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國一直是以農業為基準,強調安土重遷的傳統,時至今天深深影響東亞地區的每個人,人們在意的是有土斯有財的想法,從不輕易背井離鄉。所以,歷史上的人口遷徙多是萬不得已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中國的歷史建構歷來都是以中原為中心向外推展,所以有更多人認為中國歷史,甚至文學是一個個長長的移動畫卷,擴大而論,不論是貶謫、離散都可以算是中國文學中的移動的概念。
原先「離散」之說有移動或擴散的族群遷徙的詞彙內涵,這是因為因歷史種族的衝突受難後被迫遠離家鄉,譬如猶太人的離散。這類意味了國家的傾覆與毀滅;但也有有國家政權更迭下,遠離心愛的家園,在散居遷徙下異地重建生存空間,因此「離散」又被譯為「流散」、「散居」。本來是對家園故土始終心存嚮往之念想。其實這類離散型遷徙基本都屬於被動型,原因大部分是被貶謫;當然其中也有部分主動型的,目的基本都是為全身避禍,或者以家天下為中心的政權不可避免的從權力中心被邊緣化的命運。這也是清代詩人趙翼所言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語到滄桑句便工。」的本質。
范仲淹這一生,有兩件事情,足以轉變他的人生。第一件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戰事復燃,范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在戰略主張上:「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採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以守取代攻擊。慶曆三年(1043)春,兩國互派使臣,進入議和程序。經歷一年多的宋夏和議有了實質性結果,西夏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宋每年歲賜二十五萬。宋夏終於恢復和平關係。
第二件事在同年四月,好不容易宋朝喘了一口氣,宋仁宗為了積極用事,緊急調任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拔擢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以「澄清吏治」為中心,為打破「賢不肖並進」的官場文化,採取了嚴格的用人標準。拉開了「慶曆新政」的序幕。這些改革措施中,除了「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改革吏治的措施,這也確是給內外交困的宋王朝對症下藥、正本清源。但是「德行」、「才能」兼備者難得,慶曆變法剛剛起步之際,卻發生了滕宗諒「公用錢」,假公濟私的情況受到彈劾,偏偏范仲淹是滕宗諒的好朋友,范仲淹也瞭解好朋友滕宗諒有時在國家經費用度上確實不是那麼無可議論。滕宗諒也就在「盜用公款」的污名下,被貶謫到湖南岳陽。
因此范仲淹寫下震古鑠今的〈岳陽樓記〉便是滕宗諒人在岳州時的事情。
「岳陽樓」相傳為東漢建安時期,東吳魯肅操練水軍的閱軍樓。唐代張說擔任岳州(今湖南岳陽市)官職時,在閱兵台舊址建了一座樓閣,取名「岳陽樓」。
在本文第一段:「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來到岳州滕宗諒又牽扯出重修岳陽樓經費的爭議,來到岳州的滕子京敦促當地百姓獻出無法索債無成的借據,由官府向這些無法償債的百姓要錢,公器私用的情形再度發生。起初彈劾滕宗諒的梁堅再度借題發揮,使得范仲淹因為朋友的情義自行求去,也讓這次慶曆新政已然露出敗象。
但究竟這是政治角力下的犧牲?或者是范仲淹薦才用人過於在意才能的施展,或者是這些被舉用之人有部分道德瑕疵,而落人把柄?儘管事件紛紛擾擾,仍無法掩蓋范仲淹撰寫〈岳陽樓記〉時,所呈現的憂國憂民的情懷。
但是這篇〈岳陽樓記〉果真是在岳州寫成的嗎?目前仍有許多爭議,但唯一可以確信的是,滕子京來到岳州後,范仲淹確實有來看過好友。也因此才能寫出「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就是這朝暉夕照,成就岳州的風物,觀覽岳州勝景, 真正讓范仲淹感懷的,不單是佇立在岳陽樓上,他所見的巴陵勝狀,在陰雨綿綿,「日星隱曜,山嶽潛形」當日星隱曜光芒不再,除了山嶽受到遮蔽的同時,更增添讀者一種惆悵與鬱悶的情懷;耳邊所聽見的除了虎嘯猿啼,更觸動遭受貶謫者戰戰兢兢的心懷,即使早是仁宗重用的政治紅人,如此風雨飄搖,天氣晦暗的景致對撰寫者范仲淹的內心,有著去國懷鄉、憂讒畏譏的不安,那麼眾多曾經在此停留的「遷客騷人」們在此逗留,登高眺望之際,又是帶著何種情懷呢?
反之,當春風得意,白天「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晚上「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一片繁勝景象,是不是在這其中又可以放懷高歌,縱情逸懷呢?
我們都相信自然環境決定著人們情性與胸襟,讀書人的逸興壯志也是如此在此間養成,當慶曆四年春天范仲淹所推動的「新政」下,選拔人才無法獲得朝堂共識,被迫遷徙而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的複雜情懷,恐怕這一時半刻也無法釐清,這也是身為古典文人在風和日麗的生命光景時,他們帶著儒家的精神:得志之時得以兼善天下,不得志時不妨獨善其身。如果可以不受政治紛紛擾擾的羈絆左右,也就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困頓,而自尋煩惱了。
慶曆四年撰寫〈岳陽樓記〉雖然是為了安慰好友滕子京,卻在重修岳陽樓後惹出更多的地方政府經費的糾紛,也讓范仲淹在舉薦人才的問題上出現了瑕疵,他不想待在朝堂,除了捨離政治的干擾,更不想因為變法的攻擊,導致朝綱紊亂。他上奏「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最後仁宗委派他擔任陝西河東路宣撫使。當然范仲淹離開中央後,他曾經起用年輕新秀,幾乎都受到彈劾,最後慶曆五年(1046)正月,新政正式宣告落幕。
一代名臣逐漸轉向照拂窮苦之人,皇祐二年(1050)在蘇州任官時,他將自己的俸祿買得田地千餘畝,建設范氏義莊,對於貧窮的族人提供就學、住屋等多方面的資助,此一善舉,與他兩歲喪父,年輕時光貧窮無靠,讀書長白僧舍,「斷虀畫粥」有密切關係,他的義莊造福了親族鄰里,直到明清時期,范家子孫范允臨、范瑤捐,仍舊維持義莊的運轉。
范仲淹雖在慶曆新政遭遇挫折,一生沒有離開官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人生信念的抉擇,那麼同一時期的文人們又是怎麼面對生命困境呢?期待我們下次的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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