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安全研究院李俊毅副研究員接受主持人林子立專訪時表示，法律戰是中國三戰，也就是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的一環，意在選擇性使用或濫用法律以實現政治與軍事目標。在國際層面中，中國宣稱捍衛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卻片面強調聯合國憲章中的主權原則，刻意忽略關於武力使用的限制，在區域層面中，中國更透過國內立法，創造國際法中不存在的管轄海域概念，為其在南海、台海的執法行動提供藉口，他舉例，中國的禁漁令看似環保，卻迫使自家漁船進入鄰國海域，再派出海警船以執法為名，行使管轄權。

對於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文的部分，李俊毅指出，此決議文僅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通篇未提台灣，但中國卻擴張解釋為已解決台灣主權歸屬，並在近期中國與諾魯的建交公報中，首次強迫對方將一中原則與2758號決議連結，林子立補充，此舉也引發了民主國家的反制，美國、歐洲議會等紛紛發聲，澄清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主權，使此議題成為法律戰的攻防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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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李俊毅接受主持人林子立訪問時表示，所謂混合威脅，指的是國家同時運用政治、經濟、資訊等多種不同工具來達到更大的效果。而灰色地帶衝突，則是以漸進的方式，逐步改變現狀，造成事實，且行動強度控制在戰爭門檻之下，避免引發對手大規模軍事回應。李俊毅指出，中國官方雖不使用這些西方詞彙，但其自身發展出的三戰概念，也就是法律戰、心理戰及輿論戰，可視為對應的策略。他舉例，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行動，即是逐步擴大島礁，使周邊國家難以應對的灰色地帶操作。

對於台灣，李俊毅分析，中國的目標是透過持續的文攻武嚇與認知作戰，放大台灣內部的不同聲音，讓部分民眾質疑政府的政策，而中國的這些作為，並非單純因應台灣的某些挑釁行為，最終目標乃是影響台灣民眾的看法。

談及烏克蘭戰爭的影響，李俊毅解釋，中國官方將其視為一種新型態的混合戰的展現，解放軍內部甚至認為，未來的戰爭將是混合戰的形式，這意味著中國對台的威脅模式可能會更加複雜多樣。

李俊毅還認為，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並非旨在直接干預選舉結果，而是透過長期的資訊滲透與認知操作，影響民眾的看法，進而間接影響選舉，但李俊毅也強調，民主社會雖然脆弱，但也具備韌性，透過識別這些手段，並在多元意見中尋求共同的價值，台灣社會仍能建立起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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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子立邀請淡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偉修一同探討中美貿易戰及中國的應對策略。林偉修表示，關稅本身是一種經濟戰略，關鍵取決於貿易對中國的重要性、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以及兩國貿易關係的狀況。

談到美國試圖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印度等地的策略，林偉修則表示，印度的勞工文化、制度環境都和中國大不相同，短期內要取代中國的地位並不容易。

關於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林子立指出，西方曾期待中國在經濟發展後會自然而然地走向民主化，但現實發展並非如此。林偉修分析，中國無論是上而下或是下而上的民主化動力都相當缺乏。他觀察到，許多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即使親身體驗了西方的自由環境，仍然將中國的穩定與經濟發展置於優先地位，這種「穩定壓倒一切」的心態，使得中國不太可能因外部壓力而改變現有的威權體制。

節目中還提及，全球似乎正從自由貿易的黃金時代轉向一個更強調國家利益和戰略自主的重商主義階段。美國的政策調整，加上中國的積極應對，使得全球經濟格局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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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子立邀訪淡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林偉修一齊探討了中美關稅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林偉修表示，中美之間由於核武及經濟高度相互依賴，不太可能爆發戰爭，因此衝突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而關稅戰正是經濟戰爭的具體表現，中國認為這是一場無法退讓的經濟戰役，而在經歷2018年首次關稅衝擊後，中國認為他們已有更多的經驗應對。

林子立提出，中國內部面臨房地產泡沫、青年失業、地方債務等嚴峻問題，為何在這樣的壓力下，中國對美方的關稅政策仍展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式反彈，而非畏懼？林偉修回覆，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其實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已經存在，這個現象放到現在來看，中國應該是反美，加拿大、澳洲等國則是反川普，對於加拿大、澳洲等國來說，等到美國換了下一任總統，關係極有可能改善，但中國更傾向於反美，這跟誰是領導人關係不大。

節目中還探討，許多中國家庭將子女送往美國求學或是投資，但在意識上卻反美，是否有矛盾之處？林偉修分析，個人追求更優渥生活或投資機會的理性選擇，與國家層面的國家情節是兩回事。

談到中國的應對，林偉修指出，當美國第一次對中國進行高關稅政策時，中國便了解與美國關係不若從前，因此開始準備以去美化以及擴大內需的方式因應，只是因為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林子立對此表示贊同，並補充去美化並不是完全不與美國貿易，而是透過第三國，間接將中國的零件、材料運往美國，規避直接關稅，但此舉反而加強了中國與這些非美國家的經濟聯繫。

關於川普的策略，林子立認為川普可能因華爾街壓力而有彈性調整，林偉修則傾向認為川普對華政策會保持一貫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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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陸研中心洪浦釗副執行長接受主持人林子立訪問時表示，中國的統戰策略深受歷史經驗影響，強盛時傾向征伐，衰弱時則採取和親。對台策略則呈現胡蘿蔔與棒子並行的方式，一方面以經濟利益誘惑，另一方面則以武力威脅，但是，這種強硬的姿態觸發了北風效應，促使台灣人民更加團結對抗。

洪浦釗指出，中國的統戰在於滲透與分化。他們透過培養在地協力者、在地代理人，從少數群體開始滲透，逐步擴大影響力，目的是製造台灣內部的矛盾與分化。這種統戰方式還具有高度的客製化特性，其最終模式就是養、套、殺，先給好處，等到時機成熟便收割，最終達到控制的目的。

而經濟利益的誘惑是中國統戰的常用手段，例如曾利用農產品的販售拉攏台灣農民。但洪浦釗提醒，當政治氛圍轉變，這些經濟利益便可能成為中國施壓的工具。

面對中國的統戰壓力，洪浦釗強調我們應該更加了解中國統戰的手法和影響，強化台灣人民心防，提升社會韌性。同時，要抱持居安思危的態度，做好萬全準備，讓中國明白武力犯台絕非易事，唯有台灣自立自強，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跟保護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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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子立邀訪東海大學陸研中心洪浦釗副執行長，一同深入探討中國當前的地緣戰略及背後的思考邏輯。

洪浦釗表示，中國自國共戰爭後，特別是加入聯合國並成為常任理事國後，便躋身世界強權之列。但早期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支撐其國家目標。歷經鄧小平時期的韜光養晦，還有改革開放、以及加入WTO後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實力大幅提升，而這筆財富則被用於強化軍事力量和科技發展，推動中國從區域性的大國變成全球性強權，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中國夢」戰略目標也從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演變成地球夠大，容得下中美，顯示中國想要爭取全球霸權地位的企圖心和希望得到制定國際規則的權力，並通過像是一帶一路等等方式，在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全面擴張影響力，來爭取世界的主導權。

林子立質疑，中國內部面臨債權問題、疫情後遺症還有人才與資本外流等等因素導致的經濟困境，為何不修正或調整方向？洪浦釗解釋，中國的威權體制與強大的科技控管，讓其能夠有效壓制內部異議和不滿，而不像民主國家那樣容易受到民意和經濟波動的影響，同時也更注重維持統治的穩固性。

談到臺灣問題，洪浦釗指出，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統一臺灣不僅是歷史和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考量，更是衝破美國第一島鏈封鎖的突破口。洪浦釗強調，臺灣海峽水淺，不利於大型潛艇等戰略武器的隱蔽運作，而臺灣東岸則直接面向太平洋，一旦控制台灣，中國的軍事力量將直接射穿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穩固性也很難守住。因此，拿下臺灣對中國實現全球戰略目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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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子立提及，過去歐盟將中國視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但是這樣的看法因為許多政治事件的發生而開始將中國視為經濟上的競爭者與對手，那麼中國是如何看待歐盟的？台灣歐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回覆，過去中國對歐盟的關係有一個有趣的形容，就是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雖重要但不如與美、俄的關係關鍵，然而，近年在美國壓力增大、俄烏戰爭爆發及歐盟提出印太戰略後，情況已經轉變，歐盟的角色變得更受中國重視。

林子立進一步提問，這樣的戰略轉變，是否可能促成中國與歐盟在自由貿易上產生合作，建構不同與美國的貿易秩序？鄭家慶分析，中國與歐盟也許可能在既有WTO框架下加強經貿合作。但要思考的是，是否願意像美國那樣，提供全球自由貿易的公共財？鄭家慶進一步表示，基於政權穩定的優先考量，中國傾向有選擇性的開放，對全面開放抱持謹慎態度。

中國積極推廣全球南方模式，視歐盟為平衡美國、連結南方的重要潛在夥伴，但歐盟得觀察，中國是否是真心尋求平等合作與自由貿易，而非將其視為抗衡美國的棋子與傾銷市場，歐盟與中國未來關係的發展，取決於雙方能否建立誠實互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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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接受主持人林子立訪問時表示，目前談到歐中關係，有一個三位一體的定位，對歐盟來說，中國既是夥伴、又是競爭對手、也是敵人。他指出，俄烏戰爭是歐盟對中國態度轉變的分水嶺，過去歐洲與中國沒有地緣政治與安全議題上的糾葛，對歐盟來說，中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緊密的貿易夥伴或是競爭者角色，但俄烏戰爭之後，中國就從一個單純貿易上的夥伴變成安全上的威脅，雖然中國並未直接參與，但中國在戰爭中的立場以及其與俄羅斯的緊密關係，讓歐盟只能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不是夥伴。另外，一帶一路倡議引發的疑慮、中國在歐洲的投資行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修改了任期上的限制，以及香港和新疆的人權問題，都已讓歐盟對中國產生危機感。

關於歐盟哪些國家較為親中？鄭家慶分析，歐盟各國對中國態度存在差異，主要受經濟依賴程度和歷史經驗影響，很難簡單劃分親中或是反中，而面對美國的壓力，鄭家慶認為這反而讓歐盟更加認清需要「戰略自主」，了解到必須更獨立、更務實地處理對外關係，包括對美關係，都要準備好應對措施。

鄭家慶指出，歐中關係的未來，核心問題在於貿易公平性。歐盟關注中國的國家補貼、還有低價傾銷行為，希望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而未來歐中關係會如何，很大程度取決於雙方是否能在這些根本性的經濟結構和價值觀差異上找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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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政治系劉明浩助理教授接受主持人林子立訪問時表示，關於西方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債務陷阱」批判。他指出，對許多全球南方國家而言，能接受抵押品償還的中國貸款，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世界銀行之外的唯一選擇，如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案例。而西方過去對南方國家的援助常基於市場利益與政治條件，中國的國家資本模式則填補了基礎建設的空白，藉此培養市場、輸出過剩產能，並確保資源（如非洲礦產）供應，因此迅速獲得南方國家支持。

「一帶一路」常被比作馬歇爾計畫，但林子立強調其根本不同：前者在為中國產品創造市場，後者則是重建已具基礎的經濟體。關於「一帶一路」資金來源，劉明浩闡述，這些資金主要來自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及國家開發銀行。但中國這種模式，會造成非洲等等國家對於資源的依賴，導致無法發展經濟。

至於「一帶一路」的成敗與否，討論呈現兩面性：既有豆腐渣工程，也有標竿項目（如雅萬高鐵），反映資源集中於具政治意義的「政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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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子立邀訪東海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劉明浩深入剖析了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及其對外影響。林子立提出，儘管中國內部面臨內需疲軟、地方債務嚴峻及房市困境，但其製造業出口為何依然表現強勁？

劉明浩表示，觀察中國經濟必須跳脫簡單的二元論。中國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沿海與內陸、南方與北方如同不同國家。他提出理解中國的關鍵在於「雙軌制」，也就是市場力量與國家計畫長期並存互動。從歷史上的匯率、貨幣雙軌到當前的多種現象，都體現了這種混合模式的複雜性，例如：官方與黑市匯率差曾讓有權力者獲利。

針對內部挑戰，劉明浩分析，內需不足的深層原因在於民眾對未來經濟前景的不確定，特別是疫情期間的嚴格封控加劇了這種擔憂，導致儲蓄率居高不下。至於嚴峻的地方債務，他認為雖有風險存在，可因債務大多是由國有銀行和企業持有的「內債」，中央政府有較大的調控和延緩危機的空間，但與房地產市場的深度捆綁是關鍵。

談及外部影響與中美關係時，劉明浩指出，中國製造業的成功，源於全球化下承接了大量低成本製造。但中美關係惡化後，在安全考量下使美國及其他國家將部分生產移出中國，流向越南、馬來西亞等地。這恰好也部分符合中國自身產業升級、淘汰低附加價值產業的目標。

劉明浩進一步分析了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及其影響。此戰略開始於1997年，由國企先行，之後民企跟進。目標在擴大海外投資與影響力，獲取資源與技術。重點佈局非洲、東南亞及拉丁美洲。劉明浩也特別比較了「北京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差異，他指出，中國透過亞投行等機構提供援助和貸款時，通常不附加政治制度改革的條件，這對許多不願進行改革的國家更具吸引力，也使中國迅速成為全球南方最大的債權國，儘管這種做法在中國國內也引發了「大撒幣」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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