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晚·花地·文化

1月5日晚，“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谢有顺《文学的深意》新书分享会”在广州珠江公园湾区书屋成功举办。

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首度进行个人著作的线下分享，与作家、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熊育群，评论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申霞艳，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围绕《文学的深意》一书展开精彩对谈，来自广东的作家、评论家代表也踊跃上台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

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广州珠江公园、广州市大湾区文化交流促进中心主办，现场座无虚席，嘉宾们妙语连珠，引得听众们掌声阵阵，气氛十分热烈。

《文学的深意》：灵魂相认的在场之作

《文学的深意》是谢有顺全新的文学评论集，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该书分为“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四个部分，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诸多文体，涉及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如莫言、韩少功、阿来、于坚、张者、徐则臣等，对多部当代作品，如《应物兄》《回响》《金墟》《镜中》《惊蛰》《河山传》等进行了文本细读；同时，更有对孙绍振、陈思和、陈晓明、李静、胡传吉、柳冬妩等学术名家和文学评论者的批评方法的论述。

从文体到人，从文本分析到评论的评论，谢有顺全面展示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体察和洞悉，著作可谓一本“当代文学面面观”。

同时，作者始终秉持“文学与生命互证”的价值立场，看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张力，视野开阔而深邃，行文清醒而警觉，字里行间闪耀着人格力量的辉光。

“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文学评论不仅仅是知识谱系的演绎，也不是手术刀式的对作品的客观解剖，它必须包含着批评家对作家、对生命、对世界的充分理解。”谢有顺介绍道，他创作文学评论的原始动力始终是“一个作家的作品打动了我，让我有感而发”，正因如此，他的文学评论包含着对投射在作品中的作家灵魂的共情和理解，饱含着他自己对这部作品所投入的鲜活的生命体认。

“‘在场’是谢有顺进行文学评论的底气。”熊育群认为，一方面，谢有顺对作家的创作过程尤其是个中秘辛了如指掌同时也感同身受，总能给出自己最为真诚、善意的评论；而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修养非常深邃，始终能站在文艺理论的前沿，对当下创作进行准确、犀利、有针对性的评论”。这些都会让作家受益匪浅。“身边有这样一位批评家，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幸运”，熊育群说道。

何为理想的批评？福柯曾表示：“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批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申霞艳现场引用了福柯的这段话，她认为，“‘召唤存在的符号，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我觉得这就是谢老师所做的。评注唐诗也好，给当代文学写评论也好，谢有顺和不同的心灵进行文学的、诗意的对话，然后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我觉得这就是批评的力量，也是当代批评家需要去承担的责任。”

王威廉也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指出谢有顺的文学批评所具有强烈的“精神实践性”，他说：“谢老师的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知，让我认识到评论本身也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写作形式：评论家介入的不仅是作家的文本，更能通过文本找到文学的精神原点，这时候，不管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我们都共享同一份文学的精神和尺度，这就是文学的深意。正因为这份默契，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才如此重要。”

文学批评要重申人格的力量

“文学是从感觉、细节、语言、场景出发的，其中有经验、有情感、有想象，作家的任务是把这些看起朦胧、混沌、未知、暧昧、沉默，甚至处于黑暗境遇里的事物变成可知可感的形象。”在谢有顺眼中，文学把人性和世界的某个真相，用意象或形象的形式照耀出来，其深度有别于哲学的深度——说不清道不明，却往往能直抵人心，“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深度，也是文学的魅力。”

而他心目中理想的批评也与此呼应，他说：“好的批评应该充满这些细碎但真实而丰盈的感觉，由此出发，再作概括或理论阐发才是有效的。”

正因如此，谢有顺认为，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学问可以慢慢讨论，但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如何，有时并不需要洋洋万言，而是一下就能清澈见底的。批评需要和文学一起，不断去重申人格的力量。”谢有顺说道。

“我们喜欢谢有顺的文学批评，是因为他总能给我们带来创作乃至人生上的启发。”熊育群表示，谢有顺的文学批评褪去了理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面，而融合了对社会、时代、人的处境等方方面面的感触和理解，既是评论，也是真诚的、妙语连珠的大散文。

他说：“文字让灵魂认识灵魂，谢有顺把自己敞开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还可以感受他的才华、人品和魅力，从中感知到人格的力量。”

申霞艳也在现场分享了与谢有顺最初相识时的故事，“90年代，我还只是一个学生时，谢老师就已经少年成名，这么多年，他依然勤勤恳恳地介入当代文学现场，贡献了很多出色的成果，其间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或学术精神的一种传承，令人感动。”结合谢有顺的治学态度和批评观点，申霞艳认为，三十多年来，他的文学批评之所以不断壮大、开阔、深邃，背后还是要说回人格、说回人品，回到一种心灵的广阔。

“坦率来说，文学评论很多时候是一种容易过时的文体，但谢老师的文章不管多久都值得一读。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始终站在一个根本性的立场——人的立场之上。”王威廉表示，谢有顺的文学批评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精神，摒弃了晦涩复杂的概念，而聚焦对文学和人本身的思考和理解。

“当下，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到人工智能时代人可能面临的种种危机，这时候再来读谢老师的文章，我们对于自身也会产生很多进一步的思考”。

活动现场，作家朱山坡、黄灯、张鸿、子禾，诗人黄礼孩、梦亦非，评论家唐诗人等也陆续上台分享了自己对《文学的深意》一书的阅读感悟，讲述了谢有顺所进行的文学评论对自身创作实践的影响。

他们表示，谢有顺的评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思想深度、人格力量，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为文、为学、为人等方面都能影响他人，并引发他人的思考。

而谢有顺也表示很珍惜这份文学友谊，他认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习是大家共同塑造的，他引用尼采的话说，我的写作，不仅包含了我的精神，也包含了朋友们的精神。

文｜记者 孙磊 通讯员 朱英豪

图｜主办方供图

1月6日，2024广东游戏产业年会暨“金钻盛典·年度游戏成果发布”仪式在珠海举行。

会上，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昆发布了《2024年广东游戏产业发展报告》。

该《报告》显示，2024年广东游戏营收规模达到2604.31亿元，同比增长6.26%，占全国比例为79.94%。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指导，珠海市商务局支持，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主办。

2024年广东游戏营收增长6.26%

《报告》提到，根据Newzoo预估，2024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预计为1877亿美元，同比增长2.1%。

细分市场方面，移动端游戏和客户端游戏保持增长，而主机游戏市场同比下滑了1个百分点。

就广东来说，2024年广东游戏营收规模达到2604.31亿元，同比增长6.26%，占全国比例为79.94%，对比去年80.9%的全国占比有所下滑。

对此，鲁晓昆表示，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广东游戏在2024年新品上线数量较其他地区少，此外上海、北京等地的游戏公司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这直接分流了广东游戏公司的用户和营收。

国产3A主机游戏市场潜力巨大

从广东游戏行业分类营收情况来看，2024年广东移动游戏营收规模达1967.82亿元，占全国移动游戏营收规模的82.61%。全国移动游戏占有率仍在提升，而近三年占比一直超过80%，持续保持分类营收的强势表现。

2024年广东客户端游戏营收规模达601.6亿元，占全国客户端营收规模的88.50%，全国客户端占有率同样保持增长。在广东头部客户端产品的带动下，今年为越来越多新产品上线采用了多端并发的方式，全国占比优势持续扩大。

对比来看，广东其他游戏营收规模达14.06亿元。鲁晓昆指出，《黑神话：悟空》在主机端取得的卓越表现说明国产3A主机游戏市场潜力巨大，特别是移动端、客户端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存量时代后，其他游戏会是未来游戏收入的重要增长点，需要行业持续关注、重视。

小程序游戏营收进入增长快车道

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广东小程序游戏营收规模达262.92亿元，同比增长119.1个百分点，占全国小程序游戏营收的66%。

小程序游戏是近几年来国内游戏行业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而广东小程序游戏营收更是进入增长快车道，增幅大于全国整体趋势，占全国小程序游戏营收比重也有所增加。

《报告》还显示，广东游戏企业营收规模呈现出明显的梯队分布，第一梯队腾讯，营收千亿级以上；第二梯队有网易和三七互娱；第三梯队，十亿级以上的企业有16家；另外还有一大批成长性企业后备，年营收超过亿元的企业超过20家。

此外，广东已有27家上市游戏企业，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居榜首，足以看出广东的游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强劲。

广东游戏“走出去”蓬勃发展

2024年，广东游戏出海取得不俗的成绩。《报告》显示，2024年，广东游戏出海营收规模达到42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9%，实现了近几年来的快速增长；在传统移动游戏出海基本盘保有下，2024年，广东游戏也在小游戏出海上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同比高增长。

鲁晓昆分析，这得益于腾讯、网易等龙头企业开发面向全球发布的高质量移动游戏，如在大型的竞技游戏、大型社交游戏上取得长足的优势；另一方面，丰富的数值驱动的RPG游戏数量也成为广东游戏“走出去”的代表，在港澳台地区、日韩市场掀起波澜，为广东游戏出海收入的蓬勃发展注入不小的力量。

“在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不能忽视创造出海收入的广东主力军队伍多集中在头部企业和老牌厂商，多年来鲜见能从中跑出新面孔。”鲁晓昆指出，由此看来，我们除了要在头部企业的发展上给予支持外，也要加大对不同的游戏企业培育的重视。

根据《报告》，2024广东移动游戏出海重点地区分布中，日本是出海收入最多的地区，占31.04%；其次是北美和韩国，分别占22.43%和11.96%。

从出海营收规模划分，广东出海营收在10亿元以上的第一梯队企业有腾讯、网易、三七互娱、4399、易幻网络、库洛游戏、灵犀互娱以及冰川网络；出海营收在1亿元以上的第二梯队也有将近20家企业；而收入在5000万-1亿元区间的第三梯队企业仅有3家，游戏出海业务第三梯队后备力量仍需加强。

文|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杨嘉明

图|主办方提供

日前，“复旦全球史书系·东西之间丛书”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办。

新书发布会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

丛书主编、作者，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代表共聚一堂，围绕中国历史学界现状以及全球史的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应对中国历史学界现状，历时五年策划主编丛书

2023年，复旦全球史研究院正式成立，致力于弥补国内全球史研究的短板，打破国内中国史、世界史研究分隔的旧框架。

“复旦全球史书系·东西之间丛书”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先生主编。

丛书大致有五条遴选标准：第一，主题与全球史、东西方交流或东亚海域内部交流史相关；第二，运用全球史或区域史研究方法；第三，运用多语种史料；第四，目标读者群体为国际历史学界，以与国际学界交流和对话为目的；第五，应为高质量的优秀学术著作，尤其是在理论、方法上有创见的著作。

丛书首批三种包括《首位华人主教罗文炤研究》《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18、19世纪药材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一部从中国出发的自然知识史》，于202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丛书主编董少新现场介绍了丛书的策划理念及后续规划。该套丛书从2019年开始策划，不仅为优秀的博士论文转化为学术著作提供机会，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中国历史学界现状的一种应对。

董少新认为，中国历史学界起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理论薄弱。时下一些重要的历史学概念、理论，没有一个是中国学界提出的。第二，与国际学界的深度对话还不够。引入外国成果本是好事，但目前仅仅停留在引入与跟风，缺少有质量的交流与批判。第三，大多数的中国历史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国内历史学界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第四，重专题研究而轻通史。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少有中国通史著作，更是几乎没有世界通史的著作。第五，史料的重复整理与出版现象严重，且历史论文、著作常常沦为史料的堆砌，可读性极差。第六，重论文而轻著作。著作具有论文无法取代的价值，但现今的史学著作却越来越像论文集，这与考核体制以及学界浮躁的学风有关。

董少新先生希望以这套丛书能激发年轻一代学者谋求改变历史学研究现状的动力。

AI时代全球史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陈恒通过在线发言，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历史话语权是如何丢失的。第二，中国史学界现状究竟如何。第三，在AI时代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

陈恒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的学术中心基本都在西方世界内部，中国原本所拥有的历史话语权逐渐丢失。

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视野还不够开阔，且各史学学科间缺乏交流。AI时代，既有挑战，也有机遇。近些年，全球又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出现了某些保守与固步自封的思想。而“东西之间丛书”，正是应对这些危机的可贵尝试。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回顾了四十年来，复旦学者从中西交通史，到中西文化交流史，再到今天的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演进。

“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不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大有可为。” 李天纲教授认为，可以继续推进交流式的研究，将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打通联系起来。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张西平看来，单一语言的中国史书写已经过时了，中国史不仅是由中国人用中文写的。

做好传教士中文著作的整理，并系统地梳理西文中有关中国的史料，将之纳入中国史，非常重要。同时，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也应该阅读西方的文献，利用西文在欧洲史里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进入欧洲史的研究，表达中国学者的全球史观点。

文字|记者 何晶

图片|主办方提供

文｜李谷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2022级

我的20岁，不过是四年前的事，我却把当时和现在划分为两个人生阶段。

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我在读本科，如今已在读研。而是因为我在20岁那年认识了你，我们一度那样靠近，但如今已渐行渐远，在空间和心灵上都是。

如果我能回到20岁，将过去重来一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希望不要表现得那么笨拙。那是一个雨天，未曾谋面的你在微信上提出想寄存几本书在我这里。

我提早在约定的地方等待，却迟迟不见你，直到你从背后走上来问我是不是某某某，我才笑着解释说以为你会从另一边走过来。你在我的手心里放了一颗巧克力，我忘记了道谢。为了避免下次见到你时脸盲，我还盯着你看了好一会儿。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反复自责于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够美好。

如果我能回到20岁，我希望时光能在那些时刻流逝得慢一些，我们之间发生的有些事或许就不会发生。

有时，我独自在校园僻静的角落写日记，嘴里含着你给我的小饼干或糖果，在思考的间隙想着你，舌尖的甜味就一直漫延到心底。下午最后一节课后，我们一同离开教室，我常把手伸进你的臂弯，你微笑着，似乎是喜欢我这样做。

还有那天晚上，我陪你走到车站，在等车时鼓起勇气向你倾诉了心声。隔着手套，我们握住彼此的双手。看着你上车后，我转身离开，手心里留着你的温度，11月的风也不能让我感到寒冷。

如果我能回到20岁，我还是希望会听到你说那些动听的话语，却不会再那样当真。那么当我听到你说，没有人会像我对你那么好，我会希望在我的园地里种满蔷薇，甚至不再需要其他草木。因为你的话就像蔷薇花一样绚烂，当我伸手去触碰，不顾棘刺，却扎得我鲜血淋漓。

当我表示，自己想先去外地的理想学府求学几年，你却执意留在此地，说几年后我们再重聚。你说，如果到时我回来，我们还能在一处，那就是真爱了。曾经天真的20岁的我不假思索地说，只要你也不去别的地方，几年后我就回来找你。你说好。

但那个20岁的我不曾想到，誓言是那样容易被风吹散。

如果我能回到20岁，我还是要去学习表达和沟通的艺术。有时我精心准备了小礼物给你，你责怪我自作主张送你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还说我不知道什么适合你。

其实你的话让我伤心，我却只是保持缄默。或许是因为我一贯不善争执，或许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对十分优秀的你心存仰慕，我在我们这段关系中应该始终处于相对弱势。那个20岁的我应该明确地告诉你，我希望的关系并不是这样。

当然，我也不希望成为强势的一方去压制你，蛮不讲理地让你事事顺从我的意愿。我想要的关系里，有尊重、平等、欣赏和爱。而你对我，缺少了前两样，我对你的后两样也可能随后被消磨殆尽。如果我把这些和你说清楚，可能我们的关系会继续发展，我也可能更有信心留在你所在的城市。

不过，如果我能回到20岁，我仍然很可能只是短暂地停留在你所在的城市。我曾问及你的打算，你说你喜欢那里温和的天气与适中的生活节奏，日后不愿离开故地。

我并不反感快节奏的都市，也希望能有机会在广阔的天地尽力驰骋。但因为你，我会将你的故乡视为我的第二故乡，20岁的那个我曾设想过我们的余生会如何在那里度过，居住在哪个具体的区域，我能在日常生活中为你做什么。

但当我们之间的热情褪去，冷静下来的我现在才想到，远离家乡的决定，对我的父母是有些亏欠的，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也是不够理智的。

可是，我假设了那么多，都没有假设一开始拒绝为你保管几本书的请求。或许这个故事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你不知道的是，那一次，我因为担心你找不到地方寄存书，还重买了回家的车票，也曾自嘲干吗要傻傻地多管闲事，还要自付退票的手续费。

但我要承认，后来的事情让我知道，用几十元的退票费揭开了一个生命中的美丽篇章，是多么值得。我承认，和你之间的故事，仍是我回首20岁时最珍惜的故事。

也许，如果回到20岁的是你，你并不会作出这样许多和我有关的假设。但就如我的闺蜜所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你照亮过我的那一程。因为渴望着靠近你的光芒，我明确了自己深造的想法，这几年来一直勤奋努力，现在和未来也不会停止。

这些都是你的出现带给我的，我深深感激并祝福你。

我想，我们之间的故事虽有遗憾，但我的20岁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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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子熙 暨南大学翻译学院2024级

我和小明、小红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们仨什么游戏都一起玩过，但最喜欢的还是踢皮球。皮球在我们脚下倒不仅仅是用来踢的，而是像看电影时手边得有些吃的一样，它成了我们聊天的附属品——嘴巴在运动，身子也得顺便动动，还可以美其名曰“锻炼身体”。

今天我们又照常在大院里踢皮球。皮球是小明昨天新买的，上次那个球挺耐踢的，但终究还是退役了，小红现在看到新皮球还有点不习惯，嘟囔着说想念老皮球了。

“说起来，今天下午放学前，老师不是喊我去办公室了吗……”小明开启了今日话题。他总不喜欢好好地讲完想说的事，而是要留一个上扬的尾音来等着别人接茬。

小红在做热身运动：“又有啥事呀？”

“校运会要来了，每个班都得设计个班服。老师把这事扔给我，让我自己看着办。”小明苦恼地说，“没办法，毕竟我是班长。”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问。

“唉，原本是想交给文娱委员的。”小明说，“结果他说自己不擅长设计班服，希望我换个人选——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吗？”他说着，把球踢到小红那边。

小红右脚踩在球上，随意滚了滚，将球传给我：“我记得上次班服是你设计的？”

“唉，别提了。”我有些无奈地接住球，“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上次也这么说的，最后抽签抽到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可我不会画画呀！”

“可怜的娃儿。”小红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趁机把球踢了回去：“但是你会呀！”

“我是学委，不是文委。”小红淡淡地说，顺手踢给小明，“我很忙的。再说我也不会设计衣服，到时候弄出来大家又会嫌弃，这锅谁来背？”

我们陷入沉默。

最终小明开口道：“事已至此，不如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吧。”我和小红点点头，默契地各回各家，喝水，又回到大院。

“我寻思还是让文委自己弄吧。”

“同意。”

“同意。”

“哦对了，除了这个，还有一件事咱得再说说……”

我们又开始踢起了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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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来自广东的“春节请帖”！

气温刚好，和风丽日；风景正美，温暖以待。请到广东过大年，给你一个温暖的冬天！

1月8日晚，“请到广东过大年”2025年广东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深圳市福田市民中心广场举行。

文 | 记者 黎存根

海报、视频 |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文｜李彦湄

腊月的小县城，总是弥漫着腊肉的香气。在我记忆最深处的那个老院子里，爷爷和他的腊肉，是我童年最鲜活的回忆。

爷爷年轻时是一位教书匠。他在院子里种菜，在墙角晒咸菜，最让我着迷的却是他每年冬天熏制腊肉的本事。“现在城里人图省事，腊肉都是直接买的。”爷爷常这么说，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腊肉讲究的是火候，是经验，更是一份心意。”

每到腊月，爷爷总要早早起床，穿上那件褪了色的老棉袄，顶着寒风去城西的杨记肉铺。杨老板是他的老熟人，每次都要留着最好的“二刀肉”给他。我有次跟着去，听杨老板笑着说：“老李先生，您这眼光比我还准。”爷爷就会得意地捋捋花白的胡子，说这是几十年的经验。

奶奶总说爷爷是个“犟老头”。别人家熏个腊肉，三五天就完事，爷爷非要熏上半个月。但爷爷说这叫“慢工出细活”，肉要在文火里慢慢熏，才能入味。每天深夜，他都要起来看火。有时我跟着去厨房，总会看见他坐在小板凳上，就着煤油灯打着瞌睡，却死活不肯回屋睡觉。

最难忘的是爷爷教我“认烟”。他说熏腊肉全凭烟色，烟要“轻、细、匀”。烟重了，肉会苦；烟断了，肉不入味；烟乱了，火候就不到位。那时我总学不会，他就让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烟气怎么在月光下缓缓升起，又是如何在房檐下打着旋儿。

奶奶常在一旁念叨：“你这是在教你孙女熏腊肉，还是在教她写诗呢？”爷爷就笑，说这两者原本就是一回事，都讲究个意境。现在想来，或许是他骨子里还留着教书先生的习气。

有一年，爷爷摔了腿，躺在床上直叹气。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做腊肉的时节要到了，今年怕是做不成了。”那年我刚上初中，便学着他的样子，去杨记肉铺选肉。杨老板认出我，说：“这气质，像！真像！跟你爷爷年轻时一个样。”

肉买回家后，爷爷坐在床上，手把手教我打结、调火。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腊肉的味道里，藏着这么多心思，这些心思中不仅有时间的沉淀，更有浓浓的亲情。

如今我在北方工作，城市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商场。透过落地窗望着外面的璀璨灯火，我常恍惚觉得自己离老家那个小院越来越远。去年过年回家，刚推开厨房的门，就被那股熟悉的烟熏味道包裹住了。

一抬头，便看见那面熏得发黑的土墙——岁月痕迹就这样安静地刻在墙上：底层是最深的黑，是爷爷刚搬来时的年代；中间有些发黄的斑驳，那是我童年时期的见证；顶部的新痕还泛着浅褐色，是这些年爷爷坚持熏制的印记。

爷爷现在年纪大了，但每到腊月，还是要去杨记肉铺转转，看看那些年轻人选的肉是不是够格。前几天视频通话，爷爷问我：“现在外头的腊肉好吃吗？”我说，不好吃，不如您老的手艺。他笑得眯起了眼，说：“等你下次回来，爷爷再教你。”

我知道，爷爷的腊肉里不只有烟火气，还有他对生活的坚持，对家人的牵挂。那些弥漫在老院子里的腊肉香气，是我们这个家最珍贵的传承。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爷爷的“细活慢工夫”看似落伍，却留住了最真实的生活味道。每当想起那个在月光下调火的背影，我就明白，有些事情，就该像熏制腊肉一样，得慢慢来，细细品。

文｜孙开元

台湾作家张晓风写过一篇散文，说她的指甲刀从不给别人用，包括她的老公和孩子。这样，她想用指甲刀的时候随手就能拿来，不至于东找西找。那是一把只属于她的指甲刀。

男人也愿意拥有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于我来说，现在只属于我的，恐怕就是我的口琴了。

我从小就喜欢口琴，这也是我唯一会用的乐器。上小学时，父亲给我买来一支口琴，锃亮的琴身，绿色的琴格，很漂亮。当时我都没听说过村子里谁有过口琴，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口琴，自然爱不释手。

父亲会吹几支曲子，他教了我一些吹口琴的基本方法，口琴盒子还有一小本说明书，我就兴致勃勃地照着说明书学了起来，逐渐也能吹出简单的歌曲曲调。我学会吹奏的第一支曲子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虽然刚开始只能断断续续地吹下来，但已经非常兴奋了。

有一次，表兄来我家，他也会吹口琴，于是主动要教我一些小技巧。讲了几句，他拿起我的口琴就作示范吹奏起来。我怀疑他与其说是在教我，不如说是想蹭琴吹。

后来，村里的一个二哥来我家串门，也看到了这支口琴。他从来没吹过口琴，好奇心大起，非要和我学吹口琴不可。有人来学琴，我自然很有成就感，但是他没口琴，只好也用我这支了。

于是乎，我吹几句后就把口琴递给他，他再吹几下。我看他吹得不对，又把口琴要过来，再吹一次给他看。二哥平时香烟不离嘴，他吹完口琴，口琴上也带着烟味儿，但我那时也不在乎，两个人吹得其乐融融。

后来，我们搬到了外地住，我去上学，后来生病又去治病，便好多年没吹过口琴了。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用口琴吹奏《威廉·退尔》序曲，他的琴不大，但吹奏得激情澎湃。我感到惊讶，一支小小的口琴竟能吹得这么帅。

欣赏之余，我决定再买一支口琴。左挑右选之下，一狠心花三百多块钱买了一支口琴。对我这个初学水平的人来说，这支口琴有些奢侈，比这便宜的琴很多，但是因为贵，我会更珍惜它。和我最初拥有的那支一样，这支口琴也是明亮的琴身、绿色的琴格。我吹奏了一下，比以前那支更悦耳。这次我想好了，以后不再跟别人共用一支口琴。

一架钢琴谁都可以弹，一把二胡谁都可以拿过来拉，口琴需要用嘴接触，应该专琴专用。从这一点上来说，口琴最干净。

也有人说，口琴容易脏，因为每次都要用嘴含住口琴吹奏，口水会进入口琴里面，时间长了口琴里容易积聚灰尘，藏污纳垢。此话不假。但是反过来讲，正因为它容易脏，我会倍加爱护。每次吹奏完，我都会将口琴在一块干净的擦琴布上拍一拍，再轻轻擦拭干净琴身，然后放回琴盒里。

新口琴买回来之后，我想，这次练些什么曲子好呢？《威廉·退尔》序曲虽好，对我来说难度太大，还是练些简单的吧。我练起了自己喜欢的小曲《小苹果》《北国之春》，又回顾了至今仍然喜欢的曲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吹得不亦乐乎，仿佛回到了童年。

现在，我每天都把这支口琴放在手边。吹完口琴拿着琴布小心翼翼地擦拭时，忽然想起了一句体现修行人心境的禅诗：“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写过一首诗《赠无为军李道士》，讲了个故事：欧阳修认识一位善于弹奏古琴的李道士，这位道士当时年已七十，但是鹤发童颜，“面目明秀光如霞”。

欧阳修问他有什么养生妙法，李道士先是给他讲了几句养生忠告，然后说：“又云理身如理琴，正声不可干以邪。”意思是说，他的琴只弹奏高雅的音乐，所以琴声好，人的养生亦应如此。道无处不在，在欧阳修的诗中，一把古琴简直成了这位道士的修身法器。

琴如心也，不但需要勤加拂拭，而且要多一些“正声”。如此，方可以说：这是一支只属于我的琴。

文｜刘妍

史书记载，黄帝烹谷为粥。吃粥，在中国已有6000-7000年的历史。中古前，“粥”称之为“糜”，到了唐宋，“粥”字大行其道，通用至今。北宋时期潮州先贤吴复古推崇白粥，称其为“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吴复古喝粥养生理论流传并影响至今。

如今，走进潮州，一日三餐喝粥仍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

我亲眼见识且体验过潮州街头那些粥店，几乎每家店都会有人头攒动的排队盛景。

某次，在市区街头一家粥店前，当我拿到排队的序号纸时，前面竟还有50多桌。我排了半个多小时队，序号只向前挪了10多桌。难耐饥肠辘辘，我只好果断放弃。可次日，我又按捺不住地再次前往，这次特意错峰就餐，才终于不用受排队之苦。

店家将白粥用铝制大桶盛好放在一旁。白粥只是这家专营店里的配角，主角其实是荤素相宜的配菜。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碟子盛着各式配菜，竟有上百种，几乎要把桌面堆满，就等客人排队上前，依次自取，放入托盘，然后各自找到空桌子坐下，再去盛白粥。

白粥随客人心意可任意添加。店家只按照配菜碟的不同来计算价格，在手边的白纸上作个记录。我学着其他客人的样子，快速高效地完成了白粥和配菜的采集，心满意足地坐定桌边，准备开吃。好吃诱人的配菜实在太多了，总觉得面前这无穷小的餐桌与自己无限膨胀的食欲，在那上百种配菜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却又很不甘心。

这家店的墙壁上明明还写着不少名人到此一游后留下的金句，可每位食客眼中却似乎只有配菜与粥，对那些所谓“金句”都不过只匆匆一瞥，便继续低头，只深耕桌面的那块“田”。

潮州白粥的米粒和米汤，泾渭分明，米粒饱满，米汤浓郁，就着美味的配菜，让人大快朵颐。吃着热气腾腾的潮州白粥，我突然想起一位老友——众人眼中“86后”的翘姐，想起她做的冷水白粥。

刚过了86周岁生日的翘姐其实也是生于潮州、长于潮州的，她当年赴海南黎乡，与当地的黎弟黎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编排出民族民间舞蹈《三月三》《草笠舞》《摸螺》等经典舞蹈作品，成为“黎舞之母”，并获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她每每回忆起当年，就会说：“我的黎弟黎妹们也爱喝白粥，爱稀不爱干。”多年前，她与当年那些黎弟黎妹重逢，还特意在家中亲自煮粥给他们喝。

翘姐说，黎乡天气炎热，当年他们早上吃过早饭便外出劳作，割胶、种田、种菜，一顿辛劳后，下午两点多回到家，在早饭内添一些冷水，就开吃；晚八点左右，到晚饭点，又在早饭里添一次冷水，再次食用。一日三餐，便都是白粥配咸菜。

所以她那天煮的白粥，上桌前也会加一勺冷水。她的黎弟黎妹们一碗接一碗地吃着，米粒还挂在嘴边的黎妹，突然抬起头，瞪大双眼，冷不丁地说：“你，懂我们。”那是多年朝夕相处之下，对彼此饮食习惯的熟悉——加一勺冷水，口感更合心意。

我想，潮汕平原夏季也是炎热且漫长的，潮州人爱喝白粥或许与海南人的理由也差不多。不过我还是最爱我眼前的滚烫白粥，就着配菜，就是人间最美的烟火味道。

2025年第一天，羊城晚报携手荔枝APP推出全新音频节目“花地有声”，作家王十月是首期嘉宾。

圆圆的脑袋，和善的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采访间隙忙乎着签字、倒茶。当这样的王十月坐在你面前时，你很难把他跟“凶猛”“狂妄”“野生”这样的词汇联系起来。

但是，当你翻开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舍昼夜》时，你会发现，王十月还是那个王十月，一直跟自己较着劲。他赤诚面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解剖自己。安逸与痛苦，肉身与灵魂，生存与良心，像是他的左右手互搏。

当年，只有初中学历的王十月，读了一些书，怀着理想主义，从湖北农村来到广东打工，又从流水线走向文坛。这一路，摇摇晃晃，却始终与文学为伍。他的人生，在外人看来是一场光鲜的命运逆袭，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场持续与自己作战的过程：知道自己不能那样活，但不知道还能怎样活。

王十月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在《不舍昼夜》中塑造了一个不彻底的人——“70后”主人公王端午。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作家本人内心的挣扎，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困境：始终觉得自己能干点大事，却一直在日常的琐碎中消耗自己；内心有坚守的道德和星空，但是又被生活所迫当了几回“坏人”；不想被世界改变，却一直在被世界改变，被时代和命运重塑……

湖北乡下：阅读是精神“避难所”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的一个村子。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初中毕业那年，母亲意外辞世，考学失败的王十月在家种了两年地。在他离家二十多年，重返故乡时，村里人还念叨着他当年在村里跟别人不一样。说好听点，是特立独行，难听点，就是孤僻、不合群，当时村里人都说他是“疯子”。

童年时期的王十月，跟王端午有着诸多相似，体弱多病，性格内向而拧巴，沉默而羞涩，轻易不说话，一开口就噎死人，喜欢挑战权威。从小跟父亲对着干，大一点和老师对着干，再大一点和村干部对着干，“用我们那里人的话说，是喜欢摸老虎屁股，这个毛病，到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没有改。”王十月就是那个“不服周”的楚人。

荆楚水乡湿地的秀美风光，滋养了王十月内心细腻、温和的另一面。多年后，当王十月因“打工文学”这个标签走红，人人都以为他只能写出粗粝的文字时，他笔锋一转，出了一本《烟村故事集》，延续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的抒情小说传统，用清新质朴的文字书写了故人、故乡、故情，生动再现了荆楚乡村的风土人情。

阅读，是少年王十月的精神“避难所”。刊物上的小说，地摊上的读本，意外获得的《存在与虚无》，在十五六岁的少年心里建立了一个自由辽阔、诗意无疆的世界，但那个世界是乡村所不能给予的，现实的硬壳只是将他困得动弹不得。

找不到出路的王十月，每天清早起来跑步，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看书，一不小心就骑到水沟里。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因偶然结识在县老年大学讲诗词的老诗人徐永宾先生，王十月每周六一早骑三十多公里的自行车去县城听课。

小时候，王十月最喜欢放牛，因为可以一边放牛一边读书。他也不知道那时文化相对贫瘠的农村哪来那么多文学读物，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张承志的《黑骏马》，乔雪竹的《今夜霜降》，还有游国恩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流沙河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郑愁予诗歌《错误》里写的“哒哒的马蹄声”，至今还在王十月的脑海中回响。

读书大多在农闲时节。湖北的冬天很冷，“冬夜读《聊斋》最过瘾，刺激，又怕又爱，总是梦想着有个狐仙会爱上我，却又害怕女鬼。”最意外的还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王十月读不懂，就摘抄一些“金句”。当时村里的中专生跟他分享汪国真的诗，他瞧不上，颇为自得地跟对方说：“我在读萨特。”心里想，“比你看的要高级”。

当年王十月读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主人公金世遗攀爬高峰“一心赴死”的勇气让他热血沸腾，想凭着有限的地理知识，沿着长江流域徒步走到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山。

王十月从家里带了两件衣服，也没有钱，想着哪怕一路乞讨过去也行。早上出发，一路上手里拿着棍子，嘴里哼哼哈哈，觉得自己是个大侠。走了二十多里路，到镇上天已经黑了，冬天又冷又饿，然后对面开来一辆拖拉机，王十月毫不犹豫地翻身爬上去了。回家后，跟谁也没提起这件事。当时王十月就意识到，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在村里待着，做不了大侠。

但他并没有真的死心，因为读过的书早已给他打开另一个世界。

“广州，我来了！”：不安分的打工生涯

王十月终究还是离开了家乡。

起初是农闲时，在家乡周边的建筑工地做小工。白天做重体力活，晚上不加班，就到县文化馆跟王子君先生学素描，后来学工笔，周末去听诗词课。无论是画画还是诗词写作，王十月都展现出罕见的灵气。

《春江花月夜》读几遍就能背诵，最喜欢《古诗十九首》、陶渊明、李贺、李商隐，当时不那么喜欢李白，更不喜欢杜甫。也读了两本外国诗，《莱蒙托夫诗选》和《济慈诗选》。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些阅读为他后来的小说写作打下坚实的文字功底。

学画画，学诗词，王十月并不是那会儿就想好了要当个作家或者画家，只是单纯不想当一个农民，就是不想好好种地。“那几年特别迷茫，也特别痛苦。眼看着年纪大了，家里说对象我也看不上，一心想找个说得上话的。”

后来在一个学画同学的介绍下，王十月进县城纺织厂当机修学徒。十五六岁，未成年人，干了没多久，车间主任总是骂他笨，受不了这气，就出厂了。又跟一个初中同学出门做小贩，咸宁、孝感，后来到汉阳，做得很失败，同学就说回家吧，王十月坚持留在武汉找工作，差点被骗去黑砖窑厂，半路上他感觉不对劲，逃了。

“当时我手里就剩下十几块，同学说回家，我坚持要去看看黄鹤楼，那会黄鹤楼的门票好像就要五六块。看了黄鹤楼可能就没钱买票回家了。”在人生的诸多分岔口，“生存还是毁灭”，不仅仅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的问题，更是王十月后来漫长人生经历中所需面对的困境。

转折点出现在1992年。《外来妹》火遍大江南北，“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风靡全国。这股打工潮蔓延至湖北偏远乡村，王十月揣着200块钱，还有一本厚厚的宋词选集，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广州。火车到站时，天还没亮，王十月对着天空，心里默默喊了一句：“广州，我来了！”

当王十月终于逃离湖北乡村那个困住他手脚的铁笼子，却又一头栽进无休无止的工厂流水线。他原以为自己可以一展拳脚，结果却只能在流水线上一遍又遍重复地给圣诞公仔的眉毛涂颜色。“难道我一辈子都干这个？或许有人可以，但我不行。”

不管是在农村种地还是在工厂打工，王十月都不安分。从1992年到1999年，王十月换了三十多种工作，丝网印刷，制版，美工，印花厂杂工，玩具厂调色师，造漆厂执色，制卡公司生产主管，瓷砖厂搬运工，仓管，印刷主管，QC，IPQC……打工打得五花八门。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阅读和写作的热望。打工之余，他经常去旧书摊淘书。打工住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铁架床，王十月都是睡上铺。为了方便管理，工厂宿舍晚上不熄灯，下班后就趴在床上写小说。在车间里也写，写在印刷试样的卡纸背面。写一篇草稿，然后抄到方格纸上。

打工经历让王十月尝遍人间酸甜苦辣，给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题材富矿，奠定了他写作的基调，在他的性情中垫上一层草根的底色。

正如他在散文《关卡》里所写：“印刷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天那水气味。苯已深入到了我的身体里，融入了血液中，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能从我身体里弥漫出来的刺鼻气味判断出我的职业。甚至在离开工厂一年后，我的身体里还散发着天那水的味道。”

谁能想到，天那水的味道，方格纸上的草稿，后来成了王十月走向文坛的通途。

文学之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王十月的文学之路，格外顺畅。

2001年发表短篇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获《作品》全国精短小说奖；2004年以“王十月”的笔名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2007年创作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从动笔写作到问鼎鲁奖，王十月只用了7年的时间。

看似顺畅，但文学这条路其实并不好走。多年后，王十月对女儿要求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不要当作家，因为当作家太苦了，身苦、心更苦。“像我这样的低学历打工作家，一直是被主流文学界轻视的。鲁迅文学奖的肯定，让我获得了自信。”对写作者来说，信心比黄金重要。

最早，王十月给报纸写“豆腐干”文章。当时他在佛山南海下面的一个镇打工，《南海日报》每周六出一版“外来工”版，发表几篇五六百字的打工故事。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就开始写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投到《大鹏湾》杂志就发表了，后来又投了一篇《活着总得折腾点啥》，这两篇稿子让王十月谋到了编辑的差事。从2000年到2004年，王十月在《大鹏湾》当了四年的编辑、记者。这段当编辑的经历，让他跳出打工看打工，写作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

从《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到《无碑》，再到《收脚印的人》，王十月在“打工文学”领域一路高歌猛进。起初，他很不喜欢“打工文学”这个标签，仿佛低人一等，不高级。这对一个十几岁就用《存在与虚无》来显示文学品位的人来说，不可忍受。他希望把他的写作跟莫言、余华放到一个评价系统中PK，一较高下。现如今，当“打工文学”的热度退去，再次谈到“打工文学”这个标签时，王十月不仅主动认领，还自诩这是他的精神“胎记”。

就在大家都把他视为“现实主义作家”时，2017年，他突然转身，写了一本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小说中探索的却是最现实的现实问题。“他写下了他的生命观，写下了他对时间的认识，对爱的认识。”

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对王十月的评价：“王十月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小说和散文，无不包含着他对自身经验的确证，以及他对现实的观察、对他人的同情。面对现实，他有严厉的审视，也有精微的雕刻，他渴望介入当下社会的一些侧面。”

文学上的成就，让王十月克服重重阻力，进入《作品》杂志当编辑，工作几年后成为《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然而，尽管已年过五十，他依旧时常愤怒，动不动就想跟这个世界干一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向往安逸，却又不能将头扎进沙子里去安心于这安逸，无法漠视日日发生的那些不合理，想让事情呈现它本该有的样子，却又一次次将心中这仅存的火焰自我浇灭。

这些年，王十月在选择安逸和让事情回到它本来的样子之间折腾着。

王十月终究不是个向命运低头的性子，他不仅拿着石头打磨石头，还一直妄图推着石头上山。沉寂多年后，他再次提笔写起了小说，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不舍昼夜》的初稿：“改变世界难，不被世界改变更难。我想写的，就是这既被世界改变，又不甘被世界改变的个体的抗争。他们被裹挟着前行，努力、挣扎，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王十月喜欢与命运抗争的悲情英雄，即罗曼罗兰所说的，＂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度，书名改成了《荒诞与激情》。人生是荒诞的，但他更喜欢那在荒诞中满怀激情地挣扎与奋斗。“许多人年纪越大越靠近老庄，而我相反，年轻时热衷老庄，年纪越大越觉得逆水行舟更为可贵。”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了一个选择题：是做一只麻木但快乐的猪，还是清醒却痛苦的苏格拉底？王十月笑着回答：“如果可以选择，当然想做麻木快乐的猪，但我读了一些书，无法麻木，只能痛苦。”

文｜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