強調嘅事情。」赴湯說，防身與格鬥的核心，從來不是炫技，而是避險與求生。

赴湯解釋，危險往往來得非常突然，有效的防衛並不是上了幾堂課，就能在關鍵時刻「自然用出來」。人在高度緊張或恐懼狀態下，大腦很容易一片空白，只有經過長期、反覆訓練，才可能轉化為身體記憶。「反應係要大量訓練之後，先會成為身體記憶。」

以色列格鬥術正是源自高度危險的生活環境。在當地，即使只是日常買菜，平民也可能配槍出門。除了器械的使用，徒手格鬥更是非常普遍的平民課程。赴湯指出，以色列格鬥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平安回家」。招式不繁複，少而有效，集中攻擊脆弱部位後，趕緊逃離。透過反覆訓練，學員大約在半年左右，就能具備基本的自我保護能力。

隨著這次台北攻擊事件發生，短期內勢必又會掀起一波學習防身的熱潮。不過，赴湯也提醒，防身術與格鬥術之間是有差異的。防身術是在遭受攻擊後才進行防衛；格鬥術則是在明確感知危險逼近、選擇先攻擊來保護自己。「因為已經睇到危險近在眼前，退無可退，唔出手唔得，所以選擇先攻擊。」他也強調，一位好的教練，必須教導學生如何控制力量與風險，真正理解防衛的界線，「最驚係學生學咗少少，就以為自己好得，又唔識控制力量。」

相較香港，在台灣主動學習以色列格鬥的比例仍然偏低，可能與社會整體安全感有關。但赴湯認為，強身健體與鍛練即時反應，不只是為了面對暴力事件，也有助於應對生活中各種突發狀況。「自我保護同防衛呢件事，係日常生活當中每一日都會遇到㗎。」無論是過馬路、跌倒，或是意想不到的意外，長期訓練的人，在平衡、耐受力、體力與反應上，往往更能保護自己。

不過，訓練本身必須循序漸進。對於剛開始接觸格鬥防衛的學生，赴湯特別提醒教練：「第一件事係唔好嚇驚學生，有啲出手太重太快，會令到學生第一心靈受傷，第二就係身體真係受傷。」

在看似安全的城市裡，危險或許並不常見，卻從未真正消失。當意外發生的那一刻，能否跑得動、能否叫得出來、能否保護自己，從來不是臨時反應，而是長期鍛鍊所累積的身體本能。這或許正是這起無差別攻擊事件，帶給社會最沉重、也最真實的提醒。

來賓: 劇場工作者阿Hope

因為台灣人的熱心，因為台灣的人情味，「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句話，常被用來讚美台灣社會的溫暖。這樣的讚美，不只是宣傳口號，而是在災情發生後、在狀況最混亂、最需要幫忙的時刻，一次又一次真實出現的畫面。

劇場工作者阿 hope，就是這樣一個讓人想起這句話的人。外表嬌嬌小小的她，心卻很火熱。每次看新聞，不論是社會議題、災情報導，或是她認同的公民運動，只要看到「哪裡需要幫忙」，她就會坐而起行。阿 hope 說得很直接：「如果不做，我會不舒服。」

數月前，花蓮光復鄉發生堰塞湖溢流，泥流淹沒房屋，災情嚴重。阿 hope 看到新聞後，沒有猶豫，便自動自發前往花蓮，加入挖泥、清理的行列，成了大家口中的「鏟子超人」。她回想當時的心情說：「在那一刻我就想著，我應該可以做點什麼吧。」

不過，阿 hope 也強調，熱心並不等於盲目。每一次出發前，她都會先評估自己的能力與狀況。「我會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再來就是選擇什麼方式去幫手，因為冇錢，能捐的錢也不多，就出力。」對她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有去」，而是「真的有幫上忙」，而不是到現場增加負擔。

她也坦言，多數時候都是一個人出發。工作夥伴、家人或朋友，未必關注同樣的議題，也不一定能同行。「但是這是我的事情，因為如果我不做，我就不舒服，跟別人無關，所以就算沒有伴，也要去做。」這句「不做，嗰心就唔舒服」，也成了她一次次走進現場的最大動力。

然而，災區或社會運動的現場並不浪漫。那裡有危險、有勞累，也可能有爭吵與指責。以花蓮光復鄉堰塞湖溢流的清理為例，義工們不僅體力大量消耗，還必須隨時留意安全。阿 hope 提到，挖泥期間，現場曾發布可能再次溢流的通知，所有人立刻撤退到二樓，甚至三樓躲避。「那段時間真的很害怕，怕到整個人都在抖。」此外，也有義工在泥濘中挖到受難者或受難動物，心理衝擊非常大。

泥污之中，更藏著玻璃、釘子、鐵枝等危險物品，曾有人被尖物刺穿雨鞋受傷。阿 hope 提醒，實際進入災區前，一定要做好防護，甚至在雨鞋內墊厚物保護腳部。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都是親身走過現場，才會有的體會。

看著一群又一群自動自發、從四面八方趕來的義工，在泥濘與混亂之中、在困難發生的時刻，彼此守望相助、萬眾一心的付出，這正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來賓: 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秘書長、心理師李曉芬

生命無常! 生命中的意外事件總是來得突然，不論是自己遭逢不幸，或是親朋好友面對巨大的悲痛，我們常常會問：「我到底能做什麼？」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秘書長、心理師李曉芬指出，陪伴悲傷者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允許」。

李曉芬說，許多人在陪伴哀傷的親友時候，第一個反應往往是急著安慰、急著想讓對方好起來；但在哀傷的最初，其實沒有任何話能真正安慰。「這個時候陪伴的人說的話越少越好。」她強調，真正的陪伴，不是勸他吃飯、勸他睡覺、勸他振作，而是在他最低落的時候，安靜地和他一起坐著、吃頓飯、哪怕只是待在同一個空間，都已經足夠。

悲傷需要時間，而每個人的步調都不同。有人可能幾個月恢復，有人可能需要兩三年。李曉芬說：「甚麼你要好好保重! 好好振作...這都是勸說! 說多了就是壓力 。這時候最重要就是允許，允許他低落，也尊重他需要的時間。」她提醒，一般人就算是悲傷，但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在白天強撐精神，去上班去上課，甚麼該做的事都做得很好。但當一個人的時候，當晚上的時候，就會陷入谷底。因此，關心並不只是在事件剛發生時，而是需要長期、有耐性的持續陪伴。

她建議，陪伴可以是非常日常的：例如幫忙倒垃圾、協助整理家居、補滿冰箱、陪吃飯、陪發呆、陪他什麼都不做。在語言上能幫到的其實很有限，最重要的，是陪著他，安安靜靜的陪著。

面對哀悼，每個人也有自己的方式。有些人會寫信，有些人用宗教儀式紀念，也有人把過世親人的照片帶在身邊，用自己的方式持續告別。「旁邊的人不要有太多評價，允許他做任何能讓他平靜的事情。」李曉芬說。外界的理解與支持，遠比「勸說」更重要。

但她也提醒，如果悲傷者出現長期失眠、三天以上無法入睡、體重劇烈變化等情況，就可能需要醫師的協助。如果是集體創傷的事件，則很可能會有陰影--例如火災後害怕火源、聞到燒焦味就恐慌，這時也必須尋求專業協助。

如何悲傷陪伴? 或如何面對悲傷，都是人生中很重要，也是必須要學的一課。當心情真的太沉重，太哀傷的時候，李曉芬也提供一個最簡單、又立即有效的方法--深呼吸。「慢慢吸氣、慢慢吐氣，呼氣比吸氣更長，三次的深呼吸，大約一分鐘，就能讓心定下來，負擔也會覺得輕一點。」她說。

悲傷沒有期限，也沒有標準流程。它會反反覆覆、陰晴不定，「悲傷像大海一樣，颱風一來，翻天覆地。」可能在一些節日，例如父親節母親節，可能那一刻的觸景傷情，一瞬間就被捲入情緒的旋渦中。但在這漫長的療傷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催促走出來，而是有人願意一直陪在身旁--安靜、允許、不離不棄。

近來，從台灣花蓮堰塞湖溢流，到香港大埔驚心動魄的大火，災難畫面透過手機與直播迅速傳遍各地。許多人明明身在遠方，卻跟受災民眾一樣心口緊縮、胃口變差、夜裡難以入眠。災難並未直接落在自己身上，為什麼情緒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

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秘書長、心理師李曉芬指出，現代媒體的即時性與感官性，讓人出現「替代性創傷」。她說：「現在的報導都很即時，有聲音、有畫面、有影片，看到災民的無助，就好像自己在現場一樣。」聽覺與視覺的衝擊，使觀眾在不知不覺中「代入」到受災者的恐懼與痛苦。

更重要的是，社群平台的演算法不斷推播相關內容，讓人難以逃離災難畫面。「社群媒體都有大數據，只要你看過一次，例如香港大火的主題，類似的影片就一直推播給你，讓你避不開。」曉芬說。這種反覆接觸，會讓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特別是這次香港大埔大火之後，不少住在高樓的人開始出現強烈不安，甚至過度擔心自家大樓的安全。「這就是代入災民的情緒。當你想像自己處在那個情境裡，自然會睡不好，吃不下。」李曉芬指出，而這種同理與代入，在適度時是人性的溫暖，但一旦過量，便會影響生活，是需要警覺的訊號。

如果已經發現自己因災難新聞而無法專心工作、一天到晚滑手機追後續、睡不好或心神不寧，就代表「接觸過多」。這時候，李曉芬強調必須「斷癮」：「回到線下的生活，跟真實的人相處，做真實的事。」運動、做家務、種花、與家人吃飯聊天，都是讓心重新回到現實生活的方法。她提醒：「現代人太依賴手機，這是很危險的。」

另一方面，當不幸發生在我們關心的人身上，許多人會急著安慰、急著打電話，但這往往造成受難者更多壓力。李曉芬說，在事件剛發生的混亂時刻，太多關心反而會讓受災家屬無力應對。「節哀、保重」這類話，對正在承受巨大失去的人，也顯得無力。

真正有用的協助，不是言語，而是陪伴與實際行動--幫忙整理環境、準備食物、在旁安靜陪伴、在後續的日子裡持續關心，而不是集中在不幸發生的那個時候。她提醒：「要想什麼樣的關心才是有用的。沒用的話，就不用多說。」

至於那些因災難新聞而恐懼、焦慮的民眾，李曉芬建議，把焦點從「擔心發生意外」轉向「把握眼前人」：多陪伴、多聊天、多說幾句關心的話。「想做的事、想說的話，就去做，不要等到失去之後才後悔。」

當災難不斷透過螢幕湧向我們的生活，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關心，更要懂得節制、照顧自己的情緒，也在別人需要時，給出真正有用的支持。這，是遠方的我們能做的最溫暖的力量。

來賓: 人權藝術比賽主辦人赴湯

第二屆「破窗自由--人權藝術比賽」已正式開放徵件，從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全球任何人都能參加——不限年齡、不限背景、不限國籍，更沒有限制媒材。這樣的開放性，就是希望「讓更多人以自己的方式，談人權、看世界」的初衷。

主辦人赴湯回顧去年第一屆的參賽情況，作品大多比較沈重，主要關注跨境鎮壓、噤聲與囚禁等議題。然而，今年第二屆的作品風格卻明顯不同，赴湯說：「從目前收到的作品來看，整體風格變得比較光明、開放、甚至有點歡樂。」創作者依然在談自由，只是語言和色彩變得更輕盈，像是歷經風雨後，正努力讓自己活得更好、更自在。

為了讓參賽者更自由的創作，「甚麽都不限制」可說是比賽的一大特色，然而這對主辦方來說真是壓力倍增。赴湯說：「不限媒材，其實是很困擾的事情，尤其是立體作品，不知道怎麼存放、怎麼運送、怎麼保存，又很怕弄壞。」儘管如此，他仍堅持維持開放的原則：「如果限制媒材，這個比賽的主題本來就是想普及、想開放，多元討論。所以就寧可辛苦一點解決問題，都希望維持這種沒有限制的創作。」

第二屆人權藝術比賽的主題是「破窗自由」——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刻被困在受限的「窗」裡，比如每天八小時被工作綁住，想打破這份約束？又比如，許多年輕人希望「做自己」擁有完全的自主，不受家長約束，但自由並非毫無界線，「自由也包括責任。你要能負擔自己的生活，至少讓自己安全健康、好好地活著，不要讓家裡人擔心。」

言論自由更是如此。在網路世界中，攻擊、對立與酸言司空見慣，許多人誤以為這是「自由」。赴湯提醒：「以言論自由來說，是不包括傷害別人的言論，這也是責任。」因此，除了藝術的徵件比賽，後續包括展覽與講座也將特別著墨於「自由與責任」之間的關係，希望引導大眾了解自由並不是沒有邊界，而是需要建立在尊重與理解之上。

然而，在一些的地方，「人權」兩字本身就可能是壓力來源。即便只是透過藝術創作表達，也可能讓創作者與家人感到恐懼。赴湯表示，有的創作者家屬在展場看到作品時就曾經非常不安，「曾經有人直接從展場把作品帶走，讓展場的工作人員不知所措。」看到這樣的情況，赴湯十分心痛。他說：「只是透過作品說出感受、想法，都有這麼大的恐懼跟顧慮，這是最讓人傷心的地方。」

不同國家、不同社會，每個人的壓力與恐懼不盡相同，而抒發創作便成為人們相互理解的窗口——或許狹窄、或許脆弱，但足以讓光穿進來。

如果你也想透過創作敲擊世界、推開屬於自己的那扇窗，可以在 IG 或 Facebook 搜尋「破窗自由--人權藝術比賽」或「香港人權陣線」，找到比賽的更多資訊。不必是藝術家，也不用擔心技法，只需真誠地表達，你的作品就能成為一道透光的窗。

來賓: 資深採購阿鈞

「採購很多油水，廠商都搶著送禮請吃飯」「採購好工作，同事都要討好，靠採購買東西呀！」「跟採購熟，用的東西都好一點」這是很多人對採購這個職位的很多刻板印象，科技業是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而在這條供應鏈上，採購人員的角色更是常給人一種「神秘又肥」的印象。面對外界的好奇，在科技業任職多年採購的阿鈞直言：「其實現在市場都很透明，想要自肥，沒有以前容易了。」

的確，過去國際與台灣企業都曾爆出採購貪污案例，譬如十多年前蘋果採購貪污案，以及三年前華碩採購人員涉貪九千多萬元。採購的工作本身就牽涉大量詢價、招標、發包，一來一往之間，各式「人情往來」自然隨之而來。

阿鈞笑說，廠商送禮是公開的秘密：「經常早上一杯飲料、中午一杯、下午又一杯。中秋節禮盒更是堆滿辦公室。」有趣的是，有些公司董事長知道採購容易收到禮盒，甚至要求採購將收到的禮品貼上公司名片，再轉送給客戶，成了另類的「左手來右手去」。

為了做成生意，廠商更有許多「高招」。「有的廠商很低調很聰明，直接送百貨公司禮券，不會過期，又不引人注意，直接夾在卡片裡。」至於月餅禮盒，年節禮盒、新年度的筆記本、年曆、筆、領帶夾、絲巾等小物，更是常見，甚至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了。

雖然採購是有外界羨慕的這些「甜甜福利」，但採購的壓力並不輕。尤其缺貨旺季，譬如近年的晶片荒，為了搶到貨，比到最好價格，採購的工作量與壓力都瞬間爆表。「廠商是很討好，同事也很客氣，但採購要不斷做很多資料搜集，很多時候都是根本用不上的資料，做起來既耗時又磨人，也沒有成就感。」阿鈞說。

除了廠商，採購最怕的其實是會計。所有單據必須逐項核對，稍有不清楚就會被退件重做。有些公司老闆更重視流程，簽核層層把關，採購與行政流程經常是「耐性大考驗」。

隨著AI應用興起，確實能協助整理資料，但阿鈞認為，AI對採購的助益仍有限。「人都不會這麼乖，早早把貨送到你公司的倉庫。實際供貨一定還是要人協調。再說，廠商是要賺錢，誰都會比價，哪裡價高就先給誰。」

至於外界最感興趣的「吃飯套交情」，阿鈞坦言這是事實。「報價競標前，廠商一定會約吃飯，希望套到更多訊息，例如其他公司的報價、產品狀況等等。交情是一定有用，但能套到多少，看人也看狀況。」他也提醒：「千萬不要得罪跟老闆熟的廠商。」

有時，老闆也會親自介入採購。「有的老闆會提醒哪家廠商好，或是關心那家公司最近接單少了。」遇到老闆想「嘉惠特定廠商」，採購就需要技巧性處理。阿鈞的經驗是：「最好先順著老闆意思，下幾單，了解那家的產品特色後，再找產品弱點當理由，轉回其他廠商，老闆就比較不會在意。」這樣說，採購也真是鬥智鬥力的工作呢!

來賓: 在台當老師的香港人Michael

香港人說話習慣中英夾雜，不加兩句英文反而講得不順。不是刻意裝模作樣，而是因為生活中隨處可見英文：地鐵、路牌、政府文件、商店廣告……遇到英文就直接用，沒有人會特別翻成中文。

但在台灣，情況幾乎相反。國外藝人的英文名字一定要中文音譯，進口商品名稱、標籤、成分也都全面中文化。多數人日常生活幾乎不需要英文。這樣的環境差異，在台灣當老師的香港人 Michael 看來，就是台灣推動雙語教育的第一道難關。

Michael 長期研究雙語教學，也在私校用英文教化學。他觀察到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台灣的體育課老師在課堂上講的那句：「Eyes on you，eyes on me。」他無奈說：「幼稚園或小學說這兩句還可以，到了中學甚至大學還是這兩句，這樣的雙語教學……其實很有限。」

這並非老師的問題。台灣就是華語社會，許多老師教體育、家政、童軍、國文二十年，要他們突然加入英文，自然只能象徵性地講幾句 you、me、basketball，或在 PPT 裡放幾行英文字。Michael 說：「很多老師專業沒問題，但英文並不強，最後變得形式大於內容。」

更現實的是升學壓力。國三會考、高三學測，除了英文，其他都以中文命題。課程進度本來就吃緊，再加上英文教學，只會讓學生和老師都更焦慮。「考卷不是英文，但要用英文上課，學生會無所適從。」Michael 說。

人文科更是困境重重--文言文、古文、詩詞，「要怎麼用英文教？」連中文都不一定能理解，再要求英語教學，對師生都不公平。

另一方面，多數公立學校每週只有兩到三節英文課，語言接觸量本來就少。真正能有效推行雙語教育的，大多集中在資源充足、費用昂貴的私立學校。Michael 無奈地問：「這樣的情況下，雙語教育是不是只有有錢人讀得到？」

反觀香港，即使是中文學校課堂上大多以廣東話授課，但英文是法定語言之一。政府公文、正式文件、商業語言大量使用英文，小孩從小就知道「中文要讀，英文也一定要好」。Michael 回想，小時候老師常說：「為什麼要學英文？第一個原因就是不要被騙。」可見英文在香港的重要性。

同樣是華人社會，台灣人的英文是很極端的狀況，有的很好，但大部分學生普遍害怕講英文，家庭不講英文、生活不需要英文、學校也不常「遇到」英文，要提升語言能力自然難上加難。

Michael 認為，台灣推動雙語教育最大的挑戰不是學生，而是整體結構與語言環境。因此，課堂上那句「Eyes on you，eyes on me」更像是一種象徵--象徵一個努力前進、但仍在找路的雙語教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