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自隋唐早已存在，但卻在明朝已經成為當時文人士子魚躍龍門最重要的途徑，明朝自洪武三年開科舉，大興擴招，也讓明朝文人夢想進入中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尤其士尤其士人由來就是構成整體國家社會份子，科舉制度也是促成社會流動相對重要的機制，來到明代經濟的發達與印刷術的普及，讓更多有機會透過讀書考試的士子，通過此一管道上升。但是畢竟僧多粥少下，當越來越多人湧入科舉考試，也就讓科舉考試雖然可以取得功名，但是要真正進入中央實屬不易。
如此一來明代科舉制度在激烈的競爭下，金錢籠絡，以及舞弊事件也就成出不窮。
鮮于同曾是一位神童：
卻說國朝正統年間，廣東桂林府興安縣有一秀才，複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十一歲游庫，超增補國。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司馬相如也不著在眼裡，真個是胸藝萬卷，筆掃千軍。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荷轄連中三元，也只算他使袋裡東西，真個是足躡風雲，氣衝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
明明可說是一個有潛質的優秀人才，卻是無法真正飛上枝頭。
這位秀才除了才情更兼具格局情懷，鬱鬱不得志時，仍然不肯低就，「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可見其對自己的才華抱有充分的信心，也可以說對自己科舉制度內的成就頗有想法，因而與人談起自己不願就任低職時的理由，便是吟詩一首：「從來資格困朝紳，只重科名不重人。楚士鳳歌誠恐殆，葉公龍好豈求真」。
一到四十六歲，有人曾經勸他補個貢生也就算了，甚至笑他、憐他，鮮于同反而說出一番志氣昂揚的話：
你勸我就貢，只無過道俺年長，不能個科第了。卻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梁皓八十二歲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做個府佐縣正，昧著心田做去，盡可榮身肥家。……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晦氣遇著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十來世出頭。
眼看著他已經快五十歲了，依舊是堅持不懈追求科舉考試成績、對自己的才學頗有自信且用行動向「伯樂」報恩的老門生形象。
另一位就是陰錯陽差下，選中鮮于同的蒯遇時，他和鮮于同是截然不同的人。他遴選人才都是「愛少賤老」的主考官：
卻說興安縣知縣，姓蒯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臺州府仙居縣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為朽物，口呼「先輩」，甚有戲侮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裡錄科。
造成他這一性格的原因是「我取個年少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著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即為自己將來官場引退後找個後路，讓自己未來在官場有個借力依靠，並非純粹出於為國家選拔賢才的目的。但是這樣的選拔人才方法，可說真的害了那些一腔熱血盼望高中的文人秀才，這些體制內官員們的一己私利與渴望報效國家、光耀門楣，寄希望於科舉的苦讀文人們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從這一人物特徵來看，蒯遇時是明中晚期許多官場上為求自保的官員的縮影。
不過也合該蒯遇時的命運是和鮮于同掛在一起的。蒯遇時的念想是想找個年輕的青年才俊，但是又為了求公平在鄉試竟然就提拔了「老漢」鮮于同：
蒯知縣將合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服力，從公品第，黑暗裡拔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眾秀才面前誇獎道：「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脈，必然連捷，通縣秀才，皆莫能及。」
眾人拱手聽命，卻似漢皇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鬚鬢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瞧，我也看，著還冠帶像胡判。不在誇，不在讚，「先輩」今朝說嘴慣。休羨他，莫自歎，少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營，不須幹，序齒輪流做領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六歲的怪物、笑具，名叫鮮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鮮于』先輩』，又起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間看錯文字，今日眾人屬目之地，如何翻悔！忍著一肚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個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咳中帶喜。
當蒯遇時陰差陽錯錄了一個年老之人時，其他人物的群像是抱著一種圍觀、看熱鬧的心態。這些年輕人劣根性的嘴臉，那些「後生見了他，或以為怪物，望而避之；或以為笑具，就而戲之」，「眾人拱手聽命，卻似漢皇築壇拜將，正不知拜那一個有名的豪傑」。
接下來當然更誇張不過，蒯遇時像似被纏上一般，而鮮于同交了好運似的，竟第二次的選拔人才，又讓鮮于同再度被錄用：
八月初七日，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見興安縣蒯公，主徵聘做《禮記》彭房考官。鮮于同自想：「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裡不然，他又是一個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年，房師也靠得著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又道：「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錯取了鮮于『先輩』，在眾人前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卻不又是一場笑話。我今閱卷，但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上，年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饋饋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長，且脫了鮮于同這件干紀。」算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批了「中」字。
蒯遇時有心針對鮮于同這種考試的常客，挑選過程中刻意避開了文字整齊，行文流暢的，反而是挑了些書寫歪斜，帶點文才又不至於過度通達的。竟然中選的依舊是鮮于同。受到蒯遇時幾次三番的「幫助」之下得到了考試晉級的資格，描述了鮮于同的晉級經歷，以不同的機遇、相同的「傳奇性」完成了考試，作者極力追求苦盡甘來的喜劇感。轉機來臨之後，主角鮮于同的命運往往化凶為吉, 化險為夷，科舉順利，如此轉機可說是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機會，雖然有著相當偶然性，卻也充分的展現了這部作品的機緣巧合的會遇。隨即在擬話本的第二段正話中，身為老門生鮮于同的報恩之路就此展開，當鮮于同任官期間，不忘蒯遇時對自己的幫助，並在蒯遇時和家人落難時及時搭救，報恩的完成即是全文情緒的最高點，老門生在完成了一生的求仕之路和報恩之舉後，晚年安樂，從故事的開端、來到中舉過程的故事發展，當蒯遇時遭逢患難時，真正救助他的是鮮于同。
卻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敢諫，因奏疏裡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吉尋他罪過，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蒯公置之死地。卻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覷，所以蒯公不致吃虧。又替他糾合同年，在各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遂得從輕降處。
鮮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升知府。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鮮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具有信至，蒯公的公子蒯敬共與豪戶查家爭墳地疆界，唆罵了一場。查家走失了個小廝，賴蒯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蒯敬共無力對理，一逕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蒯公子逃匿，人命真情，差人雪片下來提人，家屬也監了幾個，閻門驚懼。鮮于同查得臺州正缺知府，乃央人討這地方。……鮮于同到任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門謠言放刁，鮮于同只推不聞。
蒯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佯為不理。密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餘，那小廝在杭州拿到，鮮于太守當堂審明，的係自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廝責取查家領狀。蒯氏家屬，即行釋放。炯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看疆界。查家見小廝已出，自知所訟理虛，恐結訟之日必然吃虧。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願把墳界相讓講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家。鮮于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家莫不心服。正是：
** 只愁堂上無明鏡，不怕民間有鬼好。**
《老門生三世報恩》這部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每一個情節推動的關鍵點上，作者在行文上都表現出了暗藏於文字之中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來自人物故事發展的「傳奇性」，彷彿看似已經走向山窮水盡的窘迫時刻，卻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蒯遇時幾次三番想要在鮮于同的晉仕之路上予以阻攔，甚至不惜放棄考官的原則，但鮮於同每次都恰好避開了其中的風險，這也讓文章讀來令人忍俊不禁。從明代白話小說成熟的文筆與情節發展，作品儘管符合大眾的胃口，也帶來了藝術趣味這類「世俗之趣」，當鮮于同的逢凶化吉感到欣喜，同時為我們讀者展示了科舉考試往往容易自由心證，以致無法真正體現公平，傳遞了作者對科舉考試另一番嘲弄。這類深刻的的本質透過幽默的外在形式傳遞出來，同時呈現閱讀上的趣味性，在餘韻中不由得感歎筆者的細節掌握與匠心獨運之處。期待我們下次的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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