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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开始，谣言粉碎机就来陪伴大家啦！

陈年旧谣如何以蜜汁姿势经过无良媒体的手蹭上新热点？一条极其荒唐的谣言一边流传一遍“演化”，竟然还能一直保持活力？来听谣言粉碎机，科学辟谣不受骗！

作者：果壳-谣言粉碎机

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恶魔之一。病毒悄无声息地复制、扩散、摧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曾经像幽灵一样肆虐于教堂后的坟场（黑死病）、伦敦城的地下水井（霍乱）、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梅毒、肺结核）以及千千万万的村庄和城市。

传染病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也是深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经描述，强大的阿兹特克文明是如何毁于欧洲人带进来的天花病毒；而1666年的伦敦大火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给了伦敦重新规划的契机，还因为它顺便制造了隔离带，一举终止了鼠疫的肆虐，给这个城市带来新的生机。

绘画作品中一位年轻女郎感染霍乱前后的面容。图片来自：The Sick Rose: Disease and the Art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让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得到控制，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健康和生存机会的提升，还有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其中一些影响，甚至超越了疾病和健康本身。比如，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

最近在自然集团旗下刊物《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的一个研究表明，传染病的消除，对社会的性别平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或许这个结论一开始会令人诧异——大多数传染病是不分性别、无差别攻击的，甚至在大部分社会，女性的预期寿命是普遍长于男性的。消灭传染病对性别平等如何起作用？

14世纪的欧洲城市里，女性普遍没有市民地位，从属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例如父亲、丈夫等），经济上没有独立权利，大部分女性都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而当那场消灭了欧洲近1/3人口的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得以幸免——在家中料理家事，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比在市场上交易要低多了。这场瘟疫反倒给她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丈夫死去，她们成为了寡妇；但当瘟疫消散，她们却得以继承丈夫的财产，甚至获得市民身份，参与交易，甚至运作工坊。瘟疫后的几十年，也被称为中世纪英国女性的“黄金年代”。

手工作坊里，女学徒正在进行纺织作业。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

想象你是一名女性，身处一个充斥着病菌威胁的社会，没有疫苗，甚至人们对传染病本身都知之甚少，生存与死亡仅靠老天保佑。你会轻易出门、与陌生人接触吗？你会冒着被感染的危险，离开家庭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冒险家的神经，大部分人恐怕会选择呆在家里料理家事、照顾小孩，这是最传统也是最稳妥的选择。

要知道，接受高等教育、找寻工作机会、甚至参与政治，都是“公共”的，在一个公共环境中潜伏着大量危机的社会，这些都意味着“危险”。“看哪，”人们会说，“这个女人到处乱跑，又不知道在哪儿染上了病，她早该待在家里。”

的确，在一个男性权威的社会，身处社会规则之外的女性会在灾害来临时显得极为可疑。同样受黑死病影响的埃及，穆斯林女性成为了黑死病的替罪羊。开罗的苏丹接受了宗教人士的建议，禁止女性公开露面，以免导致男性犯下罪恶，从而招致神灵用黑死病作为惩罚。

对女性和女性所处的家庭来说，传染病的威胁也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寿命可能会受到无常的传染病影响而难以预测，你可能会早早地结婚生子、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不管是在自己还是家人看来，都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而当传染病被消灭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不再恐惧被感染的潜在危险，女性能够选择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参与公众事务、寻求自身经济独立；而且不用时时担心“死得太早”，可以将婚育延后，或者少生几个小孩，留出更多时间给自己个体的发展。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自然•人类行为》上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传染病从社会心理层面，对个人的生活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产生了影响。人们不得不从心理甚至生理上调整，适应外部的残酷环境。在传染病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采取更“快”的生命策略（比如尽快结婚生子），这部分解释了性别地位差别的产生。

两张图分别显示了全球传染病流行情况和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可以看出，传染病流行的地方，女性地位也偏低，反之亦然。图片来源：文献[1]

为了衡量美国不同年代的女性地位，研究者使用了“性别不平等指数”，这个指数来自男女工资差距、女性在国会中的代表数量、新出版的报告和著作中的女性代词数量（例如She和her），以及盖洛普公司对于性别平等的调查数据。性别不平等指数越高，说明女性地位越低。

1951到2013年间，美国性别不平等指数的变化。图片来源：文献[1]

众所周知，经济水平更高、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教育水平更高的地方，通常也是疾病较少肆虐的地方。究竟是哪个因素，对性别平等贡献更大呢？研究者列出了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几种可能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因素——资源紧缺度、外部威胁（比如战争）、气候压力以及九种主要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分别研究这些因素与性别不平等指数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四种因素中，传染病患病率是唯一一种和性别不平等指数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伴随的是传染病患病率的降低。

同时，他们发现，传染性疾病被消灭，早于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在有15年时间差的时候，二者的互相关系数达到了近0.8！

美国过去70年中传染病流行程度与性别不平等情况关系的互相关函数分析，当二者时间差为15年时，互相关系数最高，接近0.8。图片来源：文献[1]

研究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瓦纳姆（Michael Varnum）说：“这两组数据，是我研究生涯中见到的最强相关的数据之一。”有多强？甚至比肺癌和吸烟的关系更强！

随后他们也发现，未成年人生育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这表明更“慢”的生命策略的确有助于性别平等——不再受传染病困扰的女性，能够将生育时间延后、生育数量减少，于是又有更多机会提高自身地位。

从英国的历史人口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1850年之后，英国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天花疫苗的强制接种，以及其他传染病感染率的降低。随之而来的是1870年之后生育率的大大降低。1871年，平均一个妇女生育5.5个小孩，而50年之后的192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4。

野外的老鼠会在患病时隔离自己，被感染的蚂蚁通常会离开巢穴，而灵长类动物会放逐患病的同伴，阻止疾病在种群中传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也是“寄生虫压力理论”（parasite stress theory）的言下之意：动物周围生存环境中的病菌，能够影响动物的行为和选择。

人类也并不例外。易受疾病影响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做出冲动决定、不太倾向于将重要的决定推迟，或者采取“慢”的人生策略。换句话说，越觉得自己可能会得病，就越想快点结婚生子、把重要的生命事件早早搞定。在瓦纳姆的这项研究中，他们选取了男女各51个样本，询问他们的疾病史，并使用生活策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猜想。

更进一步来讲，社会里的个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压力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习惯。

容易受到传染病威胁的社会，常常与权威导向、集体导向的社会相联系。毕竟，社会成员们需要分拨出更多精力和资源照顾染病的成员，这需要集体做出更多的“统一安排”。社会也会倾向于更加保守、封闭，以家庭为导向，对“外人”抱有更多疑惑，社会规则也会更加严格。这都是为了整个群体在变幻莫测的病菌威胁下的存续。

于是，在父权主导下的整个社会，给予女性个体的机会更少，推崇的价值和规则，也让女性更多地居于从属地位——女性更多地需要为生育和家庭服务。

这些关于环境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被称为“行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研究生态环境如何系统地作用于动物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之上，也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心理、行为和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这些理论，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到社会基础。

2012年，Corey Fincher和Randy Thornhill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寄生虫压力理论也作用于人类社会。他们发现，更强的家庭纽带、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常常与寄生虫和疾病肆虐的程度有十分显著的联系，这能帮助人们更紧密、封闭，抵御疾病侵扰。2014年，他们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人们会采用偏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来对抗感染性的疾病。

疾病和寄生虫影响的不只是社会形态，甚至还有饮食习惯——比如，易受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感染的炎热潮湿之地，人们的饮食会偏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人的咖喱通常都比较重辣重香料的原因。

近60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权利的提升，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活跃。特别是在欧美，更多女性获取了和男性相匹配的薪资，或者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切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是不可分离的。

要赋予女性更多平等的机会，也要给她们疫苗、卫生条件、干净的饮用水，以及更广泛、更便宜的避孕措施，让她们能够更自由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投入。

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使命，不仅仅是对抗疾病本身，或许还有更多的社会意义——通向更加平等、更加自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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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口儿真清淡，很文艺啊~

  对于小胸的极端追求其实在一些非洲国家也存在。非洲的一些部落里有熨胸的“习俗”，这和咱们古时候的“裹胸布”几乎一模一样。在少女胸部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她妈就会用烫手的铲子或者是石头，把孩儿的胸部熨平，为啥呢？原因很简单是防止他们被性骚扰......等到妹子又成了母亲，需要喂奶的时候，就拿让烈蚁咬自己的胸部，让胸部“膨胀”，其实就是肿胀，才会有奶水出来。

  这种虐待女人的行为，总是会出现在文明落后的国家和封建的时期，跟缠足一样，是对女性权利的严酷压榨！不过从美的角度来看，古人爱平胸和咱们现在爱模特身材是一样的，不过是审美不同而已~

  不要不相信，听完大爷的讲解你就知道啦~

作者：钟与氏Darla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演化给了我们被萌到的快感来保护宝宝，我们却用它激励自己上网搜猫片——这是现在我们对“萌”这种感觉的标准解释。

准确地说，萌这种感受来自人们对婴儿的爱：人们认为大而低的眼睛、鼓起的面颊、短而粗的四肢和笨拙的动作十分可爱——这使成年人看到任何宝宝的时候，自然地放下戒备、提供关爱。这一观点最初来自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1943年的一篇著名论文。后续的行为科学和神经影像科学研究也显示，当人们看到萌萌哒图像的时候会作出快速的神经反应，随后激活大脑中更广泛的区域，这些区域与玩耍、同情以及其他高级道德过程相关。

但洛伦兹恐怕想不到七十年后的互联网上会有这么多萌物的图片和视频，而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些萌物里面真的是婴儿的东西万中无一。说好的萌是为了保护宝宝呢？演化似乎并没有在我们的大脑中给萌辨识规定一个界限，比如说，规定只有自己的宝宝或者其他人类的宝宝能唤起“可爱”反应。在这件事情上，人似乎过于滥情了呢。

只要是大眼睛小圆脸软软毛毛的小东西，都会激发人类的同情。洛伦兹对此的解释是，存在着某种“超常刺激”：一种比自然情形远为显著和突出的刺激。在他们的经典实验中发现，鹅妈妈在面对排球和蛋时，会先把排球拖回去孵，因为排球比真的鹅蛋要更白、更圆也更大。排球实际上是一种“超常刺激”：对鹅妈妈来说，它比真的蛋更像一个蛋。

在“可爱领域”也存在这种超常刺激。“婴儿般的”明亮大眼、胖胖圆圆的小脸和更短的下巴，直接跳过我们认知系统中与任何真实婴儿的关联或者经验，一路点燃了伏隔核——这是我们大脑中负责奖赏机制的一个关键区域，它包含能够释放多巴胺的神经。研究假设，伏隔核会被超常刺激所激活，并且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刺激，而有实验支持了这一假说：研究者发现，当呈现经过超常处理的婴儿照片（更大的眼睛和更粉嫩的圆脸）时，受试者认为这些婴儿比真宝宝们更可爱，而脑部成像也显示，这些超常图像同样可以激活相同的大脑区域。

从这个角度来说，“被萌到”是一种天赋能力，我们的大脑会对可爱的事物作出积极正面的反应，并体验愉悦与温暖。

摄影：球球

独萌萌，与众同萌，孰萌

不过，在今日世界里，仅仅生物学的证据并不足以解释人们对萌信息的广泛反应。大量萌点成谜的玩意儿现身社交网络，人们发明了各种新词形容他们的萌点：“hhhh丑萌丑萌的”“暴力萌”“软萌”“蠢萌”或者实在搞不懂萌点在哪儿就“蜜汁萌”拉倒。如果我们接受了脑科学的证据和结论，问题仍然存在：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是如何把对宝宝的情感扩大到如今涵盖了虚拟角色、社交网络形象、遥远而陌生的物种乃至宇宙万象的呢？

除了本宝宝，世上竟还有其他萌物，宝宝想不通。摄影：球球

这是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商业和生物学的巨大课题，也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领域，它的诞生颇有些文化冲突的意味：东京学艺大学的文化研究学者约书亚·保罗·戴尔（Joshua Paul Dale），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萌物的世界里，他被萌得不行不行，终于有一天拍案而起，推动“可爱研究”成为一项研究方向。

身在东亚的研究者们，更能够感受到“萌信息”的包围。日本是一个有猫咪做火车站站长的国家；朋友去韩国因为包装太萌买了20支护手霜，至少需要十个手才能在保质期前涂完；《卫报》一篇介绍萌科学的文章配图是杭州的Hello Kitty主题餐厅。信不信由你，我们此刻正生活在一个萌天萌地的文化里。

日本贵志火车站新任站长猫NITAMA在就职仪式上。它的前任TAMA（蛋蛋）是一位三花猫，在这个车站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余年后去世，由副手NITAMA（二蛋？）接任。图片来源：Ryobi Group

“可爱研究”目前还是一个逐渐形成的领域，研究者多集中在东亚，这或许与东亚特殊的文化氛围有关——日本学者入户野宏（Hiroshi Nittono）提出了可爱的两个层次：婴儿的可爱，能够吸引成人提供照料和保护；而当他们逐渐成长为年幼的儿童时，萌萌的样子能够使他们更顺利地展开社会互动。入户野提到，可爱意味着可亲近而无害，让人想要接触和了解其本质，因此，萌萌的事物、话题或装饰品，对于含蓄内敛的亚洲人来说，简直是拉近社交距离的开挂利器。

这个研究其实是关于怎样用外观设计来使人们更受产品吸引的。本文作者看到这里，默默掏出以上各产品拍照留念。这个安利我吃。

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可爱，除了吸引关注和照料，恐怕也意味着需要帮助和缺乏独立性。研究者们提到，“如果你想要吸引女性消费者，这个市场已经趋向饱和。”婴儿般脆弱的软萌或许仍然能够吸引注意，但不再能轻易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赞同：我们与萌萌的小伙伴的关系，正在不断地趋向平等。

和传统意义的“可爱”不同，“萌”在中文世界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它仍然指向令人喜爱，但不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与“脆弱”“无辜”“需要帮助”相绑定的可爱。发现萌点，意味着欣赏与支持，这种态度本身就鼓励理解、宽容和探索。人们开始能够也乐于欣赏萌物们独特的背景，和他们真实的自我与内心。

忽略那威胁地抬起的上半身、巨大的前肢和獒牙，作者追着家里的野生跳蛛拍了三条街，只为被它亮闪闪的大眼睛萌个外焦里嫩。

此同时，产品设计者开始尝试独辟蹊径，加入一些不那么脆弱无害的元素，用反差萌吸引消费者。皮卡丘的大眼睛、小圆脸和可爱的叫声为这个游戏吸引了无数粉丝，但它本身的个性是强硬、忠实而又野性难驯的。在90年代末独霸美剧界的灵异剧《吸血鬼猎人巴菲》中，编剧创造了一个传统的可爱美少女，而赋予她除魔卫道的使命。或许就像编剧乔斯·韦登（Joss Whedon）谈及《巴菲》创作历程时所说的那样，“过去恐怖剧集里一开场总是会有一个金发美女，一出来就被怪物杀掉了。我觉得这不公平。所以我创作了这个金发美少女把怪物统统杀光。”在各种主流媒体与文化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人们不再将可爱视作无能无力的表现，而是以萌之名，发展出对独特个性的欣赏。

比如这个会毒到自己的箱鲀这莫名其妙的萌点……

演化让我们对可爱产生积极的反应，一开始，这或许只是演化帮助我们生存繁衍的礼物。但随着文明的发展，结果是，可爱总能让人们获得慰藉。

无论是日本熊本地震后，来到现场照料和安慰孩子们的熊本部长，还是911之后，人们送给现场消防员的泰迪熊。一位美国记者写到，和我们认为“可爱意味着需要提供帮助”正相反，人们从可爱的安慰中，获取勇气、力量和安全感。这些形象，安抚了社会的痛苦和创伤。

地震后，熊本熊出现在公众场合，拥抱暂时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图片来源：japantimes.co.jp

“这个词几乎不可能有什么负面含义，它始终被用于表达积极正面的意义”，入户野说。他是指“Kawaii”这个词在日语里的意思，以说明可爱文化在东亚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在中文世界中，随日语舶来的“萌”（MOE），在使用中同样拓展出了自身的丰富内涵，指向多样化的可爱与表达赞美的方式。再古怪的萌点也有人爱，再冷门的萌物也有人萌，在萌文化中，没有萌物是孤独的。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而广阔的世界里，萌已经逐渐成为表达友善的社交符号，发展友谊与关怀的手段，也是人们开启新冒险与乐享旧日常的积极方式。萌并勇敢和快乐着，和人类生活的许多其他美好方面一样，它日渐脱离最初的单一形象，以人类社会驳杂丰富难以预料的方式，化作了社会生活中互相赠与的独特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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