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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昌俊

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主播从业行为，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共同联合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范”共包括十八条，同时还明确提出，网络主播在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31种行为。

近年来，网络直播大量涌现，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由于网络主播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以及行业规范不足，一些问题也比较突出。为此，相关部门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规定。这一次由多部门联合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则专门是为网络主播从业行为划定底线和红线。

从内容看，这些底线和红线主要分为价值观、法律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方面。比如，价值观方面，主要是指要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表演、服饰、妆容、语言、行为、肢体动作及画面展示等要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等。这方面，其实也是大众感受最直接的一点。之前，出于吸引眼球和流量的需要，一些主播在表演内容方面不惜“打擦边球”，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这不仅容易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同时，也有损直播行业在大众心中的形象。现在，“规范”明确作出限制，主播们在这方面理应少一点侥幸心理。

法律方面，则是一些最基本常识的重申。比如，不得营销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不得夸张宣传误导消费者，不得通过虚假承诺诱骗消费者，不得使用绝对化用语，违反广告相关法律法规未经许可直播销售专营、专卖物品等。

众所周知，带货是如今直播行业的主要业务之一。主播应该对自己所带货的质量负责，在推销过程中，不得违背广告法，不得误导消费者，这和线下销售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从现实来看，这几年因为商品质量问题而“翻车”的直播带货不少，甚至连一些头部主播都未能幸免，这方面确实应该要引起重视，不能让直播间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天堂”。

此外，“规范”还特别指出，网络主播应当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这同样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近两年，已有多名头部主播因偷逃税被罚，这里面的教训值得每个从业者引以为戒。

由于网络直播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直是监管关注的重点。这次“规范”中对此同样有多处着墨。比如，要求不得有表现吸烟、酗酒等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的内容；不得通过有组织炒作、雇佣水军刷礼物、宣传“刷礼物抽奖”等手段，暗示、诱惑、鼓励用户大额“打赏”，引诱未成年用户“打赏”或以虚假身份信息“打赏”。上述要求，比如，严禁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其实之前在一些规定中就已经明确，这次更侧重的是强调主播的责任。事实上，主播作为网络直播生态中与观众直接打交道的一环，也可以说是最容易影响观众行为的人，其在履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上，确实应该做到“守土有责”。

这次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相关部门首次给网络主播量身定做了一套“职业标准”。根据2020年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的互联网营销师新职业信息，“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也即意味着带货主播已经成为正式工种。因此，对照这次“规范”所提出的要求，每一名主播都应该对自身的职业标准，有更清晰的认识。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标准越明确，其实越利于直播行业和主播个人的职业发展。君不见，直播行业快速火爆的这几年，头部主播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确实令人深思。只有在更明确的规则指引下，直播行业，或者说主播个人，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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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傅铭途 谢小婉

文、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梓青 实习生 蒋雪晗

上周，广州音乐教培机构小音咖音乐中心（下称“小音咖”）突然停业，引发广州家长们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其公众号6月13日发文称，因遭遇重大资金困难，自2022年6月13日起（含当日），小音咖将暂停广州校区全部课程。而除了广州，在小音咖总部所在地上海，其线下多家门店同样处于关闭停业状态。

据了解，小音咖背后的主体是上海艺齐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艺齐来”）。企查查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7日，认缴注册资本为约305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艾。据悉，李艾是小音咖的CEO兼创始人。目前上海艺齐来的第一大股东为上海音博文化传播合伙企业，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乔月猛任小音咖的董事长。

自小音咖关闭广州校区以来，已有部分家长到天河区天河南派出所报案。6月22日，记者拨打经办此事民警的电话，对方未对此事做出回应。记者随后又前往该派出所，值班民警称经办此事的民警并未值班。此前经办民警曾向家长回应称，如果涉及诈骗，将由公安机关立案受理，如果涉及民事纠纷，建议家长走法律途径。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廖建勋律师告诉记者，这类事件是否涉及合同诈骗需要考虑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对方是否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还说只是想正常做生意；客观上，诈骗还需要有虚构事实的情节，例如误导诱导，骗取家长信任等。

廖建勋律师表示，如果不涉及刑事案件，仅仅是民事纠纷，家长首先可以和经营者沟通协商，也可以向当地消委会提起投诉，或者向当地的基层政府提出申请，要求介入调解，最后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记者22日下午以学生家长的名义拨打了小音咖此前公布的服务热线，接线客服人员称家长可以通过该电话号码添加广州小音咖学员咨询微信专号。微信上，客服人员告诉记者，家长需要按照客服人员发送的模板填写相关信息并反馈给客服人员做退款登记，预计三个月左右就能收到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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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梓青

连日来，粤北多地的水灾汛情牵动着全省人民的心。21日，广东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防汛工作进入紧要关头。越是到了紧要关头，越是要坚持、顶住。各地各部门要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把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汛救灾始终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汛情发生以来，各地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闻“汛”而动，在抢险救灾、转移受灾人员的一线，都能看到他们奋战的身影。

在转移受灾群众的同时，还要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羊城晚报记者20日深夜在英德市望埠镇政府大厅看到，成箱的物资正在被分拣、打包，分发给受灾群众，每个物资包里有四块面包和一瓶牛奶。在一处安置点内，水电、洗手间等基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应对灾害，要做细做实集中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受灾群众吃上饱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住所、有医疗保障。

防汛救灾还是一场“信息战”。各地各部门要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和信息发布，切实做到早判断、早报告、早部署，让信息“跑在”洪水的前面，在防汛工作中做到有备无患，防患未然。对于洪水发展的预警预报，还要以最快的速度传到村镇一线，引导组织群众防灾避险，打好汛情应对的“提前量”，下好“先手棋”。

在应对汛情之外，还需要关注水灾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一是要盯紧看牢地质灾害隐患点，严防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二是要做好疫情防控和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止疫情与灾情叠加碰头。此外，还要抓紧抢修受损交通、电力、通讯基础设施。据此前报道，广东各地强降水对电网造成严重影响，全省129万用户受波及，至21日16时，仍有35万户未能恢复供电。

汛情之后，组织好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工作同样重要。据羊城晚报记者探访，今日韶关水退，市区路面布满淤泥，深处可达脚踝，不少地方还有积水，道路不畅。韶关有关各部门正在开展排水清污工作。在韶关南雄，大片烤烟被淹没，当地第一时间组织抢收和自救。帮助受灾地区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重点。

据最新报道，广东今年极端“龙舟水”已结束，韶关市22日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从Ⅰ级先后调整为Ⅱ级和Ⅲ级。预计22日北江干流洪峰将过境清远英德，英德站将于17时前后出现36.1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10.10米。在迎战汛情的最后关头，更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战胜洪水的胜利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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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赵丹丹

文/王顾左右

6月22日，一度沸沸扬扬的“阿里女员工案”有了最新进展。据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消息，该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7月27日晚，被告人张国在参与宴请时与被害人周某初次相识，趁周某醉酒之机，在餐厅前台附近及包间内，对周某实施猥亵行为。次日7时许，张国到周某所住酒店房间内又对周某实施猥亵行为。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国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此事件之前备受关注，但焦点却并非张某，而是被害人周某当时的同事王某文。2021年8月7日，周某在网上发文，自称被上司王某文强迫出差、灌酒和性侵，继而再被男商户张某在酒局上猥亵。警方介入调查后，王某文案所涉罪名由强奸变为强制猥亵。

2021年9月7日，王某文被行政拘留15天后回家，这实则意味着王某文刑事罪名不成立。而看似“被卷入”的张某则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公诉机关指控张某犯强制猥亵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通报还透露，张某无认罪、悔罪表现，应依法惩处。

虽然围绕此事件的信息披露，前后共有周某的“小作文”，周某所在公司的官方通报，王妻、张妻的反击周某帖，警方、检方及法院的官方通报等多个来源，俨然一部现实版“罗生门”。延宕10个月之后，网友对此事件的认知或多或少都有了新认识。从有客观证据证明且各方无争议的基本事实看，周某被猥亵既不像她自己所写的那样惨，也不像有的论者和当事人家属认定的那样反转。

进入司法程序的个案，总是试图以证据来还原客观真实。但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并不是同一概念，也并非可以简单画上等号。包括此次公布的一审判决，鉴于被告方已声称将上诉。在法律上，此时一审法院的判罚仍处在未生效之中。二审结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来回答。

由于尚未看到一审裁判文书全文，目前过于简单的信息披露仍引发了来自公共舆论场上的一些质疑。其中可列为合理怀疑的一处细节在于：法院经审理查明，7月27日晚张某在参与宴请时与被害人周某初次相识，就趁周某醉酒之机实施了猥亵之事。但到了次日7时许，张某又到周某所住酒店房间内对周某实施猥亵。此时的周某是否已经酒醒？为何仍放任前一晚刚认识且曾猥亵过自己的张某进入房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违背妇女意志，趁被害人醉酒之机猥亵被害人，其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这里的“趁机”，是否包括了当晚和第二天早上？

网友追问这些细节，也不能说只是在一味“吃瓜”，甚至是在不当窥探他人隐私。当个案已经发酵成为公共事件，尤其是案件细节已由各方当事人自行披露，相当于权利主体在公共舆论场上对自己的隐私权明示了放弃。作为公共事件的这一个案也因此具有了普遍预防功能。“吃瓜”群众的网络围观，部分可能是因为猎奇，也有不少围观者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想要通过司法处置来准确判断酒桌行为不端与性骚扰、猥亵、直到强制猥亵罪的边界。

在现实生活中，酒桌行为不端与性骚扰、猥亵均属较为常见的陋习，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强制猥亵个案并不多见。散见于《民法典》《妇女权益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的相关表述，多原则而抽象。如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何为“暴力”？何为“胁迫”？何为“其他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表述，稍深入就能写出几部博士论文来。

通过张某一案，至少围观者知道了，乘醉酒之机猥亵女性，亦属强制猥亵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这一普法仍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面对舆论关切仍在持续高涨，接下来法院不妨再把司法信息公开的窗口再开大一些，让围观者更清晰地了解，该如何判断是否违背了妇女意志？以及又该如何判断女性隔夜仍在醉酒状态？

（作者是法律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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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傅铭途 谢小婉

校对 | 谢志忠

文/张凯阳

近日，河南某开发商推出“小麦换房”“大蒜换房”活动。其中，小米按照2元/斤抵首付，最高可抵16万元房款；大蒜5元/斤抵首付，最高可抵扣10万元首付。对此，销售人员表示，策划该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助农。

前有广西玉林进城买房推荐工作，后有河南多地“小麦大蒜换房”。在夏收季节，推出小麦换房，可谓应时应景，“创意”无限，噱头十足。到底是为了助农还是卖房不重要，这一创意的出现，足以说明楼市行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开发商为了卖房可谓费尽心力，穷尽手段。

正常场景下，恐怕谁也不会将1块多钱每斤的小麦与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房子放在一起进行兑换。毕竟在县城，一套房子至少也要50万元。即使按照高于市场的2元/斤进行换算，也需要25万斤小麦进行兑换。如果只考虑首付，大概需要8万斤小麦。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为800-1000斤，以此测算，一套三、四线城市的普通房子，相当于300多亩田地的收成。

且不说有多少家庭能凑到符合首付需求的小麦，更不用说到底是小麦价格太便宜还是房子价格过高，小麦换房背后，终究是噱头大于实际。表面上看，开发商高价收购小麦进行变相让利，但农民是否有真实购房需求、是否有偿还贷款的支撑能力都是未知数。同样，在预售制之下，小麦换房本身是否绕开了预售资金监管机制同样存疑，靠什么来避免烂尾风险，更要打上补丁。

事实上，小麦换房，只是这轮楼市刺激里噱头最足的手段之一，各地为了托底房地产市场所祭出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除了常规的限购、限价、限贷、限售传统“四限”松绑之外，南京、东莞等地借助三孩家庭多买一套房拓展限购空间，但原本就没出台限购限售等政策的三、四线城市，靠松绑来刺激销售的空间并不存在，只能诉诸的只有补贴购房、花式促销等玩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广西玉林。前不久，玉林市发布新政，在市区购买首套住房的，可享受财政发放购房补贴。此外，当地还表示，将向购房者提供万个就业岗位，优先向进城购房且未就业的新市民推荐3个以上就业岗位，岗位薪酬不低于玉林最低工资标准。显然，这是以“送工作”之名来劝人买房，然而买房本身就需要积蓄，更需要稳定的工作作为支撑。在工作尚且毫无着落之下，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更有甚者，还有个别城市试图将卖房纳入基层社区考核。且不说社区任务繁多，本就穷于应付，最关键的是，是否买房终究是市场行为，受制于宏观大形势及市场涨跌规律，不是基层努力工作就能扭转的。

无论是三孩家庭多买一套房，还是小麦换房、买房送工作，还是卖房纳入基层考核，背后都凸显了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焦虑。究其根本，房地产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关乎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还直接影响到部分城市的财政收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卖房手段。

然而，房地产如何走，不仅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还取决于购房者的心理预期，这里的预期包括对于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的预期，也包括对于疫情形势的预期，还包括对于房地产市场前景的预期。如果预期不能扭转，仅仅依靠花样刺激，效果终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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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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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谢志忠

文/然玉

近日，南京地铁上一女子玩手机时将声音外放，恰巧被巡逻的地铁工作人员看到，于是给该女子开了一张“罚单”。据悉，这列地铁上早有提示不能手机外放。对此，南京地铁交通设施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地保办”）回应称，女乘客收到的是“告知单”，而不是“罚单”。此事引起广泛热议，有网友抱怨，“下班时地铁上本来人流就大，还要听到各种短视频外放的声音真的很心烦。”（6月22日现代快报）

手机声音外放这件“小事”，每每引发不少争议。此番，南京地铁果断出手，可说是大快人心。此事曝出之后，网友一片点赞力挺之余，更建议此举“推而广之”。殊不知，很多城市早就有立法“限制地铁内手机声音外放”，比如说北京、上海、贵阳、兰州等。但从现实反馈来看，这类法规往往难以落实到位，乘客的直观感受，就是车厢内还是很吵、“不自觉”的人还是很多，乘车文明依旧有待提高。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消息全网热传后，南京市地保办马上出面澄清，强调给该女子开的不是“罚单”而是“告知单”。这背后所传递的信息，可谓内涵丰富。说到底，所谓的“罚单”本质往往是行政处罚，是需要于法有据，并且是要有执法权支撑的。很显然，南京市地铁交通设施保护办公室，并非行政主体，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开罚单”并不合适。

这一情况，可以说很具代表性。不管是地铁公司还是“地保办”实则都只是运营管理方，而非公共治理部门。若是地铁管理员对乘客进行“罚款”，则涉及越权。有鉴于此，南京地铁方面才特意强调“是告知单不是罚单”。如此一来，为何不少城市明明制定了“禁止地铁内手机外放”，最终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也就很好解释了。

不少城市都是通过制定、修订“乘客守则”的方式，来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严格说来，这属于地方性犯规，但只能算是倡导性的软法，没有太多的强制力和惩戒性。具体来说，若是某某乘客在地铁内公放声音，并且不听劝阻，那么地铁管理员能拿他怎么办？开罚单罚款是不可能的，“要求其下车”“纳入征信”？这些手段貌似是行得通的，然而实际也牵扯到诸多问题而难以施行。一般只有在“纠纷闹大”后，涉事不文明乘客才会受到实质的惩罚。

对于手机外放的乘客，南京地铁工作人员选择以“告知单”提醒，这也是诉诸于周围乘客的道德压力，来唤醒不文明乘客的耻感，引导其自觉自律、知错就改。要想避免这种大型社死现场，不妨从一开始就好好戴上耳机。此事表明，只要地铁管理方勇于担起责任、积极履职，就算不能开罚单，也总能想到办法对付手机外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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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网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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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志疆

6月22日，一则消息迅速刷屏：河北省唐山市“全国文明城市”资格近日已被中央文明办停止。这则消息很短，但引起的舆论轰动效应却很大。以这样的方式被取消“全国文明城市”资格，唐山创下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记录，而这也理应成为当地重建法治文明与社会文明的新起点。

全国文明城市，简称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作为体现城市总体文明水准的综合型荣誉称号，全国文明城市是当前中国城市综合性评定中的最高奖项，同时也是全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是最具意义的城市知名品牌。

唐山2011年入选全国文明城市，2014年、2017年、2020年都成功蝉联，是河北唯一一座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的城市。但因为烧烤店打人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唐山失去了这个令唐山市民引以为傲的荣誉称号。这样的结果耐人寻味，更发人深省。

唐山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后，当地媒体曾如此描述：“炎炎夏日，漫步在唐山街头，笔直宽阔、干净整洁的路面让人舒心……生活在此的唐山人，处处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明新风，时时感受着创城带来的崭新气象……”现在看来，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比外在的环境文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法治文明，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城市，首先必是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城市。

因为烧烤店打人事件，唐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从深度还是烈度来看，都堪比1976年的那场大地震。打人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不是因为暴徒的拳脚落在了大家身上，而是嚣张的歹徒和暴力的犯罪令大家感到恐惧和不安。后续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实名举报，更是让人对这座城市的治安状况和法治环境表示忧虑。安全不仅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更是一种心理的感觉；文明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更是一种深层的品质。以此而论，黑恶势力不仅给唐山市民带来了直接的伤害，而且深深伤害了这个城市的荣誉，以及为此所付出的长期而巨大的努力。

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已经过半，随着多名警务人员接受审查调查，唐山已开启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建”。唐山多次表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对涉黑涉恶犯罪挖尽查透、清仓见底，以失去“全国文明城市”资格为起点，未尝不是对唐山扫黑除恶的一种鞭策——文明城市必先是法治城市，只有展现刮骨疗毒的决心，才能彰显除恶务尽的信心；只有守住城市文明的底线，才能捍卫文明城市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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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谢志忠

文/杨朝清

记者从多位爱心人士处获悉，他们收到了某互联网爱心筹款平台的退款。4年前，他们帮助过一位女子。由于病情危重，该女子于医院抢救一周后去世。4年后，当事人的女儿张女士北大毕业后工作攒钱，将善款全部退还。（6月21日 澎湃新闻）

作为一个励志样本，出身农家的张女士通过努力和拼搏成为顶尖名校研究生，打破了“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来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未来可期。

当张女士母亲身患重病之时，她尚在求学阶段，农村家庭又缺乏财富积累，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熟人圈子难以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不得不寻求好心人的帮助和社会支持。

犹如一根“希望的稻草”，网络众筹搭建了一个社会救济平台，让好心人发出的光与热，能够照亮和温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微光成炬、聚沙成塔，当爱与善的力量汇聚，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力量；“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当传统道德观念中“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和现代话语体系中的共同体意识相遇，让张女士一家在短时间内募捐到了十多万元善款。

“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之所以难能可贵，既在于张女士的道德自觉和文明自律，也在于她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善款明明切实用于给母亲求医问药，张女士没有退还所有善款的法定义务，“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彰显出的朴素道德观和成熟价值观，既让人感动，也给人以前行的动力。

进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还处于起步和爬坡阶段，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尽管如此，张女士依然将“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摆在价值排序的优先位置。对她而言，“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不仅是一种对善意的回馈，也是一种“自我救赎”；不愿意对他人有所亏欠的张女士，将回馈他人当成一种理所当然——与白纸黑字的契约化债务不同，网络众筹的善款并不要求偿还；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有较高层次精神追求的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约束机制。

“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不仅体现了一位年轻人对母亲的眷念，也让我们见识了她的契约意识与诚信精神。出人意料的“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让捐款人深受触动。如果说热心人雪中送炭曾经给张女士一家带来感动和温暖的话，“毕业后退还所有善款”也同样带给捐款人以感动和温暖；这样的“双向奔赴”，让善意在流淌和传递中实现了闭环。

作为一种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与人为善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个充满爱的社会，既需要激发更多人的善行，也需要珍惜公众的善心。善待每一颗爱心，珍视每一份信任，就是对善良的人们最好的尊重和回应，也是对那些投机取巧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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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川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有了最新进展。21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纪检监察机关先后通报相关情况，通报显示，4名被害人中，王某某、刘某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远某、李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马爱军，正接受廊坊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另有多名警务人员被查。

此次通报，来得正是时候。此前，有传言称被打女子已去世。通报直面舆论关切，介绍了受害者的情况。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受关注度高，被持续聚焦，不可能在短期内降温。对这起举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有关部门发布信息可以更及时、更全面、更密集一些，不能等到谣言漫天飞舞才回应，更不能不屑回应。信息披露越及时就越有效果，比如侦办情况发布得越充分就越能压缩谣言弥漫的空间。对于公众来说，除了关心被打女子的近况，还关心犯罪嫌疑人都有哪些劣迹、哪些违法犯罪，关心公职人员在此事中有无失职行为，以及如何确保办案公平等。

对此，通报都有较为详细的涉猎。比如，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某志确实劣迹斑斑，除了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还曾开设赌场、实施网络赌博洗钱、殴打他人后非法拘禁等，真是惯犯！通报称：“相关人员是否涉嫌黑恶组织犯罪，目前正在加紧侦查调查。”这一表述是严谨的，也是尊崇法治精神的，陈某志等人究竟是否涉嫌黑恶组织犯罪，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可确定的是，仅凭陈某志目前所涉的违法犯罪线索，也够他喝一壶的！

再比如，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副局长李某被免职，多名警务人员受到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也说明他们在烧烤店打人事件中应承担责任。正如通报所称，“对出警不及时、执法不规范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开展深入调查”。打人事件发生在6月10日凌晨，具体时间是，2时40分，陈某志对受害者骚扰被拒后打人，2时41分就有人报警，这再次说明当时很多现场人员很有正义感，绝非冷漠旁观。

2时41分，群众报警；3时09分，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民警率辅警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中间过了二三十分钟，或能说明通报所称的“出警不及时”。陈某志2时47分逃离，逃窜速度相当之快，但逃跑之后，当地警方有无及时追捕，值得关注。

此外，针对近期呈井喷状的举报现象，通报也给予了回应：“公安机关正在全面梳理研判，逐一核查、分类处理，对重点线索特别是涉黑涉恶线索，采取挂牌督办、异地用警、提级管辖等方式，迅速依法开展核查调查，坚决查清查透查彻底。”挂牌督办、异地用警、提级管辖，都有利于捍卫法律尊严，维护公平正义，但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落实法律规定，既不能草率行事，也不能偏离法治精神，要真正依法处理，正视难题，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近日，唐山开展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以来，举报者络绎不绝，当地表示全天候接收群众来电来信、接待来访，落实“一人一方案”，“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线索，对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查彻查，这是塑造公民法治信仰的需要，也是呵护社会平安稳定的需要。清仓见底，依法查清查透查彻底，才能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这是举国上下都关心的大事。保持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容不得半点麻痹；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尤需全力以赴。唐山这起事件不仅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反思，也引起了全社会的深思。面对唐山这起事件，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有力地保障民众安全，相信各地有关部门会自我检视，找到更有力有效的办法。（作者是北京知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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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6月10日，安徽师范大学召开全校干部教师大会，宣布省委、省政府关于聘任中科院院士李亚栋为该校校长的决定。安徽师范大学成为进入6月后，继郑州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之后，第4所迎来“院士校长”的高校。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以来，至少有9所高校的新校长具有院士身份。

聘任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院士担任校长，地方高校的上级主管部门主要的考量或是通过“院士校长”的影响力，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并带动学校的学术研究上水平；院士担任高水平院校的校长，也被认为和高水平院校的地位、形象更匹配。

什么人更适合担任大学校长？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弄清楚校长的职责是什么；其次，要明确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目标，根据办学定位和目标，选任与之适合的校长人选。校长的主要职责不是搞学术研究，而是管理大学、服务师生，因此应重点考察校长人选是否懂教育、懂管理；每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要结合学校的办学实际聘任校长。

总体看来，我国社会更多从学术角度看待校长岗位，认为校长是一流学者、院士，才与校长岗位匹配。包括一些高校师生也认为，校长是院士，对本校的发展会更有利。所以，在选任校长时，是否有院士身份，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另外，也有人认为，如果校长是院士，会避免校长为申报院士“分散”精力，非院士的校长，想更进一步评上院士，就会在担任校长职务的同时，继续花时间搞科研，甚至会出现用行政权力调配学术资源为自己服务的问题。

校长的首要职责，是管好一所大学，因此，在选拔校长人选时，应关注其管理大学的能力，而不是把学术能力作为首要指标。对于校长的考核与评价，也应该关注其管理大学取得的学校发展进步，而不是其本人所取得的发展进步。从校长职业化角度看，要让校长全身心投入管理好大学，还应该实行“利益回避”制度，即明确告诉校长人选，在担任校长后，必须全力做好校长工作，即便是院士、一流学者，在担任校长后，也不能再进行学术研究。这就需要院士在应聘校长岗位时作出选择，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校长岗位。

形成这一理念，对我国大学推进现代治理很重要。大学实行现代治理，必须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即不能由行政权主导教育权和学术权，学校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应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在发达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就是校长职业化，做专职的校长工作，就是一流学者，担任校长后也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甚至不再带博士生，而是全力做好学校管理和师生服务。

由于校长不再进行学术研究，也就避免了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谋求更多资源，避免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不分。我国社会在评价大学校长时，存在不是首先看其管理大学取得的学校发展进步，而是看其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倾向，如媒体经常报道，某位大学校长一边担任校长，一边带领科研团队攻关，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

明确了校长的职责是管理好大学、服务好师生，在选任校长时，就可进一步建立把师生意见纳入校长选任过程的机制。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2011年到2012年，教育部曾探索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5所高校校长，并表示，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不足，扩大试点工作范围，推广试点经验成果，突破工作重点难点，不断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在选任校长时，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将有利于考察校长人选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是否符合本校发展、建设的需要。

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来说，聘任“院士校长”或有借院士提高学校地位的考量，在校长代表学校出席各种活动时，院士身份可以为学校“增色”。这其实是需要破除的“唯帽子”观念。学校发展建设要重视“里子”，而不是看“面子”。地方本科院校要建好，需要有清晰明确的定位，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办出学校的特色，不能模仿名校办学，也追逐搞学术研究，提高所谓的学校排名。只有走出有特色的办学之路，聚焦内涵发展，才能推进我国地方本科院校提高办学质量。（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羊城晚报时评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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