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有著數

來賓: 行銷企劃Eric

「拆掉重建或許最簡單，但那樣也最沒有特色。」行銷推廣的 Eric 笑著說。

而這些「特色」，正是寶藏巖最迷人的地方。這處藏身在公館商圈後方、步行不到十分鐘就能抵達的聚落，十多年前還是座老屋群，如今卻成了結合人文與藝術的文青打卡點。許多初次造訪的遊客都會驚訝——原來在台北市裡，竟還有這樣一個像穿越時空、回到八〇年代的地方。

寶藏巖藝術村的轉變，並不是推倒重建，而是「保留舊有建築，再一點一滴地修整、美化。」Eric 說，這裡的屋舍依山勢而建，紅磚、水泥牆，加上燈籠、紙傘與裝置藝術，在燈光映照下散發出既懷舊又文青的氣氛，也成為情侶與遊客最愛的拍照景點。

不過，寶藏巖不只是「好拍照的地方」。近年它變得更有生氣，因為除了藝術家駐村創作外，還多了菜園與玫瑰園。「這裡的玫瑰和蔬菜全都是有機栽種的，肥料是義工自己做的，連除草都靠志工。」Eric 笑著說，「現在常看到家長帶著小孩來散步、摸摸植物、看看佈置，自然真的很有魔力。」

這些新規劃，讓寶藏巖不再只是文青的打卡地，也成了親子體驗自然、認識土地的場所。附近像台大、師大的學生，也常來擔任志工。「我們特地設計了花牌、佈置和小遊戲，希望大家不只是來拍照，也能了解這裡的故事。」

寶藏巖一直很吸引外國旅客、年輕情侶與攝影愛好者。對外國人來說，它早已是口碑景點；但 Eric 更希望「有更多本地人、都市人能走進來」。他笑著說：「公館那麼熱鬧，大家都在喝咖啡、逛街，其實只要往裡面走五分鐘，就能到另一個世界——一個安靜、舒服、能讓人慢下來的地方。」

來賓: 劇場工作者阿Hope

「經典是什麼？經典有明星嗎？有好吃的嗎？」劇場工作者阿Hope笑著說，這大概是現在國高中生對「經典文學」最直接的反應。對他們來說，經典好像離生活很遠、又有點難懂，但阿Hope認為，正因如此，更需要用新的方式，讓學生發現經典文學的情節其實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我覺得到劇場看演出的這種娛樂，不是年輕人的主要選擇，他們第一時間可能是打手遊、看影片。」阿Hope說，「現在的國高中生願意去跳舞、流汗、走出戶外，而不是待在冷氣房裡玩手機，就已經值得鼓掌。」她相信，經典文學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在任何時代、任何世代，都能從中找到與現代生活的連結。

這次配合桃園鐵玫瑰藝術節的進行，阿Hope以工作坊的方式，把捷克作家卡夫卡的《變形記》帶進高中校園。她走入表演藝術教室，帶領學生從作品出發，連結生活與情感。「我喜歡把自己當成橋樑，把我會的東西帶給青少年或長者。」

現正進行中的桃園鐵玫瑰藝術節，今年以「半透明城市」為主題，邀集日本、澳門、菲律賓與台灣團隊共同參演，讓藝術滲入城市的日常。阿Hope的校園工作坊，正是延伸這樣的精神--讓劇場走進生活的縫隙。

為了啟發學生的好奇，阿Hope把物件劇場帶入課堂。「表演藝術教室沒有桌椅，學生坐在地上，四周都是鏡子。」那樣的空間既不自在又開放，「反而能讓學生集中注意力，用身體去感受、去玩劇場遊戲、去思考。」

她拿出一顆扭蛋殼問學生：「除了裝玩具，這個殼還能變成什麼？」短短幾秒，學生就把它變成燈罩、帽子、甚至是一顆「蛋」。阿Hope笑著說：「這樣的想像，在課本裡是學不到的。」劇場，就是從這樣的想像與可能性出發。

阿Hope也以藝術節開幕演出--由日本懸絲傀儡劇團結城座改編卡夫卡《變形記》的《變身》為例，引導學生思考現實與虛幻的關係。「主角一早醒來變成蟲，不能工作、要家人照顧，當家裡有老病傷患需要長期照顧，我們可以無怨無悔地承擔嗎？」這樣的討論，讓學生發現經典文學其實就在生活中。

「小說裡的男主角從家裡的支柱變成負擔，這讓學生思考--我們是想成為有用的人，還是不管做什麼，都能被接納的人？」阿Hope笑著補充：「如果想被接納，也要學會接納別人。」

從劇場到校園，從經典到生活，阿Hope用互動輕鬆的方式，讓學生明白：經典並非塵封的文字，而是每個人心中都能重新理解、重新演出的故事。

來賓: 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

「媽咪，木瓜是長在泥裡還是樹上？」

「在樹上呀。」

「那雞吃什麼？吃穀嗎？還是吃蟲？」

「嗯……好像都有吧？不太清楚，要查一下才知道。」

這樣的對話，在都市家庭裡很常見。正所謂「五穀不分」，不僅是孩子，就連大人也往往對食物的來源一知半解。人們與食物、與自然的距離，似乎越來越有距離。

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老師指出，這正反映了現代社會的一種狀況---對餐桌上的食物，在這些食材還沒有變成食物以前，它們很那裡來? 怎麼長大?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農場不只是生產食物的地方，更是生活的教育。當孩子能親眼看見雞如何覓食、牛如何在草地上活動，就會知道食物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源於一個個真實的生命。」

在台灣，近十多年興起的「友善農場」「動物友善標票」 「生產屐歷」 ，讓民眾更認識，也是更注意到生產的過程。動物在成為食物以前，牠們過的是甚麼樣的生活? 因此，有的友善農場提倡放牧，讓動物在自然環境中生活，不再被限制在擁擠的籠舍裡。而農場的體驗，也讓人們能親自觀察動物的行為與需求。陳嘉銘老師說：「當我們走進農場，看到一隻雞從啄食、追逐到生蛋的過程，就會明白每一顆蛋、每一塊肉背後都有代價。那份感受，肯定會比教科書深刻。」

他坦言，在香港這樣的高度都市化社會，孩子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動物。「很多學生連稻米怎麼長的都不確定，更別說一頭牛的成長過程。」他認為，這種「與自然的距離」讓我們會把食物看作商品，而看不見背後的生命。

透過農場教育，孩子可以重新建立對生命的感知與尊重。從餵養動物、照顧植物的過程中，他們學習觀察、等待，也學習同理。「當一個孩子親手餵過一隻羊，摸過牠溫暖的毛，他的感受可能就會比較深刻。」陳嘉銘老師說，「因為他知道，那是生命、那是恩賜。」

這樣的教育，其實不只是關乎飲食，而是關於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從農場到餐桌，從理解動物到反思人類行為，都是在學習如何成為更有溫度的人--學會尊重、感恩與共生。當孩子知道木瓜長在樹上、雞會啄蟲吃穀物，他們或許就能在心裡種下一顆更溫柔的種子，長成一種與世界相處的新方式。

來賓: 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

在台灣，隨處可見的自助餐店，是不少香港朋友初到時的驚奇。對他們來說，「自助餐」往往等同於「吃到飽」，付一個總額便可任意取食，種類繁多，彷彿要拼命把餐費「吃回來」。然而台灣的自助餐卻是另一種概念--「吃多少、夾多少，再依重量付費」。這種計價方式讓人們在取食之前多了一分思考：自己能夠吃多少，付多少錢，就拿多少食物。

這樣的秤重計價，其實透露了對食物的一種倫理。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老師指出：「台式自助餐的計價方式，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的需要，也同時避免了浪費。這是很好的文化，反映出人類應該酌量取用，而不是無限制的消耗。」

「酌量取用」的觀念，從餐桌可以延伸到農場與自然環境。正如釣魚，餓的時候就釣一條魚，而不是把整片海裡的魚全都撈上來。這樣才能讓魚群有繁殖的機會，維持生態循環。人類對待食物的態度，其實深深影響著自然與動物的命運。

而人類對待不同物種的態度，例如哪些動物能吃、哪些不能吃，往往與當地文化密不可分。狗與貓因為長久以來貼近人類，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人們便不再視牠們為食物。相對地，那些在野外被視為獵物、或具有危害性的動物，則較容易成為人類的餐桌選擇。嘉銘老師說：「文化讓我們建立了一條界線，決定哪些動物被視為『家人』，哪些動物被視為『食物』。但這條界線不是絕對的，而是社會文化的累積。」

然而，工業化社會將畜牧業推向大規模生產，牛、羊、豬被關在擁擠的空間中，藉由快速餵養與技術手段加速成長，只為了盡快送上餐桌。這樣的工業生產不僅讓動物承受更多的痛苦，也讓人類與食物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台灣近年慢慢逐漸增加的「友善農場」，對嘉銘老師來說，是一次重要的啟發。他觀察到，這些農場提倡放牧、重視動物感受，讓雞、牛、羊能在自然環境中生活，而不是被迫在工業化的養殖場裡快速長大。他坦言：「在香港，很多人沒有農場的概念，尤其是城市小孩。他們只看到超市裡包裝好的雞肉，卻不知道一隻雞在農場是如何生活、如何成長。」

因此，農場不只是生產食物的地方，更是教育的場域。它能夠讓人重新認識食物的來源，理解每一塊肉、每一顆蛋，背後都來自一個生命。當人們有機會親眼看見動物如何被飼養，就會更懂得珍惜食物，並思考如何減少浪費、如何更友善地對待其他物種。

來賓: 馬來西亞餐廳掌門人Marcus

在台北晴光市場，有一家很有趣的東南亞料理店。店裡的擺設充滿南洋風情，香料、木雕、藤椅、暖黃燈光...，讓人很自然就有種放鬆的感覺。打開餐牌，很符合環境的有著各種東南亞料理，特別的是，居然還有燕窩、喝點小酒，從料理到搭配上都充滿了跨界的元素。對許多客人來說，老闆 Marcus 是個「做興趣、做開心的」人；但對他而言，這家店是「忙碌生活中的後花園」---一個放進他最愛的馬來西亞味道的小天地。

Marcus 在馬來西亞長大，曾到英國求學，之後在當地從事工程師工作。後來因緣際會，隨著台灣太太定居台灣，也從理工跨足到餐飲，他把工程師的實驗精神應用在料理上。「可能是性格的問題吧，太簡單的事我覺得不精彩，」Marcus 笑說，「我比較喜歡有挑戰性、新的事情。」

店裡的料理多是自創口味，就連靈魂調味--辣椒醬，也是 Marcus 自己研製。他為了調出理想的味道，上網學、自己試、反覆研究。他說：「台灣的辣椒大多只有鹹味，或是死辣，沒有酸甜。馬來西亞的辣椒每一家餐廳都有自己的配方，酸酸甜甜之外還有很多層次的味道。很多人去吃餐廳，不是為了菜，而是為了那些獨家口味的辣椒！」對他來說，辣椒是畫龍點睛的靈魂，能讓食物變得更鮮活。

不過，要在台灣重現馬來西亞的味道並不容易。Marcus 說，像椰絲這樣的食材在台灣很難買到。「台灣人習慣喝椰青，只喝椰子水，卻不會像馬來人那樣等椰青變黃、變乾再製成椰絲。在台灣買的乾椰絲味道差了七成，後來我改用進口椰絲。要做出馬來西亞的味道，材料很重要。」

Marcus 也發現，台灣人對東南亞料理的接受度有限。「有些台灣客人會說我的菜太甜、太鹹、太辣，太重口味，但其實我已經調淡很多了。」他笑著說。

他的廚藝啟蒙來自英國留學時期的那些打工經驗。「那時候的老闆是馬來人，他讓我看到做餐飲也可以很好玩。」Marcus 說。就連他的廣東話，也是那段時間在英國學會的。從工程師到掌廚，他始終隨遇而安、順勢而為。「不管做什麼工作，最重要的是喜歡，」他說，「看到客人吃得開心，尤其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說『這才是東南亞正宗的味道』，那一刻就覺得很開心、很有成就感。

來賓: 博士研究生Michael

「受過高深教育，還可以被騙。」博士研究生 Michael 在回想這段經歷時，語氣中仍帶著自嘲。對他來說，被詐騙不只是金錢的損失，更是心理上要跨越的一道關卡。

Michael 平日除了教學與研究，也會留意兼職機會。某天，他在社群上看見一則翻譯打工廣告，時薪900元，簡單又合理。他心想，不妨試試看，於是寄出履歷。很快地，對方回覆說翻譯名額已滿，但熱情地推薦他另一份數據分析的工作，15分鐘85元。價格平實，不像誇張的陷阱，於是他放下戒心。更讓人安心的是，前兩個月的工讀費都準時匯進帳戶。就像一場精心編排的戲，第一幕先讓人信任，讓獵物一步步靠近。

數據的分析與原油期貨有關，看著這些數據實在讓人躍躍欲試。緊接著對方開始鋪排下一步。他們暗示，若投入一筆資金，透過平台操作，回報會更可觀。剛開始，Michael 有些猶豫，因為對虛擬貨幣並不熟悉。但對方不斷勸說，口吻篤定，像是掌握秘密的專家。他心裡掙扎良久，最後還是答應了第一筆五萬元台幣。

戲劇性的高潮隨即展開。投資金額在螢幕上「翻紅」，數字一路上升，眼看著獲利擴大，他甚至動了心：「當時曾經有幻想過或許有這筆錢以後，就可以有頭期款買房子。」然而，這一切只是幻影。數字開始下滑時，對方立刻提醒：「只要補貨，就會拉回來。」帶著不甘心，Michael 一次又一次匯款，直到83萬元台幣--相當於博士班兩年的學費，就這樣石沉大海。

最後，連App 都無法再登入，聯繫窗口一度失去音訊。等到再次出現時，對方竟還在遊說繼續加碼。那一刻，Michael 終於意識到，自己「可能被詐騙了」。

在朋友的勸說下，他報了警，警方凍結相關人士所有帳戶，讓他幸運地追回少量款項，但也必須簽署和解書承諾不再追訴。「要承認自己真的被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Michael 坦言，他沒有告訴家人，怕被恥笑，只能在朋友的支持中慢慢走出陰霾。

即便如此，Michael仍努力安慰自己：「幸好只有虧了這麼多，沒有借貸。至少還有工作，以後還可以賺回來。」如今，他提醒自己要「戴眼識人」，也呼籲大眾：防詐騙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和家人朋友交流，「或許途中就會得到一些警告。」

即使是高學歷，也可能在看似合理的劇情鋪排中被拉入陷阱。當詐騙如同連續劇--處心積慮「放長線釣大魚」，沒有人能掉以輕心。

來賓: 氣象研究生Billy Sir

每逢颱風來襲，氣象局與地方政府就會成為箭靶。台灣的制度是前一天晚上八點前就要宣布隔天是否停班停課，但颱風的變化往往變幻莫測，六小時或十二小時以後就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常發生「放颱風假卻大晴天，民眾全跑去唱K逛百貨公司」的情況，引來企業老板的抱怨。

相比之下，港澳的習慣截然不同。香港與澳門都是在颱風真的靠近當天，才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掛八號風球。一旦掛八號，就等於全面停班停課。風雨交加當中霎時間宣佈停班停課，可想當時的混亂，所以自然，就算放假依然被狂罵。

研讀氣象多年的 Billy 指出：「很多人看天氣預報就是要有一個絕對答案，放不放假？下不下雨？但天氣就是機率的問題。氣象局是根據數據，提供當下最大機率的可能情況，可是只要結果跟民眾的期望有落差，就很容易被罵。」

除了放假爭議，颱風來臨時，許多民眾也搖身一變成了「氣象專家」。但看著颱風路徑圖，卻不一定理解正確。Billy解釋：「其實，中間那條線就是比較大機會走的路線圖，旁邊有70%的路徑圖，就是有70%的機會可能會偏左或偏右。」這些氣象資訊，會公佈出來就是希望民眾能看懂的。

隨著科技進步，現在的天氣預報已經比十年前精準許多。但即便如此，氣象的變化牽涉到大氣環流、風向、水氣等眾多因素，這些數據持續變動，預測的時間越長，不確定性就越大。Billy說：「民眾經常拿著一張颱風路徑圖，想要知道兩個星期後的狀況，這本來就不可能準。因為颱風半天之差，路徑都可能差很遠。」

事實上，氣象預報的精準度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過去只能算出大範圍的情況，現在台北市就能做到分區預報。但這些提升需要高成本與更細緻的資料處理，不可能一蹴可幾。Billy強調：「天氣這件事很專業，但又跟生活息息相關。問題是氣象局提供的資訊，常常沒有被正確理解。」

颱風一到，台灣老板罵「昨天好天氣白放了一天假」，港澳人罵「掛八號太慢，差點回不了家」。無論哪一種制度，氣象單位似乎永遠躲不過被罵。但專家提醒，與其責怪預報不準，不如理解氣象背後的專業限制。畢竟，「天有不測之風雲」，這是事實。

來賓: 氣象研究生Billy Sir

對馬來西亞人來說，台灣的氣象新聞是一種全新的體驗。馬來西亞沒有四季，沒有颱風，也沒有地震，電視台的氣象簡單到只要一張圖：一個大太陽，旁邊再加上一場午後陣雨，幾乎天天如此。

因此，當馬來西亞人來到台灣，看見氣象主播單單講天氣就能講五分鐘，總覺得新鮮又驚奇。原因就在於台灣的天氣，特別是北部，的確瞬息萬變。

在台北，冬天又濕又冷，加上雨水多，「除濕機」成了北部家庭的重要電器之一。然而，對馬來西亞人來說，這卻是完全陌生的家電。多年研讀氣象的 Billy Sir 說：「台灣北部冬天吹東北季風，水氣容易滯留，造成又濕又冷的環境。台北就像倫敦一樣，整天都是濕濕的感覺，讓人印象很深刻。」

而馬來西亞，雖然吹海風，但氣溫炎熱、蒸發快，衣服很快就曬乾。至於牆壁「出水」、衣服曬不乾，這對很多馬來西亞人來說，是來台灣以後才有的體會。

台北的夏天則是「說變就變」的天氣。早上可能藍天白雲，中午卻突然傾盆大雨，停雨後又馬上陽光普照，一日三變的天氣，常讓外地人措手不及。Billy Sir 進一步分析：「台灣地形狹長、環海、多山脈，很容易形成局部短時強降雨。再加上區域性的差異很大，因此氣象預報在台灣特別重要。」

不過，現代都市人多半長時間待在室內，享受恆溫空調，對天氣變化的感受並不深。相比之下，那些很多戶外活動的人，例如農民、漁民長年「看天吃飯」，透過觀察風向、雲層、天色，就能憑經驗對天氣作出相當準確的判斷。

至於都市人常用的氣象 App，雖然提供了大量數據，但不少人其實看不懂，解讀錯誤。Billy Sir 舉例說：「例如降雨機率60%，有人以為是60%的地區會下雨，也有人以為是60%的時間會下雨，其實是數據在這個模式的計算裡，100次當中有60次會下雨。這是一個機率，和時間、地點無關。」

對習慣了「常年如夏」的馬來西亞人而言，台灣氣象新聞的長度與豐富，以及氣候的千變萬化，就已經是一種耳目一新的生活體驗。

來賓: 曾四度遭資遣的上班族阿鈞

「四度被資遣」聽起來像一場悲劇，但對走過來的阿鈞來說，卻是一段--難得的經驗吧。從香港來到台灣，在科技業工作多年的他，先後經歷過四次裁員。他笑說：「第一次被資遣的時候還算幸運，因為當時採勞保舊制計算，做滿九年，就拿到九個月的資遣費。」雖然當下心裡一沉，但至少有一筆錢可以暫時過渡。

被資遣當然是大事。但會被資遣，卻往往和能力無關。阿鈞第一次被炒，是因為公司認為香港人熟悉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常派他去上海出差，最後甚至要把他外派重慶。他不願意接受，就被裁了。他認為：「在台灣企業文化裡，服從仍然是重要的工作態度。大部分主管不是壞人，但裁員通常是上面決定，主管只是執行者。不是裁你，就是裁別人，很多時候是大環境和主管的喜好選擇吧！」

而在資遣前，其實常常有跡可循。例如：部門裡所有人都調薪，只有自己沒份；原本親切的主管突然冷淡；工作量突然增加，請假時主管異常關切，甚至在你不在時故意聯絡你，好像刻意營造不愉快的氛圍。再加上溝通被冷處理，例如信件不回、訊息已讀不回，這些都是可能的警訊。阿鈞提醒，遇到這些狀況要冷靜，並且記得要蒐集證據，像是保存email往來、會議紀錄，甚至錄音。「有證據，才能在申請補助或爭取權益時站得住腳。」

在台灣，非自願離職的勞工可以申請最長六個月的失業給付，還能利用政府提供的職訓或心理諮商資源。阿鈞說，這些都很有幫助，但最實際的還是盡快找到新工作。他第三次被資遣時，因為大環境不好，花了三、四個月才找到新職，但幸運的是在疫情爆發前就找到，否則恐怕更難。他特別強調：「年輕人千萬不要裸辭！不要意氣用事，一定要撐到領到資遣費，或是等到找到新工作再走。」

作為在台灣生活的香港人，阿鈞也明白新住民在職場上的挑戰。雖然台灣人普遍友善，但新住民經常因為沒有身分證、有口音，或用詞習慣的不同，難免有點吃虧。尤其是行政、文職這類容易被取代的工作，更缺乏保障。所以新住民必須更積極提升專業能力，考取證照，增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他說：「上班族還是要不斷學習，培養第二、第三項技能，讓自己始終保有選擇權。」

「You're fired！」雖然刺耳，但對某些人來說，它也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開始。

來賓: 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

在基隆猴硐，有個很有名的地方---「貓村」。村子裡住著很多貓，牠們沒有主人，但卻被居民好好照顧。這些貓和人一起生活，成為村子的特色，也吸引許多遊客專程來看貓、拍貓。遊客們大多保持安靜，不去打擾，而貓咪也早就習慣了鏡頭，悠閒自在。這正是一個「社區動物和人類和平共處」的好例子。

所謂「社區貓」，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流浪貓」。但「流浪」這個詞聽起來孤單又可憐，好像牠們沒有家，四處漂泊。事實上，很多貓咪早就固定在這一個社區生活，熟悉環境，也習慣和人互動。猴硐的例子正正證明：流浪動物得到照顧經過轉型之後，可以成為社區的特色，甚至帶動社區的發展。這也讓人聯想到日本神戶奈良的鹿。一說到奈良，最吸引遊客的不就是看鹿餵鹿拍鹿嗎? 看著鹿群在公園裡自由自在散步生活，到處鹿便，真是讓人印象深刻，這也已經成為當地重要的特色。

然而，現實中許多社區動物都沒有這樣的好命。很多人對流浪動物都有不少負面標籤，像是「很髒」「很兇」「有病」。這些偏見造成許多的不幸。例如有些東南亞地區，因為害怕疾病，會主動攻擊甚至毒殺流浪動物。台灣過去也曾發生「犬殤」事件，把流浪犬大量活埋。文化研究學者陳嘉銘老師說：「其實，比起沒有主人的狀態，更可憐的是牠們背負了不公平的標籤。」

那麼，人類該怎麼做呢？不同國家有不同做法。日本花了十年時間，擴大收容空間，讓流浪動物能在更舒適的環境裡生活。台灣則有許多團體推動「TNR」，也就是「捕捉、絕育、再放回原地」。這樣可以控制數量，又不會破壞牠們的生活習慣。相較於收容後大量安樂死，TNR更人道，也更能維持和社區的共生。

而「安樂死」這個詞，現在常被濫用或錯用?嘉銘老師說:「安樂死，原本是為了讓患有重病、不久人世的生命有尊嚴的離開。但在一些地方，它卻成了因資源不足而被濫用的手段。收容所擠滿了，就規定一定時間後要執行安樂死。這樣的做法和原本的意義差距很大，也引起不少爭議。」

要推動動物友善，除了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教育。有些地區長期有吃狗或吃貓的文化，這不是馬上能夠改變的觀念。但透過教育和宣導，讓大家理解社區動物的價值，慢慢才能改變觀念。在台灣，不少大學裡就有「校狗」「校貓」，師生們和牠們和平相處，學會尊重與包容，也是很好的生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