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起七七事变。七月底，日军便攻下：过去曾经几次作为首都、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北平。然而，日本此时也已经把整个中国纳入其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在中国与德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时，中国选择与苏联迅速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也开始提供军需物资以支援中国对日作战。而已经转往支持日本的德国，则在年底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日本攻占北平后，见中国并没有屈服，决定于1937年8月中旬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决定：部署自己辖下素质最佳的部队防卫上海。历经3个月战斗，上海于11月遭到日军占领。日军之后不断逼使中国军队往西方后退。1937年12月13日，日军成功占领首都南京，并屠杀大量中国平民和缴械军人。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继续由河南向前推进至湖北，而故意造成黄河泛滥。同时，中国将拖延下来的时间，用于继续加强武汉市的防御工事。但是到了10月，日军仍成功占领武汉当地。然而日本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如日军希望般瓦解中国政权的抵抗，相反地，中国政府在迁往位于内陆的重庆市后，仍继续坚持作战，并定都当地。

1938年7月29日，日本于张鼓峰事件中，首次入侵苏联领土。苏联部队也随即与日军展开交战。虽然这次战斗是以苏联胜利作为结束，然而，日本也因为这次军事冲突而有了外交谈判的机会。稍后在1939年5月11日，日本决定将武力部队移动到蒙古边境的哈拉哈河附近。尽管日本最初成功击败蒙古红军的防卫，但是在苏联的支援下，最后日本关东军仍然战败。

在几次与苏联的军事冲突后，日本政府深信他们应该尽可能与苏联政府，透过外交手段调解，以避免苏联稍后对日方于中国的战场，有所干预。两年后，世界局势剧变，苏联深深地感到了来自德国的压力，双方便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同时，日本也决定：将之后的军事目标转往由美国和欧洲掌握的南太平洋地区。另一方面，这次作战，也促使数名经验丰富的苏联军事领导人得到提拔，例如，朱可夫在之后的莫斯科战役中，便成了关键性的角色。

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第二次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是一场十分简短的殖民地战争。1935年10月，意大利王国军队从意属——索马里兰和厄立特里亚发动对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军事入侵。最终于1936年5月成功完成军事占领，并将之并入意属——东非作为殖民地。这次军事冲突也暴露出国际联盟：缺乏维护和平的力量。尽管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而意大利也明显违反了国际联盟所订定的第十条规范，但是国际联盟仍无法阻止意大利的作为。直至1941年，盟军在此击败意大利侵略军，埃塞俄比亚才得以复国。

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

德国和意大利为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提供军事支持，并且协助打击当时受到苏联支持、而明显朝向左派倾斜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政府。德国和苏联，也借由这次代理人战争作为契机，不断拿这次冲突来测试新型武器和战术。其中1937年4月，德国秃鹰军团因蓄意轰炸格尔尼卡而受到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也使国际社会担心未来的重要战争将会把平民居住区也纳入轰炸范围内。1939年4月，国民军赢得内战，佛朗哥接掌政权，并成为独裁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和轴心国都进行了交涉，但没有达成任何重要的协议。不过他仍然派出志愿军前往东线为德国作战，但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中立，不允许任何一方借道或进驻西班牙国土。同一时间，葡萄牙由萨拉查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并镇压葡萄牙共产党、及其他反对派，签署反共宣言，扩大并巩固海外殖民地。并且建立葡萄牙青年团、与国家军团，仿效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的黑衫队进行军队训练。

尽管在1936年3月，阿道夫·希特勒不顾《凡尔赛条约》与《罗加诺公约》而进驻莱茵兰，但是其他欧洲列强对于此事并未多加干涉。同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公开支持：主张法西斯独裁的佛朗哥部队，和苏联支持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军队交战。这次双方冲突也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测试新型武器与作战方式的地方。最终，佛朗哥部队于1939年初，成功赢得内战。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组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个月后，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则在隔年也加入其中。

这时中国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同意停火，并组织统一战线，来抵抗日本入侵。

在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为了能够清除军阀的势力，在1920年代中期，由蒋中正领导国民革命军，开始自南向北展开北伐。在奉系领袖张学良宣布归顺后，名义上统一中国。然而北伐结束后，国民党便与原本一同合作的共产党发生冲突，中国很快又再度陷入国共内战中。1931年大日本帝国内，军国主义正趋高涨。帝国政府开始策划：如何能够有效掌控中国领土并且获取自然资源，进而借此发展出足够的实力，来掌管亚洲地区。

此时，蒋中正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回应日本的入侵行为，继续剿共，以便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则期望国际联盟协助处理：日军进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但日本在遭到国际联盟谴责行为后，随即宣布：退出该组织。在这之后，日本在中国又发动了一连串的挑衅行为，如上海、热河、河北。一直到1933年，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双方才一度宣告停战。不过，中国仍组织志愿部队，继续在满州、察哈尔和绥远等地抵抗日军入侵。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同意停火，以建立统一战线对抗日本。

在德国，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则开始尝试在德国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府。伴随着经济大恐慌爆发之后，德国社会开始支持纳粹党执政。到了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希特勒开始大力提拔纳粹党成员担任政府重要官员，并开始将德国塑造成法西斯极权的一党制国家。

尽管阿道夫·希特勒曾在1923年，发起一场以失败告结的政变，尝试推翻德国政府。出狱后竞选总统，输给兴登堡。但在1932年，保守右派、前总理帕彭向政敌报仇的策划下，透过右翼国家人民党及德国企业家们的政商合作，身为国会第一大党的纳粹，不仅获得资助、解除濒临破产的危机，更因此得到政商名流联名游说。最终说服兴登堡，任命他于1933年，合法成为德国总理。他宣布：废除民主制度，同时借由民族主义的风潮，提出要重新修正世界秩序，并很快便开始大规模地重整军备。与此同时，法国为了确保意大利仍然与其合作、维持同一阵线之协议，允许意大利将埃塞俄比亚列为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在希特勒的主导下，德国于1935年，再度合并原本作为德国领土的萨尔盆地地区。而在获得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德国随后推翻《凡尔赛条约》且加速重整军备的计划，甚至以大规模征兵的方式扩充部队兵力。而这些强调国家主权的举动，也更加加深了德国社会对于希特勒的声望。

为了能够抗衡纳粹德国的不断发展，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决定：成立斯特雷萨阵线。另外苏联也怀疑：德国的目标也包括占领东欧的广大领土。苏联为此也与法国签署《苏法互助条约》。然而，尽管《苏法互助条约》已经签署，该协议仍然坚持：必须要经过国际联盟的讨论，才能针对入侵行为有所因应。这使得这一条约基本上并无威吓力。而在1935年6月，英国甚至与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更加缓和了先前《凡尔赛条约》的部分限制。而美国则于同年8月，通过了中立法案，表示不会干涉美洲以外的国际事务。这也促使意大利于同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是少数愿意表态支持意大利入侵举动的欧洲国家，这也使得意大利在稍后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并未表示反对。

一位法国将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说了一句话：“这不是和平条约，而是为期20年的停战条约。”一语成谶。

由于法庭依照英美法系操作，确凿的人证物证便成为能否将被告定罪的关键。对此，中国不少战争受害者和经历者东渡东京，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的侵华事实和侵略暴行。如七七事变的亲身经历者——秦德纯将军，在法庭作证时，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挑起七七事变的事实。梁廷芳、伍长德等受害者、以及贝德士、马吉等数位外籍人士，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作证。溥仪出庭，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作证等。都为证明日本的侵略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十几位中外证人，他们揭露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加上国内为证明日军大屠杀提供的大量证据，对法庭最终判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死刑，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4月16日，东京审判结束了法庭审理阶段。由于11名法官对法庭管辖权、及适用法律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如何给被告定罪，在全体法官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而澳大利亚、法国、苏联法官虽然认为被告有罪，但是因为其国家已废除了死刑，故不主张对被告处死刑。荷兰法官则对个别被告的判罪提出独自的主张。但中、美、英、加等7国法官则主张：根据被告的犯罪事实来定罪。最后以投票方式决定了判决。结果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其中7名主犯被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官会议上坚决主张严惩主犯，对法庭的最终判决结果起到了重要作用。28名被告人中，除1人死亡、1人丧失责任能力外，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无期徒刑；东乡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的合乎正义的公正判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通过这次审判，核实了大量相关事实、揭发和列举了战犯们的战争罪行，肯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并惩办了战争的策划者和发动者。 

但东京审判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参与战争的财团没有触动。如鲇川、岩畸、中岛、藤原、池田等人，均免于受审。有的即使逮捕了，随后又被释放。除28名甲级战犯外，还有多名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如西尾寿造、多田骏、岸信介、贺屋兴宣等，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处以绞刑的第二天，就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冈村宁次更是逍遥法外。实施人体活体试验和细菌战的731部队，也受到美国的庇护。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等，虽罪行昭昭，却都被轻判。1950年3月7日，一些服刑的甲级战犯被释放。重光葵、岸信介等重返政坛。 

根据日本投降书，及1945年12月26日美英苏莫斯科会议的授权，并征得中国同意，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第一号》。宣布：根据盟国惩治战犯的一系列共同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惩办战犯的条款、及《日本投降书》，并经盟国授权，发布命令：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同日，还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将以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和普通战争罪，控告日本战争罪犯。从1945年12月开始，美、英、中、苏、法、菲、澳、新、荷、加、印度等十一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陆续到达日本，参加审判。这十一个国家代表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法庭的起诉是由国际检察局承担的。它由参加审判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检察官、及其助手组成。国际检察局实行首席检察官负责制。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首席检察官，代表参加审判的十一个国家，负责全面的检察任务。其他国家的检察官作为助理检察官参加检察工作，一般担任与自己国家有关的检察事务。 

法庭由前述十一国派遣的法官、经麦克阿瑟任命后组成。为避免给人以美国独揽审判的指责，麦克阿瑟没有任命美国人担任法庭庭长，而是任命了澳大利亚法官——韦伯爵士为庭长。与检察官的情况不同，法庭的法官地位是平等的。但庭长在审判程序、判决时出现正反票相等、及行政事务方面有一定的特权。

被告名单是由国际检察局确定的。美军占领日本后，分三批逮捕了118名战争嫌疑犯。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荒木贞夫、松冈洋右等要犯。国际检察局的各国检察官经过反复讨论，从上述嫌疑犯中确定了第一批28名被告名单，向法庭提起诉讼。为保证审判的公正，法庭宪章规定：给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据此，被告通过日本政府、或日本律师会聘请辩护律师，并组成了辩护团。审判期间，先后有一百多名日美辩护人参加了辩护活动。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6年5月3日开始审判。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控告荒木贞夫等28名被告犯有：共谋策划、准备、发动和实行侵略战争，及在战争中进行大屠杀、和虐待俘虏等55项罪行。两年半的审判中，先后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出庭证人419人；779人提供书证、物证达4336件；审判英文记录达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31页。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经过谈判，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构成、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管辖权规定如下：

1.破坏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为实现上述行为而参与共同计划或密谋。

2.战争罪：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这种违反行为包括：屠杀或虐待占领区的平民；或以奴隶劳动为目的；或为其他任何目的放逐平民，屠杀或虐待俘虏、人质，掠夺公私财产，肆意破坏城镇乡村等。

3.违反人道罪：指战争爆发前或战争期间对平民进行杀害、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以及以政治、种族或宗教为理由进行的迫害行为。凡参与拟定或执行上述罪行之一的共同计划或密谋的领导人、组织者、发起者和同谋者，均应承担个人责任。 

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审判举行。这次审判由美、英、法、苏四大盟国共同组织，各自任命参加审判的法官。由英国的劳伦斯法官长期担任法庭庭长。还任命了调查战争罪行和首要战犯起诉的首席检察官。 

四名首席检察官代表四大盟国组成了起诉委员会，是这次审判的控方；起诉委员会于1945年10月18日向法庭和被告提交了起诉书。起诉书起诉希特勒的主要同伙戈林等24名纳粹政权的主要人物,及德国内阁等集团或组织,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及共谋罪。除上述个人被告外，起诉人还对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纳粹党党卫队、纳粹党冲锋队、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德国内阁、参谋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等集团或组织提出了控诉。 

起诉委员会指控这些个人被告和组织的罪状有以下四条：“共同计划或共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四个盟国分别任命了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联合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这次审判。审判的法律基础是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8日共同签订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经过10个月多的审判，1946年9月30日法官公布了对被告人以及6个组织的判决：戈林等12人被判处绞刑，赫斯等７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和10年至20年刑期不等的监禁，沙赫特等3人无罪。在6个组织中，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盖世太保以及党卫队被认定为犯罪组织，冲锋队、德国内阁以及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无罪。

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国际审判是史无前例的，纽伦堡审判法庭是第一次。它既是人类历经无数次的战争创伤之后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的一大创举，也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盟国政府军事、政治、法律、外交活动的重大成果。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的战争犯罪审判活动，不仅对法律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5年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在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精神，规定该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成为确定战后东北亚秩序的基础性文件。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中国军民和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说。

1945年8月21日，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飞抵芷江商洽投降。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的受降主官全部投降。此后两天，中方又就受降的细节问题向日方接连发出三份备忘录。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 至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1945年9月3日上午，中国“战时陪都”——重庆举行了庆祝大会和游行活动。9月9日9时，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受降签字仪式”。在四百余名与会者的共同见证下，冈村宁次在降书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第一号命令”上签字盖章。  随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发表演说，向世界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京完成。

早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曾派出16架B-25轰炸机袭击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的油库、工厂和军事设施。但这次攻击主要是象征性的任务。而且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军都没有条件组织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

当美国成功制造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后，美军开始有能力对日本进行有实质作用的战略轰炸。B-29轰炸机时速达563千米/小时，飞行高度超过1万米，续航里程为6430千米，打击距离达到2,400千米，并能携带9,000公斤的炸弹。当时轴心国的战斗机很少能达到此高度，即使达到也追不上它们的速度。

美军首轮使用B-29进行袭击是在1944年6月15日，68架B-29从中国成都起飞，轰炸位于日本九州岛的八幡钢铁厂。但这次攻击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68架飞机中只有47架命中目标，4架未能起飞，4架坠毁，6架因机器故障在途中弃置所带炸弹，1架被击落，其余的大多只轰炸了次要目标。

当时美军并未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等军事基地，轰炸机由中国出发会有补给问题，而且距离太远，所以从中国起飞的B-29必须减少载弹量以装载更多燃料，因而部署在中国的B-29只对日本发动了有限的攻击。直到麦克阿瑟的跳岛战术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岛屿以后，美国第20航空队被编配到第21轰炸机司令部，并开始筹备使用B-29对日本本州岛的大规模轰炸。1944年10月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进驻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

首次来自日本南方的袭击是1944年的11月24日，美军派出88架轰炸机空袭东京，意欲进行一次白天的精准轰炸。飞机在10,000米高空投弹，结果只有约30架飞机找到了轰炸目标，约10%命中预定目标，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被轻度破坏。

美军在欧洲曾使用日间精确轰炸战术，但因日本的天气并不适合此战术。另外日本与德国的军事工业完全不同，日本的军事工业主要由散布在居民区的小作坊生产零部件和预制件，然后送到大工厂进行组装。日间高空精确轰炸根本无法摧毁星罗棋布的小作坊，也就无法有效地打击日本的军事工业。所以美军决定在夜间进行地毯式燃烧弹轰炸，派出轰炸机在1,500-2000米的高度轰炸日本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