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一次電話通話，就可以確診 ADHD？當診斷變得如此輕易，究竟是醫學進步還是制度扭曲？四年間澳洲ADHD患者由32萬暴增至84萬，同一時間富裕白人區確診率達7.5%，越南裔移民社區卻只有0.3%，背後究竟反映甚麼社會現象？

加拿大總理卡尼兩天前向全國發表講話，說美國已從盟友變成「問題」，加拿大過去的優勢如今成了弱點。今集從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分析加拿大的處境；從國際層面的中等強國戰略、均等化撥款（Equalization Payments）如何從制度上壓低生產力增長、民族主義如何同時凝聚加拿大又保護了最需要改革的制度。

阿媽食晚飯嗰陣問我：「呢個黃碧嬌後臺真係咁硬咩？」

如果執法機關真係要告佢，一定可以找到罪名；偽造文書，一定告到。但佢暫時未事，唔係因為有後臺，而係因為香港已經冇能力自我處理呢啲「病變」。

香港以前唔係咁。當時冇邊個勢力擁有全面管治權，英國、本地華商、專業界、北京、國際商業幾股力量互相盯住，A 同 B 勾結就會損害 C，C 就會出嚟反對。呢種動態平衡唔係制度設計嘅結果，而係冇人夠大嘅結果。但亦都正正係冇人夠大，每一股勢力都要接受規矩、接受監察、接受某個程度嘅制衡。

香港嘅廉潔同法治，就喺呢個「冇人可以話晒事」嘅空間裡面長出嚟。

九七之後，北京將香港重新定位為執行政治任務嘅地方。嗰啲所謂「全面管治權」嘅主張，拆散咗原本嘅制衡。結果係：中央話佢有權，但中央喺遠方；本地每一個代理人都可以講「我冇權，所以冇責任」。專業人士冇責任，區議員冇責任，政府部門冇責任，全部推晒上去。而上面呢？上面話「部門首長問責制」；但問責向上流動，配合權力向上流動，制度上每一個人都可以合理地話唔關我事。

黃碧嬌嘅情況，就係喺呢個真空入面生長出嚟嘅。佢拎授權票——授權票三個字裡面本身就有一個「權」字——但佢冇履行授權背後應有嘅責任。授權唔等於「你想點就點」，每一個授權都應該有明確範圍。阿媽叫你幫佢揀晚餐喺邊度食，唔等於你可以嗌成檯食唔完嘅嘢再開五支 83 年嘅 Château Lafite 。

呢個唔係法律問題，係道德問題；而當規模放大到業主立案法團同 3.3 億工程合約嘅時候，道德問題就變成公共災難。

所以答返阿媽個問題：點解黃碧嬌仲覺得自己無錯？根本係成個免疫系統都壞咗。

Karl Popper 講過：民主唔係揀最好嘅人做啱嘅事。相反，真正嘅民主係一個制度，喺入面就算你揀咗最仆街嘅人，佢都做唔到壞事。

郭惠光在一個投資峰會上說，香港應該把普通話變成所有學科的教學語言。她自己讀普通話學校，然後去哈佛，然後接手家族的香格里拉集團。

但這場爭論的根本問題，不在於用哪種語言，而在於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學校究竟係用嚟做咩的？

公共教育存在的理由，是建立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共識：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人，能夠溝通、能夠協調、能夠相處。這是經濟學說的公共財，是降低社會摩擦和交易成本的工具。這個功能，做到了就夠了。超過這個邊界，要求公共教育同時灌輸民族認同、培育精英人才、推廣特定語言文化，結果只會是：每一件事都做不好，還把大量人定義成「失敗者」。

假如純粹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普通話也比不上英語；全球學術知識、前沿的科技、頂層商業，以英語為主導語言的事實，不是殖民地遺緒，也不是崇洋，而是現實。英語和數學，才是真正的地球普通話。

用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教學，說穿了，是以民族建構的邏輯去凌駕教育效率的邏輯。

有人說，AI時代翻譯方便，不用學英語了。這說法倒過來說才對。用英語和用中文向 AI 發指令，效果至今仍有明顯差距。

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它是思維的底層架構。你用哪種語言思考，決定了你能問出什麼問題。

教育制度能不能改？按照香港二十多年來的改革紀錄來看，答案幾乎確定是不會。每一次政策轉向失敗，都沒有人要問責，卻連累一整代人。

每次走進超市，很多人本能的感覺是：大財團，賺到盡。

但數字不會騙人：惠康母公司DFI旗下食品業務去年銷售額約300億美元，但經營利潤只有6,200萬美元。利潤率：2%。換算成你我每次結賬的100元，超市只賺了兩塊錢。長和旗下百佳情況更糟——香港零售業務去年EBIT是虧損。不是賺少了，是虧損。

低利潤率的意思，是競爭激烈。惠康百佳的薄利，恰恰說明它們一直在壓力下運作，無法任意加價。

要理解超市為何難做，先要明白它們其實是在做甚麼生意。超市的核心，不是零售，是地產；是分租包租公。以相對低的租金向業主租入空間，再透過上架費、促銷補貼、獨家協議，將每平方尺的商業價值榨到最高，賺取中間的租金差價。

過去幾年，香港的零售銷售一直低迷；自由行人數減少，消費亦大不如前。香港人北上消費，亦漸漸成為潮流。當然，超級市場的商品，不是都全部受到北上消費的影響。不過，香港人到深圳消費的的，往往是酒類、進口食品、大包裝日用品，也是利潤高貨品類別。留在香港超市買的，反而是豉油、牙膏這些低利潤必需品。所以跨境消費不只是分流客流，而是逆向選擇，系統性地掏空了超市盈利結構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剩下的是一個愈來愈難做的貨架組合。

從另一個層面去觀察，這是香港更宏觀的寫照。超市需求下滑，要合併、要減租。地主黨由本來兩個租客，變一個；地主黨收入減少，投資也變得更緊慎；政府北部要資金，又反過來問地主黨；地主說生意不好沒錢，想政府推出消費劵、減稅；政府又說無錢⋯⋯總之大家你推我讓，每一個環節都在向下游轉嫁壓力，沒有一個環節有能力打破循環。

這就是內捲；不是一個人或一間公司的問題，是整個系統在需求收縮下的自我保護反應，而自我保護的代價，往往由最下游的人承擔。

澳洲公平工作委員會最近裁定，十八歲至二十一歲的青年工資將逐步與成年人看齊，不再容許打折。這項決議在工會眼中是歷史性的同工同酬勝利，但在冷峻的經濟現實面前，這恐怕是將競爭力最低的一群人推向更深淵的開始。

一直以來，最低工資制度對於社會邊緣勞動力，包括殘疾人士或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往往設有豁免或差別待遇。這並非歧視，而是為了彌補他們與熟練工之間在成本效益上的差距。如果一個僱主聘請毫無經驗的十五歲少年，與聘請一名有數年經驗的二十一歲成人需要支付相同的薪金，市場邏輯必然會導向後者。當這種保護性的差別待遇消失，年輕人的第一份工作機會也隨之消失。

嚴峻的現實是，人工智慧與自動化設備正大規模取代低技能職位。走進麥當勞或連鎖零售店，自助訂餐機已經取代了大部分收銀位置。當聘用人手成本因為法例強制增加，企業應變的方法是投資在技術。炸雞店九成員工是二十五歲以下，平均年齡只有十七歲，這些崗位是許多年輕人學習社會與職業紀律的起點。這年齡族群目前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十，再抬高相關門檻，恐怕為社會下一波不穩埋下伏線。

有人會引用紐西蘭的例子，指出取消青年差別工資後並未見到嚴重的負面就業影響。然而，單一數據往往掩蓋了複雜的替代效應。當餅的總量沒有做大，政策性的重新分配只是打工仔在剝削其他打工仔，或者既得利益者透過提高進入門檻來保護自己的飯碗。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從不會公開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販賣廉價的同情心與公平論述，實際上收窄基層向上流動的縫隙。

年輕人需要的是進入職場磨練的機會，如果我們不能看透這場名為公平的分配遊戲，最終受害的只會是那些我們口中想要保護的年輕一代。

一個能為庫房帶來穩定稅收的項目，在臨門一腳之際被突然叫停，對「等錢使」的香港政府中實屬耐人尋味。

陳茂波在 2025 年預算案中意氣風發地提出的NBA博彩稅，最終演變成一場鬧劇。官方給出的理由是「不想為外國預測市場賣廣告」，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隱藏在現代金融博彩的高度複雜性之中。

整件事的問題在於博彩稅本身。馬會作為合法持牌機構，必須繳納15%的博彩稅，再加上營運利潤，其賠率與不繳稅的外圍莊家相比，完全沒有競爭力可言。如果政府執意開盤，馬會的賠率將會成為全港非法莊家的「基準價」。莊家只需在馬會賠率的基礎上略微加碼，就能輕易吸走所有注碼。這不是在禁賭，而是在用公帑為非法市場提供免費的價格發現服務。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來自於跨境洗黑錢的技術演進。NBA 因其龐大的市場深度，早已成為金融化的市場。假如犯罪集團在香港經營非法外圍，同時利用如 Kalshi 等海外預測市場進行對沖。香港的非法黑錢，透過這種賠率套餐的操作，能跨國轉化為海外平臺上的合法投資盈利。對保安系統而言，這不是多收幾億稅款的問題，而是一個無法修補的金融國安漏洞。

有人會問，難道開徵政策前沒有進行跨部門諮詢嗎？一個可能是因為政府內部的山頭主義。財政系統急於領功生財，卻忽略了保安系統對金融犯罪監控的底線。這又會否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在最後關頭發難？尷尬的處境，財金系陳茂波「當無事發生過」，由政治能量最低、負責的民政及青年局出面叫停。

當然，在距離 2027 年特首選舉不足一年的敏感時刻，亦難免令人聯想到是跑馬仔的戲碼。

當你發現自己每天還在重覆輸入相同的 Prompt，或者手動搬運不同工具之間的數據，你就已經陷入了新時代的「體力勞動工作」。

自動化，核心不在於工具有多強大，而在於流程的解構。我們最常犯的錯誤，是用牛刀殺雞，將所有任務不分輕重地丟給最強的大語言模型。這不僅是財務上的燒錢行為，更是邏輯上的懶惰。

一個高效的工作流應該像是一間精密運作的公司：需要最高級的模型來擔任架構師，負責判斷術語的上文下理，以及識別資訊流中的微弱訊號；但你也需要大量的初級實習生（低階模型或傳統腳本）來處理尋找與替換、格式轉換等單調工作。

尤柏蓮納（Yul Brynner）在1985年去世前幾個月，拍了一條廣告。他已知道自己患肺癌，將不久人世。廣告裡他說：「現在我已經死了，我想告訴你，請不要吸煙。無論如何，千萬不要吸煙。」這條廣告，在他死後才播出。

四十年後，洛杉磯有一個陪審團，用六百萬美元說了一件相似的事：社交媒體平台的設計，令人上癮，造成傷害，你們有責任。

很多人說，這是社交媒體業的「煙草時刻」。他們說得對，但可能不是他們以為的那個意思。

煙草業在1998年簽下 Master Settlement Agreement 之後，表面上是輸了。二十五年內賠兩千億美元，不准做廣告，不准向青少年推銷。但裡面有個叫 NPM Adjustment 的機制，讓各州政府有財務誘因去保護四大煙草公司的市場份額——因為大廠市佔跌了，各州收到的和解金也跌。監管，變成了護城河。廣告禁令，封死了小廠的出路。結果是 Altria 往後幾十年的年均回報達20%，經營利潤率近六成，在銷量持續下跌的情況下愈賺愈多。

洛杉磯裁決後三週，Meta 跌了 17%，Snap 跌了 51%。市場的差別對待，已經替這個邏輯定了價。

所以我想說的不是法律的問題，也不是監管的問題。我想說的是：不要以為有人替你打這場仗，結果就對你有利。真正的問題，不是 Meta 、YouTube 要不要賠錢。真正的問題，是你每天花在上面的時間，換來的是什麼。

問自己一個問題：社交媒體，是在幫你連結世界，還是在傷害你的心理健康？

問：澳洲既是天然資源大國，為何在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中反應如此劇烈？

答：澳洲雖然擁有豐富的原油與天然氣，但缺乏足夠的本土提煉設施與合理的物流佈局。全國煉油廠在過去十多年內大幅縮減至僅剩兩間，導致八成成品油需依賴新加坡、日、韓等地進口。當波斯灣供應受阻，即使境內有原油也無法即時轉化為民生所需的汽油與柴油，引發供應鏈斷裂。

問：澳洲目前的戰略石油儲備狀況如何？

答：澳洲的石油儲備遠低於國際能源署建議的九十天標準，其中汽油僅剩三十六天，柴油更低至三十二天。更關鍵的是，澳洲許多所謂的戰略儲備實質上是存放於美國德州的私營機構儲備，而非完全由國家掌控。在烏克蘭戰爭期間釋出儲備後，政府未有及時回補，導致應對突發危機的韌性嚴重不足。

問：澳洲天然氣出口量巨大，為何東岸居民仍面臨能源短缺與高昂價格？

答：這涉及地理環境與基礎建設成本的權衡。澳洲主要的天然氣田位於西澳西北部，距離東岸大城市極其遙遠。由於鋪設跨洲喉管與設施維修的人工成本極高，澳洲政府與企業傾向於將西澳天然氣出口至鄰近的印尼、東南亞及日本，而東岸則因缺乏廉價輸送手段，反而需要從海外進口天然氣來填補缺口。

問：能源危機對澳洲第一產業會造成什麼深遠影響？

答：能源是礦業、農業等第一產業的命脈。許多偏遠礦場依賴柴油發電，油荒會直接導致停產；農業則受限於肥料供應，因為尿素等重要肥料是石油副產品，且澳洲有近四成肥料來源於中東。一旦能源成本長期高企，這些行業將面臨產量下滑與成本轉嫁，最終推高整體社會的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