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陈广江

8月21日，水滴筹回应“水滴筹筹款中介抽成最高达70%”一事时表示，所谓的筹款中介是由部分恶意推广的第三方商业组织运作，为筹款人提供不正当筹款方式的服务，对于此伤害用户和水滴筹品牌的行为，水滴筹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抵制和打击。水滴筹表示，任何高于筹款3.6%费用都不是平台收取。（8月21日澎湃新闻）

这并非水滴筹首次回应“筹款抽成”问题。今年6月，针对“筹款中介收取30%-70%的费用”一事，水滴筹、轻松筹发布联合声明，共同打击冒充平台收取“推广费”；8月10日，水滴筹披露了打击恶意推广的成效：累计管控恶意推广案例达800余起，管控恶意推广的用户账号600多个。在平台严格管控和打击之下，恶意推广的筹款项目有所减少，但滋生乱象的土壤并未铲除。

对筹款人来说，选择与高额抽成的“职业筹款人”合作，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明知被利用、满心不情愿，但毕竟能筹一分是一分，七成善款被抽走总比筹不到钱强。“我们不帮筹，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也是某些“职业筹款人”心安理得肆意抽成的借口。据报道，选择和恶意推广合作的筹款人，大部分是多次发起过筹款的患者，他们通过自身社交关系网已无法再筹到钱，因此明知恶意推广收取高额佣金，只能无奈接受。

尽管如此，这种所谓的推广服务也不是雪中送炭、扶危济困，而是典型的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慈善向来不是生意，更不是非法牟利工具，筹款中介这种高额抽成行为不仅伤害了筹款人和众筹平台，更伤害了慈善事业。从法律角度讲，高额抽成行为也符合《民法典》中“乘人之危导致的显失公平”的情形。从很大程度上讲，这种推广服务已经成为大病众筹行业一颗“毒瘤”。也正因此，众筹平台将这类行为定义为“恶意推广”，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抵制和打击。

但从网络灰产形成原因看，要想彻底打掉筹款中介并非易事。除病人巨大而迫切的“刚需”外，众筹平台制度和规则方面的漏洞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水滴筹相关负责人也承认，经过打击，虽然恶意推广的筹款项目减少了，但操作恶意推广的机构和个人还在，不排除未来可能产生其他变种，打击大病筹款行业灰色链条是一项长期工作。此外，大病众筹平台还面临着商业属性与公益属性的关系以及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挑战。

从长远看，规范大病众筹还需制度发力，修改《慈善法》是时候提上日程了。虽然网络个人求助行为受到了《民法典》《刑法》的约束，但并没有纳入《慈善法》监管范畴，这也导致个人求助依然处于粗放阶段，缺乏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更多的是靠行业自律。近年来，修改《慈善法》的呼声不断。有专家指出，鉴于互联网慈善的蓬勃发展，应在《慈善法》中增加互联网慈善专章，明确募捐平台的法定职责、个人求助的条件和义务，加强平台责任、审查甄别、信息公开、风险提示和责任追溯，从而规范网络个人求助行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慈善法》已经实施6年多，也需要与时俱进了。

（作者是资深媒体人）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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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水滴筹官方微博

责编 | 张齐 姜雪媛

校对 | 赵丹丹

文/何勇海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有一群特殊医生，他们看到了不少未成年女性罹患妇科疾病求医无门的困境，便瞄准少儿妇科这个新兴领域，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精心呵护未成年的“小花蕾”。自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今年6月25日开设少儿妇科门诊以来，这个团队已接诊400余位受妇科疾病困扰的小患者。（8月19日《北京青年报》）

一直以来，一般人都认为，只有成年女性才需要看妇科。实际上，妇科疾病有低龄化趋势，哪怕是女童，也可能因大人护理不当、大小便清洁不当等，患上妇科疾病，更不要说，女童、少女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发育、感染、肿瘤以及内分泌等相关妇科问题。每当此时，大人常常苦于不知向谁求助、去哪求医，一般只能带孩子看成人妇科。然而，一些女童、少女对成人妇科是抗拒的，有网友表示，她曾带女儿去过妇科门诊，一进门，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甚至鄙夷的目光，让母女俩感到压力很大。

而且，女童、少女未成年，疾病成因、治疗与长期管理方案与成人迥然不同。她们若只能看成人妇科或小儿外科，可能遭遇错诊、漏诊、误诊。现实中就有这类案例：个别女童患了与妇科相关的疾病，被儿科医生建议找妇科，妇科医生却说儿童的病看不了，有的医生则不知该如何用药。据北大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尹玲介绍，以往女童生殖器官肿瘤这类手术，多由小儿外科进行，但由于专业性受限，难以很好兼顾卵巢功能的保护，有医院还曾因不了解女童的生殖器官，错把输卵管当阑尾切除。

由此可见，医院开设少儿妇科门诊大有必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家长对孩子的健康问题愈发重视，开设少儿妇科门诊，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尤其是，关爱女孩就是关爱未来，女童、少女的妇科问题，关乎她们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成年后的妇科健康，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需要特别重视。

据报道，目前国内真正开设少儿妇科门诊的医院为数甚少，有的叫“少女门诊”。不管叫什么，只要能解决懵懂女童、青春期少女“羞看成年妇科”的难题，都是可以的，其他有一定规模的医院不妨跟进。这是医疗服务精细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医疗的人文关怀属性越来越强的必然要求。

当然，少儿妇科不能只是成人妇科“缩小版”。据专家介绍，少儿妇科是一门交叉学科，其诊疗可能涉及小儿内/外科、内分泌内科、泌尿外科、血液内科、整形外科、临床营养科等多个跨学科专业，还与遗传与肿瘤、神经精神系统，以及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性学和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相关联。故我国各级卫生行政机构应推进医院对少儿妇科的重视，加快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推动医学院设置相关专业，通过加强学科体系建设，补齐人才短板，培养更多少儿妇科专业人才。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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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何绮云

文/冯海宁

18日，中国政府网“互动”栏目刊发了交通运输部答网民关于“高速公路服务区货车夜间停放车位不够用”留言的相关内容。来自沈阳的网民留言建议，可不可以把原来的省界收费站作为停车场呢？现在的省界收费站都被圈起来了，没有发挥作用，作为停车场收费我们司机也愿意交钱的。交通运输部回应：十分赞同。（8月21日人民日报）

不少高速公路服务区特别是老旧服务区，由于服务区较小、停车位较少，存在停产难问题，主要原因是车流量增长快，原有设计服务难以满足司机需求。特别是卡车司机，由于长途跋涉，夜间需要充分休息，如果高速公路服务区车位不足，将会影响司机休息和驾驶安全。为此，一些地方加快了老旧服务区改造，尽力解决服务区停车难这一顽疾。

对此，交通运输部也高度重视，连续出招破解高速服务区停车难。去年，该部门部署各地充分挖掘潜力，科学调整客、货车位比例，加强货车停车位供给；今年又提出“新增货车停车位2万个”的目标，并扩大部分服务区停车区面积，提供剩余车位提示，探索停车位预约等服务。这些务实举措，必将显著改变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难，值得期待。

如今，网友又贡献了一条良策，建议将“废弃”的省界收费站改造为停车区。2020年初，全国29个联网省份的487个省界收费站全部取消，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车辆跨省行驶时不停车快捷交费，此举提升了通行效率和便民服务水平。但正如网友指出的，绝大多数被取消的省界收费站都被圈起来了，没发挥作用。

该网友提出“把原来的省界收费站作为停车场”，显然这是一个变“废”为“宝”好主意，不仅解决了高速服务区司机们停车难的问题，也能盘活利用原省界收费站土地、基础设施等资源。由于原省界收费站所处位置比较尴尬，往往“前不着城后不着村”，坦率说不适合作为其他用途，因紧邻高速公路，改为停车场是最佳选择。

对此建议，交通运输部在回复中表示“我们十分赞同”，并称将“进一步加强对原省界收费站区域的综合利用，更好满足货车停放需求、服务货车司机出行”。可见该部门不仅赞同网友的建议，而且要推动这个建议落地。一名普通网民的建议，何以受到国家部委赞同？这一案例对普通公众和有关决策部门都是一种启示。

从普通公众角度来说，如今向上提建议的渠道较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提出好建议。只有像上述这位网友一样，对现实生活有更多体验，对弊病敢于直言不讳，同时又能找准治“病”“良方”，这样的建议就容易受到决策部门认同，被采纳的几率很高。如果每位网友都能如此向上建言，那么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现实问题，都有希望得到解决。

从决策部门角度而言，既要善于变“废”为“宝”，比如在取消省界收费站前，就应对省界收费站今后的出路有个通盘考量；也要善于听取业内一线人士的建议，比如上述网友因为是卡车司机，更了解服务区停车难，也看到原省界收费站闲置，就提出极具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交通运输部从善如流，也成为一段佳话。希望决策部门充分利用互动渠道，鼓励群众提建议，完善公共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省界收费站取消后，广东省已尝试改造为停车区。该省交通集团将原有的省界收费站站场及生活配套设施，变身为服务区、停车区等。此举对其他交通企业而言，也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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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何绮云

文/阅尽

南国书香节正在穗、深、珠三市联动举办，书友们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佳节。南国书香节自1993年创办，已近30年。其辐射范围日益扩大，内涵和形式也越加丰富多彩。它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书展活动，也是推动全民阅读，并深受南粤民众喜爱的“阅读嘉年华”。说它是“读书人的节日”毫不为过。

在智能手机与传统纸质书籍争夺受众的今天，以实体形式举办的南国书香节，能坚持几十年，实属不易，也功德无量。真心希望它永久传续，并越办越好，深入更多家庭和人心。

读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始终享有崇高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管其中亦包含功利的成分，但崇尚书籍，尊重读书人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基因，这一点谁也无可否认。只是，近年来这一传统愈益受到数字媒介的冲击，特别是数字化的无孔不入，信息泛滥，以及电子阅读的浮浅、低俗化等，对青少年的身心成长构成极大挑战。

不读书的人是没有灵魂的。读书不仅事关民族素养，亦关乎民族的前途。在数字媒介高度渗透进大众生活的今天，潜心阅读几乎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惟其如此，今天提倡读书爱书，不只关乎个人之喜好，而有着特殊寓意。要感谢那些默默坚守的图书工作者，他们为守护这片净土付出甚多。现今，广州各级图书馆愈来愈普及，市民借书便捷度大为提高，广州图书馆的借阅量和人均购书、借书量等多年都排名全国前列，这些均与图书工作者密切相关。

书籍可开阔视野，更能激发人们前行。在任何社会，读书都不会落伍，不会被时代淘汰。只是，当数字化浪潮袭来时，越来越多的人迷失于智能读物的斑斓多彩与娱乐游戏中。当此时刻，如何坚守住阅读的净土，如何让书香走进更多家庭，就面临愈来愈严峻的挑战。致敬每一位图书推广者！（作者是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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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丙奇

“本科生的学历不利于进厂。”西安一家电子厂的招工负责人表示，“不会让本科生来做普工，来了也不会要。”据该名招工负责人称，之所以不招本科生，是因为普工岗位的工作强度、收入，以及晋升发展空间不适合本科生，对企业来说，稳定性也不高，用人风险太大。

工厂不招本科生，本科生要进工厂，只得隐瞒本科学历，以高中学历去应聘。据媒体报道，晓诗(化名)，就隐瞒了自己的专升本学历，选择深圳的工厂，成为一名质检员。她每天奔走在生产线上，称胶、做巡回、输数据、巡线、做报表……在她看来，提升学历反而禁锢了她的选择，并没有让她得到满意的工作。

提高学历，本来是为了提高就业竞争力，没有想到却“局限”了自己的选择。问题出在哪里?

工厂不招本科生，是不是一些网友所指的“反向歧视”?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反向歧视”，却可以理解为不以学历论人，是结合实际的人才需求，招聘适合岗位的人才。这给当前的高等学校办学与受教育者提升学历层次，带来诸多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高校办学应该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形成合理的办学定位。从社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看，我国的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都应进行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然而，由于社会存在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的偏见，某些地方本科院校，不愿意以职业教育为办学定位，而想办“高大全”的综合院校。这不但导致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还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是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较难的群体。学校对他们的培养，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当下，大多数本科院校对学生主要采取培养学术人才的教学方式，鼓励他们全员考研，甚至就围绕考研组织教学，但从社会需求看，他们中的一部分更适合从事技能工作，成为技能人才。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如果考研不成功，进入职场，由于没有接受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招聘技能岗位人才的用人单位往往看不中。

另外，本科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也受到学校办学定位的影响。对于本科毕业生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大众的观念大多还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以20年前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来看待当下毕业生的就业。其实，在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接近60%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在内的高校毕业生，都不能再算是特殊的高学历人才，而应该明晰自己的定位站在普通劳动者角度，规划学业发展和职业发展。

2014年，我国教育部曾推进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进行职业教育，但效果不理想。为此，2019年，我国新批准设立一批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技术大学，力图把职业教育办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从今年职业本科首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看，受到社会欢迎。这对其他普通本科院校也是一种触动，只有形成合理的定位，不再以学历为导向，而以就业为导向办学，才能培养受社会欢迎的人才。

我国当前还存在唯学历论的社会问题，但转型以能力论是大势所趋。受教育者不能再盲目追求提升学历，必须以提升能力来规划自己的学业发展。如此，也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作出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避免就业中的落差与错位。（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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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娟

中国共产党现代革命话语经历了“出场—初步自主探索—内涵拓展—跃升”四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历程。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体现在诸多理论著述、历史文献中，其中历届党代会系列报告是革命话语的直接载体，具有相对规范性和延续性、广泛传播力和影响力，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最权威最集中的呈现载体，是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及其内涵进行纵向爬梳、话语体认和文本比鉴的关键文本。

从一大到五大：“革命”话语的正式出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外源性现代化的多重合力下，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大规模进入社会话语权力系统，从不同面向展开了“革命”话语表达，试图变革政治制度的“百日维新”“预备立宪”，试图变革社会制度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是党关于革命话语的第一次正式表达，昭示着党的革命话语正式出场。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交叠形成的历史背景，使得革命话语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建党早期的历届党代会文件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认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阶级争斗”“格外紧迫”；《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明确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党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出号召，“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

这一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体现了党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和中国革命性质清晰的洞察力，革命话语的内涵直接指向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道路选择，即依靠工农群众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暴动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从而变革政治上层建筑。依据这种革命话语，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等社会进步力量，获得了清晰的历史定位和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但此时的革命话语主要是对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第三国的“城市中心”革命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借鉴与吸收。然而，这种外来的革命话语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水土不服。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借鉴俄国革命理论成果，并积极引介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但是，共产党人此时的革命话语受到历史背景的制约，最终导致了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道路的曲折。

从六大到八大：“革命”话语的初步自主探索

1927—1928年间，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自主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六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做了系统的陈述，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澈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分，强调要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开展“土地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话语为“土地革命”所取代。党的六大肯定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开启了党的革命话语中国化历程。

由于受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和党自身条件的双重制约，党的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之久，在历次党代会中相隔时间最长。延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提出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减租减息”“工农武装割据”等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革命话语。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历史经验，党内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统一的认识，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党的七大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七大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的革命话语迈向了自主自觉的新阶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细化了七大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目标，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确立了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系列路线方针。

党的八大是党从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全面执政的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确把握了国内主要矛盾转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明确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八大提出了包括“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在内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经济管理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关系原则等。这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是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尝试，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内涵的革命话语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

非常遗憾的是，“建国初期，新生政权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的严峻现实威胁，因此，以‘敌-我’区隔为特征的革命话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影响”，党的八大提出的新的革命话语并没有得到坚持。八届二中全会重新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革命”话语内涵的转义

在和平与发展业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宏阔背景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四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革命话语的重构和拓展。

随着实践的深化,党对改革话语的表达与阐述更加全面、清晰。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锚定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十三大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将改革的场域进一步向政治体制延伸。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改革话语在历届党代会中的具化表达，改革的本质和目标，也被逐渐清晰立体地阐释，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而动转变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渐次发展到多方面体制机制的多维互动等内容的具象目标。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通过廓清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的性质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愈益深入，改革话语作为转义的革命话语，逐步获得了清晰的表述。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过去的革命话语不一样，这里的革命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革命”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克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有体制的难度，因而改革将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克服自己存在的问题，永葆先进性的革命性本色。正是这一转变，我们党先后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矩阵。

十八大以来：党的革命话语的拓展与跃升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更是表现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主动、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以适应时代需要。

习近平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具有内向建构的作用力，社会革命是具有外在建构的推动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实践逻辑中同构共生,指向社会革命主体与社会革命对象之间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性影响，“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伟大的革命精神，高扬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新的使命定义为一场由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的社会革命，更强调执政党自身对百年来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能丧失了革命精神，要求全党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这体现出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再次高扬革命精神，将其作为党的传家之宝、攻坚克难的力量之源和走向胜利的政治优势，把革命作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新时代的革命话语实现了执政党内在品格和外在使命的有机统一，使革命话语实现了全新的跃升。

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从转述外在性革命话语到初步自主探索中国化的革命话语，再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拓展革命话语的内涵，最终走向自主、自觉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革命的“中国话”，形成内容与形式兼具中华文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过程。党的革命话语从“中国化”向“中国话”的跃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原创性的“中国话”理论形态，用“中国话”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曾荣 陈韵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考。党的百年诞辰之时，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戮力同心、奋勇前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深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交出更优异答卷，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是奋进新征程的必要前提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客观要求。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党总结中外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着眼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理论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揭示了历史和现实的辩证关系，彰显出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不断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是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表明，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才得以持续彰显。

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形成，文化事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构成，正在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说，只有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是奋进新征程的必由之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遵循。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当下正处于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峻形势，必须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内生性特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有效抵御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抵御西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有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保障。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理论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具有极强的内生性，二者的契合性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文化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从而有效发挥二者在协调关系、凝聚民心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将进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市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是奋进新征程的必然选择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所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当前我们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加深对政党与国家、民主与法治、政府与市场等重大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思考与运用，在奋斗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有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进入新时代，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不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价值，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曾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韵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潘洪其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17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一些地方发放生育津贴要求提供结婚证等材料。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有关负责人就此表示，未婚已育女性办理生育津贴，不需要提供结婚证等材料，“只要你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没有门槛的”，未婚已育妇女没有结婚证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享受生育保险相关待遇的制约条件。

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民政部等十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国家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负责人的上述表态，符合十七部门《意见》的方向和要求，体现了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政策善意。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在生育津贴发放环节设置了“提供结婚证”等条件，让未婚已育女性办理生育津贴遭遇政策障碍，面临实际而具体的困难。这里面大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了多年来的“惯例”——认为生育与结婚不可割裂，凡是办理与生育有关的事项，都要求提供结婚证等材料。另一种是在制定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时，明确把“提供结婚证”等要求加到政策制度之中。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与十七部门《意见》相关规定产生了冲突，也不符合国家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向导向，理当依法依规予以纠正。

要求办理生育津贴时提供结婚证等材料，主观和客观上都有着不支持、限制女性未婚生育的考虑。这种考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先结婚再生育”是多数育龄人员的常态选择，也有利于维护婚姻、家庭和社会稳定，但现实中，婚姻和生育会有一些具体、特殊的情况，比如女性未准备结婚但已怀孕且有生育意愿，或女性已怀孕并有生育意愿但存在因故不愿、不宜、不能结婚的情形，等等。当前条件下，应当客观理性看待女性未婚已孕（育）现象，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和自主决定，依法维护她们享受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待遇保障的权利。

还应当看到，随着女性整体受教育和就业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优化，以及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地位逐渐巩固提升，女性养育子女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主流社会舆论对“单身女性生育”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比如，有不少人认为，由婚姻构成的正常家庭利于儿童成长，但婚姻并不必然形成“正常家庭”和“有益环境”，婚姻关系恶劣的家庭，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有时比单亲家庭更严重，因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应予以尊重和保障。宽容单身女性生育的社会氛围，契合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政策导向，其良好效果值得期待。

作为贯彻十七部门《意见》的一项措施，“未婚已育女性办理生育津贴不需要结婚证等材料”亟待充分落地落实。各级各地相关部门应广泛宣传这项政策措施，让更多适用该政策措施的当事人应知尽知，以便对相关权利和待遇保障应享尽享。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部门应积极履职尽责，督导督促有关地方及时纠正“办理生育津贴与结婚证捆绑”等不当做法，对拒不改正的有关部门及人员须依法问责追究，并为权利受损当事人提供顺畅、有效的救济渠道。（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视觉中国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施保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兴中国梦战略全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和人民在应变局、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以非凡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他关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系统、全面展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实践特征和时代意蕴。

近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改革发展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著作不仅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也标志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进一步创新发展。著作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均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成果

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前三卷相比，除了时间和内容的接续性之外，第四卷具有以下亮点和特色——

一是突出历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著作以“掌握历史主动”为精神底色、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展开治国理政思想的多维论述。共产党人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掌握历史主动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二是突出辩证系统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思路、大战略、大智慧。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心怀‘国之大者’，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要“加强前瞻性思维、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效益、安全相统一”。

三是突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具体内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入的是习近平在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109篇。著作以“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全面领导”“人民至上”“敢于斗争”“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把握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国家”“文化强国”“社会建设”“人与自然”“强军之路”“发展和安全”“祖国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多边主义”“一带一路”“自我革命”等为核心概念论述21个专题，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品格、理论素养、实践取向和人类情怀，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创新成果更丰富、更系统。第四卷是在前三卷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坚持传承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再创造，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的创新发展，与前三卷一起成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典著作。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对其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途径。

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内涵。著作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丰富内涵，深入体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革命性等特征。

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科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面临“两个大局”和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需要我们以伟大斗争精神，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是以历史智慧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主观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原理的根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将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独立自主、中国道路、胸怀天下、开拓创新、敢于斗争、统一战线、自我革命，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习近平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是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著作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宏观布局重大问题，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目标、动力、基础、保障等层面进行科学、到位的论述，并提出解决方案。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只有在问题导向下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才能够及时发现、科学分析和有效解决各种问题。

四是拓展中国化现代化的内涵。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面临新的矛盾和新的特征，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系统工程，需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需要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保障、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保障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过去的历史性成就，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和复兴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总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典读本。我们应当积极学好用好这部著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行动指南，及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指明的前进方向。

（作者是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系广东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GXJK012）阶段性成果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文/伍里川

8月17日，江苏连云港，朱女士反映，7月20日，自己在和美家妇产医院顺产，7月24日出院后在家坐月子，下体恶露异味，低烧不退。8月10日，在另一家医院取出纱布两块，伴有恶臭味。朱女士要求涉事医院就对自己身体和心理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已与患者联系正在调查。随后，朱女士收到该医院发来的告知函，称其涉嫌利用网络平台“医闹”，将保留证据依法追责。

看院方这波处理方式，大有让患者“吃不了兜着走”的架势，可这事先得捋一捋逻辑线：先是纱布留在人体内造成身心伤害，其后患者才予以维权。哪能置核心问题于不顾，反揪患者“医闹”责任的道理？

院方人员将纱布留在顺产患者体内，令人惊愕。8月17日，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应称，经调查了解后，朱女士体内所留纱布为医院工作人员疏忽留在其体内。

过往，此类将异物留在体内的医疗事故并不鲜见，此类事故不仅显示出医疗技术方面的严重缺失，还折射了责任心的严重不足。

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通常有完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之分。和美家妇产医院在此次事故中该负何种责任，自然需要调查鉴定，但患者因为院方的失误所遭受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而言，出现此类事故后，院方对患者进行道歉、赔偿，是不争的程序。反观该院表现，似乎患者才是本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院方提出相关诉求，剑指患者“医闹”，需具体事具体看待。院方既言“医闹”，那就得搞清楚什么是“医闹”、该患者有没有“医闹”行为。

关于“医闹”的描述，可见诸各种规定。例如，2014年4月，两高等多部委联合制定《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意见明确，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殴打医务人员或者故意伤害医务人员身体、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受依法惩处。一般而言，“医闹”概念严谨而审慎，须依法依规进行定义，绝不能自说自话、臆测妄言。

如果朱女士仅仅因为在网络发帖曝光此事，就被视为利用网络平台“医闹”，那么，这家医院恐怕对“医闹”概念是有什么误会。患者遭遇身心打击，“不平则鸣”，当属正常之举。照院方的逻辑，难道沉默以对才是患者的正确态度？难道在道义上支持朱女士的多数网友，也是“医闹”支持者不成？

出了事就得好好处理，该认的责任别回避。作为“肇事方”，对提出正当诉求的患者，理应保持谦抑态度，而不是咄咄逼人地“反击”。这样才能获得当事人和网友谅解，挽回自家医院的声誉。否则只能多惹口水，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

目前，当地卫健委已责成医院与患者进行协商处理。如协商不成，将引导医患双方通过医疗鉴定或其他方式明确责任。此外，如医院方确有违法违规行为，卫健委会严格依据卫生法律法规查处。这个态度是必须的，让公众看到了主管部门不偏不倚、公正处置的立场。

此事虽初属个案，但目下已经成为公共事件。能不能尽快妥善处置，安抚受伤的心灵，慰藉挂牵此事的网友，对地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网络视频截图

责编 | 傅铭途 孙梓青

校对 | 何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