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没有哪位音乐家的命运比柏辽兹更为悲惨了。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地摧残着柏辽兹以及他的艺术创作。他不得不进行一种艰苦的生存斗争，他必须亲自筹划自己的音乐会而进行商务谈判，他必须为报纸副刊写杂文和评论文章来补充他微薄的、不定时的收入，他须忍受逼人最甚的金钱的苦痛。柏辽兹说：“有一天夜里，我在梦中听到一首交响乐……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还记得它的第一主题……我很想把它记录下来，但我一考虑:如果我把这个主题写下来，它会使我激动地要把整个交响乐作完，那么，我就无空再写什么副刊杂文了，我的收入就会减少，……而且写完之后，我就得找人抄写这首交响乐的乐谱，这样我将会负上1200法郎的债……我还会举行一次音乐会演出，它的收入不够开销的一半，……那么，我将丧失掉我根本没有的、无法筹措我可怜的病妻必要的东西以及儿子的膳食费和我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我克服了它的诱惑，我一再强迫自己将它忘掉，……第二天早上，对于这首交响乐的记忆就让它永远地消失掉吧。”在这样的自我剖白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柏辽兹的痛苦；但我们也很痛苦，一首可能成为经典的交响乐，就为了几篇无聊的副刊文章而消失无踪。这真是人类经济体系里最无奈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