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见｜深度报道，真知灼见

文/陈园园 陈彦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深走实，党的领导在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学科建设的内涵不断拓展。

一、党建引领学科发展的“两大保障”

1.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最根本特色，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从历史的维度看，现代大学在从诞生到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形态的大学治理体系。不同的治理模式均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具有独特的制度特征、组织特征、管理特征和文化特征。我国的大学治理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特色和最大的制度优势。

从实践的维度来看，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立德树人，践行“四个服务”，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由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的跨越。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充分证明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进性、科学性。

2.党的领导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最有力的组织保障。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仅要依靠各学科要素的聚合与转化，而且要依靠学科治理的高效运行。我们的党组织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可以在各个层级和部门间建立起刚性的执行体系，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学科发展的政策导向不走样、不变形，高效、精准地落实落地。同时，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聚集起学科建设的强大合力。通过将党建工作与学科建设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为学校学科建设提供强大的组织力和驱动力。

从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交互融合、互促共建已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基本策略。把支部建在学科上，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党建既要为学科建设提供方向性指引，更要通过恰当途径将党的影响力融会进学科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学科建设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保证学科建设关键目标的高效实现。

二、党建引领学科发展的“三大关口”

那么，在具体的学科建设和学科治理过程中，如何落实党的全面领导要求？今年1月颁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文件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把好人才培养、学科定位和发展质量“三大关口”。

首先，要把好“人才培养政治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使命，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立足点。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具体而言，一是要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充分挖掘学科所蕴含的价值观、思想塑造等育人元素，打牢人才培养的“中国底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和研究。同时，完善“三全育人”体制机制，坚持“五育并举”，提升协同育人成效。二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推进“四新”建设，构建多学科融通的课程体系，积极开展跨校、跨境和产学研联合培养，培养大量契合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推动高校人才培养能力的迭代升级。

其次，要把好“学科定位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国家是高校发展的最高追求，学科定位是提升学科服务能力的出发点。在进行学科定位过程中，符合国家重大需求是初心、是使命、更是责任。具体而言，一是要立足“两个大局”，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布局。学科专业设置的特色是一所高校的最根本特色。在高等教育整个体系中，各高校应该立足本校实际，以即将公布的《新版学科目录》和国家定期公布的“急需学科专业重点领域学科专业清单”为依据，推动学科结构的布局调整。同时，推动跨学科融合，提高育人效益，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二是面向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专业体系的转型升级。增设国家急需的战略新兴专业；适应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探索开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的新兴专业。在科研和社会服务上，坚持“四个面向”，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攻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学科服务支撑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能力。通过党建工作和学科建设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科组织的自主性、自治性和创造力，把这些具体导向融入学科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建设，内化为全体师生的行动自觉。

第三，要把好“发展质量关”，锚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建设目标。“世界一流”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高质量发展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高质量发展”最初源于对经济发展阶段的描述，随着内涵的不断拓展，现在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如今，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核心关键词和普遍共识。在建设中，一是要从“两个大局”的高度，深刻理解推进中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继续锚定世界一流目标，求索国际学术前沿问题，持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二是要推动“党建+学科建设”工作再深入，将高质量发展的取向融汇到学校建设各领域，将“质量标准”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要始终不渝打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铸就一流服务品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储备。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发展规划处）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文/阅尽

持续数年的疫情，让人们的远行面临诸多不可控的潜在风险。为保障旅客疫情期间出行，国家民航局曾专文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在出现疫情时，对乘客退票全额退款并免收手续费。但各航空公司实际执行时并不一致，有些执行到位，有的则颇多“弯弯绕”，凭空给乘客增添烦恼。

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为例。近日，笔者到某边城探亲，突遭疫情。眼看风声紧，赶忙退了原订机票，并购买了翌日的返程票。谁料计划没有变化快，第二天一大早，怎么也打不到出租车，求助朋友，个个被困在家，出不了门。原来，当地半夜发通知，即日起全市静默管控，公交出租一律停运。无奈只得再次退票。但这次退票，就没上回那么顺利，遭遇诸多“弯弯绕”，甚至让人觉得是陷阱。

笔者买的是四川航空的中转联程票，即从起始地经停成都再飞广州。从顾客角度，不管是否中转，航程是连续的，但退票却分为前后两段行程。即从起始地到经停地，再从经停至目的地。前段因有疫情，可申请全额退款，后段则因没有疫情，只能“自愿退款”。由于是折扣票，退款额连原票价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乘客既然从疫情地出发，整个行程就不可能分开，为何不能享受后段的疫情退款待遇呢?

即便是前段行程票，退票也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天老爷，我一个外地人，如此“兵荒马乱”，到哪儿开“证明”去证明自己不是被迫误机呢？再说，当地静默管控，电视报纸都报道了，难道还用乘客费尽周折开证明吗？

如按航空公司的规定，我恐怕只能象征性地得到点 “自愿退票”费，但这真的是“自愿”吗？国家已有明文规定，遇疫情可全额退票，航空公司为什么还要设置诸多限制和前置条款呢？对乘客来说，出外遭遇疫情，个个归心似箭，巴不得早早回家，谁还会有意无意地误机呢？

突发的疫情，是乘客所无法控制的，对航空公司来说，应多从乘客的角度换位思考，多给人们以便利，而不是相反，在人们遭遇不幸时，再给人们心头添堵。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视觉中国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校对 | 李红雨

文/孙梓青

近日，福建诏安县教育局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2022年高考考上清华大学的张沈心然将获得的10.5万元奖学金捐赠给诏安县教育局，用于设立教育助学金，资助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8月10日澎湃新闻）

捐出奖学金，回馈家乡，帮助更多的学生，张同学此举值得表扬。而就在前不久，有网友自述高考完拿到的奖学金被父亲用来交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这种行为“好恶心”，引起了网络的热议。奖学金该怎么用？这是摆在准大学生面前的一道“财富观”考题。

对不少准大学生来说，上大学之前吃喝住都在家里，基本都是父母安排好，不用过多操心钱的事。上大学之后，他们远离家庭，需要学会独立生活和自主安排个人收支。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财富观”的问题。准大学生们形成正确的“财富观”，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正确的培养和引导。

有的学生离开家后，第一次自主管理金钱，被花花世界所诱惑，超前消费、攀比消费，更有甚者陷入“校园贷”陷阱，这些都是因为此前缺乏对金钱的正确认识，没有树立成熟的财富观、金钱观。学生的健康成长，不仅仅在于成绩的优秀，学会如何赚钱、花钱，同样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上大学后获得的奖学金，是不少准大学生赚到的第一笔较为大额的财富。不妨将如何用奖学金作为一道“财富观”的考题，在他们步入大学校园之前，引导他们正确看待金钱，培养正确的财富观，扣好如何用钱的第一粒扣子。

引导准大学生们形成正确的“财富观”需要父母和子女的沟通，将不同意见摊开来说，而不可以家长之权威单方面行事。准大学生通常在18岁左右，父母不能总把他们当成“小孩子”，以为他们好的名义，代他们决定如何用钱。

例如，称父亲用奖学金交学费“好恶心”固然不对，而从当事人自述来看，他本有使用这笔钱的想法，但是父亲在没有与其沟通和协商的情况下，就决定了钱如何用。在此例中，如果父母和子女能够多一些沟通，讲清楚原委，或许就能少一些不理解与隔阂。

捐出奖学金值得称赞，但同样不必道德绑架，认为准大学生们赚到奖学金都应该回馈、报答些什么。除了继续用于支持进入大学之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奖学金还可以有不同的用法，例如用于投资理财，培养“财商”，或是购买笔记本电脑等学习工具，再或者奖励自己出门毕业旅游，这些都是可取的花钱之道。

总之，当准大学们面对人生第一笔自己赚到的大额财富，难免会有些自己的规划。作为家长，应该充分理解和尊重孩子们的想法和意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金钱，培养他们健康的财富观、金钱观，共同答好这道“财富观”的考题。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闽南日报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校对 | 何绮云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图/受访者提供

庄女士最近感到有点无助：在广州独居的母亲打来电话，哭诉最近时常头痛，希望她能抽时间陪同去医院看看，但是她人在深圳，工作缠身，又因疫情原因，实在没法请假。

苦恼之际，朋友推荐来一名陪诊师，半信半疑中，庄女士聘用该陪诊师陪同母亲前往医院做检查。“怕我妈不自在，我就说那是我朋友。”庄女士说，“检查当天一切顺利，我妈还跟我夸这个朋友好，跑上跑下一直忙，还不时安慰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按照目前的国际标准，全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提高，空巢老人如何看病就医也成难题。跟庄女士有过同样烦恼的人不在少数，这催生了陪诊师这一行业的火爆。

陪诊师，作为一种新型职业，主要工作是帮助他人在医院就医，但他们的工作又不仅限于此，大多数陪诊师都认为，虽然自己干着跑腿的活，但在拿钱办事之外，还时常操着一份病属的心。

“只要上医院，就有可能需要我们”

罗乐（化名）是一名“90后”广州陪诊师，入行仅一个月有余。在她的体验中，陪同病人在医院看病只是陪诊师工作的一部分，日常工作更多的是“代办”，比如代病人挂号、问诊、取报告等，“诸如代问诊这种活基本每天都有单可接，直接陪诊会少一些。”罗乐说，“其实不仅是老年人需要我们的服务。病痛不分年龄，只要上医院，就有可能需要我们。”

为什么需要陪诊师？罗乐和绝大多数陪诊师一样，给出三方面的理由——

一是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医看病手续复杂，流程繁琐，又费时，有时问诊和做检查还不在同一天进行，对于时间金贵的上班族来说，着实不友好。再有，对医院不熟悉就很容易找不着门路，有陪诊师提到：“比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里面有好多栋楼，不要说老人家，年轻人头回进去也蒙。”此时聘请一名熟悉医院的陪诊师，从进医院门到挂号问诊，再到做检查取药，一条龙服务下来，能极大降低就诊难度，减少不必要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成本。

二是老年人、孕妇、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就医时，也时常需要陪诊师的帮助。“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看到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自己过来看病，保安问她家属在哪？怎么一个人来？老奶奶说，就是一个人来的，我一个人生活，能怎么办？真的感觉很心酸。”罗乐回忆道，“一个老人家在医院做检查也非易事，要在各个楼层爬上爬下，真的很辛苦。”老人看病难，子女在外难免担心。孕妇、宝妈、残障人士等也是如此。有陪诊师在，病人大部分时间只需安心等待就诊，无需操心其他。

三是解决异地就医的难题。有些患者居住地缺乏相应的优质医疗资源，希望能听听别的城市大医院专家的意见，但做一次检查，来回食宿交通费也要花上几千块钱。只需花上几百块，请陪诊师代为问诊，或代取报告寄回，既省钱又省力。

近年来，陪诊师这一职业愈加火爆。在任一社交平台上搜索相关关键词，都能看到众多从业者在上面分享自己的陪诊经历。“月入过万”“轻松赚钱”等字眼吸引不少围观群众入行。采访过程中，多位陪诊师均点明，这些宣传语多有噱头之嫌，“也有人真的能实现月入过万，但需要稳定的客源，而且每一行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记者了解到，在广州，绝大部分陪诊师按时间收费，价位普遍在半天300元、全天500元左右。由于客源不稳等因素，能够月入过万的陪诊师尚在少数。

罗乐的陪诊经历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等待上。“排队要等，问诊要等，做检查拿报告这些都要等。有些教授在看病时很细致，看一个病人会仔细询问一个多小时，等轮到你时，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罗乐说，“我等过最长的一单，等了八个小时。”

今年辞去上海的工作来到广州的雅婷，在7月份正式成为一名陪诊师。刚刚入行的她大多数时候觉得自己只是赚个辛苦费：“那天帮一个人开体检的检查单，我算了一下，检查单上有6项，在这栋楼挂号缴费完，每一项都要找到医生，再确定一下具体预约体检的时间段。整个流程，我就是在医院各个楼和各个楼层间窜来窜去。最近广州近40℃的天气，还是挺辛苦的。”

“作为病人的临时家属，我也感同身受”

陪诊师“入行门槛不高，收入不错”，看上去颇具吸引力，但接受记者采访的陪诊师均表示，倘若没有爱心和耐心，只是想来赚点快钱，是做不长久的，“不管是代办事，还是陪看病，病人有最直观的感受，用不用心决定了下回还会不会找你”。

他们还认为，在提供便利的服务之外，陪诊师会给病人带来心理上安慰，就像是病人的“临时家属”，是“陌生的亲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病痛在身，一个人就医，孤独感更甚。罗乐接的第一单，是陪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士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做影像检查。如果这名女士一个人到医院，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既要走完整套检查流程，又要担心做检查时随身物品放在哪里等琐事，必然有诸多不便。“她身体不舒服，我在旁边帮一把，她能轻松不少。有人陪着，就会给一个病人极大的安慰。”罗乐说，“还有一些异地咨询的单子，病人来不了，通过我们帮忙给他们带去治疗方案，也是一种安慰。”陪诊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成为病人的心理依靠。

对于陈学锋来说，陪诊师这个职业并不陌生。2018年时作为一名设计师，他曾为某家陪诊机构设计过logo，今年年初，受这家陪诊机构老总的邀请，陈学锋正式入行。于他而言，这份工作背后，更多是一份责任。他的第一次工作经历是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代拿检查报告，在医院的自助机上把报告打印出来并寄给病人。即使是特别简单的工作，他还是有几分激动，拿报告时就在想，这可是关系到别人身体甚至生命健康的报告，心里油然生起责任感。

“对我来说不是单纯地完成一单业务，而是成功地帮助了一个人，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陈学锋说。因此他常常在接单前就详细了解病人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譬如病人有低血糖的毛病，他便会事先准备好几颗糖，以备不时之需。

作为一名陪诊师，在体验到帮助他人的意义之外，也时常会遭遇到很多负面情绪。人在生病时，情绪难免不好，病人及其家属都在紧张焦虑的状态下，为了更快就医，可能对陪诊师发脾气，专业的陪诊师需要以包容的心态面对这些，找到方法进行心理疏导并解决就诊难题。

而更多时候，由于服务对象是病患，陪诊师也很容易产生共情。雅婷曾接到一单危急陪诊，一位老人脑出血，推进手术室后一直没有出来，“其实老人的家人都在，三代同堂围着，我们不放心就一直陪着等，他们焦急你也焦急，他们快乐你也快乐。”雅婷说，“在陪诊过程中，近距离接触生死，你很容易感同身受。”

“我们不是‘黄牛’，也不止是跑个腿”

新鲜事物的产生常伴随着误解，这一规律在陪诊师这一行也不例外。广州的李小姐在选择陪诊师之前，也有一番瞎琢磨：“当时我身体不舒服，需要有人陪同做检查，一个人在外，又不想欠朋友人情，找陪诊师是迫不得已，其实很担心是‘黄牛’，或者是医托。”

陪诊师需要经常面对这样的顾虑和猜测，他们也有自己的辩解。“很多客户找到我们最大的诉求就是节省看病的时间，在他们的理解中我们就是‘黄牛’，以为找我们就可以插队。”陈学锋说，“我们确实可以节省他们的时间，但更多的是梳理好看病的流程，明确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让你不会在医院像无头苍蝇一样。除去排队时间，尽量把整个就医时间压缩到最短。”

陪诊师既不卖药，挂号也需走正常流程，在医院的专家教授面前也没有特权。有人曾让陈学锋帮忙约医院教授出来吃个饭，但他拒绝了这个请求。

在陪诊师阳阳（化名）看来，与“黄牛”“医托”“药贩子”不同，他们是在做更为专业的事情。今年7月，阳阳与合伙人在广州注册成立友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准备让原本零散的陪诊事业更加规范化。他成为陪诊师，与他的一个特殊身份有关，他曾是一名“资深”病人家属。

2018年，因为家人生病，阳阳加入了广州某医院的病友群。在群里，天南海北的病友们时常分享就医经验，自己作为病人家属长时间待在医院，对各方面的医疗及病理知识也略懂一些，有时也会给群里的病友提供一点建议，或是搭把手取个报告。

今年6月，阳阳与群里几位志同道合者一拍即合，决定建立一个陪诊机构，“一是市场确实有需求，行业火热；二是也想为群里的病人家属提供就业机会，很多家属由于长期陪护病人失业了，我们培训他们成为陪诊师，让他们能利用积累的经验和在医院陪护的时间赚点钱补贴。”阳阳解释，目前团队的陪诊师多来自病人家属，罗乐便是团队的一员，他们在“大病就医”方面显得更为老到，“哪些教授擅长看哪类大病患者，特别是肠癌、肺癌、血液病等，我们都比较了解。”这也是让阳阳觉得，相比起“黄牛”“医托”，自家团队更为专业的原因。

陪诊师代办并非只是一项“跑腿”的活，在接单之前，阳阳会先了解病人的基本情况和就医诉求，提出建议，双方达成一致后，匹配合适的陪诊师。“我们会理顺整个流程，挂号、检查、问诊、取报告、出方案，家属如果不熟悉哪一环耽搁了，可能一两个月就过去了，这会耽误一些患者特别是大病晚期患者的治疗。”阳阳说。

对因故无法现场就诊的患者，阳阳团队的陪诊师会事先整理病人病历和相关资料，列清诉求，让问诊的教授对病情一目了然，给出更加详细的病情解答，而陪诊师会全程沟通，录下过程，再反馈给远在他乡的病人，而这些是单纯“跑个腿”所不能做到的。

“看病是刚需，这一行简直热得滚烫！”

目前，阳阳团队共有16名陪诊师，服务的范围也不限于广州地区，甚至承接海外的客单，比如一位越南籍大哥已连续五次与他们团队合作。“这位大哥是淋巴结核，因为他普通话不流利，需要我们转述，我们全程陪着他去找医生，第二天就安排入院了，又陪着他做手术、出院和换药。”阳阳说，“他老婆很感动，不停说‘真的感谢有你们’。”

近两月，陪诊师的生意愈加红火，阳阳的团队平均每天都能接到两三单。不少人想要加入他们，但阳阳有自己的考量，“你可以没有专业背景，我们可以慢慢培训，但你一定要有耐心和爱心。”

从事该行四年多的广州优德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庄木游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在接下来的招聘中寻求更多专业人士加入团队。“原先陪诊师的入行门槛确实不高，但随着求职者越来越多，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当然希望有相关医科或护理背景的人加入，为团队的专业性提供保障。”庄木游说。

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对这一行保持乐观的态度，“看病是刚需，近年来市场更加广阔，这一行简直是热得滚烫！”庄木游打趣道。在刚需之外，媒体对行业的关注再加上自身的发力宣传，局面逐渐打开。这两个月庄木游的公司接单不断，月单量可达五百以上。

深度解读：自发形成的陪诊业亟须规范

行业火爆，追随者众多，但据了解，目前陪诊师这一职业并没有相关职业资格认定或是行业规范，也没有直接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因此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形。不乏有机构或个人利用病患的心理，借着陪诊师这一名头赚快钱；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网上充斥着大量真假难辨的陪诊师培训课程，像前文提及的带有夸张噱头的宣传视频，大多数是为了卖课，忽悠求职者买课培训入行，求职者会一步步被引导购买更高级更贵的课。

陪诊行业成为热潮，诸多从业者在盼望更为完善的行业规范，在入行门槛、服务要求、职责范围、责任划分等方面有更为细致标准的行业准则，引导该行业良性发展，让社会更好地接纳这一职业。

与社会自发形成的陪诊行业发展相关的背景是，如今，广州大部分医院里都具备导诊服务，通常由志愿者承担这一工作，但无法兼顾到每一个病患及其家属的个性化陪诊需求。“上海有些医院的APP里会对接‘陪诊入口’的小程序，如果病患有陪诊需求，可以点进去在上面直接下单，但目前广州没有一家医院具备此项服务。”广州陪诊从业者庄木游说，未来，他希望能够在相关规定的引导下，与医院或康老机构达成合作，推动事业再进一步。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文/阅尽

贵州乡村的篮球赛“村BA”最近火出圈，引发全国性关注。日前，冠军球队黎平县代表队还向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发出邀请，诚邀姚主席和CBA球星前往现场指导。姚明幽默回应称，“可能拿不到票”，但他表示，有机会一定去现场看看。

一边是偏远乡村的农家篮球队员，一边是名震国际篮坛的NBA巨星和中国篮协主席，两者间的互动不但没有违和感，反倒让人感觉自然亲切，而又不乏特殊的寓意和况味。

在常人印象中，体育赛事大多在城市体育馆或企事业单位的运动场上举行，很少将它与乡村或农民挂起钩来。篮球运动因受场地限制，在农村一般较难普及。殊料在并不发达的贵州黔东南，篮球赛却开展得热火朝天，每次比赛现场人山人海，以致于“一票难求”。对参赛者和观看者来说，这样的赛事享受丝毫不亚于CBA甚至NBA球场。

贵州乡村篮球赛的火热，反映了当地村民对篮球的热爱，也揭示了体育运动的基本规律。不论什么体育项目，只有植根民间才能真正富于生命力。同时，群众体育又与专业的竞技赛事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体育强项往往与该国的群众基础密切相关，像中国乒乓球、巴西足球、美国篮球等，都体现出这一规律。

相反，失去群众基础的体育运动，不仅“和者盖寡”，也很难培育出高水平的球星和实力。就像中国足球，尽管凝聚无数国人的期盼，上下各方均用力不小，但一到国际赛场上，就总令人失望，成为中国球迷心头“永远的痛”。盖因其群众基础薄弱，有数据说，中国注册的足球队员，还不如许多国家注册球员的零头。一项体育运动，若只是在小圈子中转悠比高低，其总体水平也可想而知了。

由此而论，倒是真心希望姚明与“村BA”之间的互动不是客套，若姚明这样的顶流巨星真的莅临“村BA”赛场，将是对群众运动的莫大鼓舞。让更多的体育运动走向民间，走向乡村，这是中国成为体育强国的基础性工程。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校对 | 彭继业

文/吴睿鸫

8月11日早间，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管理中心微信公号“健康山东服务号”发布消息称，山东健康码实现跨省核酸检测结果互认。河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于8月5日印发《关于落实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互认的通知》，确保各地有序开展核酸检测结果互认工作，助力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吉林通化和广西梧州也在推进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工作。（8月11日《澎湃新闻》）

事实上，在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7月2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通知》的第二天，北京就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国家政策的城市。在7月30日凌晨，北京健康宝上就可以查询外省市核酸检测结果并上传健康宝了。如今，山东与河南等省，及吉林通化和广西梧州等城市，也纷纷加入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行列。

这些地方积极快速落实国家政策安排，无疑是一种正面示范效应，有利于推动全国其他地方效仿。同时，也反映了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并不存在什么技术方面的瓶颈与困难，关健在于各地政府有无落实的决心。

实际上，推行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并非新政策。早在2020年4月和12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就已经发文，要求各地实现防疫健康码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今年4月份召开的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也再次明确要求“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

可是，这项利国利民的公共政策，落实得并不理想。正因为如此，7月29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通知，再次重申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

值得欣慰的是，自《通知》印发以来，全国各地掀起落实的“小高潮”。有的地方创新探索一些互通互认的方式，进一步方便群众使用。比如，北京市新增了查询外省市核酸检测结果，并上传到健康宝的功能；又如，辽宁省的“辽事通”、吉林省的“吉祥码”可以随时切换省内核酸检测数据库和全国数据库。这些做法，极大地方便了公众，建议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开来。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引入了倒逼机制。8月1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负责人介绍，如果遇到核酸检测结果不互认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地设置的公众留言板来进行反映。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对本通知发布后仍不互认、造成不良影响的地方予以通报。

显然，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已成为各地的规定性动作，刚性要求，要无条件不折不扣地加快速落实。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健康山东服务号

责编 | 张齐 李妹妍

校对 | 何绮云

文/王顾左右

近日，一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引发舆论关注。据甘肃永昌警方通报，一位成年受害人疑遭8名未成年人殴打致昏迷并被掩埋，施暴部分过程还被拍摄视频。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警方已找到被掩埋的受害人尸体。8名未成年嫌疑人均已被羁押。

近二十余年来，刑事责任年龄频频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在各界的持续推动之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回应这一社会关切，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自刑法通过以来的首次调整。去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正式施行。

依修改后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代入个案来分析，甘肃永昌案符合“故意杀人”“致人死亡”“特别残忍手段”“情节恶劣”等多个关键要件，行凶者中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嫌疑人或将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既然甘肃永昌一案所涉罪名符合刑法相关要求，为何在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上仍要使用“或将”这种不确定的表述呢？这是因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虽已成为刑法修正的选择，但严格控制、慎刑恤罚仍是这次修法的基本原则。除了罪名限定和情节限定之外，要追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同样体现了立法者对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所持有的极为谨慎的态度。

无论是在社会舆论场，还是在刑事法学专业领域，刑事责任年龄都是一个敏感话题。每当发生低龄未成年人所犯的恶性刑事案件，都会引发相关讨论。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年满十四周岁就是我国刑法所明确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在这4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认知等方面，与1979年刑法制定之时已有较大不同。普遍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能有效弥补低龄未成年人故意钻年龄空子实施犯罪而法律却无能为力的缺陷，因而顺应了多数人的刑事正义的期待。

立法需兼顾稳定与灵活，调整已成事实，但相关法律依据是否落地还需要司法实践来回答。甘肃永昌这一起极端恶性案件，恰恰提供了一块能检验刑事责任年龄调整法治成色的试金石。与以往类似个案总是触发修法的讨论不同，这次我们大可保持对此案的关注，静待司法机关的程序推进。科学立法之后，就该看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跟进了。（作者是法律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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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永昌县公安局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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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何绮云

文/赵志疆

8月9日，被拐儿童符建涛的妈妈彭冬英发文称，自己近期因找回孙卓的线索问题遭到网暴。在视频中，她还提到了关于悬赏金的问题。8月10日晚，孙卓的父亲孙海洋表示，自己愿意支付20万元悬赏金，希望与符建涛妈妈取得联系。

“我们都是寻亲家庭，是兄弟姐妹，没必要这样。”孙海洋的这番话，令人唏嘘不已。两个同病相怜的寻亲家庭，两个为寻子倾注了所有精力的人，他们互相支持鼓励，并肩走过十几年寻亲路，但在相继找回自己的儿子之后，他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嫌隙。20万元悬赏金，就是其中的一条导火索。

实际上，孙海洋是否应兑现20万元寻子线索奖励，在孙海洋找回儿子孙卓时就曾引起网友的热议。因为“符建涛提供线索帮助找到孙卓”的话题，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受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网友一方面质疑符建涛提供的线索到底有多少价值，另一方面觉得孙海洋找回孙卓是多方努力下的结果。基于此，有人提出“孙卓是警方找到的，与符建涛无关”，更有甚者，认为彭冬英在网络上炒作这个话题“纯属抢功劳，碰瓷”。

失散多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这原本是一段苦难岁月的终结，但对于彭冬英来说，却成为新的苦难的开始。面对流言蜚语，彭冬英曾多次与网友互怼，但迎接她的却是一波又一波更加凌厉的攻势。同样是找回儿子，孙海洋的生活恢复了平静，彭冬英的生活却陷入了新的混乱，这难免会使她产生焦虑。在新近发出的长文中，彭冬英直言不讳地表示：孙海洋的冷漠更让我难过。

“冷漠”是彭冬英为孙海洋下的一个定义，而这也正是彭冬英义愤难平的关键。基于“冷漠”的定义，彭冬英很容易将自己所遭受的种种网络暴力归咎于孙海洋——你为什么没有出面替我说话？正因为如此，彭冬英此次一口气抛出灵魂三问：涛涛提供的线索对找回孙卓到底有没有帮助？您是否公开承诺过给提供线索的人支付赏金？涛涛提供的线索是否符合您设置的条件？

谁在找回孙卓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这是个很难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尽管彭冬英的连环追问充满了火药味，孙海洋还是善意地作出了正面回应：“涛涛提供的线索符合我设置的条件。”不仅于此，孙海洋还表示，“所有人都对我有帮助，千万萤火，每一个人对我们这么多年找孙卓都是有帮助的。”这种开诚布公的姿态，对于饱受网络暴力困扰的彭冬英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宽慰。孙海洋的这番话，也是对网络暴力的直接批驳。肯定彭冬英有资格获得20万元悬赏金，意味着所有围绕着这个话题的流言蜚语都可以休矣。

20万元，对于一心寻子十几年的孙海洋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敢于直面彭冬英的追问，勇于兑现自己的诺言，体现出的不仅是一诺千金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是在试图安抚彭冬英伤痕累累的心——彭冬英想讨要的不仅是20万元赏金，更是一个公允的说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平静的生活。

无论彭冬英是否收下这笔钱，孙海洋的这份善意都应被看见。无论此次事件最终如何收尾，网络暴力的伤害都不应被放过。期盼天下无拐的同时，期盼天下无网暴，恰如孙海洋所说：希望大家不要搬弄是非，不要以帮助人的名义坑害人。（作者是资深媒体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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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图片 | 网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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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红雨

文/何勇海

每斤30元的草莓，被贴上“绿色食品”商标后每斤抬价至50元，而这些证明商标还是私刻模具非法印制出来的。今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深入推进夏季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暨“砺剑”系列专项行动，侦破了全国首例假冒国家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证明商标系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捣毁产、储、销窝点10余处，查获假冒“绿色食品”证明商标30余万只，涉案销售金额200余万元。（8月9日东方网）

“绿色食品”是国家农业农村部于1990年制定推行的优质农产品质量认证标准；而“绿色食品”商标是证明食品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的标志，这一商标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在现代生产和流通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1992年，“绿色食品”被国家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正式核准注册为我国第一例证明商标，受商标法保护。根据相关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经国家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检测审核并取得授权后，方可在其生产的农产品外包装使用“绿色食品”证明商标。

然而在上海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经国家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授权许可之下，私刻模具非法印制假冒“绿色食品”证明商标，并将假冒商标贴附于自行生产或低价收购的草莓、葡萄、大米等普通农产品外包装，由此虚增农产品质量等级，然后再以高于普通农产品50%以上的价格对外销售，以此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这样的生产经营行为显然侵犯了注册商标专用权，《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转让绿色食品标志和标志使用证书。

从市场和消费角度说，“绿色食品”证明商标造假，是借人们追求健康、安全的心理，打着“绿色食品”的幌子浑水摸鱼，给“绿色食品”市场造成混乱；同时，这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可能排挤竞争对手，还损害了真正“绿色食品”的利益；对广大消费者也会形成误导，这就涉嫌消费欺诈，是属于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

对于以普通食品冒充“绿色食品”者，必须毫不手软地予以整顿和打击，以保障“绿色食品”真的是安全、优质、营养食品，保护合法“绿色食品”品牌，促进“绿色食品”市场健康发展。

除了“绿色食品”证明商标不能想印就印，“绿色食品”不能浑水摸鱼，这些年屡有声音指出，“绿色食品”存在“超期服役”现象。按照规定，“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自批准之日起三年有效，要求继续使用的，须在有效期满前九十天内重新申报，未重新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其使用权。然而，使用过期失效标志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与冒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性质是一样的，是误导消费的行为，也应清理整顿。有消费者误以为“绿色食品”标志为终身制，也应通过普及相关知识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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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赵丹丹

文/罗志华

近日，工信部、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短缺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工作。其中要求，充分发挥省级会商联动机制作用，进一步加强信息联通共享，强化监测预警，完善短缺药品分级应对管理措施，指导监督企业履行好信息填报义务，不断提升药品生产供应保障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8月10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患者急需某种药品却“一药难求”，甚至通过全城寻药、全网寻药等手段仍无法化解燃眉之急，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一些患者因此导致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化解短缺药供应难题，相关部门可谓大招频出。比如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要求加大对原料药垄断等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今年1月，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提出，增强易短缺药供应保障能力。

与过去短缺药保供稳价措施相比，本次新增措施的最大特点是，“监测”成为极为重要的一种手段。比如明确每月10日前，相关药企要分别填报《医药工业企业短缺药品生产供应监测报表》《国家集中采购药品生产供应监测报表》；重点短缺药品储备企业通过“国家医药储备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短缺药品库存数量统计表》。并且围绕监测信息报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责任人，一张针对短缺药品的信息监测网络，由此全面铺开。

监测便于尽早发现药品短缺现象，但更大的作用，是强化对药企生产行为的监督。近年来，一些中标药品出现断供现象，往往等到患者无药可用时才发现问题，但实际上，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相关药企或已减产，库存数量也在日益减少，只不过这些早期表现没有被及时发现。随时监测能尽快干预，药品短缺或许就不会出现，监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药企生产药品的主要目的是赚取利润，但药企也承担着社会责任。药品中标之后，因不赚钱或赚钱少而限产、断供，是过于看重利润和忽视责任的表现。对药企的生产行为进行监测，就是要强化药企对相关紧缺药品的保供责任，把这个“牛鼻子”抓住了，药品短缺现象有望得到大幅缓解。

当然，还需要回应企业的担忧，对于“赚钱少的药品”需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奖补，或者在降低税赋上做些事情，让企业既承担社会责任，也不至于感到“太吃亏了”。

当药企的生产积极性上来了，就可能主动承担起更大责任。药企可对自身药品的市场需求与存量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存在短缺的可能，就迅速采取行动。此外，若发现全城寻药针对的是自家药品，可主动与患者进行联系，以缓解患者的寻药之苦。药企的市场监测更具有超前性，药企对缺药患者的事后补救也更直接快速，药企将自身责任向前和向后延展，短缺药品保供就会具备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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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赵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