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在日前举办的首届“大国新药”全球论坛中的一场行业分论坛上，广药集团战略科学家刘建说了一句话：“广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角。”
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数千家传统制药企业的集体现状。集采压缩仿制药利润、医保谈判重塑创新药变现逻辑、热门靶点扎堆——“不转型等死，转型怕转死”不再是危言耸听。焦虑正在倒逼变革，以广药为代表的一批传统药企，正在从“被转型”走向“主动转”，它们的大船已经开始了掉头。
而大船要完成掉头，至少要闯过哪些关？在这场聚焦“传统药企创新转型之路”的论坛上，来自学界与产业界的多位专家就此展开了深入探讨。
第一关：“真今白银”的决心
广药这艘大船的转向，始于2025年底的一场科技创新大会。那场会上，广药集团高调宣布了转型决心，随后启动“5+5”高端领军人才全球招聘计划。
刘建就是在那个时间点被吸引的。此前，他在百济神州担任全球执委会委员、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更早之前曾在辉瑞、赛诺菲、阿斯利康、诺华、强生等多家跨国药企任职。从创新药企跳槽到传统药企，外界议论纷纷。刘建坦言：“我选广药其实也想了很久。”
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三个判断：第一，粤港澳大湾区是“未来十年中国生物制药腾飞”最有活力的地方；第二，广药是国资链主企业，承担着大湾区医药产业布局的核心枢纽角色；第三，领导层决心坚定，而且拿出了“真金白银”。
“真金白银”是什么？广药宣布，“十五五”期间计划投入200亿元用于研发、300亿元用于产业并购与管线合作。
500亿元，这正是广药为这场转型准备的弹药。
第二关：体制机制的破壁
钱有了，但传统药企做创新药，挑战远比想象中复杂。
在上述圆桌论坛上，刘建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三道坎：一是决策机制，国企讲究稳健审慎，而创新药需要快速决策；二是管线短板，“目前广药的创新药管线不够丰富，特别和行业领先企业相比是落后的”；三是人才储备，由于此前创新投入力度小，高端人才储备薄弱。
更棘手的是容错问题。“肯定有担忧。”刘建承认。但他随即强调，广药战略的两大底层支撑原则就是“坚持长期创新主义、健全科研容错机制”。“如果没有容错机制，错了就处罚，这对真正做事的人不公平，也不符合行业规律。”
体制机制的墙怎么破？行业里走出了两条路。
第一条路：独立孵化，让市场检验。科伦博泰是这一模式最典型的样本。2016年从老牌“输液大王”科伦药业中孵化，2022年与默沙东达成9个ADC项目合作，交易总价近118亿美元。2023年独立登陆港交所后，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目前已超过母公司。
第二条路：体内再造，用时间换空间。恒瑞医药从2000年开始布局自主研发，用仿制药的现金流持续反哺创新。2026年第一季度，恒瑞创新药销售收入占药品销售收入比重达61.69%，完成向创新药企的转型。
广药选择的也是第二条路——体量足够大，可以在内部完成系统性再造。管线的搭建采取“自研+并购”双轮驱动。7月底，广药旗下何济公药业斥资3.3亿元，控股收购了透皮贴剂企业法玛星医药，补上了它从传统中药贴膏转向新型透皮制剂的关键短板。在广药300亿元的并购预算中，这类“补短板、快见效”的落子，正是为5-10年后自研投入见成效争取时间和空间。此外，广药已成立白云山稀核公司布局核医药全产业链，并牵头建设全国高校生物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推进33个细胞与基因治疗合作项目。“我到广药三个星期，其中大约两个星期都在全国各地考察项目，重点看哪些资产、哪些产品管线符合广药的发展战略。”刘建说。
第三关：领军人才的破局
钱有了，机制在改，但最终决定转型成败的，是人。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孙勇奎在圆桌论坛上对“领军科学家”作了一个分层——基础生物医学科学家负责发现新靶点、新机制，技术突破型科学家提供新平台，转化科学家则负责把生物学发现转化为临床资产。三类科学家中，中国最稀缺的是第三类。
“从基础发现到二期临床的概念验证，是最艰难的一段路。”孙勇奎说。转化科学家是中国制药行业“最需要加强的一环”，也是传统药企转型时最应该重金引进的人才。
孙勇奎建议，正在转型的传统药企可优先引入已有临床概念验证的资产，而不是从大学实验室的早期发现直接转化，“假如说太早，从学校出来的直接去做转化的话，这一段路实际上是最艰难的一条路”。
为补足人才短板，据刘建介绍，广药已启动高端领军人才引进计划，目前引进和在引进的高端领军人才近20人，其中不乏来自强生、礼来、默沙东、诺华、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的高层次研发和BD人才。当前，全集团聘请了40余位国内外顶尖专家组建科创智库。
第四关：全球航道的风浪
为什么传统药企转型后，必须出海？
百济神州总裁吴晓滨的判断一针见血：“我们国家14亿人，人均GDP大概1万多美元，几千家创新药企如果只靠国内市场，是撑不起来的。”
但怎么出，仍有讲究。亿帆医药执行总裁耿雨红分享了三个关键词：研发端全盘规划、销售端分层布局、标准前置对标。“现在很多企业想先在中国做临床，再去美国做。但美国在这方面越来越收紧，已经不接受中国的一些数据了。”她建议的做法是：美欧同步做临床，从一期就开始全盘布局。CMC标准也必须在前期就按中美欧各自的要求对标好，“欧盟的GMP核查是中国企业高频失败点，如果不前置准备，到核查时根本来不及。”
吴晓滨画了一张出海决策地图：如果是Best-in-class产品，长远应建立自营团队；特色小分子或小众适应症，可自主推进；早期项目或资源有限的企业，“License-out是更现实的选择”；此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也蕴含着巨大的未满足需求”，“因为你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精力、没有那么多钱，可能要分阶段、分区域来走”。
第五关：AI时代的技术超车
在传统药企转型的拼图中，有一个赛道正在成为变量——AI制药。
当前，广药联合华为打造的国产算力驱动AI药物研发平台，已完成概念验证测试，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应用案例集》，成为国内制药行业唯一入选项目。该平台预计可将苗头化合物发现周期从12-18个月缩短至1-3个月。
协和创新港首席科学家张丹对AI赋能制药极为看重：“不拥抱AI，就会被AI一脚踢开。”他补充说，美国已经率先实行AI辅助的药物审批，如果我们跟不上，会大幅度消减我们在病人资源和临床转化效率方面的领先优势。广药等传统药企如果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结合AI大幅降低研发成本，有望摆脱原来追赶的模式。
从行业来看，石药集团的实践印证了这一判断。石药自主研发的“AI引擎双轮驱动高效药物发现平台”，将新药早期发现时间缩短超30%，早筛整体研发成功率提高了50%-60%。2025年6月，石药凭借这一平台与阿斯利康签订了潜在总金额53.3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协议。
AI对于传统药企的意义，或许比想象中更大——它提供了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在这场新赛道上，新老药企站在同一起跑线。
转型没有一帆风顺的。刘建并不回避：“阵痛和挑战是一定有的，有时候有一点往回走都是正常的。”但在他看来，阵痛可以解决，“在那些率先实现转型的传统药企身上，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
科伦博泰用几年实现了市值超母公司，恒瑞用二十年完成了仿制药到创新的跨越。广药的转向刚刚启程——500亿元的弹药已经上膛，40余位外部专家的智库已经搭好，多笔并购已经落地。决心关、体制关、人才关、出海关、技术关，每一关都不好过。但当一艘巨轮开始转向，舵转得再急，也需要时间和耐心。正如刘建所说：“也许一个两个项目会失败，但坚持做下来，整体一定会有回报。”
文｜记者 陈泽云
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